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6】 由 unconstrained vision 驱动的 movement 都有个共同点：路越走越窄， 因为既然 unconstrained ，就大可以恣意追求纯粹与彻底，那些正视现实或仅仅碍于现实约束的旧同道，将被视为不够纯粹不够坚决而一个个被清除出去， 想想看，这些年有多少GOP老将被打成了叛徒，懦夫，软蛋，乃至飞蝶，就像当年斯大林同志的亲密战友一个个从合影照片中消失一样， 这里还有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便同一个人，身处不同位置时，unconstrained 的程度也会大不一样，越是具体做事的就越是受限，因为做事过程中碰到的种种现实约束迫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愿景， 键盘侠的愿景当然是最不受限的，公知和智库学者虽然也是敲键盘的，但他们如果在意自己声誉的话，会比键盘侠克制一点，至少要努力把话说圆，保持起码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然后是议员，那些侧重于表演的议员，受限程度比键盘侠高不了多少，但那些想要真正推动一些议案的，就不一样了，不得不考虑妥协和现实约束， 更为受限的是行政官，因为他们是要实际做事的，这次最突出的是佐治亚那两位，他们其实都是相当铁的川粉，被打成叛徒也是实在没辙，因为除非你铁了心准备去坐牢，否则根本不可能让川粉放过你， 这轮民粹浪潮的根源就是，键盘侠和表演型政客的声音相互放大，引发大范围共振，场面失控了，  

【2020-12-27】 基于过去几年对邻居们所办 parties 的观察，似乎存在一个规律，party 规模越大，播放的音乐品位越高， 这或许是因为，那些音乐经验更丰富，对音乐更挑剔的人，倾向于抢占对 party 音乐的控制权，以免忍受那些特别烂俗的东西，而那些音乐经验较少，也不太挑剔的人，不会跟他们抢这控制权，反正放什么他们都无所谓， 一个小观察，不一定有普遍性，而且可能只在某个区间内成立，就是说，这一机制只能剔除那些最烂俗的，但也不足以将品位提到很高，

【2020-11-23】 @何不笑 明清时期央地正财政分化及正腐雇员数量/支出： ●图1：:16、18世纪，朝廷以牺牲地方财政为代价，大大改善了国库状况。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约一个世纪，国库收入不断扩大，地方支出不断缩小。 ●图2：18世纪初，清廷年入大约是16世纪末4-5倍，累计财政盈余达年度预算收入的1-2倍，清廷告别赤字转入“国库充盈”模式。 ●图3、4：各地官+吏雇员总数变化情况。“但留给地方的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似乎都不足以治理帝国。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政府雇员总数，还是雇员/千人指标，均自16世纪末开始逐渐下滑。 “考虑到人口从17世纪初的一亿人增长到19世纪初的三亿多人，地方正腐的规模很难对地方进行有效治理，加之地方财政的减少，从17世纪末开始，地方上还不得不雇佣了更多的人员用于帝国后勤和通讯网络，因而教育和地方治安等地方公共服务不断减少。” （ By Ziang Liu (LSE) via.EHS 2020.09.10） @whigzhou: 地方政府萎缩是集泉帝国趋于成熟稳定之后的惯常表现，这也是它集权成功的表征之一 @whigzhou: 以县的数量为例，1）长波段看，从汉至清，人口规模增加7倍，县数略同，2）越是乱世，县越多，3）每个寿命较长的王朝，开国时县多，越成熟越少，大致从1500降至1200 @whigzhou: 同理，越是乱世，控制层级之间的扇出系数越小，因而同等规模下层级越多，因为越严密的控制需要越小的扇出系数 @whigzhou: 扇出系数和控制强度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场合都可以观察到，比如军队，平时的扇出系数约为9，1个师9个团，1个团9个连，一上战场，扇出系数就降到3，否则很难指挥，再比如，1949-54年间，某政权的行政层级有六级：中央-大区-省-行署-县-乡镇，扇出系数小于10，稳定下来后去掉了大区和行署，扇出系数升至20-30 @whigzhou: 再如罗马帝国，从屋大维到图拉真，行省从13个增至33个，但罗马和各省之间并未插入新层级，因而扇出系数提高两倍，可是在所谓三世纪危机期间，提高控制强度的需求大增，于是有了戴克里先改革，47个行省拆小为104个，组织进12个dioceses，再归入4个大区，由4个皇帝每人管一个，扇出系数降回10以下 @windflower1874:地方政府萎缩不是正有利于民间自治力量崛起。宗族不就是南宋时被目中无人的中下层文人重新发明出来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 @whigzhou: 宋以后地方的乡绅治理确实有很大发展，但这很难说是自治，缙绅的权威完全取决于他在科举/官僚阶梯上爬的多高，其自主性还不如奥斯曼的 millet @whigzhou: 绅权更像是皇权自上而下扎进地方的末梢神经，而不是自下而上长出来的自主机构 @whigzhou: 实际上科举制的最大妙处就在这里，一个开放的上升通道，吸引千万地方才俊营营其中，将其对地位的追求和对皇权的效忠捆绑在一起，退休后还充当免费的居委会大妈  

【2020-09-01】 最近没牌打，所以花了更多时间摆弄花草，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研究组织结构的人应该多关注一下植物，植物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去中心化的组织，有机体的各部分虽有复杂的分化与合作，却并没有（像动物那样）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棵植物其实并不能在此种意义上被称为个体，实际上，你甚至常常很难定义怎么才算『一棵植物』。 造成动植物这一区别的要害是，植物的各部分并不共享同一条繁殖通道，对于动物个体（至少对高级动物），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一根脚趾头从身体脱落，长成了一个新个体，耳朵上突然鼓起一个包，从中发育出了卵巢和子宫，就地受孕产仔，额头上长出几个痘痘，向四周同类胡乱喷射精子……，可是在植物世界，此类事情却时刻都在发生。 @迎来全新的:越是低等生物，细胞功能分化低，一胞多能，高等生物，细胞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人类社会也一样，越是发达社会，分工越细化，越离不开体系 @whigzhou: 不，有花植物是很高级的生物，分工也足够精细，繁殖通道单一性才是关键 @一片琉璃瓦: 读过一本《失敬，植物先生》，里面就提到过植物演化的先进性，跟区块链有相通之处。 @whigzhou: 嗯，看上去是本好书  

