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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附录·何为理性动物

(本文曾作为附录收入于《沐猿而冠》)

“人是理性动物”——这句话直觉上很容易接受,我们在做决定时会考虑各种理由,会从各种来源收集信息,倾听他人建议,上网搜索一番,权衡利弊;我们也会分析和算计,有时还拿出纸笔计算一番,在重大事情上,甚至会组织调查研究,建立数学模型,运用高端统计工具;即便在不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停的观察、思考和探索,以便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

可一旦细究起来,却又发现很难说得清楚什么才算理性;饥饿感驱使我们寻找食物,假如我只是不假思索走向冰箱拿出块巧克力,说不上有多理性,可要是空空如也的冰箱促使我放下游戏抓紧写简历找工作,好像就算得上理性了,同样是听从本能的指引,为满足生存所需而做点什么,似乎那些包含了更多预见、计划和迂回手段的行为,更可能被认为是理性的。

有时理性又被视为对抗或克制本能的能力,我出于健康考虑而抵御了奶油曲奇的诱惑,在男女交往中克制色欲而维持了礼节和体面,在商业交往中抵御贪欲而保持诚实守信,都会被视为理性;当然,放弃短期满足可能换来长期回报,因而许多克制都是有其理由的,而且这些理由往往可以经由一连串适应性解释而被追溯到遗传收益这个古老的终极理由。

