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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权与蛋糕权

【2017-10-10】

下午课上分组讨论婚姻话题,不出意料,焦点很快汇聚到当下正热门的同性婚姻上,同样不出意料,nayster在我的新移民同学中占压倒多数(除了香港同学表示不在乎,日本同学的意见没听到),为避免讨论变成异口同声宣示倾诉,我主要扮演倾听者、提问者和质疑者的角色,结果就不幸被认定为yesster了。

不过我确实不太接受nayster们最常提到的那些理由,我不相信同婚合法化会危及传统婚姻,传统婚姻是在衰弱,但和同性恋或同婚都没什么关系。

『会co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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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0】 下午课上分组讨论婚姻话题,不出意料,焦点很快汇聚到当下正热门的同性婚姻上,同样不出意料,nayster在我的新移民同学中占压倒多数(除了香港同学表示不在乎,日本同学的意见没听到),为避免讨论变成异口同声宣示倾诉,我主要扮演倾听者、提问者和质疑者的角色,结果就不幸被认定为yesster了。 不过我确实不太接受nayster们最常提到的那些理由,我不相信同婚合法化会危及传统婚姻,传统婚姻是在衰弱,但和同性恋或同婚都没什么关系。 『会confuse孩子』也没多大说服力,首先,孩子恐怕没这么容易被confuse,其次,当前使劲confusing孩子的是女权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乃至整个进步主义运动,只要他们仍然统治着媒体和教育系统,孩子们被confuse的风险是一样的,无论同婚是否合法化。 对收养问题的担忧更有道理一些,但这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因为国家权力在收养事务上插手太深,我的立场是:如果我是孤儿院院长,我会拒绝任何同性恋者的收养请求,如果我是法官,我不会禁止孤儿院院长将孤儿交给同性恋收养者,如果我是议员,我会对任何扩大国家对收养事务干预权的法案投反对票…… 当然,如果有投票权,我肯定会投nay,因为尽管我不认为同性恋和同婚本身是什么洪水猛兽,但当前推动他们的那个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体系却是货真价实的洪水猛兽,特别是到他们在推进这一议题时所表现出的蛮横、不宽容、不可理喻、得寸进尺,更让我不愿看到他们又一次得手。 假如回到十年前,我可能会想,这事情没那么重要,最好满足他们吧,好让这议题从政治空间中消失,但近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事情不会这么发展,他们只会得寸进尺,得到同婚权之后,他们会进而要求同婚蛋糕权……他们总会找出办法让这议题延续下去,真正的伤害随后便会到来。  
沐猿而冠·第3章·家庭·导言

性别分工与夫妻合作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分工合作形式,而家庭则是人类最普遍也最古老的组织,即便在结构最简单、文化最简陋的社会,比如几十人一伙的狩猎采集游团,没有其他任何组织形式,但也都有家庭存在。

如果说婚姻是男女为合作养育孩子而订立的契约,那么家庭就是实现合作目标而建立的企业;诚然,家庭一旦存在,便会被赋予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也会承担起更多社会功能,正如人们最初为实现某种商业目的而建立的企业,一旦存在,也会发展出专业精神、职业伦理、同事情谊和企业文化,然而这些都不能否认,养育任务才是家庭的存在基础。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婚姻与家庭变迁;比如所谓七年之痒和中年危机,大都发生在孩子上学、育儿负担高峰过去之后,而出现这样的负担落差,只是因为现代人多将生育集中在婚后头几年内,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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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工与夫妻合作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分工合作形式,而家庭则是人类最普遍也最古老的组织,即便在结构最简单、文化最简陋的社会,比如几十人一伙的狩猎采集游团,没有其他任何组织形式,但也都有家庭存在。 如果说婚姻是男女为合作养育孩子而订立的契约,那么家庭就是实现合作目标而建立的企业;诚然,家庭一旦存在,便会被赋予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也会承担起更多社会功能,正如人们最初为实现某种商业目的而建立的企业,一旦存在,也会发展出专业精神、职业伦理、同事情谊和企业文化,然而这些都不能否认,养育任务才是家庭的存在基础。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婚姻与家庭变迁;比如所谓七年之痒和中年危机,大都发生在孩子上学、育儿负担高峰过去之后,而出现这样的负担落差,只是因为现代人多将生育集中在婚后头几年内,而在哺乳期更长、生育次数更多、寿命却更短的古代,生育通常更均匀的分布在整个育龄期中。 现代城市社会,由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日益成为主流,然而在历史上,家庭结构却非常繁多;正如企业一样,即便面临着同样的核心任务,但随着资源条件、比较优势和经营策略的不同,人们也会选择不同的商业模式,并为此而设计不同的组织形式。 在农业时代,三代同堂的扩展家庭更为常见,四代甚至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也并不罕见;当大家庭的合作优势足以抵消其内部冲突带来的成本时,妨碍家庭向大型化发展的,便只有家长的寿命和记忆共同祖先的能力了;从小家庭到大家庭,从家族到宗族,多重血缘群体的繁衍扩张和分支裂变,也是早期社会走向复杂化的一条主要途径。 家庭的悠长历史,给我们的心理和文化都打上了深刻烙印,人类男性有着哺乳动物中少有的父爱,拨动我们怜爱心弦,让我们大量分泌催产素([[oxytocin]])的种种萌物,无论是宠物、玩偶,还是动画形象,究其萌点,无一不是某种婴儿特征,大脑袋、蹒跚短腿、小鼻子小嘴、频率音色近似婴儿啼哭的叫声,等等。 每当我们想要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或营造温馨友爱团结氛围时,常会不假思索的虚构家庭或亲属关系,从随随便便的称兄道弟,到隆重其事的义结金兰,结干亲、认教父,类似的关系缔结仪式在各大文化中普遍存在,许多宗教也以兄弟会之名组织教团,秘密社团帮派更是喜欢模拟家族结构;虚拟家庭的极端形式是配冥婚,未能成家的人生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它的私密性,家庭被视为绝对私人领地,与社交和公共生活都有着截然分明、不可侵犯的界线;传统家庭的边界则没那么清晰,隐私观念也不那么强烈,住宅大门很宽,白天很少关闭,通常有一间宽敞通透、亲友邻居可随便出入的堂屋;组成大家庭的几个核心家庭,常常同居一户,却又分灶而食,空间分隔并不清晰严格。 从家庭、家族、亲属,到乡邻、村社、集市,从私人到公共空间的过渡是连续而平缓的,个人的社交与关系网络随这一过渡带而扩散,构成一组从亲密到疏远、从熟悉到陌生的同心圆,而家庭便是这组同心圆的中心,它是个人所有活动的出发点,个人与外部世界的任何互动关系,皆以上述同心圆结构为传导介质。 现代家庭主要是个消费中心,而传统家庭同时也是个生产中心,因而其结构与规模需要和生产模式相适应,若生产模式需要较多合作与公共品,便倾向于大家庭和更紧密的家族组织,若规模经济要求更多家庭劳力,多妻制往往更流行,拥有庞大畜群的畜牧家庭,有时妻子甚至会鼓励丈夫多娶。 在教会、公司、大学、社团、政党等其他组织形式尚未发育的时代,家庭是个万能组织,被用来经营几乎所有事业,农业由家庭农场经营,工厂是家庭作坊,学徒是师傅的家庭成员,私塾开在教师或学生家里,文学沙龙在私人客厅,李渔用他一群妻妾组成了戏班子,君主也常倚赖家人亲属经营其权力,亚洲许多政党,不过是穿上现代外套的家族。 现代法治环境和信用体系建立之前,迂回生产和大跨度贸易所需要的信用资源,大都来自家庭关系;商路的建立,贸易网络的扩展,供应链的延伸,大型连锁商号的兴起,往往与商业家族的分支移居相同步,从热那亚商人、北非犹太人,到宁波帮、徽商、东南亚华商和现代温州商人,莫不如此。 万能家庭涵盖生活所有方面,生产、消费、生养、教育、亲情、娱乐,将个人重重笼罩其中,很少留下自我空间或逃避出口,尤其是对全部活动被束缚于其中的传统女性,更是如此,它不是避风港,而是主战场;在有些人看来,这种“朝夕相处,不分彼此,每件事都一起做”的传统家庭,才是充满人情味的,现代家庭则变得疏离而冷漠。 但朝夕亲密也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当对象无可选择时,争斗与冲突就不可避免,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婆媳妯娌姑嫂,也都不省油,嫌隙不断,却又不得不继续相处;相比之下,现代家庭反倒因剥离了大部分传统功能而变得更纯粹,较少利益瓜葛的亲情,消除了相互计较和操控的动机,尽管会稍稍疏离淡泊一些,却更轻松甜美了。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父母和出生长大的地方,自己选择职业,自己寻找配偶,独立建设小家庭;但与此同时,他们仍常常挂念着远方的家人与家乡,每年春节,仍会想尽办法回到那里与家人团聚。  
沐猿而冠·第2章·男女·导言

作为有性繁殖生物,两性关系自然对人类有着头等重要性;和其他有性生物一样,过去的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ies)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它在我们的身体、心理和文化上都留下了深刻烙印,许多习俗和制度元素也都是实施这些策略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且富有启发却往往被忽视的事实。

