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经济学〉标签的文章(116)

[微言]通胀与通缩

【2015-05-17】

@周克成: 分享了@人文经济学会 的文章 通货紧缩是大好事,作者:陈兴杰,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现今反对通货膨胀的人们,无论主张恒量货币、金本位,甚至弗里德曼式的“温和通胀”,都会遭遇主流经济学的通缩恐吓。通货紧缩是这样一种理论,市场上的货币数量要随经济发展而增

@tertio: 通胀有两种:一是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乐观导致的信用膨胀,好事。二是人为扩张信用干扰市场,坏事。通缩也有两种,一是对未来悲观导致信用萎缩,不好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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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7】 @周克成: 分享了@人文经济学会 的文章 通货紧缩是大好事,作者:陈兴杰,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现今反对通货膨胀的人们,无论主张恒量货币、金本位,甚至弗里德曼式的“温和通胀”,都会遭遇主流经济学的通缩恐吓。通货紧缩是这样一种理论,市场上的货币数量要随经济发展而增 @tertio: 通胀有两种:一是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乐观导致的信用膨胀,好事。二是人为扩张信用干扰市场,坏事。通缩也有两种,一是对未来悲观导致信用萎缩,不好但最好放任之。二是人为干扰,这个好像少见。不论怎样通缩都是坏事。 @whigzhou: 人为制造的通缩也不少见,弗里德曼举过固定汇率双本位的例子 @whigzhou: 其实任何干扰现有货币系统,使之机能失调或效率下降的举措,都会造成通缩,我以前说过,恶性通胀之所以那么可怕,其实也是因为它是一种特殊且暴烈的通缩,因为它把货币变成了废纸,效果相当于市场上突然没货币了  
[微言]行业特征与罢工

【2015-03-02】

@黄章晋ster 具有哪些特征的行业最容易罢工?目前我能想出的最难罢工的应当是律师。又,喜欢并且能够灌输类似『狼性』的企业是不是大都位于这个坐标的中间位置?而且,一般能够灌输类似狼性教育,多半意味着罢工风险已被极大降低?@whigzhou

@whigzhou: 以罢工相威胁的集体议价只是劳工卡特尔谋求垄断租金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是人为抬高准入门槛,律师和医生等professional行业用的是第二种,因为集体议价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专业技能要求不高,劳动生产率在行业内大致无差别,不需要复杂的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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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2】 @黄章晋ster 具有哪些特征的行业最容易罢工?目前我能想出的最难罢工的应当是律师。又,喜欢并且能够灌输类似『狼性』的企业是不是大都位于这个坐标的中间位置?而且,一般能够灌输类似狼性教育,多半意味着罢工风险已被极大降低?@whigzhou @whigzhou: 以罢工相威胁的集体议价只是劳工卡特尔谋求垄断租金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是人为抬高准入门槛,律师和医生等professional行业用的是第二种,因为集体议价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专业技能要求不高,劳动生产率在行业内大致无差别,不需要复杂的激励结构(因而报酬结构简单),才可能议出一套统一工资率。 @黄章晋ster:另外,企业灌输的狼性教育,其抽象出来的价值观与党性教育推崇的价值观有多大重合度? @whigzhou: 不知道狼性是啥东东 @whigzhou: 实际上律师和医生在人为抬高准入门槛方面做得很成功,因此获得了相当高的垄断租金,老弗里德曼好像专门讲过这事情 @whigzhou: 至于独立开业或身为(或有望成为)合伙人的律师或医生,算不上雇员,不在讨论之列 @skywide:呵呵,编剧薪酬差距大薪酬结构非常复杂,但是其罢工并不罕见。 @whigzhou: 这里的“罢工”指的是以工资议价为目的的集体行动,不包括个人罢工或其他目的(比如政治性目的)的罢工 @skywide:就是工资议价为目的啊,好莱坞编剧罢工过。还有NBA和棒球联盟的球员,他们的薪酬差距和薪酬结构更大更复杂,也经常性的罢工或威胁罢工。 @whigzhou: 哦,那我不知道
[微言]经济理论与现实世界

【2014-08-24】

@子夏曰 施蒂格勒既在经济理论上有极高的造诣,又熟读经济思想史,所以他对经济学科发展的论断总是充满洞见。他在一篇1960年的短文里宣称,经济理论的突破,向来是由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的,而与现实世界里的重大事件关系不大。他说如果凯恩斯的通论真地是由大危机促成的(他存疑),算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whigzhou: 瞎说,斯密与苏格兰繁荣,奥派周期理论与魏玛恶性通胀,科斯与管制浪潮,公共选择学派与战后大政府…(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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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4】 @子夏曰 施蒂格勒既在经济理论上有极高的造诣,又熟读经济思想史,所以他对经济学科发展的论断总是充满洞见。他在一篇1960年的短文里宣称,经济理论的突破,向来是由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的,而与现实世界里的重大事件关系不大。他说如果凯恩斯的通论真地是由大危机促成的(他存疑),算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whigzhou: 瞎说,斯密与苏格兰繁荣,奥派周期理论与魏玛恶性通胀,科斯与管制浪潮,公共选择学派与战后大政府…… @whigzhou: 这个判断和凯恩斯说决定当前政策的不过是躺在坟墓里的三流经济学家一样自以为是  
[微言]均衡与刺激

【2014-07-06】

@人文经济学会 张维迎: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whigzhou: 萨伊定律说的是一般均衡的原理,而所谓刺激(实际上是同时刺激了供给和需求),关系到的是均衡的位置高低,用萨伊定律否定刺激的可能性,牛头不对马嘴了

@whigzhou: 均衡水平与预期的乐观程度有关,因而可以在仅仅改变乐观程度的情况下被提高,也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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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6】 @人文经济学会 张维迎: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whigzhou: 萨伊定律说的是一般均衡的原理,而所谓刺激(实际上是同时刺激了供给和需求),关系到的是均衡的位置高低,用萨伊定律否定刺激的可能性,牛头不对马嘴了 @whigzhou: 均衡水平与预期的乐观程度有关,因而可以在仅仅改变乐观程度的情况下被提高,也就是刺激是可能实现的,尽管那未必是好的或可取的 @whigzhou: 均衡水平也与信用系统创造货币的能力有关,因而可以被某个其信用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来创造货币的参与者(比如政府)通过将其信贷潜力释放出来而改变,因而刺激是可能的,尽管那未必是好的或可取的 @whigzhou: 可以想象一种由单一个人刺激经济的可能性:甲拥有一座探明储量1万亿吨的铜矿,但他啥也不做,不开发、不借钱、不立遗嘱、不指定继承人,现在他决定刺激一下经济,用这座铜矿成立一家公司,股份分赠给一万人,每人拥有万分之一股份,均衡水平会立即被抬高,对吧?  
[微言]剩余产品

【2014-06-10】

@whigzhou: 马克思在学术界遗毒最深的概念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剩余产品(surplus product)”。

@whigzhou: 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是两码事,后者遗毒限于马教内部,前者遗毒害及整个人类学和历史学界。剩余产品理论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力提高,产出超过维持生存所需而出现剩余,剩余供养了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专业阶层

