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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低估

【2016-06-13】

@海德沙龙 《美国铁路已经落伍了?》 新干线子弹头,欧洲之星,中国高铁……这些耀眼夺目的宏伟工程,在许多人眼里都是现代
工业文明的杰出代表,也是工业党和技术治国论者引为自豪(或艳羡自怜)的对象,即便在美国这个技术治国论素不吃香的地方,
也不乏有人高声质问:我们的高铁在哪里?

@whigzhou: 美国铁路业的活力一度被州际贸易委员会(ICC)的僵硬管制几近扼杀,不过从1970年代中期福特政府所发动的一
系列去管制化改革开始,铁路业又逐渐恢复了活力,此后表现一直不错,只是很少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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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3】 @海德沙龙 《美国铁路已经落伍了?》 新干线子弹头,欧洲之星,中国高铁……这些耀眼夺目的宏伟工程,在许多人眼里都是现代 工业文明的杰出代表,也是工业党和技术治国论者引为自豪(或艳羡自怜)的对象,即便在美国这个技术治国论素不吃香的地方, 也不乏有人高声质问:我们的高铁在哪里? @whigzhou: 美国铁路业的活力一度被州际贸易委员会(ICC)的僵硬管制几近扼杀,不过从1970年代中期福特政府所发动的一 系列去管制化改革开始,铁路业又逐渐恢复了活力,此后表现一直不错,只是很少为世人所知。 @whigzhou: 福特是战后历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一位总统,里根之后的一系列创新浪潮和经济繁荣的制度源头其实都可以追溯到福特 ,他所启动的去管制化改革有幸在卡特、里根和克林顿时期一直得以延续,没有这一系列改革,后来的运输、医疗和互联网发展都 会大打折扣,不过在主流公知叙事中,从来不会有这种人的位置。 @whigzhou: 制度变革与经济/社会表现之间的滞后关系也是现代选举政治所面临的一大困境,碰上那些特别愚蠢的选民时,这问 题就更严重,我敢打赌,今天跺脚痛骂马杜罗的委内瑞拉人里,不少还在怀念查韦斯呢 @PlusKing2022: 福特还是任期太短 没足够时间形成自己的政策 @whigzhou: 但他任内参与谋划经济政策的几员大将政治生命可不短: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迪克·切尼、艾伦·格林斯潘 @whigzhou: 而且福特本人是国会老江湖,纸牌屋游戏高手,政策推动能力强  
悖论还是常识?——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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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可是当我仔细读完全文,我却失望了——不仅是失望,还有惊讶——所有比较性的数据全部是结论的反面证据(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和服务改善),而所有用于支持结论的正面证据全部没有比较的参照物,无论是横向的比较还是纵向的比较,都没有,完全没有! 这样我就很困惑,《报告》所作出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这一比较性的判断,到底是从何说起? 《报告》承认了如下事实:医改后,医疗资源的供给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品种和消费者的可选择性增加了;单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以下简称“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是,《报告》仍然认为,“医疗负担反而加重了”。这是为什么呢?《报告》说,虽然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总的医疗消费额却增加了,证据是各大医院的收入都增加了。报告把这一现象称为“数字悖论”。 可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就会上升,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下降了,许多原先有病不看的人可能现在也有能力上医院了,医疗服务项目增加了,服务质量改善了,许多原先必须去大城市大医院看的病如今或许在本地医院就可以看了,这样一来,医疗消费额自然会增加。——这很容易理解,是常识,为什么在报告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悖论”呢?难道老百姓有病都不去看,医疗负担就减轻了? 2. 调查,还是道听途说? 当然,正如《报告》所说,单项(服务或药品)价格和真正的医疗价格是两个概念,对消费者而言,第二个价格更有意义。比如,一次剖腹产分娩过程,甲医院做了5项检查,开了8剂药,收费2000,乙医院做了3项检查,开了6剂药,收费1800,虽然甲医院的单项价格全部低于乙医院,但它的医疗价格却高于乙,对消费者而言(暂不论服务质量和风险上的差异),在乙医院生孩子比在甲更便宜。 所以,要衡量一个地区的“看病贵”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程度,就应该调查和比较医疗价格的水平,而不仅仅是单项价格水平。在缺乏全面数据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调查几种诸如剖腹产分娩、阑尾炎切除、人工流产、胆囊摘除、血液透析等等这些相对而言比较常见和标准化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并将其与历史数据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遗憾的是,在《报告》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的描述,甚至连最粗略的尝试都没有。相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报告》所罗列的全部是纯粹的孤立事实。比如,说到医生误导患者过度消费问题时,《报告》称“一些医院的剖腹产率达90%”,90%的确是个骇人的数字,但“一些”是几个?在该地区全部400多家医院占多少比例?宿迁地区2005年总的剖腹产率是多少?6年前这个数字是多少?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多少?这些数字,报告人作为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应该不难查到,但他却弃之不用,宁愿将诸如“在医院钱就象纸一样”这样一些即兴言辞收入这份本应有一定严肃性的“调研”报告,把对学术工作的要求降低到了娱乐版记者的水平。 3. 装备竞赛,市场化之祸? 《报告》列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装备竞赛”,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带来的问题。报告人之所以认为装备竞赛是个“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医院的成本,因而最终提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不完全由成本决定。例如,我要花十天工夫才能缝一双袜子,而纺织女工只要花一天时间就能缝一双同样的袜子,但这两双袜子的售价会因此而不同吗?不会。袜子的价格仅仅取决于供求竞争,即有多少人愿意出多少钱买它,以及有多少人愿意以多少价格出售同样的袜子。 同样,消费者在选择他所需要的医疗服务时,会考虑医院的投资有多大,成本有多高吗?不会,这些和他没关系,他所考虑的是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能不能治好他的病。那么,为什么医院之间会出现如《报告》所认为的那种“过度”的装备竞赛呢?依我看,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是现有的医院等级资质评估制度。由于市场发育时间太短,竞争不充分,独立中立的医院质量信誉评估机构缺乏,消费者除了价格信号之外,可资利用的关于医疗服务质量的信息不多,由政府机关评定的等级资质成了少数可用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种,该等级的评估依据是 卫生部1994年颁发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http://www.moh.gov.cn/public/open.aspx?n_id=7684&seq=按类索引),这份标准所采用的,是完全的事先评估法,即它只考虑医院拥有哪些资源(人员、设备、床位等),尤其对医疗设备作出了详细规定,而不考虑它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比如,能提供哪些服务、治愈率、价格高低、事故率等等)。在这样的评估制度下,可以预料,医院为了争取到一个较高的等级,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会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投资于人员和设备,超出满足其客户需求所需的程度。 必须指出,医疗装备竞赛的问题,不是宿迁所特有的,也不是医改以后才出现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反对市场化,不是让政府来主导医疗市场,恰恰相反,只有让市场自由发展,鼓励出现更多的独立评估机构,改变目前评估信息来源的单一化状况,才有可能获得解决。 4. 信息不对称,市场的挡路牌? 近年来,“信息不对称”成了一个时髦词汇,诸如“XX行业很特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在这里失灵了”此类论调我们听得太多。这也是李玲调研报告的立论基础。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在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功效、质量、风险等方面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食品的化学成分和营养价值,消费者懂得比制造商少;电脑的配置和性能,我们懂得比经销商少;珠宝的品级和纯度,我们懂得比鉴定专家少;仔细想想,我们几乎找不到信息对称的市场,然而在所有这些领域,市场失灵了吗?恰恰相反,正是自由的市场和充分的竞争使得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可能。 就在十几年前,电信公司还告诉我们,建设电话网络和添置通信设备需要大量投资,所以5000元的电话初装费是合理的!我们何言以对?消费者知道电话网络和交换机是怎么回事吗?信息完全不对称。今天,电信公司的营销员整天上门求我装他们的电话还要送话费,是因为我终于搞懂了交换机的工作原理吗?道理很简单,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对手是消费者,他一门心思考虑的是如何剥夺消费者剩余,而在竞争条件下,厂商从不以消费者为对手,他们的竞争对手永远是同行,而除了自由市场,还有什么能为充分竞争创造最好的条件? 一家医院或许会利用我的无知诱骗我做不必要的CT检查,但只要在他旁边有别的医院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抢走我这个客户,他就必须有所收敛,更何况除了其他医院,还有各种类型的供应商会乘机插手进来:医疗服务的评估机构会告诉我哪些医院喜欢坑人,而哪些医院比较平实,我的社区保健医生会告诉我治我的病需要做些什么检查,保险公司会检查我的账单,看看哪些检查项目是不必要的,哪些药是不对症的。——他们做这些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既然在医疗市场信息如此宝贵,提供信息的服务一定有钱可赚。 当然,上面所说那种竞争情景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即使在市场化比较彻底的宿迁,竞争很可能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但是要知道,那里的改革2003年才大致完成,短短三年,供给增加、品种增加、服务改善、大处方减少的好处已经显现,尽管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这些问题上宿迁比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差,比以前表现得更差,为什么就不给市场一个充分发育的机会,而迫不及待地贸然否定呢? 5. 公共卫生,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报告》列举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造成的结果,理由是:“卖医院只能卖一次,是‘存量’,而公共卫生投入常年都需要,是‘流量’。用‘存量’补充‘流量’是不可持续的。” 在有关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责的讨论中,许多人会习惯性地把公共产品(服务)与市场制度对立起来,仿佛这两者是天然不相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立,依我看,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为了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扮演供应者甚至制造者的角色:为了向灾民提供救济,政府就要储备粮食、开办救济所;为了保障交通通畅,政府就要修建开河修路;同样,为了向公民提供最起码的医疗保障,政府就要开办医院。正是这种逻辑,曾经把我们的经济体系逐步地推向了全面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事实已经证明,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无法有效率的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实际上,为了达到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目标,政府根本不需要成为供应者,它不是粮食储运专家,不是交通运输专家,不是医生,它只需要做一个买家,替民众的消费付帐即可。只要它愿意出价,这些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它自己生产更低,因为市场上的众多供应商之间存在竞争,而政府只有一个。 明确了政府的买方角色之后,公共服务与市场化并不矛盾,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买家,而医疗机构也不需要再区分公共职能和商业功能,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他们只需要考虑如何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盈利,而政府只是众多购买者之一。以公民最低医疗保障为例,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政府甚至不需要和医院发生关系,他只需要设计一组保险条款,规定为每个公民提供哪些基本医疗保障,然后向保险公司公开竞标采购即可。 因此,说市场化导致了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是找错了对象,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政府缺位,不愿意掏钱买,这是政府失灵,不是市场失灵。依靠医院的收入来维持公共卫生的开支是荒谬的,公共产品的买方既然是政府,这钱自然应该由财政掏。 6. 总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玲教授的这份《报告》缺乏针对性的事实和数据,所罗列的事实构不成其结论的正面证据,其中一部分还构成了结论的反面证据,在使用事实进行论证时也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在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和运用上更表现出缺乏常识和基本理论素养。因而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份严肃的、值得信赖的调查和研究报告,即使按新闻报道(而不是学术报告)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合格的。 众所周知,李玲教授历来主张建立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反对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改革。对一个制度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在对“宿迁医改”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和研究”时,如果发现调查所得的事实并不支持调查者原先的观点,那就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至少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将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片面孤立言辞塞进调查报告,并用混乱模糊的逻辑把它们和事先早已得出的结论硬扯到一起,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其实一个案例的调查结果与自己的观点不符,倒并不一定表明这观点就是错误的,调查者完全可以进一步弄清是否存在没有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或者检查一下逻辑推理和论证方法是否有缺陷?或者是否对原有的理论做一点修正,加上一些更严格的约束条件?这些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应该采用的工作方法。  
[饭文]民企的未来

