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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性竞争强度

【2015-08-03】

@海德沙龙 人类男性间的性竞争强度历来很高,而且远远高于女性,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留下后代的男性数量大概只有女性的1/4-1/3,不过这份最新研究显示,农业起源之后不久,男性间的性竞争强度突然急剧提高,背后原因引人深思……

@侯杨方: 根据明朝徽州的户口册,我算出临终时,只有三分之一成年男子有男性后代。

@whigzhou: 哇~

@大音希声声声:貌似黑非洲没有经历过长时期的农业文明,是否他们的基因就还比较多样性…所以…接下去就有点政(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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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03】 @海德沙龙 人类男性间的性竞争强度历来很高,而且远远高于女性,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留下后代的男性数量大概只有女性的1/4-1/3,不过这份最新研究显示,农业起源之后不久,男性间的性竞争强度突然急剧提高,背后原因引人深思…… @侯杨方: 根据明朝徽州的户口册,我算出临终时,只有三分之一成年男子有男性后代。 @whigzhou: 哇~ @大音希声声声:貌似黑非洲没有经历过长时期的农业文明,是否他们的基因就还比较多样性…所以…接下去就有点政治不正确了…… @whigzhou: 下撒哈拉非洲的农业历史并不短,班图语系各族有很长农耕史,尼罗-撒哈拉语系各族则有很长畜牧史,后者甚至已独立发展出了乳糖耐受 @whigzhou: 非洲的基因多样性最高,是因为她是智人的发源地,发源地多样性最高,这是进化的普遍现象,包括文化进化也是,比如波利尼西亚语在其发源地台湾的多样性,比台湾以外的全部波利尼西亚语加起来还高 @whigzhou: 班图大扩张就是农业民族从西非向东向南扩散的过程,和东亚类似,尼罗语牧民也在不断向南侵袭,但不同的是,非洲的热带雨林(及其孳生的病原体)构成了此类大规模扩张/替代的巨大屏障,所以欧亚大陆那种规模和频率的大清洗就较少发生,这大概也为非洲保留了更多多样性  
女字旁与母系

周末在大象公会吃烤肉时,@段宇宏 段总提到对我否定母系阶段论的文章的一种质疑:

华夏上古八姓(姜、姬、姚、嬴、姒、妘、妫、妊)都是女字旁的,这难道不是远古存在母系社会的证据吗?

当时我用一个笼统的理由搪塞了过去,事后想起来,感觉不满意,昨晚又使劲想了下这问题。

在重新考虑了有关古代姓氏的如下几个要点之后——

1)代表血缘群体;
2)代表血缘群体的地方分支;
3)周代实行“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
4)组成周代个人称谓的几个成份:姓、氏、行(即排行)、名、字;完整称谓包括所有这些成分,但日常称谓只包括部分成份;
5)周代男性日常称谓一般是氏+名,或(成年后)氏+字,其中不包括姓;
6)周代女性日常称谓一般是氏+姓(比如虞姬夷姜戴妫敬姒葛嬴偪姞),或行+姓(比如 标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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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大象公会吃烤肉时,@段宇宏 段总提到对我否定母系阶段论的文章的一种质疑:

华夏{{上古八姓}}(姜、姬、姚、嬴、姒、妘、妫、妊)都是女字旁的,这难道不是远古存在母系社会的证据吗?

当时我用一个笼统的理由搪塞了过去,事后想起来,感觉不满意,昨晚又使劲想了下这问题。 在重新考虑了有关古代姓氏的如下几个要点之后——

1){{姓}}代表血缘群体; 2){{氏}}代表血缘群体的地方分支; 3)周代实行“{{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 4)组成周代个人称谓的几个成份:姓、氏、行(即排行)、名、字;完整称谓包括所有这些成分,但日常称谓只包括部分成份; 5)周代男性日常称谓一般是氏+名,或(成年后)氏+字,其中不包括姓; 6)周代女性日常称谓一般是氏+姓(比如{{虞姬}},{{夷姜}},{{戴妫}},{{敬姒}},{{葛嬴}},{{偪姞}}),或行+姓(比如{{孟姜}},{{孟姬}}),其中必定包括姓;