@whigzhou: 这是对社会分工机制的深刻误解,受害者至今屡屡不绝于人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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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0】 @whigzhou: 马克思在学术界遗毒最深的概念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剩余产品(surplus product)”。 @whigzhou: 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是两码事,后者遗毒限于马教内部,前者遗毒害及整个人类学和历史学界。剩余产品理论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力提高,产出超过维持生存所需而出现剩余,剩余供养了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专业阶层 @whigzhou: 这是对社会分工机制的深刻误解,受害者至今屡屡不绝于人类学界。 @whigzhou: 比如10个人原本各自挖番薯,每天挖8小时然后回家花1小时捡柴煮饭,后来变成1个人给所有人捡柴煮饭,其余9人每天可多挖1小时番薯,结果总产量可能还有所增加,用剩余产品理论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 @whigzhou: 再比如,原本10个人在某块地上靠挖番薯过活,每天挖8小时刚够吃,但边际产出率递减很快:每天前4小时就挖够所需之90%,后四小时只带来10%产量,后来,其中1人掏出枪,杀掉4人,逼迫剩下5人将所挖番薯分1/5给他,所有人仍够吃饱,且其间生产率未发生任何变化,用剩余产品理论同样不能正确理解该过程  
《自私的皮球》第二十章〈我眼中的经济学〉导言

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本书的评论重点是经济和产业,所以在交待完哲学立场之后,我想再交待一下我在经济学上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我看待这门学科的态度;因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平时缺乏动机完整论述自己的专业看法,这里收录的是几篇有代表性的读书和思考笔记,还有讨论记录,其中一些观念常反复出现在前面的评论中。

简单的说,我认为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很好角度,但同时我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日益不满,不满的根源在于它过于依赖经济人模型,而缺少对其他层次和结构的认知,比如基因、组织和文化这三个观察层次,我热切期待不久的 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但在此之前,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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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本书的评论重点是经济和产业,所以在交待完哲学立场之后,我想再交待一下我在经济学上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我看待这门学科的态度;因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平时缺乏动机完整论述自己的专业看法,这里收录的是几篇有代表性的读书和思考笔记,还有讨论记录,其中一些观念常反复出现在前面的评论中。 简单的说,我认为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很好角度,但同时我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日益不满,不满的根源在于它过于依赖经济人模型,而缺少对其他层次和结构的认知,比如基因、组织和文化这三个观察层次,我热切期待不久的 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但在此之前,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但文化人类学却有望提供,炫耀品是被用作身份符号的,而身份符号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和模仿,各种符号如何被组织在一个结构,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课题。 我在第八章讨论消费离散性和生活方式时,曾演示过一个商品识别的另一个例子,我把整个生活方式识别为一个商品,并据此解释了为何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某些区间的储蓄率提高,而另一些区间储蓄率下降,为何有些人宁愿继续失业也不愿接受低一档的工作,为何穷人风险偏好反而比中产者高,等等。 这种修补方法,其实就是把从其他层次上观察获得的新的结构认知,转换为个体层次上的“偏好”,这就好比,我从经验中认识到的是“吹过了一缕东南风”,但为了在形式上仍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我只好把它表述为“一亿亿亿个空气分子都各自沿着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路线发生了迁移”,虽有点啰嗦和别扭,倒也没什么不可以。 ---------------------- [1]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  
[微言]行业利润率

【2014-01-11】

@heracles的救赎:可餐饮业真心不赚钱呀,辉总

@whigzhou: 从店铺转手速度看,每年烧在餐饮业里的钱都很惊人,但这或许正是因为有些餐
馆确实非常赚钱,而别人都看不懂他们是怎么赚到钱的,于是其中一些错误地认为自己也能赚
到,所以#说整个行业赚不赚钱没啥意义#

【2014-01-17】

@whigzhou: 刚才坐在马桶上又想了想这问题,好像还有点意思

@whigzhou: 按最简单的理论,从会计利润中刨掉其实应算作要素租金的部分之后,任何行业
的利润都不会长期偏离平均的资本收益率,因为假如某行业比平均水平赚得多,就会有资本继
续进入,直到拉平。

@whigzhou: 但这个理论可以更精致,因为边际收益率不是个容易获得的信息,个体厂商只能
通过一些间接信号来判断,而各行业中这些间接信号的分布不同,这就为某种可持续的偏离留
下了机会

