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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晚婚与早婚

【2012-09-16】

@whigzhou: 许多被认为是“文化特性”的东西,背后都是人口压力等经济因素在支撑着,比如西欧人的晚婚晚育、青少年离家独立谋生,一到美洲人口压力一解除就全变了,早婚早到16/17岁,狂生孩子,没结婚的孩子也不离家谋生了,在家帮父母种地放牛,劳动力奇缺啊

@sw小橘子: 那中国为啥也早婚、狂生孩子、不离家谋生?

@whigzhou: 不同财产权/继承制度下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不同嘛,早生孩子、赖在家里,可以确保占到一份家产,狂生孩子这条不成立,人口压力很大时就都开始避孕/主动流产/溺婴了

@甜蜜温柔小可爱: 如果在財產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社會里,狂生孩子主要是男孩子,對一個家庭獲取社會資源至關重要。這也是爲什麽家族勢力在中國盛行。

@whigzhou: 对。这原理对大家庭内,家族内,同地区家族间,都适用

@sw小橘子: 回复@whigzhou:早婚育是兄弟堂兄弟竞争的结果?

@whigzhou: 对啊,尽早生出儿子对确保你在大家庭内的地位很重要,另外早婚也是同龄人竞争的结果,在条件有利时尽早确定一桩婚姻是好的策略,低就风险可以用纳妾来弥补

@甜蜜温柔小可爱: 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推論,所謂現代社會個體人的疏離感,是否就是部份源自財產權獨立而產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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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6】 @whigzhou: 许多被认为是“文化特性”的东西,背后都是人口压力等经济因素在支撑着,比如西欧人的晚婚晚育、青少年离家独立谋生,一到美洲人口压力一解除就全变了,早婚早到16/17岁,狂生孩子,没结婚的孩子也不离家谋生了,在家帮父母种地放牛,劳动力奇缺啊 @sw小橘子: 那中国为啥也早婚、狂生孩子、不离家谋生? @whigzhou: 不同财产权/继承制度下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不同嘛,早生孩子、赖在家里,可以确保占到一份家产,狂生孩子这条不成立,人口压力很大时就都开始避孕/主动流产/溺婴了 @甜蜜温柔小可爱: 如果在財產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社會里,狂生孩子主要是男孩子,對一個家庭獲取社會資源至關重要。這也是爲什麽家族勢力在中國盛行。 @whigzhou: 对。这原理对大家庭内,家族内,同地区家族间,都适用 @sw小橘子: 回复@whigzhou:早婚育是兄弟堂兄弟竞争的结果? @whigzhou: 对啊,尽早生出儿子对确保你在大家庭内的地位很重要,另外早婚也是同龄人竞争的结果,在条件有利时尽早确定一桩婚姻是好的策略,低就风险可以用纳妾来弥补 @甜蜜温柔小可爱: 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推論,所謂現代社會個體人的疏離感,是否就是部份源自財產權獨立而產生的人格獨立? @whigzhou: 是的,除了财产权保障,还有契约执行保障,可以让个人摆脱对传统熟人圈互惠网络和人格化交易的依赖,简单说,现代人可以靠一份家当和一技之长在陌生社会活得很好,古人则不行 【后记】 这几天在读[[Gregory Clark]]的A Farewell to Alms,有段笔记刚好与此话题相关:

章节名:4 页码:第89页 2013-02-16 02:39:23

西北欧的生育模式是高婚内生育率+高女性单身率+晚婚,而东亚则是低婚内生育率+低女性单身率+早婚,结果两者总和生育率相当。 这一模式差异似乎源自婚姻制度,在东方多妻制下,(加上高女婴溺杀率),女性供给严重不足,因而需要抢先娶妻,导致早婚,但这样一来,想控制生育数量,就不能靠晚婚,而只能靠降低婚内生育率和溺婴了。

 
[饭文]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辉格
2012年8月24日

七夕之际,一家职业信息网站“大谷打工网”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寻找伴侣不容易,稳定关系更难,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据报告称,收入、住房、流动性、社交机会的缺乏,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

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23.6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的,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些真实情况(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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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辉格 2012年8月24日 七夕之际,一家职业信息网站“大谷打工网”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寻找伴侣不容易,稳定关系更难,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据报告称,收入、住房、流动性、社交机会的缺乏,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 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23.6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的,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些真实情况,与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印象也颇为吻合;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高速城市化的社会,出现这样的婚恋障碍,本不足为奇,而出现在上海这样房价奇高的大都市,更是预料中事。 婚姻是一项长期关系,而且这一关系的紧密和利益相关程度极高,完全重塑了双方的生活,在人类主动缔结的各种关系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因而双方在作出选择时自然会十分慎重,会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对方的情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城市大社会的信息条件远不如传统乡村与城镇社会,对于成年后才来到城市的新移民,则条件更为不利,他们脱离了原有关系网,必须从头建立社会关系。 传统社会规模小,流动性也不大,亲戚邻里发小交往多,关系网通常只是个二到三度空间,同龄人之间相识和知根知底的机会很多,井然分明的社会等级更缩小了择偶空间,所以在作出择偶决定前,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了解候选对象;而且,传统婚姻父母做主的成分更大,婚姻常常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因而相互了解和磨合的时间就更加充分了,从孩子生下来便可开始,可能导致日后不和的因素在早期便可暴露。 城市大社会大幅扩展了个人的择偶空间,但它的流动性和关系松散性却压缩对每个候选对象的了解机会,从而延长了择偶过程;在漫长的单身期中,为满足情感和生理需要,人们更多的建立短期和尝试性的关系,也以此作为相互了解磨合的方式,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性与婚恋的观念与文化变迁,进而,新的观念与文化又回过头来改变两性交往与择偶方式:在交往时更注重感情因素,对短期关系更多宽容与偏爱。 这种现实条件与观念文化的相互强化,最终导致了择偶策略的全面转变,从传统的充分了解一锤定音终身不渝,变为先通过短期关系了解磨合,同时捕捉更好的新机会,这样,当双方最终对长期关系拥有足够信心,并决定结婚特别是生孩子时,已经老大不小了,这也是为何在所有国家,城市化总是大幅推迟结婚和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离婚率和单身率,增加短期关系和堕胎。 对于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婚姻的另一个障碍是父母子女之间观念的冲突,两代人的择偶标准不同,年轻人接受了新的观念与文化,但父母常不愿意放弃干预,而子女出于财力上的需要,也因为文化上的惯性,可能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听从父母的要求,这样达成四方满意的安排就更加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原本不错的关系被生生破坏。 当新移民进入城市后,丧失了从小建立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不得不重新建立,此时他们将面临一个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不利:缺少家庭和职业关系之外的民间组织和亚文化圈子,中国社会是长期以来就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间结构,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强化了这一特征。 中古以来,在遭受多次灭佛打击之后,中国的佛教也变得越来越出世,很少再起到联络教友情感、为教众提供社会生活空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作用;类似的,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的学会,共同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共同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利益诉求的协会行会,与庞大的人口相比,这些组织的数量少得可怜。 结果,原本由这些中间组织满足的需求和履行的社会功能,多半被抑制了,剩下少数也是由政治性机构和盈利性企业所代替,可是与主动参与的自发性组织相比,这些替代组织都远远不适合成为个人间社会交往的空间,比如同样是参加体育运动,通过自发组织的俱乐部你可能获得一群关系长期稳定的朋友,但是在健身馆,你出完了一身汗之后啥也没留下。 上述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乃至东方的年轻人在进入大城市后普遍变得比较宅,更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和网络社区;网络交往虽然也能建立某些有价值的关系,但了解深度毕竟不如现实交往,更难以带来足以导向婚姻的熟识和亲密,相反,它可能让年轻人更习惯和满足于短期关系,更加拖延了婚姻的建立。  
[微言]同性恋、婚姻与自由

去年9月和昨天的两段言论,主题相近,就放一起了。

【2011-09-02】

@评论员李铁:刚刚去做嘉宾录制了南方电视台的《全民议事听》节目,辩论关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问题。我认为,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如果婚姻的定义被改变,无疑将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变,在变革的时候更是要慎之又慎。如果我们允许同性婚姻,我们将很难拒绝一夫多妻、近亲婚姻等婚姻形式,如果他们也号称自愿结合。

@Ent_evo: 如果拒绝同性婚姻合法化,结果只能是私下结合,一旦出现家庭矛盾,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两人的权利,这说到底还是歧视。近亲结婚会伤害后代,同性结婚伤害谁了呢?