【2020-08-06】 很多人可能觉得，woke教那些信条那么荒唐（比如否认性别的生物学基础），怎么竟然还有人信，人怎么可以愚蠢到这种程度（不少还是藤校教授），其实，对比一下其他教派，这事情并不算太奇特。 所有教派都会要求信徒相信一些难以置信的东西，这些信条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工具，它们有两个功能：第一是考验和筛选信徒，原理和一些首领以指鹿为马来考验部下的忠诚度一样——如果你觉得那难以置信，说明你还不够忠诚不够服帖，区别只是，在教派形成过程中，这种考验未必需要围绕某位首领进行，而可以以协调博弈的方式在群体中自发的进行。 第二个功能是剥离信徒的常规社会关系，以强化教派成员的相互依赖，正因为信条极其荒谬而难以置信，宣称相信它，会让那些忠诚的信徒被旁人另眼相看，视为异类怪人，敬而远之，从而迫使他们转向教内兄弟抱团取暖，建立起一种强排他性的组织，并在组织内部实现强互惠和高合作性。 有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二点，北美有一些摩托车帮派，入伙者必须在臂膀上纹上纳粹图案，所以经常被视为新纳粹组织，可是有人研究发现，他们对纳粹的意识形态，镇痔诉求，或反犹主义，其实毫无兴趣，他们的活动也跟这些完全没关系，要求成员纹上这些图案，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符号是主流文化所不容的，所以，一旦纹上，你在主流社会就很难混了（交朋友找工作租房子都难），你的主要社会关系都被限定在帮派内部了，社交需求/情感需求/安全需求等等只能在那里寻求满足，这就极大提升了帮派的凝聚力。 当然，并非所有信条都能产生如此强的排他性和凝聚力，教条的考验与筛选强度，信条的难以置信的程度，都存在一个从弱到强的连续梯度，相应的，教派从松散到紧密也有一个连续梯度。

【2020-07-22】 看The World At War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Nazi和其他革命党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它是经由选举而突然掌权的，因而没有像其他革命裆那样经历过严酷的内部炼蛊过程（唯一例外是长刀之夜清除了冲锋队），结果是，在它整个生命周期中，掌舵的都是狂热、纯粹、决然、充满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者，而这种人在炼蛊过程中通常都会被淘汰，由老练、世故、狡诈的实用主义者取而代之，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势力的历史走向。  

（续前文） 最吸引我的是晨星公司的例子，有趣但又让人将信将疑，于是我找到了《哈佛商业评论》文章，读完前三分之一时，我还觉得不太靠谱，像是个被夸大了的神话，但读到最后我信了，很有意思的案例。 ​​​​ 几个要点消除了我对这种去中心化模式的最初（不是全部）怀疑：1）400多员工分处于23个作为独立成本/收益中心的业务单元，这使得需要紧密合作的人数远低于邓巴数三分之一的水平，2）业务数据的充分透明，3）处理分歧/冲突的陪审制，4）基于虚拟货币的内部模拟投资机制，5）薪酬评定委员会，6）严格的新人录用标准，7）极为克制的扩张速度 另外一点，作者没说，但我强烈相信，该公司肯定没有任何多元文化政策，这种模式需要高度文化同质性，比如其中一条：它能有效运作要求员工对同事的不佳表现能随时提出坦诚而不带恶意的批评，这一点在许多文化中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去中心化组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2016-09-14】 @whigzhou: 有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历史决定论者）喜欢用个体生命周期类比文明和国家的兴衰存亡，类似的，组织理论里也有『制度疲劳』的说法，对这种拟人化说辞总是要严加警惕，不过有些类比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年轻』『成熟』『衰老』这组概念，确可运用于政权，至少适用于我们见过的政权类型中的大多数。 ​​​​ @whigzhou: 容易想到的几种导致政体衰老的机制：1）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军备竞赛，多层级组织总是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层级越多越严重，一个成功的新政权必定找出了某些办法控制这个问题不严重到拖垮整个体制，问题是，委托代理双方的营私/反营私斗争是一场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新制度起初运行良好，但针对它的营私策略逐渐被开发出来之后，便日益朽坏，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官僚系统的腐败 @whigzhou: 2）激励资源耗尽，新政权的领导者手里有着大量资源用于奖励下属和盟友，但这些资源通常两代之内就耗尽了，要维持最初激励效果，要么持续扩张，要么定期清洗 @whigzhou: 3）禀赋稀释，第一代掌权者总是有某些过人之处，否则就不会上台了，这些禀赋随着代际更替会逐渐稀释，无论何种更替制度，这种稀释总会发生，世袭制下，强人的儿子未必是强人，指定继任制，蒙择的可能是马屁精，考试选拔制，胜出的可能是无能学霸，竞争制，上位的是赢不了外敌的内斗高手…… @whigzhou: 4）团队松散化，这是代际更替导致的另一个问题，统治团队的前几代成员之间往往有很近的血缘、姻亲、战友、恩荫关系，除非定期清洗，否则这些关系必定岁代际更替逐渐疏远，从而弱化团队合作 @whigzhou: 5）和平化，长期和平化无论在个体还是组织层面，都将削弱战斗禀赋和战争能力，最终无法抵御外敌 @whigzhou: 6）人口压力，社会剩余率降低，政权可支配资源减少，  

I Love the U.N., but It Is Failing 我爱联合国，但它辜负了我们的期待 作者：ANTHONY BANBURY @ 2016-3-18 译者：Eartha（@王小贰_Eartha） 校对：慕白（@李凤阳他说） 来源：The New York Times，http://www.nytimes.com/2016/03/20/opinion/sunday/i-love-the-un-but-it-is-failing.html I HAVE work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for most of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 was a human rights officer in Haiti in the 1990s and served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during the Srebrenica genocide. I helped lead the response to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and the Haitian earthquake, planned the mission to eliminate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and most recently led the Ebola mission in West Africa. I care deeply for the principles the United Nations is designed to uphold. 我在联合国工作了近三十年。1990年代，我在海地担任人权干事，并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期间在前南斯拉夫工作。我曾帮助应对印度洋海啸和海地地震，策划了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的项目，最近还曾在西非指挥抗击埃博拉病毒。我深切地关心联合国着意维护的准则与理念。 And that’s why I have decided to leave. 这也是我决定离开的原因。 