@whig(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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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1】 @heracles的救赎:可餐饮业真心不赚钱呀,辉总 @whigzhou: 从店铺转手速度看,每年烧在餐饮业里的钱都很惊人,但这或许正是因为有些餐 馆确实非常赚钱,而别人都看不懂他们是怎么赚到钱的,于是其中一些错误地认为自己也能赚 到,所以#说整个行业赚不赚钱没啥意义# 【2014-01-17】 @whigzhou: 刚才坐在马桶上又想了想这问题,好像还有点意思 @whigzhou: 按最简单的理论,从会计利润中刨掉其实应算作要素租金的部分之后,任何行业 的利润都不会长期偏离平均的资本收益率,因为假如某行业比平均水平赚得多,就会有资本继 续进入,直到拉平。 @whigzhou: 但这个理论可以更精致,因为边际收益率不是个容易获得的信息,个体厂商只能 通过一些间接信号来判断,而各行业中这些间接信号的分布不同,这就为某种可持续的偏离留 下了机会 @whigzhou: 所谓可持续偏离,意思是,某行业边际收益率已经低于水平水平,甚至是负的, 但仍不断有资本持续进入,或者相反,某行业持续保有超额收益,却没有更多资本进入 @whigzhou: 维持偏离的可能性之一,是信息扭曲,比如演艺业,一个大明星的成功,传播率 很高,而大批失败者,其中每个知道的人很少,因而一个正在决定是否入行的女孩,据以做决 定的信息,可能是高度扭曲的,这样,演艺业可以在边际收益率已降到极低的时候,仍持续吸 引新进者 @whigzhou: 不过,就演艺业而言,这样的扭曲可能只存在于初入道环节,一旦入行,身边众 多同行的境遇,很快会纠正他们此前的错误认知…… @whigzhou: 但对于另一些行业,可能不存在让入行者及时纠正错误认知的初始阶段,而发现 错误时已经来不及了,错误只能由倒闭来纠正,哪些行业是这样,不知道…… @whigzhou: 注:我对这里提到的任何行业都没有任何可靠的经验知识,纯属瞎想 @whigzhou: 实际上,对于个体决策者,经济学意义上(而不是会计意义上)的利润率是根本 没办法获得的信息,区分要素租金、风落收入和可预见收益,几乎办不到 @喂羊的月亮熊:很多情况下餐饮业是在做商业房地产。很多在热闹位置的餐厅亏钱,但是靠转 让费就可以赚一大笔。西单大悦城,南锣鼓巷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另外,单店可能不赚钱,资 本进入做成连锁,最后可以靠退出赚钱。不知道雕爷牛腩和皇太极煎饼是不是这样。 @whigzhou: 嗯,这个问题有意思,稍后再谈 @喂羊的月亮熊:此外餐饮和洗车行一样,提供大量现金流,可以用来洗钱呢 @whigzhou: 最早是洗衣店,也是洗钱一词的来源…… @trustno1v2:其实上就是这个行业资本化或者证券化率非常高。资本化程度提高,转让摩擦成 本就低,资金进入行业就相对便利。 @whigzhou: 如果到了能够证券化的程度,这问题差不多也就不存在了 @whigzhou: 可以设想一个与演艺业相反的行业,其中成功的都闷声大发财,失败的都跳楼, 跳楼当然是新闻事件(至少会成为当地新闻),信息向另一个方向扭曲:大家每年都听到这行 业有几个人跳楼,该行业的边际收益率会不会持续维持高位呢? @Stimmung:这算信息租金? @whigzhou: 知情而入行者,好像算信息租金,可是对那些其实也不明就里而赚到钱了的入行 者呢?算租金还是算风落?所以我说几乎没法区分 @whigzhou: 维持偏离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与信息有关,是要素的可识别  
[饭文]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辉格
2014年1月14日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关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时有所闻,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穷人状况恶化了,至少是相对地恶化了,然后他们会为这种“恶化”寻找根源和谋划对策,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对策,无非是最低工资、强化税收再分配、改善穷人福利之类,据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早已(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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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辉格 2014年1月14日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关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时有所闻,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穷人状况恶化了,至少是相对地恶化了,然后他们会为这种“恶化”寻找根源和谋划对策,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对策,无非是最低工资、强化税收再分配、改善穷人福利之类,据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早已开始以收入差距扩大为由在推动这些政策了。 不过,在急于寻找药方之前,我们最好先看看,有关贫富差距的统计数字背后,究竟可能对应了些什么社会现实;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收入差距扩大未必意味着穷人状况恶化,因为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而衡量生活状况的恰当指标是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所以,假如一个社会产出的全部消费品中,穷人消费的份额和总量都没有减少,价格相对于可支配收入也没有上涨,那么,穷人的状况就没有恶化。 个人的消费水平不会随着收入提高而无限提高,最富裕的那些人,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再增加收入通常已不会影响个人消费水平;所以假如收入差距扩大只是因为这样的最富裕阶层收入提高了,那么消费品的分配状况就没有变化;要判断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消费基尼系数,但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收入基尼系数。 除了消费水平的差距,要衡量富人收入相对提高对穷人状况的影响,还要看富人将新增收入花在什么地方,这些开支是挤压了大众消费,还是相反,改善了大众的消费条件;大致可以区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富人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并且这些消费与大众消费构成资源竞争关系,比如增加饮酒量,会抬高粮食价格,多打高尔夫球,会抬高郊区住宅用地价格。 第二种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几乎不额外使用任何大众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不会抬高大众消费品价格,比如雇佣更多仆人用为自己梳妆打扮、养花喂狗、挖土修坟。 第三种也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行为不但没有挤占大众消费资源,而且还为社会带来很多正的外部性,比如购买艺术品,富人为艺术品所出高价养活了很多艺术家,而他们的作品通常大众也能欣赏到;许多新型消费品在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前能够被设计开发出来并在市场上存活下来,都得益于乐意尝鲜的富人愿意为新东西支付高价。 第四种是将新增收入投资于生产性活动,而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这些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指向消费条件的改善:要么是更好的产品、更便利的服务,要么是更低的产品价格,结果是这些投资所针对的消费条件改善了;从生产的角度看,此类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它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多少人手里是没有关系的,但假如掌握这些资本的人数减少了,统计上就表现为基尼系数提高,但实际上大众消费状况反而改善了。 所以,衡量收入差距扩大会多大程度上恶化大众和穷人的生活状态,要看富人会将新增收入更多的用在哪方面;按经验,至少在发达社会,最富裕阶层的消费提升很少表现在数量上,也较少表现为对实物资源的消耗,而更多表现在形式、质量、档次和品位上,这样,挤压大众消费的第一类活动就很少。 近些年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很可能是因为生产领域创新活动的增加,理论上,每次大规模的创新浪潮都会扩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因为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对那些带来创新的发明家和基于创新而重新组织资源、改造产业结构的企业家,作出巨额奖励,造就一批暴富新贵,结果当然会扩大贫富差距,但只要这些新贵不将新近获得的财富大量用于上述第一类消费,那么这一结果对大众和穷人就不是坏事,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中国的一样高,但美国大众对贫富问题的抱怨却少得多,只有47%的民众认为贫富差距是个严重问题。 最近这轮以信息革命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创新浪潮,其一大特征是更扁平的产业结构和更大的规模经济,一家互联网企业可以免除大量中间结构而直接面向规模极大的消费群体,这一过程造就了一大批规模空前的新巨富,同时也消灭了许多传统中小企业和中间商,以及相应的大量白领工作岗位,所以这一轮浪潮中,作为一个阶层整体上受损的,大概就是中产阶级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在新的产业结构中为自己找到新位置。 评价贫富差距是否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只看基尼系数,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富人整天都在琢磨着如何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好让自己从中赚到更多的钱),而且事实上也将多数财富投入这样的活动中,这样的贫富差距就是健康的,因为这种差距只是表明:市场机制发现,掌管巨额财富去改善民众生活这件事,只需要很少人去打理。 相反,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大量人口整天都在想着怎么更好的满足少数权贵的需求,比如怎么把金字塔修的更高,好让法老看了高兴,结果多数稀缺资源都围绕着极少数人的需求和意志而配置,这样的贫富差距才是可怕的,即便其基尼系数和前一种社会差不多。  
[饭文]资产泡沫在哪里?

资产泡沫在哪里?
辉格
2013年12月3日

近来,随着美国股市连创历史新高,金融业界谈论泡沫的声音又多了起来,除了鲁比尼和罗杰斯之类多年来喋喋不休的末日论者之外,像法兴和瑞士联合这样的大型机构也开始发出警告,最近,前国会议员、里根政府的预算局长大卫·斯托克曼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此同时,格林斯潘和麦肯锡则明确表示,当前美国股市不存在泡沫。

从某些迹象看,泡沫论者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市场流动性充裕,大量热钱在四处寻找机会,在任何看起来像是个机会的地方,他们都当仁不让的掀起了一个个投机热潮,从黄金、农地、团购,到艺术品,当然,还有比特币和其他去中心化电子货币所引发的最新投机狂热。