@whigzhou: 有合同法啊,可以签民事契约嘛,同性婚姻支持者中不缺律师,可以帮助设计若干标准契约备选

@whigzhou: 在那些认为同性“(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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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和昨天的两段言论,主题相近,就放一起了。 【2011-09-02】 @评论员李铁:刚刚去做嘉宾录制了南方电视台的《全民议事听》节目,辩论关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问题。我认为,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如果婚姻的定义被改变,无疑将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变,在变革的时候更是要慎之又慎。如果我们允许同性婚姻,我们将很难拒绝一夫多妻、近亲婚姻等婚姻形式,如果他们也号称自愿结合。 @Ent_evo: 如果拒绝同性婚姻合法化,结果只能是私下结合,一旦出现家庭矛盾,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两人的权利,这说到底还是歧视。近亲结婚会伤害后代,同性结婚伤害谁了呢? @whigzhou: 有合同法啊,可以签民事契约嘛,同性婚姻支持者中不缺律师,可以帮助设计若干标准契约备选 @whigzhou: 在那些认为同性“父母”是一种病态抚养环境的人看来,同性婚姻将比近亲婚姻更直接的伤害后代,假如他们收养子女的话 @whigzhou: 而我认为,要求人们放弃这种看法,放弃基于该看法而构成的习俗,是不正当的 @sanqia: 这种第三人眼中的看法或者习俗是不是真正成立是不是需要学术上的证明?即使确实成立,也不见得足以构成同性婚姻关系获得法律承认的障碍吧?比如可以修改领养法,对同性婚姻领养作特殊规定。 @whigzhou: 对儿童结婚的障碍不也是“第三人眼中的看法或者习俗”吗?至于论证,微博上肯定是看不到了 @tertio: 我以为他人眼中的看法不足够,条件还应该更强一些,比如构成对大多数人合理预期的挑战并因此造成损害。按此条件有些习俗似乎不应得到法律保护 @whigzhou: 我曾经提出一个更强的标准,就是看这些第三方是否愿意为之付出实际代价,比如,为留在该习俗内或离开缺乏该习俗的社区而承担更高的房租 详见:http://t.cn/a3HALa @唐唐37: 回复@whigzhou:不愿意去同性恋酒吧享受低价,是否符合你这个所谓的标准 @whigzhou: 当然不符合,“不愿意去”和“厌恶看到别人去”毫不相干 【补记:整理时发现我当时没看清@唐唐37 那句话,没注意到“享受低价”这四个字,原来他想说的是:放弃同性恋酒吧低价消费机会也是反感同性恋的一种“代价”,理论上确实可是算,但这证据太弱了,不具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很难将你不去该酒吧的各种可能理由分离开来,更重要的是:“近距离目睹同性恋行为对你构成代价”并不能证明“与同性恋者同处一个社区也对你构成代价”,而主张所在社区禁止同性恋行为,需要的是后一种证据】 【2012-08-10】 @洪浩_kaoputive:昨晚去一对邻居老夫妇家吃饭。他们是很好的人,虔诚的基督教徒。老爷爷说,chick fil a总裁发表反gay婚姻言论后,PSU也有学生想抵制这家快餐店,把它赶出校园。他于是写了信给校长支持Chick fil a. 他问我什么看法。唉,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原来我敢和中国朋友聊政治,却不敢和美国基督教朋友聊宗教。 @whigzhou:为啥你不觉得他是想跟聊言论自由呢? @洪浩_kaoputive:对,他说了他认为Chick fil a总裁有言论自由,但是从前后语境来看,他显然更想聊哪种婚姻才是对的。我觉得虽然反同性恋是反个人自由,但如果这类言论没有很强的攻击性,法律也不能禁止;而禁止纳粹言论是应该的。辉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whigzhou: 1)反同性婚姻只是反对同性关系获得婚姻这种法律地位,未必是反同性恋,比如我反对五言绝句获得著作权,但并不表明我不喜欢五言绝句 @whigzhou:2)反同性恋可能只是拒斥宽容同性恋的文化,未必主张禁止、惩罚或干预同性恋行为,因而未必侵犯个人自由,比如我可能拒斥儒家或伊斯兰文化,但我并不主张任何强制 @whigzhou:3)攻击性言论仅当指向具体个人(或其他民事主体)时才构成侵权,才需要法律干预,泛泛的攻击都是合法的,比如有人说“你们人类比蟑螂更肮脏下贱”——我认为这在言论自由边界之内 @whigzhou:因为当攻击并非指向具体个人时,你不知道理论上的“被攻击者”是否真的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比如对我前面这句话,有人可能觉得无所谓,有人觉得很有趣,有人或许还觉得很受用,够刺激,等等,只有被攻击者自己提出诉讼时,才表明他可能真的受到伤害了 @清风不识字偏爱乱翻书 辉总,法律该不该保护同性婚姻 @whigzhou:这个问法好像本身就不成立,婚姻是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如果你已经认可同性间结成的那种关系是“婚姻”,那当然应该受保护,所以恰当的问题是,这种关系是否有理由获得婚姻这种法律地位?依我看,这问题应由最低层级的共同体决定 @whigzhou:将此类本属地方传统、本应由地方司法机构解决的问题,提升到联邦层面,是个错误  
[微言]同性婚姻

【2012-08-10】

@洪浩_kaoputive 昨晚去一对邻居老夫妇家吃饭。他们是很好的人,虔诚的基督教徒。老爷爷说,chick fil a总裁发表反gay婚姻言论后,PSU也有学生想抵制这家快餐店,把它赶出校园。他于是写了信给校长支持Chick fil a. 他问我什么看法。唉,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原来我敢和中国朋友聊政治,却不敢和美国基督教朋友聊宗教。

@whigzhou: 为啥你不觉得他是想跟聊言论自由呢?

@洪浩_kaoputive: 对,他说了他认为Chick fil a总裁有言论自由,但是从前后语境来看,他显然更想聊哪种婚姻才是对的。我觉得虽然反同性恋是反个人自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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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0】 @洪浩_kaoputive 昨晚去一对邻居老夫妇家吃饭。他们是很好的人,虔诚的基督教徒。老爷爷说,chick fil a总裁发表反gay婚姻言论后,PSU也有学生想抵制这家快餐店,把它赶出校园。他于是写了信给校长支持Chick fil a. 他问我什么看法。唉,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原来我敢和中国朋友聊政治,却不敢和美国基督教朋友聊宗教。 @whigzhou: 为啥你不觉得他是想跟聊言论自由呢? @洪浩_kaoputive: 对,他说了他认为Chick fil a总裁有言论自由,但是从前后语境来看,他显然更想聊哪种婚姻才是对的。我觉得虽然反同性恋是反个人自由,但如果这类言论没有很强的攻击性,法律也不能禁止;而禁止纳粹言论是应该的。辉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就替老头说上几句吧】 @whigzhou: 1)反同性婚姻只是反对同性关系获得婚姻这种法律地位,未必是反同性恋,比如我反对五言绝句获得著作权,但并不表明我不喜欢五言绝句 @whigzhou: 2)反同性恋可能只是拒绝宽容同性恋的文化,未必主张禁止、惩罚或干预同性恋行为,因而未必侵犯个人自由 @whigzhou: 比如我可能拒斥儒家或伊斯兰文化,但我并不主张任何强制 @whigzhou: 3)攻击性言论仅当指向具体个人(或其他民事主体)时才构成侵权,才需要法律干预,泛泛的攻击都是合法的,比如有人说“你们人类比蟑螂更肮脏下贱”——我认为这在言论自由边界之内 @whigzhou: 文艺界整天在谩骂“资本家是吸血鬼”,也经常站在土著立场上攻击西方文化,好像没人觉得这些构成了侵权? @whigzhou: 因为当攻击并非指向具体个人时,你不知道理论上的“被攻击者”是否真的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比如对我前面这句话,有人可能觉得无所谓,有人觉得很有趣,有人或许还觉得很受用,够刺激,等等,只有被攻击者自己提出诉讼时,才表明他可能真的受到伤害了 @清风不识字偏爱乱翻书 辉总,法律该不该保护同性婚姻 @whigzhou: 这个问法好像本身就不成立,婚姻是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如果你已经认可同性间结成的那种关系是“婚姻”,那当然应该受保护,所以恰当的问题是,这种关系是否有理由获得婚姻这种法律地位?依我看,这问题应由最低层级的共同体决定 @whigzhou: 将此类本属地方传统、本应由地方司法机构解决的问题,提升到联邦层面,是个错误 @whigzhou: 顺便解释一下我为何反对五言绝句享有著作权,因为它太短了,我很容易开个博客,用“绝句发生器”每天发表100万首五言绝句,几年后,别人大概就很难在不侵犯版权的情况下再写出新的五言绝句了…… @tertio: 不至于的吧,5000的20次方=9.5367431640625e+73,就算用算法精简1000倍,也还有70次方 @whigzhou: 怎么可能只精简1000倍?绝句又不是汉字的随机拼凑,有章法的
《自私的皮球》第十章〈婚姻与家庭:古老的博弈〉导言

第十章  婚姻与家庭:古老的博弈

驱动人类行为的种种欲望和动力,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的指向两大目标:获取生存资料和寻找合适的异性伙伴繁衍后代;对此,古人已有很清楚的认识,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告子在与孟子对话时也说:食色,性也[2]。