民企的未来
辉格
2012年7月20日

当地省市两级政府动用财政预算为私人企业江西赛维应付债务危机的举动,开了一个十分惹眼的先例;与此同时,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众多浙江中小型民企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个别企业破产大面积牵动了担保网络,导致银行争相抽贷,在当前这样的低迷萧条大背景下,恐怕会有一大批企业挺不过这一关。

近些年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今年更呈现出加速恶化的趋势,从新劳动法开始,民企面临的管制日益严苛,在资源能源类产业,他们被不断壮大的垄断国企全面排挤出市场,在煤炭业甚至遭遇大规模没收;金融危机后,又承受了干预政策的沉重打击:数十万亿投资很少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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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的未来 辉格 2012年7月20日 当地省市两级政府动用财政预算为私人企业江西赛维应付债务危机的举动,开了一个十分惹眼的先例;与此同时,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众多浙江中小型民企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个别企业破产大面积牵动了担保网络,导致银行争相抽贷,在当前这样的低迷萧条大背景下,恐怕会有一大批企业挺不过这一关。 近些年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今年更呈现出加速恶化的趋势,从新劳动法开始,民企面临的管制日益严苛,在资源能源类产业,他们被不断壮大的垄断国企全面排挤出市场,在煤炭业甚至遭遇大规模没收;金融危机后,又承受了干预政策的沉重打击:数十万亿投资很少落到他们手里,投资热潮所引发的要素价格暴涨却无从逃避,同样,信贷大放水时没他们的份,泡沫破灭后的紧缩却首先冲击到他们。 前景更加不妙,大规模财政干预导致的虚假繁荣过去之后,许多地方政府本已面临着一个财政烂摊子,加上制造业失速后,地方税收必将下滑,而土地财政又被上了锁,未来几年地方政府必将挖空心思寻找税源,民营企业恐怕会被首先拿来开刀;所以,一个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民企在未来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如果有,在哪里? 在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曾有过一段为期十多年的蜜月期,各地政府争相招商引资,在土地、基础设施和税收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极为优厚的条件,并且通过各种土政策,在总体制度变革滞后的情况下,在局部创造出良好的制度条件,张五常将此局面称为“县级制度竞争”,并坚信这是导致中国奇迹的秘诀所在。 然而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张五常的县级竞争理论很难成立,首先,将地方政府视为拥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人格化主体,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即便地方政府具有这样的特性和能力,其所追求的,也不大可能是长期利益,更可疑的是,它能否对自己的许诺承担责任?在面临上级政府干预、调控、清理整顿和“规范化”时,能否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土政策? 事实也已表明张五常的乐观看法是错误的,在短暂蜜月期过去之后,硬伤逐渐开始暴露出来;被招商引资政策所吸引的企业家发现:早先的优惠宽松往往只是个养肥了再杀的圈套,根本不可能要求后任对前任的政策和许诺负责,当之前提供给你的资源有了更有利可图的用途后,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腾笼换鸟,把你升级换代、优化组合了。 更大的问题是,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与这种制度竞争并不匹配,特别是第一把手,他既非本地人,不受乡里评价的约束,而他的下一个任所通常也不在本地,因而既没有长期激励,也没有做长期承诺的能力。 这一点在官员普遍年轻化之后尤其突出,之前,地方政策还可以由通常本地任职的高层副职和中层官员获得一定的延续性,假如这些官员年龄较大、因而没有多大机会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升迁机会的话,就会有激励维持政策与制度稳定,而且因为一把手调换频繁,实际政策制订更多掌握在这些副职和中层手里。 但近年来形势已经改变,随着官员年轻化以及地方势力全面削弱,官员的激励越来越多来自上面因而其作为也越来越迎合中央要求;其实,在中央集权制的大背景下,这种变化是早晚会发生的,中央不会坐视地方制度竞争的结果过度偏离其所设定的制度走向,而90年代以来的财税制度改革、银行与国企的垂直化改造、垄断央企所带来的巨额租金,都让中央政府拥有了扭转任何制度差异化和离心倾向的能力。 当一个长期衰退前景逐渐明朗时,上述隐患将会集中爆发,此前之所以能有一个蜜月期,是因为当时整个经济处于持续高速增长之中,在增长预期下,地方政府考虑的是:每年涌现的众多新企业(也是新税源)中,我能吸引来多少?而在衰退预期下,问题转变为:从这根正在融化的雪糕中,我能打捞到多少残值? 一旦这样的预期形成,局面就非常可怕,我们将看到一幅“泽之将竭,其捞也狂”的哄抢场面,因为此时竭泽而渔显然已是最理性的选择;考虑到人口逆转所带来的资本要素贬值浪潮才刚刚到来,还将持续二十多年,除非出现另一个异常强大的增长源,长期衰退前景是可以预见的,问题仅仅是触发哄抢的临界点何时到来,以何种方式到来。 面对如此前景,企业会做何反应?明显的出路是乘资产大幅贬值之前变现走人,这一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留下来的不得不调整策略,将资本配置为容易转移变现的形式,其实因为财产权缺乏保障,国内企业原本就有这种倾向,比如许多知名制造业大厂商,其核心资源其实从来都不是制造,而是营销团队和规模化劳动组织,夸张点说,他们更像是营销或劳务公司,前者随时可以拉走队伍另起炉灶,后者只不过租个厂房转卖劳动。 赛维或许给我们演示了新时代的民企生存之道,那就是与官员利益绑在一起,同时借助相互牵制的利益网保护自己,赛维在光伏产业的迅猛成功便是利用了政府的干预政策,当前的债务危机也是该政策所导致的新能源泡沫破裂的结果,但因为他精心安排的债务结构,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相互绑架的关系,得以避免成为投资狂热的替罪羊,相比之下,那些当初没有与政府一起吹泡泡的企业,反倒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饭文#Z7:NASA退,航天产业进

NASA退,航天产业进
辉格
2012年5月23日

日前,SpaceX公司在佛罗里达用Falcon 9火箭成功发射了Dragon飞船,后者将为国际空间站带去补给,这是NASA于2008年向SpaceX合同采购的价值16亿美元的12次货运服务之一;Dragon此次飞行还顺带做了点小生意,将308位客户的骨灰送进了太空,据说每份骨灰收费3000美元,客户中包括了著名电影《星级迷航》的一位演员。

此次成功十分有意义,将证明私人航天公司独立承担NASA关键任务的能力,将未来国家和军事航天业的私营化将是个有力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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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退,航天产业进 辉格 2012年5月23日 日前,SpaceX公司在佛罗里达用Falcon 9火箭成功发射了Dragon飞船,后者将为国际空间站带去补给,这是NASA于2008年向SpaceX合同采购的价值16亿美元的12次货运服务之一;Dragon此次飞行还顺带做了点小生意,将308位客户的骨灰送进了太空,据说每份骨灰收费3000美元,客户中包括了著名电影《星级迷航》的一位演员。 此次成功十分有意义,将证明私人航天公司独立承担NASA关键任务的能力,将未来国家和军事航天业的私营化将是个有力的推进;同时它展示了私人公司以低得多的成本提供类似航天服务的能力,从而让许多人翘首已久的太空旅游等民用航天业务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了,一个新产业的前景已清晰的展示在世人眼前。 NASA是美国联邦政府拥有的极少数国企之一,而且是囊括了从研发、制造和运营的完整业务链的典型大国企,在此之前美国在联邦一级几乎没有国企,政府所需产品和服务大多以招标和合同承包方式从私营公司那里采购,即便像轰炸机和航母这种战略性武器也是如此;与曼哈顿计划类似,NASA是冷战高峰期出于军事需要建立的特殊机构。 NASA的黄金时代是阿波罗计划执行期,其预算也一度达到顶峰,占联邦预算4%,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太空战的概念虽很震撼很鼓舞人心,其实并不实用,在军事较量中意义不大,事后看,阿波罗计划的战略意义不如说是一次国家科技实力总动员,也是一种炫耀肌肉的行动,它在冷战中增强了美国人的信心,遏制了苏联的嚣张气焰。 所以一旦太空竞赛的优先级靠后,NASA地位便迅速跌落,预算也一路下滑到卡特时代的0.8%,冷战后,更和其它军备竞赛项目一起遭削减;可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企的特别之处:一个政府机构一旦设立,即便其使命已经完成,也可能会长期赖下去,很难撤销,尤其是像NASA这样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机构。 在丧失太空竞赛这一核心任务之后,NASA本来早该关门了,但它却成功的为自己找到了新任务,起先是宇宙探索和天体物理学研究,然后当90年代全球暖化问题成为热点后,它又为自己加上了观察气候变化这一任务,这些任务或许很美好和很伟大,问题是,为何要让纳税人掏钱负担它们?当初用来说服选民支持和供养它的理由可不是这些,为何不是对此感兴趣的人自己捐钱去赞助这些研究? 好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总算还有所约束,特别是当经济萧条财政困难时,那些任务暧昧的机构难免遭受压缩,至少航天飞机这种大玩具不会再养了,国际空间站的大限也被定在了2020年,航天业已延宕数十年的国退民进,终于拉开了帷幕。这是个值得庆贺的时刻,航天这一长期以来由纳税人供养、供少数太空爱好者观赏的昂贵游戏,将转变成由价格信号引导,由愿意掏钱的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所支撑的航天市场。 SpaceX等私人企业过去十几年的表现,已证明它们将以远远高于国企的效率为下游产业提供商业航天服务,以及帮助消费者实现太空梦想;私人公司不仅可以消除国企中官僚主义带来的高成本,也将摆脱政治体制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无效率,后者在NASA表现的非常明显,其预算受益地区的分布,与国会议席的分布高度一致,很难相信这样的配置是有效率的,显然是议会分赃规则的结果。 短短数年中,通过采用更合理的技术路线,尽可能利用现成的已经成熟的技术和装备,以及更加灵活的供应链,高度精简的人员配置,加上私人创新企业所特有的执行效率,SpaceX已将商业卫星发射的价格拉低了一个数量级,甚至低于素以低价著称的中国长城公司;如此幅度的成本下降,将极大拓宽航天业的市场空间,许多原本不可想象或高不可攀的需求,正等待着新兴航天企业将它们挖掘出来。
饭文#Z1:制药业是诸侯经济的活化石

