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做各种事情——思考、说话、工作、解决问题、与人交往，或安排生活——的方式，常常会形成固定的模式，并随世代交替而一代代传下去；这些固定套路，在个人叫习惯，在群体叫习俗，在技艺叫门道，在器物或艺术叫风格，在语言叫口音或腔调，在思想叫流派，笼统的，都被称为传统，它们构成了文化的主要内容。 传统得以形成和延续，得益于我们在行动时所固有的保守倾向，尽管人类已经是头脑最开放，心思最活络，最具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动物，却仍无法摆脱这一倾向，因为保守性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每一代相当精确的复制上一代，生命的有序结构才得以维持，过高变异率会摧毁任何结构；这一点对文化同样成立，尽管两者所能容忍的临界变异率可能十分不同。 保守性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我们在做多数事情时，面临的选择实在太多，而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可行的，随机改变而得到可行方案的希望极小，获得改进的机会则更为渺茫，所以一旦你有幸找到一种可行方法，最合理的做法就是牢牢记住它并不断加以重复，不要轻易试探其他可能性，除非错误代价很小。 比如种稻，假设播种时间、育秧天数和灌溉次数分别有20种、10种和3种选择，每次灌溉的时间有5种选择，那么种植者一共就有4万多种选择组合，其中或许只有几百种能带来正常收获；此时假如你已找到一种可行组合，尽管可以指望还存在可成倍提高产量的其他组合，试探仍是不合算的：以万分之几的几率获得数倍产量，代价是以99%的几率丧失整季收获；更何况像水稻种植这样的事情，可选参数实际上比这多得多，其组合将是天文数字。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因探索而得益的机会这么小，那么诸如种植水稻的正确方法之类知识最初是怎么获得的？难道不是探索的结果吗？答案之一是达尔文式的：探索的代价确实很高，经常是丢失生命或繁殖机会，但有时生物必须承担这种代价去解决面临的问题，那些没找到解决方案的个体都没留下后代，而我们的历代祖先有幸都找到了，这正是我们存在于世的前提。 其二，获取和背离一种方法的代价是不对称的，因为方法的发现可能改变了成本收益曲线，当我们祖先最初探索谷物种植方法时，以狩猎采集为生，利用闲暇尝试种植，权当消遣，成败无关痛痒，可一旦找到好方法后，谷物便会养活更多人口，越来越多人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不适宜狩猎采集但适宜种植的地方也有了居民，此时种植失败便是灾难了。 其三，许多创新不是有意探索的结果，而是无心之获，可能是一时疏忽差错，或意外干扰，或模仿学习中的误解，或不具备照搬条件时的姑且凑合，这些偏离的后果多半是中性或恶性的，所以生活总是充满失败、灾难、死亡和灭绝，但也有个别偏离得到了好结果，于是有了改良和进步。 保守倾向的另一个理由是，一种方法的长期沿袭，会降低继续使用它的成本，而提高更换它的代价，因为随着该方法的持续反复使用，围绕它的知识、工具、技能、设施等等资源会积累并特化，同一条路走多了，会被踩的更平，沿路陷阱和危险会被发现并记住，重要路标被识别和命名，歇脚点被开辟和修缮，通往它的分支小路也纷纷被踩了出来，此时，弃之另辟它途的机会成本，就比当初选另一条路要高得多，于是路径选择便被锁入在了传统之中。 保守性也引出了我们的另一种倾向——将某些已知可行的方法、策略或原则视为无须考虑而应加以遵行的，是无须其它理由支持而本身有其价值的：起初用果木烤鸭、用橡木制酒桶，只是因为它们方便合用，因循日久，果木烤制和橡木桶储装本身被赋予了价值；如此将工具价值当作终极价值对待，就指导行为的效果而言，起初是完全等价的，可是当情况变化，比如发现了被证明更好的方法时，这种将手段价值化的保守倾向，有时会成为改进的障碍。 不过，此类妨碍与另一种情况常纠缠在一起，颇难区分：策略的价值化，也是防止疏忽大意、偷工减料、欺诈蒙骗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二阶策略；特别是当我们旨在保守的，是一种与人合作交往（而非独自做事）的策略时，往往会面临牺牲长期利益而谋取短期利益的诱惑，而策略的价值化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这种诱惑：假如我将诚实守信本身视为值得追求的价值，是我人格中值得珍视的部分，而不只是追求长期利益的手段，我就能更好的抵御机会主义。 