The world faces a range of terrifying crises, from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to terrorist breeding grounds in places like Syria, Iraq and Somalia. The United Nations is uniquely placed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and it is doing invaluable work, like protecting civilians and delivering humanitarian aid in South Sudan and elsewhere. But in terms of its overall mission, thanks to colossal mismanagement, the United Nations is failing. 全球正面临一系列骇人的危机，从气候变化的威胁到叙利亚、伊拉克和索马里不断涌现的恐怖分子。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联合国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它所做的工作也极其宝贵，例如在南苏丹及其他地区保护平民与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但是当我们谈及它的全面使命时，由于大范围的管理不善，联合国实则正日渐辜负我们的期待。 Six years ago, I became 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posted to the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I was no stranger to red tape, but I was unprepared for the blur of Orwellian admonitions and Carrollian logic that govern the place. If you locked a team of evil geniuses in a laboratory, they could not design a bureaucracy so maddeningly complex, requiring so much effort but in the end incapable of delivering the intended result. The system is a black hole into which disappear countless tax dollars and human aspirations, never to be seen again. 六年前，我成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前往纽约总部工作。我对繁文缛节并不陌生，但此处盛行的奥威尔式告诫与卡罗尔式逻辑的暧昧含糊，仍是令我措手不及。就算你把一群邪恶天才关在实验室里，他们也设计不出这种官僚体系，繁琐到让人发狂，耗费了大量精力到头来却一事无成。这样的体制就是一个黑洞，大把的税金和人们的抱负全都被吸到里面，有去无回。 The first major problem is a sclerotic personnel system. The United Nations needs to be able to attract and quickly deploy the world’s best talent. And yet, it takes on average 213 days to recruit someone. In January, to the horror of many,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mposed a new recruitment system that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delay to over a year. 第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僵硬的人事制度。联合国需要有能力去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并迅速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但现状是，招募一个新人平均要花掉213天。今年一月份，管理部门施行了新的招募制度，时间花费可能超过一年，让人深感恐怖。 During the Ebola epidemic, I was desperate to get qualified people on the ground, and yet I was told that a staff member working in South Sudan could not travel to our headquarters in Accra, Ghana, until she received a new medical clearance. We were fighting a disease that killed many thousands and riske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and yet we spent weeks waiting for a healthy colleague to get her forms processed. 埃博拉病毒流行期间，我急需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帮手，结果却被告知，一位在南苏丹工作的成员在拿到新的体检合格单之前，无法前来阿克拉的总部。我们正在与杀死数千人的流行病抗争，局面时刻有失控恶化的危险，然而却需要耗费数周时间去等一位健康同事走完表格流程。 Too often, the only way to speed things up is to break the rules. That’s what I did in Accra when I hired an anthropologist a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She turned out to be worth her weight in gold. Unsafe burial practices were responsible for about half of new Ebola cases in some areas. We had to understand these traditions before we could persuade people to change them. As far as I know, no United Nations mission had ever had an anthropologist on staff before; shortly after I left the mission, she was let go. 唯一能加快进度的办法就是打破规则，这种情形屡见不鲜。我在阿克拉招募一名人类学家作独立合约员工时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证明她真是帮了大忙。在一些地区，近一半的新增病例源于不安全的埋葬措施，我们必须在理解这些习俗传统之后才有办法劝说人们去做出改变。就我所知，在此之前联合国的任务团队里从未有过人类学家；而我离开这个项目后不久，她就被解雇了。 