制药业是诸侯经济的活化石
辉格
2012年4月25日

制药业出现像毒胶囊这样混入有害成份的质量事故,是十分骇人的,与食品相比,药品的成份要单纯的多,其制造过程的透明度和可控性也高得多,并不存在多少可以浑水摸鱼和推卸责任的余地,可一些药厂仍如此悍然行事,可见其所面临的安全与质量约束,是多么薄弱无力。

缺乏质量约束的首要原因是市场集中度过低,厂商太多,过度分散一方面造成消费者品牌认知困难,特别是药品这样并非连续重复消费的商品,品牌认知更难以形成;同时,分散化和小规模也使得质量事故的机会成本过低,因为消费者很快就会忘记出事的是哪家药厂,而且,这些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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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业是诸侯经济的活化石 辉格 2012年4月25日 制药业出现像毒胶囊这样混入有害成份的质量事故,是十分骇人的,与食品相比,药品的成份要单纯的多,其制造过程的透明度和可控性也高得多,并不存在多少可以浑水摸鱼和推卸责任的余地,可一些药厂仍如此悍然行事,可见其所面临的安全与质量约束,是多么薄弱无力。 缺乏质量约束的首要原因是市场集中度过低,厂商太多,过度分散一方面造成消费者品牌认知困难,特别是药品这样并非连续重复消费的商品,品牌认知更难以形成;同时,分散化和小规模也使得质量事故的机会成本过低,因为消费者很快就会忘记出事的是哪家药厂,而且,这些不知名的小品牌也并不是什么值得珍视的宝贵资产,大不了换块牌子继续经营。 之前的文章中我已指出,制药业的高度分散化,是改革初期诸侯经济的遗迹,假如该行业像家电和日化等消费品行业一样经历了充分市场化,那么今天就不会处于这种格局,规模化和品牌集中必定会发生,并且由于药品的特殊性,集中度会高于日用消费品;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遗留至今而成为活化石,无疑是因为严苛的准入管制。 这一点对照其它幸存的活化石便很容易看清,实行专卖管制的烟草业是最典型的,其次是医院和学校,形形色色的行业都发展出了连锁品牌:连锁超市、连锁酒店、连锁美容院、连锁中介、连锁餐馆,为何很少见到连锁学校和连锁医院?因为准入管制。 类似局面也出现在汽车业,虽然程度不同,造汽车需要审批,新车厂进目录难如登天,大批毫无效率和优势可言的地方小厂,仅凭准入资格即可坐吃需求爆发性增长带来的厚利,这些身无长技的小厂居然可以在通用、丰田、大众面前享有大爷级的谈判地位,一堆形同废铁的破流水线能换来半数合资股权,除了准入管制,还能有什么力量创造如此奇迹? 近年来,制药业的分散局面正在改变,政策当局也屡屡号召要提高市场集中度,可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90年代中期之后的市场化改革中,可以清晰的辨认出两种模式,一种是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国退民进,另一种是国企脱离地方政府控制、企业化改造、垂直化集中、“做大做强、打造超级航母”,同时建立准入壁垒来维持其垄断地位。 幸运的是,大部分消费品产业和许多日常生活类服务业都走了第一条路,而且迅速出现了激烈竞争、产业格局高速重组演变、商业模式不断创新、质量和服务水平持续改进的可喜局面,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今天回顾起来,那些过去20年在品牌建设和质量改进上最富成效、不断给消费者带来惊喜的产业,无一不是走上了这条轨道的,它们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充分的开放,外资和民企可以进出自如,那里的企业整天考虑的是如何取悦于消费者;相反,那些航母们整天想的则是如何做大做强,何时挤进Top500,如何在同伙之间瓜分势力范围。 从目前的趋势看,制药业显然正在走向第二条道路,也就是三桶油的道路,以这种方式提高市场集中度,并不能改善质量激励机制,将大批地方国企合并成央企垄断寡头,虽便利了消费者的品牌识别,同时也压缩了他们的选择空间,这样,品牌认知便无法转变为对厂商的质量约束。 从竞争中涌现的大品牌,是消费者用钞票选出来的,尽管也拥有一些垄断地位,但随时要保持警惕,一次严重质量事故足以让大品牌一夜间声誉扫地,多年苦心经营的巨额品牌资源化为乌有;相反,由行政力量所拼凑的大型控股央企,并未经历市场淘汰机制的严酷筛选,并未在消费者面前证明过它们的信誉,未必拥有需要加以珍惜、因而构成质量约束的品牌资源。 准入壁垒所带来丰厚利润和安全感,让它们可以无视消费者的评价,也无须忌惮公众的恶评,即便它们拥有一些品牌资源,那也是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国有资产,人们没有理由期待它的部门和员工会为珍惜它而约束自己的行为,相反,关于国企的大量经验告诉我们,如同其它国有资产一样,这些部门更可能为了自身短期利益而牺牲它。 人们时常被告知,准入管制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不负责任的生产者的伤害,可是,从上述两种改革模式的对照中不难看出:商业信誉、优质品牌和可靠质量的发展,所需要的恰恰是开放和竞争,而不是管制和壁垒。
[微言]出租车牌照管制

【2012-03-24】

(这是该话题讨论的后一半,前一半见上一帖)

@学经济家: 一个出租车改革方案:保留最少的管制(准入押金),取消数量管制(牌照自由增减)、价格管制(出租车公司自主定价)。保证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牌照持有者、司机、居民等利益均不受明显伤害,甚或有不小的提升。http://t.cn/hgDPqv

@迢书:方案的本质是:一、政府出钱,赎买目前所有出租车牌照;二、政府宣布,在满足基本技术要求的情况下,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大笔押金,就获得牌照,交回牌照可取回本金。三、政府收取押金利息,打击黑车,维持秩序。问题很大:一、凭什么要政府出钱赎买现有牌照?二、政府收取利息,不如收取管理费。

