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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与迷外

【2018-01-29】

1)在阶层分化的大型社会中,各阶层的文化边界是不一致的,上层文化的覆盖范围更广,

2)这是因为上层的交往、活动、通信、通婚、利益分布……范围都更广,

3)这意味着上层有着更宽阔的文化视野,包括更好的掌握较高层次上的通用语,

4)这使得上层更少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和外族人的恐惧和排斥,

5)上述阶层差异会被人们(至少上层自己和有机会接触上层的下层人)普遍感知到,

6)因而这一差异可能成为社会地位的一种识别符号,

7)这一符号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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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9】 1)在阶层分化的大型社会中,各阶层的文化边界是不一致的,上层文化的覆盖范围更广, 2)这是因为上层的交往、活动、通信、通婚、利益分布……范围都更广, 3)这意味着上层有着更宽阔的文化视野,包括更好的掌握较高层次上的通用语, 4)这使得上层更少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和外族人的恐惧和排斥, 5)上述阶层差异会被人们(至少上层自己和有机会接触上层的下层人)普遍感知到, 6)因而这一差异可能成为社会地位的一种识别符号, 7)这一符号的存在对一些人(特别是地位焦虑者,比如处于上下分层边界附近的那些人)构成了一种激励,促使他们表现出对异族和异种文化的兴趣、友善、理解与鉴赏能力,等等, 8)高贵野蛮人、东方迷恋、亚裔女友时尚,可能都是这一激励的产物, 9)所以文化多元主义和移民热烈欢迎主义不仅是一种virtue signalling,也是一种status signalling。  
寄居蟹效应

【2017-10-17】

@whigzhou: 去年我在谈论当代低生育率问题时,曾提出一个猜想:传统文化对婚育行为所创造的强大约束,或许弱化了部分人类的本能生育倾向,结果是,即便这方面本能已有所削弱的个体,也并不比其他人少生育,于是,当文化约束在现代迅速解除时,生育率便急剧下降。(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需求侧,成本侧还有诸多原因,对后者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分析,我就不啰嗦了)

@whigzhou: 最初产生这个念头是在若干年前考虑文化宽容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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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7】 @whigzhou: 去年我在谈论当代低生育率问题时,曾提出一个猜想:传统文化对婚育行为所创造的强大约束,或许弱化了部分人类的本能生育倾向,结果是,即便这方面本能已有所削弱的个体,也并不比其他人少生育,于是,当文化约束在现代迅速解除时,生育率便急剧下降。(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需求侧,成本侧还有诸多原因,对后者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分析,我就不啰嗦了) @whigzhou: 最初产生这个念头是在若干年前考虑文化宽容对同性恋的影响时,今天又想了一下,发现这其实可以推广为一个更一般的原理,不妨将其称为『寄居蟹效应』(典出自《群居的艺术》第二部分导言):文化铠甲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但也替代从而削弱了我们的某些本能,就像寄居蟹丧失了部分甲壳。 @whigzhou: 最著名的例子是骨骼纤细化,工具和火的控制部分取代并弱化了我们的牙齿、咬肌、口轮匝肌和颚骨…… @whigzhou: 文化进化一定也在我们生理和心理系统的许多方面留下了痕迹,而且不同群体所走过的不同文化经历留下的痕迹将有所不同,我相信沿此方向的探索会有不少发现,近视眼会不会是个候选?
食物与人类#11:素食主义

食物与人类#11:素食主义
辉格
2018年8月30日

从7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中,一股素食主义浪潮风靡西方,最初它只是嬉皮运动的一支,另类而小众,然而到世纪末,尽管当初的运动热情早已消退,嬉皮士们都已为人父母,克林顿也已在白宫享受上了掌权中年男的古老乐趣,但素食主义却生根发芽了,到90年代,已经有上千万美国人宣称自己是素食者,占成年人比例的3-6%(不同来源的数字差异很大),许多西方国家的素食者比例都已超过5%,虽然仍是少数,却已远非另类。

与此同时,迎合素食需求的食品产业也迅速增长,最具代表性的是豆腐和豆浆,70年代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它们,如今却已摆上多数食品超市的货架,在大城市,素食者已无需再为寻找餐馆而发愁,而且素食风潮的影响越出了素食群体,许多人虽称不上素食者,但也受其裹挟而减少了吃肉量,特别是红肉的消费量。

这不是近代西方的首次素食运动,此前至少有过三波素食风潮,分别出现在启蒙时代,维多利亚早期和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这些运动主要由观念而非经济因素所驱动,参与者也仅限于上层精英,虽然提出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改变对待动物与生态系统的方式,提升人类的道德或生理状况。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多研究素食现象的学者都将重点放在观念史上,从哲学、宗教和医学等方面追究其思想渊源,结果他们都找到了印度这个源头,印度确实堪称素食主义发祥地,起源于印度的四大宗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和锡克教,三个奉行素食,而源于印度以外的宗教,没有一个要求信徒素食,除了某些宗教的斋戒期,而斋戒期最长的基督教,斋期内奉行的也只是鱼素食。

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素食主义大本营,25-30%人口是素食者,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素食者加起来还多,即便非素食者的吃肉量也极低,其人均肉类消费量只有美国的1/27,全球垫底。

如此看来,宗教信仰果真是驱动人们转向素食的主要力量?

信仰与素食

乍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仔细推敲一下你会发现,两者的关系并非这么清晰直接。

让我从耆那教开始,该教派所奉行的素食和不杀生戒律是所有宗教中最严格的,也是最早将业报(karma),轮回(samsara),不害(ahimsa)这几个核心概念引入印度系宗教的教派,实际上,该教的信条和实践几乎完全围绕着如何正确的吃,如何在一举一动中避免杀生这一核心关切而建立,这与近代西方素食运动的观念基础十分契合。

然而,和现代理解不同,在作为耆那教和佛教先驱的早期印度哲学中,不杀生不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恰好相反,是出于反生命的理由,这种哲学认为生命是一切痛苦与罪恶的根源,只有摆脱它才能进入终极的快乐幸福美好状态——那为何不自杀了事呢?这是因为轮回的存在,使得自杀解决不了问题。

