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沙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Eli Wiesel曾如此自问自答：“究竟是什么把一些年轻人推向恐怖主义？就是因为它简单粗暴。盲从狂热者没有问题，只有答案。而教育就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方法”，但经验研究从未支持这一说法，本文作者对教育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教育会减少恐怖主义？  http://t.cn/RGDyD03） 我在想，人类对某些形式的内容（书面文本、巫师咒语、韵文、学术黑话、新闻联播……）似乎有着本能的迷信倾向，其心理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相对于其他来源的信息，以某些介质记录或以某些形式表现的信息，总是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这是各种宣传术和骗术的基础），好像很奇怪。 我想到一种解释，不妨称为“可信度乐观主义”假说，假设初始状态下，所有个体对不同介质/形式的信息没有偏见，但他们对任何信息的可信度都采取乐观主义态度，即，当没有其他信息可帮助他判断某信息之可信度时，他便将置信度赋值为C，C>0.5，为了说起来方便，接下去就假设C=0.7吧。 好，现在引入第二个前提：某条信息被越多的别人相信，那么你像相信它那么行动，你的净收益就会越高，即：如果你信对了，得到的好处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多，如果你信错了，蒙受的损失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少。——这一前提，不妨称为“信念协同收益”，至少在许多事情上，貌似是成立的。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解释：当你对你妈说“中医是垃圾”时，这条口语信息可能只有她一个人听到，因而不会产生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对它的置信度C便是默认值0.7，相反，假如这句话来自新闻联播，那她便可以安全的预期，大批人会听到这条信息，其中大部分会以高于0.7的置信度相信它，于是，相信它就可获得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便将置信度从0.7提高到0.9，于是你就输给了新闻联播。 总结：任何看上去可能会被很多其他人看到的信息，都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 所以占领媒体的好处不仅是让信息得到更多受众，也包括提高受众对它的置信度。 实际上，当存在信念协同收益时，比“跟着大伙信”更好的策略是“保持怀疑同时像真信了那么行动”，许多人可能还真是这么做的，于是便有了深层信念和指导当前行动的“工作信念”之间的区别，Trivers所研究的自欺，大概就属此类。  

网络把我们变傻了吗？ 辉格 2014年12月6日 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 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 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 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 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 图书业的规模经济对篇幅有特定要求，无论一个主题的适当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这个要求，太短的拼凑成文集，太长的切割为多卷；顾炎武《日知录》煌煌32卷，其内容之碎片化与微博无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才六万多字，全部组织在一句话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不足百页，但通篇只谈论一个主题，两者的深度和对阅读专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长卷所能比；新媒体只是解除了对篇幅的无谓束缚而已。 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可以让阅读达到何等深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一晚上读几十条维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载查阅十几篇论文，核实几十个数据来源，在过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过程也要几周时间，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够好奇心和专注力，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阅读。 很可能，在篇幅束缚解除之后，媒体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分化：鸡汤手和段子手们在新媒体中找到更有利生态位之后，将退出图书市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读书了，书籍本来就不是鸡汤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没有其他选择才用，而这一变化根本不会减少深度阅读，因为鸡汤书和段子书再厚不会有什么深度。 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才会像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每次都跳出来惊呼太多信息会让民众迷失堕落变蠢乃至丧失自由。 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  

微信不是理想的媒体平台 辉格 2014年3月18日 最近，正当微信公共号热火朝天之际，突然封杀了大批公共号，其中包括不少颇受欢迎的媒体类帐号，这次封杀看来并非迫于政府指示或压力，也看不出与这些媒体所发布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同样的内容在其他渠道上都未受影响，看起来，这更像是腾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它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公共媒体平台。 对于那些希望借助微信获得更好传播效果并增加一个收入来源的媒体，这自然不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一些将其生存发展希望寄托在微信上的自媒体，更是个灾难；不过，作为一个希望看到更健康的新型传播生态的旁观者，我倒不觉得这是件坏事，在我看来，微信不是个好的媒体平台，而一个由类似微信这样的平台主导的传播环境，将比目前的更糟糕。 互联网为媒体提供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全新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很大程度上分离解耦了有关媒体的几大环节：内容生产、内容间的关联、阅读体验、互动和传播，在传统模式中，这些环节通常被捆绑在同一家媒体同一种介质中，而在网络新媒体中，各环节可以选择不同平台和不同介质，同时又保持其互联性而不至于成为孤岛。 从内容生产和管理看，博客是最好的媒体平台，借助门户式的聚合或RSS阅读器，它的阅读体验也不错，尤其对于深度阅读者，但博客的传播性较差，尽管有些具有社交功能的阅读器和曾经的Google Buzz带来过希望，但自从谷歌退出之后，没有一家大型企业支持这方面发展。 也正因为缺乏传播力，尽管博客在小圈子内的互动性可以进行的很好，但这种互动很难延伸扩展，没有持续注入的新鲜血液，很难长期维持活力和人气，这一点，与小众型BBS曾经遭遇的命运颇为相似。 但好在互联网是个开放信息系统，博客本身的传播力不足可以借助其他平台得到弥补，比如与推特和微博的搭配，后者具有空前强大的传播力和互动性，而且这种大范围的互动性带来了一种奇妙的挖掘和纠错能力，让一条起初较简单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诱发更多相关信息，而且不同来源信息的并发，让受众有更好的机会进行独立判断。 不过，微博的长度和格式限制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信息的高度碎片化和挥发性，为了容纳更多文字，多数超链接都被抛弃了，碎片进而沦为孤岛，对于深度阅读者，这是很大的损失，从内容生产与管理上看，这也是对超文本的一种反动，作为弥补手段的长微博更是个彻头彻尾的怪胎，图片化的内容无法被检索和引用，成了彻底的孤岛。 但无论如何，微博至少还保留了互联网的开放性，每个帐户、每条微博都有独立的URL，微博对搜索引擎和第三方应用也保持着开放姿态；相比之下，微信则完全是个封闭系统，丝毫没有互联网的开放特征，信息没有独立和永久性URL，因而内容之间无法建立链接，也不可能通过浏览器访问，或分享到其他平台而同时保持互联性。 这也难怪，微信本身就是从聊天系统发展来的，更像一种电信增值业务而不是互联网业务，而聊天者对于内容的开放性和互联性本来就没什么需求，碎片化、孤岛化、挥发性，这些对于聊天者当然都不是什么问题，或许封闭一点、曝光度低一点还更好。 但对于一家注重品质和体验而不只是喷喷口水的媒体，这些却是大问题，碎片化和孤岛化的信息很难索引和管理，无法让内容系统成为一个结构化的、可积累的、有机的知识系统，而高度挥发性也难以让互动和传播为内容的丰富和改进提供动力。 微信的传播力虽强，但这种传播是泼水式的，传播链条在信息扩散过程中一次次断裂，不会形成大庭广众之下的大范围互动，只有千万间隔绝密室中熟人间的窃窃私语，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格局，会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它最多只是一条通往那些不怎么需要互动、也不关心内容互联性的受众的单向道，它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窗口和收入渠道，但不足以成为媒体立足之本。  