The heads of billion-dollar peace operations, with enormous responsibilities for ending wars, are not able to hire their immediate staff, or to reassign non-performers away from critical roles. It is a sign of how perversely twisted the bureaucracy is that personnel decisions are considered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responsibility to lead a mission on which the fate of a country depends. 维和行动的花费常达数十亿美金，其首长们肩负着结束战争的重大使命，却无法招募到他们的直属部下，或者调离重要职位上的不作为者。这个信号显示了联合国的官僚系统被扭曲至何种无理的程度：比起肩负关乎一国命运的重任，进行人事变动安排对他们来说反而更危险。 One result of this dysfunction is minimal accountability. There is today a chief of staff in a large peacekeeping mission who is manifestly incompetent. Many have tried to get rid of him, but short of a serious crime,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fire someone in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past six years, I am not aware of a single international field staff member’s being fired, or even sanctioned, for poor performance. 这种机制失灵的结果之一就是问责制度形同虚设。当下，一个大型维和任务的总参谋长明显无法胜任，许多人都想把他赶走。但在联合国的体系内，除非他面临严重的犯罪指控，否则要解雇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我所知，过去的六年间不曾有一名国际部门的职员因为表现糟糕而被解雇，甚至连处罚都没有。 The second serious problem is that too many decisions are driven by political expediency instead of by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太多的决策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而非基于联合国的价值体系或实际需求。 Peacekeeping forces often lumber along for years without clear goals or exit plans, crowding out governments,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deeper socioeconomic problems and costing billions of dollars. My first peacekeeping mission was in Cambodia in 1992. We left after less than two years. Now it’s a rare exception when a mission lasts fewer than 10. 维和部队常常在没有清晰的任务目标或退出方案的情况下，就这么四处游荡长达数年，排挤了当地政府，转移了对更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注意力，耗费掉数十亿美元。我参与的第一个维和任务是1992年在柬埔寨。不到两年时间我们就离开了。而现在，罕有任务会短于10年。 Look at Haiti: There has been no armed conflict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yet a United Nations force of more than 4,500 remains. Meanwhile, we are failing at what should be our most important task: assisting in the creation of stabl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lections have been postponed amid allegations of fraud, and the interim prime minister has said that “the country is facing se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military deployment makes no contribution at all to solving these problems. 看看海地吧：那里已经10余年未曾发生过武装冲突，但是仍有超过4,500名联合国士兵驻守在当地。同时，我们却一直没有履行好最重要的任务：帮助当地人民建立稳定、民主的体制。选举因被指控存在欺诈而延期，临时总理也谈及“这个国家正面临严重的社会与经济困难。”然而军事部署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毫无助益。 Our most grievous blunder is in Mali. In early 2013, the United Nations decided to send 10,000 soldiers and police officers to Mali in response to a terrorist takeover of parts of the north. Inexplicably, we sent a force that was unprepared for counterterrorism and explicitly told not to engage in it.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force’s resources are spent on logistics and self-protection. Already 56 people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tingent have been killed, and more are certain to die. The United Nations in Mali is day by day marching deeper into its first quagmire. 我们犯下的最严重错误是在马里。2013年初，恐怖分子夺取了马里北部的部分地区，于是联合国决定派遣10,000士兵与警察前往马里加以应对。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派去的军队并无反恐的准备，并且被明确命令不要与恐怖分子交火。超过80%的部队资源用在了后勤和自卫上。到目前，已有56名联合国士兵牺牲，之后必然会出现更多人员伤亡。联合国将就此日渐深陷于马里的泥潭之中。 