除了我们固守已知可行方法的保守倾向之外，传统之牢固性还得到了另一种力量的强化，经济学家称之为网络效应，意思是，有些做事方法，只有当别人也采用它时，才是可行的或有优势的，而且采用者越多，优势越大，许多事情都是如此，比如消费规模不足以支撑全日制零售业的地方，商家必须决定哪些日子出摊，某一选择采纳者越多，效果就越好。 此类抉择被称为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经验表明，当存在这样的协调需要时，无须中央权威统一指挥，只须借助一些细微线索，或者最初的微小差异，参与者通常很快便可自发达成一致，比如某座庙每月初一十五香客较多，且庙前空地适合摆摊，一些商户便选择这两天在庙前出摊，于是吸引一些买家在这两天去庙里，然后更多商户发现该选择的好处……集日便产生了。 像集日之类由协调博弈而产生的一致选择，被称为聚点（[[focal point]]）[1]，大量习俗和传统皆由这一机制所生成；聚点一旦形成，其地位就会被上面提到的资源特化所加强，起初难分伯仲的其他选项，被迅速排除于考虑之外，此时改变就很难发生了，因为要改就得大家一起改，要让系统从一个聚点转到另一个聚点，后者需要在其他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来弥补其在网络效应和特化资源上的不足。 传统之牢固性，也因其系统性而难以撼动，各种习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依赖而构成一个体系，因为对于个人，每项选择都限制了他在其他事情上的选择余地，选择一个职业，很大程度上就限定了居住位置、交往圈子、作息安排，甚至娱乐内容、穿着风格和说话腔调也被限定了。 同样，对于群体，每项习俗的存在都将改变其他习俗出现的可能，在婚姻关系不稳定，离婚和单亲家庭普遍的地方，不大会有大额彩礼和贞操习俗，缺乏贞操习俗的地方，就不会有缠足或蒙面头巾之类的习俗，在婆婆权威牢固或有着其他闺禁习俗的地方，就不会有女性割礼这么残酷的贞操控制方式。 文化系统的这一紧密耦合特征，在传统乡村社会比在现代城市社会更为显著，它将指导生活各个侧面的诸多传统紧紧捆绑在一起，个人很难取此而舍彼，即便是那些最有能力把握自己命运的人，而只能在极为有限的几种一揽子套餐中做出选择。 --------------------------------- [1]聚点又称谢林点（Schelling point），由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于1960年在《冲突的策略》一书中提出。  

【2016-02-20】 @Ent_evo 我们可以承认一个坏的东西是“中华传统”、“人类传统”、“演化传统”之类的东西，但是一个坏的东西并不因它是传统就变好了。我们承认坏东西是传统，是为了揪出根源，以最有效、最彻底、最可行的办法干掉这个坏东西。仅此而已。 @whigzhou: 问题是，这个坏东西可能是某个大的好东西的一部分，而你未必清楚去掉这个坏东西后那个好东西是否还能存在。 @whigzhou: 比如女性割礼，我也同意它是个坏东西，但由一个外来权力禁止割礼可能会让一些社会的婚姻制度限于瘫痪 @张大磊why:这，，试试呗 @whigzhou: 问题是罐子敲破了很难拼回去 @吴巢: 禁止或许会造成社会瘫痪，但还是要进行干预呀！ @whigzhou: 嗯，我不反对干预，我反对的是进步主义者那种不负责任的干预，铲除那些他们眼里的坏东西，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哪管洪水滔天，要干预就得承担起责任，提供一套可行的替代制度，这只有我们殖民主义者做得到 @whigzhou: 所以你们小清新真的想要干预吗，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那就请接受大英帝国的军靴～  

