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最吸引我的是晨星公司的例子,有趣但又让人将信将疑,于是我找到了《哈佛商业评论》文章,读完前三分之一时,我还觉得不太靠谱,像是个被夸大了的神话,但读到最后我信了,很有意思的案例。
几个要点消除了我对这种去中心化模式的最初(不是全部)怀疑:1)400多员工分处于23个作为独立成本/收益中心的业务单元,这使得需要紧密合作的人数远低于邓巴数三分之一的水平,2)业务数据的充分透明,3)处理分歧/冲突的陪审制,4)基于虚拟货币的内部模拟(more...)
(续前文)
最吸引我的是晨星公司的例子,有趣但又让人将信将疑,于是我找到了《哈佛商业评论》文章,读完前三分之一时,我还觉得不太靠谱,像是个被夸大了的神话,但读到最后我信了,很有意思的案例。
几个要点消除了我对这种去中心化模式的最初(不是全部)怀疑:1)400多员工分处于23个作为独立成本/收益中心的业务单元,这使得需要紧密合作的人数远低于邓巴数三分之一的水平,2)业务数据的充分透明,3)处理分歧/冲突的陪审制,4)基于虚拟货币的内部模拟(more...)
【2016-09-14】
@whigzhou: 有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历史决定论者)喜欢用个体生命周期类比文明和国家的兴衰存亡,类似的,组织理论里也有『制度疲劳』的说法,对这种拟人化说辞总是要严加警惕,不过有些类比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年轻』『成熟』『衰老』这组概念,确可运用于政权,至少适用于我们见过的政权类型中的大多数。
@whigzhou: 容易想到的几种导致政体衰老的机制:1)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军备竞赛,多层级组织总是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层级越多越严重,一个成功的新政权必定找出(more...)
I Love the U.N., but It Is Failing
我爱联合国,但它辜负了我们的期待
作者:ANTHONY BANBURY @ 2016-3-18
译者:Eartha(@王小贰_Eartha)
校对:慕白(@李凤阳他说)
来源:The New York Times,http://www.nytimes.com/2016/03/20/opinion/sunday/i-love-the-un-but-it-is-failing.html
I HAVE work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for most of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 was a human rights officer in Haiti in the 1990s and served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during the Srebrenica genocide. I helped lead the response to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and the Haitian earthquake, planned the mission to eliminate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and most recently led the 标签: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又一篇因篇幅不够而草草收场的坑文)
雷士风波彰显主动投资策略的风险
辉格
2012年7月16日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雷士风波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国内企业根深蒂固的“人治”特征与现代公司治理之间的强烈反差与冲突;尽管其中的是非曲折外人还很难辨明,但冲突的起因和爆发过程是非常清楚的,这也得益微博的实时性,将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直接迅速的展示在世人眼前。
从已披露的信息看,这次全面怠工与抵制行动,显然是一次控制权争夺战,而不仅是对上半年业绩与股价巨跌的反应,否则难以解释其间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关系;或许,前期的业绩与股价变动,正是管理层为获(more...)
(饭文编号终于用完了,我当初可没想到居然能坚持到这一天,这也算得上钻石大典了)
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辉格
2012年6月6日
继去年的王长孙大婚之后,英国民众又迎来了女王继位60周年钻石大典,各英联邦国家也都遥望同庆,平时隐居深宫的王室一时间频频亮相前台,举世瞩目,风光无限;世人在看热闹之余,也难免提起君主制这个老话题;诚然,多数英国人和英联邦国民都希望延续这一古老传统,然而,君主制在现代政治中究竟有何作用,却很少说的清楚。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more...)
第五章 这年头队伍不好带啊
在常见的经济学分析中,雇佣关系是雇主和雇员间就劳动所发生的交易——即时交易或租用契约——,而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但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的多,工作过程本身会改变工作者的价值偏好、自我认知和文化认同,因而对工作的真实回报不止是工资,还有归属感、成就感、荣誉和友情,而后者既可能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同样,企业也不仅是生产实体和利润中心,也文化实体和价值中心,那些能够长期自我维系的企业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亚文化(more...)
【2012-05-25】
@赵昱鲲: 是否可以把有“自我”概念作为权利主体的标准?