轮回观念是早期哲学家对食物链和生态循环的一种朴素理解,而业报则是该循环中的守恒量,一种构成生命本质的元气,它不会随生物个体死亡而消失,而是随食物链持续传递循环,生物在食物链上所处位置越高,体内积聚的元气就越浓,你之所以会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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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11:素食主义 辉格 2018年8月30日 从7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中,一股素食主义浪潮风靡西方,最初它只是嬉皮运动的一支,另类而小众,然而到世纪末,尽管当初的运动热情早已消退,嬉皮士们都已为人父母,克林顿也已在白宫享受上了掌权中年男的古老乐趣,但素食主义却生根发芽了,到90年代,已经有上千万美国人宣称自己是素食者,占成年人比例的3-6%(不同来源的数字差异很大),许多西方国家的素食者比例都已超过5%,虽然仍是少数,却已远非另类。 与此同时,迎合素食需求的食品产业也迅速增长,最具代表性的是豆腐和豆浆,70年代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它们,如今却已摆上多数食品超市的货架,在大城市,素食者已无需再为寻找餐馆而发愁,而且素食风潮的影响越出了素食群体,许多人虽称不上素食者,但也受其裹挟而减少了吃肉量,特别是红肉的消费量。 这不是近代西方的首次素食运动,此前至少有过三波素食风潮,分别出现在启蒙时代,维多利亚早期和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这些运动主要由观念而非经济因素所驱动,参与者也仅限于上层精英,虽然提出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改变对待动物与生态系统的方式,提升人类的道德或生理状况。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多研究素食现象的学者都将重点放在观念史上,从哲学、宗教和医学等方面追究其思想渊源,结果他们都找到了印度这个源头,印度确实堪称素食主义发祥地,起源于印度的四大宗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和锡克教,三个奉行素食,而源于印度以外的宗教,没有一个要求信徒素食,除了某些宗教的斋戒期,而斋戒期最长的基督教,斋期内奉行的也只是鱼素食。 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素食主义大本营,25-30%人口是素食者,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素食者加起来还多,即便非素食者的吃肉量也极低,其人均肉类消费量只有美国的1/27,全球垫底。 如此看来,宗教信仰果真是驱动人们转向素食的主要力量? 信仰与素食 乍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仔细推敲一下你会发现,两者的关系并非这么清晰直接。 让我从耆那教开始,该教派所奉行的素食和不杀生戒律是所有宗教中最严格的,也是最早将业报(karma),轮回(samsara),不害(ahimsa)这几个核心概念引入印度系宗教的教派,实际上,该教的信条和实践几乎完全围绕着如何正确的吃,如何在一举一动中避免杀生这一核心关切而建立,这与近代西方素食运动的观念基础十分契合。 然而,和现代理解不同,在作为耆那教和佛教先驱的早期印度哲学中,不杀生不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恰好相反,是出于反生命的理由,这种哲学认为生命是一切痛苦与罪恶的根源,只有摆脱它才能进入终极的快乐幸福美好状态——那为何不自杀了事呢?这是因为轮回的存在,使得自杀解决不了问题。 轮回观念是早期哲学家对食物链和生态循环的一种朴素理解,而业报则是该循环中的守恒量,一种构成生命本质的元气,它不会随生物个体死亡而消失,而是随食物链持续传递循环,生物在食物链上所处位置越高,体内积聚的元气就越浓,你之所以会在来世变成另一个生物体,是因为你在今世通过饮食(以及与生物的其他互动)摄入了足够多元气,要想摆脱这个循环,就必须尽可能少摄入元气。 基于这种哲学,耆那教是承认植物的生命性质的,因而不害原则也适用于植物,实际上耆那教徒也忌吃许多植物,比如像番石榴,猕猴桃,西红柿,茄子这样包含大量小颗粒种子并难以将其与果肉分离的水果蔬菜,因为他们相信植物的元气存在于种子之中,他们更忌讳肉食只是因为其元气浓度更高。 很明显,这样的教义在实践中是很难真正奉行的,而任何妥协都会让体系丧失自洽性,比如耆那教未加解释就放过了谷物,谷物可都是元气满满的种子啊(从经济上考虑,这当然不难理解,那个时代既要素食又不吃谷物,就只能饿死了),另一方面,既然去核的桃子可以吃,那为何割掉睾丸或卵巢的牛羊就不能吃呢?或许耆那教宗师们还没掌握那么多生理学? 因为这种困难,后来的大师们逐渐改变了素食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改变在耆那教中便已出现,但主要由佛教完成,不害,即不伤害,不杀生,非暴力的跨物种和平主义,成了素食的主要理由,轮回从生态循环变成了因果循环或生命循环,其中的食物链被替换成了『动机-意图-行动-后果』这样的因果链,循环中的守恒量不再是元气,而是意志力。 这样一来,脱离轮回的关键就不再是避免摄入元气,而是避免让自己的意志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从而成为任何因果链的一环,这一思想构成了佛教僧侣出家与苦行的理论基础,食物必须是被施舍的,荤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主动获取也不能提要求,施主给什么吃什么,这样就避免了意志表达,即便吃的是牛肉,那头牛也不是因为我的意图而被杀死的,故而不会将我牵扯进业报循环之中。 所以印度本土的佛教僧侣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吃素的,但并不特别忌讳肉食,唐代僧人义净在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待了十年,详细记录了当地饮食习俗,总体上,当时的北印度人较少吃肉,可是在佛教寺院的常规食谱中,却包含了肉食,实际上,素食在佛教中只是受鼓励,从未成为正式的成文戒律,尽管它后来在大乘佛教中成了事实上的戒律。 再看印度教,当前的印度教强烈鼓励素食,特别是婆罗门,半数以上严守素食戒律,但这一做法从教义中其实找不出多少理论基础,婆罗门向素食主义的转变颇具戏剧性,吠陀时代的婆罗门以祭司和经师为业,相当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主持祭祀仪式,该仪式的核心内容是宰杀牺牲,主要是牛,仪式结束后他们得到一部分牛肉作为工作报酬,所以,虽然牛在雅利安传统中确实拥有某种神圣地位,但无论从吠陀经文还是婆罗门的历史渊源中,都不可能找到素食依据,宰牛吃肉是婆罗门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的五六百年中,佛教在印度盛极一时,不仅赢得大批信众,更得到王权的大力赞助,婆罗门的地位则大幅跌落,与此同时,大众饮食的素食化日益加深,社区祭祀活动中已很少将牛用作牺牲,有时会用面团做成假牛充数,在此背景下,婆罗门阶层于笈多王朝后期发动了一场改革复兴运动,从耆那教和佛教那里挪用了大量元素,将祭祀供品换成奶制品和素食,自己也开始奉行素食主义,并将此视为保持自身洁净的一种手段,以此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祭祀主持者。 经济背景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虽然素食主义伴随着耆那教和佛教的兴起而出现,但它和教义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耆那教义在逻辑上和素食的关系相对紧密一些,但并不自洽,而且耆那教始终是个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小教派,从未像佛教和印度教那样成为大众宗教,古典时代结束之后,佛教衰微,印度教兴起,此后又经历两轮伊斯兰教入侵,千年之间印度的宗教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可是素食倾向却始终在持续强化。 另一条线索也让人怀疑教义究竟对饮食结构有多大影响,佛教和印度教对酒的反对远比对肉食更强烈而明确,可是这两大宗教的兴盛却从未削弱印度人对酒的热情,印度酿酒技术花样之繁多,其他文明都无法与之相比,酒类消费量也非常大,印度也是当今第一大酒类进口国,虽然酒类关税高达150%,还有各邦的高额销售税。 印度在两千多年间持续强化的素食倾向,恐怕只能从经济方面来解释,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当时西孟加拉的铁矿被开发,铁器大规模普及,此后数百年间,恒河流域农业密集化迅速推进,大量森林沼泽被清除,人口成倍增长,随后便迎来了轴心时代的哲学繁荣和两大宗教的兴起。 自古典时代以来,印度便以其超高人口密度鹤立于各大文明之中,不仅远超欧洲,也高于中国,孔雀帝国时期人口已达五六千万,约两倍于同期(战国时代)华夏人口,公元前后印度人口达到7500万,并大致在此水平上维持了上千年,而中国人口在西汉末达到第一个高峰时,也不足6000万,而且直到南宋之前的一千多年里,除了盛唐时曾一度超过8000万之外,多数时期都低于汉代高峰,有时低非常多(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式社会总崩溃消灭人口的极高效率)。 独特的人口特征推动了印度饮食的素食化,同时,雅利安人带来的畜牧传统让奶制品在印度得到广泛而充分的利用,这让素食变得更加可行。 圣徒的诞生 话说回来,尽管素食化的基础动力是人口压力而非宗教信仰,但不可否认,宗教确实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是这一作用的性质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其中逻辑颇为曲折,须细细拆解方能看清。 在印度系宗教诞生前夕,出现了一些林中隐士,他们避世索居,过着禁欲苦行生活,靠捡拾和施舍为生,这种举动看起来很特别,但其实每个大型社会都不乏这样的怪人,他们的古怪行为或许只是源自某种心理疾病或精神障碍,比如亚斯伯格综合症,重度抑郁症,或自我挫败型人格障碍,假如他们来自穷人家庭(在那个时代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文盲),就只会成为同情或取笑的对象,而不会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 可是假如他们来自显贵家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能随口诵出大段诗篇或经文,不时援引古老人物和典故,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一整套抽象词汇,能以高深莫测的哲学说辞来合理化自己的古怪行为,而且亚斯伯格患者里还时常会出现一些天赋异禀的奇才,这让笼罩在他们头顶的神奇光环显得更加耀眼。 一个穷人若过上苦行生活,在旁人眼里就只是更加落魄潦倒了而已,可是一个富家子弟主动弃绝世人苦苦追求的荣华享乐和种种世俗成就,而其举止谈吐又如此不俗,虽然我听不太懂他的深奥哲学,也难免会觉得他肯定是有道理的,这背后定有某种我所不能理解的神秘力量在推动,如果我恰好也有着相似的心理倾向和社会背景,只是还没强烈到果真弃绝尘世,他就会成为我仰慕追随的心灵导师,我的哲学明灯,文化英雄。 经历了铁器时代的数百年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之后,印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日益走向大型化和复杂化,到公元前六世纪,北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出现了16个强盛邦国,城市生活也自印度河文明崩溃以来首度复兴,这一社会背景为隐士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释迦牟尼和耆那教祖师摩诃毘罗(Mahavira)都是该时代出身王族的离世苦行者。 苦行者的涌现和他们受到的尊崇,在各阶层引发了不同反应,那些与之有着相似心理状况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原本被同情嘲讽的举动如今却受到仰慕尊崇,这一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效果,将那些原本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另类个体聚到了一起,而其中没有跨出离世这一步的那些,则成为热情的赞助者或积极宣扬其观念的在家弟子。 至于普通大众,从这股风潮中,从这些圣徒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一股神秘力量,于是崇拜和供奉便是自然的反应,除了将供品换作施舍之外,和他们以往对待任何被认定为具有超自然力的神灵没什么两样,在底层大众那里,宗教永远是功利性的。 然后是君主,一方面,他们可能和普通信众一样相信苦行者的超自然力,而即便不信,既然这些苦行者的圣徒地位已确立,教派组织已成气候,再听任其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是很危险的,最好还是包养起来(另一个选项是镇压翦灭,但在列国林立的条件下,这不太可能做到,反倒是给敌人奉送礼物)。 资助禁欲主义教派的一个好处是,它较少跟王权发生冲突,因为争权夺利的主要动机是积累财富,生儿育女,并将财富权力传承下去,而独身禁欲消除了这一动机。 文化修饰 一旦获得国家赞助,财富便源源不断流入教团,于是宗教开始走向其成熟状态,庄严恢弘的建筑与佛像将超自然力烘托的更具震慑力,更不容置疑,大批怀抱功利动机的人开始涌入教团,以分享其不断扩张的财富与权势,教团内部开始等级化,圣徒实践被制订为戒律,寺院成为崇拜和仪式中心,并为王权拢聚合法性资源。 结果之一是,作为苦行实践的一部分,素食主义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而这恰好迎合了大众饮食正日益加深的素食化过程,这一改变无疑会受到越来越吃不起肉的贫穷大众的欢迎,因为这将他们从一个社会心理窘境中解救了出来,吃不起肉原本是件令人沮丧甚至丢脸的事情,特别是在节庆婚娶聚宴上,没有荤腥的酒席不仅遭人鄙视,还会拉低主人的社会地位,可是打肿脸充胖子继续宰牛杀猪又实在不堪重负。 新宗教替穷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不吃肉成了一桩虔诚的,洁净的,有高深哲学理由的,良心与道德所要求的,广受推崇的,理直气壮的事情。 通过文化修饰对所处困境进行合理化的需求,在高种姓穷人尤为强烈,种姓制这种僵硬的社会地位划分体系,使得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到中世纪时,多数婆罗门都已是贫穷农民,因为随着其人口增殖(在古代,高地位者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下层),社会不可能为那么多人提供祭司,经师,教师,君主顾问,行政官员等符合婆罗门传统角色的职位,日益贫困化的婆罗门必须为他们再也吃不起肉这一事实寻找一个高大上的理由。 美德展示 素食主义还有一项功能:可用作美德展示(virtue signalling)工具,由于素食原则总是倾向于和非暴力、和平主义、节俭朴素、自我克制等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通过恪守素食,你可以传达出一连串信号:1)我富有同情心,连动物都不愿伤害,何况是人呢,2)我是个真诚的和平主义者,你可以放心与我交往,不必担心我会伤害你,3)我对物质财富和世俗享乐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因而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出于贪欲而欺骗坑害你,4)我有能力为信仰和原则而克制欲望,因而你有理由相信我做出的承诺,自我克制能力也意味着我更有可能排除各种内外干扰而把事情办好。 很明显,在大家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小社会,美德展示工具很少派得上用场,人们从以往经历中早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最需要这一工具的,是居住在流动性大社会或从事流动性职业的人群,即商人,工匠,职员,教师,文人等城市中产者,最严格遵守素食主义和不杀生原则的耆那教徒,正是由中产阶级构成(耆那教义不许其教徒务农),直到今天,耆那教徒仍然是印度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中产者比例最高的教派。 在席卷西方的最新一轮素食浪潮中,美德展示已上升为主要动机,并时常与反战,环保,瑜伽,动物福利,反核,反枪支,反死刑,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反殖民,反阶级压迫等元素密切相连,素食主义终于从一个小众运动进入主流(尽管仍是少数派),也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壮大。 虽然许多素食者以营养和健康理由解释其选择,但深层动机恐怕并非如此,人们用来支持其决定的所谓科学证据,往往是在预设倾向引导下摘取过滤材料的结果,对此,当事人自己也未必意识到。 阴柔化 素食流行的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原因是老龄化,美国的数字显示,吃肉最多的年龄段是20-49岁,比70岁以上者多吃一半,另一个更惹眼的原因是过去几十年西方文化的全面阴柔化,女性气质(特别是表现在男性身上的女性气质)大受欢迎,男子气概得到的欣赏与赞美日益稀少,乃至近年来被戴上了“有毒男子气(toxic masculinity)”的帽子。 阴柔化趋势从影视娱乐业的流行趋势中不难得到直观感受,一个或许有关的佐证是,西方男性的精子量在过去40年降低了50%,我们知道,女性历来比男性更倾向素食,在美国,素食者中68%是女性,女性平均吃肉量仅为男性的67%,其中红肉消费量为男性的60%。 文化的阴柔化反过来也提高了素食主义作为美德展示工具的使用率,因为女性(和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天然的更倾向于用它来展示美德。 结论 素食主义粗看上去是由宗教信仰(在东方)或类宗教意识形态(在西方)所推动的饮食变革,这一看法在最初倡导它的上层精英中大致可以成立,但那从来都只是一小撮,只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在历史记录和传播媒介中曝光率很高,因而吸引研究素食问题的学者给予了不成比例的关注。 对于普通大众,转向素食的理由十分平凡:随着人口压力渐增,他们越来越吃不起肉了,诚然,宗教确实在其中起了作用:它将很少吃肉的事实状态变成了规范性的素食主义,这是对既已存在的困境的事后合理化,对于一种无望摆脱的困境,人类总是有着将其合理化的倾向,而种姓制度让高种姓穷人对此类合理化的需求尤为强烈。 中产阶级的情况有所不同,中产素食者不是吃不起肉,而是将素食主义用作美德展示符号,这一符号往往和一组特定的消费偏好,审美情趣,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捆绑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身份形象,用来告知观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近一轮素食运动主要由这一流派所推动,当然,美德展示工具种类繁多,选择素食主义的只是少数,所以尽管这轮运动声势不小,对西方人总体食肉量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最后让我回到印度,自从90年代初的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强劲,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提高了三倍多,同时人口增长大幅放缓,年增长率从70年代的2.3%降至目前的1.4%,总和生育率从5.3降至2.2,伴随这些变化,印度的肉食消费量正在迅速膨胀,特别是鸡肉(这是印度最主要的肉食),过去二十多年每年都以15-20%的惊人速度增长,长期以来被西方素食主义者尊奉为素食圣地的印度,正在褪去其神秘面纱,和其他新兴地区一起享受食谱反弹的盛宴。 参考资料 Donna Maurer - Vegetarianism (2002) Colleen Taylor Sen - Feasts and Fasts (2015) Tristram Stuart -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2007) 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2005)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2002)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and religion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by country Wikipadia: Demographics of India Wikipadia: Mahajanapadas The Far Out History Of How Hippie Food Spread Across America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salt/2018/01/23/579186110/the-far-out-history-of-how-hippie-food-spread-across-america India's meat industry growing rapidly, but depleting a third of world's fresh water reserves https://www.firstpost.com/india/indias-meat-industry-growing-rapidly-but-depleting-a-third-of-worlds-fresh-water-reserves-4360065.html A new study argues that asceticism has its origins in autism.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au/blog/the-imprinted-brain/201804/the-autism-asceticism-and-the-genius-the-monasteries Trends in meat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45642/
食物与人类#10:禁忌种种

食物与人类#10:禁忌种种
辉格
2018年8月24日

食物禁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许多社会都有着『不得吃某些食物』的规范,它们表现为不同形式,有些是自发的习俗,有些是宗教戒律,还有些则是法律或政府禁令,在多元文化交汇碰撞日益频密的现代,食物禁忌在社会生活中的曝光率很高,常常成为酒余饭后的话题,也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一大主题,人们从各种角度尝试理解为何某些食物在特定社会会成为禁忌,然而,迄今被提出的种种理由似乎还不能让人完全满意。

效率权衡?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试图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解释食物禁忌(以及其他饮食习俗),比如闪族(Semites)对猪肉的禁忌,在他看来,是因为,对于闪族这样生活于干旱地区的畜牧民族,养猪是不经济的,因为猪消化纤维素的能力很弱,作为杂食动物,其食谱与人类的高度重叠(实际上,猪的牙齿和消化系统都跟人类很像),这意味着养猪所用饲料将挤占人类食物来源,这问题在干旱草原地区尤为突出,那里不像温湿地区,有大量根茎、嫩叶、浆果、坚果和各种小动物等可供猪自行取食,因而养猪的成本将高的难以负担。

这是供给面的差异,而在需求面,畜牧民族肉奶来源充分,很少面临蛋白匮乏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负担养猪的高成本,相反,在低纬度地区,农作物产量高,营养瓶颈主要在蛋白质而非卡路里,同时养猪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更愿意负担这一成本,甚至,即便在成本变得很高时,也仍愿意负担,因为他们对蛋白质的迫切需求很难从其他途径得到满足,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新几内亚高地的妇女常常会用自己的乳房给幼年丧母的小猪喂奶(新几内亚也曾是食人俗盛行的地方)。