但也可以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人可以为自己创造新的理由,或把原先的策略理由变成终极理由;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只是因为喜欢而做某事,追求某种目标,并为此而克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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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作为附录收入于《沐猿而冠》) “人是理性动物”——这句话直觉上很容易接受,我们在做决定时会考虑各种理由,会从各种来源收集信息,倾听他人建议,上网搜索一番,权衡利弊;我们也会分析和算计,有时还拿出纸笔计算一番,在重大事情上,甚至会组织调查研究,建立数学模型,运用高端统计工具;即便在不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停的观察、思考和探索,以便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 可一旦细究起来,却又发现很难说得清楚什么才算理性;饥饿感驱使我们寻找食物,假如我只是不假思索走向冰箱拿出块巧克力,说不上有多理性,可要是空空如也的冰箱促使我放下游戏抓紧写简历找工作,好像就算得上理性了,同样是听从本能的指引,为满足生存所需而做点什么,似乎那些包含了更多预见、计划和迂回手段的行为,更可能被认为是理性的。 有时理性又被视为对抗或克制本能的能力,我出于健康考虑而抵御了奶油曲奇的诱惑,在男女交往中克制色欲而维持了礼节和体面,在商业交往中抵御贪欲而保持诚实守信,都会被视为理性;当然,放弃短期满足可能换来长期回报,因而许多克制都是有其理由的,而且这些理由往往可以经由一连串适应性解释而被追溯到遗传收益这个古老的终极理由。 但也可以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人可以为自己创造新的理由,或把原先的策略理由变成终极理由;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只是因为喜欢而做某事,追求某种目标,并为此而克制本能,学者可以忍受清贫而只为探索奥秘,商人可以在明知毫无利益时仍保持诚信,在围棋这样其目标、规则、胜负、价值完全人为构造的游戏世界中,我们一样可以玩的很开心;所有这些表现,并不会被视为非理性,甚至还常被赞颂为理性的最高境界。 可是这样一来,就更难说清什么才是理性了,火苗让我的手自动缩回来,不算什么理性,我小心避开火苗,算是有点理性,我强忍烧灼而拒绝缩手,你会说我是疯子,可我要是有个好理由(或许那可以让我牢记某次沉痛经历),你是否会说我太理性了?那么,假如这只是一次行为艺术呢?死不免冠的子路,火刑柱上的圣徒,饿死不受嗟来之食的名士,是太疯狂还是太理性呢?那么怀抱鸿鹄之志而甘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呢? 或许真正重要的是控制感:当我抵御美食诱惑时,感觉自己成功掌控了局面,克制了本能冲动,让我确信自己保有自由意志;相反,假如我不由自主的伸手拿了奶油曲奇,事后又对自己的贪吃感到懊恼,便会感觉自己丧失了控制,被本能所摆布;可是何以如此?既然构成“我”的各子系统相互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其中之一胜出,为何其中有些更有资格代表“我”,其胜出被视为理性,而另一些的胜出却被视为失控? 答案或许在于意识这个子系统的特殊地位,意识是一个语义化的行为调制系统,随着人类语言能力的发展,该系统在决定个体行为的诸因素中逐渐获得了一种类似于中央政府在一个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取得日益广泛且有效的控制权,而所谓理性,即是指这一中央控制权的执行效能与强度,以及它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否则其控制就变成了疯狂)。 尽管意识机能的实现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为了说明它如何可能在已知神经基础上无须借助任何神秘力量而发展出来,我们不妨从既有知识出发,设想一下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1] 情形或许是这样:组成我们的模块中,有些是基于语义表征的(用软件术语说,是由符号化的高级语言编写的,而不是通过硬连线之类的硬编码实现的。下文称这些为语义模块),因而其对行为调控的参与,也是通过语言系统而实现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对语言指令作出响应的能力。 比如当我们的听觉语言中枢(即从听觉系统接收语音并解读为语句的模块)收到同伴发出的祈使句——“住手!”——时,正在伸出的手就会缩回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句子会唤起某种痛苦记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表明必定存在某个机制,将上述语句转变成了动作指令,姑且将该机制称为受话系统。 当各语义模块竞争行为控制权时,或许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受话系统仿佛收到来自某个模块的一个祈使句,并产生了相应的行为控制效果;当然,这句子未必真的说出口再从耳朵传入,或许只是通过某条旁路捷径被传入了受话系统。(意识活动有时确实表现为喃喃自语,在搭积木玩家家的儿童身上,常可观察的此类现象) 当受话系统收到一个语句时,除了可能产生行为效果之外,同时也会将此语句广播给所有需要接收话语信息的模块,于是,那些得以接入受话系统的语义模块,便获得了这样一种地位:它既可能通过发出一个祈使句而直接影响行为,也可能通过发出一个陈述句而影响其他语义模块从而间接影响行为。 比如模块A在监听到某个视觉信号后发出“前面有毒蛇”,模块B收到后,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毒蛇是危险”做运算后,发出“前面有危险”,模块C收到并运算后,发出“快逃!”;或许同时还有模块D在收到A的输出后,发出“前面有食物”,模块E收到它后发出“快去抓”;或许先前经验让C拥有更高权重而最终胜出,但也可能相反;发出的祈使句指令也可以是影响注意焦点的,比如模块F监听到“快逃”后,发出“慢!先看看身后情况”。 随着语言在人类生活中地位不断提高,这样的模块越来越多,其在行为调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和广泛,而这些模块接入受话系统的那条捷径,成了一条大量指令经其传出的枢纽要道,就像一个麦克风,被连到了某些重要公共场所(比如某些运动中枢或内分泌腺)的大喇叭上,哪个发声源抢到麦,就有机会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模块竞相轮番占用这个麦克风,就像国会大厅里吵吵嚷嚷的议员们,各自主张着一种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理由,同时也能相互“听到”各自发出的“声音”并受其影响,当一种声音盖过其他声音时,一个决定便产生了;和国会一样,这一集体议事机制确保各方理由得到陈述和倾听,并经由明确的竞争性程序(是一种神经达尔文机制[2])而产生最终单一决定,同时却不需要任何中央控制者。 【我这里用国会议员比喻各语义模块,这种拟人化叙述容易让人误解为笛卡尔剧场里那个小人(homunculus),其实两者毫无关系,笛卡尔小人代表着意识本身,而我的每位议员只代表意识机能的某个微小组件,比意识本身简单的多,所以不会陷入“为了解释小人又要引入更多小人如此反复以至无穷”这样的困境;正如丹内特所言:只要每次分解出的小人比被分解的那个更简单更笨,小人隐喻就不是问题。[3] 比如当空空如也的冰箱激励某甲去写简历找工作这件事,若将意识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会如此叙述此事:空冰箱激发了某甲寻找食物的冲动,在考虑了获取食物的各种可能性后,他认定还是用钱买最方便,可是怎么才能弄到钱呢,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后,他认定找份工作最可行,经过这番考虑之后,他坐下来开始写简历。 可是当我们用放大镜凑近了看,将意识分解开,就会如此叙述此事:某甲头脑里的模块A被饥饿感所激活,发出“快去找点吃的”,模块B说“楼下商店里有吃的”,模块C说“那得花钱买”,模块D说“嗯不然会挨打”,模块E说“那可打不过”,模块F说“可是钱包空了”,模块G说“该去找点钱了”,模块H说“帮人干活可以拿到钱”……模块K说“赶紧写简历”——这么做的模块小人,显然不需要像人一样聪明。】 这个持续监听外来信号,调节注意力,表征注意对象,轮番激活各种干预理由,产生行为调控决策的国会,被称为“意识”,该国会的竞争性议事程序,被称为“斟酌(deliberation)”[4];当然,因为还存在影响行动的其他途径,国会决议未必是行为的最终决定,比如膝跳反射和心脏搏动是部门自主的,肠胃蠕动或血压升降也不受国会指挥,甚至像打毛衣这样的精细工作,也可时而脱离国会监控而自行持续;然而对人类来说,国会在行为调控中的地位毕竟越来越重要了。 如此喧闹吵嚷的国会,是如何让个人表现的像一个连贯协调自主的行动主体的?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总是能得到保证,当意见对立的两派相持不下,我们可能表现的像布里丹之驴[5],当两派议员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则表现为精神分裂,当某位议员阴谋篡夺麦克风而拒绝理睬其他议员的意见时,我们就变成了偏执狂或者疯子,当所有议员都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或许是因为国会休息室里的咖啡断货了)时,我们便陷入抑郁状态,丧失行动能力。 不过,这些情况毕竟是少数,国会通常运行良好,因为自然选择会自动排除激进分子和不合作主义者,确保每位新加入的议员(代表着一种新理由)都足够保守、谦逊而具有合作性;语义模块之间的合作,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语言系统能够处理陈述句之间合并、嵌套、递归、修饰、代入等语法关系,从而让模块之间可以通过复合而构成任意复杂(仅受限于大脑存储容量)的表征结构和控制逻辑。 于是又出现了一些专门处理这种语句复合关系的模块:它们不直接代表任何行动理由(就像国会里有些议员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但他们会对其他议员发出的陈述句作出反应,尝试将它们与已掌握的知识复合而得出一些新的陈述句,这便产生了被称为推理、联想、论证或反驳之类的逻辑演算活动。 还有些议员则像理论家和预言家,它们总在尝试从众多事实中建立一般关系,即,构造各种包含了若干变元的抽象陈述句,并寻找其他陈述句代入其中,那些反复被成功代入的句子就被保留下来,这一过程反复迭代进行(即抽象陈述句又作为子句被构造进其他陈述句),于是,通过多层复合,便形成一套理论模型,被用来表征和模拟任意复杂的系统,在斟酌过程中,它们监听其他议员的意见并输出陈述句作为预测。 【当然,这样的抽象和建模活动并非从空白开始,进化已经在我们头脑中建立了许多表征世界某一方面的模型,不过这些模型都是针对特定生存任务而建立,但有些模块会从新情境中识别出与旧模型相似之处,从而将后者复制并移用于新任务,而且在经过多次复用之后,进而能从各复用版本中提取共同特征,从而产生抽象模型,这样的抽象过程可以反复迭代进行,并产生越来越一般化的模型。】 语言系统的上述特性和发展,使得意识成了一部通用语义引擎[6],它原则上是图灵完备的,因而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东西,模拟任何过程,实现任何控制逻辑;在斟酌过程中,有关现实世界各方面的记忆表征被参与议事的各模块分别唤起(所谓唤起,就是被某个模块作为子句引用于其演算之中,就像某位议员援引观察事实以支持其主张),并在各模块间广播,于是便在意识中形成了一幅比孤立散布的记忆片段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 类似的,意识的语义表征也可指向其自身:有关个体过往经历的种种记忆——被感知到的外部事件,被提出过的行动主张,被援引过的理由和事实,经历过的斟酌与权衡——,也会在意识中被反复唤起,就像国会档案中保存的调查报告、听证记录、发言稿和表决记录,可随时被任何议员查阅和援引,于是便在意识中形成了对个体经历的连贯记忆,它被称为“自我”,当这些记忆被唤起而进入新的议事过程时,便形成了所谓“自我意识”。 一旦意识本身成为表征对象(表征结果是自我),国会里那些理论家就又有新事情可做了,于是有关意识活动的抽象陈述和理论模型也被建立了起来,这个内部模型就像一个由政治学家所建立、用来演示和预测国会如何议事和决策的理论模型,被心理学家称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心智模型的存在,使得意识能够对其自身的活动作出预测,于是在意识中便产生了诸如“我想要什么,我面临哪些选择,我有哪些理由倾向这个或那个选项,这些选项会给我带来什么,我要怎么做……”之类的心理活动——正是这些意识活动,构成了所谓“自由意志”的表现,只有那些拥有适当心理机能使之能够产生这些活动的个体,才被认为拥有自由意志,只有那些时常有机会产生这些活动的个体,才被认为是自由的。 【比如与自由人相比,一名囚犯更少有机会运用自由意志(即便他的这项机能是健全的),比如“今天晚饭吃什么呢?”这种念头很少在他头脑里冒出来,即便冒出来也很少有机会影响行为,因为他的晚饭是被监狱规定好的。】 由于心智模型是抽象的,可以被用来表征和模拟其他同类个体,并据此而预测其行为,于是我们便获得了移情(empathy)能力,后者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合作性与社会性(说服、许诺、引诱、欺骗、圈套、讹诈等社会技能皆以之为前提),也革命性的升级了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反过来又升级了意识这部语义引擎的效能。[7] 【心智模型有时也会被用于表征非同类个体,甚至无生命物体,结果就是万物有灵论,不过,此类表征和模拟的有效性当然会很差(因为表征对象实际上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或者压根不存在),会得到大量不合预期的反馈,所以,即便在万物有灵论流行的年代,人们对此也不会太过当真(“当真”的意思是它在行为决定过程中的权重较高)。】 上面种种由意识表征活动而产生的理论模型,也被称为朴素科学(folk science),包括表征物理世界的朴素物理学和表征意识本身的朴素心理学,它们让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缺乏神经系统的简单生物,其个体是没有学习能力的,学习只发生在种群层面上:错误的教训以个体死亡或绝后的方式而被种群之基因组所“吸取”。 神经系统赋予动物个体以学习能力,因而适应性在个体生命期中也可得到提高,但神经系统较简单的低级动物,缺乏对象表征能力,无法建立在头脑(它们可能根本没有头脑)里为对象建立内部模型,其学习和适应只能以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的方式进行,因而被丹内特称为斯金纳式造物。[8] 拥有系统化表征能力和内部模型的高级动物(被丹内特称为波普式造物)有了更好的个体适应方式:模型可以让它们对行为后果进行模拟预测,从而预先排除某些有害行为,而斯金纳造物则只能在伤害后果发生后以记取教训的方式避免错误,两者的差别相当于在一套理论范式指导下通过实验和试错学习的科学研究者,和靠随机瞎蒙乱撞而获得经验的门外汉之间的差别。 然而,缺乏语言能力的波普造物,其表征手段缺乏抽象性和可组合性,其内部模型通常是由硬连线方式在个体早期发育时按基因编码指令装配完成,此后的学习只是参数配置和优化过程,或数据采集和加工过程,就像一台固化了专用程序的特定用途计算机,不能安装新程序去处理新问题,因而其行为模式也就非常单调刻板。 人类语言的抽象能力和可组合性,将意识升级成了一台通用图灵机,它不但可以识别新的对象类型,建立新模型,还可以在每次决策时,针对当前情境进行问题表征,构造出全新的推理链条来寻求解决方案,就像一台会自动为自己编写新程序去处理新问题的超级电脑,甚至可以在观念世界中建立没有现实对应物的虚构模型,并据此而引导行动,将模型投影到现实世界,创造出像克莱因瓶、GPS、欧元系统这样的全新事物。 所谓理性,便是意识——在一台基于语义引擎的通用图灵机上运行着如上所述的议事/决策程序——的运行效能和它对个人行动的掌控强度:与所面临抉择相关的记忆是否被充分唤起,各种相关理由是否被充分表达和倾听,表征这些意见和理由的复合语句是否经受了逻辑一致性检查,是否拥有表征世界的恰当模型,上述过程能否产生对选择后果的有效预测,以及,从长期看,能否识别新对象,建立新模型,发现新理由。 【现在回头再看火苗上那只手,当它自动缩回来时,国会只是收到了报告,并未发生辩论或施加干预,所以谈不上多少理性(当然,比起肠胃蠕动还是多了些理性,后者国会连报告都没收到);但或许事后国会指示视觉系统采集了现场特征,产生了一份题为“一种新危险”的备忘录存入国会档案馆,那他就表现出了些许理性。 假如那只手没有缩回来,或许是因为痛觉系统坏了,那与理性无关;但也可能他有一个理由,比如想展示自己的坚忍,好让同席仇家看到他内心熊熊燃烧的怒火,这样算理性吗?不一定,代表这念头的议员可能在其他念头还没来得及冒出来时就抢到了麦克风,于是“烧伤会留下终身残疾,会妨碍握剑,会让我输掉明天的战斗”之类理由丧失了表达和被倾听的机会,那样的话他就会被视为鲁莽,或者,他头脑里压根没有代表这些理由的模块,或没有议员了解有关烧伤后果的知识,那他就是无知了。 但假如所有这些念头都冒出来过(所谓“冒出来”是指被某个模块发送到受话系统并被广播给其他各模块并得到这些模块的处理),而最终“忍痛示狠”的念头胜过其他念头夺得控制权,甚至他在火堆旁坐下之前早就经历了这番斟酌,甚至这一场景多年来已反复在他头脑里上演,他早已暗暗下定决心,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是理性的,甚至理性的有点可怕。】 当这些意识机能运行良好时,个体便真切的感受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且被其他同样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毫不迟疑的视为同类,因为这一其他动物身上难觅踪迹的特征实在太鲜明了,其独特性根本无法否认,尽管很少有人能用不带神秘色彩的话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然而,尽管自由意志和理性非常鲜明,足以将人类与其他动物断然区分开来,但它并不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特性,而是在进化过程和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的,上面所提及的各项元素依此产生并相互加强;这一发展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实际上,就在过去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和几十年中,它又经历了几次重大升级。 个体头脑的容量和处理能力有限,其知识、理由和理论模型的储备也受限于个体寿命长度和经历的丰富性,假如意识这个头脑国会的档案馆所收藏的资料仅仅来自个人经历,议员们所主张的理由也仅是它们自己所熟知的那些,那这个国会的议事和决策水平就只能停留在文盲村委会的程度,理性能力也将因此而受限。 好在我们生活于群体之中,个人的知识和模型储备可以经由交流而为他人所用,也可经由教化而世代传承,轮子无须再一次次重新发明;随着社会规模扩大,分工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以口耳相传或人工制品的方式存在于文化之中,为个体提供了延伸表征能力。 现在,外国议员时而带着令本村耆老耳目一新的新鲜理由参与国会辩论,国会档案馆则因接入文化这一云存储网盘而容量大增;这一发展在中石器时代突破临界点而引发第一波升级浪潮,被考古学家称为“认知革命”或“文化大跃进”;游戏嗜好、艺术品味和宗教情感等意识机能中的高级元素,在此期间纷纷涌现。 第二轮升级发生在文字出现之后,文字(和其他书面符号系统)极大扩展了文化传播和积累的时间与空间跨度,让文化雪球越滚越大;文字也帮助个体头脑突破其工作记忆局限,以实现更复杂的表征、计算和推理,对比心算和笔算,一则口述神话和一部长篇小说,一首民间歌曲和一部交响乐,便可看出其中差别。 文字也为此后的形式逻辑、人工语言、数学理论创造了前提,没有文字就不会有欧氏几何和牛顿力学;基于这些形式系统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体系,再次加速了知识增长和积累;现代教育将这一急剧膨胀了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子集,以及用于访问该系统的客户端应用,安装到个体头脑之中,使该客户端和整个文化成为意识机能的延伸部分,从而导致了第三轮升级。 我们生活的时代,见证着正在发生的新一轮升级,电视、通信工具、计算机、互联网、可穿戴设备、搜索引擎、社交网,正在延伸和增强着我们的感官,拓展着我们的信息来源,提升着我们的意识机能和理性能力,也丰富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让我们见识更多新事物,认识到更多可能性,考虑更多新理由,面对更多新选项,从而更真切体会到自由的价值。 ---------------------------------------- [1] 本文余下部分是我基于丹尼尔·丹内特的意识理论而做的猜测,没有实证研究支持,不过这是迄今最能让我自己满意的设想。 [2] 有关神经达尔文机制,可参考威廉·卡尔文(William H. Calvin):《大脑如何思维》。 [3] 丹内特有关小人(homunculus)的评论,见《头脑风暴》(Brainstorms)第7章“作为哲学及作为心理学的人工智能”。 [4] 上述解读源自丹内特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s model)”,参见《意识的解释》。 [5] 布里丹之驴(Buridan's ass)是14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布里丹(Jean Buridan)提出的一个哲学论题:一头完全理性的驴,恰好处于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正中间,将会饿死,因为它无法对究竟该走向哪堆干草作出理性决定。其实布里丹并非该论题的最早提出者,亚里斯多德在《论天》(On the Heavens)中便提出过一条狗面对两块无差别肉时的困境。 [6] 有关意识的语义引擎性质,可参考约翰·豪格兰(John Haugeland):“Semantic Engines: An Introduction to Mind Design”,收录于其《心智设计》第三章。 [7] 移情能力在语言进化中的关键作用,可参见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人类沟通的起源》。 [8] 关于达尔文、斯金纳、波普、格列高利四种造物的说法,源自丹内特《达尔文的危险观念》第13章第1节。
再论中医

