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23】 最近几年在寻找长生不老药方面好像进展很密集，估计是不少大钱砸进去了，而这么多大钱砸进去，是不是因为硅谷新贵都很年轻，觉得自己还来得及享用成果？ ​​​​ 【2021-09-08】 果然  

【2016-05-06】 @小白：因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寿命之低，远远达不到食谱（慢性病）导致基因选择的程度。 @whigzhou: 1）旧石器时代人的寿命不是很短，许多狩猎采集社会的平均寿命可达45岁，明显比传统农业社会长 @whigzhou: 2）是否对慢性病构成选择压力，不能只看平均寿命，而要看活到较高年龄的人是否足够多，“平均寿命只有40岁”绝不意味着“活过40岁的人很少”，要考虑极高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比如100个人，50个全部8岁前死掉，平均寿命4岁，另外50个平均寿命76岁，那么这100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 @whigzhou: 3）所以慢性病是否构成选择压力，要看活到生开始得慢性病年龄（A）的人是否足够多，并且在年龄A时的预期寿命是否足够长，我认为是够的 @whigzhou: 4）食谱所影响的不只是慢性病，至少按某些支持者的理论，其健康影响从转换食谱那一刻就开始了，这样的话，选择压力的存在就无须长寿命为前提， @whigzhou: 这么说吧，若以寿命不足为由而认为旧石器食谱是扯蛋，那么祖母假说肯定也是扯蛋，因为祖母假说若要成立，相关的选择压力必须作用于停经后的女性，而旧石器时代女性平均最后一次生育年龄大约39岁，停经年龄40以上——事实是，许多人类学家都严肃对待祖母假说，并不认为是扯蛋。 @whigzhou: 前面几条只是为了回答一个理论质疑，至于对旧石器食谱的个人看法和态度，我能说的出来的，在去年的旧帖里都说过了，不再重复。  

