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关于权利状态的行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既符合秩序又符合何为正当的共同信念，第二类不符合秩序但符合何为正当的共同信念，第三类不符合何为正当的共同信念。

我可以用是/有的语言体系说，第一类行为是你的权利，且你有该权利；第二类行为是你的权利，但你没有该权利；第三类行为不是你的权利。

我也可以用应然/实然的语言体系说，你应该有第一类行为的权利，且你事实上有该权利；你应该有第二类行为的权利，但你事实上没有该权利；你应该且事实上没有第三类权利。

用是/有这套语言体系来说。“为何你没有这项权利，却仍然是你的权利？”因为判断有没有的依据是秩序，而判断是不是的依据是何为正当的共同信念，两者有可能不同。在当今天朝，自由生育是我的权利，但我没有这项权利。因为“自由生育是正当的”是当今中国人共同的信念（事实判断），而不能执行此权利是暴力维持的结果，且“用暴力获得政治权力是正当的”不是当今中国人的共同信念。

我们都同意恶法非法，但判断恶法的依据不同。你的依据是财产权与自愿原则，我的依据是当时当地人的共同信念。你认为是否恶法的结果是不变的，我认为是变化的。体现在具体问题上如，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打孩子是父母的权利。因为“父母打孩子是正当的”曾经是一个共同信念。

2.财产权加自愿原则可以推导出一切权利吗？
闯红灯是权利吗？醉酒驾驶是权利吗？在无主公路上装一个隐蔽陷阱是权利吗？
当对方反悔时，要求他继续履行契约或作出相应赔偿是权利吗？

补充的部分要求这个价值观体系，是被绝大多数人相信由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这样的定义就把价值观分布、信念和秩序联系起来了。

“它们所包含的信念对成本预期的影响不同，道德信念是相信某种行为将导致其他博弈者今后对行为人“另眼相看”——这也是一种惩罚，不过是消极的，而法律信念则是相信某种行为将导致博弈对手的“矫正行动”，可能是报复，也可能是寻求司法救济。

“与我不同，小橘子将道德界定为“流行的价值观”，我不喜欢这个定义，因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分布状态与它的秩序和制度之间，并没有确切的对应关系，所以这样定义的道德概念对于制度分析并没有太大用处。”

后来，在《若干用词：价值观/偏好/主义/道德/法律》中你这样定义道德：
“上述社会化价值体系中，有些在某个社会获得了社会规范的地位（这本身是个事实判断），即，该社会多数成员都相信它会得到遵循，这里，“遵循”的意思是：当某项行为被该价值体系判定为恶时，行为主体会感受到其他社会成员都对他的行为作出了负面价值评判，他进而可能遭受更多社会关系损失，而且这一切在他实施该行为之前就是可以预期到的；一旦某个价值体系获得这种地位，我便称之为道德。”

这一定义将秩序、信念、价值观联系了起来，同时，与《占座……》一文相比，对道德做了量纲转换，这一转换是非常重要的——信念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价值体系是价值判断的集合。

在《权利、自由与自由主义》一文中，你对法律做了简洁的定义：“法律是博弈过程中所产生的集体信念。”法律与道德应有相同的量纲，或同为信念，或同为价值体系。之前，我费了很大劲理解了，如上定义的道德，虽然是客观化的，但仍然是价值体系，不是现实世界的对象，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谈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与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区分，不属于同一个维度）。上述转换也是重要的，因为通常我们认为道德判断是一个价值判断。

为了保持法律结论是一个价值判断，法律的定义也应该保持价值观量纲：“如果某项行为被某个价值观体系判定为不正当时，绝大多数行为主体会相信，他的行为在被发觉的情况下会遭受司法部门的矫正，或其他社会成员的报复，那么称这样的价值观体系为法律。”

如此定义的法律，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联系了起来。我上面所说的隐含存在的必备步骤4，在这个定义中就显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