多年前我曾就中医发表过一些观点,今天不小心又提起这个话题,刚好这几年又有些新体会,再整理补充一下:

1)中医这个词的含义不太清楚,按较狭窄的用法,它是指一套理论体系(诸如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气血经络、寒热干湿、温凉甘苦……),以及被组织在这套体系之内的各种治疗方法,而按较宽泛的用法,则囊括了所有存在于汉文化中的非现代医疗;

2)对于那套理论体系,我的态度是完全唾弃;

3)对于被归在中医名下的各种治疗方法,我的态度和对待其他前科学的朴素经验一样,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4)但我不会像有些反中医者那样,做出一个强判断:它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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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就中医发表过一些观点,今天不小心又提起这个话题,刚好这几年又有些新体会,再整理补充一下: 1)中医这个词的含义不太清楚,按较狭窄的用法,它是指一套理论体系(诸如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气血经络、寒热干湿、温凉甘苦……),以及被组织在这套体系之内的各种治疗方法,而按较宽泛的用法,则囊括了所有存在于汉文化中的非现代医疗; 2)对于那套理论体系,我的态度是完全唾弃; 3)对于被归在中医名下的各种治疗方法,我的态度和对待其他前科学的朴素经验一样,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4)但我不会像有些反中医者那样,做出一个强判断:它们都是无用的或错误的; 5)我相信,这些疗法中,有不少大概是有点用的; 6)然而,现代医疗的发展,大幅改变了利用这些可能用处的机会成本和得失比,依我看,改变的程度已达到:其中没有什么是值得考虑到,我甚至认为,作为医疗消费者,认真考虑这些可能用处,会显得很愚蠢; 7)考虑到中医界普遍拒绝按现代医学标准去审查旧疗法,对这些疗法持总体负面评价(即所谓一棍子打死),是完全合理的,在我看来,今天一位医生宣称自己是中医,或推崇中医,仅这一点,足以让他变得不值得信任; 8)但是这一评价方式不适用于过去,在现代医疗普及之前,一位相信传统疗法的医生,也完全可能是明智的、理性的、具有批判性头脑的,甚至具有一些朴素科学态度的,据我了解,许多被归为中医的医生,其实对那些理论说辞没什么兴趣,他们只是相信一些特定疗法,而且也愿意随经验而调整自己的信念; 9)我相信(虽然没什么经验依据),在近代以前,或多或少有点用处的中医疗法,很可能比现在多不少,但随着现代医疗的普及,幸存下来的中医疗法中,有用的比例降低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没用的;理由是, 10)在科学方法出现之前,对传统知识的筛选机制是基于个体经验和口碑传播的,这一选择机制有个特点:因果链容易从随机个体经验中得到识别的那些事情上,知识改进和积累更可能发生,而在因果链不容易识别的那些地方,便是迷信的温床; 11)在现代医疗普及的过程中,大众对待新旧疗法的态度上,上述筛选机制仍会起作用,因而,传统疗法中那些被用于因果链较明显的病症上因而很可能有点用的疗法,反而更容易被现代疗法所淘汰,结果,剩下的都是安慰剂,因果关系越是难以看清,对安慰剂的需求就越大,这大概就是当代中医的情况,在现代医疗的排挤下,它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比以往远更纯粹的安慰剂产业。  
[微言]能动性乐观主义

【2015-07-07】

@大象公会 【香港人为什么最迷信】为什么娱乐圈盛产迷信爱好者?科学真的可以破除迷信吗?象征现代文明的香港为什么会成为风水之都?作者:陶岗仁 http://t.cn/RLAQpjZ

@熊也餐厅: 着急减脂时就会迷信~

@whigzhou: 很久以前我曾coin过一个术语,能动性乐观主义,用来指迷信背后的心理机制,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可理解的,原因是可查找的,解决方案是可得的,困难是终究可以克服的,前途终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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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7】 @大象公会 【香港人为什么最迷信】为什么娱乐圈盛产迷信爱好者?科学真的可以破除迷信吗?象征现代文明的香港为什么会成为风水之都?作者:陶岗仁 http://t.cn/RLAQpjZ @熊也餐厅: 着急减脂时就会迷信~ @whigzhou: 很久以前我曾coin过一个术语,能动性乐观主义,用来指迷信背后的心理机制,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可理解的,原因是可查找的,解决方案是可得的,困难是终究可以克服的,前途终究是光明的……从巫师、政客、公知,到好莱坞编剧,都很乐意强化和利用这一倾向 @whigzhou: 当然还有股评家。对能动性乐观主义的迎合,构成了好莱坞诸定律中最突出也最顽固的一条,我喜欢Game of Thrones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基本上不管这条定律  
[微言]理性与直觉

【2015-07-06】

@whigzhou: 有关营养/代谢及其与健康之间关系,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以前从大众传媒中看到的建议都是靠不住的。引起我怀疑的几点:许多结论都是基于老鼠实验得出;连最基础的卡路里计算都不靠谱(燃烧法远远不能模拟消化过程);科学界的众说纷纭;从科学研究到公共建议之间的政治扭曲;等等。

@whigzhou: 如果我不得不采纳一种意见,我宁愿相信来自灵长类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而不是农业部或WHO的,宁愿相信我所信赖的人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经验,总之,暂不接受任何总体方案,每条建议视其方法和理由个别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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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6】 @whigzhou: 有关营养/代谢及其与健康之间关系,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以前从大众传媒中看到的建议都是靠不住的。引起我怀疑的几点:许多结论都是基于老鼠实验得出;连最基础的卡路里计算都不靠谱(燃烧法远远不能模拟消化过程);科学界的众说纷纭;从科学研究到公共建议之间的政治扭曲;等等。 @whigzhou: 如果我不得不采纳一种意见,我宁愿相信来自灵长类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而不是农业部或WHO的,宁愿相信我所信赖的人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经验,总之,暂不接受任何总体方案,每条建议视其方法和理由个别对待。 @迦列: 一个人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持有格列高利心智,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仅仅持有达尔文心智,而公共政策的制定本以每个人均持有较高级心智为假设,最终却成了低级心智持有者的修罗场。 @whigzhou: 你对格列高利/达尔文心智之分的理解和我不同,我在原帖中表达的,是一种“在某些事情上宁可信赖直觉”的态度 @whigzhou: 我说的“宁可信赖直觉”,是相对于信赖一套科学理论或由科学理论/知识所支撑的实践指导方案,这种信赖不能被归为达尔文心智,因为它不必是基于一组硬编码而做出的刻板反应,而可以是基于大量个体经验,听取了大量他人意见,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并对未来调整保持开放,因而是格列高利式的。 @whigzhou: 之所以在经过权衡之后做出如此选择,是因为我在尝试寻找科学意见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科学界在此问题上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其研究深度和成果质量也远未达到能够产生一个可让我接受的整体指导方案的程度 @whigzhou: 简言之,我所信赖的“直觉”,并不是由一个达尔文造物按硬编码所产生的直觉,而是由一个装载了大量经验的格列高利造物在充分运用理性能力之后所产生的直觉 @whigzhou: 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气候问题,早些年这个话题还很热门时,出于写评论的需要,我读了大量相关材料,但越读越感觉这里水太深,从各种论证理由和举证材料看,科学界显然还没找到一种成熟可靠且得到广泛认可的气候理论,远不足以给出一个高置信度的判断,更不足以提供一套可信赖的行动方案。 @whigzhou: 一旦得出这一判断,我的选择便是:拉远镜头、眯起眼睛,让我的直觉告诉我哪些说法更靠谱一些,除此之外,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我不可能把一生精力投入到这件对我并非最重要的事情上(而且就算我这么做也未必有什么结果),但我确实也有点兴趣,想得到一个判断,于是只好用直觉赌一赌了。  
[译文]科学万岁!

All Hail Science!
科学万岁!