突然发现了令我满意的答案: 用来表示上古八姓的汉字都有女字旁,不是因为姓代表了母系血缘群体,而是因为周代只有称呼女性时才会提到姓,称呼男性时只用氏不用姓,所以表示姓的汉字只会出现在女性称谓中,于是这些汉字后来就被加上了“女”这个义旁。 需要强调一点:许多汉字的义旁都是后来加上去的,比如“姓”字的女子旁,金文里是没有的,金文里“百姓”写作“百生”。
[大象]猎头,一个霍布斯的诅咒

猎头,一个霍布斯的诅咒
辉格
2014年10月6日

 

【首级的用途】

在战争中割取敌人头颅,是古代社会非常普遍的做法;这么做的动机有很多,在命运叵测的古代战场上,信心和勇气等心理状态往往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一颗拎在手里或悬在腰间的血淋淋头颅,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撼。

对于有组织成规模的军队,首级常是论功行赏的凭证,而对于职业武士,或者人人都是战士的部落社会,首级更多被用作炫耀个人武功的战利品,证明自己在战场上亲手杀死过敌人,在一个安全、利益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武力的社会,证明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新几内亚部落民将猎得的头颅作为装饰品挂在房间里,就像猎人喜欢把鹿头挂在墙上一样。

不过,这种勇武和胆魄的证据若想长期保存,整颗头颅就太不方便了,于是有了各种简化的办法;欧亚草原民族比如斯基泰人(Scythians)和匈奴人,只保存头盖骨的颅顶半球,沿眉骨切下做成饮器,纪念和实用兼顾,对于非定居民族,这不失为节省携带空间的好方法;头骨饮器后来在藏传佛教密宗那里演变成了宗教法器嘎巴拉碗,被用于灌顶仪式。

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则选择割取颅顶的一小块头皮,制作成舞蹈仪杖的缨穗,或装饰战袍和马辔的流苏;相比之下,亚马逊丛林部落似乎更看重头颅的本来面目,因而其保存的战利品在视觉效果上更为具象,他们将所猎首级剔除头骨、留下皮肉,经用草药浸泡、填塞、烟熏之后,珍藏起来,用于宗教和节庆仪式。

展示猎头记录的徽章,也可以符号化的形式存在,只要有战友乐意作为目击证人而作证,以符号代替实物作为证据便是可行的;吕宋山区的伊戈罗特人(Igorots)将猎得头颅集中悬挂在村社公共大屋外的旗杆上,因而个人只能以一种特殊样式的文身作为猎头徽章;他们的邻居伊隆戈人(Ilongots)则用一种红嘴犀鸟头骨制成的耳环承担这一职能。

【当猎头成为风俗】

通常,获取首级并制作成战利品的做法,只是伴随于战争和部族间冲突的副产品,但在某些社会,比如发源于台湾后来广布于东南亚和太平洋的诸多南岛民族(Austronesian)中,一种专以猎取和收集头颅为目的的杀戮行动沿袭成风,乃至发展成著名的猎头(headhunting)习俗,台湾原住民称之为“出草”,几年前此俗曾因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表现而广为人知。

在流行猎头俗的民族中,猎取头颅成了对其他群体发动袭击的动机而非结果,收集更多头颅本身被视为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成功猎头并取得相应文身、饰物或头衔,成了男孩成长为真正男人和合格战士的前提,甚至是娶妻成家之前需要完成的大事之一(尽管未必是必要条件),这就激发了年轻人参与猎头行动的极大热情。