在后世俗语中,又有“饱暖思淫欲”之说[3],这倒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多层次需求理论颇有些神似,并将饱暖置于更基本的层次,而淫欲则位于其上,不过,马斯洛本人倒是把饮食和男女同置于最底层的生理需要[4]。

实际上,按进化生物学的观点,性是比饱暖更基本的需求,它直接带来遗传收益,而获取生存资料延续生命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繁殖机会,假如某人一辈子不吃不喝却有机会留下许多后代(如某些昆虫那样),他/她是会乐意这么做的。

因而,指导个人各类行动的诸多行为策略,都可归为两类:取食策略和性策略,前者的形态和分布构成了特定社会的生计模式,后者则构成了婚配模式;婚姻与家庭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在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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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婚姻与家庭:古老的博弈 驱动人类行为的种种欲望和动力,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的指向两大目标:获取生存资料和寻找合适的异性伙伴繁衍后代;对此,古人已有很清楚的认识,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告子在与孟子对话时也说:食色,性也[2]。 在后世俗语中,又有“饱暖思淫欲”之说[3],这倒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多层次需求理论颇有些神似,并将饱暖置于更基本的层次,而淫欲则位于其上,不过,马斯洛本人倒是把饮食和男女同置于最底层的生理需要[4]。 实际上,按进化生物学的观点,性是比饱暖更基本的需求,它直接带来遗传收益,而获取生存资料延续生命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繁殖机会,假如某人一辈子不吃不喝却有机会留下许多后代(如某些昆虫那样),他/她是会乐意这么做的。 因而,指导个人各类行动的诸多行为策略,都可归为两类:取食策略和性策略,前者的形态和分布构成了特定社会的生计模式,后者则构成了婚配模式;婚姻与家庭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在传统社会的生计和婚配模式中,皆处于核心地位,并因其长久的历史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和文化。 因此,通过对婚姻及其背后的两性性策略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很大一部分;许多看似与性无关的行为,比如男性展示力量、勇气和智慧,敛聚财富,争夺权力和地位,背后都隐藏着复杂多样的性策略。 ---------------------- [1]语出《礼记·礼运篇》。 [2]语出《孟子·告子上》。 [3]初出贾仲名《玉梳记》第三折,为“饱暖生淫欲”,此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有“饱暖思淫欲”一语。 [4]见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动机与人格》(1954年),或:wikipedia: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微言]一妻多夫与生育率

【2012-07-19】

@GK同人于野 此书说人类婚外情现象数据实在不好统计,科学家不得不转而研究鸟的婚外情。但有一个人类的统计很有意思:西藏有两个丈夫的女性,生的孩子比一般女人少。而摩门教一夫多妻家庭,老婆越多的男人,他平均每个老婆生的孩子数也越多。我猜可以用中国后宫政治解释:生孩子是女人争宠的手段和排解寂寞的方式。

@-Lucifier-: ”后宫政治博弈“只说明了一夫多妻的富有家庭中女性的竞争策略是多生孩子、多分资源;一妻多夫家庭中女性生的孩子比一般女人要少,也需要一个策略解释:以资源获取的角度去考察,随着孩子的增多,丈夫们的亲代投资可能有变,如选择最像自己的那个孩子集中、大量投资→分散投(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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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9】 @GK同人于野 此书说人类婚外情现象数据实在不好统计,科学家不得不转而研究鸟的婚外情。但有一个人类的统计很有意思:西藏有两个丈夫的女性,生的孩子比一般女人少。而摩门教一夫多妻家庭,老婆越多的男人,他平均每个老婆生的孩子数也越多。我猜可以用中国后宫政治解释:生孩子是女人争宠的手段和排解寂寞的方式。 @-Lucifier-: ”后宫政治博弈“只说明了一夫多妻的富有家庭中女性的竞争策略是多生孩子、多分资源;一妻多夫家庭中女性生的孩子比一般女人要少,也需要一个策略解释:以资源获取的角度去考察,随着孩子的增多,丈夫们的亲代投资可能有变,如选择最像自己的那个孩子集中、大量投资→分散投资于西藏女性而言未必有利。 @whigzhou: 藏人多夫家庭生育较少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比单夫家庭更穷,因为多夫正是穷的结果 @-Lucifier-: 这确实更有可能。共妻不利于男性,两个男人还愿意,说明他们真穷到某个地步了。 @whigzhou: 多夫安排是为让弟弟们留下来帮助大哥谋生,在大哥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弟弟们基本没有性机会,通常还未发育成熟,假如老二与大哥年龄过于接近,常会被送去寺院做喇嘛——这是听邓巴说的 @恶人谷江小鱼: 这不是解释,除非“富人比穷人会多生孩子”是公理 @whigzhou: 未必需要是公理,只须局部成立即可 @whigzhou: 案例 http://t.cn/zW6PFXm @小野猪君: 不明白多夫女人为什么会生的少?是同房机会就少吗? @whigzhou: 多夫与少生是贫穷的共同结果,不是因为多夫才少生 @小野猪君 可少生是能控制的吗?他们也不会采取什么手段去少生 @whigzhou: 传统社会也有许多办法主动节育,比如禁欲、延长哺乳期、土法堕胎、溺婴(若未被发现,统计上就是少生了) @whigzhou: 延长哺乳期是最常见的办法,较严重的营养不良也会降低生育率,另外,各类非常规床上活动,可能都是为了节育同时满足性欲而发明的 @冷酷的Noah: 博主都研究姿势了?雷人 @whigzhou: 我说的不是姿势,是拓扑结构  
饭文#Z3:不应强求雇主承担丈夫的责任

不应强求雇主承担丈夫的责任
辉格
2012年5月9日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全面扩大了雇主对女性雇员的特别责任,特别是与生育和哺乳有关的责任,包括延长产假、新设流产产假、承担产检和流产费用、提供哺乳条件等等,并对违规行为规定了更加具体而严厉的惩罚措施。

因为天然的承担了生育和哺乳的任务,加上与此有关的生理条件,女性在职业市场上先天的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在照顾孩子的同时独立维持生计,正因为此,人类自古以来便采用了男女配偶分工合作的核心家庭模式,女性用她们宝贵的生育能力换取男性(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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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强求雇主承担丈夫的责任 辉格 2012年5月9日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全面扩大了雇主对女性雇员的特别责任,特别是与生育和哺乳有关的责任,包括延长产假、新设流产产假、承担产检和流产费用、提供哺乳条件等等,并对违规行为规定了更加具体而严厉的惩罚措施。 因为天然的承担了生育和哺乳的任务,加上与此有关的生理条件,女性在职业市场上先天的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在照顾孩子的同时独立维持生计,正因为此,人类自古以来便采用了男女配偶分工合作的核心家庭模式,女性用她们宝贵的生育能力换取男性的保护和帮助,这一合作模式不仅构成了我们古老婚姻与家庭的基础,更为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奠定了基调。 现代化过程中,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职业市场,这一方面因为奶粉、洗衣机、幼儿园等现代育儿商品和服务降低了育儿成本和幼儿对母亲的依赖,同时,生产率的提高也让许多女性的劳动价值大大高出了育儿成本,因而购买这些育儿商品以腾出时间去工作,就变得越来越合算了。 不过,只要人们仍在生孩子,育儿需要所带来的两性职业价值差异便不会消失,两性分工因而仍将存在,在现代主要表现为,在工作挣钱养家方面,丈夫比妻子负有更多的责任;这也意味着,男性在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仍将是女性择偶的重要考虑。 然而,上述规定却意在将原本由丈夫所承担的责任,强行转嫁到雇主头上,如此转嫁从道义上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丈夫承担此一责任,是因为这是古老婚姻契约的核心内容,可谓天经地义;假如人们非要从与女性具有某种关系的人中挑出一个来接替丈夫的责任,为何偏偏选中雇主呢?为何不是她的父母、亲戚、或邻居?或者她的开户银行?或她每天去的那家超市?或给她接生的那家医院?难道雇佣关系就那么特别吗?那么雇佣女律师的当事人是否也要负担她的带薪产假? 以带薪产假为代表的、由雇主承担的“生育福利”,其实是一种实物薪酬,即便没有政府规定,有些企业也会实行,因为经验表明,如果恰当选择的话,用实物和福利部分取代现金报酬,会收到更好的激励效果,所以许多企业都会为员工提供旅游、体检、生日蛋糕、年货、聚餐、球票戏票等福利和实物报酬,这些实物往往比现金更能给员工留下深刻印象,感觉到雇主的关心和慷慨。 可实物薪酬的选择是有讲究的,占总薪酬的比例不能太高以至显著降低现金报酬水平,同时要让大部分员工觉得物有所值,而生育福利未必符合这些条件;有三种企业大概会愿意提供生育福利,一种是其女性员工生育的可能性很小,这样雇主用很小的代价即可换来一个好名声,另一种是其女性员工绝大部分会在雇佣期内生育,这样生育福利就相当于人人用得着的购物券,对现金有很好的替代性,第三种是薪酬水平很高,且其中大部分是产假中无须支付的绩效工资或奖金。 不符合这些条件的雇主将倾向于不提供带薪产假,因为他们为相同劳动愿意支付的总报酬是给定的,提供带薪产假即意味着降低了那些不生育女性雇员的报酬,从而削弱他们招募优秀女性雇员的能力,除非他们能事先甄别哪些雇员将在雇佣期内生育,并对她们支付不同的薪酬。 甄别方法之一是先筛选出那些不大可能再生育的女性,在计划生育制度下这倒是可以做到,要求应聘者出示户口本即可,她们将获得常规薪酬,可是在剩下的可能生育的女性中,哪些会在雇佣期内生育仍难确定,而且按现行劳动法,这一点显然也无法在雇佣契约中加以约束;这样,雇主就只能拉低这些“风险雇员”的平均工资来平摊生育福利成本了。 可是,拉低平均薪酬也是有限度的,首先,在许多低端行业,工资水平原本就接近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再拉低就违规了,此时雇主只好完全规避风险雇员,其次,那些不想生育但又被一起拉低工资的女性风险雇员,可能会觉得不值得为更低的工资工作,索性退出职业市场,这两种情况都会将部分女性排除出就业市场。
饭文#U0: 婚姻法不应为进步独立女性定制