用生物学眼光看,这种烙印比比皆是:睾丸重量显示男性间的精子战争曾相当激烈,永久性乳房则显示男性也曾有机会挑剔配偶,发情期和性肿胀的消失表明,我们祖先迫切需要某种机制将夫妻天天栓在一起,大量分布的性敏感区似乎也是为了配合这一需要,其尺寸在灵长类中傲视群雄的阴茎,或许暗示了男性在求偶中曾广泛使用强迫手段的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时,性策略的痕迹同样明显:我们有许多发达的第二性征,也努力装扮自己以求吸引异性,同时却又用衣物遮掩最具性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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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性繁殖生物,两性关系自然对人类有着头等重要性;和其他有性生物一样,过去的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ies)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它在我们的身体、心理和文化上都留下了深刻烙印,许多习俗和制度元素也都是实施这些策略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且富有启发却往往被忽视的事实。 用生物学眼光看,这种烙印比比皆是:睾丸重量显示男性间的精子战争曾相当激烈,永久性乳房则显示男性也曾有机会挑剔配偶,发情期和性肿胀的消失表明,我们祖先迫切需要某种机制将夫妻天天栓在一起,大量分布的性敏感区似乎也是为了配合这一需要,其尺寸在灵长类中傲视群雄的阴茎,或许暗示了男性在求偶中曾广泛使用强迫手段的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时,性策略的痕迹同样明显:我们有许多发达的第二性征,也努力装扮自己以求吸引异性,同时却又用衣物遮掩最具性刺激的部位,如此构造了一个精心调控收放自如的信号系统,因为我们的性魅力是定向投送的,适当遮掩才能避免在错误时机向错误对象发送性信号,那会带来严重后果,这表明我们对配偶相当挑剔,也会因交配而承担巨大责任。 这一可调控信号机制,将我们的性魅力表达与感知能力塑造得极为精妙,创造出了从最大胆奔放到最含蓄微妙的种种性吸引和性暗示方式,这些元素也渗透进了服饰、语言、戏曲、文学等等创造物中,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创作。 人类性心理中另一些机制则更为特别,女性对配偶出轨的细微线索异常敏感,也对任何潜在对手在配偶面前的出现表现得十分警惕,而且忍不住会对其竞争实力进行评估,并与自己做一番比较;男性的敏感点不太一样,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只要有适龄女性出现,就会表现得更要强好斗争胜;这些特性,都和我们的觅偶策略与婚配模式有关。 抚养孩子的需要,迫使我们建立固定配偶关系,但同时我们的性策略又相当机会主义,并不那么专一,所以在觅偶过程中,两性都需要以某种方式让对方相信自己的承诺,男性用一种看起来高度非理性的颠狂状态来证明其难以自拔的迷恋和不顾一切的许诺,女性则用羞怯和矜持来证明其贞洁和自爱。 雄性历来倾向于广种薄收的数量策略,但人类婴儿的脆弱性和沉重抚养负担却迫使男性经营长期关系,他们为此作出了巨大投入,实际上,这是促使男性辛勤劳作和在社会竞技场的拼搏奋斗的主要动机,对于这样的巨额投资,他们自然会寻求某种保障来控制亲子关系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反过来,女性也会寻求一种机制来确保男性履行其持续投入于长期关系的承诺。 这场博弈的结果是一整套婚姻契约和与之配合的性伦理规范,要求双方忠诚守诺;然而,此类规范赋予两性的责任是不对称的,一方面要求女性贞洁专一,同时却往往容许男性寻求更多性伙伴,只要不影响他们继续履行对已有婚姻的责任,在基督教文明主导世界之前,多数社会的性伦理都正式接受多妻关系。 但这又明显不同于狮子或海豹那样的多偶关系,而是一种允许男性在确保履行既有责任的前提下,按其资源能力决定配偶数量的弹性多妻制,这一安排或许是因为,人类若要成功狩猎,并在相邻群体的争斗中取胜,必须依靠团队合作,因而不能接受海豹那样的赢家通吃局面,而必须在合作团伙内分享性资源,但分享比例不必是均等的,可以随个体在团队内地位而异。 这一局面将雄性间古老的配偶竞争引向了全新方向,尽管人类男性也会像雄孔雀那样展示优良禀赋,或像公鸡那样一对一搏斗,但更多采用的是组织化竞争手段(正如他们在狩猎和战争中所做的),其中最古老也最普遍的,是父系家族组织,从凭借对共同祖先的个人记忆而维系的小型家族,到依靠符号、仪式和神话而维系的氏族、宗族、部落等更大规模血缘组织,组织化竞争推动着社会结构和制度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 由于父系家族常与外婚制([[exogamy]])相搭配,因而通婚关系往往成为不同父系群体之间建立合作联盟的基础,而适当选择通婚对象,也是个人、家族和部落经营其合作网络以扩大自身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长期持续的通婚关系,既是超越父系家族之上的更高层政治共同体得以维系的纽带,也是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共同文化的重要途径。 一旦通婚有了这样的功能,族内的待嫁女性以及她们的禀赋和声誉,便成了家族经营其政治实力的宝贵资源,因而具有了家族公共资产的性质,这便为家族(尤其是从家族势力中获益较多的上层人物)严格执行其性规范以维护家族声誉提供了强大激励;不难发现,越是宗族组织发达、宗族间竞争激烈的地方,对贞节牌坊的需求和惩罚越轨者的冲动便越是强烈。 通婚在维系合作纽带和建立共同文化上的作用,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并不同步,每个层次上的跨群体合作与文化融合,总是首先在这些群体的上层人物之间发生,而下层大众的通婚和交往范围都更为局限,结果是,任何一个多层次大型共同体的任一层次上,无论在语言、知识、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上,都会出现上层融合而下层分异的情况。 婚姻的上述社会性功能,也促使父母们强化了对子女婚姻的控制,导致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广为流行:童婚、攀附婚、买卖婚、政治婚,等等;此时,一桩婚姻的缔结不再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关系的全面整合,相应的,离婚将是这一关系网的一次大撕裂;如此一来,青年男女便逐渐丧失了恋爱婚姻自由,并被束缚在日益严苛的性伦理之中。 直到近代(西方更早些)以来,家族的社会结构功能逐渐被教会、学校、企业、社团、政府等其他组织所取代,社会变得更富流动性,个人才得以从那张严丝合缝、笼罩一切的伦理之网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和自主,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才与公共生活隔离开来,成为闲人莫入的私属领地,一个避风港。  
超越邓巴数#4:婚姻粘结剂

超越邓巴数#4:婚姻粘结剂
辉格
2015年9月29日

通过组织宗族和强化父权而扩展父系继嗣群,终究会因亲缘渐疏和协调成本剧增而遭遇极限,西非约鲁巴宗族社区和华南众多单姓村显示了,其规模最多比狩猎采集游团高出一两个数量级(几百到几千人),若要组织起更大型社会,便需要借助各种社会粘结剂,将多个父系群联合成单一政治结构,而婚姻是最古老也最常见的粘结剂。

婚姻的粘结作用,在前定居社会便已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相邻的若干继嗣群之间建立固定通婚关系,以交表婚之类的形式相互交换女性,是初民社会的普遍做法;持久通婚维系了群体间血缘纽带,促进语言上的融合,共享文化元素,让双方更容易结盟共同对抗其他群体,即便发生冲突也比较容易协商停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它们建立更高一级的政治共同体。

此类固定结对通婚关系广泛存在于澳洲土著和北美印第安人中,其最显著特点是,它是群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的,缺乏定居者所熟悉的从个体出发的各种亲属称谓,有关亲属关系的词汇,所指称的都是按继嗣群(或曰氏族,常由图腾标识)、性别和辈份三个维度所划分出的一个组别,婚姻必须发生在两个特定组别之间。(值得留意的是:这种模式常被错误的称为“群婚制”,实际上,其中每桩婚姻都发生在男女个体之间,并非群婚。)

典型的做法是,两个父系群结对通婚,澳洲西北阿纳姆地的雍古人(Yolngu),20个氏族分为两个被人类学家称为半偶族(moiety)的组,每个半偶族的女性只能嫁到另一个半偶族;这确保了夫妻双方的血缘不会比一级表亲更近;周人姬姓与姜姓的持续频繁通婚,或许也是此类安排的延续;不那么系统化的交表婚则更为普遍,几乎见于所有古代社会。

以此为基础,还发展出了更复杂的结对安排,比如西澳的马图苏利纳人(Martuthunira)采用一种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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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邓巴数#4:婚姻粘结剂 辉格 2015年9月29日 通过组织宗族和强化父权而扩展父系继嗣群,终究会因亲缘渐疏和协调成本剧增而遭遇极限,西非约鲁巴宗族社区和华南众多单姓村显示了,其规模最多比狩猎采集游团高出一两个数量级(几百到几千人),若要组织起更大型社会,便需要借助各种社会粘结剂,将多个父系群联合成单一政治结构,而婚姻是最古老也最常见的粘结剂。 婚姻的粘结作用,在前定居社会便已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相邻的若干继嗣群之间建立固定通婚关系,以交表婚之类的形式相互交换女性,是初民社会的普遍做法;持久通婚维系了群体间血缘纽带,促进语言上的融合,共享文化元素,让双方更容易结盟共同对抗其他群体,即便发生冲突也比较容易协商停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它们建立更高一级的政治共同体。 此类固定结对通婚关系广泛存在于澳洲土著和北美印第安人中,其最显著特点是,它是群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的,缺乏定居者所熟悉的从个体出发的各种亲属称谓,有关亲属关系的词汇,所指称的都是按继嗣群(或曰氏族,常由图腾标识)、性别和辈份三个维度所划分出的一个组别,婚姻必须发生在两个特定组别之间。(值得留意的是:这种模式常被错误的称为“群婚制”,实际上,其中每桩婚姻都发生在男女个体之间,并非群婚。) 典型的做法是,两个父系群结对通婚,澳洲西北阿纳姆地的雍古人([[Yolngu]]),20个氏族分为两个被人类学家称为半偶族([[moiety]])的组,每个半偶族的女性只能嫁到另一个半偶族;这确保了夫妻双方的血缘不会比一级表亲更近;周人姬姓与姜姓的持续频繁通婚,或许也是此类安排的延续;不那么系统化的交表婚则更为普遍,几乎见于所有古代社会。 以此为基础,还发展出了更复杂的结对安排,比如西澳的马图苏利纳人([[Martuthunira]])采用一种双代交替的半偶族模式,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 【图一】 每个半偶群的奇数辈和偶数辈又分成两个组,一个半偶群的奇数辈,只能和对方的奇数辈婚配。这样就把婚姻限制在了同辈之间,避免了娶到姨母或外甥女的可能性。这同时也起到了拉远夫妻血缘的效果,因为交表兄妹的亲缘系数比舅甥或姨甥小了一半;周人宗法制中的昭穆轮替标记法,或许也有类似用意。 为将更多单系继嗣群拉进固定通婚关系,从而扩大内婚群的规模,有些族群还采用了一种单向循环通婚圈,例如缅甸山区从事游耕的克钦人(Kachin)和苏门答腊种植水稻为生的巴塔克人([[Batak]]),由三到六个父系群组成循环圈:A群男性从B群娶妻,B从C娶,C从A娶;这种安排不仅进一步拉远了夫妻血缘,也提升了内婚群的遗传多样性。 结对通婚关系促进群体间合作的效果十分显著,雍古人活动范围内的各种自然物——土地、河流、鱼种、山岩等等——都被赋予了和某一半偶族相同的名称,这显然是两组群体就共同领地内自然资源分配所达成的一种协调,而这一成就是在完全缺乏高级政治结构的条件下达成的。 也正是借助循环通婚圈,克钦人才可能在文化和种族成分极为复杂横断山区建立多种族复合社区,在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调查的一个500人社区(帕朗)中,六种语言并存,仍可维持大致和平,对外关系中还表现出了相当团结性。 然而正如澳洲土著的经验所显示,固定通婚关系本身并不能带来高级政治结构,而充其量只能产生一个文化共同体,即有着粗略地理边界、较强血缘纽带、具有一定文化同质性的血缘/文化群([[ethnic group]]),澳洲人始终缺乏游团以上的部落结构,因而澳洲也是唯一一个英国殖民者未能与当地土著达成土地协议的殖民地,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谈判和签约对手。 若要借助婚姻粘结剂建立更大社会,还需要父系群本身的升级改造(如我在上一篇所述),以及群内的等级分化和政治权力崛起,这一点,我们需要从群体角度转到个体角度才能看清。 在一个缺乏人身与财产权普遍保护,离开熟人小群体便毫无安全可言的霍布斯世界,姻亲关系对个人利益极为重要;当你在群体之外寻求合作与帮助时,它常常也是唯一的来源;当你为狩猎、作战,或采集某些重要材料(比如石料或盐),或从事交易,或战败逃亡,而需要穿越相邻群体的地盘时,若在该群体中无人为你提供担保和庇护,是极其危险的;所以,在霍布斯世界,陌生群体间的商品交易普遍采用“沉默交易”的方式,以避免近距离接触。 姻亲是个人将其互惠合作网络延伸至群体之外的主要途径,重要的是,它带来的一些合作关系是群内合作所无法替代的,包括:拓宽安全活动范围和信息来源,饥荒时的求助对象,发生群内冲突时的临时避难所,交易对象,和第三方建立合作或交易关系的中间人或担保人,等等。 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行者》中描述的特罗布里恩岛民的库拉圈交易是个很好的例子,分布在方圆数百英里海域的数十个岛屿的居民中,存在一个奇特的双向礼物流动圈,该圈每一环由来自不同群体的一对成员结成,在专门为此而举行的聚会上,双方隆重交换礼物——臂镯和项圈,用于仪式性场合上佩戴——,两种礼物总是朝相对方向流动,有数千人卷入这一交换活动。 乍看起来,库拉交换纯属仪式,毫无实用价值,其实不然,正是这种仪式性交换,为结成库拉对的两个人创造了定期拜访对方社区、参与其聚会和双方友好交往的机会,在库拉交换中拜访对方的人,都会随船携带一些实用商品用于交易,与我们主题有关的要点是:一个人库拉伙伴通常都是他的姻亲。 看上面的介绍,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群体和睦友好,实际上并非如此,库拉关系只是让群体间交往能够发生(否则根本无法和平接触),但平时关系仍然充满敌意和恐惧,远远谈不上友好;为了克服恐惧、确保自己不受对方伤害,拜访者在整个交易旅程中会施行大量巫术,一位土著对人类学家如此描述其即将拜访的库拉伙伴:
多布人没我们这么好;他们凶恶,他们是食人族!我们来多布时,十分害怕。他们会杀死我们。但看到我们吐出施过法术的姜汁,他们的头脑改变了。他们放下矛枪,友善的招待我们。
当拜访船队接近对方岛屿时,他们反复念诵类似这样的咒语:
尔之凶恶消失,消失,噢,多布男人! 尔之矛枪消失,消失,噢,多布男人! 尔之战争油彩消失,消失,噢,多布男人! ……
另一个故事则说明了在这种恐惧氛围中,拥有库拉伙伴的价值:一个叫Kaypoyla男人,航行中搁浅于一个陌生岛屿,同伴全部被杀死吃掉,他被留作下一顿美餐,夜晚侥幸逃出,流落至另一岛上,次日醒来发现自己被一群人围着,幸运的是,其中一位是他的库拉伙伴,于是被送回了家。 在特罗布里恩,一位酋长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众多妻子(常多达十几个)带给他的庞大姻亲网络上,通过与妻子兄弟的互惠交换,常积累起显示其权势的巨大甘薯库存,姻亲网络也让他在库拉圈中地位显赫,普通人一般只有几位库拉伙伴,而酋长则有上百位;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也发现,在部落向酋邦的发展过程中,酋长们建立其权势地位的手段之一,便是通过精心安排婚姻来建立姻亲网络。 对于社会结构来说,重要的是,姻亲关系的上述作用,被宗族组织和父权成倍放大了,并且反过来强化了后两者;若没有紧密的宗族关系,一位男性从一桩婚姻中得到的姻亲就十分有限,岳父加上妻子的兄弟,但宗族的存在使得婚姻不仅是一对男女的联合,也是两个家族的联合,随着繁复婚姻仪式的逐步推进,双方众多成员的关系全面重组,并在此后的周期性节庆聚宴上得到反复强化,这也是为何在具有宗族组织的社会中,婚姻和生育仪式发展得那么繁杂隆重。 类似的,假如没有强父权,男性从婚姻中得到的姻亲数量,便主要取决于妻子数量,而在高度平等主义的前定居社会,多妻较少见,而且妻子数较平均(但也有例外,比如澳洲,但那里的高多妻率同样伴随着强父权和老人政治),但父权改变了姻亲性质,在控制了子女婚姻之后,长辈取代结婚者本人而成为姻亲关系的主导者,这样一来,一位男性能够主动建立并从中获益的姻亲关系,便大大增加了。 宗族和父权不仅拓展了个人发展姻亲的潜力,而且拉大了个体之间和家族支系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均等;在游团一级的小型简单社会中,尽管个体境遇和生活成就也有着巨大差异,但这差异主要表现为后代数量,很少能积累起可以传给后代的资源,而现在,由于宗族使得姻亲关系成为两个家族的广泛结合,因而这一关系网成了家族支系的集体资产,而同时,由长辈安排子女婚姻,使得这一资产具有了可遗传性,这就好比现代家族企业在晚辈接班时,长辈会把整个商业关系网络连同有形资产一起传给他。 借助长辈所积累的资源,成功者的后辈从人生起步时便取得了竞争优势,这便构成了一种正反馈,使得父系群中发达的支系愈加发达,最终在群体内形成地位分化;这一分化也将自动克服我在上一篇中指出的父系群扩张所面临的一个障碍:当家长联盟向更高层次发展时,由于共祖已不在世,由谁来代表更高级支系?很明显,拥有压倒性权势的支系家长更有机会成为族长。 当若干相邻群体皆发生地位分化之后,权势家庭之间便倾向于相互通婚,并逐渐形成一个上层姻亲网络;这个圈子将带给其成员众多优势:从事甚至垄断跨群体的长距离贸易,在冲突中获得权势姻亲的襄助,影响联盟关系使其有利于自己;经过代代相袭,权势强弱不再只是个人境遇的差别,而成了固有地位,权势者逐渐成为固化成一个贵族阶层。 和族长联盟一样,权势姻亲联盟也可将若干群体连结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效果更好;由于血缘随代际更替而逐渐疏远,单系群不可避免处于持续的分支裂变之中,成吉思汗的儿子们还能紧密合作,孙子辈就开始分裂,但还勉强能召集起忽里勒台,到第四代就形同陌路了;相反,姻亲关系则可以每代刷新,保持亲缘距离不变。 阿兹特克的事例很好的演示了,姻亲联盟在维系一个大型共同体时是如何起作用的;阿兹特克由数百个城邦组成,其中三个强势城邦联合成为霸主,垄断城邦间贸易,并向各邦索取贡赋,国王一般与友邦王室通婚,并通常将其正妻所生嫡女嫁给友邦王族或本邦高级贵族,而将庶女嫁给较低级贵族或有权势的家族首领,类似的,贵族在本邦同侪中通婚,也将庶女嫁给有权势平民,或战功卓著的武士,相比之下,下层平民的婚姻则限于所居住社区,每个社区由若干家族构成内婚群。 这样,在社会结构的每个层次上,国王或贵族通过正妻和嫡子女的婚姻而构建了一个维持该层次统治阶层的横向姻亲联盟,而通过庶妻和庶子女的婚姻则构建了一个纵向姻亲网络,将其合作关系和控制力向下延伸,如此便搭建起一个组织紧密的多层次政治结构,其中每个层次上的姻亲网络有着不同的覆盖范围,因而其合作圈规模皆可限于邓巴数之下。 类似景象在前现代欧洲也可看到,王室在全欧洲联姻,贵族在整个王国通婚,而普通人的婚嫁对象则很少越出邻近几个镇区;得益于阶层分化,婚姻为多层社会同时提供了横向和纵向的粘结纽带,然而,高级政治结构在创造出文明社会之前,许多功能仍有待开发,也还需要其他粘结剂,我会在后面的文章里逐一考察。  
[译文]婚姻中的“金发姑娘理论”