哈里斯也尝试以类似思路解释印度教徒的牛肉禁忌,认为这是从食肉畜牧向食奶畜牧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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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10:禁忌种种 辉格 2018年8月24日 食物禁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许多社会都有着『不得吃某些食物』的规范,它们表现为不同形式,有些是自发的习俗,有些是宗教戒律,还有些则是法律或政府禁令,在多元文化交汇碰撞日益频密的现代,食物禁忌在社会生活中的曝光率很高,常常成为酒余饭后的话题,也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一大主题,人们从各种角度尝试理解为何某些食物在特定社会会成为禁忌,然而,迄今被提出的种种理由似乎还不能让人完全满意。 效率权衡?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试图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解释食物禁忌(以及其他饮食习俗),比如闪族(Semites)对猪肉的禁忌,在他看来,是因为,对于闪族这样生活于干旱地区的畜牧民族,养猪是不经济的,因为猪消化纤维素的能力很弱,作为杂食动物,其食谱与人类的高度重叠(实际上,猪的牙齿和消化系统都跟人类很像),这意味着养猪所用饲料将挤占人类食物来源,这问题在干旱草原地区尤为突出,那里不像温湿地区,有大量根茎、嫩叶、浆果、坚果和各种小动物等可供猪自行取食,因而养猪的成本将高的难以负担。 这是供给面的差异,而在需求面,畜牧民族肉奶来源充分,很少面临蛋白匮乏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负担养猪的高成本,相反,在低纬度地区,农作物产量高,营养瓶颈主要在蛋白质而非卡路里,同时养猪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更愿意负担这一成本,甚至,即便在成本变得很高时,也仍愿意负担,因为他们对蛋白质的迫切需求很难从其他途径得到满足,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新几内亚高地的妇女常常会用自己的乳房给幼年丧母的小猪喂奶(新几内亚也曾是食人俗盛行的地方)。 哈里斯也尝试以类似思路解释印度教徒的牛肉禁忌,认为这是从食肉畜牧向食奶畜牧转变的极端情形,在印度,养牛主要是家庭农耕者作为副业以高度分散的方式进行,因而分别用作奶牛和役畜的母牛公牛搭配比例恰到好处,不像规模化畜牧中必定有很大一部分公牛会成为肉畜,同时,由于农业密集化程度很高,进一步提高牲畜数量从而产生一些肉畜的潜力已不复存在,所以牛肉禁忌其实是一种维持最低数量产奶机器和耕作役畜的文化手段。 这个解释道出了一些真相,印度人确实非常依赖牛奶这一蛋白和脂肪来源,也正因此,他们在高度素食化之后蛋白匮乏问题不至于太过严重,可是单单以此解释牛肉禁忌明显缺乏说服力,首先,像印度这样的低纬度农耕区,特别是季风所及的湿热地带,解决蛋白匮乏问题的常见出路是养猪,外加禽鱼,印度在这一点上的独特性,或许只是雅利安畜牧传统的惯性延续。 其次,小规模分散的家庭蓄养方式,确实可能让奶牛和役畜构成适当比例,但从其他社会的经验看,当人口压力高到一定程度时,役畜也是可以牺牲的,比如在明清的长江三角洲,耕牛和骡马都已被人力所取代,况且,无论奶牛还是役畜,总有退役或自然死亡的时候,此时为何仍然不吃,显然需要更多解释。 依我看,牛肉禁忌只有放在印度自铁器时代以来素食主义日益流行这一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素食主义,这里暂且搁下。 洁净焦虑? 效率解释的最大问题是,它其实只解释了某些群体的食物偏好,而并未解释禁忌本身,事实上不吃或很少吃某种食物,和把这种食物视为禁忌,并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前者可能是后者出现的前提条件,许多草原畜牧者都极少吃猪肉和鱼虾,但那很少成为禁忌,反之,水稻区很多人不吃面食和羊肉,也并非出于禁忌。 许多研究食物禁忌的学者都把它和洁净观念联系在一起,这和禁忌奉行者的主观认知是一致的,《利未记》(Leviticus)在详尽罗列可食与不可食物时,毫不含糊的以洁与不洁为区分要点,实际上,如何维持洁净(特别是在祭祀仪式这种与上帝发生关系的场合)是《利未记》的核心主题,该经文中有关洁净的规定不仅关乎食物,也涉及皮肤病,排泄物,尸体,衣物,沐浴,月经,分娩等等与卫生相关的方面。 《可兰经》大致延续了这一传统。印度的众多食物禁忌中,也弥漫着对不洁的焦虑(尽管有时他们会以哲学化的说辞来表达),比如被动物舔食或嗅闻过的食物,吃剩的食物,隔夜饭,非经常规方式屠宰的动物尸体,都会成为禁忌对象,印度厨师做菜时极少品尝,因为厨师的唾液被视为其他食客的污染源,有时甚至会被视为自己的污染源,所以有些人喝饮料时唇不沾杯,直接往嘴里倒。 印度习俗中有关谁可以和谁一起吃饭,谁可以接受谁递给的食物,谁可以吃谁吃剩的东西,有着严格而繁琐的规定,大致上,种姓之间尽量避免共食,高种姓尤其避免接受低种姓递给的食物,由于受这些规定的羁绊,印度人对在外就餐有着根深蒂固的抵触(节庆时在神庙的聚餐是个例外),所以现代以前印度餐饮业长期萎靡,仅服务于旅行者,虽然近几十年增长颇为可观,但也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和上班族的壮大,对外出就餐的抵触还催生了一个印度独有的产业——dabbawalas,一群送餐工每天上午骑车从客户家里取来他们家人做好的午餐,送上火车,另一群送餐工将其递送到客户的办公室。 这一切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洁净焦虑。 这个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闪族和印度人有着最繁杂的饮食禁忌,因为闪族和雅利安人都是侵入密集农耕区的畜牧民族,畜牧者人口密度低,环境干燥,其较高的游动性也让他们更少积累垃圾,正因此,他们较少为传染病所困,因而其免疫能力也不如密集农耕者,当他们进入人口密集,环境湿润,垃圾老鼠蟑螂富集的农耕区时,洁净焦虑是很自然的反应。 身败名裂的猪 在近东,至少最近一千多年来,已完全没有猪的立足之地,可是在农业时代早期,猪曾是近东人的重要肉食来源,至少占20%,考古证据显示,在所有降雨量高到无需灌溉即可耕种的区域,农民都养猪,而这样的区域很多,因为那时近东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湿润,此后几千年中,印度洋季风逐渐减弱,季风线后撤,近东日益干旱化,猪的养殖也减少了。 猪肉在农民的肉食构成中的所占比例更高,往往占一大半,因为早期国家在征收实物税时,倾向于征收牛羊而不是猪,因为牛羊可成群长途驱赶,沿路靠吃草为生,对猪却很难这么做(19世纪一些阿巴拉契亚山民曾将猪成群赶往辛辛那提的屠宰场,但这种做法十分罕见,是极为特殊的成本收益结构下的产物),这也表明当时肉类腌制技术还不够成熟,或盐的成本太高。 到青铜时代晚期,随着干旱化日益加重,猪在近东人肉食中的比例降到了5%,更重要的是,猪的饲养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那些仍然存在的猪,更多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大城镇,以各种垃圾为食,包括食物加工废料,厨余垃圾,动物尸体,以及粪便,原本在林地、沼泽和灌木丛中觅食的乡村猪,变成了清扫垃圾的城镇猪。 以粪便喂猪的方法在东亚同样流行,古汉语的『溷』字既指猪圈也指茅厕,出土的众多汉代陶溷模型对此有生动演示,类似做法在韩国济州岛一直延续到现代。(电视剧《死木》(Deadwood)中反复出现吴先生用死人喂猪的镜头,或许并非毫无依据) (有学者甚至认为,猪正是因为爱吃人类留下的垃圾而被驯化:起初它们只是徘徊在人类居住地附近,以被人类捕杀的风险换取觅食垃圾的机会,同时还借助人类帮它们挡开来自食肉动物的危险,只要捕杀率足够低,这一共生关系便可长期持续,而选择性捕杀将导致其温顺化。) 垃圾饲养法虽缓解了哈里斯所指出的干旱地区养猪成本高的问题,却也严重损坏了猪的名声,尤其刺激了原本就有着较高洁净焦虑的闪米特人的敏感神经,所以,猪被他们视为不洁物,列入禁忌,就不难理解了。 历史学家马克·埃希格(Mark Essig)考察了欧洲人对猪态度的转变,发现了类似情况,每当饲养方法转变,人们的消费态度也随之而改变,西欧曾被茂密森林所覆盖,早期农业村庄附近大多有树林和湿地可供养猪,猪经常处于半野生的放养状态,体型也更像野猪而非现代家猪,有时放养者需要用弓箭去林子里射杀才能吃到肉。 在希腊和罗马社会,猪都是最常用的献祭牲畜,猪肉比牛羊肉更受欢迎,价格也更高,罗马本土的农业密集化程度很高,所以养猪成本不低,但罗马人有钱,特别是布匿战争后的征服扩张导致大笔财富流入,猪肉消费比例也随之大幅提高,由于价高也不愁销路,罗马养猪者不仅不给猪喂垃圾粪便,还经常用谷物催肥。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猪肉是贵族食品,价格两倍于羊肉,穷人的肉食则主要来自退役牛羊和家禽,然而到中世纪盛期,人口压力加剧,森林法难以再维持,森林猪迅速减少,吃垃圾的城镇猪增加,猪肉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名声也变臭,几乎沦为穷人食品,贵族则转向野禽和鲜鱼,在英格兰,标志这一转变的是和大宪章同时签署的《森林宪章》,它大幅放松了此前领主对森林资源的垄断。 道德化 无论是效率权衡,还是洁净焦虑,都是功利性理由,两者对我们理解禁忌的起源都颇有启示,但仍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解释,因为许多(虽然不是全部)食物禁忌都有着强烈的道德色彩,禁忌一旦确立为戒律,便道德化了,正因为道德化,即便最初促成它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它仍可被长期奉行,对于信仰坚定的犹太教徒,不吃猪肉的理由不再是成本考量或卫生担忧,而是认为那么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就像《马加比二书》中的犹太经师以利亚撒(Eleazer),宁死也不肯咽下安条克征服者硬塞进他嘴里的猪肉。 为什么饮食这种看起来纯粹私人性的活动会被道德化?这还要从人类道德的心理基础说起。道德规范是个体经由教化过程而习得的行为准则,社会有各种机制确保规范得以执行,比如长辈对晚辈失范行为的指出和矫正,公众舆论对违规者施加的社会压力,对严重违规者实施社交回避和社会孤立……较复杂的社会还有更正式的司法系统和惩戒机制。 但仅有这些外部执行机制是不够的,因为对个体来说,当这些机制被触发时,事态可能已经太过严重,恶果已难以挽回;由于遵循规范对个体通常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在群体中继续生活下去所必需的),所以最好能有一种内部机制来帮助个体约束自身行为,以免频繁招来外部惩罚,乃至被视为反社会分子而遭孤立或驱逐。 人类道德心理的进化过程中,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机制,那就是对污秽的嫌恶感和恐惧感,对污秽的本能反应原本与道德无关,而只是帮助人类降低中毒与疾病风险的,然而和许多新功能的进化一样,这一旧特性也被改造而扩展于新用途,之所以嫌恶感具有被改造扩展的潜力,是因为,尽管这种反应是本能的,但它所针对的目标集合(即它对之作出反应的污秽物清单)却可以是习得的,只须再跨出一步:将那些不合范行为(经由教化过程)也加入这份清单,一个基于嫌恶感的规范自我执行机制便产生了。 有关污秽反应与道德心理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已有大量论证,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体现这一关系的线索也无处不在:不道德行为是『龌龊』的,令人『恶心』,阴谋陷害是『肮脏』勾当,偷窃所得是『脏』物,私吞公款是贪『污』,放荡者过的是『糜烂』生活,有罪者赢得了『污』名,必须『洗刷』才能恢复『清白』,毁人清誉者泼的是『脏』水,骂人用的是『脏』字。 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基础之后,食物禁忌的道德化就容易理解了,禁忌和道德这两种规范,无论是自我执行,还是针对他人失范行为的反应,借助的是同一个心理机制,其习得过程也完全一样:教化者努力在学习者内心建立起对失范行为的污秽反应,这样一来,习得者便很难将这两类规范区分开,当然,通过理性思辨他或许能够明白这是两码事,可是,在决定人类道德体系如何运行这事情上,理性思辨的作用恐怕是微不足道的。 族群认同 在不同文化交汇杂处的边界地带,或伴随着大规模迁徙的动荡时期,食物禁忌往往会被强化,原本只是简单不吃而已的东西(有些可能根本没见过,因而谈不上禁忌),突然被识别为区分彼此的标志,成为大肆谈论的话题和争议执着的焦点,特别是当交汇双方的关系不那么友好时,便有了充足动机将对方的饮食习俗加以污名化。 犹太人的猪肉禁忌在希腊化时期便得以强化,罗马征服时更甚,因为希腊罗马人都酷爱猪肉,对于大离散后进入欧洲的犹太人,猪肉禁忌是他们最显著的民族符号,犹太人对其禁忌的洁净解释也激怒了欧洲当地人,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民族,他们自然不甘心被置于鄙视链的下游,于是编造了一个流传千年的谣言:犹太人不吃猪肉是因为他们把猪当作祖先来崇拜。 在中国,来自北方的蛮族征服者看到南方人吃青蛙时,也屡作惊恐状,鄙视不已,多次颁布食蛙禁令,这种禁令当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不过是一种文化宣示罢了。 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可能是印度人,印度有着最繁琐的饮食禁忌,不仅关乎食材,也涉及食物的来路,加工方式,食用场合,搭配,以及授受关系,印度独特的种姓制度似乎就是围绕洁净观念建立起来的,而洁净最初针对的便是饮食,所以饮食禁忌和种姓制度是一对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双胞胎,两者都被用于在群体之间树立文化屏障。 造就印度这一独特现象的因素,除了之前所说的雅利安畜牧者侵入低纬度湿热地区后所产生的严重洁净焦虑之外,或许也和该地区的特殊地理结构有关,次大陆就像一只西北角开了个口子的布袋子,历史上一轮轮移民浪潮只进不出,从近东农民,雅利安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到马其顿人,希腊化的波斯人,希腊化的阿富汗人,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德里苏丹国建立者),波斯版伊斯兰化的蒙古/突厥人(莫卧儿王朝建立者)。 而且这个布袋子不够深,不像东亚,阿尔泰牧民向南推挤汉族,汉族继而向南挤压百越,百越被推进越南、缅甸和西南山区,可是在印度,向南推挤的余地不大,于是便形成了百衲衣般的多元文化混居杂处格局,而且印度的政治整合度历来很低,从未有一个王朝有能力像集权官僚帝国那样强力推行单一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 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印度有着举世无双的文化多样性:分属四大语系的415种语言,23种官方语言,其中14种拥有千万以上母语人口,四种本土大宗教,外加几大外来宗教和无数中小教派,3000多个种姓,外加1108个表列种姓和740个表列部落(表列种姓与部落即为以前的贱民),所有这些,都被压缩在一个并不算太大的空间里。 将某些食物污名化,将习惯强化为禁忌,对内用作群体认同标志,对外成为群体间文化屏障,在这一文化过程中,古代知识分子起了助推和催化作用,先知,哲人和经师(即编纂、阐释和传授经文者)们努力将对待食物的态度加以体系化和逻辑一致化,并将其纳入一个完整宏大的世界体系之中,这种努力会大幅扩展禁忌清单。 比如犹太经文(《利未记》或《申命记》)将骆驼、野兔和蹄兔也列入禁忌,理由是它们反刍却不是裂蹄(cloven hoofed)动物,所以是怪异因而不洁的,猪则相反,裂蹄却不反刍,鲸鱼、鳗鱼和鲶鱼则因为是鱼却没有鱼鳞而被视为不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同原理:作为其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先知和经师们有一套朴素动物分类系统,每一类别有一个样板物种,当某种动物和任何样板都差别太大,以至引发归类困难时,就会被视为不洁,因为这些怪物冲击了世界体系——很明显,只有知识分子会想这么多。 中产价值 还有一类禁忌晚近才出现,一些动物有幸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合作者角色,久而久之,与之相处的人对它们产生了情感依恋,最终它们成为宠物,或有着类似宠物的地位,其中尤以猫,狗,马最为尊贵,它们的肉因而也成为禁忌,但并非所有工作动物都有相同待遇,驴骡也为人类工作,但吃驴肉引起的反感就没马肉那么强烈,在古代印度和中世纪西欧,孔雀与天鹅既是装点苑囿的观赏动物,也是常见的盘中美餐。 马与狗的幸运之处在于它们和贵族生活的特殊关系,在欧洲,战马是上层武士特有的装备,品种血统讲究,成本极高,价格数十倍于普通役马,其形象与贵族地位紧紧相连,狗则是贵族的狩猎伙伴,而狩猎是贵族专属的休闲运动,后来当骑士精神日渐衰微之后,比武和狩猎活动减少了,或者中产化了,但马与狗并未因此失宠,它们在马术运动和上流社会的客厅里重新找到了位置,甚至比以前更加养尊处优。 贵族在犬马的选育、训练和保养上极其舍得花钱,待遇常比仆人更高,用凡勃伦的话说,这是一种代理性炫耀消费——连我的犬马都这么矜贵,我自己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法国在大革命之后曾掀起一股吃马肉的风潮,很可能就是出于革命群众对贵族文化的敌视,以及翻身做主人后的快感渲泄。 当西欧社会(至少其中未经历大革命的那些)逐渐平民化时,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其实很大程度上通过模仿上层而形成了新的中产文化,他们从贵族那里吸纳了大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元素,其中就包括狩猎、骑马和养宠物,同时他们也加入了自己的新元素,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与温情(贵族家庭则较为冷峻严肃,父亲和孩子难得见面也很少说话),这种情感也延及宠物,因为它们也被视为家庭一员。 现代中产阶级还有个特别之处,在以往的等级社会中,人们默认的相信其他阶级的人和自己是不一样的,当一位贵族看到穷人在吃狗肉时,其反应充其量只是皱眉摇头掩鼻而过,中产阶级则常常满脑子平等主义和普世主义,默认的以为每个人的处境和想法都该一样,如若不然天就要塌。 以往各族人民相互鄙视和污名化对方的特有食物,却很少有人会像现代中产者那样热衷于将自己的禁忌强加给全人类(传教士和一些执行同化政策的政府是例外),特别是一些新富国家的新兴中产者,更是急于要证明自己好不容易挣得的中产地位,不放过任何展示中产价值观的机会,这大概就是近些年猫狗党如此活跃的原因所在吧。 参考资料 Colleen Taylor Sen - Feasts and Fasts (2015) Stewart Lee Allen - In the Devil's Garden (2002) Mark Essig - Lesser Beasts (2015) 马文·哈里斯 - 《好吃》(2001) 俞为洁 - 《中国食料史》(2011) 路易·杜蒙 - 《阶序人》(2017) 乔纳森·海特 - 《正义之心》(2014) Wikipadia: Kash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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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母爱