同性婚姻与保守主义 辉格 2013年3月30日 最近，美国两桩涉及同性婚姻的案件同时在最高法院得到审理，许多人预期或盼望这些案件的判决将为这一长期争执不下的政治议题给出结论，做个一锤定音式的了断，或至少给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有力推动，在伦理规范演变史上树立一个里程碑。 但许多大法官和宪法学家却很不情愿让最高法院发挥这样的作用，基于法律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此类高度政治性的伦理议题，他们更希望看到由社会从分散的和地方性的政治进程和规范演变过程中自己得出结论，而宪法判决只在事后加以澄清和明确。 历史上最高法院确曾起过更积极能动的作用，比如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中对堕胎权利的支持，但宪法学界的主流意见并不认为那是值得称颂的先例，所以这次大法官们也不大可能会给出一个决定性的判决，而更可能作出程序性的或仅产生个案或局部影响的消极处理。 关于同性婚姻，近年来美国舆论和民意的变化倒更值得关注。据统计，不赞成同性婚姻者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多年已减少了一半多，从1988年的72%降至目前的约1/3；据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学家鲍纳分析，这一变化既非代际更替的结果，也不是自由派抬升势头的一部分，而更多反映了婚姻关系和性观念本身的变迁。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保守主义在美国非但没有消退，反而经历了一次强势回归；在看待传统、宗教、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态度上，社会价值氛围中存在着一股朝保守方向复归的潮流，六七十年代的叛逆和革命热情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显得酷，传统价值重新得到珍视，吸毒大幅减少，青少年对待性关系也更慎重了。 乍看起来，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日渐宽容开放的态度，和保守主义回归潮流似乎背道而驰，但细究之下却并不矛盾；保守主义的回归——和其他任何“复兴运动”一样——并非简单回到原有观念状态，而是在经历了新的变化、冲突和对比之后，对某些传统价值形成了新的认识和价值自觉，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有意识也更理性的选择。 当一种传统深植于文化，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身处其中的人们反倒容易对它视而不见，即便有所认识也会视为理所当然，因而觉得不值得加以谈论；只有当视野之内发生了截然不同并与之相悖的事情时，人们才像获得了一面镜子那样，首次有机会看清自己一直在实践着的传统。 然而，从熟视无睹到自觉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认识将随接触、冲突和了解的持续而逐步加深，态度和反应也将随之而变化反复；第一轮反应往往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将挑战传统的新事物视为不可理喻的异类而简单予以排斥，拒绝花心思去了解和理解它，而年轻人则将其视为释放青春叛逆的出口，持同样的盲目和非理性姿态，往往为叛逆而叛逆。 这给双方都带来挫折，老一代发现，在社会变化面前，他们的传统日益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而年轻人则发现，接受新观念是一回事，将生活方式建立于其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他们到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年纪而遭遇各种现实困难时，就难免发生动摇与分化，一些人承认过去的幼稚轻率并回到传统，另一些不肯认输者则以他们混乱动荡的生活和常常是悲剧性的结局而给保守派送去了反面教材，还有些幸运儿则只因其他条件的优越而得以维持理想，但这也是在告诉世人：进步和新潮是一种奢侈品。 于是接着会有一轮保守派回潮，但这轮回潮主要是因为进步派的挫败；但只要新观念是有着现实基础的，适应正在浮现的新型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即它果真是“进步的”，那么新一轮变革迟早会到来，而因为有了之前的教训，第二代变革者会更务实理性，更认真的探索现实可行的方案，而不仅仅热衷于叛逆与颠覆。 