@whigzhou: 本来我也觉得自由意志(自我意识是其基础)这条标准就够了,但是考虑了未知生命和组织之后好像就不够了,因为人类只实现了一种特定形式的自由意志,与非人实体的实现形式之间的差异可能大到难以划定权利,或者它们可能拒绝承认个人权利
@赵昱鲲 我是想写一篇科幻,讲外星人定期从地球抽样调查,看我们是否愿意接触外星人。结果大部分地球人都投票不愿意(随后记忆被擦去),外星人科学家对此很感兴趣,跟踪其中一人进行调查,同时与一位闯入生态保护区胡作非为的外星人展开斗争。具体情节还没想好,但结论是光明的,故事是积极的无疑
@whigzhou: 先不说未知生命,组织就是很现实的候选者,比如公司,显然已能够进行自我表征,(more...)
【2012-05-21】
@高利明: [“集体”有智慧吗?]如果处理的问题,个体处理的失误率很高,那么,群体会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错误。但,如果处理的问题,个体处理的失误率很低,那么,群体的失误就会更少。--极化,有强化和放大的效应。这个“群体会走向极端”的生物学起源是什么?@whigzhou
@whigzhou: 不同意这两个判断,相反的情况都有。
@whigzhou: 比如舞台下一群听众集体跟唱,其准确程度可能超过个体平均或中位水平
@whigzhou: 一群蚂蚁行进时,个体的路线很随机,但群体的方向则很明确,其漫游路径往往也(more...)
【2011-12-06】
@whigzhou: 宗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其表达和组织形式,与教义关系不大,所有高级宗教的两大核心特征是:拥有经典和职业僧侣,有一群人,相信真理就在经典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机制,让他们成为识字人,会读写,会利用文字远距离通信和积累知识,仅此一点,在古代已足以让僧侣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
@whigzhou: 有人说佛教不入世是因为其消极主义教义,这是瞎扯,佛教在印度/西藏/东南亚(more...)
为何教育经费追不上财政扩张?
辉格
2011年3月9日
两会期间,年度《预算报告》出炉,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再度成为焦点,每年此时,教育经费占GDP 4%的政策目标都会被提起,18年过去了,承诺仍未兑现;实际上,就在该目标刚刚被确定之后,教育经费的比例从最初的2.99%连续四年大幅下滑至2.41%,然后才缓慢回升至2009年的3.59%;去年,当又一份十年纲要发布时,一位起草成员被问及此事,他对短期内实现目标似乎已不再抱有希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中央财政压根不缺钱,相反,财政扩张势头迅猛,其(more...)
官商不明是体育腐败的温床
辉格
2010年12月6日
上周初,就在FIFA执委会投票决定2018世界杯主办地之前三天,BBC不顾英国政界和足球界多位大人物的劝阻,播出了记者詹宁斯对FIFA腐败内幕的调查报道;结果,正如劝阻者们所担忧的那样,原本呼声最高的英格兰在第一轮投票中便告出局;在另一场决定2022世界杯主办地的投票中,他的难兄难弟美国虽撑到最后一轮,最终也以大比分败落。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詹宁斯所揭露的事实是否存在,或者这背后还有多少黑幕,也无从知晓,BBC节目的播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结(more...)
在上一篇里,我从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的角度,对真社会性(eusociality)起源做了一番解读,不难看出,生物建造有机体(organism)乃至抚育后代以传播所携带基因的勾当,与企业家组织资源建立企业最终产出产品的营生,着实相似,其中的成本/收益/风险算计和策略权衡,皆遵循着类似的逻辑。
今天,我打算将思绪再向远处放飞一点,看看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和自然环境中的有机体,处境有何不同。
经常听到有人对evolution一词被译作“进化”颇为不满,认为该词暗示了某种方向性,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方向性;不过,我倒不觉得这种译法有何误导性,尽管一度流行的爬阶梯式的单向线性进化思维确属无稽,但以整个生物界而论,随着时间推进,有机体复杂性之上限,确实是不断提高的,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进化确有某种方向性。
而这种方向性,恰是进化的最迷人之处,无论上帝是否会将世界导向至善,他至少正在带给我们一个日益繁复而精彩的世界,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我们赞美和感谢他/她/它……
复杂性(complexity)源自功能上的分化与组合,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叫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它们以两种方式推进复杂性:当分化发生时,它在原有层次上带来多样性(diversity),也即增进了系统的横向复杂性(horizontal complexity),而当组合发生并形成某种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组合结构时——用系统学黑话说,发生了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它将在原有层次之上建立新的层次,从而增进系统的纵向复杂性(hierarchical complexity)。