猎头俗无疑加剧了这些民族的群体间冲突,引发和延续着连绵不绝的血仇循环,最糟糕的情况下,猎头心切的年轻人常常拿来访的客人下手,以至破坏群体间联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地方政治秩序赖以维持的仅有资源,结果,每当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新一轮猎头浪潮兴起,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秩序便荡然无存,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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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头,一个霍布斯的诅咒 辉格 2014年10月6日   【首级的用途】 在战争中割取敌人头颅,是古代社会非常普遍的做法;这么做的动机有很多,在命运叵测的古代战场上,信心和勇气等心理状态往往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一颗拎在手里或悬在腰间的血淋淋头颅,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撼。 对于有组织成规模的军队,首级常是论功行赏的凭证,而对于职业武士,或者人人都是战士的部落社会,首级更多被用作炫耀个人武功的战利品,证明自己在战场上亲手杀死过敌人,在一个安全、利益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武力的社会,证明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新几内亚部落民将猎得的头颅作为装饰品挂在房间里,就像猎人喜欢把鹿头挂在墙上一样。 不过,这种勇武和胆魄的证据若想长期保存,整颗头颅就太不方便了,于是有了各种简化的办法;欧亚草原民族比如斯基泰人([[Scythians]])和匈奴人,只保存头盖骨的颅顶半球,沿眉骨切下做成饮器,纪念和实用兼顾,对于非定居民族,这不失为节省携带空间的好方法;头骨饮器后来在藏传佛教密宗那里演变成了宗教法器嘎巴拉碗,被用于灌顶仪式。 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则选择割取颅顶的一小块头皮,制作成舞蹈仪杖的缨穗,或装饰战袍和马辔的流苏;相比之下,亚马逊丛林部落似乎更看重头颅的本来面目,因而其保存的战利品在视觉效果上更为具象,他们将所猎首级剔除头骨、留下皮肉,经用草药浸泡、填塞、烟熏之后,珍藏起来,用于宗教和节庆仪式。 展示猎头记录的徽章,也可以符号化的形式存在,只要有战友乐意作为目击证人而作证,以符号代替实物作为证据便是可行的;吕宋山区的伊戈罗特人([[Igorots]])将猎得头颅集中悬挂在村社公共大屋外的旗杆上,因而个人只能以一种特殊样式的文身作为猎头徽章;他们的邻居伊隆戈人([[Ilongots]])则用一种红嘴犀鸟头骨制成的耳环承担这一职能。 【当猎头成为风俗】 通常,获取首级并制作成战利品的做法,只是伴随于战争和部族间冲突的副产品,但在某些社会,比如发源于台湾后来广布于东南亚和太平洋的诸多南岛民族([[Austronesian]])中,一种专以猎取和收集头颅为目的的杀戮行动沿袭成风,乃至发展成著名的猎头([[headhunting]])习俗,台湾原住民称之为“出草”,几年前此俗曾因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表现而广为人知。 在流行猎头俗的民族中,猎取头颅成了对其他群体发动袭击的动机而非结果,收集更多头颅本身被视为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成功猎头并取得相应文身、饰物或头衔,成了男孩成长为真正男人和合格战士的前提,甚至是娶妻成家之前需要完成的大事之一(尽管未必是必要条件),这就激发了年轻人参与猎头行动的极大热情。 猎头俗无疑加剧了这些民族的群体间冲突,引发和延续着连绵不绝的血仇循环,最糟糕的情况下,猎头心切的年轻人常常拿来访的客人下手,以至破坏群体间联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地方政治秩序赖以维持的仅有资源,结果,每当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新一轮猎头浪潮兴起,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秩序便荡然无存,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 如此奇特的习俗何以能够存续?假如我们(像人类学家那样)去问猎头者自己,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答案,都与某种迷信有关:这样才能让死去祖先的鬼魂安心,不至降祸于子孙;收藏头颅可以控制被杀敌人的灵魂,使其不再成为祸害;从敌人头颅中获取对方鬼魂神秘力量,增强战士的勇气和战斗力;等等。 猎头者或许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但这远不是可以让人满意的解释,考察任何习俗时都需要留意的是,切不可把实践者的信念当作习俗存在的理由,否则我们只能得到最肤浅的理解,考虑如下事实即可领会这一点:与猎头有关的迷信五花八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可是这些大异其趣的迷信却引出了如此相似的行为,其背后必定另有原因。 【霍布斯的诅咒】 从政治形态中似乎可以看出些端倪,有关那些盛行猎头俗的社会的民族志描述中,有一个共同点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们几乎全都缺乏超出最小血缘群体之上的政治结构,社会组织仅限于村社或游团(band)层次,规模都在邓巴数之下,没有政府,没有习惯法或其他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没有稳固的政治联盟,总之,没有任何可以维持最低和平秩序的制度元素。 这大概是最接近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设想的“自然状态”的局面了,只需一个小小修正: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换成更准确的“所有小群体对所有小群体的战争”;实际上,近二十年多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这正是前国家社会的基本形态,尽管程度有所不同。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随着探险和殖民活动的展开,欧洲传教士和殖民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前文明社会广泛存在的暴力现象,对猎头和食人习俗尤为震骇,从美洲、大洋洲、非洲、东南亚,类似情景反复出现;1901年,一批传教士在新几内亚南部面积仅47平方公里的小岛戈阿里巴里([[Goaribari]])上,发现了一万多颗被收藏在村庄公共长屋里的头骨。 