(按:本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去年“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一文中曾有阐述,可参照阅读)

婚姻法不应为进步独立女性定制
辉格
2011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针对《婚姻法》的第三份司法解释于上周末正式生效,九个月前该解释草案征求意见时,曾引发激烈争议,我也曾撰文指出其削弱婚姻法对传统弱势女性之保护的危险,遗憾的是,最终生效的解释仍完整保留了当初引发争议和担忧的焦点内容:在房产这一当前家庭最重要资产上,大幅收窄了对婚内共同财产的认定范围。

针对这些争议和担忧,该司法解释支持者们提出的主要反驳理由是:新解释削弱了通过婚姻获取财产利益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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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去年“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一文中曾有阐述,可参照阅读) 婚姻法不应为进步独立女性定制 辉格 2011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针对《婚姻法》的第三份司法解释于上周末正式生效,九个月前该解释草案征求意见时,曾引发激烈争议,我也曾撰文指出其削弱婚姻法对传统弱势女性之保护的危险,遗憾的是,最终生效的解释仍完整保留了当初引发争议和担忧的焦点内容:在房产这一当前家庭最重要资产上,大幅收窄了对婚内共同财产的认定范围。 针对这些争议和担忧,该司法解释支持者们提出的主要反驳理由是:新解释削弱了通过婚姻获取财产利益的激励,淡化了婚姻关系的物质色彩,鼓励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走向独立;在他们看来,对新解释的反对,是基于对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依赖和从属地位的已经过时的传统观念,而现代的独立女性应抛弃这种依赖,断绝利用婚姻向男方寻求物质保障的念头,一言蔽之:让婚姻不再成为一桩买卖。 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人类的两性关系有许多中形态,而婚姻区别于其它种种形态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其财产性关系,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当然是多面而丰富的,远不限于物资供养责任和财产关系,但其中需要得到婚姻法保护的,却是且仅是涉及物质和财产的那些方面,至于爱慕、陪伴、相助、和睦、亲情、忠诚等等内容,法律是不予关注和保护的,当然,在传统社会,性排他权和生育责任也常得到法律维护,但这些早已从现代婚姻法中失落了。 究其因,婚姻作为一项民事制度而存在的理由,是男女双方建立家庭以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所以,无论人们如何掩饰,都难以否认婚姻是一桩契约交易这一事实,诚然,在面对具体的婚姻关系时,人们会对其交易性质作适当的掩饰,避免当面说破,以此强调感情在双方关系中的首要地位,但是,假如双方关系果真只涉感情而无关财产,他们又何必给自己套上婚姻这一枷锁?他们大可以选择互无责任约束的同居关系嘛。 新解释支持者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认为婚内财产的认定界线是同等适用于男女双方的,因而不存在对任何一方的偏袒,这是基于对婚姻市场的谈判和议价格局的错误认知;首先是风险不对称,为婚姻上所作出的一次错误决定,女性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男性,特别是对于各方面资本不足的弱势女性,其代价往往足以耽误终身,相反,男性却可以轻易重头再来;其次是价值曲线的不对称,随着年龄增长,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议价地位急剧下降,而男性的地位则可以维持很久。 这两个不对称因素决定了,除非有特别强大的资源优势,否则多数女性不得不采用特定的择偶策略来控制上述风险,既要在人老珠黄之前尽快选定对象,因为她们承受不起长时间的等待、考察和磨合,同时又要避免错误选择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只能要求对方提前交付高额抵押品,或作出可信的长期承诺,而抵押和承诺的可靠性,全赖于婚姻法——无论是习惯的还是成文的——将有关财产或责任锁定在婚姻关系之中。 相比之下,男性则不那么需要婚姻法的保护,对他们来说,即便离开婚姻、甚至两性关系普遍退化为无固定配偶的短期关系或一次性交易,也没什么大不了,考虑到女性十月怀胎的高昂机会成本,他们有理由相信对方舍不得遗弃孩子,而同时,在人身安全和最低生存资料有保障的现代社会,他们也无须担心孩子会饿死或被其他男人杀掉。 所以,在现代社会,婚姻法所保护的主要是女性,她们为应付其特有的风险而需要采用的策略,若离开婚姻法的保护便无法实施,尽管在理论上,她们可以借助婚前明文协议达到同样的效果,但实际上,多数人并不具备拟订成文契约所需的知识、理解和表达能力,而对于穷人,相关的律师服务也未必负担得起;因此,只要婚姻和家庭仍是抚养孩子的优势策略,只要女性在这方面仍在寻求男性的合作,婚姻制度的存续便有其基础,而这一关系中的财产责任也仍需得到婚姻法的保护。 当然,对于有能力独立抚养孩子,或者干脆对生儿育女没有兴趣的新潮女性,是有资格对上述种种策略算计加以鄙视和嘲讽的,然而,她们没有必要将自己进步独立的良好感觉或者女权主义理想,建立在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毁弃之上,她们大可以远离婚姻而选择更自如随性洒脱的两性关系,或者按自己的新潮价值观拟订婚前协议,相信既然她们能如此自觉的谈论婚姻的性质,也应该有能力仔细为自己斟酌条款。 但是请你们放过那些资本不多、缺乏教育、看不懂《婚姻法》、更没有机会和能力在此高谈阔论法律之利弊的、可怜的穷女孩们吧,她们只能凭借仅有的青春资本,换得一份可以长期依靠的婚姻保障,而在这么做时,她们也没有能力仔细研读领会《婚姻法》和它的三份司法解释,只能从她成长于其中的习俗中形成一个她以为靠得住的期望,这一点点善良而可怜的期望,何忍去加以破灭?仅仅为了你们的所谓进步和独立? 对于上层女性,婚姻制度的瓦解或许只是一种解脱,而对于下层女性,则意味着不得不独自含辛茹苦,为了工作糊口无力管教孩子,更无力供养孩子上好学校,男人普遍丧失责任感和上进心,代复一代沉沦于充斥着帮派、犯罪、强奸和遗弃的贫民窟中,这些正是我们在欧美黑人贫困社区所看到的景象,但愿它不会在这里重演。
饭文#S0: 婚姻并未被国人所抛弃

婚姻并未被国人所抛弃
辉格
2011年6月2日

近日,民政部发布了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报告,显示该季度有317.6万对新人结婚,同时有46.5万对夫妻离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和17%;离婚数量的上升已持续了7年多,每次新数据发布都会引来一些议论,其中不乏对婚姻和家庭正在瓦解的警示和慨叹,有人更认为,这是城市化、社会流动性提高、女性独立、性文化开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变迁的必然后果。