【2016-05-18】

@Helen干杯:关于保守派以高生育率取胜, 恐怕难。现在生育率高的时移民,且移民多为民主党所虏。

@whigzhou: 亚裔移民生育率很低,比白人低,第二代更低,拉丁移民第一代生育率很高(但也没摩门教徒高),第二代就高得不多了

@whigzhou: 不同种族背景移民前三代生育率:http://t.cn/RqFqmHV

@whigzhou: 当前亚裔移民年度增量已超过拉丁裔,墨西哥移民已开始净流出,若边境控制收紧,还会继续降低,所以移民生育率高这个判断已不再成立

@whigzhou: 半只烤鸭下肚,再说说刚才那个生育率的问题。

1)要区分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前者是行为倾向,后者是行为表现,

2)所谓行为倾向就是将外部条件映射为实际行为的函数,

3)两个在某件事上有着不同行为倾向的人,对应两个行为函数,

4)这两个函数在某个区间可以是重合的,

5)这意味着,拥有不同生育意愿的人,在区间A有着相同生育率,在区间B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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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8】 @Helen干杯:关于保守派以高生育率取胜, 恐怕难。现在生育率高的时移民,且移民多为民主党所虏。 @whigzhou: 亚裔移民生育率很低,比白人低,第二代更低,拉丁移民第一代生育率很高(但也没摩门教徒高),第二代就高得不多了 @whigzhou: 不同种族背景移民前三代生育率:http://t.cn/RqFqmHV @whigzhou: 当前亚裔移民年度增量已超过拉丁裔,墨西哥移民已开始净流出,若边境控制收紧,还会继续降低,所以移民生育率高这个判断已不再成立 @whigzhou: 半只烤鸭下肚,再说说刚才那个生育率的问题。 1)要区分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前者是行为倾向,后者是行为表现, 2)所谓行为倾向就是将外部条件映射为实际行为的函数, 3)两个在某件事上有着不同行为倾向的人,对应两个行为函数, 4)这两个函数在某个区间可以是重合的, 5)这意味着,拥有不同生育意愿的人,在区间A有着相同生育率,在区间B则不同 6)决定生育率的行为函数有着众多参数,姑且只考虑其中三个:A)收入,B)迫使个人生儿育女的社会压力,C)与生养儿女竞争时间(特别是女性时间)和金钱的各种其他活动的机会(或曰诱惑), 7)现代化和城市化尽管提高了收入,但也大幅降低了不生育带来的成本B,并大幅提高了生育带来的成本C, 8)与自由派相比,保守派对成本B更敏感,对成本C更不敏感, 9)所以,即便两种生育函数在传统条件下接近重合,可是当B和C大幅改变时,其行为表现上的差距就拉开了 10)同性恋的情况与之相似(可能表现得更纯粹更极端),在传统社会的巨大社会压力下,同性恋尽管缺乏意愿,实际上多数也会结婚生子,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函数和其他人的函数在传统区间取值很接近甚至大致重合,但在现代区间就形同天壤了, 11)那些不肯生或生的很少的人,绝大多数并非不喜欢孩子,而是因为一方面促使其生育的社会压力消失了,同时自己又经不住各种与孩子抢时间的现代诱惑,结果她们便转向各种帮助其释放母爱的廉价替代品,于是便有了猫狗党和圣母婊。 【2018-2-15】 昨天发现这一逻辑在经济学里已经有了名字,叫动机挤出([[motivation crowding]])或过度正当化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只是还没人将它运用于生育率问题,目前的应用场景也都不涉及遗传改变,实际上,这是考察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很好切入点。 鲍德温效应和动机挤出是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两种很相似但方向恰好相反的效应,前者由文化条件对遗传特征作同向拉动,后者作替代。
[作文]Why Plumbing Is So Expensive in Australia?

(上周英语课上老师布置了个作业:自己选择一个议题,先给两小时做研究,然后写一篇议论文章,这是我做过的最长的英语写作题,之前的都不超过300 words,很吃力不过挺有收获。)

Why Plumbing Is So Expensive in Australia?
by Egbert Tzoe
8 Feb 2018

Plumbing is extremely expensive in Australia. According to 9news, it costs $78.40 an hour on average, the highest among all kinds of trades, while a lawyer service costs only $37 an hour.[1] By contrast, an average American plumber charges $31.61(usd$24.74) an hour.[2]

The direc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quite straightforward: there are too few plumbers in this country. Year by year, fewer and fewer you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become a plumber. Perhaps the most revealing fact is that the average age of Australian plumbers is 55, while the overall workforce average is 38. As Mr Paddy McCrudden, an officer of Plumbing Trades Employees Union, says, “plumbers are fast becoming the dad’s army.”[3]

But why? What prevents such a high wage from attracting more young (or not so young) people into this business? There are no obvious answers, but we have some clues.

Higher education was (and is) booming in recent decades. According to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proportion of people aged 25-34 with a bachelor or higher degree increased from(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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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英语课上老师布置了个作业:自己选择一个议题,先给两小时做研究,然后写一篇议论文章,这是我做过的最长的英语写作题,之前的都不超过300 words,很吃力不过挺有收获。) Why Plumbing Is So Expensive in Australia? by Egbert Tzoe 8 Feb 2018 Plumbing is extremely expensive in Australia. According to 9news, it costs $78.40 an hour on average, the highest among all kinds of trades, while a lawyer service costs only $37 an hour.[1] By contrast, an average American plumber charges $31.61(usd$24.74) an hour.[2] The direc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quite straightforward: there are too few plumbers in this country. Year by year, fewer and fewer you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become a plumber. Perhaps the most revealing fact is that the average age of Australian plumbers is 55, while the overall workforce average is 38. As Mr Paddy McCrudden, an officer of Plumbing Trades Employees Union, says, “plumbers are fast becoming the dad's army.”[3] But why? What prevents such a high wage from attracting more young (or not so young) people into this business? There are no obvious answers, but we have some clues. Higher education was (and is) booming in recent decades. According to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proportion of people aged 25-34 with a bachelor or higher degree increased from 27% in 2004 to 37.3% in 2015.[4] As we can imagine, university graduates tend to have a white-collar or managerial or creative job. They would find a hard, dirty and muscular plumbing job unattractive. It’s simply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self-identity. In addition, as more girls go to university, plumbers, as well as other heavy manual labor workers, are becoming less popular in the marriage market, because people consistently choose their partners who have a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imilar to that of themselves. Like other heavy trades, plumbing is highly masculine. An evidence for this is that more than 99% plumbers are male.[5] But, sadly (or nicely, depends on your taste), masculinity has been declining rapidly for half a century in the Western World, especially in its developed part. Among other evidence are two facts: First, average sperm count in men has dropped 50% between 1974 and 2011.[6] Second, maybe not coincidentally, all the tough guy actors have disappeared from the movie or TV screens since mid-1990s.[7] Well then, how can we fix this? Less uni education? Many people would surely be unhappy or even riot I guess. More visas for plumbers? It doesn’t work. In fact, there is a large and sufficient visa quota for plumbers already, 5507 in 2018 alone, but only 4 or 0.07% of them are filled to date. By contrast, 51 of 2675 (1.9%) visa vacancies for chefs, 2955 of 6202 (47%) for programmers, 2633 of 4785 (55%) for accountants, are fill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8] Obviously there are not so many foreign plumb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nd qualified for migrating to Australia. I think English is the main barrier, because as other tradies, plumbers tend to receive less education than other skilled visa applicants. So maybe lowering the English requirement can be a cure, but I suspect it would help a lot. Maybe there is no solution, or maybe high cost of plumbing is not a problem at all. After all, tough men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nowadays, but meanwhile, despite the great advance in automatic technologi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still much work needed for them to do, hence it seems not so unfair to pay a high price for these tough guy survivors. Even better, this high price forces us aussies to do many jobs by ourselves, and get a lot of joys. So let it be.   References: [1] http://www.news.com.au/finance/work/careers/plumbers-electricians-australias-richest-tradies-charging-more-than-the-average-lawyer/news-story/4fee7c5920ff4624e53c5ca20f99e3cb [2] https://www.bls.gov/oes/current/oes472152.htm [3] http://www.news.com.au/finance/work/australias-most-wanted-jobs-tech-heads-health-staff-and-plumbers/news-story/5aed73cf949f668df49be25d5f8b67fe [4] https://www.universitiesaustralia.edu.au/australias-universities/key-facts-and-data#.Wn_ZEiVub4Z [5]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2f762f95845417aeca25706c00834efa/4ce9a706f8b1bba7ca2570ec000e3635!OpenDocument [6]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sperm-count-dropping-in-western-world/ [7] http://www.weirdrepublic.com/episode159.htm [8] http://deltaimmigration.com.au/Plumber-General/334111.htm  
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辉格
2017年3月3日

在部落社会,人们在与自己人(即所在部落的其他成员)和外人交往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对外人的痛苦与不幸所抱的同情心,伤害或欺骗他们时产生的负罪感,都要弱得多,在目睹他们被欺凌时,更少出手相助匡扶正义的义务感,当他们做出(在自己看来)有悖伦理的事情时,也更少施以惩罚、加以阻止或纠正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宽容——他们根本不算人,所以有此非人举动我也不必大惊小怪)。

随着群体间交往增多,大范围和平秩序的建立,伦理上的内外之别已逐渐削弱,但它从未完全消除,即便到近现代,一些历史上国家权力鞭长莫及或法律不彰的地区,西西里,巴尔干,闽南,菲律宾,索马里,宗族组织和部落主义仍然盛行,这些地方因而也盛产组织严密的黑帮,其特点是内部有着良好规范,充满合作互助友情关爱,对外则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这些反面案例提醒我们,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对陌生人态度的改变,首先源自安全感的提升;对特定事物的恐惧是可以习得的,多数灵长类都怕蛇,但并不都是天生就怕,有些猴类幼年时不怕蛇,直到有一天看到成年猴对蛇做出惊恐反应,从此学会,但并不是说这些猴类对蛇没有某种先天倾向,它们很容易学会怕蛇,一次观察即可学会,却不容易以同样方式学会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些实验显示,灵长类头脑中似乎有一个“蛇探测器”,让它们能够敏锐的从杂乱背景中发现蛇形物,远比发现其他形状的物体更敏锐,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看到长辈的惊恐反应时,能迅速领会到惊恐的对象是什么。