Got a great relationship? You may want to thank your prehistoric grandmother 拥有美妙的关系？你可能想感谢你远古的祖母 作者：Jo Setchell @ 2015-09-08 译者：淡蓝 ([email protected])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THE CONVERSATION，https://theconversation.com/got-a-great-relationship-you-may-want-to-thank-your-prehistoric-grandmother-47181 I went to a cross-cultural wedding last weekend. The guests travelled across continents to be there, spoke mutually incomprehensible languages and came from different traditions. However, they all shared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ide and the groom. Pair bonds are, after all, universal in human societies, despite being rare in other mammals. And we don’t exactly know why. 上周末我参加了一场跨文化的婚礼。源自不同的文化传统、说着彼此都听不懂的语言的婚礼嘉宾们穿越各大洲来到这里。虽然如此，对新郎和新娘的关系，他们却有着共识。在其他哺乳动物中罕见的配偶式结对，却实实在在地在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而我们却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 Before the wedding breakfast, I chatted with a relaxed couple who had left their kids with their grandparents for the day. This is not unusual; UK grandparents babysit on average 76 times a year – and we often take it for granted. But now a new study finally gives grandparents the credit they deserve by arguing that long-term relationships actually evolved thanks to grandmothers helping out with kids in prehistoric times. 婚礼早餐之前，我与一对十分放松闲适的夫妇聊了会。那天他俩把孩子交给了他们的祖父母照看。这种做法应该不在少数；在英国，祖父母们每年平均照顾孙辈76次——而我们常常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一项新研究终于承认了爷爷奶奶们应得的功劳，研究认为，长期夫妻关系的进化产生，实际上多亏了远古时代祖母们对孩子们的照看。 The greatness of grandparents 祖父母的伟大之处 The question of why humans form pair bonds – the biological term for the strong affinity that develops between partners (often a male-female pair but not always) – is in fact one of the biggest puzzles in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umans are apes, yet our closest living relatives – chimpanzees and bonobos – have no such long-term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le-female pairs. 人类为何会形成配偶式结对——生物学术语，指伴侣之间（常常是雌雄配对，但并不全然如此）发展出的强亲和关系——事实上是进化人类学上的最大谜题之一。人类是一种猿，可我们的现存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雌雄伴侣之间却不存在这种长期关系。 In the late 1990s, anthropologists put forward the “grandmother hypothesis” to explain why human females stop reproducing at a similar age to other great apes, but live markedly longer lives. Chimpanzees live into their 30s or 40s, but human females often live decades beyond their child-bearing years. 1990年代末，人类学家提出了“祖母假说”，以解释为何人类女性停止生育的年龄与其他大猿相仿，却明显更加长寿。黑猩猩可以活到30多或40多岁，人类女性却能在育龄后再活数十年。 The grandmother hypothesis was based on observations of the Hadza people, in Tanzania. Hadza people live by hunting and gathering food, like our ancestors, although, they are of course modern people. 祖母假说基于对坦桑尼亚哈扎族人的观察而提出。尽管哈扎族人象我们祖先一样，靠狩猎和采集食物而生，但他们当然也是现代人。 Older Hadza women dig up tubers to feed youngsters who aren’t strong enough to it themselves. The grandmother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this help allows daughters to have their next baby sooner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Over time, grandmothers who lived longer and helped more had more grandchildren, who shared their genes for longer life and care of their grandchildren. Thus, these genes beca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the population and human lifespan increased. 年老的哈扎族妇女靠挖掘植物块茎来喂养不够强壮、不能自食其力的年幼者。祖母假说认为，这种帮助让女儿们能更快地孕育下一个宝宝，否则间隔时间会更久。随着时间推移，更长寿并能提供更多帮助的祖母们就拥有了更多的孙辈，这些孙辈会共享她们的长寿基因并再去照顾自己的孙辈。这样一来，这些基因在人口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人类寿命就此增加了。 The evolution of partnership 伴侣关系的演变 The new study,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used computer simulations to link this hypothesis to the evolution of pair-bonding in human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long-term romantic relationships evolved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people living longer and men remaining fertile longer than women. This situation led to a surplus of older men competing for younger, fertile women.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新研究，用计算机模拟将这一假说与人类固定配偶关系的进化联系了起来。作者们认为，长期浪漫关系之所以进化出来，是因为人类越来越长寿，并且男性保有生殖能力的时间比女性更长。