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文明〉标签的文章(6)

一团和气

【2016-02-16】

@whigzhou: 个人主义必定伴随着对抗性,否认对抗、讲究隐忍退让、一团和气、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为此诉诸权威以压制对抗、抹除差异的群体,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是容不下个人主义的,我们不能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否认对抗,而只能在承认对抗的同时设法学会以诚实、体面、守信、有尊严的方式处理对抗。

@whigzhou: 至于从何时开始、在何种程度上将孩子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对待,我的看法是分年龄段逐步推进,并鼓励孩子证明自己已配得上更高一级的对待,最终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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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16】 @whigzhou: 个人主义必定伴随着对抗性,否认对抗、讲究隐忍退让、一团和气、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为此诉诸权威以压制对抗、抹除差异的群体,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是容不下个人主义的,我们不能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否认对抗,而只能在承认对抗的同时设法学会以诚实、体面、守信、有尊严的方式处理对抗。 @whigzhou: 至于从何时开始、在何种程度上将孩子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对待,我的看法是分年龄段逐步推进,并鼓励孩子证明自己已配得上更高一级的对待,最终在某个时刻承认其自由人的地位,至于我家的猫,则注定只能永远处于我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 @rainbowend:把儿童培养成成人的一大目标就是让他像个人一样为自己争取利益表达诉求, 同时也学会有礼貌的沟通达成妥协吧。把这说成对抗性也太怪了 @whigzhou: 把礼貌和对抗对立起来才叫怪,两支球队可以很有礼貌很讲规则很有尊严的进行对抗 @whigzhou: 自由主义者最具误导性的一句格言是,人生而自由,要我说,“人生而为暴徒”更接近真相,自由是已经学会收好爪子的好猫们所创造的俱乐部公共品,加入这个俱乐部的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既要学会收好爪子,否则就是暴徒,又要学会在必要时挥出爪子,否则便是奴隶。 @whigzhou: 文明社会驯服暴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权威主义的压制和惩戒,让暴徒了解不收好爪子的惨痛代价,二是对合作性的社会奖励机制,让暴徒意识到,收好爪子也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能带来合作收益,第一种方式导向专制社会,第二种导向自由社会。  
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辉格
2015年12月21日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权力积木#3.图1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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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辉格 2015年12月21日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权力积木#3.图1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15-25%。 据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15.9%,南宋更高达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注1】 【图2】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的城市化率 权力积木#3.图2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缩减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80万人口,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一大批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市,其中武昌、泉州、建康等都市若放在清代皆可与京城比肩;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起初带来了城市繁荣,据斋藤修(Osamu Saito)和高岛正德(Masanori Takashima)测算,(按万人标准)城市化率从1600年的6%上升到1721年的12.6%,但随着人口逼近极限,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开始萎缩,到1874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10%。 德川家于1615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1721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图3】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与农业产出 权力积木#3.图3 【图4】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 权力积木#3.图4 人口压力的增长也伴随着众多文明元素的消逝,当我们追溯各种器物、技术、工艺、文学和艺术形式,乃至思想观念、组织模式和制度元素的古代渊源时,常会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的渊源,多数出现在宋代,还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更早的,就要到先秦去找了,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历史时期都是人口压力相对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然而到清代,王祯《农书》中所描绘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明清江南纺织业尽管规模庞大,但黄宗智的研究发现,纺织工作绝大部分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宋代那种集中使用水动力设备的规模化工场作坊已不复存在。 人口压力和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从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得更清楚,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并且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年的9.5%升至1400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远早于工业革命。 在2007年发表的《增长的三驾马车:瘟疫、战争和城市化》这篇论文中,经济学家Nico Voigtlander和Hans-Joachim Voth指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数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恰相反,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的极高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一点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是,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实际上,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这从简牍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个县,清初1510个;更有意思的是,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个县政府,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上下。 当人口压力特别巨大,以至难以征税以维持政府时,统治者甚至可能刻意压低人口;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多,远高于其他早期文明,时常为饥荒所困,这一状况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这些战争并非起因于冲突或纠纷,也不是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武士的战功和晋升条件皆以捕获俘虏数量为依据。 在阿兹特克诸城邦中拥有霸主地位的三巨头,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起初这些战争是为了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 此类战争并不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也不改变外交关系,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在阿兹特克,被用作人牲的俘虏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大仪式上,首先被献祭然后被吃掉的人牲,可多达8万,而一个普通城邦的人口也就几万,对于这些蛋白质高度匮乏的群体,大规模屠杀俘虏既是人口控制手段,也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20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因而人口压力也很高,经济学家Louis Baudin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不过,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手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每隔一两年,行省官员便从所辖社区中挑选出一批少女,称为“选妇(aqllakuna)”,名义上,她们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实际上,其中少数被用作献祭人牲,还有少数被分配给功绩卓著的武士或贵族作为配偶,但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若被发现怀孕立即处死;选妇数量很庞大,规模较大的处女院可容纳数百人,而处女院在考古遗址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一制度明显有着控制生育率、压低人口的用意。 缓解人口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大规模迁移,人口过密地区的村社,被强行整体迁移到数百上千公里之外人口较稀的地区;强制迁移也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统治手段,通过彻底打散和重组原有的族群分布,传统的族群合作纽带被破坏,政治控制变得更容易,那些较为忠诚的族群被迁往边境要地,并以免税或分配大量他族女性作为补偿,不够驯服的族群则被迁入腹地,置于陌生邻居的监视之下。 印加与阿兹特克的高强度人口压力和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 注1: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年的城市化率仅为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  
大清盛世

