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31】
@洪国荃:有朋友问我对芙蓉的评价:我从不骂芙蓉,她只是在北京打拼的女孩子,以名誉做成本,以挨骂为代价,演绎百姓的另类生存方式,她没偷没抢,没有伤害其他人,没有道德败坏,每逢有地震等灾难事件,她总会尽其所能献爱心,可以对她的出名方式有异议,但没有辱骂她的权利。
@tertio: 问题是,如果大多数人都像你这样,那芙蓉还能火起来,到处拿出场费么?
@whigzhou: 是啊,那样的话,名誉就不是成本,代价里也没了挨骂一项,生(more...)
【2011-10-31】
@洪国荃:有朋友问我对芙蓉的评价:我从不骂芙蓉,她只是在北京打拼的女孩子,以名誉做成本,以挨骂为代价,演绎百姓的另类生存方式,她没偷没抢,没有伤害其他人,没有道德败坏,每逢有地震等灾难事件,她总会尽其所能献爱心,可以对她的出名方式有异议,但没有辱骂她的权利。
@tertio: 问题是,如果大多数人都像你这样,那芙蓉还能火起来,到处拿出场费么?
@whigzhou: 是啊,那样的话,名誉就不是成本,代价里也没了挨骂一项,生(more...)
从得到的反应看,许多朋友不同意我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中的看法,而其中许多是出于对我所运用的几个概念的误解,试着再理一理吧。
1)价值。个人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源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这其中,他对“什么能给他带来幸福”的看法,我称之为“一阶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个人运用资源追求幸福”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我称之为“二阶价值”。
2)自由精神。它认为每个人对其拥有的资源的控制和运用它来追求幸福的机会,应该得到保护。显然,这是一种二阶价值,它未包括任何关于“什么是幸福”的判断,因而不是一阶价值。
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more...)
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去推动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并从中获得满足,旁人是难以置喙的;然而现在,他们正将自己的行动上升到道德层面,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构建一种道德氛围和舆论压力,让富人们都来追随他们的脚步,其规模甚至将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格局,这样,就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他们所推动的这一慈善潮流,对于其事业所针对的人群,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基于特定价值偏好的慈善机构,比如资助某个流派音乐的基金,旨在保护野生鹤类的基金等等,其实是特殊利益组织;而像盖茨、福特、洛克菲勒这样的超大型慈善基金,通常都不会将其宗旨限定在某种特殊价值偏好之上,而是设定一个诸如“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人类福利”这样笼统宽泛的目标,至少从宣称的目标看,他们旨在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爱好与追求是什么;所以,蕴涵在各种慈善行为中的慈善精神,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条价值观:帮助他人是好的,帮助穷人比帮助富人更好,除此之外,他们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正是在这两点上,人们常常对慈善行动做出错误判断;第一种错误是常说的合成谬误,即,帮助若干个人实现某方面的改善,累加起来就等同于整个群体在这方面的改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你资助100个学生去参加高考,其中70个考上了,这些个人的处境当然是改善了,但如果高校录取名额不变,整个中学生群体的升学机会并不会有任何改善。
所以实际上,你只是加强了一部分学生与其他学生竞争教育资源的能力;当然,有些慈善家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穷人在竞争中的地位,但这样问题又来了:穷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是因为他们没钱,因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最简捷办法就是给钱,这也是同时保持价值中立的唯一办法;不给钱而资助上学,等于是在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而我知道,这三千块钱花在教育上比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不经意中你已经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在他们身上了。
这种施加的后果常常出乎意料,由于资源总量有限,倾向性资助会大幅改变资源配置,结果处于价值盲区的那些条件恶化了;比如,《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就认为,由于盖茨基金会将医疗赞助的目标集中在死因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疾病上,而该基金的压倒性实力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急剧的吸引到攻克这些疾病的任务中,在短期内便导致其他医疗领域资源匮乏,服务质量下降,价格上涨,这恐怕不是盖茨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那么,通过恰当合理的计划来平衡资源配置,能否消除这种倾向性呢?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大规模资源配置这等复杂的问题,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市场,实际上,斯密在两百多年前便得出了这样的洞见:在市场中,唯一可以让你确信自己的确是在帮助他人的东西,就是价格信号,如果你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而自己又挣到了钱,就表明你在用最少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他人的需求。
然而对于慈善家们,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首先,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他们的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表达,其次,也更要命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市场环境,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履行,大跨度交易受到重重阻碍;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在斯密洞见的启发下,要秉持慈善精神而同时做到价值中立(这意味着不会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穷人的其他处境),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三件: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给穷人发钱,投资或经营盈利性企业。
如果我们放眼纵观世界,不需要多少洞察力,便可发现,那些吸引了最多慈善家目光的地区,和那些源源不断产生慈善家的地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制度;若不改变制度,不建立起码的市场环境,再多的慈善捐助都无法消除那些制度每时每刻在制造着的贫困、苦难和不公;遗憾的是,很少有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推动市场制度的建设,除INGKA之外的前三大慈善基金,全都将资源集中在医疗上;更可悲的是,在非洲,正是因为大量慈善和国际援助组织依靠当地政府和军阀来分发援助物资,大大强化了这些反市场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能力。
柏林墙不是篱笆,是铁窗
辉格
2009年11月9日
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纪念庆祝与回顾反思铺天盖地;有人说,有形之墙虽已拆除,无形之墙却依然牢固,所谓无形之墙或心中之墙,是说人与人之间价值观的隔阂与对立,无论是种族的、文化的,还是地域的,在他们看来,无形之墙一日不倒,人类博爱和世界大同便遥遥无期;还有人说,旧墙拆了,新墙却仍在不断建造,比如北约军事边界、导弹防御系统,比如以色列边境隔离墙、美国墨西哥边境墙,等等,他们因此而质疑,冷战结束二十年来,世界是否果真变得更好了?冷战(more...)
