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禁则不同的是，威慑性惩罚保护的是权利构成的秩序，它并未改变行为的边界，只是强化了这一边界。

哦，会不会被当作垃圾邮件了啊？我发现过这种情况。

因为不存在终极价值/最高正义/绝对原则，应然性问题没有“理”可讲。应然性问题是通过博弈实践而成为既定事实的。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对应然性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博弈的一部分。这种讨论，就好像一斤土豆，你想要五毛钱买，我想要一块钱卖一样，怎么能打动人，就怎么有效。而寻找一个道理，说土豆应该一块钱卖，是徒劳的。

有没有可能以系统外观察者的姿态去考虑应然性问题呢？
一旦站到观察者的角度上，应然性问题会自动地成为实然性问题。父母是否有权让儿童乞讨的问题，站在观察者角度上思考，会变成支持者与反对者哪一方会在实践中获胜的问题，这就成了一个客观研究问题。我个人喜欢站在观察者角度上思考问题。

应然性问题，由于价值观的主观性，无法成为客观研究问题。
有一些价值观，由于接受基础极其广泛，有时候会被误认作客观事实。经济学有这样的结论：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个“最优”不仅建立于理性人假设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上，还包含了另两个假设：一，出价意愿是最准确反映人的利益/幸福/欲望强烈程度的方式；二，社会总福利（利益/幸福/欲望满足）最大化的情况是最优的。这里“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情况是最优的情况”就是一个接受基础极广的价值观。实际上，如果把经济学看做一门科学学科，经济学结论中的“最优”应该替换成“效用最大化”。

另，”有人回复时邮件通知我”好像没用。

文末的这套规则，简单来说，是①无受损害者不限制，②限制主张只能由受损害者提出，③受损害者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损害。
这套规则本身并不能得出，父母有权让儿童乞讨。但是，由于“儿童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甲），按照这套规则，无法满足上述②③，就得出：没有理由限制父母让儿童乞讨（乙）。同样由于②③项，还可以得出：没有理由限制他人让儿童乞讨（丙）。

如果（甲）是一个事实，那么这套规则就会得出一些不合理的结论，如（丙）。
为什么说伦理学是无谓的？因为人们并不会因为规则而改变对一个具体价值观如（丙）的看法，而只会根据价值观来评判一套规则的好坏。如果这套规则得出如（丙）的结论，并且认为不是规则有问题，而是人们的价值观有问题，那么这样的规则将不得人心，起不到“说服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接受一套程序性规范，以避免价值观分歧可能带来的冲突”的作用。
显然你不是这样处理规则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的。这是高明的。但是很多伦理学爱好者却不像你这样。有些人就认为，先占加自愿是绝对的规则。一切权利来自于先占加自愿。按照这种规则，专利权和版权都不应该是权利。他们并不根据实践中的权利修改他们的规则，反而认为实践是不合理的。
那其实是哲学观的差异。实际上，伦理学也并不是没有意义——伦理学只在认为存在天赋的、先验的、绝对的权利（或原则）的人群中有意义。

回到你的这套规则上来。由于（丙）不符合大多数人的看法，现在要对规则补充修正项：④儿童是父母的财产。修正后的规则，就可以得出，有理由限制他人让儿童乞讨。但是①②③④的这套规则，又会得出：没有理由限制父母杀害儿童（丁）。由于（丁）不符合大多数人的看法，需要继续补充修正项：⑤国家也是生命丧失时的受害者。这套①②③④⑤规则就可以得出，国家可以限制父母杀害儿童。但是这套规则还是会得出一些不符合多数人价值观的结论。例如，没有理由限制父母虐待儿童（戊）。于是，又要补充新的修正项……

既然，一个价值观的流行与否（如（丙）（丁）（戊）都是不流行的）是既定的，而规则是后定的，那么，怎么可能通过讨论规则，来判定一个价值观（如乙）的合理与否呢？

我认为你的这套规则已经总结得相当成功，比先占+自愿适用得更加广泛。但是没有一套规则是准确的。与实践不符合之处，就是它的不准确之处。只要是抽象的，就会损失细节。越抽象，越不准确。最准确的规则，就是世界上所有被顺利执行的法律的集合。而这样的规则，由于毫无抽象性，也就无“规则”二字可言了。

那么实践又是什么呢？实践是人们博弈的结果，一般来说，反映的是多数人的价值观。（乙）并没有合规则与不合规则可言，只有流行与不流行可言。实践中的就是合理的。所以，想要改变（乙）的流行程度，只有论述（乙）的好处坏处的知识是有意义的。而关于（乙）是否符合某一种规则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优秀的思考者不应该再浪费时间精力在伦理学上了。

1.2）一套理论之博得人们的信服和采纳，依我看，除了其内在一致性、应用于新情况的可扩展性之外，最有效的大概是，展示出自己与那些已经长久存在、正在有效的起作用（在避免冲突上）的法律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它应能流畅的推导出那些被历史证明效果良好（在避免冲突上）的规则，而不会推出那些无效或效果恶劣（在避免冲突上）的规则；

2.1）文末这套规则，与比具体的权利规定相比，处于更高的层次上，它不能直接推出“父母是否有权杀死子女”这种实体性判断，它只能为做此类判断提供部分程序性框架；

2.2）假如将这套规则运用于现实法律环境，结论将是“不能”，因为生命权已经被部分国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