在同性恋问题上，如今选择出柜通常已没有叛逆和对抗传统的意味，出柜者在其他方面完全可能也是个保守派，选择出柜只是为了过一种不必遮掩而又与社会相容的正常生活，主张同性婚姻权利也只是为这样的正常生活争取到恰当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地位。 当变革者的建构努力日益取得成功时，保守派就面临了真正的危机，因为他们的伦理体系在现实面前显得更加过时、不自洽和缺乏说服力了，对此，他们之中将会出现同样的反思和建构努力，为他们所珍视的传统价值在新的社会现实和伦理体系中找到位置，对于个人，这也将是一个理性自觉和有意识选择的过程，如此所推动的保守回潮，将不再只是对陌生事物的莫名恐惧，而是在重新认识了生活现实和自身价值观之后作出的再肯定。  

（按：命题作文，让我这不看奥运的人扯奥运，那就只好胡扯了） 奥林匹克再次回家 辉格 2012年7月25日 时隔64年，奥运又将在伦敦举行，名义上，八年前那届可以算是回家，但假如我们更注重实质，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词，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大众体育，还是有着严谨规范、体现着“费厄泼赖”精神的竞技项目，乃至现代奥林匹克这样的定期集体竞技盛宴，英格兰都不愧为其发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热情和强度而言，英格兰仍是首屈一指的体育大国。 相比之下，古代奥林匹克其实并无特别之处，那不过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见的比武大会兼战争祭祀罢了，竞赛项目亦无不与战争有关，都是些古代战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铁饼，只有这个不太起眼的项目，还在孤独的维系着现代奥运与希腊传统的一丝联系。 至于奥运与和平的联系，也已被发现只是个现代神话，所谓大赛期间的停战，史料上说的只是军队会允许参赛战士去参赛，并且沿途得到通行便利，实际上，举办古代奥运的通常是那些在最近战争中获胜、拥有了某种霸主地位的城邦，奥林匹克是他向其他城邦炫耀实力的手段，他们通常会借大赛之机订立盟约，并商定下一场战争的时间；假如你亲临现场，目睹开幕式上为战争胜利感谢宙斯而举行的牺牲献祭的血淋淋场面，是绝不会将它与和平联系到一起的。 现代人心目中圣洁、高雅、纯粹的古代奥运，是顾拜旦等现代奥运倡导者美化虚构的结果，他们之所以非要把体育和奥运的传统追溯到希腊，无非是因为在那个理性与启蒙的时代，希腊俨然已是文明、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圣殿，要证明自己提倡的是好东西，最好都将它与某个希腊元素挂上钩；希腊确实拥有高度繁荣的科学与艺术，但把古代奥运视为与现代体育类似的东西，是一厢情愿的。 其实，这种美化和虚构，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中，西方知识界重建其精神传统努力的一部分；对古代智慧的再发现像一股甘泉，适时浇灌了中世纪后期的理性复兴这颗幼苗，然而“复兴”和启蒙一旦成为运动，被树为旗帜的希腊传统就难免被过度美化和神化，正如中世纪传统会被过度贬低和丑化一样。 在出现集权政府和文官系统之前，人类社群之间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习武和比武是古老而普遍的传统，直到大型农业帝国建立，才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但农业国家也总是面临着周边游牧民族的不断骚扰和入侵，许多农业国的历史就是不断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历史。 凡勃伦曾在《有闲阶级论》里指出，那些作为游牧征服者而统治农业国的贵族阶层，常会保留一些他们的文化元素，特别是尚武习俗，以便与被征服者拉开身份距离，同时也时时提醒后者记住双方的差异，这一观察颇有些道理，比如除了定期比武大赛之外，古代君主和贵族还会（比如中国的禁苑制度和英格兰的森林法）为自己保留大片草场、森林、苑囿，作为皇家猎场，在各大文明中，季节性的围猎活动都是象征君主权力的重要仪式性活动。 