【2012-06-11】 @whigzhou: 哥伦布1493年回到葡萄牙，1494年梅毒出现在那不勒斯，然后被查理八世的军队带回法国，1498年来到印度，1505年到达广州，这传播速度当时很少有东西能超过，可见性关系是联系人类各大文明的坚强纽带，性关系网大概也是个六度或更小度空间，呵呵

（按：本文中有些句子容易被误解和歪曲，请注意我的措辞，稍有改动或增添，意思可能大不一样） 为什么资本家会反对资本主义？ 辉格 2012年3月7日 关于市场制度的种种争议中，一个有趣的场景是，许多坐在书斋里的经济学家都在不遗余力的为市场制度辩护，反倒是不少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依靠市场取得了巨大个人成就的资本家，却常常从整体和根本上（而不只是某些细节上）指责和攻击市场制度。 比如最近，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这位管理着全球最大基金之一[[GMO]]的大资本家，在其致投资者的信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因而必须由政府干预来预防和矫正，否则危机和崩溃难以避免；这种说法并不新鲜，不过是马克思观点的凯恩斯版本，多年来，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投机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都在不断宣扬这些观点。 对于反对市场制度，尤其是反对现有货币、资本和金融制度的人来说，大资本家们的言论是个有力的佐证：连市场制度的顶级参与者都说它不好，还能有假？难道书斋里的经济学家比他们更了解真相？确实，这种说法看上去很诱人，但假如我们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这种说服力只是直觉上的，而直觉并不总是靠得住的。 特别是在社会和市场这样的复杂系统上，特别是在制度这样的复杂问题上，个体经验和直觉多半靠不住，即便是参与范围最广泛、经验最丰富的参与者；在类似的复杂系统中，个体的成功经历充其量只能证明，他在如何取得个人成功上可能拥有一些正确的知识，而丝毫不能证明他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原理拥有任何可靠的知识。 这一点即便在不那么复杂的系统中同样成立，比如一个顶级球员未必是个好教练，更未必是个合格的足联规则委员会主席，这三者所需要的恰当知识，不在同一层次上；然而在公众的讨论和评价氛围中，却总是有一种以个人成就为取信标准的倾向，该倾向不仅存在于公共话题中，在关于职业、经营、投资、修养、乃至价值观的种种话题中，都可见到它的影子，其最集中表现，便是近年来日益兴旺的成功学。 成功学的基本假定是：每项成功经历背后，都隐藏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探索和学习；如果“有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指有助于获得成功的经验或启示，那自然没问题，可实际上，许多人将之等同于“关于世界的正确知识”，那就错了；首先，成功不必以拥有正确知识为前提，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许多成功的必要前提恰恰是拥有错误的知识！ 最简单的例子是彩票，许多热衷于买彩票的人，其热情都来自对中奖概率的错误知识，错误的认为按某种方法选择号码会提高自己的中奖率，进而认为自己的预期收益率高于零，而拥有正确知识的人，预期收益率总是负的，因为总奖额总是小于销售额，所以对于后者，仅当其风险偏好很高时，才会买彩票，这样，在全部中奖者中，拥有错误知识者的比例，必定高于普遍水平。 彩票只是个极端案例，但其所揭示的原理适用于许多高风险行业，在这些行业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更可能是那些对许多风险十分无知的人，越是辉煌而不可思议的成功，所对应的风险无知者比例越高，英特尔前总裁格鲁夫（[[Andrew Grove]]）的名言很好的抓住了这一点：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当然，风险无知在成就极少数成功者的同时，也让大批人获得了负收益，所以尽管前者在传播学上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但至少对于客观的探究者，用统计手段还是可以识别出错误知识的负面价值的，这没错，然而，还有另一类错误知识，它对成功的正面影响甚至在整体上都不会消除，因而其正确性完全不能用成功来衡量。 比如，我错误的认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全知的上帝看到，而他会因我的恶行而惩罚我的子孙，于是我小心谨守道德规范，善待邻居，从不欺诈客户，并因此而成为一名信誉卓著的成功商人；显然，上述错误知识在我的成功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它仍是错误的，并且这一错误不可能从对成败的观察与统计中被识别出来。 实际上，从成功这样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保留某些错误知识，这是因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许多情况下，从正确知识得出有利行动的逻辑链无法在此认知局限之内建立，因为该逻辑链所涉及的知识极度庞大，个人难以获得，或其中逻辑结构高度复杂，人脑难以处理，此时，假如一个简单却错误的知识能以简洁的多的逻辑链导出同样的有利行动，它就是“值得”被保留的。 当然，这个“值得”是基于个体功利性，而当我们以求真的姿态来考察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试图回答市场制度是否具有内在自我毁灭倾向之类的问题时，这些对个体成功有利的知识，假如已被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证明是错误的，自然要加以摈弃，不能仅仅因为它出自成功人士之口便甘之如饴。  