作者:Jonah Goldberg @ 2015-2-14
译者:普罗米修斯(@普箩米修思),校对:Marcel ZHANG(@马赫塞勒张)
来源:National Review,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398591/all-hail-science-jonah-goldberg

Memo to progressives: Unlike God, science doesn’t care if you believe in it.
进步主义者请记住:与上帝不同,科学并不在乎你是否信仰它。

Dear Reader (Unless you’re at the screening of Al-Qaeda Sniper),

亲爱的读者(除非你恰好在看《基地组织的狙击手》(Al-Qaeda Sniper)这部电影),
译注:实际上不存在这部电影,那是一个叫“非裔美国人保守派”的博客虚构的,其副标题是“一个变性圣战者为使用‘无性别卫生间’的权利而抗争的故事”,显然是用来嘲讽目前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左翼平权运动的。

All of us are equal in the eyes of God and the law — or at least that’s how it’s supposed to work. (Though the fact that Jon Corzine has neither been hit by lightning nor carted off to jail sometimes causes me moments of doubt on both fronts.)

无论在法律还是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至少本该是这样。(尽管Jon Corzine既没遭雷劈也没被扔进监狱这一事实,让我时常对此感到疑惑)。

I try pay lip-service to the same principle about readers of this “news”letter, but let’s face it. That’s not true. Nearly all G-File readers are cherished, but not all are cherished equal.

我本想以此搪塞这封“新闻信”的读者:人人平等这项原则也适用于你们。不过我们还是直面现实吧,那并不是真的。我对几乎所有G-File的读者都很重视,但并非同等的重视。

(And, in a year or two when my next book comes out, the great schism in my heart will be between those of you who eagerly purchase my book, and you shameful free riders who, for years, were perfectly happy for me to throw you the gold Aztec idol week after week, but now refuse to throw me the whip as promised, saying “Adios, Señor.” This is the quid people, my next book will be the pro quo. If you assume each Goldberg File I’ve written is worth a quarter, you should probably convert it into zombie-apocalypse currency and assume it’s equal in value to a can of dog food, six dead D batteries, or a fully operational calk gun. But the price is what the market will bear, and even at that valuation, it would more than cover the price of my forthcoming magnum opus for any longtime reader. You have been put on notice.)

(并且,等一两年后我的新书出版时,我内心会在两类人之间撕扯:一类是那些迫不及待想要买书的读者,另一类则是那些可耻的搭便车者,多年来,他们满心欢喜地盼着我一周周地把阿兹特克金像(the gold Aztec idol)扔给他们,却不愿如之前说好的那样把鞭子给我扔过来,临走时只留下一句“再见,先生。”(“Adios, Señor.”西班牙语)。我的下一本书需要你用东西来交换的。如果你觉得我写的每一本G-File值得上一毛钱,或许你应该按僵尸界的汇率把它兑换成一罐狗粮、六个D号废旧电池或者一把铆钉枪。当然,书的价格应当是市场可以承受的,并且,对于我的长期读者,我即将出版的煌煌巨著应该是对得起它的标价的。我可是通知你们了哦。)【译注:这里有关阿兹特克金像和鞭子的哏出自电影《夺宝奇兵》。

I bring this up because Charles Krauthammer is a reader of this “news”letter which, like seeing a spider monkey in your brand new kitchen making crème brûlée with a blowtorch, is both cool and scary. Why it’s cool should be obvious. He’s the Hammer. It’s scary because . . . he’s the Hammer.

我提这茬,是因为得知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也是这封“新闻信”的读者,这就像看见一只蜘蛛猴在你的崭新厨房里用喷灯做焦糖布丁,让人不知道该觉得有趣还是害怕。说他有趣的原因很明显,他是“锤子”,说他让人害怕是因为……他可是铁锤查理啊。【译注:注意Krauthammer中的hammer,意为锤子,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则为查理大帝的祖父,法兰克王国实际掌权者,加洛林王朝奠基者,以武功著称的军事天才。

I try very hard not to put a face to my readers because, frankly, this thing is sometimes so stupid and self-indulgent if I imagined a real person reading it, I’d push the keyboard away. It’s best if I write this thing like a message in a bottle going to no one.

我竭力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自我,因为装模作样会让我会显得任性而愚蠢,每当想到有人读到虚伪的自己,我就忍不住想要摔键盘。我最好是把这些话塞进漂流瓶,随浪漂走。最可能让我怯场的,就是想象查尔斯·克劳萨默是打开漂流瓶的那个人。