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在亚马逊丛林对亚诺玛米人([[Yanomami]])做了三十多年田野研究,生态学家在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从事了数十年鸟类研究,他们都有着与当地土著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有机会对其行为和社会状态作贴近而细致的观察,他们对这些社会连绵不断的暴力冲突得出了同样的观感和评论:暴力和恐惧无处不在,越出村社边界的旅行极度危险。 在1996年出版的《前文明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一书中,古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利用广泛的考古记录和人类学材料对上述状况做了系统性考察,得出了同样结论;2011年,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我们的善良天性》([[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提供了更多更广泛的数据再次确认了这一判断:前文明无政府社会近乎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猎头的功能】 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猎头俗可以为其实践者带来好处;首先是个人的好处,成功猎头者的名声,以及它所标示的勇气和战斗力,可以吓阻潜在攻击者,降低自己和家人受攻击的机会;同时,这一名声也可以让社区成员相信他是一名优秀战士,因而也就是有价值的战友或亲属,因为他更可能帮助团伙在战斗中取胜,也更可能为亲属提供庇护。 所有这些,都可能为猎头者在群体中赢得敬畏、尊重和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会让他成为更受欢迎的夫婿,不仅因为他更有能力保护妻儿,还因为,对于女方家族,获得这样一位姻亲将提升家族战斗力和安全感;我们知道,一旦某项特性成为择偶中被重点考虑的条件,其优势就会被性选择机制放大和强化,在盛行猎头俗的族群中,猎头经历正是如此。 其次是群体的好处,有两方面,一、猎头俗可以让群体和猎头个体一样建立有关其战斗力、嗜血残忍和勇猛好战的声誉,从而吓阻邻近群体的攻击;二、通过持续的猎头行动,可以削弱、驱逐、乃至消灭邻近群体,从而为自身的繁衍壮大争得资源和空间,那些被人类学家观察到的猎头群体,其有幸存在于世,都要感谢他们的历代祖先在这场激烈而严酷的竞争中免遭败绩。 这一点上,人类和黑猩猩很像,灵长类学家对黑猩猩的战争行为已有了许多了解,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那些在战争中命运不济的群体,常在几十年内被逐渐消灭,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袭中遭毁灭性打击。 这与人类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新几内亚高地、吕宋山区、南部非洲的前文明社会中见到的情形极为相似;此类战争多以小股团伙路边伏击或凌晨偷袭的方式进行,通常单次伤亡不大,袭击者往往满足于完成第一轮打击、杀死一两个人后立即撤退(在少数特别成功的偷袭中,也会发生灭门屠杀),但由于战争是持续不断的,所以造成的总死亡率非常高,是大约1/4到1/2成年男性的死亡原因。 【为何是南岛】 尽管前文明战争极为普遍,程度却颇有不同,有些社会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或司法系统,但已经有了某些政治组织、纠纷解决机制和习惯法,这些制度元素发育状况参差不齐,但多多少少能带来一些秩序,那么,为何群体间冲突和秩序缺乏在南岛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台湾、菲律宾、印尼,到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以猎头为直接目标的猎头俗也主要流行于南岛? 答案或许要从地理特征上找,南岛地处欧亚、菲律宾、太平洋、澳洲四大板块交汇处,被挤压得满是褶皱,它由众多岛屿组成,这些岛要么本身很小,要么被层峦叠嶂分割得非常细碎,在现代交通和通信工具出现之前,这种地区在政治上必定是高度碎片化的,技术上的局限,使得它既难以通过征服而产生超越村社以上的大型政治实体,也难以被一个中央权力所统治。 历史上,从部落、酋邦到国家,政治实体最初都是通过武力征服而创建的,征服的速度必须足够快,才能确保共同体内在语言、文化、习俗上保持足够的同质化,以维系认同,也才能确保控制各下级单元的统治者都是亲缘足够近的亲属,以维系统治层的紧密合作。 然而,在南岛的地理条件下,快速征服是做不到的,在那里,群体间的排挤、消灭、替代只能以小口蚕食的方式进行,消灭相邻群体的过程通常要持续几代人,这样,即便最成功的氏族,当它扩张到足以构成一个部落时,已经过了十几代,各分支首领的亲缘已很远,文化不再同质,甚至语言都难以相通,假如这过程中曾经几度交恶,更难再形成认同或结成联盟。 况且,即便有幸建立了政治共同体,或者被某个外来政权所征服,像南岛这样的褶皱地区也很难长期维持政治统一或外部控制,交通和通信上的障碍,使得有效统治在技术上不可行,短暂统一很快又会退回四分五裂状态。 碎片化从语言分布上也可看出,语言学家将语言区分为两种:泛布区(spread zones)和马赛克区(mosaic zones),前者是单一语种或内部差别细微的语系分布于一个大区域,比如印欧语、汉语、突厥语、班图语,后者则是在一个小区域中呈细密网格状分布着大量相互差异巨大的语言,最典型的是新几内亚,该岛拥有占全球总数1/5的1200种语言。 这两种格局,实际上对应了族群之间排挤、征服和替代过程的两种模式,从南岛、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到高加索、巴尔干和阿尔卑斯,地理上的褶皱区域,在语言分布上常表现为马赛克,在政治和社会形态上则表现为碎片化。 南岛另一个影响冲突强度的因素是人口密度,热带食物来源原本就较为丰盛,而且南岛民族大多已学会了农业,以园艺、游耕或精耕方式种植西米、番薯、芋头和水稻,饲养鸡猪,吕宋山区甚至发展出了高度精细的水稻梯田和灌溉系统。 这样,一方面农业支撑了比狩猎采集高出一到两个数量级的人口密度,从而大幅缩短了敌对群体间的距离,因而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强化了冲突,而同时,南岛却并未像温带地区那样随农业和定居而产生国家,或其他任何赖以维持和平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安排,因而始终无法摆脱霍布斯的诅咒;在吕宋,猎头活动直到1972年才在菲律宾政府高压之下得以平息。  
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辉格
2014年9月8日