这种状况使得有更多相对较老的男性为年轻的育龄女性而相互竞争。 In fac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atio of fertile males to fertile females in humans is twice as big as it is in chimpanzees, making humans very unusual mammals. This excess of males makes us more like birds. And birds are well-known for their pair-bonds. 事实上，这项研究显示，人类的育龄男女比，要比黑猩猩群体中的同一比例大两倍，这让人类成为十分不同寻常的哺乳动物。男性过多，使得我们更像鸟类，而鸟类的配偶关系是众所周知的。 Where many males compete for relatively few females, a male who develops a strong bond with one female will have more surviving offspring than males who seek numerous partners.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is created increasing incentives for men to “guard” their mate against rival males. 在数量更多的男性为相对较少的女性而彼此竞争时，与那些寻求众多伴侣的男性相比，同某一女性发展出强结合的男性将会拥有更多的成活后代。作者们认为，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激励，促使男性去“守卫”他们的伴侣，赶走竞争对手。 While mate-guarding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thing as pair-bonding, the authors argue that both involve a trade-off betw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rrent partner and seeking a new one. Of course, although the study concentrates on male strategy, females are not passive in this scenario – it takes two to bond. 当然，守卫伴侣与配偶关系未必是同一回事，作者们认为，两者有共同点，即都涉及在专心于当前伴侣和寻找新伴侣之间的权衡取舍。当然，尽管这项研究集中于男性的策略，女性在这一情景中也不是被动的——配偶结合需要两个人。 So, to put the wedding celebrations into their evolutionary context, perhaps it was the caring grandparents who led to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at we celebrated. A toast to the bride and groom … and one to their parents. 因此，把婚礼庆典放到进化论中来说，也许是因为那些曾经照看孙子的爷爷奶奶们，才造就了今天我们来庆祝的这种特殊关系吧。来吧，让我们为新娘和新郎干一杯……也为新人的父母干一杯。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医疗是个越填越大的无底洞 辉格 2012年6月8日 近来，舆论对医疗保障问题的焦点，从之前的基本医疗服务普遍保障，转移到了大病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性负担，动辄数十万的高昂医疗费让原本安康的家庭一夜间陷入绝境的报道不绝于耳，《柳叶刀》三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显示了这一负担正在迅速加重；对此，有许多声音呼吁政府为大病医疗提供救助，4月18日的国务院通知，也已将8类大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另有12类将开始试点。 然而，指望社会保障来解决大病医疗负担问题是不可行的，将大病保障纳入社保体系，不仅会拖垮财政，也会让该体系整个破产；这是因为，医疗需求不是一种给定数量的需求，满足了就完了，它会随供给增加而自动膨胀，对现有需求的满足会自动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而且数量更多、代价更昂贵，而医疗成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伦理规则一旦建立，这些爆炸式增长的新需求将不断被推进社保体系，永无止境，最终让系统崩溃。 从生物学角度看，今天的普遍长寿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我们的身体不是按如此长的寿命来设计的，基因组在设计我们的身体时，“考虑”的目标使用年限不过五六十岁，从基因组的视角看，长寿不是什么值得追求的优先目标，它的终极目标是总的长期繁殖率，假如为延长老一代寿命所投入资源的繁殖收益低于在后代身上的投资收益率，那就不值得了。 可是，基因组又为我们设计了强烈的求生本能，几乎人人都希望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这看似与上述投资策略矛盾，实则不然，因为在进化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多数人在身体设计年限之前早就死了，很少人能活过这个年限，因而无条件求生本能并无不妥；只有到了现代富裕社会，这一矛盾才暴露出来：求生欲望推动人们承担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去修补人体这部并非为长寿而设计的机器。 修补要得以实行，需要医疗技术的配合，在古代，得了病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多少有可观察效果的手段，即便像帝王般举倾国之力寻找不老药、炼仙丹，也没能将寿命延长多少，有钱人只好将努力方向转向地下，营造地宫，以期在那里延续自己的生命，当时人们面临的是一条医疗投入的边际寿命产出率近乎于零的曲线，那就索性不投入了。 现代医疗技术改变了这条曲线，现在你只要愿意且能够投入，延续生命的潜力几乎是无穷的，特别是有了器官移植、人工器官和未来的干细胞组织培养技术之后，身体各器官正逐个成为可以替换成新的了，这样一来，在实现全民永生之前，就看不到边际寿命曲线会再次下降到接近零水平的前景，而只要该曲线不降到足够低，医疗便是个自我加速膨胀的无底洞。 每次医疗技术创新，都开辟了通过修补身体来延长生命的新可能性，从而创造之前所没有的医疗需求，每当一项新医疗技术满足了某种既有的医疗需求，便将生命在更需要修补的状态下又延长了一段，于是创造出比它所满足的更多的医疗需求，只要求生本能不变，这一自我膨胀过程必将把个人收入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转移到医疗上来。 唯一能控制这一加速膨胀过程的，是偏好和预算约束：实在没钱了，负担不起进一步修补了，这是把命看的比什么都重的人，而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有比将老弱生命延长几年更重要的事情，把钱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人们在此问题上看法差距甚远，有人宁可年轻时潇洒痛快，或者把资源更多的投入下一代，有人则宁可辛苦节俭一辈子，把积蓄都留在养老看病上，正如古代没有医疗可买时，也有人把一辈子积蓄都留作棺材寿衣钱，花在葬礼上，甚至带进坟墓。 假如这些都是个人自愿选择，那就各得其所，并无怨天尤人之理，可是若将这些医疗需求纳入由纳税人赞助的社保体系，就全然不同了，问题从个人偏好变成了公共选择：值得投入多少资源去修补残躯延长生命？为何不把钱省下来投入到儿童教育上？将生命延长到何种程度才算恰当？身体衰败到何种程度才不值得救治？这些问题都将由政府来决定，无论专断的还是投票决定——那将是何等荒谬的情景？ 当人们被迫承担起决定是否延续他人生命的道德责任时，出于常人的良心，没人会愿意去按下那个死亡按钮，况且，延续生命的代价与这个决定的关系并不直接而清晰，个人分担的部分小而不确定，所以公共选择的结果总是倾向于尽可能的延续，就像当决定父亲命运的责任落到儿子头上时，即便父亲原本不想拖累家人，儿子也极少会选择放弃，因此，个人医疗决定的公共化必定会让医疗需求膨胀全面失控。 问题是，这个死亡按钮本不应该存在，这是人为制造的道德困境，无端增加了社会纷争和价值冲突，并将财政与经济拖入绝境，而最终当面临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按下死亡按钮时，又迫使当事者泯灭自己的良心，并背上道德恶名；你很难找出另一件事情，能在和平条件下以如此可预见的方式同时造成财政破产、经济崩溃、社会冲突和道德全面沦丧这几大恶果了。