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动物显然是其他人类,但同时,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其他人类,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安全的和不安全的人类;在游团或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这问题可以通过熟识关系轻松解决,谁是朋友,谁是仇家,谁是性格乖张凶暴的恶人,大家都很清楚,偶尔有陌生人到来,也可依据将他带进来的那个人对他的态度而判定,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友善的,就一律视为危险分子。

所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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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辉格 2017年3月3日 在部落社会,人们在与自己人(即所在部落的其他成员)和外人交往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对外人的痛苦与不幸所抱的同情心,伤害或欺骗他们时产生的负罪感,都要弱得多,在目睹他们被欺凌时,更少出手相助匡扶正义的义务感,当他们做出(在自己看来)有悖伦理的事情时,也更少施以惩罚、加以阻止或纠正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宽容——他们根本不算人,所以有此非人举动我也不必大惊小怪)。 随着群体间交往增多,大范围和平秩序的建立,伦理上的内外之别已逐渐削弱,但它从未完全消除,即便到近现代,一些历史上国家权力鞭长莫及或法律不彰的地区,西西里,巴尔干,闽南,菲律宾,索马里,宗族组织和部落主义仍然盛行,这些地方因而也盛产组织严密的黑帮,其特点是内部有着良好规范,充满合作互助友情关爱,对外则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这些反面案例提醒我们,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对陌生人态度的改变,首先源自安全感的提升;对特定事物的恐惧是可以习得的,多数灵长类都怕蛇,但并不都是天生就怕,有些猴类幼年时不怕蛇,直到有一天看到成年猴对蛇做出惊恐反应,从此学会,但并不是说这些猴类对蛇没有某种先天倾向,它们很容易学会怕蛇,一次观察即可学会,却不容易以同样方式学会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些实验显示,灵长类头脑中似乎有一个“蛇探测器”,让它们能够敏锐的从杂乱背景中发现蛇形物,远比发现其他形状的物体更敏锐,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看到长辈的惊恐反应时,能迅速领会到惊恐的对象是什么。 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动物显然是其他人类,但同时,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其他人类,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安全的和不安全的人类;在游团或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这问题可以通过熟识关系轻松解决,谁是朋友,谁是仇家,谁是性格乖张凶暴的恶人,大家都很清楚,偶尔有陌生人到来,也可依据将他带进来的那个人对他的态度而判定,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友善的,就一律视为危险分子。 所以小社会的人总是对新来者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小孩会躲到大人身后,直到从大人的态度中重新获得安全感,新人到来的消息会迅速传遍整个村庄,人们贴在门缝上扒在窗户上,急切捕捉任何有助于弄清其底细的线索,热烈讨论每个细节,主人也会觉得有义务向邻居们说明客人的背景,人们如此积极的获取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就是为了将他做出适当的归类,以便采用适当的策略处理与他的关系(戒备,攻击,示好,漠视)。 可是在更大的社会中,这套方法就不怎么管用了,你没工夫弄清那么多人的背景,就算弄清了也记不住,于是我们转而采用贴标签归大类的省力办法,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同类,即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语言、背景知识、信仰、历史记忆、亲属系统,遵循着同样的习俗、交往礼仪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人类。 当我们将一个人认定为文化同类,那么即便与他未曾谋面,也可相信能够从他的举止中推断其动机和信念,通过交谈了解其意图和需要,即便有分歧冲突也有协商的可能,总之,他们是可以沟通的,可以被我们的理由与愿景打动的,有道理可讲的,可以理喻的。 和蛇探测器一样,我们头脑中也有一个文化同类探测器;当小型社会向部落、酋邦和早期国家发展时,各种身份符号被创造出来,以方便人们将共同体伙伴识别为同类,随着共同体扩大,被归为同类的人越来越多,遍及人们能够感知的整个世界,而异类只存在于遥远的边疆,或那些被征服而未被同化的少数族群之中,多数时候,他们只是一面可以从中照出文化自我的镜子,而不再是一种需要时刻警惕的威胁。 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时间上可粗略对应于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所称的轴心时代([[Axial Age]])——,人类道德心理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一种新的道德情感首先在流动的精英阶层中浮现,随后又因他们的影响力而主导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 这些精英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未能继承家业或权力的王族或贵族子弟,虽然他们在族内的地位有所跌落,但仍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并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因为贵族的通婚和社交圈子都比平民更广泛更有价值),家族的财富和社会资本让他们得以自如的游走于各城邦或小国之间,或以一技之长服务于大小君主,或自立门户,招纳门徒,行侠仗义,传道授业,著书立说。 他们于是面临一个问题:在脱离了原有的家族和地方社区之后,如何为自己建立声望,以获得合作伙伴(特别是他们所服务的君主)的尊敬与信任?在以往的低流动社会,这些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体成员身份自动保证的:因为我成长并生活于这样的群体中,必定会被教会遵循这些规范,任何偏离都会立即遭受其他成员的惩罚或孤立,你可以相信我不会那么做,是因为我从未被允许那么做,我对这些禁忌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根本不会那么做,这跟我个人的品性关系不大。 对于游走四方的精英士子和工商业者,这些因素(群体所强加的义务和禁忌,对神灵的畏惧,从小沉浸在特定文化中所养成的习惯)仍然起作用,但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因为他们各自出身群体的不同习俗和信仰,各自畏惧的不同神灵,对个体行为究竟有多大约束力,在他人眼里都是可疑的,更可疑的是,在脱离原有群体之后,这些约束是否还会延续?那些据说如此偏爱和眷顾特定群体的神灵,其法力真的会超出信奉它的地方吗?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无关特定文化的理由来博取他人的尊敬与信任,他们找到的是普遍人性与个人品德,逻辑是这样的:无论来自何方,我们都有着相似的情感,都能理解同情他人的欲望和痛苦,所以只要一个人心地善良,通情达理,便可按一些极为简单、并且从人类同情心可自然引出的原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指导自己该如何行事,才不会伤害到他人。 于是问题转向:如何让人相信你果真拥有这样的品德?为此,人们创造出了各种美德展示([[virtue signalling]])系统,向饥民施粥,为乞丐洗脚,替病人吸脓血,以展示自己的同情心,戒断肉食,禁欲独身,衣衫褴褛甚至裸身跣足,以展示自己克制贪欲(这被认为是众多恶行的根源)的能力,主动置身险境,承受痛苦,残毁肢体,以展示自己的坚忍和毅力:我连这样的痛苦都能忍受,还有什么原则不能坚持?什么誓言不能遵守?什么使命会被我辱没? 展示信号的成本必须足够高才显得可信,和动物的禀赋展示信号(比如羚羊通过炫耀性跳跃告诉捕食者:看,我身手这么敏捷,劝你还是去追别人吧)一样,美德展示也会引发军备竞赛,竞相攀比令其变得越来越极端,当然,绝大部分人无法负担那些极端的形式,但他们可以将其作为代理展示手段,通过赞美、追随、资助、膜拜践行这些极端方式的僧侣和圣徒,可以在众人心目中营造一种自己和他们共享着同样价值与美德的印象。 美德展示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或夸大的,但无论它是否真实,都会推动舆论氛围的转变,被颂扬的美德成为新的评价标准,通过社会压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最终将其确立为社会规范。 从习惯性的循规蹈矩到自觉的善行义举,从群体强加的义务到个人的品德展示,从基于恐惧的顺服到主动的原则坚守,从功利性的泛灵信仰到非功利性的道德神崇拜,从不同文化孕育的多样习俗到基于一般原则的普遍伦理,从亲疏有别的部落主义到一视同仁的一般正义感,这一系列转变导致了人类道德体系的升级,变得更为普世化,这一体系(连同国家所维持的法律秩序)让文化各异的地方社区得以结成大型共同体。 普世化转变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从各大文明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希腊哲学的兴起于学者在各城邦间的流动,儒家学说形成的时间也与士人阶层开始周游列国相契合,基督教向普世宗教的转变正是基于散布于希腊罗马世界的犹太社区摆脱旧习俗的需要,这些犹太人都聚居于高流动性的大城市,并以流动性职业为生,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普世主义的再度兴起,与商业繁荣、城市扩张、印刷术,以及知识精英经由旅行、沙龙和通信所结成的交流网络(所谓[[Republic of Letters]])脱不了关系,当今西方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较量中,前者在大都市赢得了最多的支持者。 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一个容易观察到的例证,是文明地区残酷行为的普遍减少和慈善活动的普遍增加,早期国家极为盛行的人牲献祭和人殉,到古典时代已基本废止,肉刑也逐渐减少直至销声匿迹,各大宗教都倡导慈善义举,无论是否真心诚意,统治者们也都努力将自己装扮成普世道德的守护者,早期宗教中那些暴戾乖张的神灵逐渐被改造得面目和善。 然而,尽管有这些好处,普世主义往往会走过头,裹进一些不切实际乃至有害的想法;诚然,人类有着许多共同天性,这些共性让有着不同族群渊源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可能在一些基本道德原则上达成一致,进而基于这些原则发展出让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伦理与法律体系,或者将既已存在的体系变得相互兼容,假如普世主义的含义到此为止,那是可以成立的,并且恰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 但事实上它已被赋予了更多内涵,首先是性善论:人类天性是善良的,一些社会之所以陷于罪恶与黑暗之中,只是因为良心被无知所蒙蔽,所以,只要多一些教育,长一些见识,多一些理性与科学,去除一些蒙昧,让人类天性充分发展,那么个体良心就会自动汇集成公共之善,实现普遍正义。 其次是自然权利论:一些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与法律规则(包括上述自然权利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这两者都不是任何人类制度所创造的,而是依自然与人类的本性而自动确立,有些地方权利遭受践踏,道德原则被破坏,只是因为世间(不知何故)还有一些坏蛋恶棍、暴君、邪恶势力,以及善良人的无知与软弱,所以,只要除掉一些恶人,推翻几个暴君,增加一些理性,权利便可得到保护,正义即可得以伸张。 从以上两点,又顺理成章的推演出政治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体人类,无论源自哪个种族或民族,有着何种文化背景,身处何种社会,都拥有同样的善良天性,保有同样的天赋权利,认可并乐意遵守同样的基本规则,赞赏同样的普世价值,所以,只要给他们机会(这通常意味着只须解除殖民者或专制暴君的压制),都能建立起效果相似的法律与政治制度,来维护这些权利与规则。 这进而意味着,保护自然权利与普世规则的宪政与法律制度,是文化中性的,它们在一些国家首先建立,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在心理和文化上有何特殊之处,只不过各民族在走向人类终极命运的道路上有些快慢先后而已,所以,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大可听任其人口之种族与文化构成被任意替换,而不必担心现有制度会因此而被侵蚀垮塌。 这一切听上去很美好,却是完全错误的;孤立的看,人人都爱权利与自由,列出一份权利清单去问他们喜不喜欢,或许会听到异口同声一片亚克西,但一个人热爱自己的权利,并不等于他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在人类相互杀戮了几十万年之后,说他们突然变得如此善良,以至出于本性(而非制度约束)就愿意尊重他人权利了,这断难让人相信。 权利并非由天而降,而是从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均衡中浮现,并由一整套制度确立和保障(这一过程并未完结,新型权利仍在不断创生),其中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司法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但国家同时也是侵犯个人权利的最危险组织;如何建立一个足够强大,有能力抵御外敌,维持和平,执行法律的国家,同时又将其随时可能伸进私人生活的手牢牢捆住,并确保其巨大权力不落入独夫或帮派之手? 国家起源之后的数千年中,这问题始终未被解决,直到宪政在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得以建立;近代以来,钦羡或震惊于英美的成就,各国群起效仿,但在英语国家之外,复制成功者只是少数,有些仿制品在现实中达到了近似的效果,但并未证明能够自我维持,因为它们始终寄生于先由英国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一旦这一秩序瓦解,其宪政能否延续,至少是可疑的。 建立和维持宪政之所以困难,一是因为达成权力制衡结构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二是因为制衡结构必须长期存在才能成为各方的可靠预期,才能制度化为宪政,才能培养出温和保守、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以及珍视并积极捍卫这些传统的舆论氛围和公民美德——特别是在社会精英中间。 重要的是,这些作为宪政与法治之土壤的美德,与各大文明中普遍受推崇的那些美德十分不同,有些甚至在直觉上相互冲突;劫富济贫的佐罗,支持穷人赖账的法官,绕过司法程序惩治贪官的明君,在几乎所有文明中都广受赞誉,为平息民怨而插手地方事务破坏其自治权,动用强权的废除鄙俗陋习,不顾议事程序雷厉风行的推进受民众欢迎的改革,也同样备受称颂。 同情弱者,温和谦让,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痛恨贪腐,这些能直接带来可欲结果的一阶美德,是容易被理解和赞赏的,因而不难成为普世价值,然而推动和维护宪政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二阶美德,它们首先为良好的制度创造条件,然后由这些制度产生可欲结果,这一间接迂回的关系不容易凭常识得到理解或为直觉所接受,只有长期沉浸于孕育它们的特定文化传统之中,才能加以赞赏和珍视,并内化为信仰和价值观。 就算能帮穷人摆脱困苦,也不能支持他赖账,就算法官做出了被众人视为不公的裁决,也要支持司法独立,就算地方政府昏庸无能,也要支持地方自治,就算某本著作充斥着错误荒唐庸俗乏味的无稽之谈,也要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就算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未经州长请求也不能把军队开进灾区,就算你相信强迫制药厂低价卖药可以拯救大批病人,也要反对政府剥夺私人财产权,就算你认为阿米绪孩子受教育太少,也要支持宗教自由,也要反对政府将监护权从父母手中夺走…… 正因为需要这些远非普世的特殊美德,宪政体制并不是文化中性的,许多守护着美国人自由的美德——比如对持枪权的热爱与执着——,在美国以外很少得到同情,世人对宪政这棵果树结出的果实大流口水(在这一点上,普世主义确实没错),却常常对果树之根和它深植于其中的文化土壤懵然无知甚或嗤之以鼻,这样你就很难相信,他们仅仅依靠自己也同样能把果树种活养好。 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浪潮曾让许多人产生了世界大同即将到来的感觉,可不是嘛,跨越数万公里的远洋运输成本甚至已低于数十公里的陆地运送,高速互联网完全消除了通信的距离差异,来自千百个民族的数十亿人,有史以来首次真切体会到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全球社会中的感觉,呼吸着同一片自由空气,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谁会不喜欢?谁又肯放弃这样的美好? 也许不会放弃,但可能会丢失,与澳洲大陆隔绝之后的塔斯马尼亚人,逐渐丢失了几乎所有工具制作技能,那显然不是他们想要放弃的,他们只是不具备保有这些文化元素的条件,甚至有意识、有组织、真心诚意的努力维护也未必成功,高举《人权宣言》的法国革命政府很快变成了一部恐怖专政机器,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与权利的热情、真诚,其个人品格的廉正无私,都是毋庸置疑的,罗伯斯庇尔在年轻时还为坚守反对死刑原则而辞去了刑事法庭法官的职务,可是在掌握权力之后,实现美好理想的努力一步步发展成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杀,短短一年内将四万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当今全球市场的运行,端赖于美国霸权所保障的世界和平秩序,只有宪政国家才会将霸权用于支持市场秩序,而非用于掠夺和征服,然而也正因此,世人常常无视或遗忘这一基础的存在,因为掠夺征服是看得见的,对市场秩序的基础性支持则不容易看见,而且越是可靠就越不容易被看见,或许只有当这一支持被撤回时,人们才会在一片惊恐中恍然大悟,就好比静静躺在大洋深处的海底光缆,只有当它断掉时才会引起世人注意。  
遗传差异与文化进化