从微博的成就中可以学到些什么？ 辉格 2011年9月2日 最近两年，国内互联网产业最显著的变化，大概就是微博的崛起了，从年初开始，局面逐渐明朗，各大门户纷纷将主战场移向微博，而新浪也因其在微博上的成功而一反多年来的颓势；这一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五年前twitter刚推出时，很少被人看好，现在，当初看走眼的人们（包括我自己），该想想从中能学到些什么了。 乍看起来，微博确实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是说话的工具，而不是长篇大论的地方，可从我们对“说话”这一行为的一般理解，它又缺乏一些关键元素：它既没有为说话者创造场景感，也难以让他们明确的感知到自己究竟在跟谁说话，它提供的是一个自言自语的工具，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种谁愿意听就能听到的自言自语，就像喃喃自语者在嘴边装了个麦克风并连接到广场上的大喇叭一样。 难怪它刚出现时，许多人嘲笑只有极度自恋者才会喜欢这种东西；相比之下，IM、BBS和博客则显得更“自然”，当你在QQ/MSN上跟人聊天时，是很清楚在和一个具体的人说话的，你说的每句话都期望着获得回应，所以假如发现对方其实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人，或者是个马甲，甚至是个机器人，都会让你恼火，或至少会失望。 BBS也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感，每个成功的论坛都聚集了一群稳定的参与者，相互间的理解随着对话持续的得到积累，所有言论也被组织在各种话题之中，这样的交流和积累会形成集体的记忆、持续的兴趣和话题、乃至某种共同的历史和亚文化；博客虽然比BBS更显孤立化，但通常也有稳定的读者群，它有时候就像私人客厅里的沙龙，只不过每次聚会的话题都由主人来发起。 相反，微博是个去中心化的结构，由于关注与被关注之间缺乏相关性，它缺乏聚集点来吸引言论、兴趣和参与者收敛到某些场景中，因而其信息传播是弥散而飘荡的，尽管少数明星拥有大量关注者，但这种关系是单向的，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互动；然而，这种看似不自然的模式却非常成功，而曾被寄予厚望的BBS和博客却日益失去大型运营商的支持，地位逐渐边缘化了。 从这一反差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启示是，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或许并不是那么需要某个确切的诉说对象，确信他或他们在倾听，并且会作出响应，他们需要的只是“大概总会有人会听到”这样的感觉就够了，也就是说，倾诉和表达的需求，可以独立于对话和交流的需求而单独得到满足；尽管语言显然是被进化设计来实现交流的，但自从它出现以后，看来已经发展出了另一些围绕它而起作用的本能了。 当然，有些微博用户仍放不下交流互动需求所带来的焦虑，仍关心自己的言论是否得到了关注和回应，仍习惯于仔细阅读和回复别人的评论，据说有人还会经常检查自己的粉丝名单，但他们显然不是微博的主力用户，在微博上，这些习惯都是不合时宜的，那里绝非交流对话的地方，保留这些期待和习惯的人，会发现自己玩的很吃力，很不舒服。 一旦人们不再介意自己说的话是否得到倾听和响应，而乐意对着不知被接向了何处的麦克风喃喃自语，一个奇妙的结果便出现了：由这无数个麦克风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效传播环境；正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非收敛的、飘忽而弥散的，一条信息一旦符合某些特征、抓住某个共同敏感点、挠到一个常有的痒处，或者打动某位拥有无数粉丝的明星，便可能在几分钟内铺天盖地。 微博的成就便是建立在这一传播效力上，而在其它方面，它并无可取之处；除了新闻快讯之外，它并不是一个生产内容的好地方，实际上，它在内容上高度依赖于其他来源，不妨将其视为一个强大而高效的转发器，将源自他处的信息迅速而大面积的传播到各个角落，这也是微博的核心价值所在；由此看来，微博与传统的门户新闻、BBS和博客等内容生产平台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一个与它有效连接的内容生产源，将不会被它所淘汰，反而可能因它而壮大。