The Goldilocks Theory of Marriage
婚姻中的“金发姑娘理论”

作者:Jordan Weissmann @ 2015-7-16
译者:ShawnLai
校对:带菜刀的诗人
来源:Slate杂志,http://www.slate.com/blogs/moneybox/2015/07/16/getting_married_late_increases_your_chance_of_a_divorce.html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many years of social science, have long said that the longer people wait to get married, the less likely they are to get divorced. There are obvious reasons why. With age, people mature, finish school, and settle into careers, which gives them the emotional and financial wherewithal to manage lifelong romantic commitments. The more we settle into ourselves, the theory goes, the better we are at settling down with others.

传统观点和多年来的社会科学界一直都认为,人们结婚越晚,越不容易离婚。道理很明显,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人格得以成熟,学业得以完成,事业得以稳定,这些条件为做出情感上、经济上的终生承诺提供了资本。根据这种理论,我们自己越安定,就越擅于成家立业。

newanalysis by Nicholas Wolfinger, a soc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Utah, challenges that idea a bit. Us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SurveyofFamilyGrowth, he finds that today, divorce risk declines for people who wait until their late 20s and early 30s to get married. But it rises again for those who delay walking down the aisle until their late 30s.

来自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社会学家Nicholas Wolfinger的一项新研究,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根据国家家庭成长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的数据,他发现,如今,对于等到三十来岁再结婚的人来说,离婚风险是下降的,但如果推迟到年近40岁才步入婚姻殿堂,离婚风险会再次升高。

Again, this seems to be a new phenomenon. Wolfinger finds that during the mid-1990s, the odds of(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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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ldilocks Theory of Marriage 婚姻中的“金发姑娘理论”

作者:Jordan Weissmann @ 2015-7-16 译者:ShawnLai 校对:带菜刀的诗人 来源:Slate杂志,http://www.slate.com/blogs/moneybox/2015/07/16/getting_married_late_increases_your_chance_of_a_divorce.html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many years of social science, have long said that the longer people wait to get married, the less likely they are to get divorced. There are obvious reasons why. With age, people mature, finish school, and settle into careers, which gives them the emotional and financial wherewithal to manage lifelong romantic commitments. The more we settle into ourselves, the theory goes, the better we are at settling down with others.

传统观点和多年来的社会科学界一直都认为,人们结婚越晚,越不容易离婚。道理很明显,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人格得以成熟,学业得以完成,事业得以稳定,这些条件为做出情感上、经济上的终生承诺提供了资本。根据这种理论,我们自己越安定,就越擅于成家立业。

newanalysis by Nicholas Wolfinger, a soc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Utah, challenges that idea a bit. Us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SurveyofFamilyGrowth, he finds that today, divorce risk declines for people who wait until their late 20s and early 30s to get married. But it rises again for those who delay walking down the aisle until their late 30s.

来自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社会学家Nicholas Wolfinger的一项新研究,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根据国家家庭成长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的数据,他发现,如今,对于等到三十来岁再结婚的人来说,离婚风险是下降的,但如果推迟到年近40岁才步入婚姻殿堂,离婚风险会再次升高。

Again, this seems to be a new phenomenon. Wolfinger finds that during the mid-1990s, the odds of getting divorced continued declining the longer individuals held off on their first marriage. (For our purposes, j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blue trend line. The gray shaded areas represent what are known as confidence intervals.)

Wolfinger的另一发现发现似乎也是个新现象。1990年代中期,首次结婚年龄越大的人,他们的离婚概率就越低。(出于本文目的,只要关注蓝线就可以了,灰色阴影区域是置信区间)

wolfinger_2.png.CROP.promovar-mediumlargeBut now, the trend is u-shaped. “My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prior to age 32 or so, each additional year of age at marriage reduces the odds of divorce by 11 percent,” he writes. “However, after that the odds of divorce increase by 5 percent per year.” Call it the Goldilocks theory of marriage: Getting married too early is risky, but so is getting married too late. Your late 20s and early 30s are just right.

但是现在,这个趋势是U型的。 “我的数据分析显示,32岁左右之前,年龄每增加一岁,离婚的风险就会降低11%。”他写道,“然而在此之后,离婚风险就会每年增加5%。”我把它称为婚姻中的金发姑娘理论:结婚太早风险很高,但是结婚太晚也一样。三十来岁刚刚好。【编注:金发姑娘理论指地球位于不近不远刚好适合的轨道,“金发姑娘”典出儿童故事《三只小熊》:主人公金发姑娘发现小熊家的一样三份的东西中,总有一份偏于一端,一份偏于另一端,而一份刚刚好。

wolfinger_1.png.CROP.promo-xlarge2How come? Wolfinger isn't sure. But controlling the data for demographic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ace, education, religion, sexual history, family background, or the size of the cities survey takers lived in didn't change the results, suggesting none of those factors could explain it.

为什么会这样?Wolfinger也不确定。但是,在控制了诸如种族、教育、宗教、性经历、家庭背景、调查对象所在的城市规模等人口和个人特征之后,结果没有改变,说明以上因素不能解释这个现象。

Ultimately, the professor suspects that there's a lot of self-selection at play: The sorts of people who wait a very long time to say "I do" just might not really be the marrying types, whether they realize it or not. Or, even if they are, their dating pool might have been whittled down to people who aren't.

最终,Wolfinger教授怀疑这是自我选择的作用:那些拖了很长时间才结婚的人,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晚婚的他们也许根本就不适合步入婚姻殿堂。或者,即使他们自己是适合结婚的人,他们约会对象的范围也收窄到那些不适合结婚的人了。

But that would explain today's pattern, not the change we've seen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the reason behind that shift is also mysterious. "This is the $64,000 question," he told me. "I honestly don’t have a great explanation. What I know for certain is it has happened."