【2015-11-27】

@托派的李二锅 我大清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拿得出手的辉煌盛世,非要抱贼秃驴的大腿说明您大脑该上上油了。

@whigzhou: 所谓盛世不就是把专制推向极致,士大夫人格尊严降至最低嘛,电报出现之前,帝权没法比这更专横了

@whigzhou: 周亡之后,帝国盛世不少,开明时代也不少,但唯一称得上开明盛世的,只有两宋,当然,帝权爱好者最鄙视两宋了

@whigzhou: 推崇汉武、唐宗、朱和尚、满清、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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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7】 @托派的李二锅 我大清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拿得出手的辉煌盛世,非要抱贼秃驴的大腿说明您大脑该上上油了。 @whigzhou: 所谓盛世不就是把专制推向极致,士大夫人格尊严降至最低嘛,电报出现之前,帝权没法比这更专横了 @whigzhou: 周亡之后,帝国盛世不少,开明时代也不少,但唯一称得上开明盛世的,只有两宋,当然,帝权爱好者最鄙视两宋了 @whigzhou: 推崇汉武、唐宗、朱和尚、满清、蒋氏民国的,都是帝权爱好者,自由爱好者喜欢的都是春秋、窦后、魏晋、两宋、北洋,简单粗暴的划分,但挺有效。  
征服与同化

【2015-07-19】

@whigzhou: 许多征服者民族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但也有许多相反的例子,即便征服者在人口上处于极大劣势,也可能让被征服者接受其语言,比如阿拉伯,区别可能在于文字,以及以文字为载体的经典和成文法。

