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设立公共企业的目的不是获取利润，而是为公众提供更好更廉价的服务，所以，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地位而获取的每一分垄断租金，在道义上都是不可取的，只要存在可行的途径，自然应返还给消费者或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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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垄断的超额利润道义上应该返还给消费者还是纳税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首先，超额利润（记为A）难以测算。超额利润应是在通过行政暴力限制竞争者参与时获得的利润与无限制时获得利润之差。这个数额不等于放开价格管制时的票价收入减去价格限制时的票价收入（这个差额记为B）。以上述假设为例，一张火车票的超额利润并非200（即500-300）元（简化B=200元）。由于春节运输需求是短时高峰，即使铁路由私人竞争运营，春节期间的铁路运力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很难预测私人运营时的春运火车票价是多少，假设是470元，那么超额利润A=500-470=30元。而不是A=B=500-300=200元。不知道应该返还多少超额利润是第一个难题。
其次，即使知道超额利润，把超额利润返还给谁是第二个难题。因铁路行政垄断而受到直接损失的是那些对火车票价值赋值470元以上的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如果返还30元给消费者，那么潜在消费者的损失就没有得到补偿；如果返还给纳税人，那么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都没有得到足额补偿，而非消费群体得到了额外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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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分销权的方式，实际上是把B全部给了分销商，B中既有30元超额利润，还有170元纳税人原本对铁路消费者的补贴。这种方式是否比200元全部留给铁道部更符合道义，值得商榷。因为前者发生了纳税人对分销商的补贴，后者没有发生这种补贴。

激励联系的分销权方式，比抽签的分销方式要好。这种方式下，纳税人对分销商的补贴分摊到了更多人身上。但是这种方式是否比简单放开好，仍然没有简单的结论。因为简单放开方式，虽然没有剥夺铁道部的30元超额利润，但也没有发生纳税人向铁路和客运服务消费者提供170元补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