 

【母系神话】

基于意识形态而编写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曾在几代人中造成了对历史的大规模错误认知,比如许多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普遍以奴隶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的时代,甚而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经阶段,许多人也相信,在开始近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个封建社会。

这些认识,由于和已知历史事实背谬的实在太远,在学界已没多少影响,如今虽还在流传,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标签,用来展示其知识来源被局限于官方教科书而已;然而还有一个谬误,即便在学界,即便在知识来源没那么狭隘的人群中,仍有相当影响,那就是“母系阶段论”,即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从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按母系组成血缘群体。

事实上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而且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越简单原始,越可能采用母系制的倾向,比如澳洲和新几内亚土著的社会形态相当原始,且与主要文明长期隔绝,但也都采用父系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有过一个普遍采用母系制的阶段。

相反,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神话的由来】

那么,这个母系神话是怎么来的,为何它比其他神话有着更持久的生命力?答案看来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阶段论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根据从希腊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搜罗出的一些线索,比如亚马逊女战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认为早期社会不仅是母系的,还是母权的;他还不甘落伍的配合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社会进步观,提出了一种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按女权男权的此消彼长,将社会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巴霍芬的著作适时启发了恰好正在研究亲属关系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于摩根接触过的易洛魁社会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论所吸引,并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此后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里,摩根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巴氏的观点,将他所了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为早期社会普遍经历的“母系氏族阶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严肃的人类学家,他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不是对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实证价值,但他的系统性信息来源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从中推断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可信度并不高,最大的问题是,和那个时代喜欢构造宏大体系的博学家一样,他的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同样是以想当然的猜测为主。