蛮缠滥打将淹没真正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 辉格 2011年8月10日 食品安全话题又起波澜，最近，几家媒体相继“揭露”了知名餐饮企业的“丑闻”，永和豆浆和肯德基的豆浆被“发现”是豆浆粉冲泡而不是现磨的，随后肯德基的炸薯条用油也被“发现”不是每天更换，接着，矛头又转向山西陈醋，许多品牌被“发现”并非100%酿造，而是兑入了醋酸，许多还添加了防腐剂苯甲酸钠。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惊天发现”的口吻叙述的，似乎揭开了一道长期被掩盖的黑幕，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们就跟着大惊失色了；其实，这些算不上什么发现，只是揭露者将自己一厢情愿臆测的标准强加于商家，进而将不符合该臆测标准的事实认定为黑幕和丑闻而已，而实际上，永和并未曾宣称他们的豆浆都是现磨的，肯德基也没宣称过他们的油是每日更换的，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这么要求。 甚至，从常识出发，也得不出这样的推断；有人凭经验宣称6度以上的陈醋无需防腐剂即可无限期保质，即便这一缺乏研究和统计支持的说法果真成立，也不能因此认定添加防腐剂是非酿造醋的证据，甚而是无良行为，选择添加的厂商或许是出于审慎考虑，或许是因为食醋未达到6度，毕竟，山西陈醋的行业标准是4.5-6度，而迄今被披露的添加者，都作出了明确标注。 对豆浆粉的指责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翻出了基于材料成本计算“暴利”的陈词滥调，照这么算餐饮服务业遍地是暴利，30多块一杯的咖啡材料成本也不过两三包豆浆粉，更有趣的是，假如材料成本低是一件值得大惊失色而产生被欺骗感的事情，那么指责者们所钟爱的“现磨”才更离谱，它的材料成本更低。 从这一片蛮缠滥打的恬噪之中，有一种人会得到好处，就是那些在食品安全上劣迹斑斑并曾被揭露的厂商，他们或许正在暗处窃笑；这些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控制上缺乏优势，也不愿在信誉和品牌上做长期投入的商家，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市场的食品安全信息一片混沌，消费者缺乏可据以判断的有效信息，这样，他们与那些在质量和安全上表现优秀的企业便处于同等竞争地位了，甚而他们在安全上的低投入还会带来成本优势。 创造如此混沌状态的一个办法，就是制造大量不能反映真实安全信息的噪音，来淹没那些有效信息，从而在消费者眼里造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对于消费决策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和一般白是完全等价的，即：颜色将不再是影响选择的因素；这种把水搅浑的手法人们大概不会陌生，某些组织在无法维持自身的高大清白形象时，便会转而一个个抹黑周围的其他人，好让大家相信自己并不比别人更黑，所以你们也就别再挑三拣四了。 当然，这不是说报道上述事件的媒体都是在替黑商家干活，或许他们只是无法区分真正重要的安全信息，这样的话，他们该给自己强化一下自己的辨别力和审慎习惯了，或者他们只是为了博得一点眼球和喝彩，毕竟这是媒体的主要激励来源，但假如明知这么做会恶化社会的食品安全信息环境，却仍不惜以此博眼球，那就很不道德了，至少不能再以“社会良心”自居了，假如他们果真拿了欲搅混水者的好处，那就比乌鸦还黑了。