@迢书:假如押金是120万,如果牌照一百年未赎回,这相当于牌照持有人放弃了一百年的利息,也意味着他对牌照的估值是120万——现在的牌照也没那么贵。这种方案的本质是提高牌照价格,根本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巨额押金在政府手里,投资回报率低,很可能出现弊案。还不如让持有人交管理费,以节约资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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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4】 (这是该话题讨论的后一半,前一半见上一帖) @学经济家: 一个出租车改革方案:保留最少的管制(准入押金),取消数量管制(牌照自由增减)、价格管制(出租车公司自主定价)。保证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牌照持有者、司机、居民等利益均不受明显伤害,甚或有不小的提升。http://t.cn/hgDPqv @迢书:方案的本质是:一、政府出钱,赎买目前所有出租车牌照;二、政府宣布,在满足基本技术要求的情况下,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大笔押金,就获得牌照,交回牌照可取回本金。三、政府收取押金利息,打击黑车,维持秩序。问题很大:一、凭什么要政府出钱赎买现有牌照?二、政府收取利息,不如收取管理费。 @迢书:假如押金是120万,如果牌照一百年未赎回,这相当于牌照持有人放弃了一百年的利息,也意味着他对牌照的估值是120万——现在的牌照也没那么贵。这种方案的本质是提高牌照价格,根本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巨额押金在政府手里,投资回报率低,很可能出现弊案。还不如让持有人交管理费,以节约资本。 @whigzhou: 哦,是这样,100万这数字吓我一跳,这毫无道理,亏学总想得出,即便采用押金方式,也应按对乘客造成的可能损失算,跟当前份子钱有何关系?再说了,押金完全可以用保险替代 @学经济家:1 押金不是为防止伤害,而是使得改革能对各方有利。自由准入当然好,但用PG也能想的出来,不会有任何一个决策者去推,实现可能几乎为零;2 份子钱大城市目前在每年6万(北京)~18万(深圳)之间的比较多;低于4万的我没听说(包括县城);10~20倍无息押金可自由退出的,较之房产,肯定很多人投 @whigzhou: 哦,这样的话,有更简单的办法啊,先确认现有牌照权利,放开牌照流通,然后在维持其价格不大幅下降的前提下拍卖尽可能多的新牌照即可 @whigzhou: 在出租车处于满负荷运行的数量区间内,新牌照投放不会降低租金 @迢书: 只要增发出租车拍照,现有的牌照就会贬值,这与增发方式无关,不管是免费增发、拍卖增发还是缴纳押金增发……这是方案的硬伤。 @whigzhou: 不一定啊,因为现在是固定价格嘛,产能饱和区间内牌照租金不会因增发而下降,可以增发牌照直至拍卖额开始下降,然后停发,再放开价格,如此各方无损 @迢书: 不同意。现在的牌照持有者在估值时,已经预期价格会放开 @whigzhou: 这个预期没道理嘛,没有迹象要放开价格啊,如果你是指基于我说的改革方案的预期,那价格放开是在新牌投放之后,他的估值同时要考虑我的投放政策,而该政策就是盯住拍卖价区间前提下的投放最大化,因而估值没有理由超出该区间上限 @迢书:除非政府耍流氓,对现在的持有人说:“只有两个方案,一是永不增发、永不涨价,二是增发一些、放开价格。选一个吧!” @迢书:现在的持有人最想要的方案是:永不增发,放开价格——其它方案他们都不会满意的。一句话总结,只要增发牌照,政府门前就会有上访的,除非政府赎买牌照。 @whigzhou: 我最想要的方案是牌照都归我 @学经济家:你这个才是更难呢。现有牌照权利是哪些?不增发,限价,油价涨给补贴?我那论述的就是,目前的权利极其不明确。另,这几年,一增发就闹事甚至流血(这是最大问题),不管怎么保证这增一点下年不增什么的。我也曾构想过把拍卖收入分给既有者,不过后来还是否了。 @whigzhou: 我说的现有牌照权利仅指准入权,增发和限价安排后面说明了,油价补贴取消 @学经济家: 另,这几年,一增发就闹事甚至流血(这是最大问题),不管怎么保证这增一点下年不增什么的。我也曾构想过把拍卖收入分给既有者,不过后来还是否了。 @whigzhou: 牌照行情一旦形成,增发是否让牌照贬值,贬多少,一目了然,闹事没底气 @学经济家: 回复@whigzhou: 闹是唯一的产权保护。不增发都要经常闹闹,提示不要来宰我。 @whigzhou: “闹是唯一的产权保护”——这正是产权不明确、流动性缺失条件下的情况,不能套用到流动畅通的条件下,况且,拍卖制度下,市政府有激励维持牌照价值,这一利益共同点会被领悟到 @学经济家:糊涂,原文白写了。现有牌照市盈率很低,因为大量的不确定性,举例就像小产权房,或者未流通公司的股票。一旦做实完整产权(完整收益,任意定价,任意进出,做市商随时交易),是会极大幅度上涨的,取其中即可。退出的根本挡不住新进的。 @学经济家:香港牌,年份约20万港币,转让价300万上下,市盈率15倍;纽约牌年收益3~4万美元,转让价60~70万美元,近20倍(从二战前一张没增过,预期好);深圳牌年份约18万,法院拍卖价不足100万。若从资本角度,持有者实际上损失了2/3的市值。用一半市值设立押金,近乎是阻力最小各方都得益的 @tertio:说个怪招,给每个现有的牌照持有者印发牌照权,让他们自己竞争去吧。 @学经济家:这个我想过,会毁掉资产价值的 @tertio:回复@学经济家:可以对各家发牌速度加以限制嘛。肯定有吃亏的人,他们只好怪自己没眼光了。 @whigzhou: 再重复一下我的方案:宣布现有牌照永久有效-放开牌照转让-拍卖新牌照直至拍卖价开始下降-放开公里价格-当牌照价格上涨至锁定区间上限时拍卖更多牌照直至其降至区间下限(上述安排事先一次性公布) @饼干龟:放开牌照转让可移至宣布现有牌照永久有效之前。并以最初流通价作为拍卖最低价。这样既无损原牌照主,也可避免运费政策性上涨,以获乘客支持。 @whigzhou: 若不先宣布永久有效,卖掉者可能会觉得被骗了;你后半句正是我的意思,首次拍卖之前按之前流通价格设定拍卖价目标区间;没错,增发是必须成分,否则市民为何要支持?你租值耗不耗散、牌照增不增值,关我屁事? @饼干龟:我觉得你的方案可能会受到市民反对。因为牌照增值部分的大部分由原牌照持有者获得。乘客虽获得了打车更容易的好处,但这一好处不直接。但运费上涨是可以直接体会到的。因而修改方式是将更多确权收益分给消费者。最初转让者虽然后悔,但后悔的只是没有得到新增收益,与损失已预期收益的心理抗拒大不相同 @whigzhou: 反对永远无法避免,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不是说了,我还希望所有牌照都归我呢,方案最多只能做到各方实际无损 @饼干龟:在最初流通价保底,运费上涨的条件下,其实只有消费者群体中存在实际受损的个体。这也是我觉得可以把更多利益分给消费者的原因。当然了,也可先确权再流通,只是如果那时再把区间下限定到低于流通价,反对者群体将更增部分运营商。 @whigzhou: 解除价格管制,给了消费者用现金替代排队/等候的机会,不会受损,同时,解除准入管制将提供大量廉价拼车机会,消费者是受益的 @饼干龟: 用现金替代等候,不会有个体受损,这可教条了。有的个体就是时间成本较小的。 @whigzhou: 不要忘记均衡嘛,在价格管制下,需求会一直增长到边际排队/等待成本高的连最愿意等待的那个消费者都不愿再多等的程度,因而现金代替会让之前的边际等待者刚好不亏不赚,而所有比他不耐烦的人都赚了 @学经济家:政府目前难以获取拍卖收入所以不算抠;若开始拍卖,受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影响,(即使不限运价)卖价也极可能会低于押金,即使拍卖算当期收入而押金算做债,但后期拍价越低,到供需平衡时无人竞拍收入会接近零。所以说政府较此前获利。 【后记】我这个方案,是在“尽可能让各方无损”这一前提下构思的,并不表示我认为它在法律上是最合理的,关于后一点,我还没想好。  
饭文#X4:以市场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市场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辉格
2012年3月2日

最近,世行发表了一份针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展望报告,同时也是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政府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份报告体现了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良好把握和深刻领悟,也呼应了多年来在国内持续存在的一种呼声,而它所提议的措施,也相当温和与务实。

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告诫人们不要陶醉于近20年来的高增长,推动这一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改变,假如不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加速完善市场的制度条件,未来不仅经济增长会停滞,甚至社会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然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经济增不增长其实并不重要(或许某些跟踪宏(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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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辉格 2012年3月2日 最近,世行发表了一份针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展望报告,同时也是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政府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份报告体现了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良好把握和深刻领悟,也呼应了多年来在国内持续存在的一种呼声,而它所提议的措施,也相当温和与务实。 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告诫人们不要陶醉于近20年来的高增长,推动这一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改变,假如不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加速完善市场的制度条件,未来不仅经济增长会停滞,甚至社会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然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经济增不增长其实并不重要(或许某些跟踪宏观指标的投资者需要关心它),重要的是更好的生活,以及追求更好生活的机会,而在这一点上,市场的自由与开放本身有其直接而根本的价值,不必由增长率来加以论证,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为何要避免它。 假如我们同意主观价值论,即:价值只能由个人为自己规定,那就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宏观指标能够度量社会总价值(或总福利),GDP只是个勉强可以参考的度量,它度量了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总交易量,而根据主观价值论,凡自愿交易都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总福利,因而交易越多,总福利越高。 但GDP度量的有效性需要两个前提:交易都是自愿的,货币是价值的有效尺度;而实际上两者都不成立;首先,GDP所统计到的许多产值都不是自愿交易,前苏联GDP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产值,与个体价值几无关系;其次,货币也不是有效尺度,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盖茨花一亿美元买一幅画,比某小女孩花一分钱买一朵花,带来了更多的个体价值,假如今年与去年相比,盖茨多买了一幅画,而一万个小女孩少买了一万朵花,GDP显然是增长了,但这个社会的生活是否总体上比去年好?无人能回答。 不过话说回来,在一个十分贫困的社会,像GDP这样的宏观度量却常常是有效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半饥饿状态,那就可以安全的假定:获取食物在大部分人的价值序列中都处于优先地位,因而粮食总产量便是一个度量社会总福利的有效指标,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指标。 贫困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个体间价值结构的相似性,因为每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所需要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当一个贫困社会迈向小康时,只要人们手里的票子在增加,货架上的商品在丰富,各种产业在兴旺起来,那么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满意,每个旁观者也都可轻易断定:那里的生活在好起来;此时,观察与评论者也无须去细察市场制度是否完善,创新和交易是否自由,只要看GDP是否在增长,便足以评价政策的好坏。 那也是我们首先在80年代的农村,然后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城市所见到的情形;然而近十年来,情况不同了,当温饱已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时,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上的满足,而正是在这些层次上,价值开始急剧分化;假如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无法容纳日益多样化的价值,那么价值分歧便会导向社会与政治冲突,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秩序崩溃,这便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诚然,中等收入陷阱常伴随着增长停滞,但这并非其根本特征,停滞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人口停滞,假如人们真的不想多生孩子,那也没什么,停滞也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方本来就不适合生活,所以人们一旦富裕就选择离开,甚至有可能,那地方的人普遍清心寡欲,满足于小康而不再追求更多,那更无须旁人担忧。 真正需要担忧的是:社会能否容纳多元价值?能否容许个人按其价值观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自由而开放的市场制度能够做到这一点,而随着我们的社会摆脱赤贫开始走向小康时,这一关系正日益彰显,过去十年的社会经历,无时不在向我们展示:市场制度的欠缺,是如何妨碍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其个体价值的。 当你自己也是个文盲时,你可能会满足于孩子学会认字和算术,而不介意他被送进哪种学校,被置于哪种教育模式下,被灌输了何种价值观,而在自己有了十多年的被教育经历之后,你有了更多的想法,然而制度限制了你,既无法为孩子找到你所期望的学校,也不可能自己动手、联合有共同期望的家长组建自己的学校。 当你和兄妹父母甚至祖父母拥挤在十几平米的陋室中,你可能会觉得无论多丑陋的火柴盒,只要不漏雨、面积大一点,都能满足你的需要,而当你果真拥有了一套大火柴盒之后,你可能厌倦起了城市的喧嚣,向往郊区的甚至乡村的宁静生活,然而还是制度限制了你,无法在乡村买地盖房,更不可能联合一群有共同向往的人一起建设新村镇。 当你还是个农村“富余劳力”或城市下岗工人时,你可能满足于有一份稳定而薪水体面的工作,而并不介意工作内容本身是否给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或工作结果是不是在你的理想之内,而现在,当你衣食无忧之后,你可能不想再为薪水而工作,而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再一次,制度限制了你,你会发现许多事业是不被允许的,或者高税率和严苛繁杂的管制条例让它变得根本不可行。 当市场足够自由和开放因而能够容纳这些在个体之间千差万别的理想、抱负、追求和生活方式时,尽管价值观分歧甚至对立,但人们大可以各行其是而相安无事,而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无法容纳它们时,这些个体追求便可能转变为政治力量,因为既然这些价值追求无望在市场规则下实现,不愿放弃这些价值的人们就只能集合起来,以图形成某种政治势力,来为自己在体制内获得某种地位。 而我们知道,集体行动是需要价值共识的,在政治较量中,价值分歧是会导致压制和冲突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政治较量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取胜而另一方的价值主张被压制,不存在各行其是的空间,这样一来,原本可以相安无事的价值分歧和对立,就变成了贴身肉搏的社会与政治对抗,当这种对抗足够剧烈且长期持续时,社会便堕入了陷阱之中。
饭文#R0: 制度变革不是调鸡尾酒

