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像循环论证，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两个问题有时间先后。在这个和尚问题中，我们先用其他理由来论证和尚是否具有某种权利，然后再用这个论证的结果来判断，和尚的名誉的利益，是否应受法律保护。

我好无聊啊，哈哈。

在这三个事例中，虽然没有三类权利的受侵害，但有相应的利益受损害，当这种利益受法律保护时，辉格就称其为权利了，因此，在辉格的话语体系中，这三个事例中可以存在受侵害的权利。

区别在于，辉格并不认为所有利益都要受法律保护，只有存在受保护的利益受侵害的情况，才可能构成违法，至于什么利益应受保护，则视乎其是否为一种权利。（注）而你认为不必检查该利益是否为权利，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界定违法，例如违反公序良俗。在假冒和尚的例子里，你说：“客观造成宗教团体名誉之损害，且违背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可认定构成“侵权”。”

看起来，你的看法判定违法，要比辉格的容易。

让我们再想一想，为什么，违背公序良俗可以构成违法？是不是因为，违背公序良俗，会造成不特定的某些人利益受损？如果没有利益受损，法律还有无必要维持该公序良俗？如果受损的利益不应受保护呢？

普通人也不是对每个法律问题都有第一反应的判断的，有时他也需要思考一番才能得出判断。但是如果他并不了解法学，那么他的第一反应或经过思考后的判断，就可算是运用常识得出的判断。

我相信常识判断有时是不利的，例如，也许大部分人会赞成最低工资法，这种不利来源于某些普遍的思考漏洞，而法学和伦理学可以修补这些漏洞。嘿嘿，又有进步。

但仍有问题的是，我认为，陪审团仍然是常识判断者，只不过，通过庭审程序，思考漏洞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被避免。但陪审团并不具有某种一致的伦理倾向。在这个案例里，陪审团并不会因为和尚没有服装商标权而推理出结论，毕竟他们不是提交给法官一个和尚是否有商标权的中间结论，而是直接给出是否有罪的最终判决。这个最终判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呢？例如，假如陪审团中的许多人认为和尚是一种神圣的身份，那么，会否影响判决结果呢？

不过，基于宗教自由原则，即便这种排他性在历史上存在过，也理应成为破除的对象。

不过，我确实可以尝试说服那些并非“真正”的非自由主义或非个人主义者，向他们展示，那些由民族等实体所承载的价值，其实是以个人价值为前提的，是个人价值的迂回实现，而“真正”的民族价值应该是像蚂蚁巢群所表现出的那种，类似的，我也可以展示，那些被归诸上帝命令的规范，其实是人类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尽管通常是无意识和无计划的。

2.具体的事例：与有妇之夫通奸、故意侵害债权【债权是相对权，上面已经提过】、欺诈他人致使订立契约等【具体可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

3.我觉得，涉及法律问题时，还是应该找本法律书，看看法律的具体规定和具体构成要件。法律是个精细活，特别是德国的法学，具有非常严谨的逻辑。英美法学界则主要体现在其判决中，论理精致，也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的判断不能依赖抽象原则的探讨。

关于不同层次上的不同窗口，详见：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1128.html

所以实际上，在一条禁则被确立之初，它是由具体个体实际受伤害来获得证明的，和证实侵权的逻辑类似，仅当它已被牢固确立之后，才成为无须具体受害者来提起诉讼的禁则。

这也意味着，即便在禁则确立之后，每个新案例中的被告，假如他愿意且有能力，仍可以“这种伤害已不存在或已不普遍”提出辩护。

假冒和尚罪当然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显然，这个例子不能通过常识，反过来支持理论本身（反而是你用理论去支持例子里的判断）。
那么，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例子，通过常识对该例子可得出有广泛接受基础的判断，进而评判两种理论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