但是这个说法只解释了今天的情况,而没有解释这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依然是谜。“这是一个‘64,000美元难题( $64,000 question)’”【译注:这是1955年CBS推出的一档高额奖金电视问答节目】,Wolfinger教授说,“我真的没有好的解释,我唯一能确认的是,这样的事的确发生了。”

Jordan Weissmann is Slate's seni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orrespondent. Jordan Weissmann是Slate杂志的资深商业与经济学通讯记者。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微言]同性婚姻、契约及其它

【2015-05-23】

@我讲旧常识: 同性婚姻是否 “合法” 的问题也就两种思路。认为婚姻仅是法律事件,同性婚姻并没有对异性恋产生暴力/经济危害,没有什么理由不合法。如果你认为 “婚姻” 不仅是法律契约,而是宗教传统,那么唯一自洽的结论也就是根据政教分离原则法律没资格规定婚姻。

@whigzhou: 前半句不同意

@whigzhou: 假如婚姻契约的内容都是双方个别议定的,那是没什么好争,但婚姻契约是一种典型的俗成契约(conventional contract),其条款涵盖的责任非常广泛,而这些条款通常不是个别议定的,而是俗成的、默会的,这样,司法系统便需要辨明一项特定的关系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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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3】 @我讲旧常识: 同性婚姻是否 “合法” 的问题也就两种思路。认为婚姻仅是法律事件,同性婚姻并没有对异性恋产生暴力/经济危害,没有什么理由不合法。如果你认为 “婚姻” 不仅是法律契约,而是宗教传统,那么唯一自洽的结论也就是根据政教分离原则法律没资格规定婚姻。 @whigzhou: 前半句不同意 @whigzhou: 假如婚姻契约的内容都是双方个别议定的,那是没什么好争,但婚姻契约是一种典型的俗成契约(conventional contract),其条款涵盖的责任非常广泛,而这些条款通常不是个别议定的,而是俗成的、默会的,这样,司法系统便需要辨明一项特定的关系是否应被归入此类契约而加以保护。 @我讲旧常识: 俗成契约不是契约,就是习俗。 @whigzhou: 听上去你对习俗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看法和我的很不一样,你似乎认为两者是相互替代的:只要法律把规则讲清楚了,便无须再问习俗是什么,而我认为:法律是对习俗的澄清和肯定,并赋予其强制性,法律永远(经由司法过程)追随着习俗而演变,并非在替代它 @我讲旧常识: 抱歉,此微博已被删除。查看帮助:O网页链接 @whigzhou: 这件事,在我看来即是“习俗首先演变,然后法律(在滞后相当长时间之后)跟着改变”的一个例子,具体而言,习俗已不再将性义务列为婚姻契约的默认条款,而司法系统在这一变化发生了很久之后,加以澄清和确认。 @我讲旧常识: 我的意思是:法律的语·言·和习俗的语·言·不同。一切习俗中 “默会” 的在法律上都必须明确,如果这种 “明确化” 导致了荒谬的结论,就只·能·说·明·习·俗·本·身·是·坏·的。 @whigzhou: 嗯,这样我们的分歧就小多了,问题是这里似乎没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whigzhou: 这就好比,习俗已经对收养关系规定了一些义务,其中得到司法系统肯定的部分变成了收养法,然后某一天,某甲宣布与某乙建立收养关系,并主张这一关系得到法律保护,但别人反对说:某乙明明是成年人啊,收养契约不该适用于成年人之间,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荒谬的 @我讲旧常识: 衡量习俗本身是否荒谬,就只能以习俗之外的标准。同性婚姻既然不在暴力/经济上歧视异性恋,影响也就只是审美观感上的。如果仅因审美就能判定其不合法,那么同样的逻辑《小苹果》的作者早该拉出去毙了。我觉得这已经荒谬了 @whigzhou: 看来起,这一荒谬观感似乎混淆了反对同性关系和反对同性婚姻 @whigzhou: 再好比:若一对同性恋人宣称他们之间的同居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理应按雇佣法得到保护,于是一群人站出来反对,这算荒谬吗? @人格显示器:如果他们是雇佣关系,那是应该受到雇佣法的保护呀 @whigzhou: 嗯,但如果他们进一步主张一条一般性原则:同性恋人的同居关系都应被默认的视为一种雇佣关系,呢?  
[微言]光棍

最近渣浪神经病频发,越来越不堪其扰,以后我还是多写博客少发微博吧。

【2014-11-18】

@冯学荣说: 我发表了文章 http://t.cn/Rzh5QYw

@局外人c的空间 光棍多,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是应有之义,所谓低水平均衡吧。那么,作为一种胡扯,我能不能接着推理:光棍多的社会,应该有更多的妇女从事性产业,也应该有更多的妇女作二房之类?就是说,一夫多妻与多光棍现象应该同时出现才合理?请教@whigzhou

@whigzhou: 嗯嗯,人口压力降低生育资源价值,从而削弱对女儿的偏好,确有增加光棍的效果,而大量光棍对性产业的需求将更多女性拉出婚姻市场,更增加光棍,这一正反馈效果好像也说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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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渣浪神经病频发,越来越不堪其扰,以后我还是多写博客少发微博吧。 【2014-11-18】 @冯学荣说: 我发表了文章 http://t.cn/Rzh5QYw @局外人c的空间 光棍多,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是应有之义,所谓低水平均衡吧。那么,作为一种胡扯,我能不能接着推理:光棍多的社会,应该有更多的妇女从事性产业,也应该有更多的妇女作二房之类?就是说,一夫多妻与多光棍现象应该同时出现才合理?请教@whigzhou @whigzhou: 嗯嗯,人口压力降低生育资源价值,从而削弱对女儿的偏好,确有增加光棍的效果,而大量光棍对性产业的需求将更多女性拉出婚姻市场,更增加光棍,这一正反馈效果好像也说的通 @whigzhou: 不过,更全面考虑的话,我会强调另外几个因素:1)宗族制度对子女性别偏好的影响,我之前写过; 2)和平环境降低了男女死亡率差异;3)多妻制 @whigzhou: 原文说“现在中国的男子,娶妻还是相当容易的”,这判断恐怕错的远,现如今约炮是容易了,娶老婆可是另一码事 @whigzhou: 人口压力在东西方的影响不同,西欧婚育模式下,人口压力同时增加了光棍和老处女,这一效果在殖民时代可以看的很清楚:北美殖民者的母国以晚婚和高独身率著称,但一到北美,人口压力解除,马上普遍早婚早育  
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辉格
2014年9月8日

 

【母系神话】

基于意识形态而编写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曾在几代人中造成了对历史的大规模错误认知,比如许多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普遍以奴隶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的时代,甚而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经阶段,许多人也相信,在开始近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个封建社会。

这些认识,由于和已知历史事实背谬的实在太远,在学界已没多少影响,如今虽还在流传,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标签,用来展示其知识来源被局限于官方教科书而已;然而还有一个谬误,即便在学界,即便在知识来源没那么狭隘的人群中,仍有相当影响,那就是“母系阶段论”,即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从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按母系组成血缘群体。

事实上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而且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越简单原始,越可能采用母系制的倾向,比如澳洲和新几内亚土著的社会形态相当原始,且与主要文明长期隔绝,但也都采用父系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有过一个普遍采用母系制的阶段。

相反,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神话的由来】

那么,这个母系神话是怎么来的,为何它比其他神话有着更持久的生命力?答案看来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阶段论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根据从希腊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搜罗出的一些线索,比如亚马逊女战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认为早期社会不仅是母系的,还是母权的;他还不甘落伍的配合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社会进步观,提出了一种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按女权男权的此消彼长,将社会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巴霍芬的著作适时启发了恰好正在研究亲属关系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于摩根接触过的易洛魁社会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论所吸引,并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此后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里,摩根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巴氏的观点,将他所了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为早期社会普遍经历的“母系氏族阶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严肃的人类学家,他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不是对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实证价值,但他的系统性信息来源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从中推断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可信度并不高,最大的问题是,和那个时代喜欢构造宏大体系的博学家一样,他的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同样是以想当然的猜测为主。

摩根之所以认为存在一个母系阶段,是基于这样一种轻率推导:早期人类是乱交的,没有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难以防止近亲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缘群体(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组成,所以早期社会必定基于母系制的。

这里存在两个误解:首先,防止一级近亲(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无须以固定配偶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exogamy)和从夫(或从妻)居即可,也就是遵循这样三条原则:不和与自己出生于同一群体的异性交配,性成熟后离开出生群体并加入其他群体,不与性伙伴的子女交配;许多动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近亲交配的。

第二个误解是: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氏族,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巴霍芬和摩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制造了母系制和母权制( 标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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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辉格 2014年9月8日   【母系神话】 基于意识形态而编写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曾在几代人中造成了对历史的大规模错误认知,比如许多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普遍以奴隶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的时代,甚而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经阶段,许多人也相信,在开始近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个封建社会。 这些认识,由于和已知历史事实背谬的实在太远,在学界已没多少影响,如今虽还在流传,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标签,用来展示其知识来源被局限于官方教科书而已;然而还有一个谬误,即便在学界,即便在知识来源没那么狭隘的人群中,仍有相当影响,那就是“母系阶段论”,即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从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按母系组成血缘群体。 事实上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而且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越简单原始,越可能采用母系制的倾向,比如澳洲和新几内亚土著的社会形态相当原始,且与主要文明长期隔绝,但也都采用父系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有过一个普遍采用母系制的阶段。 相反,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神话的由来】 那么,这个母系神话是怎么来的,为何它比其他神话有着更持久的生命力?答案看来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阶段论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根据从希腊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搜罗出的一些线索,比如亚马逊女战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认为早期社会不仅是母系的,还是母权的;他还不甘落伍的配合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社会进步观,提出了一种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按女权男权的此消彼长,将社会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巴霍芬的著作适时启发了恰好正在研究亲属关系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于摩根接触过的易洛魁社会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论所吸引,并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此后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里,摩根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巴氏的观点,将他所了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为早期社会普遍经历的“母系氏族阶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严肃的人类学家,他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不是对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实证价值,但他的系统性信息来源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从中推断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可信度并不高,最大的问题是,和那个时代喜欢构造宏大体系的博学家一样,他的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同样是以想当然的猜测为主。 摩根之所以认为存在一个母系阶段,是基于这样一种轻率推导:早期人类是乱交的,没有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难以防止近亲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缘群体(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组成,所以早期社会必定基于母系制的。 这里存在两个误解:首先,防止一级近亲(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无须以固定配偶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exogamy]])和从夫(或从妻)居即可,也就是遵循这样三条原则:不和与自己出生于同一群体的异性交配,性成熟后离开出生群体并加入其他群体,不与性伙伴的子女交配;许多动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近亲交配的。 第二个误解是: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氏族,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巴霍芬和摩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制造了母系制和母权制([[matriarchy]])的混淆,实际上两者没有他们所认为的固定联系或因果关系,大多数母系社会要么是平等主义的,要么是男权占优的,由男性充当酋长、族长或头人的角色,迄今没有任何社会被人类学家普遍承认是实行母权制的,尽管曾有个别社会被少数人类学家认定为母权社会。 【当神话傍上大款】 尽管有着这样根本性的理论缺陷,也得不到经验证据支持,摩根的理论却在社会科学界获得了极大影响,《古代社会》很长时间内被奉为婚姻和亲属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这一地位的确立要归功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恩格斯发现马克思就该书写了许多笔记,顿时如获至宝,迅速将自己的唯物史观揉进其中,于次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恩之所以亲睐摩根理论,是因为后者很适合为他们空洞干枯的历史唯物主义添加血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注定会从原始状态开始,在阶级斗争推动下,经历一系列特定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摩根理论主要被用于描绘上述过程的第一步。 大意是:血亲关系和阶级关系是组织社会的两种相互排斥的力量,在原始状态,只有血缘而没有阶级,又因父子关系无从识别,所以原始社会必然是母系的,后来,男性为获得支配地位,合谋对女性加以控制,并建立父系家庭和父权,从而破坏了血缘氏族组织,同时家庭的出现导致了私有财产权建立,而为了维护家庭、父权和财产权,又建立了国家机器,最终,原本由血缘关系维持的社会,变成了一些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社会。 恩格斯的著作后来成了各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红宝书,在西方左翼阵营中也颇有影响,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恰好又是左翼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和其他马列红宝书中空泛抽象的理论和宣传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具实证色彩,看起来更有干货,因而其对观念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这一影响即便在马列意识形态失去吸引力之后,仍时常能感觉到。 但实际上,从恩格斯看到马克思笔记到他的书出版,中间只隔了一年多时间,根本做不了什么像样的研究,其中看似经验性的内容,其实都是凭空臆想,比如他认为父系家庭和男权的建立导致了财产权的诞生,但这两者之间的依赖关系既非逻辑上的必要,也没有经验支持,实际上财产权更多是和定居农业联系在一起,无论北美、非洲、还是东南亚的母系社会,只要过定居生活,都有财产权。 除了马列导师,母系神话还傍上了另一个大款——女权运动,许多女权主义者热烈欢迎摩根和恩格斯的理论,特别是19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浪潮——以著名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为代表——,复兴了这套原本在学术界已被冷落的理论;女权运动的强大声势和它所取得的政治正确地位,延续着母系神话的寿命。 女权主义者亲睐母系阶段论的理由或许是:假如漫长的前文明时代都是母系社会,那么母系制乃至母权制就可以说是更自然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这种以“更接近原始形态”为由对某种制度或行为模式加以合理化的做法——常包裹在自然、纯真、天性等美妙词汇之下——世人早已耳熟能详,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乃至“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神话中,都可看到。 但稍稍推敲一下,便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反文明和反进化逻辑,果若原始的就是好的,何不改回四足行走放弃语言文字回树上生活? 不乏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上述合理化努力的反文明性质,也意识到母系神话对女权运动是个不必要的包袱,让她们的信念和主张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认知之上;在2001年出版的《史前母权神话》([[The Myth of Matriarchal Prehistory]])一书中,文化史学家辛西娅·埃勒([[Cynthia Eller]])对母系神话渗透进女权运动的历史做了全面清理,并呼吁女权主义者抛弃这一包袱。 【重新认识父系制】 对有关母系和母权的种种谬见的清除工作所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认识父系制在人类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恩格斯尽管炮制了许多谬论,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父系关系的发展确曾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可是他弄错了时间,而且错的很远,这一发展,远远早于他所认为的原始社会晚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在对黑猩猩的观察中,灵长类学家发现它们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人类很像:一是战争行为,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 那些在战争中命运不济的群体,常在几十年内被逐渐消灭,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袭中遭毁灭性打击,这与人类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新几内亚高地、吕宋山区、南部非洲的部落社会中见到的情形极为相似,实际上,这种由群体内雄性结伙对相邻同类发动经常性战争的行为,在前文明无国家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在整个动物界却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个相似点是政治,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发现,黑猩猩群体内雄性在争夺首领地位、从而获取多数交配机会的过程中,会像人类那样施展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伎俩,合纵连横尔虞我诈见风使舵,比如雄一号用各种甜头诱使雄三号合作阻止雄二号夺位,一旦雄一号显出颓势或二号实力提升,三号便伺机背叛与二号合谋篡位。 当然,由于缺乏语言和武器带给人类的强大交流、控制与组织手段,黑猩猩的战争和政治形态还非常原始简陋,但从整个灵长类乃至动物界看,黑猩猩已经朝着建立复杂社会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恰恰与父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而父系群体和战争与政治在动物界同样罕见,这强烈暗示着,这一同时性并非巧合。 从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的角度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父系关系所起的作用,假如黑猩猩群体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并非近亲,那他们就很难形成持久的合作关系来集体守卫领地和发动战争,争斗将以个体对个体而不是群体对群体的方式发生,因为一旦某方显现出优势,弱势一方的个体便可轻易转投优势方,这样,以群内合作为前提的群体间对抗便难以形成。 由于性选择导致两性在体型和体能上的显著差异(即所谓“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群体间对抗只能以雄性为主力,这要求雄性间能够达成合作,而除非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这种合作难以持久,对此困难,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体,而通过采用从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离开出生群体,雄性留在群内),黑猩猩找到了这个方案。 【父系引擎的威力】 基于父系亲缘的雄性联盟的建立,对此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人类跨出了更重要的第二步——结成固定配偶关系、进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后,社会结构便朝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因为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 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组织控制能力等等制度性因素,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上述机制,对照狒狒的情况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hamadryas baboon]])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其社会形态甚至比黑猩猩更接近人类,它同样罕见的采用了从夫居和父系制,但比黑猩猩更进一步,它和人类一样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也得以按亲缘远近建立了多达四个层次的复杂等级社会,四个层次大致相当于人类的家庭、氏族、游团([[band society|band]])和部落。 多层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联盟极具战斗力,群体间常因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而发生战争,有时战争场面相当壮观,在一英里开阔的战场上数百头雄性投入战斗;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级时也表现的非常暴虐,这些情景,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 埃及狒狒转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为了构建雄性联盟以对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险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表亲狮尾狒狒([[gelada]])生活在捕食者难以到达的悬崖绝壁上,处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着母系制,没有发展出多层次结构,雄性对待配偶更温和,群体间冲突也没有那么剧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比如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发现,整个人类史上,前国家社会都充斥着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会或许因为地处孤立隔绝环境(比如沙漠或小岛),冲突强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Hopi]])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些社会则因为选择了特殊生计模式而难以维系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常年外出经营马帮,甚至无法维持稳定婚姻关系,与此相似的是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族([[Minangkabau]]),男性也普遍外出从事商业或手工业。    
婚姻生意是怎么做的?