从类似病毒这样的简单生命,到原核生物(prokaryote)的细胞结构,便是一次跃迁,原核细胞不妨视为许多功能上高度分化且互补的病毒相互合作形成的稳定结构(当然,弄清早期进化史之前,这还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真核细胞是在原核细胞基础上的第二次跃迁,它是多种原核细胞分化组合的结果,然后是单细胞向多细胞有机体的跃迁,在细胞分化的基础上,高度复杂的组织、器官、行为乃至外于身体的各种延伸表现型( 标签:
为了写时评混饭吃,我不得不每天看新闻,但这着实是件痛苦差事,特别是那些经济政策,就像天天重复上演的荒诞剧,荒诞剧这东西看一遍可以,天天看反复看剧情还一成不变,就太荒诞了。
比如反垄断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政策,这是政客举起大刀砍向企业,口号是保护消费者,上午刚砍完,到下午,同一帮恬不知耻的政客就又举起大刀,这回砍的是全体消费者,而口号变成了保护企业和就业岗位。
当然,如你所知,这把大刀就是贸易保护和汇率政策。
类似的,当某个政客还是某州参议员时,就把自己扮演成挺身挡在消费者前面对抗大公司的蜘蛛侠,可一旦进入国会,成为联邦参议员,立马变得像本州公司们花钱雇来的小二,不遗余力毫不脸红的从全国纳税人和消费者身上搜刮猪油。
这样的荒诞剧就每日在我的Google Reader里随着页面的高速滚动而不断上演,让我哭笑不得。
不过话说回来,从这无聊乏味的观剧中我也不是毫无收获,今天看着看着我就想起在Scott Gordon在《控制国家》里提出的观点:无论政体如何,政治现实永远是:有组织的少数统治无组织的多数。
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more...)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中国球迷沮丧,但没有理由令他们漠视世界杯。对于后面的疑问,我答道:嗯,我认为这些种种集体主义情感,尽管形态很不相同,却是同源的;不同在于:它们通过不同的信号(血缘、图腾、徽章、共同使命、意识形态、科学范式等等)来激活集体主义情感,而共同点是:这些信号所附着(因而其作用)的,是认知系统中同一组易感点,而个体在被感染之后的反应,也是基于同源机制,因而也是相似的。
tcya又问:那也就是说辉格不认为有可能存在一个因为纯粹理性而凝聚在一起的集体喽。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集体的认同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或多或少会有本能的感情因素在内。(比如那些因为科学兴趣而类聚的群体里面的理性成分我觉得应该还蛮高的嘛)正在看马德利的《先天后天》,所以知道把本能跟理智对立起来可能不太正确,额,但是辉格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觉得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会不会太强了。
嗯,问得很好。 1)我确实这么认为,诚然,基于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够产生诸如认同、赞许和支持等倾向或行为,甚至有时促使有相似见解者发出共同声音、做出共同行动,但理性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关系纽带、形成集体凝聚力和维持组织,即便像科学团体这样从事着高度理性化工作的组织,为其提供凝聚力的、促使他们拥护和坚守共同纲领的,也是非理性因素。 2)这并不是“把本能和理智对立起来”,促成和维持组织的因素,和人们在组织内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 3)我并没有将“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而是在解释一切集体行为的时候都使用了这一因素,这是不同的,就好比,当我解释任何物理现象时,都会用到万有引力,这不等于:我用万有引力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如上所说,我认为各种集体主义都抓住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同一组易感点,从而发生效力,但他们用来抓住它的东西,以及抓住之后的行为表现,是可以大为不同的,并且,在具体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还会用到其他的因素和机制,并非一张万能膏药到处贴。 4)当然,可能我错了,不同集体主义所抓的点可能是不同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感觉到需要引入另一种易感性(除了狩猎团伙所培育的那种)来解释某些集体行为。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辉格
2010年1月6日
胡舒立带领近乎全班人马从《财经》出走,已成为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在,业界两个月来的期待和揣测终于有了答案:她的团队已入主《新世纪周刊》,并迅速推出了首份试刊。
这一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胡舒立的团队在整个充满周折和不确定性的变动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凝聚力和工作状态,从财新传媒开业、中大聘任、“我们网”开通,直至最后新刊揭晓,始终保持热度并处于聚光灯之下,一个团队能做到这样,着实令人惊叹。
这当然归之于胡舒立的个人号召力和组织力,和她作为新闻巨子对群众眼光的调动能力(more...)