在集权农业帝国，尚武已成为一种仪式和身份，而在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尚武对于统治阶层仍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封建早期，贵族的权力和地位的维持，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武力，领主们一生的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带兵行军、巡视、平定叛乱和相互交战之中，而且那时的军队规模都很小，也没有多少大型火器，骑士们的个人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尽管体育的起源离不开尚武传统，但从尚武传统中发展出竞技体育，还需要其他一些要素的加入；首先是公平竞赛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要义，不仅仅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而对行为规范的遵循，而是将规范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赋予其神圣性，对规范的恪守已成为厕身于贵族阶层所必需的人格禀赋，所谓的骑士精神，便蕴涵了这一标准。 十四十五世纪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代，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骑士精神的巅峰期，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十分动荡，但同时，关于领地、继承权和封建义务的整套权利和契约观念已深入人心，封建早期那种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鄙视；在此背景下，一位贵族的利益前景，除个人武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同侪建立联盟和契约关系的能力，而对方是否愿意与你结盟、结盟后是否忠诚，又取决于你在对待契约义务和盟友方面所建立的个人和家族声誉。 有了尚武习俗，又有了骑士精神中所蕴涵的公平竞赛原则，还不足以产生竞技体育，要完成从比武到体育的转变，需要一次移植，以去除其中的战争和实用性元素，这一转变，发生在骑士时代过去之后，对骑士精神的追寻和仪式化复兴之中；到都铎朝，贵族阶层在此前的长期战乱中已伤亡殆尽，随着步兵和火器的大量使用，重甲骑士乃至个人武力在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然而残余的贵族们仍想表现他们祖先的骑士精神。 所以，虽然长枪比武早已存在，但变成一项规则、程序、场地、器具规范严谨的竞技项目，并在整个贵族圈内大行其道，是16世纪的事情，英王亨利八世因此而重伤且遗疾终身，法王亨利二世直接死于赛场，没人因此而受惩罚；也是亨利八世，把网球发展成了一个规范的竞技项目。 最后，要让竞技体育从贵族消遣变成大众运动，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贵族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引领和全民对贵族精神的仰慕和模仿；在英国，从封建依附关系瓦解、现代市场制度建立、社会流动性提高、权利趋于平等化的整个现代化过程，贵族阶层始终处于积极参与的状态，并且该阶层的开放性使得它能够不断吸纳成功者、新贵和精英，正是因为这样，传统价值观才得以延续下来。 相反，假如现代化的过程是以贵族的失败和被推翻来实现的，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传统元素，都将在革命过程中遭到唾弃，那样的话，现代竞技体育至少不会以我们所见到的方式发展起来。 竞技体育是后人对古代尚武传统和骑士精神的追寻和移植重建，这一点，从现代奥林匹克奠基人顾拜旦本人的经历中，或许也可窥见一斑，顾拜旦是世袭贵族，也是保皇党人，从小热爱骑马击剑等贵族运动，普法战争的败绩给他童年留下阴影，成年后致力于国民教育，大力倡导为学校引入体育训练。 不过顾拜旦自己并不清楚具体该怎么做，他在访问英格兰时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在托马斯·阿诺德的努力下，那里的贵族学校半个世纪前就已推行了体育教育，如获至宝的顾拜旦将阿诺德赞誉为“体育骑士精神奠基人”。 