BUT the thing that has upset me most is what the United Nations has done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When we took over peacekeeping responsibilities from the African Union there in 2014, we had the choice of which troops to accept. Without appropriate debate, and for cynical political reasons, a decision was made to include soldiers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from the Republic of Congo, despite reports of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y these soldiers. Since then, troops from these countries have engaged in a persistent pattern of rape and abuse of the people — often young girls — the United Nations was sent there to protect. 但是，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联合国在中非共和国的所作所为。2014年，当我们从非洲联盟手中接过维和任务时，我们可以选择接收哪些部队。没有经过合理的辩论程序，出于现实的政治原因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刚果共和国的部队也一起被联合国接收，尽管当时已有报告显示这些士兵存在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自此，这些军队强奸和虐待当地人民的情况持续不断出现，受害者通常都是年轻女孩，而这些人原本是联合国应当保护的对象。 Last year, peacekeepers from the Republic of Congo arrested a group of civilians, with no legal basis whatsoever, and beat them so badly that one died in custody and the other shortly after in a hospital. In response there was hardly a murmur, and certainly no outrage, from the responsible officials in New York. 去年，刚果共和国的维和部队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逮捕了一群平民，对他们实施猛烈的殴打，导致一人死于监禁场所，另一人也随后死于医院。但纽约的负责人对此却毫无回应，更别提去表达愤怒了。 As the abuse cases piled up, impassioned pleas were made to send the troops home. These were ignored, and more cases of child rape came to light. Last month, we finally kicked out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soldiers, but the ones from the Republic of Congo remain. 随着凌虐事件越积越多，当地人民陈情要求遣返这些部队。这些声音被无视了，同时越来越多强奸幼童的案子被曝光。上个月，我们终于赶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部队，但是刚果共和国的士兵现在仍驻留在当地。 In 1988, my first job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was as a human rights officer in Cambodian refugee camps along the Thai-Cambodian border, investigating rapes and murders of the poor and helpless. Never could I have imagined that I would one day have to deal with members of my own organization committing the same crimes or, worse, senior officials tolerating them for reasons of cynical expediency. 1988年，我在联合国的第一份工作是作为人权干事前往泰柬边界的柬埔寨难民营，调查贫苦无助的平民所遭受的强奸和谋杀案件。我从未想到，自己日后竟要处理实施同样犯罪的联合国人员，更有甚者，还要处理那些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而容忍放纵他们的长官们。 I am hardly the first to warn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bureaucracy is getting in the way of its peacekeeping efforts. But too often, these criticisms come from people who think the United Nations is doomed to fail. I come at it from a different angle: I believe that for the world’s sake we must make the United Nations succeed. 联合国的官僚体制正在成为它维和努力的障碍，我并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警告的人。但这些批评通常来自对联合国抱持悲观态度的人，而我则选择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相信，为了全世界，我们必须让联合国成功。 In the run-up to the election of a new secretary general this year, it is essential that governments, and especially 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ink carefully about what they want out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organization is a Remington typewriter in a smartphone world. If it is going to advance the causes of peace,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and the climate, it needs a leader genuinely committed to reform. 面对今年即将到来的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好好想想他们想从联合国得到些什么。这个机构就像一台智能手机时代的雷明顿打字机，如若仍有心继续推进关于和平、人权、发展与气候等议题，它就需要一位真心实意寻求变革的领导人。 