离婚率确实仍在提高,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婚姻制度正在瓦解的结论;婚姻的根本基础是两性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所以,只要人们仍在生孩子,女性在孩子抚养上仍在谋求男性的合作,并且他们仍在婚姻与家庭这种模式下达成合作,婚姻便不会消失;从这一认识出发,判断婚姻瓦解更有效的信号,不是离婚率,而是单身母亲的比例、有未成年孩子夫妻的离婚率和女性的择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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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并未被国人所抛弃 辉格 2011年6月2日 近日,民政部发布了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报告,显示该季度有317.6万对新人结婚,同时有46.5万对夫妻离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和17%;离婚数量的上升已持续了7年多,每次新数据发布都会引来一些议论,其中不乏对婚姻和家庭正在瓦解的警示和慨叹,有人更认为,这是城市化、社会流动性提高、女性独立、性文化开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变迁的必然后果。 离婚率确实仍在提高,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婚姻制度正在瓦解的结论;婚姻的根本基础是两性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所以,只要人们仍在生孩子,女性在孩子抚养上仍在谋求男性的合作,并且他们仍在婚姻与家庭这种模式下达成合作,婚姻便不会消失;从这一认识出发,判断婚姻瓦解更有效的信号,不是离婚率,而是单身母亲的比例、有未成年孩子夫妻的离婚率和女性的择偶取向。 实际上,统计数据反映的恰好是相反的情况,中国的离婚率是两头高:绝大部分离婚发生在35岁之前和50岁之后,前者尚未生育的比例很高,后者则孩子已经自立;从这一点看,婚姻在中国的基础依然稳固,与欧洲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那里,单亲家庭已十分普遍而平常,许多人干脆不结婚了,即便结婚,其择偶考虑中抚养孩子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不过,尽管婚姻的核心基础未变,但功能层面上的契约形式,所规定的义务内容,以及有利于巩固婚姻制度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却可能正在迅速改变,这是因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婚姻关系的核心职能,已无须由这些文化和制度元素来维系;当然,偏好和文化的惯性会延迟这一变化,但在好几代人的时间跨度上,这种变化是难以阻挡的。 由两性组成核心家庭合作抚养孩子的婚配模式,在人类进化和文明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历史至少和现代智人的起源一样早,或许更早,它塑造了我们人性和文化中的许多成分,比如堕入情网难以自拔的心理机制,性嫉妒、男性的处女情结、对配偶出轨信号的敏感,这种敏感在男性更侧重于身体出轨、女性更侧重感情出轨,择偶倾向中男性对生育能力的关注、女性对保护和抚养能力的关注,文化上,我们也发展出了很多对婚姻责任的约束和惩罚机制。 但技术条件的改变使得某些元素对于婚姻的核心功能不再是必须的,或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如,有了可靠的避孕和亲子鉴定技术,妻子出轨对丈夫的代价比以前要低得多,一顶不结果的绿帽不会把他妻子的肚子占用数年(含哺乳期),也不会让他受骗抚养别人的孩子,特别是现代社会的低婴儿死亡率和少生精养的生育策略,使得妻子的可生育年龄不再像过去那么高度稀缺,即便不是处女、甚至给别人生过孩子,其生育价值也不会下降多少。 再如,有了财产地位等非人力资产,男性求偶者便无须用难以自拔的爱情来证明自己的专一性抚养意愿和能力,后者是缺乏信用抵押物时取得信任的替代品,就像身无分文的创业家在天使投资人面前对事业所表现出的狂热和执着,但假如你有一套房产,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还有大把现金可以为妻子和孩子买足保险,便无须用这种狂热来让她信服和安心了。 另外,现代人寿命两倍于古人,并且,高度流动性社会中,年轻人的教育和事业前景也更少依赖家庭关系和家族纽带,因而除了情感上的考虑,中年过后的漫长岁月中,不必再为孩子而维持婚姻,同时,女性财务上的独立性,使得中老年人的离婚无须再背负遗弃妇弱的伦理包袱,这些,都使得中老年离婚变得更容易。 当然,文化和本能都有强大的惯性,许多人性和文化元素起初只是功能性的,可一旦出现并长期存在,便成了我们心理和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终极性的价值,即便其原先所服务的那些目标不再需要它们,仍将长期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偏好和行为,进而影响道德与法律制度,只有经过许多代人的时间,才会被新的价值和制度元素所替换,文化元素的替换快一些,两三代间即会大幅改观,本能则常常需要数十代才看得清楚。 但是,惯性并不简单对应着结构上的稳定,在很长的未来,人类大概都会继续拥有爱情和性嫉妒的本能,但由于婚姻已不再那么需要它们来维持,基于它们的情感需求在婚姻关系中也常常得不到满足,人们很可能找出其他关系来安放它们,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贵族社会中,由于婚姻变成了政治和财产权交易,在当时的文化结构中,浪漫爱情很少被置于配偶关系之中,随着现代{*cite:有限责任婚姻/cite*}的兴起,婚姻与爱情的分离大概会是个趋势,从这一点看,当今寻求同性婚姻权利的运动,倒是颇有些保守主义的风范。
饭文#O9: 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

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
辉格
2010年11月17日

近日,最高法院公布了一份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集中在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定问题上,同时也涉及了对第三者财产许诺的有效性问题;由于该解释触及了时下婚姻纠纷中许多最敏感的环节,在以房产为核心的家庭财产越来越庞大,而人们对婚姻关系所蕴含的责任的认知却日益分歧和模糊的今天,值得花点功夫来理解该解释将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何种影响。

在读过解释全文之后,我总的观感是,它一方面(第二条)旨在强化婚姻关系的排他性,打击第三者从婚外关系中获取利益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大部分条款),它大力强化了 标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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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 辉格 2010年11月17日 近日,最高法院公布了一份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集中在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定问题上,同时也涉及了对第三者财产许诺的有效性问题;由于该解释触及了时下婚姻纠纷中许多最敏感的环节,在以房产为核心的家庭财产越来越庞大,而人们对婚姻关系所蕴含的责任的认知却日益分歧和模糊的今天,值得花点功夫来理解该解释将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何种影响。 在读过解释全文之后,我总的观感是,它一方面(第二条)旨在强化婚姻关系的排他性,打击第三者从婚外关系中获取利益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大部分条款),它大力强化了婚姻责任的有限性;在几乎所有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边界可能存在模糊的地方,它都将财产认定为个人的;最后,它再次强调了婚姻缔结决定的非交易性质,拒绝支持彩礼性质的财产转移作为婚姻契约的一部分。 1949年以来的历次婚姻法制定和修订,都有着强烈的进步和现代化倾向,强化一夫一妻制,打击包办和买卖婚姻,切断婚姻与家族义务的联系,否认婚约的交易性质,强调婚姻责任的有限性,等等;本次解释看来朝这个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在我看来是颇为激进的一步,在强调个人独立性的进步/新潮/女权主义人士眼里,这无疑是个进步。 然而,对于那些对婚姻和家庭抱有较为传统和保守期待的人们,这或许会令他们更加无所适从;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大城市、小城镇、农村之间,各地区/民族之间,有着十分不同的习俗和文化,人们对婚姻关系的性质、婚姻责任的内容和组建家庭时的财产安排,有着千差万别的看法和期待,法律的意义便在于保护那些合理的期待不至于落空,一部成文法若过分与人们的普遍看法和期待相违逆,它就是在扰乱而不是维护既有的秩序,而它本身也很可能因得不到普遍遵守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律。 现代人越来越看重婚姻中的感情成分,这是没错的,然而感情无须也无法得到法律保护,而婚姻区别于其它两性关系从而成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正是其所附带的财产安排和财产性关系;无论浪漫主义者是否承认,缔结一桩婚姻的行动就是一项契约交易,该契约对双方投入于即将运营未来共同生活和子女养育的合伙企业(即家庭)的资源,和在该企业经营过程中各自须履行的义务和可获取的权益,作出了精细的规定。 当然,实际上双方无法将这些条款一一写下来,绝大多数人缺乏将契约成文化所需的抽象和表述能力,多数条款只能是默会的,而默契的内容高度依赖于双方对习俗和传统的共同认知;好的法官和成文法应帮助人们识别、抽象和阐述这些默会的规则,而不是凭空制造规则;比如,由某方长辈提供的婚房,无论是否言明或记在谁的名下,都是投入于新家庭的资产,是对方同意婚约的前提,将其认定父母对子女的个人赠予因而属个人财产,是很不恰当的。 传统上,女性选择嫁给某人,是抱着“托付终身”的期待的,由于女性再婚时的处境和议价地位远远弱于男性,其最初选择的机会成本极高,因而有理由要求男方作出可靠的长期承诺;在传统社会,这种承诺包含在几乎永久性的默会契约之中,由对方在整个婚姻存续期中逐日履行,但在现代社会,“托付终身”的期待显得越来越不合理了,而女性也逐渐学会了要求对方提前履约或提供抵押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最好的保障手段就是诸如一套房产这样的巨额抵押品。 法律应支持和保护这种履约手段,至少对于共同生活的那套房产,以及维持双方及子女在婚内事实上长期享有的生活水准所需的财产和费用,应默认的认定为婚内责任,除非有其他成文契约明确的解除了这些责任;最新的司法解释似乎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它认定婚前个人财产(及其孳生财产)默认的不随婚姻缔结而进入共同财产,只认定那些婚内形成或明确登记为共同所有的财产才是婚内的,这无疑将弱化女性的契约地位。 显然,要求所有女性在结婚前仔细阅读每条成文法规定并深入精确领会其现实含义,是不合理的,而最终当她们真要面临这些条款带来的冷酷现实时,无异于一盆泼头冷水;更糟糕的是,对于已经存在的婚姻,这些规定将具有事实上的追溯效果:这些婚姻在缔结时,当事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预期到未来离婚时会有这样的结果。 更何况,对于数亿仍生活于民风保守的农村和小城镇的女性,其中不少或许仍抱着在都市人看来早已不合时宜的托付终身期待,或许仍指望传统的默会契约会保护她们的利益,必要时司法会为她们提供救济,但很明显,有朝一日当她们果真需要求助于司法系统时,得到的将是失望。
饭文#L6: 夫妻财产互查应有所限制