放逐默多克改善不了新闻环境 辉格 2011年7月20日 波澜迭起的下院听证会将新闻集团的窃听危机推向了高潮，随着丑闻范围的持续扩大，众多人物相继被牵连，舆论的关注焦点也已逐渐从窃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转向了对新闻集团在新闻传媒业的巨大影响力上。 对这一传媒帝国的担忧、恐惧和羡慕嫉妒恨由来已久，尤以《卫报》和米利班德为代表的工党左翼为甚，这次，乘举国同声谴责之机将其一举打垮，可谓数十年难遇的良机，对于他们适时抛出的“肢解”和“放逐”提议，人们不会感到惊讶。 新闻集团拥有的大量传媒资源赋予它很大的舆论和政治影响力，甚至达到了影响选举结果的程度，默多克本人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政治兴趣，也乐意使用所控制的媒体资源来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些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但人们不必为此担忧和恐惧，更不要指望通过政府干预和整肃便能让新闻环境变得更客观中立。 持有政治倾向和偏见、寻求政治和选举影响力，从来都是新闻媒体的基本特性，这些是驱动记者、编辑和作家投身该行业的一大动力，可以说，没有这些就没有现代新闻业；重要的是，默多克并未垄断媒体，更没有法律所赋予的特权，传播环境是充分开放和竞争性的，这就够了；客观性只能作为宏观效果通过竞争和多元化而获得，将之要求于单个媒体，则是不切实际的奢求。 实际上，像新闻集团这样更具商业性的媒体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扩张，已经大幅拓展了传播形式和渠道，改变了传统文人办报的单一化格局，而它的保守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和矫正了作家和记者圈内所固有的左翼和进步主义倾向，因而增加了传播和舆论生态的多样性，让受众拥有了更多信息和观点来源。 媒体历来都喜欢标榜自己的使命就是探索和提供真相，他们似乎也假定读者观众所需要的就是真相，事实远非如此，驱动人们花时间精力阅读收看新闻的，是一种十分混杂的需求，寻求真相常常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听故事才是头号需求，故事要讲的生动完整而富有戏剧性，动机、手段、善恶对抗、悲欢离合、峰回路转、大结局，一个能不少，最好顺便让我释放无处施展的同情心和母爱。 其次是寻求认同和释放情绪，把我想说又不会说的话表达的铿锵有力酣畅淋漓，把我看不顺眼的人批的体无完肤，最好再骂个狗血喷头，会是很好的心理按摩；然后是八卦，所谓八卦就是把名人明星的凡俗一面挖掘展示出来，好让观众觉得“哦，原来他们和我们也差不多嘛”，从而对身份地位命运遭际的巨大落差顿感释然，这确属上佳麻醉药。 当然，这些需求在不同人心中的排序不一样，对某些人来说，真相可能是最重要的，但这样的人恐怕只是少数，所以，即便在充分开放和竞争条件下，市场所筛选出的成功媒体，也未必以客观中立、真相至上为宗旨；然而，开放和竞争性仍有其根本性的价值，首先，对于确实想寻求了解真相的人，多元化的信息渠道总是更便于他进行探索、比较和判断，而封闭和单一条件下即便想这么做也往往无米下炊。 其次，开放和竞争虽不能保证提供真相，却可以避免特别离谱的错误、谎言和歪曲，因为谎言和歪曲若过于明显，便会显得离奇荒诞，从而让它本身具有了趣味性、观赏性和新闻价值，所以，当某家媒体的一条新闻严重失真而具有这样的潜力时，便会被其竞争对手看上，假如后者能够通过调查采访和条分理析揭示其荒诞之处，这本身将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大可在取悦观众的同时，标榜自己的专业和权威，而让对方沦为笑柄。 正是同行间相互揭批和倾轧的可能性，约束着媒体不会过于偏离真相，毕竟对于观众来说，听故事、寻求认同和释放情绪等等需求，尽管是真实而强烈的，但也是隐秘而含蓄的，甚至通常是无意识的，和听戏不同，在意识中，他们也希望听到的新闻故事是真实的，听到的评论是睿智而正确的，换句话说，上述隐秘需求只有在被小心翼翼的包裹在寻求真相的外衣之下时，才能得到恰当的满足，而一旦故事被揭露是虚假荒诞的，评论被揭示是毫无逻辑错谬百出的，满足感也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被剥掉外衣裸露出隐秘部位后的难堪和恼怒，显然，作为他们的仆人，媒体需要避免这样的后果。 开放和竞争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新闻产业的分化提供了空间，人各有所好，只要存在足够多将寻求真相作为头号需求的人，市场终究会分化出专门满足这些需求的媒体，哪怕只是小众的；在Web2.0之后，这样的小众媒体将更有机会涌现和生存下来，因为支撑一家独立媒体所需的受众数量门槛降低了，而获取和维持受众的单位成本也降低了；这样一个全新的传播环境将推动传媒更加趋向多元化和层次化，所以，对新闻集团这样的商业性传媒巨头垄断控制舆论的担忧是多余，相反，需要担忧的，倒是他们的钱途和命运。

（眼下宣宣不让写这事儿，简单说几句） 这件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传播学特征，很精彩，简直是个完美案例。 起初看来只是个孤立事件：一位心脏外科专家在一次儿童泌尿门诊中，厉声质问患儿母亲（P0），怎么还在给孩子吃这个牌子的奶粉；显然，她相信了“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这一传闻，并基于此而向患者提供了处置意见。 到此为止都很平常，但后面的发展很有意思，我来理理： 1）一个观念（“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下称A）原本只是个普通的传闻，但经专家之口说出，被P0深信，激活了遭受欺骗和侵害的念头，并促使她向记者投诉； 2）同样，因为观念处于专家之口，并包含了商家损害消费者的故事，被认为有新闻价值，上了电视； 3）该电视节目所覆盖的人口、它的收视率、性早熟的患病率、圣元婴儿奶粉的市场份额，这几个变量值的组合，导致n位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Pn）看到或听说了节目内容； 4）Pn们迅速接受观念A，并作出和P0一样的反应，这些反应同样出现在媒体上； 5）于是，上述节目的观众，看到了n+1个雷同样本，它们都支持观念A； 6）于是，观念A变得更可信，更具震撼力，当然，也更有新闻价值，更具传播力； 7）接着，类似的报道出现在更大范围的媒体，于是从（3）到（6）的循环再次开始，不过是在更大的人口规模上； 8）随着循环继续，传播范围和Pn的值呈指数式增长，直到找出整个人口的全部合格样本（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 归结起来，这个传播模式的工作机制是：一个观念的早期传播，会从听众人群中自动筛选出那些支持该观念的样本，从而造成一个统计假象，该假象强化了观念的说服力和传播力，进而从扩大了的传播范围中筛选出更多的支持样本，如此循环最终使得该观念不仅广为传播，也被广泛接受。 该机制得以运行，需要恰当的条件，比如（3）里几个变量的值要高于某个阈值，我粗算了一下，圣元事件似乎恰好满足了该条件： 武汉人口900万，约300万个家庭，假设其中10万家庭有奶粉期婴儿，单纯性乳房发育的假性性早熟，据说发病率约千分之二，约200个，圣元奶粉市场份额约8-10%，取下限是16个，报道该事件的节目据说收视率很高，算它10%，直接收看加上亲戚朋友告知，假设30%患儿父母及时得知节目内容，大约5个。 而事实上，最终有两位家长决定向媒体投诉，看上去是很合理的比例。

