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31】 @洪国荃：有朋友问我对芙蓉的评价：我从不骂芙蓉，她只是在北京打拼的女孩子，以名誉做成本，以挨骂为代价，演绎百姓的另类生存方式，她没偷没抢，没有伤害其他人，没有道德败坏，每逢有地震等灾难事件，她总会尽其所能献爱心，可以对她的出名方式有异议，但没有辱骂她的权利。 @tertio: 问题是，如果大多数人都像你这样，那芙蓉还能火起来，到处拿出场费么？ @whigzhou: 是啊，那样的话，名誉就不是成本，代价里也没了挨骂一项，生存方式也不再另类了 @whigzhou: 许多人将宽容误解为抛弃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甚至接受其价值观，这种理解确实很让人抓狂 @小野猪君: 没看懂这句“许多人将宽容误解为抛弃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宽容为啥还是抛弃了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应该是接受了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吧？ @whigzhou: 甲持有价值观A，乙持有价值观B，A与B对立，许多人将“乙应宽容对待甲”理解为“乙应放弃B”甚或“乙应接受A”

从得到的反应看，许多朋友不同意我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中的看法，而其中许多是出于对我所运用的几个概念的误解，试着再理一理吧。 1）价值。个人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源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这其中，他对“什么能给他带来幸福”的看法，我称之为“一阶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个人运用资源追求幸福”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我称之为“二阶价值”。 2）自由精神。它认为每个人对其拥有的资源的控制和运用它来追求幸福的机会，应该得到保护。显然，这是一种二阶价值，它未包括任何关于“什么是幸福”的判断，因而不是一阶价值。 3）慈善精神。它认为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应该向那些拥有很少资源的人转移部分资源，从而提高后者追求幸福的能力。同样，这也是一种二阶价值。 4）特定利他。你可以帮助某个特定的他人，比如让他开出一张最想要的东西的单子，然后全部或部分地买给他，或者更简单，直接送钱给他。 5）普遍利他。可是，如果你想无偏见的同时帮助所有人，那该怎么办呢？烧钱，躲在家里悄悄烧。钱是除你之外的全世界打给你的欠条，烧了它就无偏见的同时勾销了他们对你义务，换句话说，你克制了自己的欲望，而将运用资源追求幸福的机会无偏见的留给了别人。顺便说一句，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埋入地下并永不挖出来的吝啬鬼的行为，具有同样效果。 6）慈善性利他。根据（3），慈善行为应该几乎是一种普遍利他，它唯一不那么普遍的地方是，他帮助的对象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因而，其唯一可行的实现方式，是将在普遍利他中原本打算烧掉的钱，分给穷人。 7）偏袒效应。特定利他的累加不能构成普遍利他，因而也不能构成慈善性利他，这是因为任何特定利他行为都包含了偏袒效应；偏袒的意思不是帮了甲而没有帮乙，而是：在改善甲的处境的同时，恶化了乙的处境，或：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了穷人的其他处境。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说来话长，这里不啰嗦了，总之，只有直接发钱，并借助市场机制，才能避免偏袒效应。 不过或许有人会质疑，发钱也会有偏袒，有些人的需求很难用钱满足，发钱就很难真正让他们追求到幸福，这是不能成立的，慈善所关注的是加强穷人追求幸福所需的资源竞争能力，至于实际上能否追求到，不是慈善所能考虑的，假如你一心想着登月旅行，满足不了就痛不欲生，任何其他事情都缓解不了，因此而要求盖茨资助你10亿美元，这种要求虽很正当，却显然不是慈善事业所针对的。 8）再分配效应。我承认，即便无法避免偏袒效应，偏向性的慈善行为还是会使资源配置在总体上更倾向于穷人的需求，这是没错的，问题在于，慈善家是否理解其慈善行为的偏袒效应，如果理解并认为这是值得而必要的代价，那也无话可说，但通常他们并不了解，更何况许多偏袒效应还是十分剧烈的，一旦被揭示恐怕会令人震惊。 9）命名任意性。有人说，慈善精神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慈善行为不过就是慈善家实现自己的一阶价值的途径；当然，命名是无关紧要的，实现自我一阶价值，而不考虑穷人处境是否真的改善，被归类于慈善事业这种行为我称之为“特殊利益事业”，继续叫它慈善事业当然也可以，只要明白其中差别即可；我的重点是，驱动慈善家的最初动机通常是（3）所界定的慈善精神，而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更像特殊利益事业，而导致这一悖逆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某方面的洞察力，一旦其中奥妙被揭示，他们的想法或行动，都有可能会改变。