婚姻生意是怎么做的?
辉格
2014年7月6日

常有人将合作办企业这样的长期商业伙伴关系比作婚姻,其实反过来说可能更贴切:婚姻就是一种投资,组建家庭就是创办企业,若从投资和经营的角度,我们或许更容易看清各大文化中形形色色的婚姻模式和习俗规范,也能在这个社会条件剧烈变动的时代,更好的理解和适应婚姻关系的变迁。

【核心产品】

婚姻的核心产品自然是孩子,或许有人会质疑:家庭不是也创造了夫妻感情、性满足和安全感吗?这没错,可是一家汽车制造企业也会创造同事情谊、工作成就感、群体归属感,甚至孕育一支优秀的足球队,但这些都只能算副产品,汽车才是其核心产品。

所以一旦合作抚养孩子的需求不再迫切——这或是因为单身女性独力抚养孩子变得容易了,或是因为政府通过福利制度接管了大部分抚养责任——婚姻制度便很快开始瓦解,这正是过去四十年发生在欧美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情况。

婚外生育的比例,在美国从1980年的18%上升到了2008年的40%,北欧已普遍超过55%,头胎更高达80%,同时期,美国的结婚率也相应的从15.9‰降至10.6‰,欧洲更已低至6.5‰,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生活于婚姻之中。

【由谁出资?】

现代婚姻的投资者通常是夫妻双方,但传统婚姻情况更加多样,要看用于组建家庭和抚养孩子的关键资源掌握在谁手里,这些资源包括女性生育能力、生活资料、社会关系和安全条件,在家长权威和家族组织强大的社会,这些资源往往由家长控制,包括对女孩的人身控制。

此时家长才是投资者,交易发生在双方家长所代表的两个家族之间,也就是常说的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在包办婚姻中,夫妻的意志和能力并不重要,而且他们在这方面越弱小,家长越容易加以控制,所以包办婚姻常倾向于低龄化,童婚亦不少见。

而在家长控制较弱的个人主义社会,比如中世纪英格兰,婚姻更多是两位独立成年人之间的事情,尤其是男方,必须先在社会站稳脚跟,拥有一份产业和足以养家的稳定收入之后,才有机会娶妻成家;那些在长子继承制下无望继承主要家产也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现金资助的幼子们,往往要经历多年奋斗才能如愿。

许多没这能力的男性只能长期单身甚至终身未娶,或者干脆早早放弃努力遁入修道院,又因为单妻制,许多迟迟等不到合格夫君的女性,也只好保持单身或者做尼姑;倒是那些已经有份产业的寡妇颇受欢迎,特别是身为女继承人的寡妇,比如亨利二世就娶了比他大11岁的著名寡妇埃莉诺,后者作为长女继承了阿基坦公爵领地。

所以,当时英格兰和其他西北欧社会的晚婚、单身和不生育的比例,皆大大高出我们熟悉的东亚社会。

【新部门还是新企业?】

在现代社会,结婚意味着建立新家庭,也就是开办新企业,然而,这种被人类学家称为新居制(neolocal residence)的方式,在多数传统社会反倒是特例,结婚通常只是为既有大家庭增添了一个分支,相当于大公司投资建了新工厂。