夫妻财产互查应有所限制
辉格
2010年5月27日

去年底,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版《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规定将于今年6月1日起生效;近日,市妇联在一次宣传活动中广泛派发了规定文本,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兴趣,其中涉及工作场所性骚扰和夫妻财产互查的规定尤为引人注目;按《规定》第23条,夫妻一方凭身份和婚姻关系证明,可向政府工商、房管、车管部门要求查询配偶的有关财产登记信息,这些部门有义务受理和提供材料。

这项规定的主旨是合理的,既然夫妻双方对婚内财产享有共同所有权,他们当然有权了解自己究竟拥有什么,而信息的透明化对于减少和化解夫妻财产纠纷,也将起到积极作用;但《规定》忽略了一个问题: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未必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不是,那么这种信息提供便可能构成隐私侵犯。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这种可能性,比如,夫妻在婚前约定将婚前财产排除在共同财产之外,或者约定婚后所得各自独有,不进入共同财产,或者一项财产虽在某方名下,但其实际所有权并非属于他,比如父母委托其代管的财产,或者该财产在婚前即已转让他人或转入某项信托,只是登记信息尚未变更,等等;《规定》并未考虑到这些例外情况,并设置相应的防范程序,(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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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财产互查应有所限制 辉格 2010年5月27日 去年底,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版《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规定将于今年6月1日起生效;近日,市妇联在一次宣传活动中广泛派发了规定文本,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兴趣,其中涉及工作场所性骚扰和夫妻财产互查的规定尤为引人注目;按《规定》第23条,夫妻一方凭身份和婚姻关系证明,可向政府工商、房管、车管部门要求查询配偶的有关财产登记信息,这些部门有义务受理和提供材料。 这项规定的主旨是合理的,既然夫妻双方对婚内财产享有共同所有权,他们当然有权了解自己究竟拥有什么,而信息的透明化对于减少和化解夫妻财产纠纷,也将起到积极作用;但《规定》忽略了一个问题: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未必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不是,那么这种信息提供便可能构成隐私侵犯。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这种可能性,比如,夫妻在婚前约定将婚前财产排除在共同财产之外,或者约定婚后所得各自独有,不进入共同财产,或者一项财产虽在某方名下,但其实际所有权并非属于他,比如父母委托其代管的财产,或者该财产在婚前即已转让他人或转入某项信托,只是登记信息尚未变更,等等;《规定》并未考虑到这些例外情况,并设置相应的防范程序,这恐怕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纠纷。 幸亏《规定》没有将披露义务延伸至银行、证券、电信、电子商务等服务商,要求他们提供账户数据,否则麻烦会更大,因为这些账户上的余额数字可能根本无关乎户主的净资产,而只是生意中的流动资金;但查询的一方却很可能作出错误解读,由此带来的冲突和纠纷将更加可怕。 在传统社会,婚姻主要是丈夫对妻子的占有和监护关系,即便其中有契约的成分,那也是存在于两个联姻家族之间,而不是夫妻之间;现代婚姻则完全不同,如今妇女已取得了独立而完全的民事地位,婚姻已是夫妻之间的民事契约关系;与一般契约不同的是,{*quote(有限责任婚姻)婚姻契约的绝大多数条款是由习惯法或成文法所规定的默示条款,无须双方特别约定。 不过,随着习俗和法律的变迁,契约的内容一直在变化,总的趋势是,条款在不断的削减,早先的生育义务、性接纳义务、性忠诚义务、对姻亲家族的义务,都逐渐从成文法中消失,也越来越不为习俗所支持;目前,婚姻义务主要由围绕家庭供养、财产共有和子女抚养与监护的一系列财产义务构成,而即便是财产义务,也已开始从过去的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演变。/quote*} 女性在经济上独立自主,传统社区的瓦解,城市的扩大和高流动性,通讯与交往模式的变迁,婚姻关系不断在动荡中演变,人们越来越难以期待一桩婚姻能永久维续;这一背景下,传统的类似于无限责任合伙的婚内财产共享方式,将在很可能发生的分手中,带来难以化解的冲突与纠纷;可以预料,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有限责任婚姻,即,通过婚前协议明确的约定,财产和收入中的哪些部分将被投入到共同拥有和经营的婚姻与家庭之中,而其余部分则各自保留完整的排他所有权。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有限责任婚姻也意味着夫妻各自保留独立而私密的生活空间,和只属于他/她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不像传统婚姻伦理所要求的那样,双方需要放弃自己的空间和隐私,毫无保留的结合为一体;他们只须对事先所约定的那部分共同生活保持诚实、守信和忠诚,而无须向对方袒露在其他方面的信息;正因此,夫妻间的隐私权也应得到法律保护,正如当婚姻契约中剔除了性接纳义务之后,便有了婚内强奸的罪名。 这种婚姻形态,不仅已得到成文法支持,也正被习俗所接受,部门和地方性的政策与法规,理应充分考虑并配合这一变化,避免作出与之相矛盾的规定;工商房管等财产登记部门在受理业主配偶查询要求时,应通知业主,若后者提出异议并能够出示有关财产不受婚姻关系所约束的证据,便应拒绝提供信息;其配偶若仍想查明财产,就只能转向司法部门的帮助了,因为对于行政部门来说,当发生异议和纠纷时,应以保全现状为准则,裁定权利之归属,并非其职责所在。
饭文#L3: 什么样的换偶才是非法的?

什么样的换偶才是非法的?
辉格
2010年5月21日

马尧海等22人因集体换偶而被控聚众淫乱罪一案,初审以有罪判决告结;此案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巨大争议,有电视台还组织了专题辩论,正反双方可谓水火不容;在正方看来,换偶行为直接且严重挑战了道德传统和社会习俗,而法律既是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应保护道德与习俗;而在反方看来,换偶案中没有受害者,而所谓公共危害,也没有说清楚究竟何种公共利益如何遭受了侵犯,既然没有受害方,就不存在犯罪。

从一般意义上讲,道德和法律的确有着密切关系,包括核心规则的同源性,功能上的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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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换偶才是非法的? 辉格 2010年5月21日 马尧海等22人因集体换偶而被控聚众淫乱罪一案,初审以有罪判决告结;此案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巨大争议,有电视台还组织了专题辩论,正反双方可谓水火不容;在正方看来,换偶行为直接且严重挑战了道德传统和社会习俗,而法律既是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应保护道德与习俗;而在反方看来,换偶案中没有受害者,而所谓公共危害,也没有说清楚究竟何种公共利益如何遭受了侵犯,既然没有受害方,就不存在犯罪。 从一般意义上讲,道德和法律的确有着密切关系,包括核心规则的同源性,功能上的等价,和它们的相互支撑作用;但区别同样明显,道德体系中包含了大量基于价值观的规范,而价值判断是不能轻易引入法律的,而且价值观的分布随时间的变化非常快,地区和社区差异也相当大,尤其在现代社会,这种引入通常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和混乱而非共识与秩序;所以,在个案评价中,应切忌用泛泛的道德评判代替对权利、伤害、过错与责任的具体分析。 就本案而言,我们确实找不出受害者,甚至没有听到过任何人抱怨被告的换偶行为给他们造成了具体的伤害;如果换偶行为都如本案被告那样做到了圈子的封闭性和行为的隐秘性,那么我们实在找不出理由动用纳税人所供养的警力,去窥探和揭露这些行为,并施加惩罚;实际上,这群人不过是组成了一个自己的虚拟社区,按他们独特的价值观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一个多元化的大社会,应该容忍这种无害的独特性。 不过,这一辩护并不意味着,任何换偶行为都是无害且合法的;首先,换偶团体应确保其封闭性,不能开放或无条件的招募新成员,只应接受单身者或成对夫妇加入,而不能接受夫妻一方单独加入,否则,他们便会对现有婚姻关系构成规模化的冲击;在多数现代社会中,婚姻契约只包括了财产和抚养等经济责任,但也有许多社会的婚姻契约还保留着性忠诚责任,在这些社会,通奸仍是有罪的;即便在通奸非罪的社会,规模化的引诱和实施通奸从而破坏婚姻关系,很可能仍会被认为有罪。 其次,换偶团体应保持其隐秘性,除非换偶者离开他们现在生活的社区,在物理上另建新社区,否则,公开的换偶行为仍可能对其邻居的构成伤害;有两种潜在的伤害,首先是心理感受上的直接伤害,持有某些价值观的人看到听到身边的这种事情,会真切的感受到恶心和惊恐,就像有些女性看到陌生男子的裸体时的反应那样;当然,个体感受不能作为判定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但如果此种感受普遍存在于这个社区里,已构成习俗,那就不同了。 另一种是间接的财产性损害,假如我生活在一个民风朴厚、邻里和睦的社区,现在出现了一群换偶者,还闹得沸沸扬扬,远近皆知,从那以后,当别人问起我住在哪里时,我都难以启齿,乃至最后无奈搬离了该社区;很明显,在我眼里,或与我持类似看法的别人眼里,我的住宅的价值贬低了,我的生活质量也下降了;如果这种看法在社区和周边地区很普遍,这一损害会直接反映在房价上,它虽然是间接的,却是真实、具体而可度量的。 我认为,一个社区有权利阻止这种损害行为,并在其实际发生时获得司法救济,当然,他们有责任证明这种伤害确实存在,并且是基于社区居民的普遍看法,而非个人的特定价值观,即,感受到生活水平下降和房产贬值,并非仅仅出于他本人对身边换偶行为的厌恶,而是周围居民的普遍评价所造成的难堪与恶名;重要的是,即便他本人对换偶行为并无特别看法,也无法避免此种损害,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该损害是“客观的”。 让我们再考虑另一种情况,假设上述社区中出现换偶行为并已广为人所知之后,没有人提出侵权诉讼,甚至没有人提出抗议或驱逐动议,那么,多年以后,该社区便对换偶行为构成了事实上的容纳,或者说,它的习俗已经改变了;此时若再有人提起诉讼,就不应得到支持,换偶行为实际上已构成了社区居民的一项权利。 同样,如果你搬进一个此前已存在换偶行为的社区,而你在后来才听说,此时,你也没有权利主张对你的损失进行赔偿;即便你感觉到生活质量受损、房产贬值、乃至被迫再次搬家,也是因为你自己事先不够审慎,没有打听清楚,理应自负其责;个人所特有的价值观,是不能用来挑战社区已经存在的习俗和规范的。 如前所述,在确保封闭性和隐秘性的前提下,换偶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构成伤害,因而,即便该行为在某些条件下是非法甚至有罪的,治安和司法部门也不应对它展开主动侦查和公诉,而应由实际遭受损害者自己提起诉讼;首先,侦查会破坏隐秘性,使得原本无害的行为变成有害的;其次,由于换偶行为是否有罪随社区习俗而异,而公诉则很可能忽视其中的差异,不必要的发起没有实际受害人的案件。
饭文#G9: 变性人法律地位渐趋明确