@人格显示器: 大部分时候文明征服野蛮,会带入先进的文化。而野蛮征服文明则往往被同化。阿拉伯的反例,也许是因为其邪教性质的关系。其手法类似传销

@whigzhou: 不是很同意,阿拉伯征服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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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19】 @whigzhou: 许多征服者民族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但也有许多相反的例子,即便征服者在人口上处于极大劣势,也可能让被征服者接受其语言,比如阿拉伯,区别可能在于文字,以及以文字为载体的经典和成文法。 @人格显示器: 大部分时候文明征服野蛮,会带入先进的文化。而野蛮征服文明则往往被同化。阿拉伯的反例,也许是因为其邪教性质的关系。其手法类似传销 @whigzhou: 不是很同意,阿拉伯征服者虽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的部落社会,但征服团队本身并非草莽,而是一些武装商团,文化素养不算低  
读史笔记#2: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按:此文是我为《理性乐观派》写的两篇书评的第二篇,为了顺便挣钱,也归入了读史笔记系列中;国家起源是个大而困难的题目,本文观点和用来支持它的一些论断都是试探性的,靠谱程度未知。)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二·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辉格
2012年5月20日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备受质疑,环境和暖化议题又额外增添了一层灰暗和悲观色调,在某些人眼里,80年代以来的繁荣与乐观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在此背景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不失为一副及时的清醒剂,他以直率而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清除了大量难以自圆的谬见和缺乏事实基础的悲观论调。