摩根之所以认为存在一个母系阶段,是基于这样一种轻率推导:早期人类是乱交的,没有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难以防止近亲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缘群体(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组成,所以早期社会必定基于母系制的。

这里存在两个误解:首先,防止一级近亲(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无须以固定配偶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exogamy)和从夫(或从妻)居即可,也就是遵循这样三条原则:不和与自己出生于同一群体的异性交配,性成熟后离开出生群体并加入其他群体,不与性伙伴的子女交配;许多动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近亲交配的。

第二个误解是: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氏族,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巴霍芬和摩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制造了母系制和母权制( 标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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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辉格 2014年9月8日   【母系神话】 基于意识形态而编写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曾在几代人中造成了对历史的大规模错误认知,比如许多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普遍以奴隶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的时代,甚而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经阶段,许多人也相信,在开始近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个封建社会。 这些认识,由于和已知历史事实背谬的实在太远,在学界已没多少影响,如今虽还在流传,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标签,用来展示其知识来源被局限于官方教科书而已;然而还有一个谬误,即便在学界,即便在知识来源没那么狭隘的人群中,仍有相当影响,那就是“母系阶段论”,即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从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按母系组成血缘群体。 事实上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而且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越简单原始,越可能采用母系制的倾向,比如澳洲和新几内亚土著的社会形态相当原始,且与主要文明长期隔绝,但也都采用父系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有过一个普遍采用母系制的阶段。 相反,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神话的由来】 那么,这个母系神话是怎么来的,为何它比其他神话有着更持久的生命力?答案看来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阶段论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根据从希腊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搜罗出的一些线索,比如亚马逊女战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认为早期社会不仅是母系的,还是母权的;他还不甘落伍的配合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社会进步观,提出了一种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按女权男权的此消彼长,将社会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巴霍芬的著作适时启发了恰好正在研究亲属关系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于摩根接触过的易洛魁社会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论所吸引,并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此后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里,摩根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巴氏的观点,将他所了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为早期社会普遍经历的“母系氏族阶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严肃的人类学家,他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不是对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实证价值,但他的系统性信息来源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从中推断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可信度并不高,最大的问题是,和那个时代喜欢构造宏大体系的博学家一样,他的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同样是以想当然的猜测为主。 摩根之所以认为存在一个母系阶段,是基于这样一种轻率推导:早期人类是乱交的,没有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难以防止近亲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缘群体(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组成,所以早期社会必定基于母系制的。 这里存在两个误解:首先,防止一级近亲(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无须以固定配偶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exogamy]])和从夫(或从妻)居即可,也就是遵循这样三条原则:不和与自己出生于同一群体的异性交配,性成熟后离开出生群体并加入其他群体,不与性伙伴的子女交配;许多动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近亲交配的。 第二个误解是: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氏族,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巴霍芬和摩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制造了母系制和母权制([[matriarchy]])的混淆,实际上两者没有他们所认为的固定联系或因果关系,大多数母系社会要么是平等主义的,要么是男权占优的,由男性充当酋长、族长或头人的角色,迄今没有任何社会被人类学家普遍承认是实行母权制的,尽管曾有个别社会被少数人类学家认定为母权社会。 【当神话傍上大款】 尽管有着这样根本性的理论缺陷,也得不到经验证据支持,摩根的理论却在社会科学界获得了极大影响,《古代社会》很长时间内被奉为婚姻和亲属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这一地位的确立要归功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恩格斯发现马克思就该书写了许多笔记,顿时如获至宝,迅速将自己的唯物史观揉进其中,于次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恩之所以亲睐摩根理论,是因为后者很适合为他们空洞干枯的历史唯物主义添加血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注定会从原始状态开始,在阶级斗争推动下,经历一系列特定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摩根理论主要被用于描绘上述过程的第一步。 大意是:血亲关系和阶级关系是组织社会的两种相互排斥的力量,在原始状态,只有血缘而没有阶级,又因父子关系无从识别,所以原始社会必然是母系的,后来,男性为获得支配地位,合谋对女性加以控制,并建立父系家庭和父权,从而破坏了血缘氏族组织,同时家庭的出现导致了私有财产权建立,而为了维护家庭、父权和财产权,又建立了国家机器,最终,原本由血缘关系维持的社会,变成了一些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社会。 恩格斯的著作后来成了各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红宝书,在西方左翼阵营中也颇有影响,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恰好又是左翼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和其他马列红宝书中空泛抽象的理论和宣传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具实证色彩,看起来更有干货,因而其对观念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这一影响即便在马列意识形态失去吸引力之后,仍时常能感觉到。 