但另一方面,通常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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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泡沫在哪里? 辉格 2013年12月3日 近来,随着美国股市连创历史新高,金融业界谈论泡沫的声音又多了起来,除了鲁比尼和罗杰斯之类多年来喋喋不休的末日论者之外,像法兴和瑞士联合这样的大型机构也开始发出警告,最近,前国会议员、里根政府的预算局长大卫·斯托克曼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此同时,格林斯潘和麦肯锡则明确表示,当前美国股市不存在泡沫。 从某些迹象看,泡沫论者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市场流动性充裕,大量热钱在四处寻找机会,在任何看起来像是个机会的地方,他们都当仁不让的掀起了一个个投机热潮,从黄金、农地、团购,到艺术品,当然,还有比特币和其他去中心化电子货币所引发的最新投机狂热。 但另一方面,通常指示经济过热的那些指标,却并未表现出多少热度,石油矿产等初级品价格平稳,要素租金没有涨,基础设施没有出现高压迹象,波罗的海指数也处于历史低位;股市虽屡创新高,但这与美国企业的优异表现基本相称,也与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步,尽管失业率仍然高企,但股市与企业表现的关系更直接。 其实,和此前的末日论和黄金热一样,这些泡沫论与其说是对现状的判断,不如说是对货币政策的不满,实际上,从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这些人一直在预言恶性通货膨胀,但四五年过去了,通胀根本没有发生,更别说恶性了。 可是,当初的预言者没有一个承认错误,他们要么装聋作哑,要么辩解说,不能(像官方统计部门那样)只用CPI衡量通胀水平,虽然消费品价格没涨,但通胀也可以表现为要素和资产价格上涨,而资产泡沫便是通胀表现之一。 问题是,假如生产率没变,作为生产要素的资产价格的上涨很快会推动消费品成本上升,继而价格上涨,尽管上涨幅度可能小于前者;所以,资产价格大涨的同时消费品价格没涨,要么是因为生产率大幅提高了,要么是价格大涨的那些资产根本不是生产要素。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意味着同样多的要素能比以前产出更多的消费品,因而这些要素资产相对于消费品的价值提高了,换句话说,按既有货币单位衡量,生活成本不变的同时,财富增加了,怎么看这都不是坏事;而另一方面,货币体系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保持了消费物价稳定,这也正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宗旨所在,当前事态只不过表明它成功的执行了其政策。 不过,这更像是金融危机前十几年而不是近几年所发生的情况,那十几年,得益于全球性要素再配置、产业链重组和技术进步,资源类要素价格大涨的同时,美国的消费物价非但没上升,反而还有所下降;而危机后几年,尽管生产率仍在提高,要素价格也有所回升,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所以,实际情况看上去更像是第二种:确实有一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了,但那主要不是要素类资产,即可以作为要素投入生产过程的资产,而是储蓄性的和投机性的资产,比如起初的黄金和艺术品,以及最近的比特币,当然还有股票;和生产要素不同,这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不会推动生产成本上升。 假如上述分析成立,那么确实可以说,存在资产泡沫,但那主要是非要素资产的泡沫,这种泡沫不会从成本一侧推动通胀,但它可能会通过财富效应而从需求侧拉动通胀,因为资产价格上升让其主人感觉更富有了,因而可能更多的消费和投资,但这只是可能,实际情况表明,这并未发生。 这或许是因为,从这些资产泡沫中获益的人原本就很富有,其消费对财富已失去弹性,账面财富增加已不能影响其消费水平;同时,由于流动性原本就很充裕,财富增加也不能影响其投资水平,也就是说,他们此前没有做更多投资,只是因为没有看到好的投资机会,而不是因为缺钱,而这一状态也正是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结果;这样,财富效应无论在消费和投资方面都无法起效。 上述图景,与对货币体系的传统理解是格格不入的,传统上,通常认为央行的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消费和投资扩张,最终推动物价上涨,但最近这个经济周期的经验揭示了,这种情况只会发生两种条件下,一种是,扩张的货币直接由政府花出去,即在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执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另一种是,货币不足是经济体系的常态。 在财政开支得到有效约束的国家,第一个条件已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第二个条件,看来已经被高度发展了的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和日臻成熟的货币政策所消除;回顾的看,传统经济体系中,货币永远是不足的,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提高有效货币量,都会促进投资和消费(恶性通胀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会降低有效货币量,因为它促使人们逃离货币)。 然而在当代,银行业所建立的信用机制,已经能为任何规模、以任何速度增长的经济创造出足够多的货币,而同时,事实也表明,无论流动性多充裕,利率多低,假如看不到盈利前景,企业家也不会做更多的投资,同样,假如看不到未来收入改善的前景,消费者也不会更多的贷款消费,即便他们想,银行也不会贷给他们。 这样,除非央行通过法定储备率和杠杆率来勒紧货币,否则货币量(或更一般地说,流动性)不再是投资和消费的瓶颈,瓶颈只是看待机会和未来的乐观程度;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央行便可以在经济低谷期放手实施宽松政策,从而确保消费和投资不会因为货币不足而得到抑制,因为只要财政开支得到约束,只要普遍乐观氛围尚未形成,货币再宽松,流动性再多,也不会变成投资和消费,进而推动通胀。 唯一的副作用是产生一些资产泡沫,但如上面所分析,只要财富效应不起作用(它需要乐观氛围才能起作用),资产泡沫就不会转变成通胀,不妨听任其自生自灭,直到财富效应开始显现出来(比如因资产价格上升而导致抵押贷款规模扩张),再放弃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不迟;这一策略,正是美联储特别是伯南克从大萧条中学到的最宝贵经验,也正是对该策略的坚定执行,避免了这次金融危机变成另一次大萧条。  
[饭文]转基因标注争议中的法律经济学

(按:抱歉最近写作状态不好,很没条理,好像没说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说一遍)

转基因标注争议中的法律经济学
辉格
2013年11月19日

近来,政策当局的一些动作似乎表明,其对待转基因粮食的政策已有所松动,这一迹象,也让转基因这个多年来争吵不休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从农业技术的角度看,像中国这样还不怎么富裕的人口大国,转基因农业成为主流恐怕是无法避免的,非转基因食品将越来越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这样,未来的争议焦点,将转向看待转基因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如何在一个社会共存的问题,而反转阵营的诉求重点,大概也会从封锁围堵转向监管和标注方面,要求政府强化监管,并主张转基因食品制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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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抱歉最近写作状态不好,很没条理,好像没说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说一遍) 转基因标注争议中的法律经济学 辉格 2013年11月19日 近来,政策当局的一些动作似乎表明,其对待转基因粮食的政策已有所松动,这一迹象,也让转基因这个多年来争吵不休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从农业技术的角度看,像中国这样还不怎么富裕的人口大国,转基因农业成为主流恐怕是无法避免的,非转基因食品将越来越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这样,未来的争议焦点,将转向看待转基因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如何在一个社会共存的问题,而反转阵营的诉求重点,大概也会从封锁围堵转向监管和标注方面,要求政府强化监管,并主张转基因食品制造商有法律责任做出明确标注。 一种反对向企业施加法定标注责任的意见认为,如何对商品特性进行标注,应由企业自主决定,无论是否标注,那都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自由交易,政府和法律不应横加干涉;确实,企业自主性和自由交易理应得到保护,问题是,一桩交易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并不总是随交易的发生而自动明确的,往往需要法律来加以澄清,假如交易内容无法确定,一旦双方发生纠纷而寻求司法救济时,就没人能知道该怎么办,法律对交易的保护也就沦为一句空话。 通常,商家会通过招牌、价目表、菜单、广告、商品包装等手段,告诉消费者他卖的是什么,以及相应的交易条件,若是重要买卖,双方还会议定更多细节,甚至签个书面协议;但所有这些都无法保证对交易内容作出完备而精确的描述,因为首先,对任何东西进行完备精确描述都是不可能的,那意味需要对整个世界进行精确描述,而这是我们的认识能力和信息手段所无法满足的,其次,我们用来描述交易内容的自然语言本身就十分模糊并充满了歧义,再次,即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可能在每笔交易中都进行完备描述,因为那么做成本太高,与交易所带来的好处相比,不值得付出,所以实际的内容描述往往非常简略。 不过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一信息不完备问题;首先,人们通常不需要那么精确的描述交易内容,双方在认定内容与描述是否相符时,会有一定的宽容度,比如,饭店顾客大概不会接受一份缺了鸡丁或花生的菜被称作宫保鸡丁,也不会接受直径小于两毫米的鸡肉也算鸡丁而不是肉末,但通常可以容忍里面有或没有大葱,因为有了这样的宽容度,双方对交易内容的认定不必完全一致,只要分歧没有大到引发纠纷的程度即可。 其次,存在于习俗之中的隐含约定,可以补足交易内容描述的不完备性,人们对自然语言中每个词汇的共同理解,便是这样一种习俗,语义和其它习俗一样,都是长期协调博弈过程所达成的均衡;无须明确说明,我们都知道鸡丁大概有多大,一份宫保鸡丁大概有哪些配料,同样,无须明确约定,我们都可以合理的认为,一份宫保鸡丁里不应该出现一条老鼠尾巴,其制作过程也不应添入厨师的几毫升唾液,即便那是经过高温消毒并在医学上是完全无害的。 但习俗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尽管它是社会协调的产物,但对它的理解毕竟是主观的,高度依赖于个人的母语、文化和教育背景,而隐含约定的内容随文化和亚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现代流动性大社会中,交易双方常拥有十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对交易与合约内容产生歧义和纠纷就在所难免,正因此,许多交易分歧才需要在法庭上解决。 合同法便是用来处理此类分歧的,它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在特定交易中,存在哪些理应得到遵循的习俗,这些习俗为此类交易规定了哪些隐含约定(或者叫默示条款);具体到转基因议题上,有待回答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是否可以合理的认为,在没有明确标注(或以其他方式告知)的情况下,市售食品中不会含有转基因成分? 换句话说,不应含有转基因成分,是不是食品零售交易的一项隐含约定?假如转基因是个存在已久的古老现象,那么法官的任务就只是识别是否存在相应的习俗,但实际上转基因是个新问题,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形成习俗,或者几种相互竞争的习俗正在形成之中,此时法官便有了创造新规则的机会,那么,他该如何选择呢? 按法律经济学的观点,他应该遵循社会成本最小化原则,所以,假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注的总成本低于那些忌讳转基因食品者在没有标注的情况下为识别是否转基因而付出的总代价,就应该支持法定标注责任,否则,就应让忌讳者自行负担识别成本。 实际情况如何,需要争议双方用统计数据来举证,不过,很容易想到几个影响上述两项成本的因素:转基因技术应用越广泛,跟踪转基因成分加工销售链条的难度就越大,需要标注的场合也越多,标注总成本就越高;对转基因的忌讳越普遍,识别需求就越多,忌讳者对转基因的心理抵触越强烈,识别的准确性和苛刻程度就越高,后两项都将提高识别成本;非转基因食品标注越普遍越鲜明,忌讳者的识别成本越低。 信奉自然法原则的人大概会说,法律这等神圣庄严的事情,怎么能让如此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算计来决定,而对于主观价值论者,这些算计中所不得不采用的客观价值标准(通常是以市场价格和货币金额来衡量)则更难以令人接受。 然而,正如波斯纳和大卫·弗里德曼等法律经济学家所指出,无论是在习俗和习惯法的自发形成中,还是在法官和陪审团对规则的权衡中,实际上通常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只不过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 法律是用来说服众人的,因而当它试图在模糊地带为行为划出边界时,必须遵循某种客观价值标准,而只有在边界既已划定之后,个人才得以在属于自己的边界之内遵循自己的主观价值而自由行事,也只有在此时,主观价值论才有了其用武之地。  
[饭文]比特币难成真正货币