柏林墙不是篱笆,是铁窗
辉格
2009年11月9日
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纪念庆祝与回顾反思铺天盖地;有人说,有形之墙虽已拆除,无形之墙却依然牢固,所谓无形之墙或心中之墙,是说人与人之间价值观的隔阂与对立,无论是种族的、文化的,还是地域的,在他们看来,无形之墙一日不倒,人类博爱和世界大同便遥遥无期;还有人说,旧墙拆了,新墙却仍在不断建造,比如北约军事边界、导弹防御系统,比如以色列边境隔离墙、美国墨西哥边境墙,等等,他们因此而质疑,冷战结束二十年来,世界是否果真变得更好了?冷战曾把地球分割成两个世界,当今的文明冲突岂不是在人间竖立了更多的屏障?
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却完全没有抓住柏林墙问题的关键;把所有隔阂看作博爱与宽容的障碍,呼吁拆除一切阻隔与屏障,听上去很浪漫,却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价值观差异与隔阂无处不在,永难消除,一个良好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价值观之间和平共存,河井不犯,不是什么博爱与大同;阻隔本身并不邪恶,英谚说得好,没有篱笆便没有朋友,适当的边界与屏障,恰恰是不同价值观与不同利益主体和平共存的必要条件。
柏林墙之邪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价值观冲突,而是因为它象征着政府对待人民之价值分歧的粗暴方式:它不仅将一套人民不愿接受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还用一道高墙阻止他们逃离家园,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柏林墙之邪恶,不是因为它试图阻挡外来威胁和外人进入,它不是一道篱笆,它试图阻挡的决心逃离这个体制的本国人民,这是极其罕见的做法,才是柏林墙区别于其它各种藩篱的独特之处,它是一扇铁窗,昭示着这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牢笼;今天我们纪念它的倒塌之时,切不可忘记这一点。
价值观的差异,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源泉,个人持不同的价值观,按价值取向选择交往相处的对象,组成各自的圈子和社区,甚至另辟家园,与世隔绝,这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由此而造成的隔阂,并非社会之不幸或冲突之渊薮;相反,把价值取向迥异的人们强行捏合到一起,强求他们接受共同的生活方式,常常造成许多真正的冲突和不幸,西方国家公立义务教育的历史,便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案例。
政府强制实行的种族同校政策,不仅使课堂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还导致了大量学生间冲突和校园暴力,强制种族同校貌似拆除了种族间的藩篱,实则将西方公立学校的校园围墙,变成了一道推行单一价值体系的新柏林墙;在这道墙里面,宗教经典被禁止教授,传统宗教节日被禁止纪念,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服装、头巾、小帽,也被许多学校禁止佩戴;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我们居然是在美国校园里找到了它的相似物,这不仅令人惊讶,也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基于传统或个人选择而生活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有权建造一道篱笆,来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外人冲击和侵犯,牧场围栏、导弹防御、边境墙,皆属此类,将这种篱笆类比于柏林墙,是在混淆是非;恰当的防御措施,是防止旁人萌生侵犯意图的必要条件,防御和均势历来是和平的最大保障,没有篱笆就没有和平;把对柏林墙的鄙弃和痛恨,引向所谓“拆除一切围墙”的呼吁,这种充满乌托邦浪漫情调的绥靖主义,将在破坏和平的基础,也误解了柏林墙的性质所在。
(按:三年前的文章,今天看起来显得幼稚、粗糙和散漫,但作为一段个人思考的记录,还是在朋友们面前袒露出来吧,这可以算是我个人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我从一个经济学的学生终于转变为行为学的学生)
人性:策略的遗骸?
作者:辉格
2005年12月16日
经济学家以个人的选择作为分析的起点,指出人的行为由个人的偏好、所需付出的代价(价格)和他偿付代价的能力(财富)三个因素共同决定,某个人的某种行为受其代价影响的变动趋势,表现为需求曲线,与某种行为(或物品)相关的那条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被称为偏好。
和其它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如生物学、心理学、行为学、政治学——不同的是,经济学总是假定偏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并在此前提下,研究外部条件变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总和效果。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把个人作为选择的主体,并假定价格与财富不变时,个人的选择不会变,至于在给定的条件下个人为何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经济学家不感兴(more...)
Vj = V’i + S’i (其中V’i,S’i分别是Vi和Si的子集)
当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森林中以采摘果实为生时,发展出了对鲜艳色彩的偏好,这一偏好一直保留到现在,红橙蓝绿带给我们温馨,而灰白色调总是让我们感到沉闷和忧郁;我们对甜食的偏好也是来自那个素食的年代,而对各种脂肪的芳香作出垂涎欲滴的反应,则是被设计来适应草原食肉生活,如今,尽管高糖和高脂肪食物已经危害到许多人的健康,他们对之仍痴心难改。 数百万年过去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蜕变和叠加,我们如今的价值观集合就建立在这累累遗骨之上,每个个人拥有其中的一个子集,不同的子集之间存在着大量共同的元素,那些最普遍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就被称作人性。它仍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策略被采用,昨日的武器变成今天的装饰,今朝功成名就的明星明天就被固化为偶像,生存的技巧凝固为生活方式,如同珊瑚虫留下的骸骨,千重万叠,接受漫长岁月的冲刷,终于堆叠起这个灿烂文明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