但实际上,从恩格斯看到马克思笔记到他的书出版,中间只隔了一年多时间,根本做不了什么像样的研究,其中看似经验性的内容,其实都是凭空臆想,比如他认为父系家庭和男权的建立导致了财产权的诞生,但这两者之间的依赖关系既非逻辑上的必要,也没有经验支持,实际上财产权更多是和定居农业联系在一起,无论北美、非洲、还是东南亚的母系社会,只要过定居生活,都有财产权。 除了马列导师,母系神话还傍上了另一个大款——女权运动,许多女权主义者热烈欢迎摩根和恩格斯的理论,特别是19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浪潮——以著名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为代表——,复兴了这套原本在学术界已被冷落的理论;女权运动的强大声势和它所取得的政治正确地位,延续着母系神话的寿命。 女权主义者亲睐母系阶段论的理由或许是:假如漫长的前文明时代都是母系社会,那么母系制乃至母权制就可以说是更自然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这种以“更接近原始形态”为由对某种制度或行为模式加以合理化的做法——常包裹在自然、纯真、天性等美妙词汇之下——世人早已耳熟能详,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乃至“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神话中,都可看到。 但稍稍推敲一下,便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反文明和反进化逻辑,果若原始的就是好的,何不改回四足行走放弃语言文字回树上生活? 不乏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上述合理化努力的反文明性质,也意识到母系神话对女权运动是个不必要的包袱,让她们的信念和主张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认知之上;在2001年出版的《史前母权神话》([[The Myth of Matriarchal Prehistory]])一书中,文化史学家辛西娅·埃勒([[Cynthia Eller]])对母系神话渗透进女权运动的历史做了全面清理,并呼吁女权主义者抛弃这一包袱。 【重新认识父系制】 对有关母系和母权的种种谬见的清除工作所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认识父系制在人类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恩格斯尽管炮制了许多谬论,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父系关系的发展确曾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可是他弄错了时间,而且错的很远,这一发展,远远早于他所认为的原始社会晚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在对黑猩猩的观察中,灵长类学家发现它们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人类很像:一是战争行为,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 那些在战争中命运不济的群体,常在几十年内被逐渐消灭,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袭中遭毁灭性打击,这与人类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新几内亚高地、吕宋山区、南部非洲的部落社会中见到的情形极为相似,实际上,这种由群体内雄性结伙对相邻同类发动经常性战争的行为,在前文明无国家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在整个动物界却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个相似点是政治,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发现,黑猩猩群体内雄性在争夺首领地位、从而获取多数交配机会的过程中,会像人类那样施展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伎俩,合纵连横尔虞我诈见风使舵,比如雄一号用各种甜头诱使雄三号合作阻止雄二号夺位,一旦雄一号显出颓势或二号实力提升,三号便伺机背叛与二号合谋篡位。 当然,由于缺乏语言和武器带给人类的强大交流、控制与组织手段,黑猩猩的战争和政治形态还非常原始简陋,但从整个灵长类乃至动物界看,黑猩猩已经朝着建立复杂社会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恰恰与父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而父系群体和战争与政治在动物界同样罕见,这强烈暗示着,这一同时性并非巧合。 从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的角度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父系关系所起的作用,假如黑猩猩群体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并非近亲,那他们就很难形成持久的合作关系来集体守卫领地和发动战争,争斗将以个体对个体而不是群体对群体的方式发生,因为一旦某方显现出优势,弱势一方的个体便可轻易转投优势方,这样,以群内合作为前提的群体间对抗便难以形成。 由于性选择导致两性在体型和体能上的显著差异(即所谓“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群体间对抗只能以雄性为主力,这要求雄性间能够达成合作,而除非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这种合作难以持久,对此困难,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体,而通过采用从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离开出生群体,雄性留在群内),黑猩猩找到了这个方案。 【父系引擎的威力】 基于父系亲缘的雄性联盟的建立,对此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人类跨出了更重要的第二步——结成固定配偶关系、进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后,社会结构便朝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因为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 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组织控制能力等等制度性因素,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上述机制,对照狒狒的情况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hamadryas baboon]])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其社会形态甚至比黑猩猩更接近人类,它同样罕见的采用了从夫居和父系制,但比黑猩猩更进一步,它和人类一样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也得以按亲缘远近建立了多达四个层次的复杂等级社会,四个层次大致相当于人类的家庭、氏族、游团([[band society|band]])和部落。 多层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联盟极具战斗力,群体间常因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而发生战争,有时战争场面相当壮观,在一英里开阔的战场上数百头雄性投入战斗;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级时也表现的非常暴虐,这些情景,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 埃及狒狒转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为了构建雄性联盟以对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险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表亲狮尾狒狒([[gelada]])生活在捕食者难以到达的悬崖绝壁上,处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着母系制,没有发展出多层次结构,雄性对待配偶更温和,群体间冲突也没有那么剧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比如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发现,整个人类史上,前国家社会都充斥着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会或许因为地处孤立隔绝环境(比如沙漠或小岛),冲突强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Hopi]])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些社会则因为选择了特殊生计模式而难以维系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常年外出经营马帮,甚至无法维持稳定婚姻关系,与此相似的是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族([[Minangkabau]]),男性也普遍外出从事商业或手工业。    
[大象]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按:本文首发于大象公会,转载须经公会同意。)