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去推动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并从中获得满足，旁人是难以置喙的；然而现在，他们正将自己的行动上升到道德层面，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构建一种道德氛围和舆论压力，让富人们都来追随他们的脚步，其规模甚至将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格局，这样，就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他们所推动的这一慈善潮流，对于其事业所针对的人群，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基于特定价值偏好的慈善机构，比如资助某个流派音乐的基金，旨在保护野生鹤类的基金等等，其实是特殊利益组织；而像盖茨、福特、洛克菲勒这样的超大型慈善基金，通常都不会将其宗旨限定在某种特殊价值偏好之上，而是设定一个诸如“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人类福利”这样笼统宽泛的目标，至少从宣称的目标看，他们旨在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爱好与追求是什么；所以，蕴涵在各种慈善行为中的慈善精神，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条价值观：帮助他人是好的，帮助穷人比帮助富人更好，除此之外，他们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正是在这两点上，人们常常对慈善行动做出错误判断；第一种错误是常说的合成谬误，即，帮助若干个人实现某方面的改善，累加起来就等同于整个群体在这方面的改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你资助100个学生去参加高考，其中70个考上了，这些个人的处境当然是改善了，但如果高校录取名额不变，整个中学生群体的升学机会并不会有任何改善。

所以实际上，你只是加强了一部分学生与其他学生竞争教育资源的能力；当然，有些慈善家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穷人在竞争中的地位，但这样问题又来了：穷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是因为他们没钱，因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最简捷办法就是给钱，这也是同时保持价值中立的唯一办法；不给钱而资助上学，等于是在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而我知道，这三千块钱花在教育上比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不经意中你已经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在他们身上了。

这种施加的后果常常出乎意料，由于资源总量有限，倾向性资助会大幅改变资源配置，结果处于价值盲区的那些条件恶化了；比如，《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就认为，由于盖茨基金会将医疗赞助的目标集中在死因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疾病上，而该基金的压倒性实力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急剧的吸引到攻克这些疾病的任务中，在短期内便导致其他医疗领域资源匮乏，服务质量下降，价格上涨，这恐怕不是盖茨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那么，通过恰当合理的计划来平衡资源配置，能否消除这种倾向性呢？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大规模资源配置这等复杂的问题，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市场，实际上，斯密在两百多年前便得出了这样的洞见：在市场中，唯一可以让你确信自己的确是在帮助他人的东西，就是价格信号，如果你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而自己又挣到了钱，就表明你在用最少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他人的需求。

然而对于慈善家们，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首先，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他们的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表达，其次，也更要命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市场环境，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履行，大跨度交易受到重重阻碍；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在斯密洞见的启发下，要秉持慈善精神而同时做到价值中立（这意味着不会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穷人的其他处境），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三件：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给穷人发钱，投资或经营盈利性企业。

如果我们放眼纵观世界，不需要多少洞察力，便可发现，那些吸引了最多慈善家目光的地区，和那些源源不断产生慈善家的地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制度；若不改变制度，不建立起码的市场环境，再多的慈善捐助都无法消除那些制度每时每刻在制造着的贫困、苦难和不公；遗憾的是，很少有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推动市场制度的建设，除INGKA之外的前三大慈善基金，全都将资源集中在医疗上；更可悲的是，在非洲，正是因为大量慈善和国际援助组织依靠当地政府和军阀来分发援助物资，大大强化了这些反市场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能力。