地沟油迷雾尚待厘清
辉格
2010年3月24日

最近，《北京科技报》和《中国青年报》先后发表了针对地沟油的报道，又一次引起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地沟油回流餐馆的说法，多年来一直在流传，有菜的地方就有油，而据报道说，地沟油回流之普遍，连五星级饭店也难以幸免，这让人不由得惊呼：不知道该怎么吃了。

不 过，两篇报道所援引的主要证人、武汉工业学院何东平教授随后却专门召开记者会，指出报道有所夸大，给正在升温的汹汹舆情泼了点冷水；有人认为何教授迫于压 力才作此表态，压力或许是有，但报道中的许多细节、数字和判断确实经不起推敲，它们的价值在于引起人们对问题的关注，但还不足以让公众据此评估自己所面临 的风险，进而找出规避这些风险的方法。

地沟油原本是指餐馆下水道中来自洗锅水的浮油，但现在被用来泛指各种回收油，这种词义泛化加大了人们 对回收油的恐惧和警惕，却不利于对事态和风险的准确判断；除了地沟，回收油的途径还包括煎炸后的回锅油、剩菜中的浮油、餐馆烟道蓄油、泔水提取油和废弃动 物脂肪等等，它们在回收成本、回收去向、可辨别性和危害性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

何教授对地沟油数量的估算，是从供应和消费存在10%的总 量差异这一推测倒推而来，这显然囊括了所有可能的回收方式；这种总量倒推法的准确性还有待评估，若有10个百分点的误差（从而让估算完全失去意义）也并不 奇怪；媒体据此而认定每年200到300万吨回收油回流餐桌，并在叙述中将其等同于狭义的地沟和泔水油，确有夸大之嫌；况且，报道描述了地沟/泔水油的提炼过程，却没有提及任何餐馆买入并使用地沟油的证据。

作 为消费者，在听说地沟油后，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按我的用餐习惯和饮食偏好，会有多大机会吃到地沟油？如果机会很大，如何做才能尽量避免？若按报道中被广 泛引述的三句核心提示：“比砒霜毒100倍”、“平均十顿就吃到一次”和“五星级也难免”，那么，像我这样天天吃快餐或上饭馆的人，活过一个月而没被毒死 的概率就小到可以忽略了，这显然有悖事实。

要回答好我的疑问，最好站到餐馆老板的位置上思考；如果我有家知名高档餐馆，我为它已投入了几百 万无法搬走的资产，我一个菜的毛利足够买一大桶好油，我的大差错会被媒体视为好题材，我每天还要琢磨如何对付那些自带苍蝇的敲诈者，让我用便宜一半的回收 油？除非被发现的概率为零，或者我脑子进水了。

如果我是个注重口碑和回头客、努力改善菜品的中小餐馆老板，我不会被媒体关注，我的客户也不 会拿着试纸来吃饭，毕竟从我这儿敲不到大竹杠，看来我有动机用回收油，但前提是客人凭感官无法察觉；但是，如果我是车站或景区边上专门服务过路客的大排 档，或者客人来我这里的唯一理由是价格低廉，或者他们干脆没有别的选择（比如看守所的食堂），那么，我可能就不在乎他们能否察觉了。

所以， 这里关键的变量是回收油的可识别性，凭外观即可识别，还是尝过就知道，是用廉价简易试纸可判，还是须用专业检测设备？第二个关键变量是成本差异，按报道引 用的数字，掺了一半回收油的食用油，成本低了25%，假设一份20块钱的菜用一两油，用地沟油大概可以把原料成本降低2%；这是很小的激励，但对于那些食 用油占其成本比例很高的餐馆，这个激励会放大，比如油炸食品和某些极度重油的川菜。

各种识别手段下被察觉的可能性，以及被察觉的代价，将决 定不同类型和定位的餐馆是否会冒险使用它；然而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调查来准确评估制造成本和可识别性，报道所描述的加工方法并未被专家重复过，因而成本结构 尚无法重建，餐馆买入回收油的总量和掺入的比例也未弄清，所有这些都有待更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

作为消费者，在获得更多信息之前，可以做 的是：避开仅以价格取胜的餐馆、或面向过路客的非连锁餐馆，避开油炸食品和重油菜品，比如水煮鱼和酸菜鱼，可能情况下选择知名餐馆或大型连锁店；从好的一 面看，每次食品安全危机都是品牌的机会，它让消费者更愿意为品牌支付溢价，相信在地沟油风波之后，餐饮企业也会找出更有效的取信于消费者的办法。