我在前一篇里说道：尽管代价高昂，但美国人确实获得了充裕而优质的医疗服务。有人以美国人均寿命和某些疾病死亡率差于其它发达国家为证据，质疑了我的判断，但这一质疑是不成立的。

美国人的确消费了最多的医疗服务、药品和器械，并且以可获得性和等待时间等指标来衡量，医疗服务的质量也属上乘，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持的，至于寿命和疾病死亡率的数字，并不能用来否认上述事实，因为延长寿命和避免病死，并非消费者购买医疗产品和服务的唯一目的，甚至未必是主要目的，医疗消费至少可以还有下列目的：

1）减少或消除疾病带来的痛苦；
2）减少或消除疾病带来的行动不便和工作、生活、娱乐障碍；
3）提高整个生命期的生活质量；
4）降低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某些人特怕自己瘫痪或痴呆，别的不怕；
5）降低面临某种死法的风险，比如某些人特怕死前屎尿失禁褥疮满身，死的干脆不怕；
6）改善自己做某方面的禀赋和能力，比如美容、牙齿矫形、壮阳；
……

当你为家人朋友或其他人购买医疗服务时，目的可能更加不同：
7）免除我啥也没做的不安；
8）给他一个尊严体面的结局；
9）大赛之际可不能让老聂缺氧；
10）我可不想看到霍金说不出话；
……

个人价值取向不同，在选择医疗消费时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寿命与疾病死亡率只是衡量医疗消费满足程度的指标之一，医疗消费的增长未必与这些指标同步，用作横向比较的唯一标准，则更不可靠。

那些由国家包办医疗供给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热衷于寿命等少数指标，那是没办法，计划体制下，缺乏价格信号的引导，但政府又必须借助某种指标体系来考核国有医疗系统的绩效，便只好采用那些容易观察和统计的指标。

绩效指标一旦确立，激励机制便随之形成，结果，整个国家的医疗资源便被引导去优先服务于这些指标，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尽管医疗服务匮乏且劣质（相比美国，请别告诉我他们比中国好，后者那是无与伦比的），列入考核重点的那些指标却表现不错。

即便你一定要用寿命和疾病死亡率来衡量医疗服务，也必须控制其他因素，不能用这两个数字好就直接得出医疗服务好的结论，这是统计方法论的基本要求，需要控制的因素至少有下列几个：

1）气候，不同气候环境条件下，病原体种类和密度差异极大，发病率因此而不同；
2）种族构成，种族因素除了直接影响寿命，还影响许多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3）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会影响人对待寿命和疾病的态度；
4）工作强度，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更勤奋，退休更晚，这是已知的；
5）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习惯，美国肥胖率世界第一（>55%），并已成为健康头号敌人；
……

小手问道：“死亡算完全由基因控制的吗？算不算phenotype？”

全年无休认为：“绝大部分的死亡都并不是整个机体的走到终点那样的死亡，而是某个器官由于外界影响导致功能丧失后的死亡。”

DNA解释道：

死亡是由于“错误”和“损伤”积累造成的。因为细胞在复制过程中，其机制只能勉强保持一个正确率，使得生命体凑活着能活着。但是细胞每分裂一次，就积累一些“错误”和“损伤”，由此导致衰老。这些“错误”和“损伤”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再能维持生命体，就是死亡。事实上，基因控制了许多“防止死亡”的程序，只可惜基因的“控制力”不够，无力避免最终的消亡。紫外线、自由基、致癌物质都是加速“错误”和“损伤”积累的东西。

