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以上定义，我所以说：有两部分人在努力的塑造真正的人，一部分是老罗这样的通过修理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问题的人（很惭愧的说，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形成与老罗语录有很大关系，另外，朱学勤，胡平，早期的李敖是促进我转变的四大因素，后来我顺着某个思路看了不少哲学书，现在比较倾向奥派经济学，算是自由主义者），另一部分就不说了。

有关精英，我与你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首先，权贵不是精英。你说的是大精英，能影响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而我心目中。任何能够把一个一个单独的捏合在一起的人都可以叫做精英，例如某一个行业的精英，家族的精英，企业的精英。教会的、甚至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个精英。最起码精英的价值观中，规则重于利益。这样他们才能担当起构架社会的职能。

如有兴趣可以移步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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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角度描述我心中的新精英教育

在我心目中，教育精英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是否教得出的问题，而是必然要做的问题。必须要做的问题。
从小精英开始教育。是精英教育必然要做的事。

所以，规则当然需要从小培养。但是我认为随着孩子的增大，规则的增多。应该有意识的增加其规则复杂度。例如：试着两个人合作做事，并且了解其合作的规则。甚至订立规则。

教育的目的的不同，其实就构造了不同的教育，我不客气的说，很多教育其实是愚民教育的变种。或者是各种“退化教育”，例如卢梭的野蛮人教育，或者某些以教授“纯粹的人”的目的，包括某些有教会背景的教育。或者是为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培养新人（卢安克，为不存在的社会培养人）。我承认这些教育在“求真”层面可能是做的很好。但是这些教育很少提倡教育孩子对应复杂状况。

我认为这不是教育。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我想要培养的是那种能坚守底线，如果有能力就去改变世界的人。

所以，我会积极主动的构造教育环境，让孩子去逐渐作更大的事儿。直至成为精英。至于他有了做事的能力，愿意不愿意做事，那是他的自由。

不过可以提醒你，
惩罚是最后的教育手段。当大人在自己创设的环境中无法实施处罚。只能交给社会惩罚。
上帝的雷霆之怒如果还不能使得李天一悔悟。那就让他灭亡好了。

规则的制定不重要。如果单从规则的层面谈教育的话，我要培养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人，而是创造规则的人，驾驭规则的人（有一点像尼采“超人”说）。

重要的是。在他们在利用规则做什么？

说说不同点。

我说你偏向“积极影响”，我的态度比你更积极。所以我会努力构造教学环境。而不是等待教育时机。（符合教育规律的前提下）教育是不能等的。

至于规则。我记得孙瑞雪最喜欢用这个概念。我不反对给孩子建立规则。但是我反对规则简单化。（既反对随意制定规则，也反对特别小心的不引入规则），因为规则和规则之间可能会打架。冲突和思考其实就在这里交汇。例如：帮助人是对的，但是有被诬陷的可能性的时候。如何取舍？

所以，我不会回家再说规则。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出我的规则。
例如：不许打人这个规则，在我的孩子受欺负后。我立刻改变规则为：不许首先打人。但是别人打你，必须想办法制止这种行为。打得过打，打不过告老师告诉爸爸。

你的回答中，与我最大的分歧是对第1个问题的问答，我不赞成惩戒。

用一个数学模型的话，就是一个两个同心圆，父母是外边的大圆，孩子是内部小圆，内圆一边长大，一边远离大圆圆心，逐渐从内含，到内切，到相交。到外切，直至相离的过程。一旦相离，孩子就是一个独立的人。标志着狭义上的家庭教育的结束。而孩子与父母重合的面积，可以看做父母施加的影响。

其实这个数学模型可以作很多过度的诠释，例如：父母这个圆很大（影响力大），则孩子很晚才能达到边界，不利于孩子成长。有的父母圆很小，孩子很早就长大，反过来内含父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就不多说了。

我思考的是：整个教育的过程必然是上边所说一个逐步的过程，所有的教育问题无非是缓急问题。大家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个观点：
如果我们都把培养独立自由的人当作目标的话。
看看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普遍入侵孩子的空间。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实际上，一个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任何群体（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家族群体，还是日本那样的家族式企业，还是朝鲜那样的集体主义国度），都不会真正培养独立自由的人。他们把入侵当作常态，而被入侵者则把“被领导”（被影响，被指挥，被安排）当作常态。

一句话，这些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被终止了，在他们独立之前。这其实是这些集体主义团体的教育的一种态度。

所以，他们都得不到自由。

首先，我非常认可辉格所说“有一个连续的谱系”。
我的理解是：按照参与（或者说影响）程度的强弱，有一个连续的谱系。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谱系中找到定位。

但是我要指出两位的最大缺点：即，两位在讨论问题时，都没有考虑时间变量。

1、一个孩子刚出生，他连自理能力都没有。必然要求其父母深入的参与（或者说影响）其全部生活。而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父母自然会逐渐淡出其生活。
整个教育的过程（从出生到成年），父母的影响力谱系必然是从深入参与逐渐移动到无参与。
所以，两位讨论的许多具体问题。如果加入时间变量。我的回答可能是这样的

1）在孩子殴打别的孩子（非自卫性）、抢别人的玩具、破坏他人财产、违反交通规则时，是否进行说教、或训斥、或惩罚？
pipi1）如果足够小，必然惩戒，如果足够大，最多只能说教。我的建议是：孩子越小，惩戒最好越及时。

2）当孩子在定额零花钱之外跟你要钱而不给出理由，或所给理由不在你认为的适当范围内，是否拒绝？以何种方式？
pipi1）如果小，拒绝。如果大了。可以借钱给他，但要求他还钱。

3）当孩子和你一起逛街，看中某件商品，而你觉得那过于奢侈，会怎么办？
pipi1）同2

4）你是否会因为觉得某个亲戚或朋友的孩子可能会给自己孩子带来不良影响，而避免与他们交往？尽管在你没孩子时和他们是有所交往的？
pipi1）如果孩子小，会。如果孩子大了，可以给以部分告诫，特别一点是：这朋友的孩子是否比我的孩子大。这很重要。如果确实大并且无底线，我在确认我的孩子有足够的抵抗力之前，会避免交往的。

5）你似乎认为，即便一个学校的环境很可能让孩子接受某些不良文化熏陶（比如打群架、酗酒吸毒、街头帮派、勒索路人等），也没有换学校的必要？
pipi1）如果孩子小，必须换学校。如果孩子大了，可以不换。但是我至少会带他去别的学校看看，体验一下。

儿童教育的行为规范化，当然带有强制性，东西方皆然。只不过是程度的差别。而这程度的差别，总体来说又以社会文化来规范，这一点上东西方也没有差别。有差别的是文化本身的认同。我的意思是，对儿童能够有多大程度的强制、哪些方面的强制，这往往反映的不是教育观念的差别，而是文化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