And the last thing I need for my performance anxiety is to imagine Charles Krauthammer is the guy unspooling my missive from that bottle. The only thing worse would be to imagine George Will standing behind Charles looking over his shoulder and tsk-tsking all of my split infinitives. And yet, to my dismay, Will, too, has told me he on occasio(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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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Hail Science! 科学万岁! 作者:Jonah Goldberg @ 2015-2-14 译者:普罗米修斯(@普箩米修思),校对:Marcel ZHANG(@马赫塞勒张) 来源:National Review,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398591/all-hail-science-jonah-goldberg Memo to progressives: Unlike God, science doesn’t care if you believe in it. 进步主义者请记住:与上帝不同,科学并不在乎你是否信仰它。 Dear Reader (Unless you’re at the screening of Al-Qaeda Sniper), 亲爱的读者(除非你恰好在看《基地组织的狙击手》(Al-Qaeda Sniper)这部电影), 【译注:实际上不存在这部电影,那是一个叫“非裔美国人保守派”的博客虚构的,其副标题是“一个变性圣战者为使用‘无性别卫生间’的权利而抗争的故事”,显然是用来嘲讽目前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左翼平权运动的。】 All of us are equal in the eyes of God and the law — or at least that’s how it’s supposed to work. (Though the fact that Jon Corzine has neither been hit by lightning nor carted off to jail sometimes causes me moments of doubt on both fronts.) 无论在法律还是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至少本该是这样。(尽管Jon Corzine既没遭雷劈也没被扔进监狱这一事实,让我时常对此感到疑惑)。 I try pay lip-service to the same principle about readers of this “news”letter, but let’s face it. That’s not true. Nearly all G-File readers are cherished, but not all are cherished equal. 我本想以此搪塞这封“新闻信”的读者:人人平等这项原则也适用于你们。不过我们还是直面现实吧,那并不是真的。我对几乎所有G-File的读者都很重视,但并非同等的重视。 (And, in a year or two when my next book comes out, the great schism in my heart will be between those of you who eagerly purchase my book, and you shameful free riders who, for years, were perfectly happy for me to throw you the gold Aztec idol week after week, but now refuse to throw me the whip as promised, saying “Adios, Señor.” This is the quid people, my next book will be the pro quo. If you assume each Goldberg File I’ve written is worth a quarter, you should probably convert it into zombie-apocalypse currency and assume it’s equal in value to a can of dog food, six dead D batteries, or a fully operational calk gun. But the price is what the market will bear, and even at that valuation, it would more than cover the price of my forthcoming magnum opus for any longtime reader. You have been put on notice.) (并且,等一两年后我的新书出版时,我内心会在两类人之间撕扯:一类是那些迫不及待想要买书的读者,另一类则是那些可耻的搭便车者,多年来,他们满心欢喜地盼着我一周周地把阿兹特克金像(the gold Aztec idol)扔给他们,却不愿如之前说好的那样把鞭子给我扔过来,临走时只留下一句“再见,先生。”(“Adios, Señor.”西班牙语)。我的下一本书需要你用东西来交换的。如果你觉得我写的每一本G-File值得上一毛钱,或许你应该按僵尸界的汇率把它兑换成一罐狗粮、六个D号废旧电池或者一把铆钉枪。当然,书的价格应当是市场可以承受的,并且,对于我的长期读者,我即将出版的煌煌巨著应该是对得起它的标价的。我可是通知你们了哦。)【译注:这里有关阿兹特克金像和鞭子的哏出自电影《夺宝奇兵》。】 I bring this up because Charles Krauthammer is a reader of this “news”letter which, like seeing a spider monkey in your brand new kitchen making crème brûlée with a blowtorch, is both cool and scary. Why it’s cool should be obvious. He’s the Hammer. It’s scary because . . . he’s the Hammer. 我提这茬,是因为得知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也是这封“新闻信”的读者,这就像看见一只蜘蛛猴在你的崭新厨房里用喷灯做焦糖布丁,让人不知道该觉得有趣还是害怕。说他有趣的原因很明显,他是“锤子”,说他让人害怕是因为......他可是铁锤查理啊。【译注:注意Krauthammer中的hammer,意为锤子,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则为查理大帝的祖父,法兰克王国实际掌权者,加洛林王朝奠基者,以武功著称的军事天才。】 I try very hard not to put a face to my readers because, frankly, this thing is sometimes so stupid and self-indulgent if I imagined a real person reading it, I’d push the keyboard away. It’s best if I write this thing like a message in a bottle going to no one. 我竭力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自我,因为装模作样会让我会显得任性而愚蠢,每当想到有人读到虚伪的自己,我就忍不住想要摔键盘。我最好是把这些话塞进漂流瓶,随浪漂走。最可能让我怯场的,就是想象查尔斯·克劳萨默是打开漂流瓶的那个人。 And the last thing I need for my performance anxiety is to imagine Charles Krauthammer is the guy unspooling my missive from that bottle. The only thing worse would be to imagine George Will standing behind Charles looking over his shoulder and tsk-tsking all of my split infinitives. And yet, to my dismay, Will, too, has told me he on occasion comes by here. I feel like Martin Short in a synchronized-swimming routine. 唯一比这更糟的事,就是想象乔治·威尔(George Will)也站在查尔斯身后,目光越过他肩膀落在信上,看到文中的分裂不定式,不住地摇头。并且,同样令我沮丧的是威尔告诉我,他只是恰巧经过这里而已。我的感觉就像是马丁·肖特(Martin Short)在花样游泳。【译注:指马丁·肖特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中拍的一个搞怪视频短片。FERNAL LINGUISTICS 良魔语言学 Anyway, Charles is a big fan of “unpaired words.” I don’t mean words with the Bluetooth turned off. I mean . . . hmmm . . . how do I explain? 总之,查尔斯是个“不成对单词(unpaired words)”爱好者,“不成对单词”并不是指你的设备在蓝牙没有配对时发出的提示,它指的是……额……我该怎么解释呢?【译注:在英语中,有些词汇是它的否定形式曾经同时存在,比如“innocent”和“nocent”。随着人们词汇使用习惯的改变,这些单词只有其否定形式被保留下来,肯定形式则很少再被使用,下文中作者大玩文字游戏,将出现很多由这种“不成对单词”拼凑的句子。】 Well, many times, during the commercial break on Special Report, we’ve gone back and forth — brandy snifters in hand — talking about how we need a president with more feck running an ept and gormful foreign policy. 好吧,在“特别报道”(Special Report)的广告时间,我们常常举着白兰地酒杯来回踱着步,谈论着我们需要一位“强势”(feck : feckless)总统来执行“精妙”(ept : inept)、“高明”(gormful : gormless)的外交政策。 These conversations usually take place after the make-up lady comes into the studio to make sure that we look kempt and shevelled. Well, last Wednesday, the topic came up again, and we kept bandying them about. Which made me think, “This is pretty cool.” It also made me think, “This would be a good riff for the G-File.” 此时,化妆助理通常会来到直播间确保我们看起来“干净”(kempt : unkempt)、“整洁”(shevelled : dishevelled)。就在上周三,我们又一次聊到了这个话题,并为此争吵不休。这让我感觉很有趣,同时也想,或许可以成为我写G-File的好题材。 Still, I’m hoping that he isn’t gruntled by this somewhat nocuous and entirely effable effort to rip off one of his favorite parlor games. Indeed, I could have dropped this choate schtick without name-dropping Charles, which might have made it seem less petuous, but why leave my motivation unbeknownst when it can be beknownst? 尽管如此,我希望他不要因为我们尝试对他最喜爱的室内游戏之一进行有点“恶意”(nocuous : innocuous)且“直白”(effable : ineffable)的剽窃而“高兴”(gruntled : disgruntled)。事实上,当我展示这些“低级”(choate : inchoate)把戏时,提起查尔斯的大名不过是为了借此抬高自己。这么说或许不够“谨慎”(petuous : impetuous),但是如果可以“公开”(beknownst : unbeknownst)我的意图时,又何必要“隐瞒”(unbeknownst)呢? Better to go communicado and cognito, I say. Particularly when I’m still throat clearing as I try to scrounge up a real topic to discuss. Still, I fear I seem quite chalant as I search for sipid things to say. If I don’t work harder, this “news”letter will never be combobulated. (“I don’t want to disrupt your flow here, so I’ll rupt it. But you should know this all comes across as soucient and below even your pareil writing style. I would have thrown this whole thing out the window, but you opted to fenestrate it.” — The Couch) 我想,“开诚布公”(communicado and cognito : incommunicado and incognito)总是好的。特别是在我找到一个真正的话题之前,需要用这个来拖延下时间。并且,在我急于寻找“有趣的”(sipid : insipid)话题时,会担心自己显得“紧张不安”(chalant : nonchalant)。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工作,读者是不会对这封“新闻信”感到“满意”(combobulated : discombobulated)的。(沙发发话了:我不想在这里“打断”(disrupt)你们,所以我就“继续”(rupt : disrupt)了。但是你应当清楚,所有这一切都是被“精心”(soucient : insouciant)组合起来的而且甚至比不上你们“匹配”(pareil : nonpareil)写作的水平。我本该把所有写的这些都扔到窗外去的,但是这可是你们选择看下去的。) All Hail Science 科学万岁 So my column from yesterday was about the quizzing of Scott Walker and other Republicans about evolution. This is an incessant question every four years. And while it deserves to be cessant, it will never will be. (Okay, I’m done now.) 我昨天的专栏探讨了对Scott Walker和其他共和党人如何看待有关进化论的盘问,这个问题每隔四年就会被提出来,从未中断。这个问题本该“停止”(cessant : incessant)了,却永远停不下来。(好了,文字游戏到此为止。【译按:我的噩梦也终于结束了】) As many have noted, liberals in and out of the media are very selective in their celebration of science. Guy Benson reminded me of this nicely splenetic post I wrote three years ago in the Corner: 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在与媒体打交道时,自由派对科学的赞颂是有选择性的。Guy Benson让我想起自己三年前在专栏里写下的这段怒气冲冲的文字:
Why does the Left get to pick which issues are the benchmarks for “science”? Why can’t the measure of being pro-science be the question of heritability of intelligence? Or the existence of fetal pain? Or the distribution of cognitive abilities among the sexes at the extreme right tail of the bell curve? 凭什么自由派有权来决定哪个问题是“科学”的测试基准?用智力可遗传性问题作为是否支持科学的标准不行吗?或者是否存在胎儿疼痛?或者两性认知能力在正态曲线远右端的分布情况? Or if that’s too upsetting, how about dividing the line between those who are pro- and anti-science along the lines of support for geoengineering? Or — coming soon — the role cosmic rays play in cloud formation? Why not make it about support for nuclear power? Or YuccaMountain? Why not deride the idiots who oppose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even when they might prevent blindness in children? 或者,如果这些问题过于让人心烦,那么把是否支持地质工程作为支持科学与否的分界线如何?或者,宇宙射线在云的形成中的作用?是否支持核电可以吗?或者雅卡山(Yucca Mountain)?【译注:雅卡山位于内华达州,用来堆放核废料。】为什么不嘲讽下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白痴呢,即使转基因作物(黄金大米)可以防止儿童失明? Some of these examples are controversial, others tendentious, but all are just as fair as the way the Left framed embryonic stem-cell research and all are more relevant than questions about evolution. (Quick: If Obama changed his mind about evolution tomorrow and became a creationist, what policies would change? I’ll wait.) 上述这些例子都是有争议或者倾向性的,左派支持的干细胞研究也是如此,而且跟进化论比起来,这些问题与实际生活关系密切。(打断下:如果明天奥巴马改变对进化论的态度而变成一个神创论者,哪些政策会变化呢?我得等等看才知道。) The point is that the Left considers itself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science,” but there are scads of issues where they take un-scientific points of view. 问题在于,左派一直自诩为“科学”斗士,但是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持有的观点并不科学。 Sure they can cite dissident scientists — just as conservatives can — on this or that issue.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when the science directly threatens the Left’s pieties, it’s the science that must bend — or break. During the Larry Summers fiasco at Harvard, comments delivered in the classic spirit of open inquiry and debate cost Summers his job. Actual scientists got the vapors because he violated the principles not of science but of liberalism. 他们当然可以引用非主流科学家的意见为某个议题辩护,保守派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大家都懂的,每当科学直接威胁到左派的信条时,让步的却总是科学。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哈佛时,曾因敢于大胆地公开质询和辩论而丢了工作。真正的科学家因为违反了自由派的信条而非科学原则而被驱逐。 During the Gulf oil spill,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ishonestly claimed that its independent experts supported a drilling moratorium. They emphatically did not. The president who campaigned on basing his policies on “sound science” ignored his own hand-picked experts. 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the Gulf oil spill)中,奥巴马当局谎称其独立专家支持钻探禁令,但确凿无疑,这些专家并未这么说。虽然总统先生一直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但他对身边的专家却置若罔闻。 According to the GAO, he did something very similar when he shut down Yucca Mountain. His support for wind and solar energy, as you suggest, isn’t based on science but on faith. And that faith has failed him dramatically.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消息,类似的情况还有奥巴马关停了雅卡山一事。可以看出,他对风能和太阳能的大力扶植同样基于政治信条而非科学而这一信条让他一败涂地。 The idea that conservatives are anti-science is self-evident and self-pleasing liberal hogwash. I see no reason why conservatives should even argue the issue on their terms when it’s so clearly offered in bad faith in the first place. 认为保守主义者反科学的观点,毫无疑问是自由派们自我陶醉的一派胡言。我不明白保守派为什么非要在任期内就此问题与其争论,很明显这压根就是血口喷人嘛。