制度变革不是调鸡尾酒
辉格
2011年4月18日

近日,秦晖教授在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专访时,再次阐述了他十年来不断鼓吹的“共同底线”理论,所谓共同底线的意思是:右派要自由,左派要社会福利,尽管理论上两者存在冲突,可既然中国的现实是,自由比左派视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还少,而社会福利比右派的典范美国还少,所以现阶段左右双方很容易找到一条共同底线。

用秦晖的话说:“我们的福利不能低到连美国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自由也不能低到连瑞典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因而在到达共同底线之前,左右不妨各自争取福利和自由,即他常说的“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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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不是调鸡尾酒 辉格 2011年4月18日 近日,秦晖教授在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专访时,再次阐述了他十年来不断鼓吹的“共同底线”理论,所谓共同底线的意思是:右派要自由,左派要社会福利,尽管理论上两者存在冲突,可既然中国的现实是,自由比左派视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还少,而社会福利比右派的典范美国还少,所以现阶段左右双方很容易找到一条共同底线。 用秦晖的话说:“我们的福利不能低到连美国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自由也不能低到连瑞典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因而在到达共同底线之前,左右不妨各自争取福利和自由,即他常说的“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争议大可留给未来。 对于制度变革的方向和公共政策的重点,从新世纪初起,学界和舆论便开始了分化和对立,伴随着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转向,从最低工资、新劳动法、工会地位、医疗体制、个人所得税和保障房,争议也日趋激烈。 共同底线理论看似中肯平执,实则不得要领,制度变革不是做算术,从左到右画出坐标系,选定区间直奔而去,制度建设也不是调鸡尾酒,自由是苏打水,福利是蜂蜜,反正眼下两样都不够,就别争多争少,都往里加就是了。 相反,制度演变是一件高度路径依赖的事情,假如非要找个简单类比,它倒更像做菜,炖排骨早加盐和晚加盐效果截然不同,炒完菜撒点葱花和把葱花与主料一起炒根本就是两码事,同样,在不同的法治和宪政条件下引入福利制度,后果也将完全不同。 在大部分资源被权力所控制,且这一权力不受宪法制约之时,对社会福利的集体呼唤、对再分配的舆论压力,只会转变为权力集中和垄断更多资源的动力,为打击和排挤脆弱的私人资本创造舆论合法性,而被集中起来的资源却绝不会落到这些呼唤者们希望帮助的穷人手里,这些,正是在过去几年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 退一万步,就算这些福利果真到了穷人手里,他们果真有了医疗保障,果真住进了保障房,这一结果是健康而可取的吗?它会铺出一条通往现代法治社会的康庄大道吗?不,这只会把我们在制度困境中锁的更深;如此得来的福利,并非贫穷阶层经由社会议价机制竞争到的结果,更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它只是来自权力的、随时可以撤回的赏赐,而它的获益者,势将成为拱卫现有体制、阻挠未来变革的组织力量。 帝国宫廷里的太监宫女、罗马贵族家庭的专业奴隶,都曾享有很好的福利,然而,吃香喝辣的太监还是太监,穿金戴银的奴隶仍是奴隶,来自赏赐而非制度地位的福利永远不会带给他们自由,只能让他们更死心塌地甘愿为奴;在市场制度远未建成之际,引入福利制度的效果,就是把大量人口和资源重新推入计划性分配体系。 目前的状况下,假如福利主义和市场主义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制约权力和推动法治,实际上,这一共识的空间极为广阔,生活中触目可及的几乎每一件损害穷人福利的事情,也同时都映衬着市场制度的残缺。 假如穷人不再因身份而被随意驱逐、监禁和遣送,欠薪和工伤案件被公正受理,小本经营不再受困于繁杂手续和沉重税费,摊位不再被城管随意掀翻,房屋不会被强拆,被欺诈和侵夺时有地方申冤,蔬菜不因高昂的垄断油价和买路费烂在地里,土地和房产有机会成为金融资本,有更多的私人资本来竞争购买他们的劳动,任何一项变化都将大幅改善他们的处境,而这些也正是市场制度建设的要义。 三十年来,正是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在不断改善穷人的福利,不是通过福利赏赐,而是还给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变革远未完成,许多权利还缺乏制度保障,多数资源仍被少数权贵所掌握,但现在,这一进程正在逆转,而推动这一逆转的各股力量中,有着福利主义者的一份功劳。 福利主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福利,在有了法治和宪政的社会,它是麻醉剂,用来安抚贫富差距给穷人带来的不公感、给富人带来的负罪感和给利益集团带来的再分配冲动,是富裕社会在一定限度内能够负担的奢侈品,而在尚无法治和宪政的社会,它是毒药,将资源竞争从市场交易引向政治斗争,将稚嫩脆弱的市场制度扼杀于摇篮,它也是胶水,用来强固权力和基于权力的分配机制。
饭文#J3: 自主招生的前提是高校自立

自主招生的前提是高校自立
辉格
2010年3月1日

国务院日前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部分引起了广泛关注,纲要草案提出了招生与考试相分离、高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和录取方式多元化等改革方向,旨在改变长期僵化且广受诟病的国家统一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是古代科举制的现代翻版,后者不仅是中央帝国遴选人才以构建官僚体系的手段,也是它对抗家族和地区政治势力,以维持庞大集权帝国的自上而下控制能力的核心工具;在长期,它更是帝国实施价值灌输和文化控制的机器,一个地区或民族是否真正皈依王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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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的前提是高校自立
辉格
2010年3月1日

国务院日前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部分引起了广泛关注,纲要草案提出了招生与考试相分离、高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和录取方式多元化等改革方向,旨在改变长期僵化且广受诟病的国家统一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是古代科举制的现代翻版,后者不仅是中央帝国遴选人才以构建官僚体系的手段,也是它对抗家族和地区政治势力,以维持庞大集权帝国的自上而下控制能力的核心工具;在长期,它更是帝国实施价值灌输和文化控制的机器,一个地区或民族是否真正皈依王化,最显著的标准是其人民是否参加科举。

科举制为平民提供了一个进身上阶的公平竞争机会,从而增加了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但同时,它也使获取功名的整个精英阶层都成了帝国的蒙恩者,失去了维护家族、地方和社团利益动机;这正是帝国所需要的,但对于建立保护权利的良好制度和有活力的多元化社会,却是背道而驰的。

不难理解,对全部资源和生产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的计划经济,选择了与集权帝国类似的考试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一制度注定难以维持;在计划时代,高考结果很可能一次性决定你这颗螺丝钉将被拧在机器的哪个部位,在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消失之后,高考的人才遴选和人力配置功能已经隐退,如今,它更多的是一种国有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性分配机制。

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机制,考试比分数当然比按身份、地位和关系更公平和开放,但任何考试都难免会偏爱某些能力,所谓全面能力和综合素质是不可能在一次考试中得到比较的,况且对于哪些是“有用的”能力,看法各有不同;若改革的目标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或许抽签录取才是最公正也最节约的办法。

但高考还有另一个目标,让各高校获得适合它的学生;每个大学有不同的培养目标,那些不适合该学校的学生,占用了教育资源却很少在培养目标上产生效果,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大学不仅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组织,而学生是其传承学术思想和延续学术传统的重要基础,对于该目标,学生的挑选就更加重要。

高考制度之所以能在计划经济早已瓦解之后仍得以长期延续,正体现了资源分配公正性和大学挑选学生这两大需求之间的冲突和妥协;如此折中而成的僵局,虽照顾了两方面需求,却导致了教育体系的长期僵化;在高考独木桥这一强大的单一激励机制引导下,整个中小学的教育资源配置、课程设置、教师考核和家长关注,都被自动组织在漫长而激烈的应试准备体系中,不改变其前提,所谓学生减负、素质教育、全面发展,都是空谈。

所以关键在于如何化解分配与选拔这两大目标的冲突,简单的办法是将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交给这些资源所在的大学,这也是自主招生的真正含义所在;同时,向高中毕业生发放可用于抵付大学学费的教育券,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上述方法从两个独立的途径去实现两大目标,可避免因纠缠在一起而引起的冲突。

然而,要实现自主招生,要让大学有能力和负责任的管理和支配其教育资源,首先需要大学成为真正独立的民事主体;要做的这一点,需要解除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和人事控制,改革经费划拨制度,把科研项目由国家任务改为政府合同,最重要的是,大学应成为以教授治校为基础的自治法人社团。

从西方大学发展的经验看,成功的大学都以社团自治和教授治校为本,牛津和剑桥甚至取得了与自治城市相当的法律地位,自治地位是大学维持其思想和学术独立性的制度保障;相反,如果大学不独立,仍是政府的下设机构,所谓自主招生就既不没有“自”,也没办法“主”,纠缠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中,在各大衙门的压力下,很可能沦为腐败的新温床。