The bureaucracy needs to work for the missions;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 starting point should be the overhaul of our personnel system. We need an outside panel to examine the system and recommend changes. Second, all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should be capped at a fixed percentage of operations costs. Third, decisions on budget allocations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placed in the hands of an independent controller reporting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Finally, we need rigorous performance audits of all parts of headquarters operations. 联合国的官僚体系需要服务于各项任务，而不是反其道行之。第一步应先全面革新人事体制。我们需要一个外部小组来检视这个体制并提供变革建议。第二，所有行政支出都应该控制在任务总费用的某个固定比例内。第三，分配预算的权力应当从管理部门转移至一个直接向秘书长汇报的独立主管人。最后，我们需要对总部行动的各个部分进行严格的绩效审计。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moon is a man of great integrit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s filled with smart, brave and selfless people. Unfortunately, far too many others lack the moral aptitude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o serve. We need a United Nations led by people for whom “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normal and expected. 潘基文秘书长为人诚实正直，联合国也充满了聪明、勇敢与无私的人。可惜的是，太多的人缺少必要的道德品质与专业能力。我们期望联合国被这样一个人领导：对他/她来说，“做正确的事”是平常且可以期待的。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又一篇因篇幅不够而草草收场的坑文） 雷士风波彰显主动投资策略的风险 辉格 2012年7月16日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雷士风波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国内企业根深蒂固的“人治”特征与现代公司治理之间的强烈反差与冲突；尽管其中的是非曲折外人还很难辨明，但冲突的起因和爆发过程是非常清楚的，这也得益微博的实时性，将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直接迅速的展示在世人眼前。 从已披露的信息看，这次全面怠工与抵制行动，显然是一次控制权争夺战，而不仅是对上半年业绩与股价巨跌的反应，否则难以解释其间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关系；或许，前期的业绩与股价变动，正是管理层为获得动员和胁迫能力而刻意制造的，近日的抵制行动也已显示了他们拥有这么做能力。 甚至不排除管理层意欲通过压低股价以便其自己增持而夺回控股权的可能，只是一时失手将股价压得过低，造成其杠杆交易的抵押不足而被迫平仓；实际上，当与其他投资者特别是施耐德的分歧暴露之后，吴长江完全具有这么做的动机，而从雷士资产结构的关联安排，他也早已为今日的冲突留了一手：雷士的渠道资源并未放进上市公司。 从乐百氏、娃哈哈、《财经》到雷士，这一连串案例一再提醒我们，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所代表的企业，并未获得自己的生命力，能够抗拒各种外部干扰而保持自身的完整、独立和凝聚力，能不依赖任何个人而维持自身的性格与目标，任凭股东和管理者变动而保有自己的禀赋和价值，相反，真正拥有生命的，是隐藏在这些名字后面的强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团队：何伯权、宗庆后、胡舒立和吴长江。 现代公司区别于传统家族企业的根本之处在于非人格化，那意味着企业的组织结构、运营体系和资产价值，都不依赖于特定个人，离开任何一个人，业务仍可正常运营，信息流动和指挥控制体系仍可照常工作，资产价值不会急剧萎缩，而这些，都离不开制度化和规范化。 达致非人格化的种种制度元素，往往是非成文的，它们蕴涵在各种岗位所对应的专业文化和职业道德规范之中，在各行当中具备了基本职业素养的人，特别是在企业管理层和关键岗位所涉及的高度专门化的职业圈中获得认可的人，无论被放到哪个企业哪个岗位上，人们都可以相当安全的期待他们会按何种规范做事。 正是非人格化让企业资产获得了流动性——其价值不会因转手而巨幅变动——从而得以进入资本市场，利用金融杠杆而实现价值倍增；然而，尽管国内资本市场已有了多年发展，企业去人格化方面却乏善可陈，比较显著的原因是：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有待成熟，许多企业还有待经历从创始人向第二代交接的过程，而制度化正是随一次次交接班而逐渐成熟的。 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因素，或许是去人格化进程上更主要的拦路石，那就是社会的制度环境未能给企业家带来财产安全感；如上所述，非人格化意味着流动性，也就是资产转手后不会贬值，但这样一来，也就增强了对潜在的侵占与抢夺行为的激励：假如金箍棒仅在孙悟空手里是件神器（或许是因为他掌握着一句特殊咒语），到别人手里都是凡物，就没人会去抢，可要是拿在谁手里都是神器，那就很多人会去抢了。 假如企业家想设置这样的咒语，他是有很多办法的：拒绝澄清业务逻辑和流程，降低透明度，在部门间人为制造隔阂，让他们相互间不理解对方的工作，模糊岗位职责、职务级别和权力等级，不给实权亲信高职位，隐藏激励机制，比如私下发红包甚至纵容拿回扣，这样新来的老板就会四处面临陷阱，引发大量误解、不满和冲突，简言之，就是那些历经几千年锤炼的用于建立个人忠诚和裙带网络的古老权术。 把这些作为与风格，与其说是土气或草莽气，不如说是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生存智慧，只有对财产权的可靠法律保障，才能说服企业家解除他们的咒语；看清这一点或许可以帮助投资者反思他们的策略，像赛富这样的主动投资策略，在国内是否明智？通过获取控制权把企业改造成现代公司，建立制度，实现非人格化，若能成功自然是好事，但现实条件往往不允许。 或许被动策略更安全，看好某家企业，将其中价值易于评估的部分分离出来，然后借助某种相互绑架的约束机制，确保双方都不越界耍赖，这似乎是过去多年国内资本市场所找出的中间路线；不过这种策略也面临着创始人突然出事的风险，投资者积极介入的恰当时机，大概是创始人接近退休年龄，接班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利用交接班的过程完成制度化和非人格化，可将风险和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