现代奥运所需的另一个理念：将体育从贵族活动变成大众运动，并为此而组织定期集中式赛会，同样来自顾拜旦所拜访的另一位英国人威廉·布鲁克斯，他于1850年为温洛克农业读书会创办了一个名为奥林匹克班的体育科目，旨在“鼓励当地居民特别是劳动阶级参与户外运动，以提升其道德、体魄和智力”，并为此而举行年度赛会。 布鲁克斯此后又组建了独立的温洛克奥林匹克协会来推动此事，他的努力获得了热烈响应，从温洛克镇地方运动会，到1861年的什洛普郡奥运会，又到1866年的伦敦全国奥运会，奥林匹克迅速成为一项全英活动，正是温洛克的成就，直接启发了顾拜旦去创建国际奥委会和举办奥运会。 实际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面貌巨变，都可以理解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次和平竞赛：每个平民都希望自己能活得像贵族一样体面和尊严（前提当然是他们认为贵族的确是体面和有尊严的），因而努力让自己和孩子们像贵族一样接受教育、参加体育运动，表现得健康积极而富有理性，能自我克制、谨守规范、愿赌服输，能成为合格的绅士而跻身上流社会，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事业，而面对平民和新贵的竞相涌入，贵族们更要拼命证明自己当得起祖先的荣耀和自己的身份。 正是这样的和平竞赛，而不是革命与颠覆，使得社会逐渐变得开放和流动，上下阶层趋于融合，最终形成了如今占人口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同时，贵族传统逐渐下沉而成为高雅文化，古代骑士精神以公平竞争、企业家冒险精神、自我克制、妇孺优先、乐心慈善等的新型价值观体现在现代伦理之中，竞技体育只是其中的一个赛场。

【2012-06-24】 @喂羊的月亮熊 刚看了a dangerous method。希特勒为什么要杀尤太人？斯大林也杀尤太人？希特勒为什么要说尤太人就是布尔什维克？@whigzhou @whigzhou: 反犹主义传统在西欧非常古老深厚，对犹太人的驱逐屠杀从狮心王理查就开始了，希特勒只是最近的一个，斯大林杀，沙皇也杀，我看都是普遍反商业倾向的一种表现 @whigzhou: 种种阴谋论只是借口和宣传工具，背后都是反商业反市场，对非人格化交易的厌恶，帝国的本末之分/重农抑商/将商人列入贱籍，好莱坞的反资本主义，背后心理都一样，参阅《鲁滨逊跟资本主义没关系》，《饕餮经济学#7：互惠圈如何塑造人性？》 @whigzhou: 神经生物学家[[Eric Kandel]]（维也纳长大的犹太人）在回忆录里说，他在二战后回欧洲时，在欧洲（特别是法国）知识圈里仍能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强烈反犹倾向 @whigzhou: 我觉得西方知识/文艺界对以色列的厌恶，背后仍是（虽不是全部）反犹传统，只是现在他们不敢这么说而已 @jc一生红白: 其实偶只是搞不清楚为啥在以色列大部分犹太人是右翼，但在美国知识界，为啥犹太人大多是左翼？ @whigzhou: 混进知识圈的犹太人反市场甚至反犹都很多见，急于洗刷身上的铜臭吧？据说内贾德也有犹太血统，所以反犹尤其起劲，跟毛右的儿女们挺毛表决心一样起劲 @jc一生红白: 回复@whigzhou:那是心虚吧，自卑倾向过了头。。。 @whigzhou: 嗯，是这意思，洗刷历史和出身污点的需要 @sonicblue_nju: 传说有犹太血统洗刷得最带劲的不是元首么…… @whigzhou: 是吗？这个我倒没听说 @黄章晋ster @threent: Norman Finkelstein @whigzhou: 这哥们就太直白了 【后记】 将反犹直接归诸反商业传统，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好多因素纠缠在一起，互为因果：犹太人保持自己信仰，因而被视为异教徒，无法融入封建欧洲的常规社会结构，因而无法从事封建社会主业（农民和武士），因为后者需要构成了该社会之结构基础的封建契约和依附关系，于是只能从事末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中介等），这样的职业传统令其长期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更难以融入…… 其实问题主要出在主流社会这一边，犹太人只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制度结构与维系它的伦理系统之间的内在冲突的牺牲品，因为传统社会需要种种末业，但其伦理系统又无法容纳这些末业，所以必须有一个贱民等级来履行这些功能，犹太人的流散状态和异教身份令其恰好适合扮演这一角色，这一点对照中国社会更清楚：中国社会没有类似犹太人的族群，但也创造出了贱籍。 至于传统伦理为何无法容纳诸末业，这就又回到我的结论了：因为这些末业更偏于非人格化交易，而主业则更多处于人格化交易安排之中。