Recently, others have made this point better than I have, but as the Marines say of their rifles, this “news”letter is mine. 最近也有其他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且表达得比我更好,但是——就像海军陆战队对自己的步枪敝帚自珍一样——这封“新闻信”毕竟是我自己的嘛。 Anyway, what I find really intriguing is the way people talk about “science” as if it is so much more — and occasionally less — than it is. Critics on Twitter and in my e-mail box say we need to know if Scott Walker “believes in science,” as if his answer on evolution will tell us if he’s a witch burner or not. 总之,我发现人们对科学的看法很有意思,他们似乎总是给科学赋予比事实上更多(有时候是更少)的含义,推特上和我邮箱中的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我们需要搞清楚斯科特·沃克是否真的“信仰科学”,似乎他的答案可以告诉我们他是否支持烧死女巫。 Well, I regularly get e-mail from creationists. E-mail. In other words, thanks to scientists, the words of creationists are transported through the sky into my phone or computer. And, while I haven’t checked, I’m pretty sure they don’t believe that their e-mail was carried to me on the backs of pixies. 我经常收到一些神创论者发来的电邮。是电子邮件哦。换句话说,幸亏有了科学家,这些神创论者的信息才得以穿越天空传到我的手机或者电脑中。尽管并未验证,但我很确定他们应当不会认为电邮是通过小精灵传给我的。 I’m also pretty sure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reationists drive cars, take antibiotics, watch TV, and eat foods with preservatives in them. For liberals, perhaps this is proof of some kind of hypocrisy or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maybe it is, though I don’t see it. But it’s also a demonstration that having your faith — or your superstitions — bump into one of the farther border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oesn’t require one to reject all of science. 我也非常确信绝大多数神创论者开车、吃抗生素、看电视、食用含防腐剂的食品。自由派或许可以从中看出虚伪和认知失调的意味。也许是吧,但我没看出来。但对我来说,这一现象表明,你的信仰或迷信越出了科学知识的边界,并这不意味着你要摒弃科学这个整体。 It’s not a binary thing. Belief in something unconfirmed or even disproved by science is not a rejection of all science. Just as a refusal to believe unicorns are real doesn’t mean I have to reject the existence of the Loch Ness Monster, Bigfoot, Kate Upton, or other allegedly mythical creatures. 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未经科学验证、甚至被科学所证伪的事物的信仰,并非是对科学整体的拒绝。仅仅不承认独角兽存在,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会否认尼斯湖水怪、大脚怪、凯特·阿普顿(Kate Upton),或者其他传说中的神秘造物存在。 That’s part of the irony. The way the science-lovers talk about science, you’d think science was a kind of magic that requires total faith and conviction. If you don’t believe with all of your heart in “science,” it will stop working. It’s like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is akin to Santa’s sleigh in the movie Elf (a great film, and not just because it inspired my daughter to answer the phone “Buddy the Elf,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这真是讽刺啊,一些科学狂热分子眼中的科学让人感觉像是某种魔法,需要完全的信仰和信念。如果你不是全身心地信仰“科学”,它就不再起作用。这样的话,科技企业倒是跟电影《圣诞精灵》中圣诞老人的雪橇有些类似。(《圣诞精灵》是一部不错的电影,我这么认为,不仅仅是因为我女儿受到电影的影响,在接电话的时候会说“我是精灵巴迪,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In Elf, Santa’s sleigh no longer relies on flying reindeer. Instead it converts“Christmas cheer” into jet power. That’s how some of these people talk about believing in science. If we don’t project our positive emotions towards it, it won’t take off. 在《圣诞精灵》中,圣诞老人的雪橇不是由会飞的驯鹿来牵引的,而是把“圣诞欢呼”转化成飞行动力。这和某些人口中的科学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把正能量投射到圣诞雪橇上,它就不会起飞。 I am typing this on a plane from Detroit, Michigan — on Friday the 13th, no less. What happens if I suddenly stop saying in a hopeful whisper “I believe in you, science!” or if I take a deist bent and hold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s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material world out there? Will my plane suddenly plummet? Will gremlins slowly emerge from behind the seat in front of me, like Miley Cyrus climbing over a toilet-stall door?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我正在一架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起飞的一架飞机上写这篇文章。现在,如果我不再满怀希望的嘀咕着“我信仰你,科学!”,或者开始相信自然神论的观点,认为很有可能在已知物质世界之外,还有其他存在,那么我的飞机会不会突然一头栽下去呢?会不会有一只小魔怪(gremlins,喜欢恶作剧)在我前面的椅背上浮现呢,就跟麦莉·赛勒斯从厕所隔间的门上爬过似的? Look, science, unlike God, really doesn’t care if you believe in it. And casting doubt on one part of it doesn’t break the spell. That’s the whole point of science; it’s not magic. 所以你看,科学跟上帝不同,根本不在乎你是否信仰它,对它某一个方面有质疑,并不会打破魔咒,这才是科学的真相,它不是魔法。【译注:《打破魔咒》也是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2006年的一部作品,副标题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宗教”,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曾经有用的虚假信念,可以帮助人们做到一些不然就做不到的事情,但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理性进步的障碍,是该打破它们的时候了。丹内特也是长期活跃在论战前线的无神论四骑士之一。】 Democrats a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in paranormal activity. They’re also more likely to believe in reincarnation and astrology. I have personally known liberals who think crystals have healing powers who nonetheless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doesn’t actually rely on magical horse power. 民主党人更有可能相信超自然现象,他们也更有可能相信轮回和占星术。我私下认识一些自由派,他们相信水晶有治愈的功能,尽管如此,他们从不认为内燃机是依靠魔法的马力来运转的。 HELP ME, SCIENCE, YOU’RE MY ONLY HOPE 帮帮我吧,科学,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But you wouldn’t necessarily know that from listening to these people freak out about it. (Sorry, this “news”letter will be light in links because there’s no internet on this plane. Fun fact: If you shout “There’s no Internet on this plane!” in a really loud, terror-filled, voice — as if the plane runs on Internet — your fellow passengers freak out. Try it some time. If it doesn’t work the first time, say it over and over. Eventually you’ll get a lot of attention.) 但是,你从受到惊吓的人口中未必能听到这句话。(实在抱歉,这封“新闻信”链接很少,这是因为飞机上没有因特网。说件趣事:假如你在飞机上用一种惊恐的语气大声喊:“这架飞机上居然没有互联网!”——就好像这架飞机是靠互联网飞行的——这会吓坏你周围的旅客。如果第一次不成功也没关系,再大声点多喊几次,最终大家都会注意到你的。) When I hear people talk about science as if it’s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particularly people who reject all sorts of science-y things (vaccines, nuclear power, etc. as discussed above), I immediately think of one of my favorite lines from Eric Voegelin: “When God is invisible behind the world, the contents of the world will become new gods; when the symbols of transcendent religiosity are banned, new symbols develop from the inner-worldly language of science to take their place.” This will be true, he added, even when “the new apocalyptics insist that the symbols they create are scientific.” 很多人一谈起“科学”,就好像它应该是某种“信仰”,特别是那些拒绝所有听起来像科学的事物(维生素、核能等等)的人。每当听到这些,我就会想起埃里克·沃格林说过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当上帝从世界逐渐隐去,新的神灵又将崛起,当超验的宗教符号遭到禁止,科学的世俗语言将会取而代之”。这是事实,他补充道,“届时,新的先知把他们新创造的符号称作“科学”。 In other words, the “Don’t you believe in evolution!?!” people don’t really believe in science qua science, what they’re really after is dethroning God in favor of their own gods of the material world (though I suspect many don’t even realize why they’re so obsessed with this one facet of the disco ball called “science”). “Criticism of religion is the prerequisite of all criticisms,” quoth Karl Marx, who then proceeded to create his own secular religion. 换句话说,说“你居然不相信进化论?!”的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所谓的科学,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把原来的上帝赶下神坛,让位于他们在物质世界的新神(然而我怀疑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迪斯科球上让他们如此着迷的一个小侧面,会被称作“科学”)。“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卡尔·马克思如是说,但他转身创建了自己的世俗宗教。 This is nothing new of course. This tendency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every time Moses turned his back on the Hebrews they started worshipping golden calves and whatnot.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奇。同时也解释了为何每次摩西一离开希伯来人,他们就开始崇拜诸如金牛犊之类的东西。 At least Auguste Comte, the French philosopher who coined the phrase “sociology,” was open about what he was really up to when he created his “Religion of Humanity,” in which scientists, statesmen, and engineers were elevated to Saints. As I say in my column, the fight over evolution is really a fight over the moral status of man. 与他们相比,奥古斯特·孔德至少是个敢想敢做的人,这位法国哲学家,“社会学”的创始人,创立了他的“人道教”,在那里,科学家、政治家和工程师是被当作圣人而崇拜的。正如我曾在我专栏中说过的,围绕进化论的论战其实是对人类当前道德状态的争论。 And, if we are nothing but a few bucks worth of chemicals connected by water and electricity, than there’s really nothing holding us back from elevating “science” to divine status and in turn anointing those who claim to be its champions as our priests.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Herbert Croly was literally — not figuratively, the way Joe Biden means literally — baptized into Comte’s Religion of Humanity 如果我们不过是一些通过水和电连接在一起的化学物质,那还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把“科学”供上神坛,并为那些所谓科学斗士行涂油礼令、让他们做我们的神父呢。难怪赫伯特·克劳利会(货真价实地,不是象征性地,此处“货真价实”一词不是按乔·拜登那种用法)皈依孔德的人道教。【译注:乔·拜登曾在演讲中多次错误地使用“literally”一词,一度成为笑柄 】 Personally, I think the effort to overthrow Darwin along with Marx and Freud is misguided. I have friends invested in that project and I agree that all sorts of terrible Malthusian and materialist crap is bound up in Darwinism. But that’s an argument for ranking out the manure, not burning down the stable. 我个人认为,试图将达尔文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绑在一起打倒是不对的。我有朋友正在这么做,并且我也同意,马尔萨斯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废话确实和达尔文主义的颇有渊源。但是,如果只是想清理掉马粪,何必把整个马厩也烧了呢? IN MEMORIAM 悼念 My brother Josh passed away four years ago this month. If I couldn’t get a G-File done this morning, I was going to recycle the one I wrote not long after his funeral. An excerpt: 我哥哥乔什是在四年前的这个月去世的。如果今早没写完G-File的话,本来打算把我在他葬礼后不久写的悼词重复利用的,以下是摘要: My brother died last week. He had an accident. He fell down some stairs. He surely had too much to drink when it happened. It’s all such an awful waste. You can read how I felt — how I feel — about my brother here. 家兄在上周辞世,那是场意外,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当时肯定喝了不少酒。这实在是有点浪费。点击这里的链接,你可以看到我曾经和现在对他去世的感受。 But, you know, this is uncharted territory for me. And while I have little to no morbid desire to wallow indefinitely in a public display of grieving, the G-File has always been a dispatch from the frontlines of my mind, a quasi-personal letter to the collective You. Some might even call it the mad scribbling in the virtual ink of diluted fecal matter on my imaginary jail-cell wall. 但是,你们也知道,这种情景对我非常陌生。而且我也实在不想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一副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的样子。G-File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维,它就像写给你们的一封私人信。也有人甚至说,这是我在自己想象的监牢中,把稀释粪便当作墨水进行的疯狂涂鸦。 And, as you can imagine, there are few things more on my mind than this choking fog of awfulness. 但是,如你们所想,现在占据我思维的,除了这难堪呛人的烟雾之外,又多了一些事情。 I’m told by a friend that there’s a new book out, The Truth about Grief by Ruth Davis Konigsberg, that apparently demonstrates how Elisabeth Kubler-Ross made up all that stuff about the “five stages of grief.” 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最近出了本新书,是鲁思·戴维斯·柯尼斯堡写的《悲伤的真相》。这本书显然在试图说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是如何编造出“悲伤的五个阶段”这种破玩意儿的。 I have no plans to read it. But I’m fully prepared to believe that any hard-and-fast five-point definition of grief is bogus. Admittedly, my data sample set is pretty small but hugely significant; in the last six years I’ve lost my father and my brother out of a family of four people. And, already, it’s clear to me that the geography of grief cannot be so easily mapped. 我没想去读这本书,但是我认为所有对悲伤的严格的五点定义都是扯淡。说实话,我的统计样本相当小,但是结果非常显著:我们原本的四口之家,在过去的六年里,先后失去了父亲和兄弟。并且,我非常清楚悲伤的地图是很难被轻易描绘出来的。 Obviously there are going to be similarities to the terrain. But just as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happiness — say, winning the lottery versus having a kid, or beating cancer versus seeing Keith Olbermann booted off of MSNBC —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sadness, too. And how they play out depends on the context. 显然,不同人的悲伤“地形”或许有些许相似,但是正如幸福有许多种一样(比如,彩票中奖与喜得贵子、战胜癌症或基思·奥伯曼被MSNBC辞退一事),悲伤也有好多种。他们最终怎样消散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境。 In terms of my own internal response, the most glaring continuity between my dad’s death and my brother’s is loneliness. Don’t get me wrong. I’ve got lots of company. I have lots of people who care for me more than I realized. I’m richer in friends and family than I could ever possibly expect or deserve. 至于我个人的感受,父亲和兄弟的相继去世留给我的是无尽的孤独。请不要误会,我有很多人陪伴,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多人关心着自己。我所得到的友情和亲情已经远超自己的预期。 But there’s a kind of loneliness that comes with death that cannot be compensated for. Tolstoy’s famous line in Anna Karenina was half right. All unhappy families are unhappy in their own way, but so are all happy ones. At least insofar as all families are ultimately unique. 但是有一种孤独与死亡相伴而来,无法慰藉。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中的一句名言说对了一半,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也是如此。至少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 Unique is a misunderstood word. Pedants like to say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For instance, we say that each snowflake is unique. That’s true. No two snowflakes are alike.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pretty much all snowflakes aren’t very similar. But, imagine if you found a snowflake that was ten feet in diameter and hot to the touch, I think it’d be fair to say it was very unique. Meanwhile, each normal snowflake has its own contours, its own one-in-a-billion-trillion characteristics, that will never be found again. 独特这个词被误解了,学究们经常说:没有真正“独一无二”的事物。我并不这么认为。比如,我们常说每一片雪花都是独特的,这是真的,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雪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雪花都不相似。假设你找到一片直径十英尺、摸起来烫手的雪花,我想说它很独特应该没问题吧。同时,每一片普通的雪花都有只属于它自己的轮廓,只属于它自己的万中无一的特征,在其它雪花上永远找不到的特征。 Families are similarly unique. Each has its own cultural contours and configurations. The uniqueness might be hard to discern from the outside and it certainly might seem trivial to the casual observer. Just as one platoon of Marines might look like another to a civilian or one business might seem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one next door. But, we all know the reality is different. Every meaningful institution has a culture all its own. Every family has its inside jokes, its peculiar way of doing things, its habits and mores developed around a specific shared experience. 家庭和雪花一样有类似的独特性,每个家庭有它自己的文化形态和内涵。其独特性从外部难得一窥,况且外人也不会真正在意。正如对平民来说,一队海军陆战队员看起来都差不多,一间商铺和隔壁的也很难区分。但是我们都清楚,事实上是不同的。每一个实体机构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内部笑话,它做事的原则,它基于自己某种共同经历的习惯和习俗。 One of the things that keeps slugging me in the face is the fact that the cultural memory of our little family has been dealt a terrible blow. Sure, my mom’s around, but sons have a different memory of family life than parents. And Josh’s recall for such things was always not only better than mine, but different than mine as well. I remembered things he’d forgotten and vice versa. In what seems like the blink of an eye, whole volumes of institutional memory have simply vanished. And that is a terribly lonely thought, that no amount of company and condolence can ease or erase. 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文化正在经历严重的打击,这让我心如刀割。当然了,母亲还在身边,但是子女跟父母对于家庭的记忆并不完全相同。而乔什对这些事情的回忆比我更清晰,并与我有所不同。我记得一些他已忘记的事情,反之亦然。仿佛眨眼之间,一些独有的记忆就这么消失了。每念及此,心中倍感孤独,即使再多陪伴也难以慰藉。 The pain is duller now, but the feelings are the same. 现在伤痛减轻了些,但感受没变。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微言]为何捐精者那么少