比特币难成真正货币
辉格
2013年4月16日

三月中旬以来,比特币汇率一路攀升,从40多美元一度涨至220多,后又迅速跌到60多,其间交易量也迅速放大,市场变得非常活跃,吸引来的关注和评论更是达到空前热度;有些忠实粉丝甚至开始乐观的宣称,这是比特币走出黑客小圈子,开始被接受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真正货币的一个好兆头。

然而,真实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比特币在这段热闹行情中表现出的一些特征:价格暴涨暴跌,囤积倾向,吸引短期投资者快进快出,市场参与者中投资与投机者远远多于实际使用者——都在表明它是一种收藏品而不是货币,因为货币的根本特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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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难成真正货币 辉格 2013年4月16日 三月中旬以来,比特币汇率一路攀升,从40多美元一度涨至220多,后又迅速跌到60多,其间交易量也迅速放大,市场变得非常活跃,吸引来的关注和评论更是达到空前热度;有些忠实粉丝甚至开始乐观的宣称,这是比特币走出黑客小圈子,开始被接受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真正货币的一个好兆头。 然而,真实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比特币在这段热闹行情中表现出的一些特征:价格暴涨暴跌,囤积倾向,吸引短期投资者快进快出,市场参与者中投资与投机者远远多于实际使用者——都在表明它是一种收藏品而不是货币,因为货币的根本特征是人们对其价值的预期一致且随时间而稳定,因而也是最不容易成为投机对象的那些东西,而收藏品则相反。 所以这波热潮,看来只是扩大了比特币作为一种收藏品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吸引了更多淘金者、藏家和炒家的参与,或许有望从一种小众收藏变成更大众化的收藏,但这对它成为货币没什么帮助,反倒揭示了它不具备这一潜力。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其实在它的最初设计中早已埋下:其总量从一开始就在生成机制上被限定了,并且这限度是摆明的,因而一旦使用量开始增加,便会立即产生短缺预期,继而导致囤积倾向,并加速价格上涨,当这一趋势开始显露时,投机者便大批进入,从而带来价格剧烈波动,这是一种新收藏品首次被投机者盯上时的典型表现,而与一种商品开始获得货币地位的过程毫无相似之处。 可以说,作为开发新型货币的诸多尝试之一,比特币是个非常糟糕的例子,它基于陈旧过时而且错误的货币观念;实际上,它在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黄金的东西,但货币功能比黄金更差,黄金虽也曾因数量不足而带来通货紧缩问题,但其数量上限和稀缺状况至少没那么确切可知,因而不会让囤积成为明确有利可图的行为(如果它果真已是货币的话)。 更重要的是,类似金银这样的自然货币,早已不再能为高度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提供恰当的货币基础了,自从近代银行业和信用货币发展以来,金银虽还在很长时间内起着价值参照物和储备物的作用,但货币的基础已越来越多的建立在信用之上,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根本上是一个信用发现、评估和定价的过程,而不是像比特币设计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制造稀罕值钱物品”的过程。 货币代表了一种使用稀缺资源的能力,而通过信用发现而创造货币这一机制的妙处在于,它在为个人使用资源的当前能力和他为社会提供稀缺资源的未来潜力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匹配:某人有多大可能在未来向社会提供多少资源,满足他人的多少需求,信用系统就为他创造相应数量的货币,供他在当前使用,这或者可让他提前享受他有资格享受的消费,或者可让他为社会创造资源的潜力变为现实(后一点是信用货币对市场繁荣的最重要贡献)。 因为这种匹配关系,信用系统总是趋向于能为社会的经济活动创造恰当数量的货币,所谓“恰当数量”意味着,资源使用能力的总和与产品创造能力的总和是相称的,这样就避免了自然货币的数量不足或过多的古老问题,因为自然货币的数量取决于另一些与经济活动和信用无关的因素,没有理由恰好与经济活动水平所对应的合理货币量相匹配。 所以假如我们想要在现有法定货币之外创造一种新型自由货币,考虑重点应放在如何设计一种信用发现、评估、表征、簿记、验证等环节上,而不是去寻找一种“稀罕值钱物品”,因为这样的物品从来不缺少,比如开采任何一种稀有金属,并由做市商为其创造流动性,其实都可以起到类似作用。 比特币唯一独特之处,是提供了一种匿名在线支付手段,可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它本身很难成为真正的货币,或者说作为货币的性能很差,将为交易者带来高额交易费用和汇兑风险,因而只有那些有着强烈匿名需求而宁愿负担这些成本的人,才会去使用它,这让它注定被局限于一些很特殊的领域。  
[饭文]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

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
辉格
2013年3月4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变得日益强劲,它正在向产业链的各个角落迅速渗透,从设计、加工、物流,到办公、管理、供应链组织、市场交易、娱乐、社交,乃至研究部门,无孔不入,计算能力和自动化设施正在越来越多的工种和岗位上取代人力。

有人甚至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就业率的回升明显滞后于消费、投资、资产价值和企业盈利等各大指标,原因之一便是企业在危机后的新一轮扩张中,更多的投资于自动化设施而非劳动力,包括制造业向美国的局部回归,也将是一次基于深度自动化的回归。

那么,机器真的会将大批劳动力挤出就业市场吗?对此,常见的乐观说法是,机器在一些岗位上取代人时,因为提高了生产率,将抬高总产出,从而在别处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没错,问题是,上述过程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是否足以弥补它所消灭的呢?

