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们如此理解：人口压力推动文明进步，然而压力突破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反过来阻碍文明进步？

”正如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生命世界的秩序、结构和意义，全赖于选择压力的持续存在，人口压力也为社会进化提供了动力，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维系和进化，同样有赖于人口压力的持续存在。“

恩，的确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而且穆斯林、摩门教徒、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将为人口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但我有个问题是：比如在历史上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由于自身的文化特征使本国的人口达到了马尔萨斯极限（比如中国，4万万的人口），而促进其人口增长突破马尔萨斯极限的技术革新（农业，机械化生产什么的）并没有来源于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而且我觉得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似乎不太可能产生出现代这个生产效率比较高的模式。所以我看不来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社会的人口压力会对社会进化提供什么动力。

以两个追求享乐程度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两个阶层）来说，虽然原追求高享乐者的后代数量在时间积累下比例下降，但同时，通过文化影响，追求享乐的观念也会在低享乐人群中扩散。
总体上，以我的常识，人们追求享乐的程度在不断提高。由此可见其持续性。

勉强可以抖搂清楚的分歧是，你觉得优生模式服务于繁殖收益，否则便是不可持续的。而我认为人类发展中有一种持续的偏离于繁殖收益的力量。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其成立，依赖这样的假设：人的繁殖行为，从大时间尺度上看，是受遗传收益支配的。

而马尔萨斯理论的问题，也正是出在这个假设上。人的繁殖行为，是偏离于基因最大化扩散的方向的，即使是在大时间尺度上，也不能被完全纠正。

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人们长期使用质量繁殖策略。只要稍一富裕，人们就开始过超出生存水平的奢侈生活，同样以超出生存水平的投入养育子女，而非把享受降到最低来养育尽量多的子女。

正如你所指出的，质量策略不能被证明是遗传收益最大化策略：“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这种质量繁殖策略，即使不是最优的繁殖收益策略，也没有在大时间尺度上所淘汰——人们仍然在使用质量繁殖策略。而且，这种策略没有显示出被淘汰的迹象。

人类，不仅在追求繁殖收益，也在追求个体的享受。而且，随着科技进步，人们看起来越来越有自我意识，后者在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基因要通过个体享受的工具来影响个体的行为，而个体享受也是基因需要承担的偏离基因利益的代价。

我觉得，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恰当修正是，人口数量受到两种因素的限制，第一是资源数量，第二是人类对享乐的欲求。
资源数量可视为由边际生产与边际消耗平衡的点决定，而对享乐的欲求，则反映了边际消耗的变化。结合实际，这个边际消耗一直在上升。

这样一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不再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人口会长期处于极限水平以下，也不必再等待已保持了两代人以上的低生育率是否会持续下去的事实的检验。“长期来看会达到人口极限的稳定状态”这个结论中的“长期”，也可以大大缩减到两代人时间以内。

只要不是刚刚经过战争或传染病，只要不是在人口快速上升时期，人口总量就处于极限水平的稳定状态。因为稳定的状态，表明人们不再有空间提高人口——在不牺牲生活水平的前提下。稳定的状态即为经修正后的极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