多数情况下,新娘会搬进男方大家庭住,这叫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少数社会是从妇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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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生意是怎么做的? 辉格 2014年7月6日 常有人将合作办企业这样的长期商业伙伴关系比作婚姻,其实反过来说可能更贴切:婚姻就是一种投资,组建家庭就是创办企业,若从投资和经营的角度,我们或许更容易看清各大文化中形形色色的婚姻模式和习俗规范,也能在这个社会条件剧烈变动的时代,更好的理解和适应婚姻关系的变迁。 【核心产品】 婚姻的核心产品自然是孩子,或许有人会质疑:家庭不是也创造了夫妻感情、性满足和安全感吗?这没错,可是一家汽车制造企业也会创造同事情谊、工作成就感、群体归属感,甚至孕育一支优秀的足球队,但这些都只能算副产品,汽车才是其核心产品。 所以一旦合作抚养孩子的需求不再迫切——这或是因为单身女性独力抚养孩子变得容易了,或是因为政府通过福利制度接管了大部分抚养责任——婚姻制度便很快开始瓦解,这正是过去四十年发生在欧美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情况。 婚外生育的比例,在美国从1980年的18%上升到了2008年的40%,北欧已普遍超过55%,头胎更高达80%,同时期,美国的结婚率也相应的从15.9‰降至10.6‰,欧洲更已低至6.5‰,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生活于婚姻之中。 【由谁出资?】 现代婚姻的投资者通常是夫妻双方,但传统婚姻情况更加多样,要看用于组建家庭和抚养孩子的关键资源掌握在谁手里,这些资源包括女性生育能力、生活资料、社会关系和安全条件,在家长权威和家族组织强大的社会,这些资源往往由家长控制,包括对女孩的人身控制。 此时家长才是投资者,交易发生在双方家长所代表的两个家族之间,也就是常说的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在包办婚姻中,夫妻的意志和能力并不重要,而且他们在这方面越弱小,家长越容易加以控制,所以包办婚姻常倾向于低龄化,童婚亦不少见。 而在家长控制较弱的个人主义社会,比如中世纪英格兰,婚姻更多是两位独立成年人之间的事情,尤其是男方,必须先在社会站稳脚跟,拥有一份产业和足以养家的稳定收入之后,才有机会娶妻成家;那些在长子继承制下无望继承主要家产也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现金资助的幼子们,往往要经历多年奋斗才能如愿。 许多没这能力的男性只能长期单身甚至终身未娶,或者干脆早早放弃努力遁入修道院,又因为单妻制,许多迟迟等不到合格夫君的女性,也只好保持单身或者做尼姑;倒是那些已经有份产业的寡妇颇受欢迎,特别是身为女继承人的寡妇,比如亨利二世就娶了比他大11岁的著名寡妇埃莉诺,后者作为长女继承了阿基坦公爵领地。 所以,当时英格兰和其他西北欧社会的晚婚、单身和不生育的比例,皆大大高出我们熟悉的东亚社会。 【新部门还是新企业?】 在现代社会,结婚意味着建立新家庭,也就是开办新企业,然而,这种被人类学家称为新居制([[neolocal residence]])的方式,在多数传统社会反倒是特例,结婚通常只是为既有大家庭增添了一个分支,相当于大公司投资建了新工厂。 多数情况下,新娘会搬进男方大家庭住,这叫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少数社会是从妇居([[matrilocal residence]]),新郎搬进女方家庭住,比如亚利桑那的霍皮族([[Hopi]])印第安人和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人([[Minangkabau]])。 新分支在若干年后会分离出来成为新企业,这段时间有多长,取决于家族组织的发达程度和家长的控制力;在一个极端,年轻人一旦成年就离家自谋生路,另一个极端则是印度式联合家庭([[Hindu joint family]]),只要最高直系长辈仍然在世,就不会分家,且大家长拥有绝对权威。 但更多情况处于两个极端之间,比如多数游牧社会,未婚者与父母同住,结婚后单独成家,这样,长辈家庭就像一个孵化器,帮助子女逐个离巢单飞,最终可能由小儿子留下赡养老人;更常见的是流行于意大利南方、爱尔兰和儒家文化圈中的三世同堂扩展家庭,老人尽可能延迟分家,直到晚辈间冲突不断加剧而自己则日益衰老不再能加以控制时,才最终分家。 维持大家庭的努力和遭遇的困难,是生物学家所谓亲子冲突([[parent-offspring conflict]])的一种表现,大家庭可以在集约经营、社会关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获得合作收益,但长辈与晚辈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长辈希望通过平衡子女间利益以追求总收益最大化,并尽量维持家长权威以便维持族内合作,而晚辈则尽可能从家族资源中为自己所在分支谋得最大份额。 这一冲突不仅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资源支配和分家时的财产分割,也体现在订婚时彩礼和嫁妆的议价过程中,彩礼有时是男方换取女方生育资源的对价,但也常常以嫁妆的形式重新成为投入于新家庭的资本,所以,未婚夫常会私下怂恿女方抬高彩礼要价,以便从大家庭共同财产中为自己争得更大的一份。 【谁做老板?】 婚姻既是双方的人身结合,也需要投入财产、地位和关系等资源,然而人身条件匹配的双方,投资能力未必相称,所以在这项投资中,由哪方做老板,而哪方只是资源出售或出租者,可以存在许多种安排。 正如甲乙两人合作开饭店,甲拥有店铺,乙拥有厨艺,既可以由甲做老板雇佣乙做厨师,也可由乙做老板租用甲的店铺,或者甲乙各自以店铺和厨艺折合股本合股经营,这些安排还可以各种形式混合搭配,婚姻投资安排中,同样存在类似的多样性。 有关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条经济学原理是:处于控制风险的最佳地位的那一方,最可能成为老板;婚姻投资的核心风险是亲子关系不确定性,最关切这一风险的显然是男方,他有着最强烈的动机去控制该风险,所以男方最可能成为婚姻投资的出资人,也就是老板,换句话说,要说服男性对婚姻进行投资,最好让他做老板,让他能在控制亲子关系不确定性上取得主动。 所以最常见的投资安排,是男方支付彩礼([[bride price]]),作为女方让渡新娘的对价,同时女方放弃对未来新家庭的干预权,而男方承诺向新家庭投入足够多资源。 【对价如何支付?】 彩礼通常以现金或实物支付,但如果男方太穷,也可能以劳动支付,这往往造成一种临时从妇居的假象;《旧约》中记载,雅各为娶到以结,为岳父放了14年的羊;这种劳动彩礼([[bride service]])在一些古典玛雅、东非、亚马逊部落中颇为流行,多以三五年为限。 不过同为彩礼,其性质可以十分不同,通常女方会以嫁妆([[dowry]])形式返还一部分,作为对新建小家庭的资助,假如返还比例很高,那么索要彩礼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获取对价,而是迫使男方从大家庭财产分割出足够多的部分,为小家庭提供物质基础,以确保新娘未来利益。 在各种文化中,嫁妆或多或少具有私房财的性质,即新娘对它拥有排他的用益和支配权,甚至可以在离婚或改嫁时带走,这一排他性在多妻家庭中尤为重要,它也是新娘在夫权主导的家庭中少数个人权益之一。 上述将彩礼转变为嫁妆以确保新娘权益的安排,在中世纪西欧以寡妇产([[dower]])这一法律地位更明确的形式存在,通常新郎在婚前承诺将其名下不动产的1/3的用益权预留作新娘的寡妇产,以备其未来成为寡妇时生计有所保障。 假如女方只收彩礼不陪嫁妆,或陪嫁比例很低,那就是常说的卖女儿,许多穷人只能用女儿的彩礼收入为儿子们筹备彩礼;不过,要是双方都太穷而备不起彩礼,倒是有个更简洁的办法:换亲,也就是交换女儿,当然,这种交易只有在双方都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的条件下才能成立。 还有境况更糟糕的,连把女儿养到适婚年龄的资源都没有,此时,境况稍好的男方便可扮演天使投资人的角色,把穷人家养不起的女孩收养为童养媳,养大后再娶为媳妇,这跟埃及狒狒的做法有点像,雄性埃及狒狒成年后会伺机绑架邻近群体的幼年雌狒狒,先作为养女抚养,养大后再占为配偶。 与卖女儿相反的是高攀婚([[hypergamy]]),即女方支付高额嫁妆以求将女儿嫁入地位较高的夫家,此类高攀婚发生在中国古代官宦与富商之间、近代军阀与企业家之间、当代户籍隔离制度下的城乡之间、印度种姓之间、不同教育程度之间、拿到美国绿卡的移民与老乡之间,等等,在过去几十年的印度尤为盛行,乃至形成了非高攀不嫁的风气,导致不少女孩因家里筹不齐嫁妆而自杀的悲剧。 【单边垄断还是双边垄断?】 婚姻是具有垄断性的合营关系,单偶制是双边垄断([[bilateral monopoly]]),多妻制和多夫制则是单边垄断;上面说过,婚姻投资的核心风险是亲子关系不确定,而关切这一风险的是男方,所以谋求垄断权的通常也是男方,多夫制是非常罕见的,而且通常共享妻子的都是亲兄弟,其共享与合作得到了亲选择的支持。 不过多妻制也有不同模式,一种是丈夫与每位妻子分别建立家户(household),每家拥有独立财产,分别抚养自己的孩子,此时丈夫就像投资并控股了多家独立企业一样,另一种是丈夫与所有妻子生活于单一家户中,共同经营,共享收入与家产。 通常,畜牧者倾向于多家户模式,因为畜产较容易分割,而放牧相比农耕也更少需要密切合作的大家庭,比如蒙古游牧社会,每位妻子和她的孩子生活在单独的帐幕里,拥有自己的畜群;而农耕者多倾向于单家户模式,因为农耕不仅涉及更多不可分割财产,也需要更多合作,这样的多妻家庭甚至不是独立家户,而只是更大的多代扩展家庭的一个分支,比如传统汉族社会,多妻家庭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只有在近代城市化之后,姨太太们才开始在城市独立成户。 有些社会则介于两者之间,比如农耕为主的马里多贡人([[Dogon]]),每位妻子有单独小茅屋,但耕作是共同进行的,收获后各妻室平分粮食;畜牧为主的坦桑尼亚达图加人([[Datooga]]),每位妻子拥有独立畜群,自己抚养孩子,但妻子之间存在大量合作关系,包括一起干活,相互照顾孩子等等。 多妻同居一户,尽管可以带来合作收益,但利益冲突和嫉妒也会带来高额成本,对非洲多妻制的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双妻家庭的妻子间冲突成本最高(表现为孩子存活率、营养水平和发育状况等),当共夫妻子(co-wifes)多于三个时,冲突成本反而降低,合作收益开始显现;这很可能是因为两个妻子最容易相互使坏,比如伺机虐待对方孩子,甚至下毒,而更多妻子时则容易相互监督,使坏者难以下手。 或许正是为了控制此类冲突,传统汉族社会采用了妻妾制这一特殊的多妻制,让正妻拥有特权而将侧室置于服从地位,当然,更有效的控制还要倚赖婆婆的权威。    
男女#1:吵闹不休的神圣同盟

(本系列文章最初发表于大象公会,发表时编辑对文字有所修改,这里是原稿。)

吵闹不休的神圣同盟
辉格
2014年2月25日

婚姻的历史或许和现代智人的历史一样漫长,甚至更漫长,多数人在成年后都会寻找配偶并建立一夫一妻的家庭,正统道德观念也总是将婚姻描绘成忠贞恩爱的和谐互助关系,在西方基督教价值观所引领的现代化过程中,单偶制婚姻更获得了伦理上的优势,其他婚姻形式日益被视为遗风陋俗。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都心知肚明,夫妻关系充满了纷争、欺瞒、压制和背叛,在各大文明中,这些冲突也都是闲聊、戏剧和文学中永恒的热门主题;其实,一种道德规范若总是被挂在嘴边,成为表彰和说教的内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被遵守得不太好。

在现代社会,大概有1/4的婚内人士曾经出轨,各种出于医学目的的基因调查,常发现比例惊人(有时高达两位数百分比)的亲子关系并不像被调查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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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最初发表于大象公会,发表时编辑对文字有所修改,这里是原稿。) 吵闹不休的神圣同盟 辉格 2014年2月25日 婚姻的历史或许和现代智人的历史一样漫长,甚至更漫长,多数人在成年后都会寻找配偶并建立一夫一妻的家庭,正统道德观念也总是将婚姻描绘成忠贞恩爱的和谐互助关系,在西方基督教价值观所引领的现代化过程中,单偶制婚姻更获得了伦理上的优势,其他婚姻形式日益被视为遗风陋俗。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都心知肚明,夫妻关系充满了纷争、欺瞒、压制和背叛,在各大文明中,这些冲突也都是闲聊、戏剧和文学中永恒的热门主题;其实,一种道德规范若总是被挂在嘴边,成为表彰和说教的内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被遵守得不太好。 在现代社会,大概有1/4的婚内人士曾经出轨,各种出于医学目的的基因调查,常发现比例惊人(有时高达两位数百分比)的亲子关系并不像被调查者所认为的那么真实,总的说来,那些对亲子关系信心十足的父亲,大约有2-3%的机会是喜当爹了,而那些心存疑虑的,他们的怀疑则有1/4的几率可以得到证实。 实际上,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中,长臂猿才是恩爱忠贞的典范,它们以单偶制核心家庭为单位分割领地,婚姻一旦达成便终身不渝,子女成年后即被逐出领地,每个家庭都在各自领地孤立谋生,猿啼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夫妻也很少有出轨机会。 反观人类,尽管多数也会结成单偶制家庭,但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却处处暴露出配偶关系的不和谐:与固定配偶的长臂猿和大猩猩相比,男人的睾丸(相对于体重)很大,更接近乱交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显示他们因配偶出轨而面临的精子战争强度颇高,因而需要更发达的睾丸来制造更多的精子。 男女的性嫉妒都很强烈,对配偶出轨的线索也非常敏感,这说明配偶出轨是常见而重大的风险,因而需要发展出专门的心理机制来加以警惕和防范;不过嫉妒内容男女有所不同,男人最怕戴绿帽喜当爹,女人则最怕丈夫背弃养家和保护妻儿的承诺,将资源用到其他女人身上。 男人的硕大阴茎(在灵长类中最粗最长且遥遥领先)也是个不和谐信号:这或许暗示了他们(至少在进化史的某个阶段)经常以强制性手段获得交配机会,因为在雌性不配合的情况下,较长的阴茎有利于交配成功(以强奸惯犯出名的鸭子便有着一条和身体差不多长的阴茎),而阴茎的粗大则有利精子战争——可以更有效的将其他男性的精子泵吸出去。 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抚养和保护子女的任务,要求他们结成以单偶制为主的长期配偶关系,但同时,他们又是群居且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其社会结构十分不利于配偶关系的稳定,这一两难所带来的纠结困境,至今仍是两性关系的背景主题。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养育后代——人类作为生物的核心任务——上来,这就要求我们采取进化生物学的视角;当然,进化论和遗传收益不能解释一切,但作为一个思考的起点,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 生物学家将繁殖后代的努力视为一项投资,其回报是可见未来的后代数量,提高回报的基本途径有三条:1)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2)提高每个后代的存活至繁殖年龄的机会,3)帮助每个后代获得最佳的繁殖机会。 对三条途径的不同侧重,构成了投资策略的两种倾向:偏重第一条途径的数量策略和偏重后两条途径的质量策略;实际的策略选择是两种倾向的权衡,权衡结果将由个体所面临的边际投资收益曲线决定,即,分别投入各途径的最后一份资源的收益相等。 这里存在一个自反馈效应,早先的选择会改变后续选择的边际收益曲线,结果将导致策略倾向的两极分化;最初的分化发生配子大小上:雄性制造数量多、体积小、包含营养物质少的精子,雌性制造数量少、体积大、营养物质多的卵子——这已成了生物学家区分雌雄的标准。 在从鱼类向哺乳动物的进化谱系上,雌性的投资策略朝质量优先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注:该谱系只是整个进化树的一小部分,所以并不能说这是进化的普遍倾向);体外受精的水生动物常常产下极大数量的卵,然后听任其自生自灭,其全部投资仅在于卵内营养。 爬行类的卵更大,通常还有钙质硬壳加以保护,但和鸟类和哺乳类相比,其策略仍是极端偏向于数量的,一窝海龟蛋有上百个,但仅仅在新生幼龟集体冲向大海的那段危险旅程中,就要被吃掉90%,如果冲锋发生在白天,死亡率更高达99%,平均每四千个海龟蛋里只有一个能变成成年海龟。 相比之下,鸟类不仅花几周时间孵蛋,还要将幼雏喂养到羽翼丰满为止;哺乳类则更进一步,把幼崽留在体内养育和保护,有蹄类一直等到幼崽能独立行动才让它脱离母体,接着还要经历漫长的哺乳期,许多食肉类还会帮助子女学习捕猎技能;长臂猿还会协助新近自立门户的子女建立自己的领地。 日益高涨的投资需求,让雌性不堪重负,不得不寻求雄性的合作,而雄性也逐渐“认识到”,在新的条件下,单纯追求数量的策略越来越不合算,缺乏养护的后代即便能存活下来,也极少能获得繁殖机会。 对于人类,最初让两性合作变得不可或缺的,是这样几个大幅加重抚养负担的因素。 首先,人类有一颗硕大的头颅,脑容量三倍于黑猩猩,这给分娩带来了困难,为适应直立行走而改造的骨盆更加剧了这一困难,进化为此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提前分娩,可以说每个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格外脆弱因而需要更多保护和照顾。 其次,复杂的语言和社会关系,使得人类儿童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远远多于其他动物,为此人类延长了发育期,在大约七岁到青春期之间(相当于小学阶段),多出了一段漫长的身体发育平台期,这自然又加重了抚养孩子的负担。 第三个因素更加致命,让女性几乎丧失了独立抚养孩子的希望:杀婴;在存在配偶关系因而亲子关系可以确定,但这种关系又经常发生变动,同时雄性在体能上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就可能出现杀婴,非洲狮便是一例,不幸的是,人类恰好也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通过杀死前任留下的孩子,新上位的雄性不仅消灭了若干潜在竞争对手,也可让他们的母亲结束哺乳并尽快怀上他的孩子(因为哺乳期通常是不孕的);但这一结果对女性是灾难性的,促使她们寻求忠实可靠的长期配偶,设法让丈夫留在身边共同保护孩子。 正是在孩子抚养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让男性和女性结成了婚姻这一古老的神圣同盟,并通过家庭这一合伙企业,将质量投资策略推向了极致:除了漫长的教育期,我们对子女的帮助延伸到了成年期甚至第三代:为他们准备彩礼和嫁妆,帮助他们带孩子,将社会地位和关系资源传给他们,最后还留给他们遗产。 然而,神圣同盟并不和谐,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与固定配偶关系存在着根本冲突;固定配偶只有在夫妻的边际投资收益相当时才能维持,妻子的边际收益受其生育数限制(原始条件下很少超过十胎),假如一个丈夫的供养能力也在此限度内,婚姻便可稳定,对多数男性,这一条件是成立的,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婚姻了。 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团队合作和等级结构,使得男性供养能力脱离了个人能力的限度,变得高度差异化且变动不居,权力和财富可以让男人能够供养的孩子数远远超出妻子的生育能力,此时假如他被束缚在婚姻之内,就只能被迫将全部资源用于提升现有孩子的抚养质量,而这很可能不如另外娶妻多生几个孩子合算。 如果供养能力的不对称是稳定的,那也没问题,只须将单妻关系换成恰当比例的多妻(或多夫)关系即可,问题是,男性的地位、权力和财富并不是在婚姻缔结之初就确定并且恒定不变的,在生活竞技场上,个人境遇随时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他们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策略。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迫使男女双方都采用了可变的组合式策略,同时也诱使他们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动,在婚姻之外,双方都备有相机行事的候选预案,以便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遗传利益,在下一篇文章《微妙的人类性策略》中,我会对这些策略做详细介绍。  
[微言]单妻制/福利/管制