（按：三年前的文章，今天看起来显得幼稚、粗糙和散漫，但作为一段个人思考的记录，还是在朋友们面前袒露出来吧，这可以算是我个人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我从一个经济学的学生终于转变为行为学的学生） 人性：策略的遗骸？ 作者：辉格 2005年12月16日 经济学家以个人的选择作为分析的起点，指出人的行为由个人的偏好、所需付出的代价（价格）和他偿付代价的能力（财富）三个因素共同决定，某个人的某种行为受其代价影响的变动趋势，表现为需求曲线，与某种行为（或物品）相关的那条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被称为偏好。 和其它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如生物学、心理学、行为学、政治学——不同的是，经济学总是假定偏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并在此前提下，研究外部条件变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总和效果。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把个人作为选择的主体，并假定价格与财富不变时，个人的选择不会变，至于在给定的条件下个人为何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经济学家不感兴趣。 偏好不变假设是经济分析之锚，它使可验证的经济理论成为可能，失去了这个锚，经济学将变成套套逻辑，所以，面对一种经济现象时，凡逻辑上一致的经济学家，绝不会动用“偏好变动”来作出解释，因为他清楚，这是在拔锚，拔了锚的经济学就剩下一堆废话了。 但是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经济学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局部市场和短期变动中表现出其强大分析能力的同时，在解释人类的习俗、组织和制度的长期演变方面，几乎毫无作为；当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多个领域所向披靡之时，面对漫长而生动的人类历史，经济学家却只能望洋兴叹，新旧制度经济学家们长期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行为、组织和结构演化方面势如破竹般的进展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是偏好不变假设把经济学局限在了短期领域内，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要解释习俗和制度演变这些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就必须放弃偏好不变假设，但要命的是经济学迄今为止以此假设为锚，如何能放弃？ 过去的一百年中，古典音乐的听众比例下降了，各种通俗音乐的热爱者急剧增加；二十年前，大量中国青年急切的脱去绿军装，换上喇叭裤；近几年，又有许多当初的年轻人开始热衷于扭秧歌、唱长征组歌、吃毛家菜。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经济学家除了说一句“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吗？ 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相比，经济学家是不幸的，他们的理论锚泊在一个松软飘忽的基础之上。生物学家则幸运得多，自从道金斯提出自私基因理论之后，进化生物学便有了一个坚硬清晰的内核，有了自私基因这个可靠的锚，生物学家要做的就是构想选择机制和建立数学模型了，可以勇往直前地去解释整个生物进化史。人类学的工作虽没生物学家的那样清晰简洁，然而人类学家眼中的原始人与经济学家的理性人模型大为不同，原始人与其说是在按个人的意志行动，不如说是生活在迷信之中，人的全部行为由几项基本需求所驱动，被程序化的禁忌和巫术牢牢锁定在既定的模式之中。弗雷泽把原始人的需求归结为：风调雨顺、土地丰产、生育能力、人身和财产安全、战争胜利，然后用两条基本信念——顺势感应和传递感应——便解释了原始社会的大量巫术和禁忌。 大脑的发展使人具有了思维能力，基因们开发出这种能力是“为了”让人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随机应变，以提高生存和繁殖的机会，而人一旦具有了这一能力，便开始摆脱基因的控制，按自己的意图行事，这使人与其他动物有了根本区别，基因如果有灵，得知现代人已经狡猾到在享受性快感的同时用避孕套防止生育，一定会为当初的失策懊恼不已。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需求不再限于几种基本的生存和生殖需求，而变得丰富多样，难以捉摸；随着理性的进步，现代人更多的按理性的判断作出选择，不再牢牢受制于禁忌和巫术，他们更多的说：“我喜欢这样”，“我对此不感兴趣”， “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诸如此类，他每天面临各种选择，在选择中表现出他的个性和偏好。而动物没有偏好，没有价值观，在那里，基因是唯一的尺度，生物经济学中，不需要等优曲线，所有行为的价值，都可以折算成基因预期复制率而进行直接的基数度量。 可是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假定人有自由意志，是选择的主体，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至于这些需要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不关心，也不做任何事先的规定，而只是通过人的行为事后推测他的偏好，描绘出需求曲线和等优曲线，并认为在相同的条件下，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是微观分析的基本原理，离开这一条，经济解释和预测将变得不可能。