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社会规范中道德规范部分的可言说要求没有那么高，或者说，道德规范没有那么死板。

明知不正当而为，和认为不符合一般化的规范的行为仍是正当的，可以同时存在。饥饿的小偷属于前者，闯红灯的送医者属于后者。至于扔鞋者，则视前面的问题的答案而定。
不可言说的关于正当性的观点，未必要排除出道德规范的范畴，而划入个人价值观。虽然我说不清为什么在某情景中向某人扔鞋是正当的，但当我相信我的行为不会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负面评价，认为该行为正当的观点就不仅是个人价值观了。（此结论涉及什么是“社会其他成员”，如果是较小比例的其他成员，那么道德规范的一般性就强，那些含糊不清的部分，例如向司马南扔鞋就可能要被判为违反社会规范。）

P.S. 《若干用词》一文中的道德定义只界定了道德的恶，而没有界定善，另外，不正当是否等同于恶，“正当”的范围是否等于非“恶”？

但我同意：不可能构建出一个自洽的规范体系，能够适用于所有未知事件，并且符合伦理直觉，这种自洽性和完备性只能在事后合理化时才能获得。

我觉得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首先，它的结论不那么显而易见。如果换成“为送危重病人就医而闯红灯是正义的吗？”争议性就弱很多了。对于后一个问题，结论的显见，既来自于行为的必要性、效果的重要性和因果关系的直接性对于闯红灯这一微小错误的压倒性对比，也来自于它与“普通闯红灯行为”区别的易见性。在假设的例子里，直觉是压倒性的：救人比不闯红灯重要，伦理原则的自洽性也不难实现：“通常情况闯红灯是不正义的，救人的必要而直接的举措要求闯红灯的情景不是通常情况。”

但在扔鞋的例子里，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姑且认为，对于反对司马南观点的人，向其扔鞋是符合直觉正义的。如果持第一种看法的人确实拥有这种直觉，那么，可以说，人们可以因为寻求伦理原则的自洽性，而放弃他的伦理直觉。对于寻求伦理原则自洽性的人来说，在此例中改变伦理判断显然是更简单的做法——实际上，这个直觉本身就不强，而为这个直觉寻求自洽的伦理原则体系又太难了。

对于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他们坚持了伦理直觉，但放弃了构建一套可言说的自洽的伦理体系的目标。“通常情况下向异见者扔鞋是不正义的，但发言者的言论将造成恶劣后果且听者不具备同等话语权时，扔鞋是正义的。”这套伦理原则本身是自洽的，但显然是经不住考验的。比如说，如果有人认为提倡降低福利的言论将造成恶劣后果而自己的影响力远低于前者，那么他向提倡者扔鞋是正义的吗？此例中的第二种意见者，必定不会赞同该正义性。此种意见者，只是为他的伦理直觉寻找了两条理由，而并不试图一般化地支持“不具备同等话语权的听者向将造成恶劣后果的发言者扔鞋是正义的。”

现在，这个案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为直觉构建自洽的伦理原则体系非常困难时，是直觉优先，还是伦理原则自洽性优先？

这仍然是一个价值判断。直觉正义和伦理原则自洽性是两个价值目标，这一问题是让我们为这两个价值目标排序。

实际上，自洽性困难只存在于构建伦理原则体系的过程。任何直觉构成的伦理判断集合都是自洽的，只要他对同一件事(而不是同一类事)的判断是相同的。因为，对不同的事件，无论其伦理判断的结果相同与否，都可以说它们是不同的事件，而不致引起矛盾。同时持有“向韩寒扔鞋是不正义的”“向司马南扔鞋是正义的”，并不构成矛盾，只有在试图一般化时才可能构成矛盾——“向异见者扔鞋是正义的/不正义的”两者是矛盾。

我反复说过，构建一套符合任意事件的伦理判断结果的伦理原则体系是不可能的，也许，从这个“向某甲扔鞋是正义的，向某乙扔鞋是不正义的”例子，可以窥见这种构建目标的困难。好在，通常，个人只是无法言说出他得出伦理判断的依据，而不是不能做出可重复的判断。不仅个人判断的可重复性很好，不同人之间的伦理判断的结果的可预见性也很高。从而，可言说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也就是为构建原则体系，而放弃一些直觉判断，或为自洽性而使不同直觉判断趋同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但是在法律问题上，则不仅要求个人的重复性，还要求不同的法官和不同的陪审团的可重复性，对可预期的要求更高，因而有必要一般化，自洽性要求才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