【2014-02-12】

@youjiti @whigzhou 是否认为一夫一妻是一种福利制度?而你又是反对福利制度的,所以你是赞成取消一夫一妻么?

@whigzhou: 依我看,说它是一种对契约交易的管制更贴切,它或许有改善(择偶条件较差的)部分男性娶妻机会的效果,但说它是福利制度好像牵强了些,况且这种效果是否真的存在还需要考证

@whigzhou: 当然,无论它是管制还是福利制度,我都反对,我主张契约自由,包括婚姻契约的自由。

@化之之:说一夫一妻是福利制度确实牵强,一夫一妻制度的形成主要是由常态社会中男女人口近似一比一的情况导致的,而一比一情况的形成(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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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2】 @youjiti @whigzhou 是否认为一夫一妻是一种福利制度?而你又是反对福利制度的,所以你是赞成取消一夫一妻么? @whigzhou: 依我看,说它是一种对契约交易的管制更贴切,它或许有改善(择偶条件较差的)部分男性娶妻机会的效果,但说它是福利制度好像牵强了些,况且这种效果是否真的存在还需要考证 @whigzhou: 当然,无论它是管制还是福利制度,我都反对,我主张契约自由,包括婚姻契约的自由。 @化之之:说一夫一妻是福利制度确实牵强,一夫一妻制度的形成主要是由常态社会中男女人口近似一比一的情况导致的,而一比一情况的形成则主要是由千百年来由女性主导的动态博弈导致的。具体可参见“科学脱口秀”中“从一夫一妻到多夫多妻”那一期 @whigzhou: 如果人口性别比是主导因素,那怎么会有多偶制存在? @whigzhou: 另,谈论多偶制/单偶制时有个常见误会:混淆主流模式和制度规范,在生物学/人类学语境中,多偶/单偶制是指事实上据主流地位的婚配模式,而在制度/法律语境中,是指多偶/单偶制是指规范是否允许多偶,无论事实上多偶是否占主流 @whigzhou: 在前一种语境中,人类的情况很简单:普遍奉行单偶制,而在后一种语境中,婚配制度的多样化程度则很高 @innesfry:辉总是否考证过在允许多偶的国家到底是单偶还是多偶占主流? @whigzhou: 据我看到的材料,绝大部分也是单偶 @innesfry:嗯,所以说人类还是单偶的生物,多偶不过是部分文化的副产品 @whigzhou: 限于大众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过人类男性有着多偶倾向,一旦条件允许就会谋求。所以法律上的单妻制所限制的,主要是富人和权贵,不过,这部分人尽管数量很小,但这种限制(或不限制)的制度意义还是很重要 @youjiti:请问如果从“对社会更好”的角度来看,哪那样制度才是更好的呢?如果管制效果不大,那实际来看就无所谓更好了;如果管制很有效,一旦放开管制就会造成很多光棍,而这貌似进化心理学有研究说社会会“不稳定”? @whigzhou: 管制改善屌丝状况的效果可能不大,但破坏婚姻稳定性的效果可能很大啊 @whigzhou: 比如多妻制下,男人发财之后的新增需求通过娶更多妻子即可满足,而在单妻制下,他只能设法离婚再娶,或在外养情人,后一种选择可能带来高得多的私人和社会成本 @whigzhou: 从女性角度考虑,贫家美女嫁个好丈夫的愿望,在多妻制下可以常规而平和的方式满足:简单的嫁入富人家做小,而在单妻制下,可能只能以不断设法迫使他人离婚甚至谋害的方式来满足
[饭文]同性婚姻与保守主义

同性婚姻与保守主义
辉格
2013年3月30日

最近,美国两桩涉及同性婚姻的案件同时在最高法院得到审理,许多人预期或盼望这些案件的判决将为这一长期争执不下的政治议题给出结论,做个一锤定音式的了断,或至少给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有力推动,在伦理规范演变史上树立一个里程碑。

但许多大法官和宪法学家却很不情愿让最高法院发挥这样的作用,基于法律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此类高度政治性的伦理议题,他们更希望看到由社会从分散的和地方性的政治进程和规范演变过程中自己得出结论,而宪法判决只在事后加以澄清和明确。

历史上最高法院确曾起过更积极能动的作用,比如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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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与保守主义 辉格 2013年3月30日 最近,美国两桩涉及同性婚姻的案件同时在最高法院得到审理,许多人预期或盼望这些案件的判决将为这一长期争执不下的政治议题给出结论,做个一锤定音式的了断,或至少给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有力推动,在伦理规范演变史上树立一个里程碑。 但许多大法官和宪法学家却很不情愿让最高法院发挥这样的作用,基于法律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此类高度政治性的伦理议题,他们更希望看到由社会从分散的和地方性的政治进程和规范演变过程中自己得出结论,而宪法判决只在事后加以澄清和明确。 历史上最高法院确曾起过更积极能动的作用,比如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中对堕胎权利的支持,但宪法学界的主流意见并不认为那是值得称颂的先例,所以这次大法官们也不大可能会给出一个决定性的判决,而更可能作出程序性的或仅产生个案或局部影响的消极处理。 关于同性婚姻,近年来美国舆论和民意的变化倒更值得关注。据统计,不赞成同性婚姻者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多年已减少了一半多,从1988年的72%降至目前的约1/3;据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学家鲍纳分析,这一变化既非代际更替的结果,也不是自由派抬升势头的一部分,而更多反映了婚姻关系和性观念本身的变迁。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保守主义在美国非但没有消退,反而经历了一次强势回归;在看待传统、宗教、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态度上,社会价值氛围中存在着一股朝保守方向复归的潮流,六七十年代的叛逆和革命热情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显得酷,传统价值重新得到珍视,吸毒大幅减少,青少年对待性关系也更慎重了。 乍看起来,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日渐宽容开放的态度,和保守主义回归潮流似乎背道而驰,但细究之下却并不矛盾;保守主义的回归——和其他任何“复兴运动”一样——并非简单回到原有观念状态,而是在经历了新的变化、冲突和对比之后,对某些传统价值形成了新的认识和价值自觉,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有意识也更理性的选择。 当一种传统深植于文化,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身处其中的人们反倒容易对它视而不见,即便有所认识也会视为理所当然,因而觉得不值得加以谈论;只有当视野之内发生了截然不同并与之相悖的事情时,人们才像获得了一面镜子那样,首次有机会看清自己一直在实践着的传统。 然而,从熟视无睹到自觉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认识将随接触、冲突和了解的持续而逐步加深,态度和反应也将随之而变化反复;第一轮反应往往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将挑战传统的新事物视为不可理喻的异类而简单予以排斥,拒绝花心思去了解和理解它,而年轻人则将其视为释放青春叛逆的出口,持同样的盲目和非理性姿态,往往为叛逆而叛逆。 这给双方都带来挫折,老一代发现,在社会变化面前,他们的传统日益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而年轻人则发现,接受新观念是一回事,将生活方式建立于其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他们到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年纪而遭遇各种现实困难时,就难免发生动摇与分化,一些人承认过去的幼稚轻率并回到传统,另一些不肯认输者则以他们混乱动荡的生活和常常是悲剧性的结局而给保守派送去了反面教材,还有些幸运儿则只因其他条件的优越而得以维持理想,但这也是在告诉世人:进步和新潮是一种奢侈品。 于是接着会有一轮保守派回潮,但这轮回潮主要是因为进步派的挫败;但只要新观念是有着现实基础的,适应正在浮现的新型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即它果真是“进步的”,那么新一轮变革迟早会到来,而因为有了之前的教训,第二代变革者会更务实理性,更认真的探索现实可行的方案,而不仅仅热衷于叛逆与颠覆。 在同性恋问题上,如今选择出柜通常已没有叛逆和对抗传统的意味,出柜者在其他方面完全可能也是个保守派,选择出柜只是为了过一种不必遮掩而又与社会相容的正常生活,主张同性婚姻权利也只是为这样的正常生活争取到恰当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地位。 当变革者的建构努力日益取得成功时,保守派就面临了真正的危机,因为他们的伦理体系在现实面前显得更加过时、不自洽和缺乏说服力了,对此,他们之中将会出现同样的反思和建构努力,为他们所珍视的传统价值在新的社会现实和伦理体系中找到位置,对于个人,这也将是一个理性自觉和有意识选择的过程,如此所推动的保守回潮,将不再只是对陌生事物的莫名恐惧,而是在重新认识了生活现实和自身价值观之后作出的再肯定。  
[微言]两种婚育模式

【2013-02-16】

@whigzhou: 写了《A Farewell to Alms》的读书笔记 http://t.cn/zY6mOem

@whigzhou: 西北欧的生育模式是高婚内生育率+高女性单身率+晚婚,而东亚则是低婚内生育率+低女性单身率+早婚,结果两者总和生育率相当。

@whigzhou: 这一模式差异似乎源自婚姻制度,在东方多妻制下,(加上高女婴溺杀率),女性供给严重不足,因而需要抢先娶妻,导致早婚,但这样一来,想控制生育数量,就不能靠晚婚,而只能靠降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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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6】 @whigzhou: 写了《A Farewell to Alms》的读书笔记 http://t.cn/zY6mOem @whigzhou: 西北欧的生育模式是高婚内生育率+高女性单身率+晚婚,而东亚则是低婚内生育率+低女性单身率+早婚,结果两者总和生育率相当。 @whigzhou: 这一模式差异似乎源自婚姻制度,在东方多妻制下,(加上高女婴溺杀率),女性供给严重不足,因而需要抢先娶妻,导致早婚,但这样一来,想控制生育数量,就不能靠晚婚,而只能靠降低婚内生育率和溺婴了。 @赵昱鲲:这样下来西北欧女性应该进化得比东亚快,比如会比东亚女性天生更倾向于嫁出去或被娶,但是从日韩与欧美的比较看并非如此(当然可能是强大的文化作用,但从我的个人印象看欧裔美国人vs东亚裔美国人也非如此) @whigzhou: 原帖说的是工业革命前的情况,后来变化很大了 @赵昱鲲:另外,印象中东亚生育率不比西北欧差啊? @whigzhou: 嗯,我之前的印象也是如此,但统计显示中日的婚内生育率(5.1)只有西北欧水平(8.3)的一半,西北欧中最高的是法国(9.1),18世纪婚内生育率接近生理极限水平(相当于当代Hutterites的水平10.6)  
[饭文]婚姻关系将变得越发单纯