旱灾为何更容易被轻视？
辉格
2010年3月9日

云南6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仍在延续中，若无重大意外，旱情将持续到五月雨季来临；正在北京出席两会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相继向媒体表达了抗灾决心和有关政策措施，表示将不惜代价向缺水地区运水以保障其饮水安全，将兴建更多五小水利来提升旱区储水能力，并在未来积极推动金沙江滇中调水等大型引水工程。

由于去年秋天雨季降雨量偏少且提前结束，云南全省年降水量比平时少了30%，严重的地区甚至少了一半；云南原本就不是个多雨的地区，昆明年降水量仅相当于长沙的76%或广州的58%，且87%集中在夏秋雨季，这样，在错过半个雨季的雨量之后，便被迫面对长达半年的干旱。

后果相当严重，数千万亩农地成灾，一千多万亩耕地和林地绝收或报废，数千万人受灾，700多万人和300多万家畜饮水困难，300多万人因灾缺粮，农业直接损失已过百亿；在安排运水的同时，政府已开始组织省内农民去沿海务工，以省下部分水和粮食，这一点尤其凸显了局面之严重。

可以预料的是，最困难的时刻尚未到来，随着各地小水库的逐渐枯竭，雨季前的最后两个月将更加难熬；同时，在较轻的程度上，旱情也在贵州广西等西南其它地区蔓延和持续；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日益加剧的危机局面，其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反应，与其它自然灾害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受灾人数、在单一省份造成的损失与困难的规模而言，这次旱灾不亚于新世纪以来的历次水灾和雪灾，但它在全国乃至国际所引起的政府动员、媒体报道、公众关切，以及慈善组织的行动，都远远不如后者；对旱灾的报道，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全国性媒体的新闻头条中，在网络论坛中也很快沉底。

显然，旱灾缺乏突发性自然灾害所具有的传播学优势，因为它是慢性灾难；地震通过在瞬间摧毁大量财产和人命给人当头棒喝，事后挖掘救援受困者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战斗，与一个明确可见的敌人作战来挽救黎民于水火，这样的故事从来都是吸引目光和催人倾诉的最佳题材。

水灾也差不多，尽管降雨是分散的，但汇聚后的水流是集中的，洪水溃堤的打击是迅猛而真切的，抗洪指挥部里每分钟刷新的战报和指令更带给人们临阵作战的生动和紧迫感；相反，旱灾的后果需要长达数月的缓慢煎熬之后才逐渐显现，这期间拍不到惊心动魄的画面，也找不出千钧一发的悬念。

有经验的政治家，无论是民选的还是军事强人，都不会错过地震和水灾的场面；作为政治产业的从业者，处理突发灾难是证明政府的合法性和存在价值的极好机会，而作为政治市场的竞争者，缺席灾难现场而将上镜机会让给对手，将付出极高的代价，这与他在现场是否能真正起作用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卡特里娜之后的小布什一定深有体会。

正是在上述激励机制的引导下，各国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设计和行为方式，都被塑造为以“事件-响应”模式为主导的结构；与日常常规职能相比，突发事件处理不成比例占据了大量的财政、人力和政治关注资源；尽管在竞选纲领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深思熟虑的计划，但获选当政后，却一个个沦为救火队长。

这一机制同样作用于慈善业，与灾难的强大传播力相对应的，是公众的高昂捐款热情，它让那些专注于紧急灾难救助的慈善组织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额善款，而更多如旱灾这样缓慢渐进发展的灾难，却很难得到救助；激励机制的同构削弱了公共安全机制与慈善业的互补性，否则，它们通过错开方向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紧急和慢性灾难的激励差异，还可能导致更隐秘也更严重的政策后果，即，在评估一项水利工程的风险时，高估降低水灾风险的收益，而低估增加旱灾风险的代价；比如一个干流大水坝，可以利用库容减少水灾，同时却可能导致下游干旱，由于水灾因其突发性而在决策过程的意见和利益竞争中占据优先地位，下游很可能因此承担不公正的风险和代价。

要纠正上述激励差异所带来的扭曲，需要赋予慢性灾害的直接受害者以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机会，缓慢的煎熬或许不能打动旁观者，但当事人自己却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他们的关切和利益主张能在诸如水利工程的评估决策、公共安全机制的安排、抗灾预算的配置中，获得充分有效的表达，那么，慢性灾害就不至于被过度忽视。

昨天跟几个朋友又聊起报业危机这个老话题，我提出一个看法：

政治上，有一点可以肯定：第四权力正在瓦解，首先从报纸，然后（10年后？）从电视。

LW要求我澄清意思：

这个能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吗？

于是我就说了一堆很不成熟的想法，从下面一串串省略号中，你大概看得出，这些想法中，发散多于慎密，浮想联翩多于论证，原本打算等它更成熟更条理化后再发表，现在话既然说到这里了，不如拿出来权当抛砖引玉吧：

好吧。

对于gene，生殖器官是它的复制通道，不过雄性通道不值钱，因为精子成本很低，值钱的是卵子通道，所以，整个游戏就是争夺卵巢和子宫的战争，谁有能力控制子宫的入口，才真正算得上掌握了权力，紫禁城后宫可以控制上万条子宫通道，权贵富豪的后花园高楼闺房可控制几条几十条，需要下地干活的农民基本没指望实施控制……

meme开辟了另一个战场，最初的复制通道是口耳，分散程度很高，难以集中控制，但复杂冗长的故事还是很难背诵，所以巫师是第一代记者，所谓第四权力是他们发明的，但当时巫师的控制力还很弱；后来有了文字，有能力实施大规模奴役的国家也随之而出现，为啥？因为meme通道可以控制了……

