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状态也未必需要人人“高度自律”，合作互助救济也可以嘛，假如司法服务有利可图，垄断经营和竞争经营同样有理由存在嘛，只要竞争力量之间存在均衡，自由即有保障，当然，自发均衡并不总是靠得住的，但政府同样靠不住。

我的问题是：

1、这些约束是不同的，由于这些约束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的自由，是否同质（或者换一个问法能否直接做加减法）？

2、一个自由人通过卖身契约把自己变成他人的奴仆，去换取衣食无忧的生活，其自由是增加还是减少了？

自由的定义可以改成：状态或过程的不确定性。这样更一般。

自由的大小，由约束的数量决定。物理边界和物理规律，都是运动的约束。人的运动的约束，也受物理边界和物理规律的约束。但是人的运动的物理规律，要引入意志。

意志到底有没有规律？有。规律性就是确定性。往小了说，是因为人的意志具有稳定性。你昨天喜欢苹果超过香蕉，今天就极大可能还是喜欢吃苹果超过香蕉。只要具有稳定性，就可以从昨天推测今天，喜欢吃苹果超过香蕉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规律。往大了说，人的意志是由生物进化过程塑造出来的。我不知道你的任何昨天的信息，也能预测你渴了想喝水。渴了想喝水，就是一个比较一般的规律。更一般的规律是，人的意志有使自己的遗传基因传播得更广的趋势。

人的意志是物理规律的一部分，只不过非常复杂。

那么，其他人又是如何对自己的运动产生约束的？

不妨把意志对运动的约束叫作内约束。把其他人对自己运动的约束叫做外约束。

外约束又可以分成硬约束，和软约束。硬约束是通过施加物理边界实施的约束。例如监狱，又如有的家长把孩子关在房子里。软约束是通过对其他人与自己可能的关系的预期，使自己的意志规律性增强而产生的约束。

有一些关系会增强意志的规律性。例如，如果我打你，你就会打我，我的意志本来可能会想要打你，报复预期减小了这种可能性，意志的规律性就增强了。有一些关系会降低意志的规律性。例如，一个苹果，我可以吃掉，也可以送给你，我预期到送给你会获得你的好感。本来这个苹果是几乎确定用来吃掉的，你对我产生好感的预期，使本来吃掉苹果的较高的确定性，变成了可能吃掉、可能送人的较低的确定性。我的意志的规律性就减弱了。还有一些关系，是增加还是减少规律性，不那么分明。例如，我本来有两个选择差不多的选择，你又提供给我一个选择。如果这个选择跟那两个选择对我的吸引力差不多，那我的选择就从二选一变成三选一，更不确定了。如果这个选择吸引力小得多，就几乎不增加不确定性。如果这个选择的吸引力大得多，我的选择就从二选一变成了几乎唯一确定，不确定性反而降低。从这个例子看出，这样定义的自由，不是越多越好。

这个定义非常一般化。同时，好的定义和日常使用的意思应该尽量相容。我希望它做到了。例如，强制总是减少行为选择，因而增强意志规律性，减少自由。又如，法律可以减少自由。因为法律产生的强制关系的预期减少行为选择，增强意志规律性。法律又能保障自由。因为法律能够减少其他人与自己的可能关系。例如，财产权不得侵犯的法律，减少了他人占用自己财产的可能关系，而该关系的预期，是会增强意志规律性的，比如财产所有者会去加强财产保护措施。实际上，同一条法律可能对一部分人来说增加自由，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减少自由。按这个定义，爱情也可能减少自由。极端一点，说一个为情所困的人自由比较少，似乎也说得通。选择增加，不总是增加自由。例如，一个富人提供给穷人一大笔钱，让他每天做某件事。这个选择对穷人吸引力极大，他总是这么做。按这个定义，这个穷人的自由是减少的。按一般用法，这似乎也说得过去。（我想起来，康德定义的自由，也是可以被这个定义容纳的。他认为受欲望驱使的行为是不自由的，自由是理性能力（差不多是这样吧）。）

什么情况，会导致自由增加呢？首先是物理边界的扩大，发现新大陆的人，自由就增加了。轮船飞机的发明，也使自由增加了。物理规律好像变化很小。但是人的意志的规律性，是可以远离其适用条件的。例如，渴了就想喝水。一个人如果很渴，那么他的行为就很容易预测，你知道他要取水喝，可是如果一个人总是不渴，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兴致喝水了。又如，人的意志有使自己生存的规律性。一个人如果生存压力很大，就可以预测，他会去找吃的穿的，去赚钱。一个人如果生存压力很小，那你就很难猜他接下来要干嘛了。辉格说，某一些选择压力的松弛，会带来价值观的多样化。选择压力的松弛，也会减弱意志的规律性，增加自由。