没有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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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 辉格 2013年3月4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变得日益强劲,它正在向产业链的各个角落迅速渗透,从设计、加工、物流,到办公、管理、供应链组织、市场交易、娱乐、社交,乃至研究部门,无孔不入,计算能力和自动化设施正在越来越多的工种和岗位上取代人力。 有人甚至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就业率的回升明显滞后于消费、投资、资产价值和企业盈利等各大指标,原因之一便是企业在危机后的新一轮扩张中,更多的投资于自动化设施而非劳动力,包括制造业向美国的局部回归,也将是一次基于深度自动化的回归。 那么,机器真的会将大批劳动力挤出就业市场吗?对此,常见的乐观说法是,机器在一些岗位上取代人时,因为提高了生产率,将抬高总产出,从而在别处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没错,问题是,上述过程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是否足以弥补它所消灭的呢? 没有任何经济学原理能够保证这一点,具体效果将视所在产业和整个经济体的要素结构而定,假如机器渗透发生在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由其产出提高所带动的、以及因总收入提高而拉动的其他产业,若劳动密集程度远低于前者,那么总的效果便可能是降低了劳动需求,从而压低工资率或抬高失业率。 也就是说,伴随着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未必惠及每个人,在新的生产函数所对应的要素结构中,某些要素的地位可能下降了,因而将得到更少的报酬;对此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情况下工人会降低工资要价,从而在较低的均衡位置上重新实现充分就业。 问题是,当机器变得足够廉价,乃至雇佣某人的交易和管理费用超出雇佣同等能力机器的成本时,即便工资降到零也没有雇主会雇佣他,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今天的可乐罐装厂大概不会雇佣任何搬运工去替代自动传送带,即便工资为零。 或许有人会说,假如机器果真会让大批工人失业,那么这些失去劳动报酬的人很快就会饿死,于是就业市场又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实现均衡,但实际上当代社会不大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失业者未必是无产者,可能拥有其他要素,而这些要素在新的生产结构中仍得到了雇佣,其次,即便他们得不到任何要素报酬,也可能得到政府或慈善组织的援助而继续生存下去,并处于毫无指望的长期失业状态。 说明机器排挤效果的最有力案例,是马的命运,历史上,马曾被大量雇佣于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但在蒸汽机和铁路发明后,它们很快被排挤出内河与陆地干线运输,内燃机出现后,更被全面排挤出支线与城市运输、农耕和军事领域;这一过程生产率和总收入都有巨大提高,但并未为马创造出多少就业机会,休闲、竞技和博彩业雇佣的马匹或许增加了一些,但与消失的岗位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见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p.12) 当然,马被排挤后并未抬高长期失业率,因为马的数量很快减少了,但被机器排挤的人类却更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并生育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后代,结果,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将处于长期失业状态,这个比例将随机器能力提高和成本下降而扩大,并且没有什么原理显示它存在一个上限。 乐观者最后一根稻草是诉诸经验:工业革命以来机器渗透已持续了两百多年,每轮浪潮会造成阶段性失业,但此后更繁荣的经济总是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率,在机器化最为深入的美国,失业率并不高,而且多半都能用其他因素来解释。 迄今为止确实如此,但那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尚未越过临界点,当生产模式所对应的要素结构中劳动还占很高比例,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大部分还未能被机器有效率的替代,机器因推动增长而带来的岗位就可能弥补它所挤掉的,但假如这一比例翻转过来,当生产结构中的大部分岗位,人对机器都已丧失比较优势,情况就不同了。 临界点的位置,取决于人类与机器的能力对比,由于我们不能指望人类禀赋在可见未来会有所改变,而机器则在迅猛进步,因而只能相信:临界点迟早会被越过;或许我们正在逼近它,或者全球经济作为整体已经越过了它,只是大规模失业并未均匀分配,而更多的被留在了南欧和非洲?  
[微言]工资铁律

【2013-02-14】

@whigzhou: 当人口处于马尔萨斯极限附近时,非技术工人的日工资约等于10磅面粉,是农业时代通例,1975年国内大米价格0.15元/斤,对应月工资40-42,刚好是我父母当时的工资水平,当前米价2.5元/斤,对应赤贫工资是575-675,差不多是柬埔寨的水平 //Iron law of wages http://t.cn/zYio6V8

@whigzhou: 这个赤贫工资率在亚洲普遍压得更低(18世纪末以磅面粉计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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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4】 @whigzhou: 当人口处于马尔萨斯极限附近时,非技术工人的日工资约等于10磅面粉,是农业时代通例,1975年国内大米价格0.15元/斤,对应月工资40-42,刚好是我父母当时的工资水平,当前米价2.5元/斤,对应赤贫工资是575-675,差不多是柬埔寨的水平 //Iron law of wages http://t.cn/zYio6V8 @whigzhou: 这个赤贫工资率在亚洲普遍压得更低(18世纪末以磅面粉计的日工资,江南6.6,朝鲜6.0,南印度5.1,东京4.5),或许是因为亚洲人的体质已经对人口压力作出了更多进化调适,比如缩减了体型、降低了代谢水平? @吴昊老是重名很无奈:这可以算是社会有没有处于马尔萨斯极限的判据?辉总觉得中国现在的可供养的极限大概是多少?有没有达到? @whigzhou: 若非技术工人日薪已普遍数倍于赤贫标准时,“已脱离马尔萨斯极限”这个判断应当是可靠的吧  
[微言]土地与利率

【2013-01-17】

@sw小橘子: 经济世代交叠模型 http://t.cn/zOjYeXb 这个世代更迭模型给出了利息不能为负的一个限制因素:土地的无限红利。我一直对费雪的不耐理论感到不满。用现代眼光看,利率就是货币的价格,利率总是为正,就表示货币总是稀缺的,而货币总是稀缺,是因为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

@sw小橘子: 确切地说,在不存在不耐的情况下,利率为正是因为资本是增值的。增值的原因,除了资本可以成为生产要素,另一个原因是人口

@whigzhou: 不懂,为何土地红利可以确保利率为正呢?还有,利率不只是借贷货币是才有嘛,借米也可以有利率

@sw小橘子:可能需要先看视频中的模型。土地红利(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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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7】 @sw小橘子: 经济世代交叠模型 http://t.cn/zOjYeXb 这个世代更迭模型给出了利息不能为负的一个限制因素:土地的无限红利。我一直对费雪的不耐理论感到不满。用现代眼光看,利率就是货币的价格,利率总是为正,就表示货币总是稀缺的,而货币总是稀缺,是因为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 @sw小橘子: 确切地说,在不存在不耐的情况下,利率为正是因为资本是增值的。增值的原因,除了资本可以成为生产要素,另一个原因是人口 @whigzhou: 不懂,为何土地红利可以确保利率为正呢?还有,利率不只是借贷货币是才有嘛,借米也可以有利率 @sw小橘子:可能需要先看视频中的模型。土地红利是指资本要素产出。是的,利率的适用范围是一般资本,看主贴的后一贴 @whigzhou: 哦,但要素红利只是从借方愿意支付正利率,但贷方也可能满足于负利率,均衡水平未必为正啊,只要双方面临的要素收益率不同即可 @sw小橘子:第一个原因对于个体是可能的,但并不符合人类的普遍情况,因而不能解释利率一般为正的现象。利率为正的原因是第二第三点。在人口快速下降期,利率可以为负。 @whigzhou: 嗯,这几点可以用来解释利率为何是正的,但不能保证它是正的 @以太君 均衡为负?想象不了这情况 @whigzhou: 假设某社会唯一可借贷的东西是大米,大米质量会随存储时间延长而下降,因而一些人愿以不低于-20%的年利率出借大米,而另一些人可以大米为报酬雇人从事某一生产而获得收益,因而愿意支付正利率,均衡利率将由该两方的数量和供/需价格曲线决定,可能为负 @sw小橘子:视频中指出土地在产生无限红利的情况下,利率必定为正,所用的逻辑是土地红利的折现值不为无穷大。负的利率是可能的,因为即使土地的产出贡献率总是为正,还有土地的保管成本问题 @whigzhou: 把要素抽象为土地,抹掉了投资收益机会的人际差异,而正是该差异导致了许多借贷需求,这是个漏洞 @以太君:资本将变得更稀缺,自己持有不就好了,干嘛要贷出 @whigzhou: 资本收益的人际差异嘛 @城西六十里:某种货币的利率可以是负的,但真实利率怎么可能是负的,只要一种东西是稀缺的或者在某段时间内稀缺,它就有价格,它的这段时间也就有价格,除非没有东西是稀缺的了,怎么可能呢 @whigzhou: 利率也可以视为保管费的相反数嘛,若保管服务是稀缺的,为何价格不会是正的呢? @trustno1v2:土地不必然产生红利。比如月球的土地。是人在土地上的活动产生红利。人的活动基本要素中土地可以成本最低的界定产权 @whigzhou: 经济学家通常用“土地”来简化概括那些非消耗性的非人力要素,比如特许牌照,已经假定了稀缺性和正的生产率  
[饭文]人口的未来