变性人法律地位渐趋明确
辉格
2009年11月23日

日前,卫生部向各地印发了《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除了为医疗机构实施变性手术规定了严格的前提条件、资质要求和实施规范之外,其第三节第五条第四款特别明确了,医院在手术后,应“为患者出具有关诊疗证明,以便患者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此项规定呼应了公安部于去年十月在一份批复中,对手术变性后变更户籍性别身份的规定,后者将医院的性别鉴定证明和手术公证书列为性别变更登记的前提;至此,变性手术带来的法律地位模糊和由此而给变性者造成的不便和尴尬,有望从制度上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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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人法律地位渐趋明确
辉格
2009年11月23日

日前,卫生部向各地印发了《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除了为医疗机构实施变性手术规定了严格的前提条件、资质要求和实施规范之外,其第三节第五条第四款特别明确了,医院在手术后,应“为患者出具有关诊疗证明,以便患者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此项规定呼应了公安部于去年十月在一份批复中,对手术变性后变更户籍性别身份的规定,后者将医院的性别鉴定证明和手术公证书列为性别变更登记的前提;至此,变性手术带来的法律地位模糊和由此而给变性者造成的不便和尴尬,有望从制度上得以消除。

需要注意的是,卫生部的这份规范,仅仅针对性别认同障碍(GID,又称易性癖)患者的变性手术,而未涵盖各种雌雄间性(intersex,俗称阴阳人)等其他性别异常情况,后者同样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尴尬和法律地位的不确定,而此次在GID上取得的制度进展,或许将为改善他们的法律地位建立良好的先例。

GID和间性一样,都是因基因或荷尔蒙异常,而未能在生理和心理上发育出一致而鲜明的性别特征,不同的是,尽管导致间性的十几种综合征生理表现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影响到生殖器官的外观,或至少在第二性征上有所表现,而GID患者的生殖系统和第二性征则有明确且一致的性别,只是他/她在心理上拒绝接受自己的生物学性别,而强烈希望拥有相反的性别身份。

早先的心理学家认为GID是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结果,比如有些父母把男孩当成女孩来教养,久而久之造成其性别错位,这种认识导致了通过心理治疗矫正性别错位的尝试;但后来的研究表明GID有着更深层的生理机制,许多GID患者的大脑结构在发育过程中已经异性化了,而由教育所致的性别错位,却多半会在青春期后自行矫正,而心理治疗对真正的GID却没什么效果。

实际上从某种角度看,大脑本身就是一个性器官,男女颇为不同,GID男性虽然有着雄性生殖系统,却拥有一颗女性的大脑;当两者相冲突时,由于表达个人意志的“自我”存于大脑之中,便只能由生殖系统的服从来解决冲突了,这是变性手术的生物学伦理基础。

由于GID患者有着尽管错位但却明确的自我性别定位,因而明确其法定性别身份并不存在太大障碍,只须简单的承认其在既有的二元性别系统中按个人意愿选择其一的权利;此次《规范》的重点,在于为认定性别错位的事实存在和患者意愿的真实表达,设定了严苛的条件;由于真假GID的区分要到青春期后才能认定,而此时患者已是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因而真实意愿的识别不存在根本性障碍。

相比之下,间性人面临的法律地位问题则更加棘手;首先,间性通常在发育早期便可识别,此时进行手术矫正的决定只能由父母来做,然而上古时代那种生杀予夺的无限监护权早已为习俗所限制,父母的监护权是否可以覆盖如此重大的决定,已经引发了伦理和法律争议;困难在于,处置和不处置都可能给间性孩子的未来造成伤害,这方面的规范,还有待家长、医生和法律界的共同探索。

其次,更困难的是,不同于GID,间性人特别是未经手术和荷尔蒙治疗的间性人,在成年之后,可能没有明确的自我性别认知,或者拒不接受既有二元性别中的任何一种,他们中的许多已开始主张在法定性别系统中为他们另设一个性别(即第三性别),以便让他们也可享有与正常两性相似的法律地位和民事权利,类似的问题对于同性恋者一样存在。

与性别有关的各种民事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法定义务,而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间性人和同性恋者却不可能在拒绝二元性别认定的同时,建立起类似婚姻的长期伴侣关系;尽管婚姻在性质上只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理论上,即便不借助婚姻法,两个人也可以签订包含类似夫妻义务的契约,交易费用也不是障碍,因为民间组织可以为此类需求设计标准契约,就像开源社区的GPL那样。

真正的障碍在于,婚姻关系不仅在夫妻双方之间建立了义务,同时也默认的建立了大量涉及第三方的义务,比如当一方因醉酒或昏迷而暂时失去行为能力时,在旁的配偶便自动的接管了其民事责任,一方要动大手术或病危时,医生有义务通知配偶,或取得其同意;这些义务,在非婚姻伴侣关系中是否会得到第三方承认,是大有疑问的;另外,婚姻关系也影响到许多法定权利,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孩子领养权。

明确和保障性别异常者的权利,无疑是制度演进和社会走向宽容开放的应有之义,然而,简单的引入第三性别,会对现有制度造成太大的冲击,大量民事法律都需要重新审视,由此带来的制度成本或许过于昂贵;较为可行的路线是,通过比附和拟制,尽量往既有的二元体系上靠,将为性别异常者创建的新权利通过简单的接口接入到现有法律体系中,而对婚姻法的扩展或许是找到这种接口的一条便利途径。

要怪都怪现代男人太长寿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竞争激烈的原因不是出生性别比,而是性选择策略所致,我说,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自然供不应求,但这还只涉及到初婚市场,如果把其他需求也考虑进来,供大于需的程度就更严重,实际上,全部成年男性都是妙龄女性的需求者,其中许多购买力还很强:养小蜜、包二奶、嫖客、杨振宁、花心已婚中年男、老外……

这是婚姻市场的供需基本格局,其背后的动力是性选择,供需差异之大不是性别比的2、3个百分点所能影响的,而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简单说,每个小伙子都面临一大群老中青三代竞争者,别以为人家结了婚就不是竞争者了。

现代小伙子比古代的更惨,因为如今他们的前辈竞争者活得更久,而古代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那时候杨振宁很少见;而且古代战乱频繁,战乱中死掉的通常80%以上是男人,幸存者和后来者常常有机会面临1:2甚至1:3的性别比,但即便如此,穷男人还是很多要打光棍。

扯远一点,现代男人的长寿很可能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出生性别比的下降,因为男性长寿导致性选择加剧,光棍几率上升,生男孩的优势下降,于是性别比下降,当然,这一变化只能在几十代人的长期才会表现出来,哪位有兴趣可以去收集数据做个对比。