【2012-05-04】 @EPamateur 在教育孩子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技巧性的书，但是，这些现代人的教学伎俩真的就比原始人那种方式高明吗？如果原始的那种责骂甚至惩罚犯错孩子的做法是错误的，人类不会进化出一套更有利的教育法吗？ @whigzhou: 不可轻易否定传统智慧，但也不必过于信赖它，毕竟现在我们不是生活在部落社会中 @whigzhou: 最根本的差别是狩猎时代没有文字，与文字相比，口头语言所承载的知识体系的规模和复杂度都小得太多了，而基于文字和符号的学习，对教育的要求很不一样；另一个差别是社会规模和流动性，大社会和小社会下的行为和交往伦理都不同，比如在对待陌生人和外族的态度上，传统伦理对于现代孩子常常是很糟糕的 @whigzhou: 另一个差别是对待新奇和变化的态度，幼年黑猩猩与人具有类似的好奇心、探索欲和模仿学习劲头，但成年后很快就僵化保守封闭了，人类的好奇心和开放心态维持的更久一些，可以算是一种“幼态保持”，而现代孩子若能将此幼态保持的更久，大概会更过的更好些 @EPamateur 所谓的自由教育，应该是在心理机制上对原始社会的模拟。 @whigzhou: 弄清一些古老的深层机制，并尽可能顺从和利用它们，应该是可取的，但简单的模拟肯定不够，也很可能不好 抱歉，此微博已被作者删除。查看帮助：http://t.cn/zWSudZc @whigzhou: 强烈怀疑。我认为更可能是因为“自由教育”人为构造了一种迥异于所有传统社会（包括狩猎社会）状况的学习环境 @whigzhou: 不太明白这项研究结果的含义，不知他是如何界定“阅读敏感”和“识字敏感”的？我印象中，阅读障碍好像远比语言障碍常见，而这大概是文字历史较短的缘故 @EPamateur: 如果这种人为的迥异的环境可以导致迥异的道德认知和行为，岂不意味着对契约的高度尊重（和契约道德感）是一种进化的byproduct而不是adaptation? @whigzhou: 这逻辑不对吧？可以都是适应，只是在不同成长条件下表达程度不同  

过年习俗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月13日 春节最壮观之处，便是那惊世骇俗的人肉大挪移了，但这只是宏观景象，对个人来说，过年不仅仅是往返奔波，它也是每年一度的高密度社会活动，走亲访友、故友重聚和各种圈子的聚会欢宴，所以虽然年夜饭只有一顿，但各种团圆饭却可能会吃上好几顿，人们借此机会重新确认各种人际关系，或建立新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或圈子之内的。 对于在外做事的年轻人，过年更多了一层含义：这是他向家乡社区展示其身份、事业成就、人格形象和文化面貌的一次良机，通过穿着、举止、谈吐、消费方式，乃至新车，传递出诸如：我长大了、学会做人了、出息了、有志气了，阔了、老板了，有文化了、有品位了、是城里人了，等等信号，这一过程将帮助他在家族和社区内取得身份、确立位置、赢得尊重。 当然，人们平时也一直在这么做，但春节是这些活动最密集的场合，短短十来天承担了上述社会功能的极大份额，因而也是注重这些功能的人们对之最为敏感和认真的场合；这已成为一项极为牢固的习俗，用博弈论术语说，它是一个由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所产生的稳固的聚点（[[focal point]]，也叫[[Schelling point]]），即，众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这个时间（春节）和地点（家乡）从事这些活动。 假如没有达致这样的协调，上述社会活动的效率就没那么高：你想去亲戚家做客，人家却没空，你想和一个老圈子重聚，却很难凑齐人，你衣着光鲜、开着新车、谈吐不俗，想招摇一下，却没引起几个人注意，大家都在各忙各的，自然很没趣；正是传统节日这样的聚点，提供了一个高效率调整社会关系的机会。