饭文#J2: 多元办医不必拘泥于非营利性

多元办医不必拘泥于非营利性
辉格
2010年2月25日

日前,国务院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院”、“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公立医院”。

这是值得赞赏的政策改变,开放和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有助于缓解医疗市场的供给不足,增强供方竞争,改善服务质量;但是,将准入开放、政策鼓励和税收优惠局限于非营利性医院,延续了长期笼罩于医改进程之上的市场化恐惧,既无必要,也将大幅限制开放程度和可能达到的竞争强度。

治病救人是高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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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办医不必拘泥于非营利性
辉格
2010年2月25日

日前,国务院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院”、“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公立医院”。

这是值得赞赏的政策改变,开放和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有助于缓解医疗市场的供给不足,增强供方竞争,改善服务质量;但是,将准入开放、政策鼓励和税收优惠局限于非营利性医院,延续了长期笼罩于医改进程之上的市场化恐惧,既无必要,也将大幅限制开放程度和可能达到的竞争强度。

治病救人是高尚行为,而高尚行为是值得和应予奖励的,但有趣的是,许多人都觉得,用金钱去奖励高尚行为是错误的,而做出高尚行为的人,一旦接受金钱奖励,便沾染了铜臭而不再高尚了;此类标准,不仅被加于医生,也被加于慈善家、学术大师、体育明星、战争英雄和政治领袖。

这是部落时代价值标准的遗迹,那时候,重要的互惠行为是被组织在小社会的长期集体互惠关系中的,即时的现金回报意味着一次性结清人情债并免除了未来的互惠义务,打算在社区安身立命的人,是不屑于此种报酬的,而即时现金回报的流行,也会破坏社区的互惠系统。

这样的价值标准已不适合于现代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经济,作为个人,保有此种价值观无可厚非,但继续将其作为政策和立法的基础,就显得蒙昧落后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广阔得多的范围内,为帮助他人的行为提供了更精确、更及时、更自动化的奖励机制。

在市场的均衡价格下,若某个医院能获得高出行业水平的利润,便表明它能用更少的资源来救治更多的病患,这样的医院当然应该奖励;市场的存在意味着这种奖励不需要向公众募捐、不需要政府拨款,只需要企业家被允许获得他的利润。

非营利性医院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医院所获取的利润被重新投资于医疗,从而增加医疗供给,最终降低医疗消费价格;但同时,非营利性对于投资者也意味着,投入的资本永远不能为他带来现金回报,他所能收获的,只有治病救人的善行所带给他的满足。

当然,教会和慈善医院的历史已经表明,善行所带来的慰藉和荣誉,足以激励大批个人和法人社团投身于医疗事业,出钱或者出力;这是值得欣慰的,问题是,此种激励所带来的医疗投资是否足够?即,是否存在足够多的善人和善心,使得调动投入于医疗的资源,和以这些资源所产出的医疗服务,是否达到了存在利润激励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均衡水平?

假设非利润激励是足够的,那么即便政策完全放开营利性医院,后者也没有生存空间,或者被迫与非营利性医院一样行事;因为非营利性医院没有盈利压力,可以把服务价格压得更低,从而将后者挤出市场,后者若要生存,必须接受同样低的价格,实际上也就得不到利润;如果他在这一价格下还是获得了利润,只能说明他的效率更高,而这本来就是应该奖励的;所以,对营利性医院的限制就是多余的。

相反,如果非利润激励是不足的,那就更应该解除对营利性医院的限制,否则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和看病难问题便无法解决;同时,非营利性医院由于不受利润目标约束,其资源配置和组织运营效率上通常不如营利性企业,如果没有后者与其竞争,将达不到充分竞争条件下的配置和组织效率;并且,非营利性组织对于价格信号反应相对迟钝,在医疗需求变化迅速时,较容易忽视那些新生需求。

在法律上,非营利性医院若要长期存在,须按法人社团或信托基金来组织,社团或基金的章程规定了其组织目标;然而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如同其它目的性组织一样,章程本身并不能确保组织的发展长期遵循其预定目标,这更多的依赖于组织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对拥有同样价值观的人的吸引力,这些人被吸引在一起逐渐形成稳定的组织文化,使得组织内的人和资源长期服务于特定目标。

对于医疗事业来说,非营利性组织的好处是低成本,价值观的满足替代了大量现金报酬,比如,决心献身于教会的修女可以接受很低的报酬而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献身精神也是很好的组织润滑剂,有助于降低组织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另外,对收益外流的限制也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供给。

然而,非营利性也有许多负面因素,它更倾向于在市场供需变化时,抗拒价格信号的指引而拒绝做出资源配置调整,也更容易抗拒成本压力所带来的效率改进要求;当缺乏营利性医院与其竞争时,这些因素更可能发酵膨胀。

实际上,从企业文化的发展历史看,非营利性组织的那些优势,许多营利性企业也已逐渐具备;许多大公司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亚文化、共同的价值诉求和行为准则,仅仅以利润目标和薪酬水平,已很难解释这些企业的行为和他们对员工和客户的吸引力所在了。

因此,无论社会的慈善意愿是否足够,无论非营利性医院的优势是否存在或是否显著,都没有必要限制营利性医院的发展,它既能补充前者在供给量和覆盖面上的不足,更可为前者提供维持其资源配置和运营效率所需的竞争压力。

饭文#H9: 越印通胀是个适时的警告

越印通胀是个适时的警告
辉格
2009年12月28日

近日,越南和印度两国经济政策部门先后发出了通胀警告,据估计,两国在近几个季度都将面临6%以上的通胀率;正如大多数通胀经历一样,消费物价上涨的引爆点都是粮食和食品价格;对此前景,越南已宣布将基准利率从7%提高至8%,并停止了贷款补贴,而印度央行也已发出加息甚至提高准备率的明确信号。

和中国一样,越南和印度都在金融危机之后实施了积极的刺激措施,也都较早的恢复了增长,今年的增长率都达到了令人艳羡的7%以上,现在又同时遭遇通胀红灯;相似的背景和政策,使得他们的遭遇成为给予中国的一个恰当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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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印通胀是个适时的警告
辉格
2009年12月28日

近日,越南和印度两国经济政策部门先后发出了通胀警告,据估计,两国在近几个季度都将面临6%以上的通胀率;正如大多数通胀经历一样,消费物价上涨的引爆点都是粮食和食品价格;对此前景,越南已宣布将基准利率从7%提高至8%,并停止了贷款补贴,而印度央行也已发出加息甚至提高准备率的明确信号。

和中国一样,越南和印度都在金融危机之后实施了积极的刺激措施,也都较早的恢复了增长,今年的增长率都达到了令人艳羡的7%以上,现在又同时遭遇通胀红灯;相似的背景和政策,使得他们的遭遇成为给予中国的一个恰当而及时的警告,如果说刺激措施有什么不同的话,越南侧重于货币刺激,印度侧重于财政补贴,而中国则在货币和财政两方面都下了大剂量。

越印两国有许多相似点:都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国,改革开放都比中国晚了十来年,基础设施也都比较落后;然而两国发生通胀的机制还是颇有不同,越南的情况很像80年代的中国:缺乏财务约束的银行和投资体系、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要素市场阙如、贸易赤字、外汇匮乏。

这种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通胀,银行和国企毫无自我约束能力,必须由中央政府的缰绳紧紧拉着,稍有松懈便陷入狂热;该国2008年的严重通胀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如果投资体制不改革,今后仍会不断反复。

印度虽实施了许多社会主义政策,银行和企业却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即便国企也有着较好的财务约束;社会政策以面向农民和穷人的转移支付为主,其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水平和财政赤字,发生的机制较为单纯和透明,因而也容易因财政困境或随政治形势而逆转。

今年5月国大党的选举胜利使其摆脱了对左派小党的依赖,为此类政策转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果然,在大选过后的6月初,新政府很快宣布了大规模减持国企股份以弥补赤字的计划;如果未来国大党坚持贯彻其深入改革的政策,并适时削减财政补贴,其遏制通胀并维持增长的努力将会取得成效。

反观中国,形势不容乐观,尽管从官方数字上还看不到通胀,然而许多迹象已表明消费物价的上涨可能正悄悄发生,从汽油、食用油、粮食、肉类、蔬菜、自来水等许多方面,都传来了不祥的征兆;考虑到过去一年所投放的巨量货币,这些征兆值得引起警惕。

货币扩张未必直接抬高物价,因为新增货币可能全都涌向了资产而没有进入消费,虽然资产泡沫会抬高某些要素的价格并最终影响消费品成本,但资产升值的趋势也会引来热钱,推高本币汇率,从而降低进口要素和消费品价格;如果后一因素的作用超过前者,甚至会在短期内造成货币扩张的同时物价下降的奇妙效果。

然而这一妙景绝不是乐观的理由,泡沫会破裂,热钱会逃跑,烂尾楼和盲目上马的工程虽带不来多少产能,付出去的要素收入却是无法收回的,届时出现的将是另一种同样令凯恩斯主义者傻眼的妙景:通货膨胀与衰退并行。

由于中国在放松货币的同时实施了强力财政刺激,而其中大部分钱是由地方政府在基建项目上花出去的,这些钱最终将以要素租金的形式成为可供消费的收入,因此货币不仅进入了资产市场,也将在投资周期完成后进入消费市场,届时,除非这些项目果真带来了相应的新增产能,物价便难免会上涨。

要避免通胀,政策当局有三个选择:收紧货币,但这可能令最需要的民营企业更难获得贷款,从而加剧国进民退和政府投资扩张所带来的结构倒退;财政退出,虽然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但早退比晚退好;开放几个大产业,用新增的投资机会锁住已经放出去的货币,开放所带来的投资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产能,从而在要素收入释放时不至于抬高物价,此乃上策。