【2014-03-13】

@二等标准硬度块 @whigzhou 有一个问题纠结了好久,借话题请教下辉格。如果说就本能而言,生物会希望尽可能多的遗传自己的基因。可人类精子库的“捐精”者并不众多,而且需要付给捐精者甚至多于献血者的金钱。这种既不需要成本,又可以增加后代的做法为何应者寥寥?

@whigzhou: 因为生物并不是“实时适应”的

@whigzhou: 进化存在时间上的延迟和空间上的错位,当前特性/策略是对过去环境的适应,现在环境可能变了,而你也未必生活在祖先所在的地方,所以个体并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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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3】 @二等标准硬度块 @whigzhou 有一个问题纠结了好久,借话题请教下辉格。如果说就本能而言,生物会希望尽可能多的遗传自己的基因。可人类精子库的“捐精”者并不众多,而且需要付给捐精者甚至多于献血者的金钱。这种既不需要成本,又可以增加后代的做法为何应者寥寥? @whigzhou: 因为生物并不是“实时适应”的 @whigzhou: 进化存在时间上的延迟和空间上的错位,当前特性/策略是对过去环境的适应,现在环境可能变了,而你也未必生活在祖先所在的地方,所以个体并不能利用当前环境中的所有机会,特别是那些崭新的机会 @whigzhou: 人的理性可以让他们更灵活的利用新机会,但理性不需要遵从遗传收益,后者是基因的理由,未必是人的理由 @whigzhou: 所以理性有两种看起来相反的作用:1)假如理性接受进化赋予他们的目标,那么运用理性可以更有效地追求这些目标;2)但理性能力也让人可以反思并抛弃这些目标,转而追求经反思后认定的目标 @whigzhou: 回到捐精问题。生物个体(通常)是没有机会通过“直接清点多少卵子被受精”来衡量遗传收益的,它们只能利用一些间接的可观察线索,比如:自己与多少异性交配过?受孕可能性多大?看到了多少自己的后代?亲子关系确定性多大?所有策略只能基于这些可获得信息来设计,而捐精行为与这些线索建立不起联系 @whigzhou: 假如捐精过程引入与这些线索的联系,情况就会不同,比如,给捐精男观看正排队等候精子的女性们的照片,接受捐精女性生下孩子后把照片视频给捐精男观看…… @whigzhou: 实际上,正是为了消除这些联系可能带来的激励,避免因此带来的伦理问题,捐精程序的设计者恰恰会想尽办法排除这些联系  
[微言]理性主义

【2012-08-22】

@whigzhou: #罗斯巴德批判#1:自然法与上帝 http://t.cn/zWR8EUi #第一章#这章是认祖归宗,交代思想渊源,尚未提出具体观点,所以还没啥好批的,不过说几句澄清一下背景,对后面的理解有帮助。简单说,罗斯巴德认了自然法和理性主义这两个宗,以托马斯主义为其哲学起点,其对立面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

@禅心云起:辉格把自然法等同理性主义、怀疑论等同经验主义,两两对立是误导,辉格自己主张进化论,又推崇怀疑论,岂不知前者代表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后者的紧张关系,而在基督教哲学体系里,理性主义和怀疑论都有其位置,因为人既具有超越自然向上提升的理性,但又远远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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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2】 @whigzhou: #罗斯巴德批判#1:自然法与上帝 http://t.cn/zWR8EUi #第一章#这章是认祖归宗,交代思想渊源,尚未提出具体观点,所以还没啥好批的,不过说几句澄清一下背景,对后面的理解有帮助。简单说,罗斯巴德认了自然法和理性主义这两个宗,以托马斯主义为其哲学起点,其对立面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 @禅心云起:辉格把自然法等同理性主义、怀疑论等同经验主义,两两对立是误导,辉格自己主张进化论,又推崇怀疑论,岂不知前者代表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后者的紧张关系,而在基督教哲学体系里,理性主义和怀疑论都有其位置,因为人既具有超越自然向上提升的理性,但又远远不能达到神性(完全理性)的高度 @whigzhou: 没有等同,并列 @whigzhou: 2)想不出进化论是怎么“代表科学理性主义并与怀疑论紧张”的 @whigzhou: 理性主义这个词比较混乱,澄清一下我的用法,假如理性主义是指最大限度的运用理性,那我是理性主义者,但我通常是以反对姿态使用该词的,所以我表达的肯定不是这意思,而是指下列情况之一或若干:1)理性是首要知识来源,也即反经验主义,通俗说就是:关于世界的道理自己蹲在家里使劲想就能想明白; @whigzhou: 2)未经理性探明的事物在价值上是较低的,表现为:因为自己或自己所认定的聪明人们不理解某件事,就认为它是不对的、没用的、不值得保留的,比如药理上尚未弄清,但确实有用的经验药方,机制上尚未探明,但确实在维持着秩序的习俗和习惯法,等等; @whigzhou: 3)好的东西都是经由理性论证、预见、设计和建构出来的,比如好的制度、好的法律、好的语言、好的工艺、好的产业、好的产品,等等 @whigzhou: 我大致上沿用了哈耶克的用法,我和他都认为,理性主义是很不理性的 @喂羊的月亮熊: 好的东西不是在自然选择中产生的吗?是设计出来的? @whigzhou: 理性设计当然也有,但是只能在理性限度之内,与自发机制的设计杰作相比,往往菜鸟的很 @Austrolibertarian: 这位仁兄得好好认识什么是理性主义了。主张理性主义,未必就是反经验主义。此即“方法论的二元论”。更进一步地,从认识论上说,经验主义本身即是自相矛盾的。 @whigzhou: 嗯,那你说说你到底反还是不反经验主义吧? @安寐寐: 如果有些事情你永远也想不明白,你还会照着做吗? @whigzhou: 当然会,想不通就听从本能、习惯、习俗嘛,幸亏如此,我才没有在想通消化生理机制之前饿死,也没在想通排泄生理机制之前被尿憋死    
沉没成本谬见的另一种解释

