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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11: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辉格
2013年12月28日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其中观点却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但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出版于1983年的《格调》(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却恰恰是这样;他对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焦虑的刻薄描绘,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相当过时,而他所推崇的“另类”生活态度,则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的扩大和“蜜罐一代”的成年,也早已算不上另类。

倒是在中国,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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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辉格 2013年12月28日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其中观点却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但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出版于1983年的《格调》(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却恰恰是这样;他对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焦虑的刻薄描绘,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相当过时,而他所推崇的“另类”生活态度,则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的扩大和“蜜罐一代”的成年,也早已算不上另类。 倒是在中国,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中产焦虑,城市白领勒紧裤带只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借以彰显身份的消费品牌和时尚元素的追逐近乎狂热,父母乃至祖父母为帮助子女实现中产梦不惜倾囊而出,大学毕业生宁可挤在大城市地下室忍受失业和低薪也不愿接受一份工资高得多的蓝领工作。 中产阶级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就过得很累,比如在谈论一件商品或作品时,特别重视那些符号性的元素:它是属于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的?够不够纯正和正宗?真的是纯手工制作吗?而不是它们带给自己的直接感受:味道真好,听着真舒服。 因为和直接感受相比,符号更适合用来标示身份;很多人即便在试图显示自己的品味、个性和思想深度时,也要借助某个符号化的名人,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没什么品味、个性和思想,这一点,看看每本畅销书上都有的腰封就知道了。 不过,尽管中产阶级被福塞尔贬得一无是处,我倒想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首先,福塞尔的描述显然带着严重的偏见,毒舌并不只是他的风格,因为他几乎从不把这条毒舌指向他所划分的最上面那两个等级,而他推崇的另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需要很有钱的贵族”。 总体上看,中产阶级确实很焦虑,活得很累,而且这确实是因为他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但这未必是坏事,只要没有达到病态的程度,这种焦虑也是文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些人有着明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可以不依赖外部激励而持续追求自己的目标,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人,努力工作需要一种价值氛围和外部激励。 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勤奋工作,努力维持一个体面生活,才辛苦攒钱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以便未来出人头地或至少也过得体面;也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处处谨慎,精打细算,不去赌博酗酒染上毒瘾,及时归还贷款,不让自己面临失业和破产的危险,以免失去好不容易维持着的地位;也正是对体面的需求,才让他们在当今福利社会中保持着对接受施舍和领取福利的羞耻感。 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更尊重社会规范,重视个人声誉,小心处理人际关系,谨守习俗和法律,因为道德规范正是在人们相互注视、评价和对交往对象的选择之中形成并得以维持的,所以福塞尔也承认,中产阶级最守规矩也最重视道德——尽管他不认为那是个优点。 焦虑所带来的压力,就像推动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和选择压力,也推动着文明进步,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是维多利亚时代,从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那时候的身份焦虑同样普遍而强烈,但正是这种焦虑,塑造了极富进取心的维多利亚企业家,积极向上的维多利亚个人主义,严谨的维多利亚道德观,还有理性、克制、富有荣誉感的维多利亚绅士,与之相应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繁荣与进步年代。 当然,焦虑不一定带来繁荣,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将其引到不同的方向上,对身份与地位的渴求可能激励人们积极创业、努力工作,也可能促使他们去考公务员、攀附权贵、谋求加官进爵,更多的人会选择哪个努力方向,还要看制度环境所提供的、让人们可以借以向上爬升的社会阶梯中,哪条更宽阔、更易于接近、更有前途。
消费离散性vs马尔萨斯极限

(开了几天小差,留下好多坑待填,今天先填一个)

bear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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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几天小差,留下好多坑待填,今天先填一个) bear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至于处于或靠近底层的这部分占人口的比例多少,随社会制度而不同,马尔萨斯为我们描绘了两种可能的图景:一种是扁平化社会,绝大部分人生活中生存线附近,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绝对数量就达到了资源极限,另一种是层次化社会,财产权、身份特权、继承权等制度条件,使得部分人得以远离生存线,从而使得社会形成一种复杂多层的等级结构,此时,人口数量并未达到理论极限。 所以,“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这句话,只能是在“给定社会结构或制度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中国正是典型的扁平化社会,所以他说,如果按同等资源供养人口数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社会了,这个国家的制度成功的将绝大多数人拉到了生存线上;这一判断是否准确还有待考察,但这两幅图景的对比是很有启发的。 但很明显,马尔萨斯并不认为这种社会是可取的,相反,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财产权得到保障,西方社会才维持了复杂而繁荣的文明结构。 好,现在就容易看出消费离散性假说在上述理论框架中的含义了:等级阶梯的存在,激励人们为了维持现有的较高地位,或者爬升到较高的地位,通过克制生育数量来确保消费水准,从而在整体上,使得人口的极限水平低于没有这种等级阶梯的情况。 注意:这不是让人口脱离了马尔萨斯极限,而是移动了马尔萨斯极限本身,因为马尔萨斯极限原本就不是指绝对的资源供养极限,而是给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下的极限。 但是,克制生育数量只是确保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的手段之一,是牺牲数量换质量的办法,另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手段:一个是{{嫡庶}}之分,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子女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 第二个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也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作为主继承人的长子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不低于自己,其他子女则能保障多少就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