饭文#F4: 新能源发展要求革新电力体制

新能源发展要求革新电力体制
辉格
2009年9月25日

尽管新能源产业在眼下陷于补贴断奶和产能过剩的困境之中,但从长期看,并非没有机会,毕竟,研发和投资热潮已经让该产业跨越了许多技术和工艺门槛,上游的过剩或许会为下游创造一些廉价机会;正如当初第一轮网络泡沫破裂之后,烂尾ISP们所留下的近乎免费的带宽和存储资源,为后来的电子商务和Web2.0服务商创造了优越条件;对于投资者,重要的是既不要做冤大头,也不要无视泡沫所带来的机会;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能源不易覆盖的领域,新能源已经可以站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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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展要求革新电力体制
辉格
2009年9月25日

尽管新能源产业在眼下陷于补贴断奶和产能过剩的困境之中,但从长期看,并非没有机会,毕竟,研发和投资热潮已经让该产业跨越了许多技术和工艺门槛,上游的过剩或许会为下游创造一些廉价机会;正如当初第一轮网络泡沫破裂之后,烂尾ISP们所留下的近乎免费的带宽和存储资源,为后来的电子商务和Web2.0服务商创造了优越条件;对于投资者,重要的是既不要做冤大头,也不要无视泡沫所带来的机会;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能源不易覆盖的领域,新能源已经可以站稳脚跟,因此从现在起,便须为未来更扎实的发展早做准备。

在各种形式的新能源得以实现大规模应用之前,有一个关键的障碍必须首先排除,它就是以单一垄断电网和电力统购统销为核心的现行电力体制;这一体制下,新能源的发展将极度依赖于电网的接入能力、接受意愿和入网价格标准,能源供给者无法与需求者直接交易,对新能源的研发、投资和生产,也无法借助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的引导,结果要么不足,要么过剩;比如某些风力资源丰富的偏僻地区,原本一个风电场可以带来收益,但由于所产电能不能直接卖给用户,必须输入大电网,而电网公司又不愿为此而改造输配系统,结果潜在的发展便无法实现。

单一电网和统购统销,不仅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也流行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是因为电力的两个特征很容易导致自然垄断、或诱使国家实施垄断:其一,电力生产的经济规模和消费规模差异极大,其二,电力很难存储;一个规模较优的电站产能通常在几十或几百万千瓦,必须分配给大批用户,又因为难以存储,这批用户必须是事先已知的、并且签有长期交易合约,不能等到产出之后再去寻找买家;更困难的是,电力消费是随机的,且波动很大,而发电则在技术和成本上都要求连续平稳,因此,只有把海量用户集合在一起时,才能将负载波动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然而,在新能源充分发展、电力来源不断多样化的未来,支撑上述模式的技术和工业基础正在改变:首先,风能、太阳能和燃料电池的规模十分灵活,从几瓦到几兆瓦都有现实方案,其次,电力存储技术已有长足发展,对于千瓦级以下的小功率应用,电池已足以弥合电能产出流与消费流之间的不匹配,在更远的未来,一旦燃料电池和制氢技术突破成本门槛,氢燃料便可成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产出-消费匹配的可行手段;这两方面的变化都暗示着,电力系统的去中心化将是未来发展方向,大电网将不再是不容动摇的唯一选择,相应的,电网的国家垄断经营和电力统购统销体制也就需要作出改变。

立即可行的变革,是允许消费者和企业自行发电、自主选择供电方,这方面的限制原本就毫无必要,而新能源发展则尤其要求开放;各种发电和储能技术的相对优势,在不同的地理气候和人口分布条件下差别很大,采用何种技术更经济,这一判断和决策应由分散的个体和企业各自作出;其次,是允许社区、乡镇和城市自行选择本地的公共电力配置,允许中小发电户将剩余电力在社区网络内调剂和交易;当各种能源获得平等竞争机会之后,围绕新能源是否有前途的争议,便可交给用户和市场来回答,政府只需在税收上给予一定优惠。

实际上,过去的许多小水电便是社区自给自足的,而风能和太阳能结合新型储能技术,将为分散式应用和局部调配创造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条件适宜的地方已经具备发展条件,而随着规模优化和技术改进,适用面将逐步扩大;同时,自下而上的分散发展,反过来也将迫使电网公司进行智能化改造以适应新能源;开放和用户自主选择条件下的新能源发展,才是基于真实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而能源多样化和分散化,也将削弱甚至瓦解大电网的垄断地位,创造有利于消费者的竞争格局。

饭文#F2: 多元社会需要多元化的教育

多元社会需要多元化的教育
辉格
2009年9月15日

在经过半年多的意见征集之后,教育改革已进入具体方案制订阶段,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长周济透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并继续征求社会意见,其中高考和办学体制的改革尤为引人关注;这次改革将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展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普及率已大为提高,平均教育年限也大幅拉长,普及化和大众化使得学校面临更广谱的需求;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的长期实施终于让人口形势走过一个拐点,各阶段学龄人口都已开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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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社会需要多元化的教育
辉格
2009年9月15日

在经过半年多的意见征集之后,教育改革已进入具体方案制订阶段,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长周济透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并继续征求社会意见,其中高考和办学体制的改革尤为引人关注;这次改革将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展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普及率已大为提高,平均教育年限也大幅拉长,普及化和大众化使得学校面临更广谱的需求;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的长期实施终于让人口形势走过一个拐点,各阶段学龄人口都已开始下降,教育资源在数量上将出现过剩,而同时在质量和种类上却还不能满足日益挑剔和多样化的需求;可见,教育体系的结构化改革势在必行。

不仅初等教育已成为必需品,中高等教育也不再是精英教育和奢侈品,不再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而成了大众化的普遍需要,大学生涯也已成为许多人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大众化不仅意味着需求量的提高,也意味着需求类型的多样化:早先吸引孩子求学的口号是成为某某家和栋梁之材,或者习得某种求生所需的特殊技能,而今天,许多孩子上大学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地方度过人生那美好而关键的几年,为了接受文化和知识的熏陶,以便更好的适应未来社会的文化环境,免于落伍和隔膜;需求多样化势必要求供给多样化,本次改革的亮点之一便是开放和鼓励社会各方办学,可以说迎合了上述趋势。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由国家垄断的单一化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特征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个人依循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各种价值在法治之下相互宽容、和平共处,而政府作为法律和公正的守护者,应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教育作为价值生成、发酵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必定会成为各种价值交汇碰撞甚至冲突的中心,因此,政府对教育的过度介入甚至垄断,将使其不必要的背上道德包袱,置身于各种争议的焦点和漩涡之中;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个人价值觉醒,将使这一问题日益凸显。

近年来,欧美社会因为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分歧而引发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学校是否可以庆祝传统宗教性节日?是否允许学生穿戴宗教服饰?是否需要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讲授神创论以示价值中立?文学课本除了赞美爱情是否也应赞美同性之恋?哥伦布究竟是伟大的发现者还是可耻的印第安屠夫?多尔衮究竟是开基立业的大英雄还是扬州十日的元凶?在自主择校的多元化教育体系中,这些问题本可由家长按其价值取向自己选择,大可以各得其所而相安无事,然而当公立教育一统天下,课本由政府统一组织编写,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又千篇一律,政府便成了价值的唯一评判者,结果就难免成为争议和抱怨的对象。

更不幸的是,因为公立学校既包揽一切又要一碗水端平,只能尽力避免向学生宣扬任何价值观,包括各种传统文化,因为任何文化系统难免建立于一系列地方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价值基础之上,也难免其偏见和狭隘;结果,大量广受珍视的传统价值随单一化公立教育而迅速失落了,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培养成了价值虚无主义者,传统价值和文化被漠视,好坏之分善恶之辩被讥为古老的陋习和迂腐的象征;各种传统元素,无论精华还是糟粕,本应经由个人选择而在历史长河中经受洗刷,而不应被武断人为的消灭;丢失了传统,所谓普世价值也就变得空洞干枯;而要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包容传统和多元价值而免于虚无主义泛滥,多元化办学和自主择校就是必要的前提。

单一化教育体系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是社会思潮的单一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振荡,德国是第一个全面实行国立义务教育的国家,其直接后果之一是:此后几代德国青年狂热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两次大战爆发时,德国征兵站前都立刻挤满了报名者,希特勒上台后也迅速获得全面拥护;这种单一思潮的压倒性影响,常常带来可怕的颠覆性运动,比如六七十年代席卷西方的社会革命和性解放浪潮,单一化教育在其中便起了关键作用;因此,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将有利于志趣各异的人们和谐共存,并带来一个稳定的社会。

梁文道半篇文章造了五个谣

最近,梁文道在一篇题为《理性与感性》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观点:“近30年來,沒有任何一種經濟主張和政治哲學要比新自由主義更像共產主義”,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向读者讲述了智利的故事,在他看来,智利奇迹纯粹是个谣传: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臺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 年,“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累累,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沖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事实是,智利在历经皮诺切特(1973-90)、Aylwin(90-94)、Frei(94-2000)三任总统的长期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已经从一个偏僻穷国发展为拉美最富裕最安定的国家,人均GDP$10,124,仅略低于墨西哥的$10,235,即便按福利主义者喜欢用的那些人类发展指标,人均寿命、婴儿/ 儿童死亡率、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数、贫困率等等,智利也全都位居拉美前三名。

在充斥着民粹主义、政治动荡、经济混乱、财政破产、债务危机、贫民窟、毒品、游击队的拉美各国中,智利是罕见的成功摆脱拉美病脱颖而出者,不仅经济成功起飞,政治格局也已趋于稳定,皮诺切特之后历次政权交接全部平稳完成,也没有出现一个政党上台全盘推翻前任政策的拉美特色,如果智利还算不上变革成功的例子,那我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成功这码事情了。

梁文道在叙述完全不顾事实,并且从其编排结构看,显然是故意的,所以尽管我再三告诫自己不要介入这种无聊的纠缠,还是忍不住花点时间来辟辟谣:

1)是皮诺切特和芝加哥小子把通胀搞到了375%吗?事实是:皮诺切特上台之前,智利经济已经彻底崩溃,按货币扩张计的通胀率在1973年已达到862%,只是因为货币扩张到物价上升的滞后期,加上物价管制,物价高峰才推迟到74和75年,这完全是阿连德危机的延续。为了搅混水,梁文道故意掩盖了皮诺切特的上台时间:1973年9月11日,而代之以“1970年代初”,实际上,皮诺切特政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主要精力是在稳定政权,直至1974年底他才敢自称总统,稳定权力的过程直到1980年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之后才算完成;皮诺切特着手稳定经济并开始改革是在1975年,而第一个芝加哥小子Jorge Cauas也是1975年才就任财政部长。