有人认为我引用的104和93的数据大有问题,我承认这两个数据的确很可疑,主要疑点是2000年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相互拍不上,但这对我影响不大,我只需要相信这两组数据中任何一组大致可信即可;对于我的论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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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竞争激烈的原因不是出生性别比,而是性选择策略所致,我说,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自然供不应求,但这还只涉及到初婚市场,如果把其他需求也考虑进来,供大于需的程度就更严重,实际上,全部成年男性都是妙龄女性的需求者,其中许多购买力还很强:养小蜜、包二奶、嫖客、杨振宁、花心已婚中年男、老外……

这是婚姻市场的供需基本格局,其背后的动力是性选择,供需差异之大不是性别比的2、3个百分点所能影响的,而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简单说,每个小伙子都面临一大群老中青三代竞争者,别以为人家结了婚就不是竞争者了。

现代小伙子比古代的更惨,因为如今他们的前辈竞争者活得更久,而古代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那时候杨振宁很少见;而且古代战乱频繁,战乱中死掉的通常80%以上是男人,幸存者和后来者常常有机会面临1:2甚至1:3的性别比,但即便如此,穷男人还是很多要打光棍。

扯远一点,现代男人的长寿很可能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出生性别比的下降,因为男性长寿导致性选择加剧,光棍几率上升,生男孩的优势下降,于是性别比下降,当然,这一变化只能在几十代人的长期才会表现出来,哪位有兴趣可以去收集数据做个对比。

有人认为我引用的104和93的数据大有问题,我承认这两个数据的确很可疑,主要疑点是2000年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相互拍不上,但这对我影响不大,我只需要相信这两组数据中任何一组大致可信即可;对于我的论证而言,重要的是:122或125这个出生性别比数字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20-24岁的性别比,而后者在普查数据中是102.8,在抽样数据中是93.1;而我相信:这个数字在过去5年和未来二三十年中大概都不超过100。下面的表格或许会让你得出与我类似的印象:

年龄    2000    2005
0-4岁   120.17  122.66
5-9岁   115.42  119.30
10-14岁 108.81  114.20
15-19岁 105.43  107.88
20-24岁 102.79  93.13

值得指出的是,普查数据与抽样数据中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死亡率,按抽样数据,男孩与女孩的死亡率差距大幅扩大了,部分因为女童死亡率大幅下降,部分因为9岁以上男孩死亡率有所上升,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统计偏差还是因为医疗和成长环境的变化。

 死亡率 2000   2005
年龄 男   女   男   女
 5岁 0.77 0.63 0.54 0.54
 6岁 0.67 0.50 0.60 0.24
 7岁 0.64 0.42 0.48 0.18
 8岁 0.63 0.38 0.46 0.23
 9岁 0.55 0.33 0.59 0.26
10岁 0.55 0.34 0.56 0.23
11岁 0.50 0.31 0.51 0.31
12岁 0.48 0.33 0.54 0.28
13岁 0.48 0.33 0.40 0.24
14岁 0.52 0.35 0.46 0.31
15岁 0.59 0.40 0.61 0.32
16岁 0.64 0.41 0.78 0.40
17岁 0.75 0.45 0.77 0.46
18岁 0.89 0.55 1.16 0.50
19岁 1.00 0.57 1.20 0.59

如果我们不采信93.1这个数字,而用上述死亡率在普查数据上计算,结果大约是103,就算采信103,这个性别比压根就不能用来解释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状况,美国2000年这个数字是104。看一下下面的20岁后男女未婚人口变动表吧,它造成的同龄未婚人口性别差率都是两位数乃至三位数:

年龄  男    未婚  %    女     未婚  %    性别比
20岁  97506 94216 96.6  99456 83715 84.2 112.5
21岁  91680 84905 92.6 100143 71225 71.1 119.2
22岁  95182 78405 82.4 103803 60022 57.8 130.6
23岁 112784 77909 69.1 123051 55770 45.3 139.7
24岁 102776 58735 57.1 110344 37170 33.7 158.0
25岁 100577 46609 46.3 110304 26563 24.1 175.5
26岁 108750 38908 35.8 114897 18777 16.3 207.2
27岁 108001 30712 28.4 114031 12896 11.3 238.2
28岁 104788 22962 21.9 109343  8079 7.4 284.2
29岁 117121 20188 17.2 122480  6288 5.1 321.1
30岁 124107 17424 14.0 127815  4678 3.7 372.5
31岁 135601 15410 11.4 142205  3788 2.7 406.8
32岁 143566 13597  9.5 148579  2966 2.0 458.4
33岁 150260 11890  7.9 154701  2307 1.5 515.4
34岁 157487 10734  6.8 161587  1883 1.2 570.0

饭文#D6: 择偶困难不能归咎于性别失衡

(按:第二段所引104对93的数字,大概因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瞒报而夸大了,可能有些女孩出生时不报(以便为她们未来的弟弟留出配额),办理身份证时再补报,这一偏差的程度尚难以估算,但它对本文观点并无影响,它只是提示了对出生性别比可能有所高估,而我相信,婚龄人口性别比小于100这一判断,仍然成立。)

择偶困难不能归咎于性别失衡
辉格
2009年8月27日

刚刚过去的七夕,又把婚龄男女择偶困难的问题拉入了关注焦点之中,爱凑热闹的经济学家也不失时机的来插上一嘴,有学者就认(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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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二段所引104对93的数字,大概因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瞒报而夸大了,可能有些女孩出生时不报(以便为她们未来的弟弟留出配额),办理身份证时再补报,这一偏差的程度尚难以估算,但它对本文观点并无影响,它只是提示了对出生性别比可能有所高估,而我相信,婚龄人口性别比小于100这一判断,仍然成立。) 择偶困难不能归咎于性别失衡 辉格 2009年8月27日 刚刚过去的七夕,又把婚龄男女择偶困难的问题拉入了关注焦点之中,爱凑热闹的经济学家也不失时机的来插上一嘴,有学者就认为,眼下中国的高房价和高储蓄率,就与青年男性择偶难有关,他们为了准备婚房和嫁妆,为了积累足够的财富以便向未来的妻子和岳父母证明自己抚养孩子和维持体面家庭的能力,必须拼命挣钱并大量储蓄,而买房也就成了“刚性”需求;迎娶门槛之所以如此之高,显然是因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太高,男多女少,竞争压力自然偏向了男性一边;那么,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确实很高,每100个女婴大约对应125个男婴,可是当我们考虑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时,不能看出生性别比,而要看婚龄人口性别比;从学会走路开始,男孩的死亡率就明显高于女孩,好奇贪玩的本性令男孩遭遇更多的溺水、触电、摔落和车祸等种种意外事故,在进入青春期后,死亡率差距更急剧拉大;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2000年时15-19年龄段的性别比是104,五年后当他们进入婚龄时,这组人的性别比已变成93,即每百位女孩对应的男孩,少了11个,这一转变十分惊人,完全消除了出生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仔细分析这两组数据很容易看出,即便出生性别比长期维持高位,可见未来的婚龄性别比都不会高于100;因此,将男青年择偶成家的压力归咎于性别失衡,是站不住脚的;再对比美国的数字,尽管美国男孩死亡率也高于女孩,但差距明显拉大是在25岁以后,直到30岁以上女性人数才开始多于同龄男性;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男青年择偶压力大于美国,原因一定不是性别比;显然,美国男孩的死亡率并未随青春期来临而突然升高,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男孩尤其是农村男孩较早进入社会,因而面临更多风险,或许是因为美国父母在防范未成年人意外方面,做得更好些。 实际上,中国青年的择偶压力并非男性所独有,近年来有关“剩女”的讨论也同样热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双向困局,并非总量对比能够说清;婚姻市场并非男女双方随机碰撞撮合的过程,其基本动力是针对对方禀赋的双向性选择过程,其中男性更侧重对方的年轻美貌、温柔贤淑等先天禀赋,而女性更侧重对方的健康才智和地位财富,后者包含更多的后天因素;显然,用于评估女性禀赋的信号在早期便可获得,而对男性潜力股的识别则困难的多,经常很晚才能看清;这一性选择策略上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男性在择偶时间的选择上灵活得多,特别是那些有望凭借后天禀赋的男性,会故意推迟择偶时间,以便把手里的牌养大,而女性则不同,因为她们的牌早已摊开,拼抢早就开始。 择偶策略的不对称把婚姻市场分割成了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一方面,大批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僧多粥少,竞争惨烈,房子嫁妆自然不能少,甚至有钱有势的老男人也以养小蜜包二奶来添乱凑热闹,加剧战火;另一方面,一旦过了妙龄,女性谈判地位迅速跌落,如果不及时调整策略放低价码,过28岁之后便很可能沦为剩女;对于那些条件优越而不甘掉价的女性,上述局面尤为不利:漫长的学校生涯让她们在起跑点就晚了一步,而我国特有的不许大学生结婚的规定又大大强化了这一劣势,况且,自身的优越条件让她们对幼稚男生不屑一顾,等她们终于开始着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好男人都被挑光了,于是在迫不得已的策略退让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的选择面越来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