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当我们面临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比如制度演化问题——时，不放弃偏好不变假设，就难以作出良好的解释。 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是否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锚，使我们能对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作出科学解释？ 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乐观的，我的乐观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文明发展，理性进步，科学和技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精神状态，进步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每个人的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进而考察我们的社会赖以维系和运行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诚实的判断仍然是，（在绝大程度上）人是按习惯而非理性生活，社会是由习俗和传统而非理性设计的结构所维系，即使是我们引以为理性之傲的科学，当它离开那个封闭的科学群体，被用于指导日常生活时，也无异于一种新的迷信。 诚然，我们借助科学技术改善生活，然而，当我们省吃俭用去供养孩子上学，当我们不顾工作繁忙路途遥远每年中秋都回家与父母团聚，当我们向有困难的朋友伸出援手，我们果真是进行了一番利益得失的算计之后方才作出决定？ 如果人是按习惯生活的，那么习惯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那些隐藏在人的行为背后，指导人作出选择，从而决定人的行为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牢靠的锚泊处，来研究人性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生物学。自私基因理论将生物个体描述为一架生存机器，基因们操纵它达到最大限度自我复制的目的，因此，所有生物性状都被解释为达到上述目的的生存和繁殖策略。然而生物，尤其是低等生物，不是一种实时的决策机器，其行为策略在性细胞结合时一次制订并固化在DNA中，此后个体的发育和行为完全按此行事，对同类刺激永远作出相同的反应，而不顾结果如何，如果愿意，可以把这叫做绝对的迷信和教条主义。基因通过随机变异形成各种僵化的行为模式，接受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淘汰后获得适应性，这是生物进化的一般过程，所以，迷信和教条是生物的古老本性，一种性状一旦形成，在种群被淘汰或者有关基因被代替之前，始终不变的代代相传。 应激性、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发展，使情况有所变化，动物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对特定情境作出个别的实时判断的机会和能力，高等动物的许多行为模式（比如捕食技巧）由后天经训练习得，而非全部预先固化在基因里；语言的出现使更多的生存策略通过不是以DNA编码的形式，而通过代代之间言传身教而得以延续，这样，文化便成了基因之外的另一条在时间之河中传递生存策略的途径。虽然技能的训练和习俗的传承不如DNA复制那般精确，然而在人类早期社会，行为模式的代际复制，其稳定性让我们能够以处理基因的类似方式来处理文化和习俗，以文化因素的传播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历史因而成为可能。 高等生物的个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其各个部分的存在都最终服务于基因目标，但是如果从一个系统设计者的角度看，将发现系统实际上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自己的激励机制和功能结构，这些子系统各自独立的实现一种行为模式，然后在恰当的组合下服务于最终的生存和繁殖目标，这种从终极目标向次级目标分解，已经导致了很复杂的多层目标体系，虽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但中间性的次级目标在实际行为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使他们看上去好像具有独立的“价值”。 比如大型食肉动物捕食本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服务于最终的生存目标，由饥饿感所驱动。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捕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寻找猎物、追击、击杀、分解和进食——已经分化成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系统，比如，一只被喂饱了的猫，仍会本能地寻找形似老鼠的物品，并作出扑、扼、撕、拖等一连串已经程序化的捕杀动作，一只食道被束缚的鱼鹰，仍会本能地重复捕鱼动作，尽管这已不能为它自己带来食物。 人类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种舞蹈，最初可能被用作指向某个次级目标——比如求雨或谋求战争胜利——的模仿感应巫术，从舞蹈行为中获得的欢愉感为此提供了激励，可一旦它被采用并代代相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目标而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舞蹈的欢愉和适当的外部信号就能不断激发出同样的行为。