所以我觉得，自由不需要引入福利概念来说明其可欲与否。

另外，你对自由一词的使用，似乎定义不够清晰，而且前后不一。

其实我的第3条就对应了哈耶克晚年的论证方式：你可以不喜欢自由制度，不在乎有多少强制，但看过我的分析后，你们应该能预见到：假如自由制度不复存在，人类只能退回到石器时代，地球只能养活现有人口的一小部分，并且是在低得多的生活水平下，你们愿意吗？

不过，可能存在这样的关系：假如你持有价值观个人主义，那么，你应该也会同意自由主义的第一层意思。

如果认为，自由与自由是相互联系的，不能保证这种自由增加时其他自由不减少，所以自由的总量才是合适的考察对象。那么，对于自由的总量，也应该从边际上去分析。

政府的作用，总的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应该在边际上进行分析。就今天的政府，我认为减小一些是有好处的。但是保持边际分析，很可能出现，当政府小到一定程度时，再减小政府好处就会小于坏处。

对于无政府社会好不好，我想介绍一种历史唯物的眼光。

历史唯物主义者容易面临这样的套套逻辑。存在即合理，那么，究竟是因为存在而合理，还是因为合理而存在？在无政府社会出现以前，可以说，它因为不合理而不存在，而它出现以后，又可以说，它因为存在而合理。这样废话的理论，有什么价值？
这个套套逻辑，还是可以用解开适者生存的逻辑套套一样的方式解开。适者生存，是因为适应而生存，还是因为生存而适应？把它分解到不同时间上，就变得很流畅。今天的生存是因为昨天的适应，由于环境的稳定性，今天的是否是适应，可以与昨天的适应相比较来判断，如此得知的今天的适应就又可以用来预测明天的生存。

于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眼中，好不好和会不会的问题就联系了起来。
无政府社会在今天没有出现，是因为它在昨天不好。而它在今天好不好，要看它在明天会不会出现。
现在反过来要预测它明天会不会出现，则要比较今天的客观条件与昨天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相同的那部分条件，它就仍然是不好的，对于不同的那部分条件，它就有可能是好的。于是，就要去分析，是昨天的哪些因素，造成了今天无政府的未出现（或政府的未消失），这些因素有没有变化。

这是一种思维方法。真要分析起来，就千头万绪了。对于无政府社会，我看五十年之内不会出现。所以，以五十年为尺度的今天，无政府社会是坏的。五十年之后的政府会不会小一点，我看十有八九。

我所谓的信仰，是指把某一个命题当做不容置疑的正确命题。自由信仰者，就是认为“只要是增加自由的事，就是对的事。”

在企业文化的这篇文章中，你指出了内在价值转变为工具价值的现象。自由既有其内在价值，也有其工具价值。我并不认为自由的内在价值，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大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地步，甚至对多数人来说在今天的边际上也没有大到比健康、舒适等价值更大的程度。我想，认为自由具有极高的价值者，大部分是为自由赋予了极高的工具价值。工具价值的大小是随着客观情境变化的。如果始终认识到，自由的价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工具价值，那么，自由的价值就不是不容置疑的。

自由信仰者的观念是这样的：这一政策有这个坏处，那个坏处，但是这一政策增加了自由。因此这一政策是值得支持的。
非自由信仰者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但他的思路是这样的：这一政策有这个坏处，那个坏处，但这一政策增加了自由。自由的增加比这两个坏处加起来要大，因为我个人认为自由的内在价值很大，或者自由的增加能够产生其他的这个好处那个好处，这些好处加起来，要比那些坏处大。
当然，非自由信仰者可能会在某一些事情上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政策有这些坏处，也增加了自由。但所增加的这些自由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比那些坏处要小。因此我不支持这个政策。
如果一个人从来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他就是一个自由信仰者。

我觉得你是自由信仰者，主要是因为你在人口政策上说，反对人口政策的那些理由都是不成立的，但反对它只需要一个理由：因为它减少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自由。
我希望我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你反对人口政策，只是因为对生育自由赋予了很高的内在价值。

在帕累托判准那篇文章中，你表现出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思想。我觉得，这种思想会使人对工具价值保持强烈的警惕。例如，生育虽然是一种自由，并可以增加生育者的福利。但生育也对其他人产生影响。自己增加一个后代，这个后代会消耗世界上的资源，就使世界上的其他人所能使用的资源减少了。当然，这个后代也会通过劳动创造价值，从而使其他人的福利增加。生育虽然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是否支持这种自由，要通过判断这一自由是否增加社会总福利来决定。这正如，在街上敲鼓的自由，是否应支持，要通过判断敲鼓对行为者的福利增加，与对其他人的福利改变的总效果来决定。
出于普遍联系的思想，没有任何自由是真正的不影响他人的自由。杀人的自由、敲鼓的自由、生育的自由，可以都是自由，也可以都不是自由。

我觉得，对工具价值的清醒认识加上对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可以合理推出，一个人不是某种价值的信仰者的。你对权利的看法，正说明，你不是典型的自由信仰者。

个人觉得即时多数的同意，并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