（饭文编号终于用完了，我当初可没想到居然能坚持到这一天，这也算得上钻石大典了） 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辉格 2012年6月6日 继去年的王长孙大婚之后，英国民众又迎来了女王继位60周年钻石大典，各英联邦国家也都遥望同庆，平时隐居深宫的王室一时间频频亮相前台，举世瞩目，风光无限；世人在看热闹之余，也难免提起君主制这个老话题；诚然，多数英国人和英联邦国民都希望延续这一古老传统，然而，君主制在现代政治中究竟有何作用，却很少说的清楚。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更多淡然的大众而言，它至少是个无害而美丽的装饰品，就像一件古董，既然大家喜欢观赏而又无害，何必丢弃它？那么，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已完全放弃其干预权的君主，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制度价值，而仅仅是一种装饰？ 假如人们注意到如下事实，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近现代史上那些特别激进、顽劣乃至暴虐的军事独裁者，很少能容忍自己头上有一个君主，哪怕这个君主毫无实权，相反，在西北欧那些保留了传统立宪君主的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甚至没出现过丝毫政变的苗头，这又是为什么？ 从形式和条文看，现代军队的指挥体系和规章制度都大同小异，可为何一位英国将军压根不会动武力干政的念头，而他的葡萄牙、希腊和泰国同行们却时常会动这样的念头？要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看清价值观在权力形成中的作用；权力来自武力，这没错，但常被忽视的是，权力更来自组织，仅凭个人武力，哪怕手持最强悍的枪炮，恐怕连一个村庄都控制不了。 国家机器只是个比喻，每个部件都是由活人而非机械所组成，每个上级指令必须获得各级人员的配合才能被执行，因而，高级将领在采取法外行动之前，必须确信能获得下级军官压倒性多数的配合；可是下级军官为何要配合你呢？假如他持有捍卫现有制度的坚定信仰，并视之为其人格与名誉的基石，就可能宁死不屈，即便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也要评估你成功的可能性，而这又要看他相信你能赢得多少支持配合者。 所以，最终决定事态的，是对现行制度和行动目标的众多个人信念在整个组织结构中的分布状态，一项行动若要指望成功，至少要有把握打通关键几条自上而下的命令执行链路，命令在通过每条链路的各环节时都能获得充分配合，这一要求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军队中，是颇为严苛的，所以，除非组织里充斥着见风使舵、信奉成王败寇的机会主义者，即便由最高级将领发动，法外行动的成功率也将会很低，这样就没人会动念头。 而正是在信念与价值观的集体分布上，君主制或许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因为立宪君主制分离了民族价值与政府职能这两大国家元素的载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一方面得益于交通、通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强大组织力，同时也充分挖掘利用了源自部落时代的对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情感，通过国民教育、历史与经典编纂、英雄与传说的塑造渲染、民族语言的统一等等建构手段，创造了民族这一维系现代国家的文化共同体。 现代国家在拆除地区性贸易壁垒、提供普遍法律保障、创造流动性大社会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其成功也强化了文化认同，特别是像英国这样成功的国家，其制度保障之下的个人自由、贸易繁荣、生活富裕都有目共睹，人民因此而爱屋及乌的心生民族自豪和爱国热情，当在情理之中。 然而，民族主义也是头极度危险的猛兽，特别是当它与权力机器紧密结合时，其单一化特征与宪政与法治所需的多元权力制衡结构格格不入，当执政者同时成为民族命运的指引者与守护神，成为民族导师和民族光荣的象征，对其权力的种种制约便可能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之下完全失效。 幸运的是，英国的君主制分离了两大元素，荣耀归于国王，唾沫归于首相，民族热情与爱国主义无碍于对政府的批评、对政策的反思和对权力的抗衡，首相们永远只能甘居于大管家的身份，没有扮演导师与舵手的机会。 诚然，国王已很久没有实际运用其权力，但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王座没有功能，或许他的存在本身就消除了其行使权力的必要性，一项制度构件的真实功能，有时需要在边界事件而非常规状态中考察，世人不了解君主制在宪政结构中的价值，或许只是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边界事件，毕竟，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从未有过任何政变苗头。

第五章  这年头队伍不好带啊 在常见的经济学分析中，雇佣关系是雇主和雇员间就劳动所发生的交易——即时交易或租用契约——，而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但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的多，工作过程本身会改变工作者的价值偏好、自我认知和文化认同，因而对工作的真实回报不止是工资，还有归属感、成就感、荣誉和友情，而后者既可能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同样，企业也不仅是生产实体和利润中心，也文化实体和价值中心，那些能够长期自我维系的企业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亚文化和生命力，而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人是社会动物，进而也是组织动物，从家庭、狩猎/采集团队、部落、教会，到帮派、工会、行会和政党，社会结构和人类的集体行动，皆随组织进化而扩展。 在现代社会，企业已成为最重要的组织——至少与家庭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它已成为多数成年男女谋求生计和安身立命之处，也是他们释放争强好胜和争权夺利的本能冲动、和施展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天赋才华的主要场所。 因而，对于个人，企业不仅是支付报酬的雇主，更是他们寻求价值认同和群体庇护、为自己寻找在群体中恰当位置、从而获得一个“身份”的地方；尤其是大企业，本身已成为一个众多员工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2012-05-25】 @赵昱鲲: 是否可以把有“自我”概念作为权利主体的标准？ @whigzhou: 本来我也觉得自由意志（自我意识是其基础）这条标准就够了，但是考虑了未知生命和组织之后好像就不够了，因为人类只实现了一种特定形式的自由意志，与非人实体的实现形式之间的差异可能大到难以划定权利，或者它们可能拒绝承认个人权利 @赵昱鲲 我是想写一篇科幻，讲外星人定期从地球抽样调查，看我们是否愿意接触外星人。