很多传统节日和公共仪式都起源于感应巫术，它们最初都是服务于生存总目标的某个行为子系统，久而久之，才渐渐脱离原有目标而独立。 在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这种次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脱离是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限制的，完全脱离了终极目标的子系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改造而另作他用。但是在人类社会，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物种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思维与协作能力，这一不成比例的优势使得人类在其他方面所受到的、由自然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被大大放松了，大脑、语言、火的使用、工具、协作组织，这些带给人的超强生存能力，使得人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弱点被保留下来而免遭自然选择所淘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行为模式脱离原先所服务的次级目标而长期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原始习俗，其中有些看来非常荒谬，而且显然没有生物学价值，如果没有人类的巨大生存优势所导致的限制松弛，很难相信这些习俗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导致种群灭绝。 其次，大脑的发展使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越来越多地按自己的意图安排生活，而逐渐摆脱基因给他设计好的行为模式，甚至开始与自身的生物属性相抗争，而上面所说的限制松弛，为自由意志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人类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生活在富裕之中，他们更少受到生存压力的制约，从而，那些摆脱了生物目标而获得独立价值的文化元素，在富裕阶层中获得了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脱离生物性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发展起来，各种爱好、口味、情趣、个性出现了。 一个习惯于观察生物行为的人，将发现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再也无法用生存和繁殖目的来作出解释了。拥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观的人，似乎与其他生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哲学家把人的这种特殊性叫做人性。 从人自身的角度看，价值观本身具有终极的意义，不需要用其他东西来解释，相反，它就是用来解释其他东西的——比如人的行为、人的选择。一个人喜欢古典音乐或者热爱摇滚乐，喜欢清淡的淮扬菜或者浓烈的川菜，这都不需要理由。另一方面，从观察者的角度看来，人性，是否完全飘忽不定，无章可循？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我们沿着上面的发展过程思考，就会对此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是的，人的价值观，多半是先前的某种生存策略，在自然选择的约束松弛后留下的遗骸。这一规律，对于人性中愈是稳定和普遍的元素，就愈是有效。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曾有无数的策略被采用，其中有些（或许是绝大部分）随着竞争条件的改变被抛弃了，而有一些则因为具备独立自足的激励机制，虽然其最初服务的目标已经改变或废弃，策略本身却被保留下来而成为人的价值集合的一个元素。假如我们把某一代人叫做Gi，他们拥有的价值集合叫做Vi，他们为了实现这些价值所采用的策略集合叫做Si，那么，他们与若干代之后的另一代人（Gj）的价值集（Vj）之间应该存在这样的关系：

Vj = V’i + S’i     （其中V’i，S’i分别是Vi和Si的子集）

当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森林中以采摘果实为生时，发展出了对鲜艳色彩的偏好，这一偏好一直保留到现在，红橙蓝绿带给我们温馨，而灰白色调总是让我们感到沉闷和忧郁；我们对甜食的偏好也是来自那个素食的年代，而对各种脂肪的芳香作出垂涎欲滴的反应，则是被设计来适应草原食肉生活，如今，尽管高糖和高脂肪食物已经危害到许多人的健康，他们对之仍痴心难改。 数百万年过去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蜕变和叠加，我们如今的价值观集合就建立在这累累遗骨之上，每个个人拥有其中的一个子集，不同的子集之间存在着大量共同的元素，那些最普遍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就被称作人性。它仍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策略被采用，昨日的武器变成今天的装饰，今朝功成名就的明星明天就被固化为偶像，生存的技巧凝固为生活方式，如同珊瑚虫留下的骸骨，千重万叠，接受漫长岁月的冲刷，终于堆叠起这个灿烂文明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