图1:智利通货膨胀,1971-1982

Chile_inflation

2)“结果到了1982年”是怎么回事?按梁文道的说法,好像从1975年开始改革到1982年经济没有改善反而更坏了。事实是:智利在1976年(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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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梁文道在一篇题为《理性与感性》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观点:“近30年來,沒有任何一種經濟主張和政治哲學要比新自由主義更像共產主義”,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向读者讲述了智利的故事,在他看来,智利奇迹纯粹是个谣传: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臺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 年,“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累累,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沖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事实是,智利在历经皮诺切特(1973-90)、Aylwin(90-94)、Frei(94-2000)三任总统的长期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已经从一个偏僻穷国发展为拉美最富裕最安定的国家,人均GDP$10,124,仅略低于墨西哥的$10,235,即便按福利主义者喜欢用的那些人类发展指标,人均寿命、婴儿/ 儿童死亡率、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数、贫困率等等,智利也全都位居拉美前三名。 在充斥着民粹主义、政治动荡、经济混乱、财政破产、债务危机、贫民窟、毒品、游击队的拉美各国中,智利是罕见的成功摆脱拉美病脱颖而出者,不仅经济成功起飞,政治格局也已趋于稳定,皮诺切特之后历次政权交接全部平稳完成,也没有出现一个政党上台全盘推翻前任政策的拉美特色,如果智利还算不上变革成功的例子,那我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成功这码事情了。 梁文道在叙述完全不顾事实,并且从其编排结构看,显然是故意的,所以尽管我再三告诫自己不要介入这种无聊的纠缠,还是忍不住花点时间来辟辟谣: 1)是皮诺切特和芝加哥小子把通胀搞到了375%吗?事实是:皮诺切特上台之前,智利经济已经彻底崩溃,按货币扩张计的通胀率在1973年已达到862%,只是因为货币扩张到物价上升的滞后期,加上物价管制,物价高峰才推迟到74和75年,这完全是阿连德危机的延续。为了搅混水,梁文道故意掩盖了皮诺切特的上台时间:1973年9月11日,而代之以“1970年代初”,实际上,皮诺切特政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主要精力是在稳定政权,直至1974年底他才敢自称总统,稳定权力的过程直到1980年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之后才算完成;皮诺切特着手稳定经济并开始改革是在1975年,而第一个芝加哥小子Jorge Cauas也是1975年才就任财政部长。

图1:智利通货膨胀,1971-1982

Chile_inflation

2)“结果到了1982年”是怎么回事?按梁文道的说法,好像从1975年开始改革到1982年经济没有改善反而更坏了。事实是:智利在1976年便稳定了经济,并实现了3.5%的增长,此后5年的增长率分别为9.9、8.2、8.3、7.9、6.2,货币增量逐步降至53%,CPI降至9.5%。那么梁文道为何单单挑出1982年呢?因为这一年很特别,整个拉美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而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情况比智利更严重得多,而在更大背景上,1980-82年经历了一次全球性衰退,美国在此期间四个季度GDP负增长,这不是自由化改革的结果;实际上,当时的财长Sergio de Castro拒绝了弗里德曼的建议而实行了固定汇率制,这很可能加重了智利在危机中的困境。 3)智利经济直到1988年之后才稳定下来?事实是:从1977年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除了上述82年危机之外,智利经济始终稳定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7%,具体见图:

图2:智利人均GDP,1945-2003(蓝线为智利,橙线为拉美)

Chile_GDP

图3:智利历年GDP增长率,1961-2006

Chile_GDP_growth

4)1988 年芝加哥小子已被甩到一边?事实是,芝加哥小子在智利政府经济部门的任职一直延续到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而他们的政策一直被Aylwin和Frei政府延续到2000年,不仅如此,芝加哥小子的政策影响扩展到了整个拉美,许多政府请他们去帮助制定经济政策,其中至少包括巴西、秘鲁、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下面有一份任职于智利政府的后期芝加哥小子的名单:

Hernán Büchi (Minister of Finance 1985 - 1989) Martín Costabal (Budget Director, 1987-1989) Juan Ariztía Matte (Private Pension System Superintendent 1980-1990) Maria Teresa Infante (Minister of Labor 1988-1990)

5)自由化改革让智利45%的人跌到了贫困线之下?智利在80年代中期的贫困率的确很高,但这个高贫困率是跌出来的?这45%的人比以前更穷了?穷人没有受惠于自由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我就引一些来自左派福利主义者的数据吧:

图4:智利若干数字与拉美各国的对比,1990s

Chile_data

参考资料: 1. 下列Wikipedia条目:

Chile Economics of Chile Economics History of Chile Salvador Allende Augusto Pinochet Patricio Aylwin Eduardo Frei Ruiz-Tagle Miracle of Chile Chicago Boys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1982 debt crisis) Early 1980s recession

2.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le 3.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le: has economic growth been enough?
饭文#D2: 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

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
辉格
2009年8月6日

日前,韩国双龙汽车的重组因工会拒绝接受重组方案而告失败,债权人最终申请破产,随后,400名特警开始向工人占领的最后两个喷涂车间发动进攻,拒绝离职的一千名工人对厂区两个多月的强行占领和怵目惊心的暴力对抗即将结束;这场漫长的对峙尽管导致了重组失败,把原本有望得救的双龙送进了坟墓,也让上汽的投资化为乌有,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工会压力,没有干预劳资谈判,没有施压银行追加贷款,更没有动用财政资金施救;这一政策最终打破了工会试图利用强制行动和政(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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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
辉格
2009年8月6日

日前,韩国双龙汽车的重组因工会拒绝接受重组方案而告失败,债权人最终申请破产,随后,400名特警开始向工人占领的最后两个喷涂车间发动进攻,拒绝离职的一千名工人对厂区两个多月的强行占领和怵目惊心的暴力对抗即将结束;这场漫长的对峙尽管导致了重组失败,把原本有望得救的双龙送进了坟墓,也让上汽的投资化为乌有,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工会压力,没有干预劳资谈判,没有施压银行追加贷款,更没有动用财政资金施救;这一政策最终打破了工会试图利用强制行动和政治影响力来获取谈判利益的幻想,为李明博政府击退工团主义的斗争赢得了关键一战,也为继续推行其大规模改革方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国会也在上演一场名副其实的搏斗,上月下旬,在一片辱骂厮打声中,表决通过了开放媒体兼营的《报纸法》、《广播法》和《网络电视法》,以及开放企业入股银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去年初李明博上台之后,虽然遭遇金融危机后的不利局面,但凭借执政党在国会170席(57%)的绝对多数,加上另外三个保守派政党20多席的配合,他的改革路线正在稳步推进;民主党的84个席位无法阻止任何法案通过,只得采用封锁议会大门和占领议长席等暴力手段进行阻挠。韩国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所启动的一系列改革,已经成功的打破了财阀体系,实现了政企分离、银企分离、金融和投资自由化,贸易开放也有很大进展,眼下正面临着工团主义这一最后堡垒,此战胜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成败和今后数十年经济体制的走向。

财阀和工团是长期困扰韩国的两大痼疾,财阀们利用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为他们的投资和经营提供或明或暗的财政担保,在政府影响下,银行毫无节制的为他们的扩张提供信贷支持,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财阀们竭力鼓动政府实施准入管制和贸易保护;尽管在劳资谈判中,工会和财阀是对手,但在维持财阀体系及其垄断地位方面,他们实际上结成了默契的同盟关系:每当财阀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需要政府和银行出手帮助时,工会的罢工和抗议是最有效的施压手段,在对自由贸易的抵制中,这种同盟关系则更加明显。97年危机令大批财阀垮台,加上此后金大中政府在IMF严格要求下实施的彻底改革,最终打破财阀体系,尤其是斩断了财阀对银行的寄生关系。

工团势力也正是从97年危机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尽管韩国工会的组织能力依然强大,行动方式依然强悍暴烈,但他们的谈判对手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表面上劳资谈判是在工会与管理层之间进行,而实际上,由于财阀体制把政府和银行绑架在企业上,工会讨价还价的对手其实是全体纳税人和广大银行储户,只要政府出手让银行继续为企业输血,加点工资便不在话下;正是因为此种手法屡屡奏效,工会已经习惯了有哭必应的娇宠生活,问题是,企业背后那条输血脐带如今已不复存在,工会的谈判对手已经成了资源有限、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双龙工会的人显然没有看清这一点,所以当他们不顾企业死活,毫不退让的坚持自己的要求时,企业只好走上破产之路了。

早期的工会曾是组织集体谈判和维护工人权利的良性组织,但自从他们开始组织纠察队用暴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利用选票寻求政治家保护和支持其暴力行动时,他们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些工会经常占领和封锁厂区、暴力阻止非工会工人上班,动辄非法拘禁、动用私刑、破坏私人财物,却因为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得到法律豁免,这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乃至法治环境构成了极大的破坏,也严重损害了非工会工人的利益;工团主义蔓延所及的每一个产业,都无一例外的迅速走向僵化、停滞和衰败,实际上,他们与农贸市场用暴力霸占摊位的黑帮没有什么区别。

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达到顶峰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遭受过工团主义的危害,而上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里根自由化改革,也都是以击败工团主义为关键突破点;1981年8月美国航管工会(PATCO )发动非法罢工,里根在48小时通牒过后,果断开除了11345名拒绝复工的航管员,美国工团运动从此一蹶不振;1984-85年,撒切尔凭借巨大的政治决心和勇气,抵抗住了全国矿工工会(NUM)长达一年的总罢工,结果,曾在1974年通过罢工令希斯政府垮台的、一度强大无比的NUM,就此从英国政治舞台上消失。面对人数众多、组织严密、而又素以强悍暴烈著称的韩国工会,李明博赢得了一次小规模战役,要拿下整个工团堡垒,还有很多硬仗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