人口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2月19日

【谈论人口首先要明确时间尺度】

观察人口问题的一个困难是时间尺度,人口趋势需要经历多个代际周期、在数百年或更大的跨度上,才能看出些可把握的特征,进而才可能谈论某些规律性,决定人口走向的各种因素,其变化反映到人口总量上,也存在很长的滞后期,而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这些变动周期中的很短一段,因而个体经验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这一困难在议论中更变成了混乱,因为貌似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口问题的人们,其实关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当你考虑人口趋势对就业、劳动力、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压力,或者特定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需要关心的是未来五年十年按年龄、性别、城乡、和社会状况等维度细分的某一群组的人口变动,而当你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长期影响,或试图从过去经验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结论,那五年十年就显得太短了。

【短期逆转已成定局,长期又会如何?】

对于前一类专注现实问题、并将眼光限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事情其实已经很简单:只要看分年龄人口表就行了,由于各年龄段死亡率很稳定(尽管还会缓慢下降),而移民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可以忽略,高比例城市化的后果也已注定(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只须按死亡率和就业年龄推算即可);当然像收入结构和文化背景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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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2月19日 【谈论人口首先要明确时间尺度】 观察人口问题的一个困难是时间尺度,人口趋势需要经历多个代际周期、在数百年或更大的跨度上,才能看出些可把握的特征,进而才可能谈论某些规律性,决定人口走向的各种因素,其变化反映到人口总量上,也存在很长的滞后期,而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这些变动周期中的很短一段,因而个体经验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这一困难在议论中更变成了混乱,因为貌似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口问题的人们,其实关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当你考虑人口趋势对就业、劳动力、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压力,或者特定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需要关心的是未来五年十年按年龄、性别、城乡、和社会状况等维度细分的某一群组的人口变动,而当你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长期影响,或试图从过去经验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结论,那五年十年就显得太短了。 【短期逆转已成定局,长期又会如何?】 对于前一类专注现实问题、并将眼光限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事情其实已经很简单:只要看分年龄人口表就行了,由于各年龄段死亡率很稳定(尽管还会缓慢下降),而移民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可以忽略,高比例城市化的后果也已注定(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只须按死亡率和就业年龄推算即可);当然像收入结构和文化背景等维度上的细分还有待考察,但主要的数据都已摆在那里。 所以根本的争议只会发生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当我们从经验得出某些理论判断,并运用于比三十年更遥远的未来,或比个别国家更普遍的人类社会时,就需要重新检查我们的理论基础和逻辑链条,而不能仅凭已有的数据了。 许多人以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为依据,断言这将成为未来各国普遍趋势,因而乐观的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将在一百亿附近得到遏制,这种看法尽管十分流行,但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缺乏适当时间尺度上的历史经验支持,因为目前的低生育现象最多只持续了两代人。 【马尔萨斯的人口图景】 让我们暂且忘记种种复杂因素,先回到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起点吧;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而生物之成为生物的根本在于,它们会尽可能多的繁衍后代,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何人要生育、人口会增长,相反,只有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停止增长才是需要解释的,那么,为何有些国家的人口趋势发生了逆转,当代低生育文化又从何而来? 在马尔萨斯看来,限制人口增长的唯一因素是可获取的生存资料(主要是食物)数量,该数量由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决定,它规定了人口增长的极限,在达到极限之前,人口会一直增长;每当人口接近极限时,就会以各种方式受到抑制,饥荒、瘟疫、战争等被动方式,或独身、晚婚、出家、溺婴等主动方式,这方面的现代改变是有了可靠避孕法,因而温和而人道的主动抑制可更多的代替痛苦惨烈的被动抑制。 当人类直接从环境获取食物时,极限水平直接由可获取的自然资源决定,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扩大资源获取范围,比如弓箭让人类能够猎取大型动物,船舶让人类发现新大陆;在发明了农业和工业之后,人类通过生产过程间接获取食物,从而引入了生产率这个新变量;历史上,每次栖息地扩张和技术进步都将人口极限拉上一个台阶,导致一个持续增长期,然后又在新的极限上达到均衡并停滞下来。 影响人口极限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假如少数权贵占有大量资源,并将其投入于非食物生产,那么同样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能供养的人口便低于其最大潜力,所以,同等条件下,资源分配更均匀的社会人口极限更高,马尔萨斯观察到,结构更为扁平的中国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拥有更密集的人口。 社会结构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人口水平,拥有更多资源的富贵阶层为维持一种区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会将自己的生育率限制在远低于其供养能力的水平,而且通过示范和模仿,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会瀑布式的逐级向下渗透,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惯,从而拉低总的生育率。 不过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有些奢侈消费品的生产只是利用了富余劳动力和无关食物生产的资源,而在人口接近极限时,劳动生产率也已降至极限,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仅当奢侈品生产挤压食物生产,或用食物出口从其他社会换取奢侈品时,社会结构才会影响人口极限。 【告别了马尔萨斯,但问题仍在】 直到工业革命之前,这幅图景还大致适用,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极大改变,以至于许多人宣称,马尔萨斯理论早已破产,至少过时了,经济学家如此宣称,主要理由是马尔萨斯的边际产出递减律是错误的,确实,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正如工业革命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当创新和技术进步快速接连发生时,边际产出完全可能持续递增,从而让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 然而,简单的拒斥马尔萨斯解决不了真正的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十分现实的约束,假如技术进步果真放任人口按极限速率增长,即便不考虑生态均衡,不出五百年,地球的全部碳元素就都用于制造人体和食物了,就算届时人类已突破太空移民障碍,也终究会耗尽宇宙全部物质,所以无论如何人口必定会受到遏制,而事实上发达社会的人口也已经发生了逆转。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因素、以何种机制导致了人口逆转,这一机制是会长期持续,抑或只是局部或阶段性的? 【城市化改变了什么?】 最显著的事实是,生育率总是随城市化而迅速下降,都市化程度越高,降得越厉害;但这很难算得上一种解释,它没有告诉我们人口转变的微观机制,为何人们一进入城市就不愿早生和多生孩子了? 或许我们可以像加里·贝克尔那样用成本收益结构来分析生育决定,生育的代价首先是父母特别是母亲放弃自己的闲暇、消费、职业收入和事业追求,其次,假如已经有了孩子,再生一个就需要将有限资源(包括金钱、照顾和关爱)分摊到更多孩子身上,因而降低每个的养育质量。 现代城市在两方面都有大幅改变,它为妇女提供了更多职业机会,因而提高了其时间和劳动的机会成本,而且这些职业大多需要离家连续工作,相反,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农业中,农活可自行灵活安排,容易与育儿任务协调在一起,富裕家庭的妇女更完全脱离生产,专心育儿,甚至雇佣保姆和奶妈来提高育儿能力。 农村妇女常被严格局限在家庭生活中,而城市妇女更加独立自主,拥有更多个人空间,更多兴趣爱好和事业追求,因而更难以忍受被育儿责任束缚在家务之中;同时,城市父母对孩子未来发展状况的期望也更高,因而给自己施加了更高的育儿标准:更精心的照顾,更好的奶粉、衣服和玩具,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使他们很难负担得起传统家庭那么多的孩子。 【缘何舍生育而求生活质量?】 经济学家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因为经济学将偏好视为给定的,然而从我们最初设定的生物学视角看,问题仍未得到回答:为何城市妇女更偏爱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偏爱更高的抚养标准?