【2017-10-14】

Richerson&Boyd模型的另一个相对外围的问题是,他们认为群体间遗传差异很小且对文化进化不构成什么影响,他们用来支持该判断的仅有证据来自跨文化收养研究,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

确实,跨文化/跨种族被收养者(稍低程度上也包括二代以上移民)都能顺利习得当地文化并正常生活于其中,但这并不表明:1)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被大部分或全部替换成另一个种族或文化不同的群体成员时,其原有文化仍可保持,2)当外部条件适宜时,任何群体都能采纳某种特定文化。

这里的要害是:一种文化结构(包括制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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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4】 Richerson&Boyd模型的另一个相对外围的问题是,他们认为群体间遗传差异很小且对文化进化不构成什么影响,他们用来支持该判断的仅有证据来自跨文化收养研究,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 确实,跨文化/跨种族被收养者(稍低程度上也包括二代以上移民)都能顺利习得当地文化并正常生活于其中,但这并不表明:1)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被大部分或全部替换成另一个种族或文化不同的群体成员时,其原有文化仍可保持,2)当外部条件适宜时,任何群体都能采纳某种特定文化。 这里的要害是:一种文化结构(包括制度)得以产生和维持,可能取决于某些特定个人禀赋,拥有这些禀赋的个体在群体中的比例可能很低(比如1%),但不能没有,也不能低于某个下限(比如0.1%),假如这些禀赋的分布曲线只要向左移动一个标准差,该文化便难以为继。 假设群体A的这组禀赋比群体B高一个标准差,那么,即便来自群体B的移民都可顺利习得A的文化且正常生活于其中,可一旦群体A的人口被来自B的移民替换掉一半,原有文化即可能瓦解 容易想到的此类禀赋有:道德感,尽责性,实施惩罚的意愿,亲社会性,智力,延迟满足,自我克制…… 假如盎格鲁文化需要80%的群体成员具有亲社会性,70%中等以上延迟满足,60%中等以上尽责性,10%强惩罚意愿,1%120以上智商……任何几条的大幅改变可能都是颠覆性的 很明显,这组条件与少量移民顺利融入和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完全不矛盾 比如,道德规范,一个社区中,可能只要60%的人具有中等以上道德感,规范即可产生,再加上5%的人有强道德感和强惩罚意愿,规范便可稳定持续,但只要分布曲线偏离一个标准差,局面完全不同 极端情形下(其实我觉得很可能),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可能仅仅由群体0.1%精英成员的禀赋所决定,此时分布曲线的轻微移动即可让这0.1%变得不合格 回复@慕容飞宇gg:嗯,但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正在论证的是:即便最完美融入条件下也不行//@慕容飞宇gg:外来移民不是随机或均匀发布,而是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移民小社区,而在这些区域内移民比例远高于宿主,所以一开始就不会被同化。  
有点蹊跷

【2017-05-04】

伊斯兰世界的平均智商大概在82-85之间,低于欧洲和东亚不止一个标准差,对于一个早已文明化、社会结构也足够复杂的地区,这是件有点蹊跷的事情,其选择机制一定其他文明社会十分不同,不知道多妻制,奴隶的广泛使用,权力继承模式,等级结构的特征,分别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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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4】 伊斯兰世界的平均智商大概在82-85之间,低于欧洲和东亚不止一个标准差,对于一个早已文明化、社会结构也足够复杂的地区,这是件有点蹊跷的事情,其选择机制一定其他文明社会十分不同,不知道多妻制,奴隶的广泛使用,权力继承模式,等级结构的特征,分别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没有。 ​​​​  
文化距离

【2017-09-09】

@tertio 有一个猜想,两个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信息密度越大的(用更短的句子就能表达同样的意思),两个人关系就越近。最近的时候,就是不需要语言啦,表情就够了。但怎么测量信息密度倒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

@whigzhou: 文化距离越近,1)共享的背景知识越多,2)共享的索引机制越精妙,1和2皆可缩短某一表达所需句子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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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9】 @tertio 有一个猜想,两个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信息密度越大的(用更短的句子就能表达同样的意思),两个人关系就越近。最近的时候,就是不需要语言啦,表情就够了。但怎么测量信息密度倒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 @whigzhou: 文化距离越近,1)共享的背景知识越多,2)共享的索引机制越精妙,1和2皆可缩短某一表达所需句子长度。  
战争与精子

【2017-08-31】

综合185份研究的数据显示,1973-2011年间,西方世界男性平均精子产量下降59.3%,浓度下降52.4%,这很明显是西方社会整体阴柔化的生理表现。

或许并非巧合的是,这四十年西方各国没有经历任何重大战争,在此期间经历过大战(或越战之类中型战争)的人口逐渐被未经历任何战争的人口替代。

说起战争与文化的关系,想到另一件事情,美国四次大觉醒运动的后三次,完美对应三次重大战争:独立战争,内战,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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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31】 综合185份研究的数据显示,1973-2011年间,西方世界男性平均精子产量下降59.3%,浓度下降52.4%,这很明显是西方社会整体阴柔化的生理表现。 或许并非巧合的是,这四十年西方各国没有经历任何重大战争,在此期间经历过大战(或越战之类中型战争)的人口逐渐被未经历任何战争的人口替代。 说起战争与文化的关系,想到另一件事情,美国四次大觉醒运动的后三次,完美对应三次重大战争:独立战争,内战,二战,分别延迟15-20年,正好是一代新人成长起来所需要的时间.  
移民英语班

【2016-07-21】

很少有地方能像移民英语班那样让你一下子认识来自众多民族的人,而且还都有所交流,我的班里,上学期有——

一个索马里人,是5个孩子的妈,说话音乐感很好,手掌上常有各种彩绘,是医疗系统的重度使用者,从她那儿常能听到各种有关看医生的事情, ​​​​

还不确定,因为有几次看到的花纹好像不一样也可能是我记错,再观察观察 //@熊也會死麼:手掌上的彩绘确定不是纹身?

一个苏丹女孩,19岁,又瘦又高,典型东非牧民身材,很腼腆,不太说话,来了两三次后来就没见过,

一个伊拉克大妈,一儿一女,孩子都上学了打算找工作,所以来学英语(这也是1/3左右的学生来上课的动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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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1】 很少有地方能像移民英语班那样让你一下子认识来自众多民族的人,而且还都有所交流,我的班里,上学期有—— 一个索马里人,是5个孩子的妈,说话音乐感很好,手掌上常有各种彩绘,是医疗系统的重度使用者,从她那儿常能听到各种有关看医生的事情, ​​​​ 还不确定,因为有几次看到的花纹好像不一样也可能是我记错,再观察观察 //@熊也會死麼:手掌上的彩绘确定不是纹身? 一个苏丹女孩,19岁,又瘦又高,典型东非牧民身材,很腼腆,不太说话,来了两三次后来就没见过, 一个伊拉克大妈,一儿一女,孩子都上学了打算找工作,所以来学英语(这也是1/3左右的学生来上课的动机),非常正统和刻板的穆斯林,经常对违反教规的行为表现的义愤填膺,上次受斋差点把自己饿晕了,不知何故对巴基斯坦充满仇恨,对此我百思不解, 一个伊朗大姐,已婚,有一个儿子,在发廊上班,第一语言波斯语,第二语言阿拉伯语,穿着打扮挺时髦,头脑也较开放,和前面那位伊拉克大妈好像混得很熟,还经常被后者提醒注意自己的宗教身份(或许她们都是什叶派?),以至她经常说出某些话后马上意识到宗教上不太正确赶紧闭嘴,呵呵, 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有次课上分组讨论安乐死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伊朗大姐脱口而出No,结果立刻被伊拉克大妈制止并纠正,她倒也很机灵的马上改口了,有趣, 一个塞尔维亚大姐,女汉子,身材像Brienne of Tarth,性格也很火爆,大学学的电子工程,毕业后在塞尔维亚某电信商做销售,正打算找工作,课间我们一起抽烟,她经常在课上直言不讳的批评绿俗,老师也不管(他们好像执行一种『确保自己百分百政治正确但要是你们自己吵起来我也绝不插嘴』的政策), 我从她这儿学到的一点是,原来塞尔维亚(和其他一些斯拉夫语)也和黑人英语一样使用多重否定,她经常把多重否定带进英语里来, 一个波斯尼亚大姐,疑似塞族,安静,木讷,寡言,老是病怏怏,缩手缩脚,和女汉子恰好相反,在超市上班,说经常被上司骂,她总是把自己收拾的非常整洁,衣着也很得体,相貌身材也很好,可惜就是有点笨且懦弱, 一个叙利亚大妈,长得像法国人,我一直以为是基督徒,结果最后发现是穆斯林, 看样子60多,完全跟不上课程节奏,好像耳朵也不太灵了,听说我是作家后,说她年轻时爱读诗,问我写不写诗,吓我一跳~ 一个香港姑娘,看着很年轻,但儿子也有几岁了,明显来自底层,从小跟老师关系很差,不怎么读书,来澳洲后在几家餐馆打过工,经常被老板欺负,有一次还被赖了工钱,疑似打黑工了,不久前找了个sleep school(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行当)做护理,境况有所改善, 她的英语发音很奇特,吃掉大量音节,恨不得把每个单词都变成单音节,经常一副『生活就是一坨屎』的姿态,每天课上例行会在开始时让每个人说说昨天过得怎么样,结束时再说说明天有啥打算,她好像每次都会说『天天都一样没啥特别的』之类, 香港姑娘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我们在前五个回合的对话中就已达成了女王万岁脱英要丸的共识, 上学期我是班里唯一的男人,本学期终于有了两个男的,一个是秘鲁人,刚从堪培拉搬来,奇怪的是,他的口音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难听懂的,连猜个大意都很困难,我揣测原因之一或许是,西班牙语和英语共享的词汇太多,所以他在改说英语时,可能不必像其他语种的人那样大幅缩减词汇表?我再观察观察。 新学期班里换进不少新人,其中一个伊朗人,两个印度人,还不太熟,以后再讲,  
[译文]千禧一代并不像传说中那么风流

New Study: Millennials Don’t Deserve to Be Called the Hookup Generation
最新研究:千禧一代配不上『勾搭世代』的盛名

作者:Jessie Geoffray @ 2016-08-02
翻译: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校对:Drunkplane(@Drunkplane-zny),龟海海
来源:PLAYBOY,http://www.playboy.com/articles/millennials-the-hookup-generation

Remember when Vanity Fair published an article last year gleefully proclaiming we were at the dawn of a “dating apocalypse” and promiscuous millennials and their newfangled internet-enabled devices were on their way to destroying sex and romance as we know it? And remember when Tinder, affronted by this suggestion of base crassness, took to Twitter to unleash a savage, epic rant directed at the magazine and its indelicate fingering of the app as a prime catalyst of our rude new world?