婚姻关系将变得越发单纯
辉格
2012年11月2日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从一个娶了中国老婆的外国人口吻,对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做了一番嘲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娶了她就是娶了她全家,不仅父母被接过来一起住,七大姨八大姑的事情也都被扯进了二人世界,完全丧失了轻松自在、只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类似情况确实不少见,发生在国外也可以想象,不过要说这情况有多典型多普遍,倒不见得,依我看,这样的事情大概更多的发生在那些其生活处境因婚姻而有了大幅提升的情形中,但这种境况提升并不限于婚姻,无论事业发达、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都可能改变你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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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将变得越发单纯 辉格 2012年11月2日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从一个娶了中国老婆的外国人口吻,对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做了一番嘲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娶了她就是娶了她全家,不仅父母被接过来一起住,七大姨八大姑的事情也都被扯进了二人世界,完全丧失了轻松自在、只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类似情况确实不少见,发生在国外也可以想象,不过要说这情况有多典型多普遍,倒不见得,依我看,这样的事情大概更多的发生在那些其生活处境因婚姻而有了大幅提升的情形中,但这种境况提升并不限于婚姻,无论事业发达、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都可能改变你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按某些传统社会观念,你发达了,就背负上了帮助亲友改善处境的责任,而后者也会觉得可以心安理得的来沾一点光;而且这种帮助对施助者也颇有好处,当你刚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阶层,需要寻找一些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在需要时获得他们的援助和支持,无论是情感的、道义的还是财力人力和信息上的支持。 一个中国女孩嫁到美国并在哪里站稳脚跟,虽算不上有多发达,但毕竟拥有了一个让其也想出国的亲友可以投靠的落脚点,假如她只是因为结婚才到了美国,那她就很可能在那里还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也非常迫切需要为自己构建这样一个关系网,而帮助亲友移居并立足是最自然的选择。 在当代美国年轻人看来,这种做法或许显得古怪而难以容忍,并让他们发出对文化隔阂的感慨,这里确实有文化差异,但不是民族间或地区间的横向差异,而是一种纵向的时代差异,只要你从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娶来妻子,无论是菲律宾、印度还是肯尼亚,大概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实际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的祖先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初从欧洲移居北美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都有投亲靠友的习惯,老移民也乐意为新移民提供帮助和安排落脚点,从移民到达美国后的迁移路线也可看出端倪,第一代移民通常先在波士顿纽约等沿海港口大城市落脚,等适应了当地文化环境、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之后,从第二代开始便逐渐往内陆扩散。 那时的欧洲还是个传统社会,血缘、姻亲和同乡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仍很优先,是安家立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依靠,当然,欧洲也有其独特性,相比其他文化,教会组织和教友关系起着更大的作用,不过在那个年代,教派分化和血缘与地域分支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因而前者并不会对后者构成离心作用。 所以在对待家族同乡关系的态度上,并不存在多少横向的文化差异,这一点从相反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当亲属同乡关系构成个人适应新处境的负资产时,人们常表现出嫌弃乡下亲戚的倾向,比如那些通过自我包装和精心钻营勉强挤入上层社会、对其新近取得的身份和地位尚缺乏安全感的人,就常常面临这样一个利益格局,而像“中国人更看重家族同乡关系”之类的简单说法,会让我们错误理解其背后的激励机制。 类似的,假如你即将去帮助的人,除了偶尔的聚会和问候之外,今后很少可能再跟你发生重要关系,不再构成你立足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关系网的重要部分——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城市社会,这很可能是事实——那你就很难提得起精神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当成自己的;最初,或许处于文化惯性和社会压力,你可能仍会这么做,但随着这种做法日益稀少,它越来越不再是一种责任,而对方也越来越没有理由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习俗和文化的变迁便这样发生了。 这样的变迁,连同其它变化一起,将使得婚姻关系日益变得单纯,原本,一桩婚姻的缔结是两个家族的联合,即便在家族纽带比较松散的传统社会,至少也是包括双方父母兄弟在内的两个扩展家庭之间的紧密结合,亲家、婆媳、姑嫂、妯娌、连襟等等关系都将被重头建立,双方都将对方的关系网融入自己的网络,并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情形下,离婚将是一次撕裂无数关系的大地震,因而很少发生。 今后的婚姻将不会再伴随着这样的关系网大融合了,这一变化是三个因素相互强化的反馈过程:预期依赖度的降低,让人们逐渐疏于发展姻亲关系,而由于这些关系发展程度较弱,离婚带来的震荡和损失降低了,从而提高了离婚率,而离婚率的提高又进而削弱了人们发展姻亲关系的兴趣,因为他们预料到这种关系可能长久不了,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和精力去建立,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人们对姻亲关系的依赖以及离婚的代价。 传统婚姻关系所包含的种种社会关系和相应的义务,将日益从未来的婚姻中消失,婚姻将越来越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离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让父母震惊和亲属愕然,他们将更平静淡然的接受这样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姻亲之间的情感将荡然无存,但它将变成一种更加轻松、不包含相互间责任义务的普通友情关系,是个人随其喜好和性情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由社会规范压合而成的连结。  
[微言]一夫多妻制

【2012-09-26】

@仝宗锦 很多人说“何安”,不解,遂度娘之。于是想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段话来:一夫一妻制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人之手——底结果…为了这,就需要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而非男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这种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决不妨碍丈夫底公开的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

@whigzhou: 摩根-恩格斯遗毒真是不浅,到现在还时不时有人跟我扯什么“母系社会时代”之类的东东,呵呵

@whigzhou: 谈论配偶制等制度时,人们常使用system而不是institution,这样就无法区分它到底是事实性的还是规范性的,翻译到汉语中,一律变成“某某制”,就更难做此区分了,生物学家谈论的配偶制显然是第一种,制度学家/法学家谈论的显然是后一种,但考察实际制度最多的人类学家常常就晕菜了,往往在两者间跳跃

@whigzh(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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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6】 @仝宗锦 很多人说“何安”,不解,遂度娘之。于是想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段话来:一夫一妻制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人之手——底结果...为了这,就需要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而非男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这种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决不妨碍丈夫底公开的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 @whigzhou: 摩根-恩格斯遗毒真是不浅,到现在还时不时有人跟我扯什么“母系社会时代”之类的东东,呵呵 @whigzhou: 谈论配偶制等制度时,人们常使用system而不是institution,这样就无法区分它到底是事实性的还是规范性的,翻译到汉语中,一律变成“某某制”,就更难做此区分了,生物学家谈论的配偶制显然是第一种,制度学家/法学家谈论的显然是后一种,但考察实际制度最多的人类学家常常就晕菜了,往往在两者间跳跃 @whigzhou: 这导致了很多混乱和误解,比如人类学家基于某个民族99%的家庭是单妻的,就认定其为单妻制,可实际上这99%可能只是没有能力娶多妻而已,并无任何规范(无论是法律还是非强制性文化规范)阻止他这么做,按此方法获得的数据导致制度学家误解规范性的单妻制是普遍情况。 @迢书: 想起了“两党制” @whigzhou: 嗯,许多人也如此混淆自然垄断和特权垄断 @周克成 一夫一妻制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经济规律。人性是一个优秀的男性本来有欲望、有能力同时结交多个女朋友,这样对人类的繁衍进步没有坏处;经济规律是一夫一妻制相当于限购令,一个男子本来有本事买两套房子,但你规定他只能买一套。只有懦夫才会欢迎这样的规定。 @陈乃章: 目前来看,一夫一妻制是保证财产的安全和子嗣繁衍的最优选择了,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欲望,出于血脉传承和事业继承的动力才让文明更 @whigzhou: 脱离生态位而谈论“最优选择”是没有意义的,各种配偶制都不仅是“为了欲望”,都追求血脉传承,至于事业继承,要看什么事业了,托钵僧事业一般不这么传承 @whigzhou: 而且,单妻策略是最优策略,这似乎不是支持单妻制法律的理由吧?需要一种强制性规范来维持,似乎表明了单妻策略并不总是最优的 @whigzhou: 纵观文化史,基督教世界的规范性单偶制确实是罕见的,显然是其独特生态条件下的产物,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封建制和教会,而它们如今都已不复存在,故今天的单偶制依靠文化与制度惯性而维持,港澳历史也表明,它未必是市场社会所必需 @陈乃章: 莫名其妙的逻辑,经济学者也是不懂装懂的居多。娶妾与一夫一妻制有何冲突,妾在法理上根本不具备妻的地位和保障,如果婚姻中一个男性不能给他的法定妻子外的女性伴侣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待遇, @whigzhou: 妻妾制当然都是归入多妻制的,非平等多妻制而已,妾是有法定地位的配偶,毫无名分的那叫陪床丫鬟 @RyanLei: 回复@whigzhou:既然守法行为都不是最优选择,为什么还要守法? @whigzhou: 若守法总是最优的,怎么还会有人不守法? @陈乃章: 单妻制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保护最底层的人拥有配偶家庭,类似于一种低程度高覆盖率的福利 @whigzhou: 买方卡特尔一说只是经济学家思想游戏而已,并无经验支持,实行单妻制的西欧的穷人,并不比多妻制国家的穷人更容易讨到老婆,单妻制更多是为配合封建制下的财产与继承关系 @赵昱鲲: 如果只是为了配合封建制下的财产与继承关系,可以用单妻多妾制啊?象中国那样,嫡子拥有远超庶子的地位 @whigzhou: 嗯,起初就是这样,妾的禁止是教会的功劳,但教会这么做是不是为屌丝着想就不知道了,我觉得不是 @赵昱鲲: 刚才看wiki http://t.cn/zlyjvrf,据说是教会这样可以使合法继承人数目减少,更多的财富落到教会手里 @whigzhou: 嗯,教会让贵族绝嗣的动机很强烈,也不遗余力,但办法主要是阻挠结婚/离婚/再婚,或挖空心思让婚姻变得不合法,阻止纳妾似乎不是优选手段 @陈乃章: 同理,作为一个男人,只有脑子进水了才会去支持多妻制,一个法定的妻子已经够让人头疼了,还搞那么多放家里干嘛? @whigzhou: 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会认为:谁支持多妻制就是自己想讨多个老婆,多妻制的意思是允许你讨多个老婆,不是非要让你“搞那么多放家里” @陈乃章: 这一点很无力,无论法律是否允许,有能力的人(某些情况,没能力的人也可以)都可以拥有很多性伴侣,我只是不能理解把这些女人变为法定妻子的想法是什么?当然,我是不支持法律限制婚姻的 @whigzhou: 既如此,你和主帖在制度问题上就没分歧,他反对的是“限购令”这种强制,而我也主张自由婚姻制度 @陈乃章: 教会不阻止纳妾,因为非婚生子没有继承权。但继承财产这个也不现实,无婚生子嗣的话可以由远亲继承,或者由上级领主或国王等保护人代管,还轮不到教会下手 @whigzhou: 绝嗣了就更可能捐给教会啊,很多神父主教会趴在临死者床头乘他迷糊使出吃奶的劲劝捐,神马地狱多可怕天堂多幸福,读点历史吧 @陈乃章: 可能这点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领地情况比较多吧,我看英国这方面的例子很少。 @whigzhou: 呵呵,你知道亨利八世改革期摧毁和没收了多少教会财产吗?“轮不到教会下手”这些财产尤其是大量地产哪儿来的?那时候光有钱可买不到土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