不过里德利在强调贸易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时,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特别是其中两个观点比较惹眼:一是认为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易在智人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二是认为在城市与国家起源中,贸易和商人扮演了核心和主动角色,而国家和国王们则是跟在他们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早期国家最终都因国家权力的肆虐而衰亡;第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讨论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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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是我为《理性乐观派》写的两篇书评的第二篇,为了顺便挣钱,也归入了读史笔记系列中;国家起源是个大而困难的题目,本文观点和用来支持它的一些论断都是试探性的,靠谱程度未知。)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二·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辉格 2012年5月20日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备受质疑,环境和暖化议题又额外增添了一层灰暗和悲观色调,在某些人眼里,80年代以来的繁荣与乐观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在此背景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不失为一副及时的清醒剂,他以直率而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清除了大量难以自圆的谬见和缺乏事实基础的悲观论调。 不过里德利在强调贸易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时,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特别是其中两个观点比较惹眼:一是认为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易在智人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二是认为在城市与国家起源中,贸易和商人扮演了核心和主动角色,而国家和国王们则是跟在他们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早期国家最终都因国家权力的肆虐而衰亡;第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讨论过,本文谈谈第二点。 关于国家起源,传统的解释通常基于剩余和再分配: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带来剩余,而定居又让剩余积累成为可能,此时部落中的大人物便有机会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并利用所控制资源供养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阶层,于是大型永久性建筑、复杂昂贵的工具和武器、文字、艺术等等需要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文明产物便涌现了。 但剩余假说有个根本漏洞:生产率提高未必带来剩余,更可能被人口增长所耗尽,历史上多次生产率跃进仅在起初推动了分工和专业化,随后又因人口扩张而再度去分工和去专业化(也即内卷化(involution));而反过来,生产率不提高也未必不能创造剩余,一些技术原始的渔猎社会也有大量剩余产品,并促成了奢侈品消费和阶层分化。(我在《专业化的起源:剩余vs占有激励》中更仔细的分析过这一点,可参考) 其实,让控制剩余从而供养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行的,不是农业所带来的生产率,而是农业的定居和季节化特征,这两点为有组织的暴力掠夺活动提供了条件;在狩猎采集时代,食物生产的地点和时间皆高度分散和不确定,且收获与消费几乎同步,因而掠夺的收益率并不比自己去打猎高,而定居农业将产出集中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掠夺变得更有利了,而农业村落为了防卫也必须供养职业战士,于是便推动了掠夺团伙和村落争相发展自己的攻防和组织合作联盟的能力,或许最终推动了国家的起源。 可是,掠夺与防卫竞赛只能解释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的能力,却未能说明为何这些能力会被用来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用来生产各种文明产物? 里德利则颇具启发性的将考察国家起源的视角转向了贸易:贸易推动地区间分工,进而推动专业化,让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而商业活动的记账和契约需要促成了文字的起源;这一转向很有意思,似乎可以避开许多困难。 实际上,有许多强烈迹象表明,国家起源很可能与贸易存在密切关系,出现于苏美尔的已知最早城邦,已被确认为一个由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所支撑的城市,而已知最早文字的主要用途,正是苏美尔人的商业和金融记账;阿兹特克帝国的经济基础直接建立在对地区间贸易的严密控制和垄断之上,中国第一个拥有文字的王朝殷商,也很可能以工商业而非农业为其权力基础,甚至“商人”这个词也源自该王朝的名号。(限于篇幅和专业能力,我直接陈述这些判断而没有罗列证据,反正不当作定论就是了,下同。) 以农业解释国家起源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农业未必与定居同步发展,早期农民由于缺乏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更可能是游耕的,黄河流域的农业可能直到春秋之前仍采用游耕模式,而城市和城邦则早已出现,这就给国家起源的商业解释留出了空间;实际上,假定早期城市的主要职能是手工业和商业,与既有考古证据也是相容的。 或许有点违背直觉,早期农业社会比后来更成熟的农业更依赖地区间贸易,因为对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控制和适应能力尚未成熟,农业村落的产品结构和产量稳定性都难以独立维持生存所需,需要与外界维持一个较大的贸易量;比如,在学会牧场与耕地恰当搭配轮作之前,可能需要进口肉食,再如石器工具远不如金属工具耐用,需要持续稳定的石器供给,而适合做石器的石料并非随处可得。 像欧洲中世纪早期那种自足程度很高、只须极小贸易量即可自我维持的庄园,其实需要大量农业知识的积累,以及技术与工具的长足进步,才能在谷物、肉食、饲料、纤维、建材、燃料、工具、水源等等资源和产品结构上实现完美搭配,在起源之初是难以做到的,或许,正是农业起源催生了贸易需求,为贸易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两者继而又共同推动了国家的诞生。 那么,这两种动力中,哪个更关键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将组织和创建国家视为一桩生意,看看何种商业模式更可行;前面提到,农业的定居化和季节性为掠夺和占有提供了激励,但以早期农业的人口密度,要供养一支上百人的队伍,需要控制数百平方公里的领地,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在当时的武器、交通、通讯和组织手段下,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之下,既然能组织起这样一支队伍,用它来控制若干原料产地、维持几条贸易线路、建立几个手工业和交易中心,倒可能容易一些,因为这些活动在中地理上呈相对集中的点线分布,果若如此,我们不妨设想,早期城邦的创建者,正是这样一些武装贸易组织;并且这一设想与农业解释可以并存:贸易带来的收益为组织提供控制和占有领地所需的人力和财力,令其不仅能够垄断领地内的大宗贸易,还能向农民征税。 国家的这一起源路径,似乎也得到一些事实的印证,各大文明的国家发展史中,城邦常先于农业领地而出现,而这些城邦的工商业规模,常大得与其人口和领地规模不相称,埃及或许是个例外,那大概是因为其农业因集中于狭长河谷而容易被控制;中古到近代航海殖民者的历史也是如此,他们首先建立的是卡法、果阿、澳门和香港这样的贸易据点,很久之后力量足够壮大时才寻求进入腹地,由华人武装海商在婆罗洲建立并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兰芳共和国}},起初也只是个商业城邦。 话说回来,尽管从贸易角度考察国家起源是有益的,然而里德利看待商人与国家关系的方式却过于理想化了,他将商人视为分工与交易的推动者,而将国王视为跟在商人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而实际上,在国家建立之前的无政府状态中,平民商人和武装劫掠者是难以截然区分的,当时的人也不会做这样截然分明的自我定位,这是久已习惯了生活于国家秩序之下的现代人的偏见。 在部落时代,人们对待自己人、与本部落有结盟关系的友邻部落成员、陌生或敌对部落成员的态度完全不同,原则上外人都是敌人,想获得陌生部落的产品时,是对等交易还是暴力抢夺,全看当时的风险、时机和力量对比,因而地区间跨部落的运输和贸易将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要保护自己免遭抢劫、被交易对手公平对待、确保契约得到履行,都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正如近古东南亚海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下,商人都依靠自我武装并结成互助联盟,而这些武装组织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能逐渐从具体的商业经营中脱离出来,而专以提供保护和秩序为其盈利基础,最终发展成为国家。 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商业组织先于暴力组织而发展,并因而认为和平交易是人类更古老更牢固的本性;更可能,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武装组织与商业活动互为支撑、同步发展,直到国家成为一种以领地和税收为基础的普遍秩序提供者,商业才从中脱离而成为平民活动,这也意味着,在交易和掠夺之间,人性并不更偏爱其中任何一种,全看特定制度条件和博弈格局下怎么做更有利,对此过于乐观反倒是危险的。
寒冷乃文明之福?