还记得《名利场》去年发表的文章吗?它兴高采烈地宣称我们正迎来“约炮盛世”,谁都知道,性关系混乱的千禧一代和他们时髦的互联网设备正在破坏着性和浪漫。Tinder【译注:一款流行的交友软件】认为文章暗示自己粗俗不堪,大为光火,在推特上火力全开,大骂《名利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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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udy: Millennials Don’t Deserve to Be Called the Hookup Generation 最新研究:千禧一代配不上『勾搭世代』的盛名 作者:Jessie Geoffray @ 2016-08-02 翻译: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校对:Drunkplane(@Drunkplane-zny),龟海海 来源:PLAYBOY,http://www.playboy.com/articles/millennials-the-hookup-generation Remember when Vanity Fair published an article last year gleefully proclaiming we were at the dawn of a “dating apocalypse” and promiscuous millennials and their newfangled internet-enabled devices were on their way to destroying sex and romance as we know it? And remember when Tinder, affronted by this suggestion of base crassness, took to Twitter to unleash a savage, epic rant directed at the magazine and its indelicate fingering of the app as a prime catalyst of our rude new world? 还记得《名利场》去年发表的文章吗?它兴高采烈地宣称我们正迎来“约炮盛世”,谁都知道,性关系混乱的千禧一代和他们时髦的互联网设备正在破坏着性和浪漫。Tinder【译注:一款流行的交友软件】认为文章暗示自己粗俗不堪,大为光火,在推特上火力全开,大骂《名利场》毫不客气地将Tinder斥为粗鲁新世界的主要催化剂。这些你都还记得吧?
-@VanityFair Little known fact: sex was invented in 2012 when Tinder was launched. — Tinder (@Tinder) August 11, 2015 -《名利场》知道个屁:性是在2012年Tinder面市时被发明的。 Tinder (@Tinder) 在2015年8月11号的推文
Tinder wasn’t the only collateral damage in journalist Nancy Jo Sales’s nearly 7,000-word piece: a widely circulated paper from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claiming millennials have fewer sex partners than previous generations was bizarrely relegated to a dismissive parenthetical. Now, roughly a year later, the authors of that study are back and re-inviting us to the lively party that is speculating about millennials, and their perceived failings, on the internet. Tinder不是Nancy Jo Sales那篇7000字文章的唯一受害者:《性行为档案》上一篇广为转载的论文也莫名其妙地被她在文章注释里轻蔑地嘲讽了一番。论文宣称比起前面几代人,千禧一代的性伴侣更少。现在,大概一年之后,这项研究的作者再次站出来,邀请我们加入这场网上大讨论,审视千禧一代和他们的堕落。 The new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study uses data from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American adults aged 18 to 96, conducted biannually since 1989—to examine patterns of sexual inactivity over tim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not only are people bor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reporting fewer sexual partners than GenX’ers or Baby Boomers, but also that the marked change in sexual inactivity is independent of the effects of age or time period. In other words, it can be attributed to a generation alone. 《性行为档案》的这项新研究采用了“综合大调查”——一项自1989年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调查,其样本代表了全美范围内18至96岁的成人——的数据来研究性行为不活跃程度(sexual inactivity)随时间的变化。研究发现,不只是80后和90后们比起X一代【译注:约略指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人】和婴儿潮一代【译注:约略指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人】拥有更少的性伴侣,而且这种性行为不活跃程度的显著变化同年龄和时代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原因可能仅仅出在这一代人身上。 “Americans born in the 1990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sexually inactive in their early 20s.” “出生于1990年代的美国人更可能在20岁出头时表现得性行为不活跃。” The numbers are significant: Fifteen percent of millennials born in the 1990s and between 20 and 24 years old reported having no sexual partners since the age of 18. That’s more than double the six percent of GenX’ers born in the 1960s who reported having no sexual partners during the same age ranges. 数字颇能说明问题:出生于90年代且年龄在20至24岁之间的千禧一代中,有15%的人报告说他们从18岁起就没有性伙伴。这个数字同出生在60年代的X一代相比翻了一倍——相比之下,只有6%的X一代在这个年龄段报告自己没有性伙伴。 These comparisons are purely descriptive in the sense that they give us clues about what, exactly, defines 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 Americans born in the 1990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sexually inactive in their early 20s; women were more likely to be sexually inactive than men; and people who did not attend college were more likely to be sexually inactive compared to those who did. 到底是什么定义了千禧一代,这些对比给出的线索是纯粹描述性的:9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在他们20多岁时性活跃程度可能更低;女性性活跃程度低于男性;没有上大学的人性活跃程度低于那些上过大学的人。 “We can say ‘Here’s the trend’ and isolate it down to saying it’s a generational thing, but we can’t exactly say why,” says Ryne Sherman, co-author of the study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in the Charles E. Schmidt College of Science at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我们可以说‘趋势便是如此’,然后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并认为这是年代更替的自然结果,但我们却说不出来原因何在。”Ryne Sherman说道,她是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查理•施密特科学学院的心理学副教授。 Potential explanations explored in the paper include the rise of internet pornography,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its role in delaying millennials’ independence from their parents (think less independent lodgings to help facilitate sex),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millennials are indeed hooking up with more partners, but engaging in penetrative sex less often. The explanation Sherman favors is that apps like Tinder—and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itself—provide an outlet for people to connect and be social without needing to pursue sex in real life. 论文讨论过的可能解释包括:网络色情的泛滥,经济下滑及其在推迟年轻人与父母分居上的作用(想想没有自己的房子多么不利于“房事”吧),以及这样一种可能:千禧一代确实有更多鬼混的伙伴,但更少进行插入式的性交。Sherman偏爱的一种解释是,像Tinder这样的应用软件以及互联网的兴起让人们能够相互联系和交往,却不必在真实生活中追求性关系。 Of course, another pos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terpreted the survey’s key question—“Since the age of 18, how many sexual partners have you had?”—differently. 当然,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不同年代的人对调查的核心问题——“从你18岁起,你有过多少性伙伴”——有着不同的理解。 Sherman thinks this is highly unlikely, saying that if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 “sexual partners” was changing, it would show up in the period effect (i.e., everybody living in that time would experience a change in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and not just the generational effect. It didn’t. Sherman 认为这几乎不可能,他说如果对“性伙伴”这个词的理解一直在变,那它就会体现在时间效应上(比如,生活在某一时间段的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词意的变化),而不仅仅体现在代际效应上。实际上并没有。 But, I’d challenge Sherman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y grandmother about “sexual partners” and see if he still feels we’re all still on the same page about words and what they mean. 但是,我倒想请Sherman同我的奶奶谈谈“性伙伴”,看看到时候他是否仍坚持认为人们对该词的理解并未改变。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译文]山巴佬该醒醒了!

‘We Hillbillies Have Got to Wake the Hell Up': Review of Hillbilly Elegy
“我们这些山巴佬该醒醒了”——《山乡挽歌》书评
A family chronicle of the crackup of poor working-class white Americans.
一份贫穷糟糕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家庭编年史

作者:Ronald Bailey @ 2016-07-29
翻译: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校对:babyface_claire
来源:reason.com,http://reason.com/archives/2016/07/29/we-hillbillies-have-got-to-wake-the-hell

编注:hillbilly和redneck、yankee、cracker一样,都是对美国某个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地方群体的蔑称,本文译作『山巴佬』

Read this remarkable book: It is by turns tender and funny, bleak and depressing, and thanks to Mamaw, always wildly, wildly profane. An elegy is a lament for the dead, and with Hillbilly Elegy Vance mourns the demise of the mostly Scots-Irish working class from which he springs. I teared up more than once as I read this beautiful and painful memoir of his hillbilly family and their struggles to cope with the modern world.

阅读这本非凡之作的感受时而温柔有趣,时而沮丧压抑,而且,亏了他的祖母,还往往十分狂野,狂野地对神不敬。挽歌是对死人的悼念。Vance用《山乡挽歌》缅怀了苏格兰-爱尔兰裔工人阶级的衰亡,他自己便出身于此阶级。这本书描写了他的乡下家庭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在阅读这本美丽而痛苦的回忆录时,我几度流泪。

Vance grew up poor with a semi-employed, drug-addicted mother who lived with a string of five or six husbands/boyfri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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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illbillies Have Got to Wake the Hell Up': Review of Hillbilly Elegy “我们这些山巴佬该醒醒了”——《山乡挽歌》书评 A family chronicle of the crackup of poor working-class white Americans. 一份贫穷糟糕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家庭编年史 作者:Ronald Bailey @ 2016-07-29 翻译: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校对:babyface_claire 来源:reason.com,http://reason.com/archives/2016/07/29/we-hillbillies-have-got-to-wake-the-hell编注:hillbilly和redneck、yankee、cracker一样,都是对美国某个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地方群体的蔑称,本文译作『山巴佬』】 Read this remarkable book: It is by turns tender and funny, bleak and depressing, and thanks to Mamaw, always wildly, wildly profane. An elegy is a lament for the dead, and with Hillbilly Elegy Vance mourns the demise of the mostly Scots-Irish working class from which he springs. I teared up more than once as I read this beautiful and painful memoir of his hillbilly family and their struggles to cope with the modern world. 阅读这本非凡之作的感受时而温柔有趣,时而沮丧压抑,而且,亏了他的祖母,还往往十分狂野,狂野地对神不敬。挽歌是对死人的悼念。Vance用《山乡挽歌》缅怀了苏格兰-爱尔兰裔工人阶级的衰亡,他自己便出身于此阶级。这本书描写了他的乡下家庭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在阅读这本美丽而痛苦的回忆录时,我几度流泪。 Vance grew up poor with a semi-employed, drug-addicted mother who lived with a string of five or six husbands/boyfriends in the fading Rust Belt city of Middletown, Ohio. The only constants in his chaotic life were his grandparents, Mamaw and Papaw. Vance nearly failed out of high school but eventually graduated from Yale Law School. That personal journey is in the book, but Vance's main story is about the ongoing collapse of hillbilly culture as seen through the lens of his own family's disordered experiences. Vance在贫穷的环境中长大,他母亲半失业且吸毒成瘾,同她的五六个丈夫/男友生活在地处铁锈带、正在凋零中的俄亥俄州米德尔敦。他混乱糟糕的生活中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祖父母。Vance差点从高中退学,但最终还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段个人生活也被写进了书中,但书的主要情节是透过作者自己家庭颠沛流离的经历来描绘乡村文化的不断衰败。 Before going on, I should make a disclosure: Like Vance, I grew up as a hillbilly. Neither of my grandfathers could read nor write. My paternal grandparents, Mom and Daddy Bailey, left the Appalachian coal country of McDowell County, West Virginia, around 1950 and bought a dairy farm 80 miles away in Washington County, Virginia. I grew up on that farm. 在继续往下写之前,我要坦白:同Vance一样,我也是个山巴佬。我的爷爷外公都不会读写。我的爷爷、妈妈和爸爸Bailey在1950年左右离开了西弗吉尼亚州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煤城麦克道尔,在离弗吉尼亚州的华盛顿县80英里的地方买了处奶牛场。我便在那农场长大。 For most of my childhood, all six of my grandparents' adult children lived within 10 miles of the home place, as did my dozens of cousins. Every Sunday, a massive family midday "dinner"—somewhere around 40 to 50 people—convened at my grandparents' house. I left the farm at age 16, when my parents got divorced. I will spare you further details, but let's just say that the Baileys did not model their family life on the Waltons. Before I made my escape to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I lived for a while with my mother and one of my sisters in a rented trailer.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祖父母的六个成年孩子都生活在离家10英里的范围内,我的表兄妹们自然也是如此。每个星期天中午,超级家宴——大约40到50个人——就会在我祖父母的家里上演。我16岁时离开那个农场,当时我父母离婚了。多的我就不讲了,我只告诉你,我们Bailey家后来在沃尔顿并没有继续那种家庭生活。在我逃到弗吉尼亚大学之前,我、妈妈和我的一个妹妹在一个租来的拖车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HarperCollinsThough he mostly grew up in the Rust Belt, Vance identifies as a hillbilly—his family's roots are in the hollers of Breathitt County, Kentucky. Vance's Papaw and Mamaw, like tens of thousands of other mountain folk, left coal country in 1947 to find work and their shot at the American Dream in the booming steelworks 200 miles north. As a kid, Vance would accompany his grandparents as they traveled back nearly every weekend to visit with family in Kentucky. Middletown was Vance's "address," but the town of Jackson in Breathitt County where his great-grandmother Mamaw Blanton lived is his "home." 尽管Vance基本在铁锈带长大,但他自认为是个“山巴佬”——他家庭的根在肯塔基州布莱斯郡的溪谷中。Vance的爷爷奶奶,像成千上万其他山民一样,在1947年离开煤城到200英里以北的新兴钢铁企业寻找工作和实现美国梦的机会。小时候,每当他祖父母周末回到肯塔基,Vance总是陪伴他们左右。米德尔顿是Vance的“住址”,但他祖父母生活过的布莱斯郡的杰克逊才是他的“家”。 Today hillbilly culture is scarred by spectacular rates of joblessness, single motherhood, drug addiction, crime, and incarceration. Vance places most of the blame for this on the hillbillies' own shoulders. Globalization and automation decimated the manufacturing jobs that many low-skilled workers leveraged into a middle-class lives in the mid-20th century, he argues, but that's no excuse for fatalistic victimhood now. 今天的山巴佬文化被骇人的高失业率、单身母亲、毒品上瘾、犯罪和牢狱搞得遍体鳞伤。Vance认为责任主要在山巴佬自己。全球化和自动化削减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而20世纪中叶许多低技能的工人正是靠这些工作跻身中产阶级。但这并不能成为当下宿命论式的受害者情结的借口,Vance强调。 Throughout the book, Vance offers stories from family, friends, and neighbors that illustrate the growing cultural dysfunction among poor whites. For example, he takes a job at a floor tile warehouse for $13 an hour where one of his co-workers is a 19-year-old with a pregnant girlfriend. The warehouse owner gives the girlfriend a job as a receptionist. The 19-year-old and his girlfriend are warned about their increasingly frequent absences and tardiness, and eventually both were fired. The 19-year lashes out at the manager, saying, "How could you do this to me? Don't you know that I've got a pregnant girlfriend?" 通过这本书,Vance用自己家庭、朋友和邻居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贫穷白人中的文化失调。举个例子,他曾在一个地板瓷砖仓库工作,每小时13美元,他的一个同事是个19岁的小伙子,有个怀了孕的女友。仓库的主人给他同事的女友一份前台接待的工作。这个19岁的小伙子和他的女友因为越来越频繁的缺席和懈怠而被警告,并最终被解雇。小伙子对着经理大吼大叫,“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还有个怀孕的女友吗?” At another point, Vance meets an old acquaintance in a Middletown bar who tells him he recently quit his job because he was sick of waking up early. Later, the same guy was complaining on Facebook about the "Obama economy" and how it had affected his life. 还有一次,Vance在米德尔敦的一个酒吧碰见一位老熟人,那人告诉Vance,自己因为厌倦了早起而辞掉了工作。之后这个家伙又在Facebook上抱怨“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了他的生活。 Hillbilly culture is suspicious of outsiders and enforces a violent code of honor. Vance recalls that boys who got good grades in school were considered "sissies" or "faggots," an attitude that keeps people ill-educated and isolated. As their hopes for achieving the American Dream have faded, his hillbilly relatives, friends, and neighbors have come to see the institutions of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as rigged against them. This has engendered a deep and debilitating pessimism among poor working-class whites. Hillbillies are killing themselves so effectively with drugs and alcohol that their life expectancies are actually falling. 山乡文化对外来者警惕怀疑并且极端强调荣誉。Vance回忆小时候在学校得了高分的男孩会被当成“娘炮”或“基佬”,这种态度让山巴佬无法受到良好教育并且被孤立。随着他们实现美国梦的机会逐渐消失,他的山巴佬亲戚、朋友和邻居逐渐认为社会体系、政府和经济都被操纵着跟他们作对。这在贫穷白人中催生了一股根深蒂固的、让人颓废的悲观情绪。山巴佬们用毒品和酒精毒害自己,他们的生活前景越发惨淡。 Does Vance offer any solutions for white working-class despondency and fatalism? "These problems were not created by government or corporations or anyone else. We created them, and only we can fix them," he argues. "We hillbillies have got to wake the hell up." He provides several examples of members of his extended family who have managed to leave poverty and family dysfunction behind. Tellingly, nearly all of them are women, got educations beyond high school, and married men who were not hillbillies. Vance是否为白人工薪阶级的悲观情节和宿命论提供了任何解决方案呢?“这些问题不是由政府或企业或任何人搞出来的。我们自己搞出了这些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能搞定它们,”他认为,“我们山巴佬们该清醒了。”他从他的亲戚中举了几个成功摆脱贫穷和家庭分崩离析命运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是女性,在高中后继续接受教育并嫁给了不是山巴佬的男人。 "People sometimes ask whether I think there's anything we can do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my community," Vance writes. "I know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a magical public policy solution or an innovative government program. But these problems of family, faith, and culture aren't like a Rubik's Cube, and I don't think that solutions (as most understand the term) really exist." “人们有时会问我是否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我们社区的问题,”Vance写道,“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一个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项目。但解决这些家庭、信仰、文化的问题不像玩魔方,我不认为存在什么通常意义上的解决方案。” Well, there is at least one "solution." Vance observes that all of his successful friends from Middletown did one other thing: They got the hell out of Middletown. They moved to where the jobs are. Just as Vance's hillbilly grandparents left the impoverished hollers of Kentucky to build middle-class lives in Middletown, today's urban hillbillies could get on the highway to opportunities elsewhere. In the mean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op paying poor people to languish in Appalachian and Rustbelt poverty traps. 好吧,至少还是有个“药方”。Vance发现他所有来自米德尔敦的成功朋友都做了一件事:滚出米德尔敦。他们搬到有工作的地方。就像Vance的山巴佬祖父离开肯塔基毫无生气的溪谷并在米德尔敦过上中产生活一样,今天的城市山巴佬可以开车驶向高速公路,去别的地方找到机会。同时,政府应该停止向阿巴拉契亚和铁锈带陷入贫穷陷阱中的穷人发钱。 Vance calls himself a "cultural emigrant." By leaving his hillbilly culture behind, he has been able to create and enjoy a better life. I made much the same journey from Appalachian poverty to what has been a fascinating and fulfilling life. Vance clearly has some regrets about his cultural emigration; I have none. Vance称自己为“文化移民”。离开了山乡文化,他懂得了创造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我走过相同的路,从我阿巴拉契亚的穷人生活中走出并过上了精彩充实的生活。Vance显然对自己的文化叛逃有几分悔意,而我没有。 Despite all their failings, Vance fiercely identifies with and loves his people. He is also a natural storyteller who makes compellingly personal the statistics and news stories about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ming apart of America. It hits close to home. 尽管山民在许多方面的失败,Vance仍视自己为其中一员并对他们怀着深厚感情。他天生会讲故事。关于美国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分裂【编注:此处双关,Coming Apart是政治学家Charles Murray的一部著作】,在别处你会读到平淡的统计数字和新闻故事,但他能让你感同身受。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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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留下孩子独处有多可怕?