接着造纸术和印刷术又改变了局面，它大幅降低了meme复制成本，权力分散化，于是有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商业繁荣……

但从上世纪初起，全国性大报再次扭转局面，接着六十年代全国性电视网加剧了这一趋势，meme通道再次集中化，此时人们开始谈论第四权力……

眼下正在发生的是另一次转变，但别太乐观，这未必会成为永久化趋势，随着技术发展，局面可能再次翻转，怎么翻法？不知道……

第四权力之所以称之为“权力”，是因为：其影响力不是由其观念的特性决定，而是由对meme通道的控制能力决定，尽管某些条件下这种控制能力最初来源于观念的特性……

任何集体主义的发展，必定要求复制单位（gene/meme）之复制通道的单一化，否则便难以成其事，对于gene，单一化的简单方法是阉割，我说过，若母亲希望她的儿子们团结的跟一个人似的，最好的办法是把除长子之外的儿子们都阉了，蚂蚁蜜蜂都是这么干的，工蚁都是蚁后的被阉割的姐妹，阉割也曾是人类实施大规模奴役的常规手段……

同样，对于meme，集体主义发展必定要求控制喉舌，我相信，在巫师年代，割舌头曾经普遍流行过，当然，今天已经有了更文雅的手法……

（按：这场动荡会让一批惯于以社会良心自居的美国愤怒文青丢掉饭碗，传媒商业化会更加深入，好，默多克万岁！） 新闻产业面临结构动荡 辉格 2008年7月4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演进和互联网的繁荣，传统新闻产业正遭受严重冲击。在美国，报纸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大量流失，许多报纸尤其是地方性报纸难以为继，最近麦克拉奇等多家报业集团先后宣布大幅裁员，芝加哥论坛报集团为摆脱财务困境而卖掉了其总部大楼，成了传统报业衰败的象征。与此同时，几大通讯社却显得异常活跃，并取得了不错的增长，彭博社迅速崛起，汤姆逊路透社合并为最大金融信息提供商，新闻集团则收购了道琼斯。看上去，新闻产业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动荡，这一状况值得引起国内媒体对自身前途的思考。 在技术上对新闻业造成冲击的有这样几个因素：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发展使新闻消费者提高了对信息及时性的要求，冲击了定期出版模式；汇集海量信息的内容和门户网站迫使传统媒体向其提供内容，否则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搜索引擎改变了信息组织和分发模式，因此也改变了广告投送模式；照相手机、家用DV和Web2.0大大丰富了新闻生产、发布和传播手段。 在传统模式下，一家报社拥有新闻业的几乎全部功能：他有通讯员网络因而是新闻发现者，有记者团队因而是新闻生产商，有分析和评论员因而是新闻增值服务商，有编辑部因而是新闻评估和筛选者，有定期出版物因而是新闻发布者，有发行部因而是新闻分销商，有广告版面和广告部因而是广告发布和销售者。不仅报社，广播和电视台等媒体也是如此，虽然每个企业内部有精细的分工，但企业之间却很少有分工。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全能作坊式新闻企业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今天，除非你能够发展成新闻集团式的多元化跨媒体新闻巨头，否则新闻企业必须为自己寻找恰当的定位，确立自己的关键资源与核心优势，才能在日益细化的行业分工中求得生存空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空间距离不再是保护地方性媒体的有效屏障，地理位置也将只是分化和聚合受众的众多维度之一。 地方和行业性媒体的优势在于拥有伸向各个角落的新闻触角，就像信息系统的传感器网络，他们应重点发展与通讯员、社区论坛和博客的关系；通讯社的优势是庞大的记者团队和全面及时海量的报道，他们是新闻业的富士康；传统大报的优势在于挖掘、跟踪、分析、领导舆论和品牌知名度，是新闻业的耐克；杂志的优势在于专业、权威、凝聚力和圈内影响力，是新闻业的米其林餐厅；门户优势是信息汇集和分类，是新闻业的沃尔玛；搜索引擎的优势是内容的按需投送，是新闻业的UPS。 随着信息采集成本的降低和Web2.0式发布渠道的繁荣，独立记者和自由撰稿人的发展空间将得到拓展，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更应发挥其在团队合作、新闻鉴别和筛选能力、内容质量、品牌知名度和舆论号召力等方面的优势，才能继续将目标受众和媒体人才继续吸引在自己周围，从而维持自身不可替代的地位。 明确了自己的定位与核心优势之后，媒体将能够应付产业结构变化和互联网冲击所带来的风险。比如，在以最快速度报道新闻事件方面，报纸注定拼不过通讯社，但报纸的长篇深度报道却是通讯社无法企及的，也是电视新闻的有限时间所容纳不下的。把资源集中在培育和发挥自己的核心优势上，收缩其他方面的结构和规模以便把成本降到最低，这是新闻企业在未来更加细化的行业分工格局中的生存之道，只要核心价值在，即使传统的发行量萎缩了，仍可以通过向互联网销售内容而保持收益。谷歌或许会垄断广告投送渠道，但谷歌永远离不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