结果大部分地球人都投票不愿意（随后记忆被擦去），外星人科学家对此很感兴趣，跟踪其中一人进行调查，同时与一位闯入生态保护区胡作非为的外星人展开斗争。具体情节还没想好，但结论是光明的，故事是积极的无疑 @whigzhou: 先不说未知生命，组织就是很现实的候选者，比如公司，显然已能够进行自我表征，拥有清晰的边界和独立目的，能对自身行为进行计划、预见、反思和控制，能理解规则并对惩罚作出反应，因而已被法律接受为合格权利主体，但公司根本上是个人权利的衍生物，其创立和维持都是个人意志表达的结果，否则呢？ @whigzhou: 比如现代国家，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已拥有上述公司所拥有的各项能力，没有理由说它没有自由意志，但它的创立和维持都不是个人意志表达的结果，相反它以强力压制个人意志为前提，那么是否承认它为权利主体？ @whigzhou: 所以我坚持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必须作为一种武断的先验原则来加以捍卫，不能用功能性标准来替换，其实，基本的伦理原则必定是武断的 @whigzhou: 需要强调的是，组织是个人货真价实的对手，不是虚幻的，若果真像撒切尔说的“社会根本不存在”，国家也没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那个人主义者还整天担心个屁？ @whigzhou: 奥派在财产权问题上犯了类似的错误，假如财产权果真如米罗派说的那样像物理定律一样不可避免，一消失就“世界立即崩溃”，那你们还整天操心个啥？世界不是没崩溃嘛？ @Azzssss: 国家主义不就讲那一套，梯利，格申克龙还有波兰尼那堆人，不过我觉得如果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去建构组织是很靠谱的 @whigzhou: 个人主义方法论否认组织拥有独立目标，依我看很不靠谱，我坚持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不是方法论 @局外人c的空间 能否仔细说说为何不靠谱？ @whigzhou: 若你真正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像“IBM计划通过裁员在下年度削减5亿美元成本”之类的话就不能说了，因为这假定了组织可以拥有和追求其独立目标 @whigzhou: 类似的，你也不能以“美国”或“美国政府”为主语说类似的话 @Azzssss: 用这种词不代表这个主体就存在，说IBM计划裁员实际上讲具体的董事或经理通过商议后计划裁员。墨菲的书上有说明 @whigzhou: 1）什么叫“就存在”？2）说“张三想去吃饭”实际上讲他的血糖、胃和大脑里发生了某些微观事件 @whigzhou: 详细讨论见旧文《结构与层次》 http://t.cn/zOBpCgh @Azzssss: 那就换个准确的说法，使用这个词不代表这个组织就有独立的目标。想不到更多 @whigzhou: 问题是，你何以认为个人有独立目标？他们的意志和行动不“只”是细胞活动的集体表现吗？从意向性立场来观察和述说它，不就是因为这么做更有效吗？假如对公司和国家这么做也更有效，那为何要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 @Azzssss: 这个也可以用来反驳自由意志了吧。不用方法论个人主义来研究的有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 @whigzhou: 我感觉你仍深陷于本质主义中，建议看看我这三篇小文 http://t.cn/hDxdGM http://t.cn/hguh04 http://t.cn/zOBpCgh 非个人主义方法当然也可能表现很差，但并不表明坚持个人主义方法是有前途的 【2012-05-26】 @旁观用 可不可以用“绕路”的方法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比如说，不讲“某公司有某某目标”，而讲“某一群董事按他们每个人都同意的程序，得出某某决议”，当然，实际生活中人们会用简略的表达，结果还是“某公司有某某目标”，但背后的意义并不是把某公司当作活物 @whigzhou: 那要看这么做的有效性了，恐怕很差 @whigzhou: 某些实体，若不采取意向性立场，你几乎无法描述它的行为，解释和预见则更不可能，此时为何要坚持原有方法论？方法论不是帮助我们更有效认识和理解世界，解释过去和预见未来的吗？假如IBM的许多行为特征和倾向可以在你完全不关心其董事会组成和变动的情况下加以识别并据此做判断，为何舍此而求曲径？  

【2012-05-21】 @高利明: ［“集体”有智慧吗？］如果处理的问题，个体处理的失误率很高，那么，群体会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错误。但，如果处理的问题，个体处理的失误率很低，那么，群体的失误就会更少。－－极化，有强化和放大的效应。这个“群体会走向极端”的生物学起源是什么？@whigzhou @whigzhou: 不同意这两个判断，相反的情况都有。 @whigzhou: 比如舞台下一群听众集体跟唱，其准确程度可能超过个体平均或中位水平 @whigzhou: 一群蚂蚁行进时，个体的路线很随机，但群体的方向则很明确，其漫游路径往往也很有效 @whigzhou: 再如对感冒流行局面的判断，个体对流行事态的感知很不可靠，但在google搜索中表现出的统计特征，则更接近实际流行情况 @高利明: 右边的情形里，个体能够自由地提供私人信息；在群体限定下，低阶的成员通常倾向于隐藏与上位者或群体意向不一致的私人信息，从而放大偏差。 @whigzhou: 嗯，这就要看具体的组织模式了，恐怕没有普遍的极化方向 @whigzhou: 相反，集体表现远差于个体的例子也很多，比如金融市场处理风险的表现，还有灾难中的逃生路线可能是这样；极化看来不是好的思路，从组织和传播学动力和机理方面考虑可能更好 @高利明：桑斯坦谈了极化变动的几个原理。1、封闭群体，向中位数所指的方向极化；2、开放群体，向“退出”者相反的方向极化；3、身份的认同会加强极化；4、存在极化的转折点，较长时间段内，若果某人能逐渐扩大意见份额，那么转折点迟早会到来；5、舌战优势。 @whigzhou: 嗯，看完再讨论，我感觉他把群体概念限于某些类型了 @IvanZhai 其實對＂群眾智慧＂這種提法就有保留意見，關鍵是，是否應用＂智慧＂ 這個概念 @whigzhou: 群体智慧这个概念倒没必要排斥，某些类型的群体确实可能拥有自身独立于个体的目标，并以个体所不具备的方式采集和处理信息、作出决定和追求目标，大脑智能其实也可以视为神经元的集体智慧，正如巢群智慧是...  

【2011-12-06】 @whigzhou: 宗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其表达和组织形式，与教义关系不大，所有高级宗教的两大核心特征是：拥有经典和职业僧侣，有一群人，相信真理就在经典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机制，让他们成为识字人，会读写，会利用文字远距离通信和积累知识，仅此一点，在古代已足以让僧侣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 @whigzhou: 有人说佛教不入世是因为其消极主义教义，这是瞎扯，佛教在印度/西藏/东南亚等流行婆罗米系文字或原本无文字的社会，都是入世的，在中国不入世是因为，学习用婆罗米系文字写成的经典（翻译都很不彻底）所带来的文字技能，在流行汉字的社会没多大用处，无法让僧侣组织获得特殊的力量。 @whigzhou: 实际上，佛教在初入中国时，是很想入世的，只是在多次灭佛运动中惨遭失败之后，才被迫出世隐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