为何同样一群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若这些行为模式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遗传收益,其存在基础又是什么? 有人或许会说,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人的本能,直觉上这似乎可以接受,但生物学上却难以成立,假如一种本能带不来遗传收益,反而会降低遗传收益(即让拥有它的个人比没有它时留下更少的后代),那这种本能就很奇怪,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要么它曾经具有遗传价值,要么是另一种具有遗传价值的特征的副产品,要么是某种特定文化机制的产物。 前面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或许可以带来些提示,富贵阶层为保持其社会地位,将大量资源投入于维持一种奢侈昂贵的生活方式,这么做虽拉低了其婚内生育率,但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儿子们更早也更容易娶到妻子,以及更多的私生子;这些补偿优势一两代内或许不明显,但重要的是它能长期维持家族地位,从而让小幅优势积累放大。 这一点可以对照西欧封建社会和阿拉伯游牧社会来看,西欧贵族生的少,但贵族地位和财产权可靠,且延续时间长,许多家族可追溯数百上千年而香火不绝,而阿拉伯游牧部落酋长生育率极高,但游牧社会缺乏契约和产权制度,势力更替频繁,家族地位很难长期延续,因而以低生育换取长期积累性优势不是好策略。 【性选择驱动下的地位竞赛?】 那么,难道现代城市人都把自己当贵族了吗?在价值起源上或许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相对固化封闭的社会结构,极大提升了社会流动性,如今,沿着身份和地位等级往上爬升的机会似乎向每个人开放了,只要有机会和能力,人们总是选择他能够负担得起的尽可能高阶体面的社会身份,和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他们为孩子们谋划和争取未来条件时,更是如此,即便他们自己已习惯并安于既有的地位身份,但只要可能,总是希望子女能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种向上爬的倾向或许已深植于人类的本性(无论是生物的或文化的),性选择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经验证据表明,财富和地位总是能帮助男性找到更好的配偶和更多的性机会(尽管在现代这未必能为他带来更多后代),它是女性选择长期配偶的头号指标,即便在选择短期配偶时,也是重要指标。 女性偏爱富贵者、努力“往上嫁”的策略,激励了男性对财富与权力展开永无休止的追逐竞赛,而一旦这样的竞赛习性养成,他们会不断开辟新战场并在其中决一胜负,分出高下,从权力争夺、战争、商场职场竞争,到体育竞技、学术、游戏,每个竞技场上,参赛者内心深处总是假定了一群女性观众和评价者,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 追求更高端体面的生活方式只是其中一个竞技场,现代人也只是延续了这场竞赛,但问题是,这场竞赛已丧失了遗传意义;在古代,由于1)缺乏避孕手段,2)女性被高度束缚在生儿育女的道德责任之中,3)社会流动性低,因而地位能被可靠的传给后代,4)溺婴等手段违背道德且与富贵者的身份不符,因而财富身份地位上的优势会自动转变为遗传优势。 而在现代社会,这一自动关系被切断了,人们仍在为财富、地位和权力而拼搏,并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寻求更多的性伴侣和性机会,而且由于社会的开放,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这么做,但这些已不再自动为他们带来更多后代了,相反,由于他们在这些原本只是手段而非目标的环节上投入了过多资源,能够负担的生育率反而更低了。 【背离遗传价值的文化何以维系?】 一种原本具有遗传优势的行为模式,在丧失该优势、甚至转变为劣势之后,仍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该模式的遗传基础(如果有的话)需要多个世代才被清除出基因库,时间长短取决于其遗传劣势的大小(假如它导致绝育,就只须一个世代)。 假如该行为模式没有遗传基础而仅由观念所造就,经由文化而传播,那么它可能永远不会被清除,因为观念可以横向传播,一个不留下后代的人也可以把观念传给他人,并影响其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包含了禁欲独身主义的观念体系和僧侣组织可以长期存在,因为通过观念传播,尽管僧侣都没有后代,但僧侣组织却可以从其他群体中不断吸纳新成员。 但是,以牺牲其载体的遗传收益为代价而传播的观念体系,尽管可以长期存在,却极少可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构成大部分人口的行为基础,这是因为,虽然观念是后天获得的,但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特定观念的“易感性”可能具有遗传基础,并存在个体间差异,假如一种观念总是倾向于让对它易感的那些载体留下更少后代,长此以往,对它易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其传播过程便成了一个不断消灭自身传播基础的过程。 很明显,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此类观念系统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而其所基于的易感性只是一些随机变异或其他具有遗传优势的特性的副产品,才能得以维持,正如独身禁欲主义在僧侣中的存在那样。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当前城市低生育文化的主流地位能维持多久?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与之竞争的替代文化的生育率优势,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儒家传统主义者、摩门教徒、新教再洗礼派,都拥有很高的生育率,其中许多还拥有很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将在未来几个世代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短则两三代,长则五六代,将最终在文化上取得主流地位,假如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生育文化不发生逆转的话。 【人口压力是坏事吗?】 除了时间尺度,人口争议中另一个带来混乱的地方是,许多人总是将马尔萨斯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生态主义,甚至生态末世论等等联系在一起,你一提马尔萨斯和人口压力,人们就当然的以为你在暗示赞成计划生育,或在兜售生态悲观主义论调,这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一误解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兴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造成的。 实际上,马尔萨斯并不将人口压力视为负面因素,更不是悲观主义的来源,相反,他将其视为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基本动力,这一点放到马尔萨斯的思想继承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中,就更加显明了:人口压力只是自然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而选择压力当然是进化的基本动力,其持续作用也是个体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存在基础。 诚然,人口压力会造成各种苦难和悲剧,但正是这些苦难在激励人们不断设法克服它们,而正是这一过程推动了文明进步,正如痛苦让人们回避危险和伤害,饥饿感驱使人们寻找食物,性焦虑促使人们寻找配偶,并为此而谋求种种能给自己带来择偶优势的条件,同样,自卑和屈辱感激发人们力争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地位处境,所有这些指引人们行为的心理机制,若追根溯源,都可找到生存繁衍的需要这一基础动力。 当然,在富裕社会或富裕阶层,生存压力会相对松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而也会更多样化、更难以预料,但这种松弛和漂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人口压力就像拉住风筝的那根线,最终会将其拉回进化的主轨道,若非如此,社会与文明的有序结构将随漂变而瓦解于混沌。 【以计划生育应对人口压力?】 由于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误导,许多人将人口压力与资源耗竭、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关系远非必然,人口增长会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让资源变得更稀缺,因而更宝贵,可是,一样东西怎么会因为它变得更宝贵而耗竭或退化呢?依常识,这不是会激励人们更加珍惜它、保护它、并努力寻找替代它的东西吗? 区别在于相应的财产权是否得到建立,假如资源的财产权明确并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那么稀缺性只会让它更受珍惜,相反,若没有财产权,它就可能在一阵哄抢中被破坏殆尽,这就是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应对人口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某些资源日益表现出其稀缺性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财产权制度。 应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稀缺性的另一条道路是由一个中央权威集中分配资源,并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统一的计划规定,计划生育只是这种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需要赋予国家以空前的暴力和社会控制手段,放任其对个人实施极为严酷的强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对个体价值和自由尚有一丝珍惜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做法。 正如哈耶克所论证的,试图借助集中计划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无法处理分散信息的表达、获取、传递和计算问题,注定会失败,而历史经验也早已表明,计划体制将带来极大的无效率和社会灾难,相反,财产权和价格机制已经在其漫长历史上向人们展示了其处理稀缺性问题的能力。 只要相应的财产权能够建立,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生态压力便会经价格信号而传递到正在做生育决定的个体,让他们对生育的后果——自身的抚养负担、孩子的幸福和未来处境——作出恰当的权衡,只要他们不去偷抢别人拥有的资源,抚养负担是否太重,又何须旁人替他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