下午在微博上跟小橘子讨论了沉没成本(sunk costs)问题,颇有收获,值得整理一下。

炫耀品问题一样,沉没成本也是经典经济学的一个软肋,因而也被行为经济学认为是自己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因为经典的经济学分析历来认为沉没成本不是真正的成本,不应在决策中加以考虑,但实际上很容易观察到,许多人在做决定时,经常且严重的受沉没成本影响,经济学家将这种倾向称为沉没成本谬见(sunk cost fallacy),是非理性行为,但这样问题就来了,经济学不是宣称自己是解释行为的吗?怎么变成对行为指手画脚了?(记得hulkbill就指出过这一点)

而对于行为经济学,这是个宝贝,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非理性行为;对沉没成本,目前流行的行为经济学解释是“丧失厌恶”(lost aversion,多译作“损失厌恶”,私以为不妥,其实这里厌恶的不是损失,而是丧失,沉没成本谬见之谬便在于为避免丧失而导致损失)。

丧失厌恶假说乃基于行为经济学另一个更基础的假说: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意思是:个人做决策时所涉及的成本/收益,并未被归入全局适用的单一账户,并据此作出全局性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按某些线索被归入多个独立账户,而且各账户被赋予了不同权重,这样,在性质上完全相同的两个选项,若因某种原因被归入不同账户,其对行为输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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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微博上跟小橘子讨论了沉没成本([[sunk costs]])问题,颇有收获,值得整理一下。 和炫耀品问题一样,沉没成本也是经典经济学的一个软肋,因而也被行为经济学认为是自己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因为经典的经济学分析历来认为沉没成本不是真正的成本,不应在决策中加以考虑,但实际上很容易观察到,许多人在做决定时,经常且严重的受沉没成本影响,经济学家将这种倾向称为沉没成本谬见(sunk cost fallacy),是非理性行为,但这样问题就来了,经济学不是宣称自己是解释行为的吗?怎么变成对行为指手画脚了?(记得hulkbill就指出过这一点) 而对于行为经济学,这是个宝贝,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非理性行为;对沉没成本,目前流行的行为经济学解释是“丧失厌恶”([[lost aversion]],多译作“损失厌恶”,私以为不妥,其实这里厌恶的不是损失,而是丧失,沉没成本谬见之谬便在于为避免丧失而导致损失)。 丧失厌恶假说乃基于行为经济学另一个更基础的假说: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意思是:个人做决策时所涉及的成本/收益,并未被归入全局适用的单一账户,并据此作出全局性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按某些线索被归入多个独立账户,而且各账户被赋予了不同权重,这样,在性质上完全相同的两个选项,若因某种原因被归入不同账户,其对行为输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丧失厌恶的意思是,人们会将已经在手的东西和可以获得但未到手的东西归入不同心理账户,因而赋予不同权重,前者所入账户的权重远高于后者;沉没成本谬见是丧失厌恶的一个逻辑后果,因为心理账户扭曲了真实的成本/收益值,高估了已经在手的东西的机会成本,因而完全可能将真实总收益为负的选择的总收益计算成正的,沉没成本谬见便是此类结果之一。 举个例子:1)银行通知我,除非我去办某个手续,今后每月从我账上扣10块钱,2)银行通知我,假如我去办某个手续,今后每月往我账上转入10块钱;按观察经验,办第一个手续的几率比第二个高许多。(注:由于10块这个数额很小,两个点在现金边际效用曲线上几乎是重合的,因而现金边际效用差异可以忽略) 基于心理账户和丧失厌恶的解释能说的通,但我不满意(实际上我对目前行为经济学的整套理论都不满意,而更青睐自己那套基于个人价值结构、身份定位、生活方式选择的思路),不是因为它是错的,而是觉得它的适用性是受限的,而被我期待能用来限定其适用性的那套理论本身比它更重要(类似的,“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假说也是如此,在讨论消费离散性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时,我曾指出,在收入阶梯的不同部位,风险偏好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 扯了这么多背景,终于可以言归正传了。 作为下午讨论和思考的结果,我对沉没成本谬见的解释是,我们做决策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那些心理机制(与心理账户假说类似,我认为此类计算机制或许不止一个)中,至少有些采用了“沉没成本法”而非更精确的“即时机会成本法”来估算决策成本,而该算法在不远过去的进化历史上表现了足够高的效率(包括有效性和成本合理性)。 该方法差异类似于会计中的历史成本法与重置成本法之间的差异,后者的优点是更精确,缺点是计算量大,需要在每个记账周期为每项资产测算重置成本,而两者在精确性上的差异,取决于资产生命周期内其市场价格波动概率和幅度,假如波动不大,而测算负担又过重,采用历史成本法可能是更有效率的。 类似的,即时机会成本法虽然更精确,但计算量大,它需要在一项行动的每个可能决策点重新采集信息并重算成本,而行动期间发生的任何事件——甚至仅仅是时间的流逝——都可能构成决策点,因而即时机会成本法的计算量可能非常大,而两种算法的精度差异则取决于:行动期间出现足以改变成本的事件的几率和改变的幅度。 但是对于行动者来说,那些出现几率小到可以忽略的事件,或者其影响成本的预期幅度不足以导致新决策,在选择算法时都是可以忽略的,因而,用沉没成本法代替即时机会成本法的代价,只是那些足以导致新决策的事件所导致的期望成本差异,假如它小于该算法所节省的成本,沉没成本法便是可取的。 换个角度,沉没成本法实际上相当于一种限制了大量决策点的简单化行动模式,将行动划分为决策和实施两个阶段,在决策阶段充分收集信息并调用最优成本算法,但行动一旦发动,便关闭决策窗口,此种模式带来损失的几率,就是起初决策(因缺乏预见性而)失误的几率,假如失误几率较低,便是有效的;如此划分的好处是,减轻了大脑在决策和行动两种工作模式之间不断来回切换的负担,这种负担我们在等待一个不确定机会到来(而同时还有其他选择)时,都会有体会,它会表现为严重的焦虑不安。 实际上,行动期间对决策窗口的关闭是不完全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仍可激活窗口,比如我买了电影票,去的路上听说电影不好看,但在沉没成本谬见推动下仍前往观看,可是,假如走进电影院时发现那里起火了,便足以让我作出新决策,这一机制弥补了此种模式的不足,至少可以避免那些最严重的损失(当然,现代社会的某些事情实际上很重大,却没有取得激活决策窗口的资格,那属于进化历史包袱)。 采用即时机会成本法,不仅决策点多(可能无穷多),计算量大,而且有些算法十分复杂,进化过程中撞到的几率很低,比如下午那个坐车出行的例子(假如你要去某地,可步行,也可坐公交车,后者以15分钟的平均间隔随机出现,现在假设你已等了5分钟车),假如你每隔1分钟重算一次机会成本,那么第5分钟末放弃等车的沉没成本是5分钟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则是“已知N分钟(N>=5)没来车的前提下,未来M分钟内有P的概率会来车”这一机会的价值,大脑里要冒出这么个难度不小的算法还真不容易(至少要会积分,因为该机会的价值是在M的某个区间上对某函数的积分),而前者只须瞄一眼手表即可得出结果,而且是个不错的近似。 除了决策点多、计算量大、算法复杂之外,采用即时机会成本法的另一个障碍(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是表征困难,比如上面等车的例子中,在头脑里表征“等车者在第5分钟末所面临的此后若干分钟内的来车机会的价值”这个意思,就很困难,这句句子的长度、句法复杂性(实际上完整的表达还更复杂,这里已经简化掉了积分的意思)和抽象性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花絮:我也是这个表征困难的受害者,下午讨论中我一开始就犯了个表征错误),而运行一个算法的前提便是对计算所涉及的各参数作出清晰的表征。 为克服表征困难,需要用一些直观的、有形的(或者用艺术界术语叫具象的)、日常的概念来替代被表征的东西,这就往往需要借助于已经存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它们往往就是沉没成本沉没于其中的那些东西。
各种集体主义是否有共同的心理基础?

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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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中国球迷沮丧,但没有理由令他们漠视世界杯。对于后面的疑问,我答道:

嗯,我认为这些种种集体主义情感,尽管形态很不相同,却是同源的;不同在于:它们通过不同的信号(血缘、图腾、徽章、共同使命、意识形态、科学范式等等)来激活集体主义情感,而共同点是:这些信号所附着(因而其作用)的,是认知系统中同一组易感点,而个体在被感染之后的反应,也是基于同源机制,因而也是相似的。

tcya又问:

那也就是说辉格不认为有可能存在一个因为纯粹理性而凝聚在一起的集体喽。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集体的认同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或多或少会有本能的感情因素在内。(比如那些因为科学兴趣而类聚的群体里面的理性成分我觉得应该还蛮高的嘛)正在看马德利的《先天后天》,所以知道把本能跟理智对立起来可能不太正确,额,但是辉格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觉得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会不会太强了。

嗯,问得很好。 1)我确实这么认为,诚然,基于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够产生诸如认同、赞许和支持等倾向或行为,甚至有时促使有相似见解者发出共同声音、做出共同行动,但理性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关系纽带、形成集体凝聚力和维持组织,即便像科学团体这样从事着高度理性化工作的组织,为其提供凝聚力的、促使他们拥护和坚守共同纲领的,也是非理性因素。 2)这并不是“把本能和理智对立起来”,促成和维持组织的因素,和人们在组织内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 3)我并没有将“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而是在解释一切集体行为的时候都使用了这一因素,这是不同的,就好比,当我解释任何物理现象时,都会用到万有引力,这不等于:我用万有引力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如上所说,我认为各种集体主义都抓住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同一组易感点,从而发生效力,但他们用来抓住它的东西,以及抓住之后的行为表现,是可以大为不同的,并且,在具体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还会用到其他的因素和机制,并非一张万能膏药到处贴。 4)当然,可能我错了,不同集体主义所抓的点可能是不同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感觉到需要引入另一种易感性(除了狩猎团伙所培育的那种)来解释某些集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