最近在读Barry Cox的《生物地理学》,读到讲更新世气候变化的第十章“冰和变化”时,盯着几幅曲线图发呆良久,一个念头突然闪过,让我大吃一惊,不知道是不是我神经过敏——我发现,人类历史上几个重大突破,全都发生在气温下降期(以下数据主要来自该章之图10.2,10.6,10.25):

1)人属确立:前梯格林/拜伯冰期,约200万年,即第四纪更新世(Pleistocene)的开端,图10.2/10.6,旧石器制作、手的进化、脑容量的第一次暴增,人属(Homo)确立;

2)现代智人确立:萨勒/里斯冰期,约25万年前后,图10.2/10.6,语言起源、脑容量第二次暴增,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Homo sapiens)确立;

3)走出非洲:约6-8万年前,这个时间目前好像还有些争议,按6-8万年前这个偏晚的估计,在威克塞尔/武木冰期(即末次冰期)的前半段,按8-15万年前这个偏早的估计,在艾米间冰期的末段,无论早晚,都在温度下行段,图10.2/10.6;

4)定居农业: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又译幼多瓣木期),约10800-10000年前,第260页,此时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在黎凡特地区( 标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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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Barry Cox的《生物地理学》,读到讲更新世气候变化的第十章“冰和变化”时,盯着几幅曲线图发呆良久,一个念头突然闪过,让我大吃一惊,不知道是不是我神经过敏——我发现,人类历史上几个重大突破,全都发生在气温下降期(以下数据主要来自该章之图10.2,10.6,10.25): 1)人属确立:前梯格林/拜伯冰期,约200万年,即第四纪更新世([[Pleistocene]])的开端,图10.2/10.6,旧石器制作、手的进化、脑容量的第一次暴增,人属([[Homo]])确立; 2)现代智人确立:萨勒/里斯冰期,约25万年前后,图10.2/10.6,语言起源、脑容量第二次暴增,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Homo sapiens]])确立; 3)[[Out_of_Africa_theory|走出非洲]]:约6-8万年前,这个时间目前好像还有些争议,按6-8万年前这个偏晚的估计,在威克塞尔/武木冰期(即{{末次冰期}})的前半段,按8-15万年前这个偏早的估计,在艾米间冰期的末段,无论早晚,都在温度下行段,图10.2/10.6; 4)定居农业: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又译幼多瓣木期),约10800-10000年前,第260页,此时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在黎凡特地区([[Levant]])起源; 5)国家和文字:BC3400,图10.25,这是两河文明([[Mesopotamia]])与埃及文明王朝时代([[Dynastic Egypt]])的开始,也是国家和文字的起源时间; 6)希腊和中国的古典黄金时代:BC800-500,图10.25,第一启蒙时代; 7)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AD1300-1850,小冰期([[Little Ice Age]]),图10.25,印刷术、文艺复兴、大航海、启蒙、科学、资本主义; 除了热带干旱区域之外,寒冷对人类通常意味着环境条件恶化和食物短缺,莫非这些都是危机导致突破性发展的案例?还是我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