也听说过外儒内法之说。最后我觉得：在古代社会治理，统治层和百姓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远远没有显在统治者和隐形竞争者（即政治权术，中国法家而非法治）重要。有的时候人们认为皇帝是中央集权的，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宰相为主的官僚、藩王、个人层（后妃、宦官、亲戚）不同程度分化了这些权力，甚至使得皇帝权力极度削弱，也是战乱的原因之一。为何这样的分权并不如某些分权有效，为何这种私底下拧耳朵、踹屁股的斗争发展不出来具有透明、中立规则的费厄泼赖可能是更有趣的问题。

又秦晖在“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中也认为，清末外交官出使欧洲会心生西方社会民风淳美，而国内则官暴民刁。

那么，道德是如何发育的？

即汉惩秦之弊，刻意不那么精确，但与后世相比，仍留下法刻薄，刀笔吏弄权的印象，例如周勃入狱受制于狱吏，冯唐直言文吏以法绳边将之功，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

故与唐代及其后世相比，汉晋人要精确得多，重法得多。斩级计功，封户等是多少就是多少，唐及唐以后就虚浮与近代类似，官名一报一大串，帝号也如关公号一样大长串，杀敌斩敌多虚浮，封户也有实封与虚封之别。

第二帝国唐宋，第三帝国明清，都是基层一盘散沙型的外强中干帝国，不能如汉晋一样精确管理到局部，法若严格执行，必不能切合实际，必大违情理，故必须要用儒家的中庸来调和。

故唐宋后，法多是鞭打快牛的疏法，国是损民益上之国，中国不守法，讲究通便，家重于国，是实际使然，是人民的自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