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发秩序，幸运的是，人类在许多事情上都能达致协调，比如向被分隔在两个房间的两个人分别出示十张卡片，每张卡片由图案区分，让他们各选一张，假如两人选的一样就都有奖励，此时得奖的机会显然很低，但假如十张卡片里只有一张是红色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能赢得奖励，即便更微弱的线索也有助于协调成功，比如十张卡片从1到10编号，大概很多人都会选1号。 协调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参与者都相信其他参与者有着和自己差不多的思考方式、知识背景和动机：都想赢得奖励、都会将颜色视为惹人注目的线索，都认为1是比6更特别的数字，等等；帮助达致协调的共同背景中，有些是普世的，比如人们都相信冷了会抖，乐了会笑，馋了会流口水，但很多（或许更多）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和传统。 文化为参与者提供了比普遍人性更丰富的信息背景，帮助他们识别那些容易引起共鸣的协调线索，比如问纽约人：假如和人约会又忘了约定具体地点，会去哪里赴约？得到的答案多半是中央车站，但要是问一个非纽约人，他恐怕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同样，假如一个外国债主来传统中国讨债，大概也不容易猜到年关是最佳时机，因为一个人假如在春节还流落在外躲债，其声誉损失将是最高的，此时有关他落魄和欠债不还的坏名声将获得最佳传播机会。 文化不仅为协调创造了条件，其本身（部分的）也是协调的结果，那些由长期重复发生的、涉及整个社区的协调博弈所形成的聚点，以习俗的形式积累下来，构成了我们的传统；而来自过去的传统会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将取决于我们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具体而言：子女及其核心家庭与父母和同胞所组成的大家庭的关系将如何变化？已经定居外地的个人是否仍在意且可能在家乡社区确立其身份和地位？那些源自家乡的社会关系是否仍在个人关系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个方面在可见未来大概不会有多少变化，巨变已经发生过了，几世同堂的大家族早已瓦解，子女组建的核心家庭多半与父母分住，眼下的春节家庭团聚大致发生在父母家庭与子女核心家庭所构成的扩展家庭之内，而很少发生在更大范围内；而在现有扩展家庭范围内，春节团聚的意愿仍十分强烈，看不到弱化的趋势，只是团聚的地点选择可能会变得更灵活。 后两个方面则正在迅速改变，并将随城市化的深入而继续改变；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所面临的文化环境更为层次化和多面化，家族的、同学的、邻里的、工作的、各种兴趣圈子的，在这些不同侧面所面临的文化传统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相互之间可以是且往往是高度隔离的，不像传统社会把它们都捆绑在一个体系之中，要么进入，如鱼得水，要么退出，孤家寡人，相反，在现代城市社会，个人可以很灵活的分别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并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构成自己独特的生活形态。 显然，这些不同侧面的关系所对应的社会活动，并不会恰好与某个共同的地点联系在一起，而在传统社会，它们恰恰被与“家乡”这个地点捆绑在一起；所以，一个35岁才离开家乡的、因而其主要社会关系结构已在那里建构完毕的人，是很难舍弃春节这样的机会，来重新确认这些关系的，除非他在那里混的很差，想逃避。 相反，一个在青春期尚未结束便离开家乡，随后在大学、职场和繁华多样的都市生活中建立了各方面关系的人，家乡只是个遥远的回忆，可能很美好，但并不是他如鱼得水的地方，或他确立其身份和地位的地方，或他生活和价值重心所在，随着城市化深入，这样的人显然会越来越多。 同时，随着家庭成员居住分离度的上升，家乡甚至将不再是多数亲戚长辈的居住地；家乡因而不再是过年地点的必然选择，“回家”将越来越多的成为过年的唯一理由，其地点将变得更随机，或许只是扩展家庭中拥有最大房子的那个核心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