DNA的解释是对的，但可能只解释了衰老机制的一小部分，如果只考虑这一点，我们的衰老过程会大不一样，最近读到Steven Pinker引述了George Williams的一种解释，非常精彩，简单的说：基因组在维护人体健康的投资策略上，严重偏向于早期阶段，而不惜以牺牲后期健康为代价。

首先，即使我们不考虑衰老，只考虑被雷劈死被老虎吃掉这种风险，人活到40岁的概率，和活到60岁的概率，仍是大不相同的。

如DNA所说，因为细胞分裂等环节的积累错误，人体需要不断维护才能继续生存，然而维护是有成本的；这样，当面临选择：两种维护措施分别可将40岁人和60岁人的死亡风险分别降低20%，而成本相同，那么，理性的选择便是前一种，因为对60岁人的健康投入，只有在能活到60岁的条件下才可能获得回报，而对40岁人的健康投入，则对所有活到40岁的人都可获得回报，因而回报率是显著不同的。

同理，当一种维护措施以提高60岁人死亡风险20%为代价，而降低40岁人死亡风险20%为收益时，这笔投资是合算的，反之，牺牲40岁人健康而换取60岁人健康的投资，必须达到高得多的收益比，才是合算的。结果就是：基因组倾向于以牺牲老年健康为代价换取青年健康。

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这一点Williams好像没指出，但我认为是极端重要的），其中包含了正反馈：投资预期回报的最初差异，导致投资偏向青年，而这种偏向又扩大了回报差异，于是导致更严重的投资偏向，结果我们看到，在越过一个临界点后，衰老过程十分迅速。

以下文字摘自Steven Pinker: The Language Instinct, p295：

Even if there is some utility to our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as adults,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may have evolved as part of a larger fact of life: the increasing feebleness and vulnerability with advancing age that biologists call "senescence." Common sense says that the body, like all machines, must wear out with use, but this is another misleading implication of the appliance metaphor.

Organisms are self-replenishing, self-repairing systems, and there is no physical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be biologically immortal, as in fact lineages of cancer cells used in laboratory research are. That would not mean that we would actually be immortal. Every day there is a certain probability that we will fall off a cliff, catch a virulent disease, be struck by lightning, or be murdered by a rival, and sooner or later one of those lightning bolts or bullets will have our name on it. The question is, is every day a lottery in which the odds of drawing a fatal ticket are the same, or do the odds get worse and worse the longer we play? Senescence is the bad news that the odds do change; elderly people are killed by falls and flus that their grandchildren easily survive. A major question in modern evolutionary biology is why this should be true, given that selection operates at every point of an organism's life history. Why aren't we built to be equally hale and hearty every day of our lives, so that we can pump out copies of ourselves indefinitely?

The solution, from George Williams and P. B. Medawar, is ingenious. As natural selection designed organisms, it must have been faced with countless choices among features that involved different tradeoffs of costs and benefits at different ages. Some materials might be strong and light but wear out quickly, whereas others might be heavier but more durable. Some biochemical processes might deliver excellent products but leave a legacy of accumulating pollution within the body. There might be a metabolically expensive cellular repair mechanism that comes in most useful late in life when wear and tear have accumulated. What does natural selection do when faced with these tradeoffs?
In general, it will favor an option with benefits to the young organism and costs to the old one over an option with the same average benefit spread out evenly over the life span. This asymmetry is rooted in the inherent asymmetry of death. If a lightning bolt kills a forty-year-old, there will be no fifty-year-old or sixty-year-old to worry about, but there will have been a twenty-year-old and a thirty-year-old. Any bodily feature design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tential over-forty incarnations,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der-forty incarnations, will have gone to waste. And the logic is the same for unforeseeable death at any age: the brute mathematical fact is that all things being equal, there is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a young person than being an old person. So genes that strengthen young organisms at the expense of old organisms have the odds in their favor and will tend to accumulate over evolutionary timespans, whatever the bodily system, and the result is overall senesc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