Why are we so afraid to leave children alone?
为什么我们害怕让孩子独处?

作者:Pat Harriman & Heather Ashbach, UC Irvine @ 2016-08-23
译者:明珠(@老茄爱天一爱亨亨更爱楚楚)
校对:babyface_claire(@许你疯不许你傻)
来源:UC, http://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news/why-are-we-so-afraid-leave-children-alone

Leaving a child unattended is considered taboo in today’s intensive parenting atmosphere, despite evidence that American children are safer than ever. So why are parents denying their children the sam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at they themselves enjoyed as children?
在今天这种强化父母责任的社会氛围中,留下孩子无人照看被视为禁忌,虽然有证据表明美国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那么,为什么父母拒绝孩子拥有从前他们自己是孩子时享受的同样的自由和独立呢?

A new study by University of Calif(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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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are we so afraid to leave children alone? 为什么我们害怕让孩子独处? 作者:Pat Harriman & Heather Ashbach, UC Irvine @ 2016-08-23 译者:明珠(@老茄爱天一爱亨亨更爱楚楚) 校对:babyface_claire(@许你疯不许你傻) 来源:UC, http://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news/why-are-we-so-afraid-leave-children-alone Leaving a child unattended is considered taboo in today’s intensive parenting atmosphere, despite evidence that American children are safer than ever. So why are parents denying their children the sam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at they themselves enjoyed as children? 在今天这种强化父母责任的社会氛围中,留下孩子无人照看被视为禁忌,虽然有证据表明美国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那么,为什么父母拒绝孩子拥有从前他们自己是孩子时享受的同样的自由和独立呢? A new study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social scientists suggests that our fears of leaving children alone have become systematically exaggerated in recent decades – not because the practice has become more dangerous, but because it has become socially unacceptable.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家们的一项新研究认为,近几十年,我们对单独留下孩子的恐惧被系统性地放大了——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更危险,而是它对社会已变得不可接受。 “Without realizing it, we have consistently increased our estimates of the amount of danger facing children left alone in order to better justify or rationalize the moral disapproval we feel toward parents who violate this relatively new social norm,” said Ashley Thomas, cognitive sciences graduate student and lead author of the work, published online this month in the open-access journal Collabra. “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不断提高对孩子被留下独处时所面临危险的估值,并以此更好地为我们对违反这个相对较新的社会规范的家长所做出的道义谴责加以正当化或合理化,”Ashley Thomas说。他是一名认知科学研究生,也是本月在开放获取期刊COLLABRA上在线发表的相关研究的第一作者。 The survey-based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whose parents left them alone on purpose – to go to work, help out a charity, relax or meet an illicit lover – were perceived to be in greater danger than those whose parents were involuntarily separated from them. 一项基于调查的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对被单独留下的孩子所面临危险的评估,和父母离开的原因有关,)比起情非得已的离开,因自己有事而离开,比如上班、助阵慈善、放松或与非法情人幽会,人们感知到的危险更大。 The researchers presented survey participants with five different scenarios in which a child was left alone for less than an hour. Situations ranged from a 10-month-old who was left asleep for 15 minutes in a cool car parked in a gym’s underground garage to an 8-year-old reading a book alone at a coffee shop a block from home for 45-minutes. 研究者为被调查者提供了五种不同场景,每个场景里有一个孩子独处不超过1小时。情景从10个月的婴儿独自躺在停于体育馆地下车库的凉爽小汽车里熟睡15分钟,到8岁孩子独自在离家一个街区的咖啡店看书45分钟。 “Within a given scenario, the only thing that varied was the reason for the parent’s absence,” said Kyle Stanford, professor and chair of logic &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se included an unintentional absence – caused by a fictitious accident in which the mother was hit by a car and briefly knocked unconscious – and four that were planned: leaving for work, volunteering for a charity, relaxing or meeting an illicit lover. After reading each scenario and the reason behind each child being left alone, the participants ranked on a scale of 1 to 10 how much estimated danger the child was in while the parent was gone, 10 being the most risk.” “在每个给定场景中,唯一变量是父母离开的原因,”逻辑学和科学哲学教授Kyle Stanford说。“这些场景包括一个不得已的离开,比如虚构一个事故导致母亲被车撞暂时昏迷,另外四个是有计划的:工作,到慈善机构志愿服务,放松和与非法情人见面。了解每个场景和孩子被单独留下的原因后,被调查者从1到10给父母不在期间孩子独处的危险性评分排序,10最危险。” Moral disapproval inflates estimate of risk 道义谴责放大了风险评估 Overall, survey participants saw all of these situations as quite dangerous for children: The average risk estimate was 6.99, and the most common ranking in all scenarios was 10. Despite identical descriptions of each set of circumstances in which children were alone, those left alone on purpose were estimated to be in greater danger than those whose parents left them alone unintentionally. 总体上,被调查者认为所有场景对孩子都相当危险:平均危险值是6.99,而在所有场景中最常见值是10。尽管孩子独处的每个场景描述相同,但父母有意离开留孩子独处的危险评估比无意留下他们的情况更大。 “In fact, children left alone on purpose are almost certainly safer than those left alone by accident, because parents can take steps to make the situation safer, like giving the child a phone or reviewing safety rules,” said Barbara Sarnecka, study co-auth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gnitive sciences. “The fact that people make the opposite judgment strongly suggests that they morally disapprove of parents who leave their children alone, and that disapproval inflates their estimate of the risk.” “其实,有意让孩子单独留家几乎肯定比因意外让孩子单独留家更安全,因为父母可以采取措施让情况变得更安全,比如给孩子一个电话或重申安全准则,”认知科学副教授和研究共同作者Barbara Sarnecka说。“人们坚定做出相反判断的事实表明,他们在道德上不赞成父母离开让孩子独处,这种谴责放大了对风险的评估。” This is also born out in participants’ view of children left alone by a parent meeting an illicit lover as being in significantly more danger than children left alone in precisely the same circumstances by a parent who leaves in order to work, volunteer for charity or just relax. 这也是为何在完全相同的环境背景下,受调查者认为家长约会非法情人而把儿童留家独处比起父母因工作、参加慈善志愿服务或放松而离开让儿童留家独处更危险。 In scenarios wher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judge not only how much danger the child was facing, but also whether the mother had done something morally wrong, researchers expected the perceived risk ranking to be lower. 当受调查者不仅被要求判断孩子面临多少危险,还要判断母亲是否有失德行为时,研究人员预计在这些场景下所感知的风险排名会降低。 “We thought giving people an alternative way to express their disapproval of the parent’s action would reduce the extent to which moral judgments influenced perceptions of risk,” Thomas said. “But just the opposite happened. When people gave an explicit judgment about the parent’s conduct, estimates of risk to the child were even more inflated by moral disapproval of the parent’s reason for leaving.” “我们认为,给人们一种不喜欢父母行为的替代表达方式,能减少影响感知风险的道德评判程度。”Thomas说。“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当人们对父母行为给出明确评判后,对孩子的风险估计会因对父母离开原因的道义谴责而更加被放大。” In fact, people’s risk estimates closely followed their judgments of whether mothers in the scenarios had done something morally wrong. Even parents who left children alone involuntarily were not held morally blameless, receiving an average “moral wrongness” judgment of 3.05 on a 10-point scale. 事实上,人们的风险评估与母亲在场景中是否做了失德的事的判断密切相关。在10分制评价里,即便不得已导致孩子单独在家的父母也并非被认为在道德上无可指责,他们也要接受平均3.05分的“失德”判断。 Fathers given more leeway than mothers 父亲的回旋余地比母亲更多 The authors found another interesting pattern when they replaced mothers in the stories with fathers: For fathers – but not mothers – a work-related absence was treated more like an involuntary absence. This difference could stem from the view that work is more obligatory and less of a voluntary choice for men. 作者把故事里的母亲替换成父亲时,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父亲——而不是母亲——因为工作离开更容易被当作不得已的情况对待。这种差异源于一种观念,认为工作对男人而言更义不容辞,是更不得已的选择。 “Exaggerating the risks of allowing children some unsupervised time has significant costs besides the loss of children’s independence, freedom and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o solve problems on their own,” Sarnecka said. “As people have adopted the idea that children must never be alone, parents increasingly face the possibility of arrest, charges of abuse or neglect, and even incarceration for allowing their children to play in parks, walk to school or wait in a car for a few minutes without them.” “除了在孩子的独立性、自由和学习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方面的损失之外,夸大给孩子些无人看管时间的风险,有很大的代价。”Sarnecka说。“当人们都认为孩子们绝对不能独处的时候,家长越来越多面临逮捕,被指控虐待或疏忽的可能性,甚至因为允许孩子在公园玩,步行到学校或独自在车里待几分钟而被监禁。” “At a minimum,” she continued, “these findings should caution those who make and enforce the law to distinguish evidence-based and rational assessments of risk to children from intuitive moral judgments about parents – and to avoid investing the latter with the force of law.” “至少,”她继续说,“这些发现应该提醒那些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把依据证据与理性地评估孩子的风险从对家长的直觉道德评判中区分出来——并避免因为法律的力量而将判断权交给后者。” The study involved survey responses by 1,328 participants on Amazon Mechanical Turk ranging in age from 18 to 75, with a fairly even split of men and women and those with and without children. Females accounted for 52 percent of respondents, while 48 percent were male; and 56.43 percent had children, while 43.57 percent did not.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white, and two-thirds had completed at least some college. 本研究在Amazon Mechanical Turk网站上调查了从18岁至75岁的1328人,男性与女性,有孩子与没孩子人的回答有相当差异甚至泾渭分明。受调查者中,女性占52%,男性48%;有孩子的占56.43%,没有的占43.57%。超过80%是白人,三分之二有大学文凭。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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