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辉格
2010年1月6日
胡舒立带领近乎全班人马从《财经》出走,已成为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在,业界两个月来的期待和揣测终于有了答案:她的团队已入主《新世纪周刊》,并迅速推出了首份试刊。
这一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胡舒立的团队在整个充满周折和不确定性的变动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凝聚力和工作状态,从财新传媒开业、中大聘任、“我们网”开通,直至最后新刊揭晓,始终保持热度并处于聚光灯之下,一个团队能做到这样,着实令人惊叹。
这当然归之于胡舒立的个人号召力和组织力,和她作为新闻巨子对群众眼光的调动能力;然而,除了这些个人因素之外,突出的团队凝聚力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或者说,我们的产业环境和企业发展程度,是否处于一种团队优势于企业的状态?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乐百氏的故事,何伯权和他的五人团队出走之后,乐百氏便一蹶不振;在后来的达娃之争中,也可清楚的看到团队与企业的关系,达能奈何不得娃哈哈,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宗庆后对营销团队的有效控制,若逼退宗氏,达能只能拿到一个乐百氏式的空壳。
随着第一代创业完成,产业走向成熟,资本化和金融化快速发展,投资与经营日益分离,职业经理人兴起,这一系列并行交错的进程中,乐百氏式的故事反复上演;团队强势,莫非是这一阶段无可回避的特点?抑或是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使然?这值得投资者们细加思量,因为团队与企业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多半要由他们承担。
在经济学家看来,企业无非是完成某种生产所需的一堆资源,经由交易或契约关系而组合在一起,而企业家的工作,是为特定生产找出恰当的资源组合,然后从市场上买来或租来这些资源从而实现这一组合;从这一角度,看不出团队离合会带来何种冲击,缺什么花钱买呗。
而在组织行为学看来,企业和团队都是一种目的性组织,一群抱有各自目标的人,经由恰当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组合在一起,其行为被该机制引向一个共同目标;企业的每个雇员,都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事业追求和收入期望,进入企业,是因为他相信能在这个组织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问题是,他的这种信心托付给了谁?
如果他所信任的是具体的个人,那么他只是跟着老大混的团队人,而不是企业人,如果企业的重要雇员都是跟着老大混的,那么实际上存在的组织就只是团队,企业不过是一堆东西;所以,只有当组织目标和相应的激励控制机制都实现非人格化之后,企业才能成为一个可自我持续的有机组织,一个铁打的营盘。
在现代企业兴起之前,除了家族和教会之外,能够实现非人格化的组织非常罕见,绝大多数越出家庭的人都是跟着老大混的;所以,在企业历史尚短的中国,团队强势似乎并不出奇;试想,如果一个企业的目标完全与老大个人目标重合,重大决策都是老大说了算,奖金提薪升职老大做主,组织内地位依你与老大的亲密程度而定,那么,你们当然都是老大的人。
由于市场所依赖的会计核算和民事责任都以企业为界,如果企业不能压倒团队,便难以进入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价值也无法充分实现;然而,非人格化对企业制度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决策机制与个人目标脱钩,激励机制与个人关系脱钩,团队合作与私人友情脱钩,这些都需要大量细致的管理制度来实现。
其次,非人格化也有待人力市场职业素质的提高;所谓职业素质,并不是指个人水平有多高,而是指职业能力的标准化,即,一个陌生人能否在缺乏私人交往史的条件下,容易的判断你是否能胜任某个岗位,这意味着,只要把你放进那个岗位,无论企业背景、业务模式和同事状况如何,你都能顺利开始工作。
目前的国内人力市场远未满足这一条件,我估计,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这一点,宁愿为相似的岗位支付三到五倍的薪酬溢价;若做不到这一点,雇员的职业能力只能由同事和上司通过实际经历来识别,而这些私人知识是无法传播和分享的,结果就是团队锁入:当你获得相当职业成就之后,却发现再也离不开老大了,你的能力专长品性成就只有老大了解并赏识,也只有他知道怎么用你,离开他你就是张白纸。
上面两点都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然而我们还面临一个制度性障碍,或许正是它妨碍了企业的非人格化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缺乏产权保障,没有安全感,随时面临来自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准入管制、清理整顿、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甚至国有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必须留一手,随时准备金蝉脱壳,而团队恰是他们留得青山在的避风途径,公司可以被关门,牌照可以被注销,团队却可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