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辉格
2014年5月12日

童贞(virginity)崇拜广泛存在于各大文化中,定居农业社会尤为盛行,时至今日,处女党队伍在某些国家依然庞大,妇产科医生们时而还会遇到男性咨询者请教如何甄别女友是否为处女,为此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友私处照片上传到健康咨询网站上。

对童贞的要求曾经是男性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y)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人类幼儿特别沉重的养育负担,人类后代抚养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亲抚养向双亲合作抚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家庭与子女的情感与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在亲代投资问题上,男性面临一个根本障碍: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对童贞的强调正是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新娘的童贞可以让丈夫相信至少头胎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就需要将新娘闺禁小半年以确认其此前未怀孕,更重要的是,婚前守贞的历史,是判断妻子今后出轨风险的重要信号,所以一旦谈判地位(这一地位随男方在家庭中投入资源的比例增加而提高)允许,男性就会对童贞提出要求。

不过童贞并不容易识别,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某种事情,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社会的流行做法是,将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置于严密监控的隔离制度之下:多数时间关在与外界隔绝的闺房里,通过缠足削弱其行动能力,外出须由女眷陪伴,且活动时间与地点皆有严格限制,还有一整套社交规范限制其与成年异性的接触。

这么做成本相当高,不仅损失了受控女性的生产力,还要耗费监控者(通常由女性长辈或女佣担任)的大量时间,即便如此,其成效就个案而言也是无从验证的,而只能体现在这套系统在家族历史上的长期执行效果(即所谓的“家风( 标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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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首发于大象公会,转载须经公会同意。) 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辉格 2014年5月12日 童贞([[virginity]])崇拜广泛存在于各大文化中,定居农业社会尤为盛行,时至今日,处女党队伍在某些国家依然庞大,妇产科医生们时而还会遇到男性咨询者请教如何甄别女友是否为处女,为此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友私处照片上传到健康咨询网站上。 对童贞的要求曾经是男性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y]])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人类幼儿特别沉重的养育负担,人类后代抚养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亲抚养向双亲合作抚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家庭与子女的情感与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在亲代投资问题上,男性面临一个根本障碍: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对童贞的强调正是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新娘的童贞可以让丈夫相信至少头胎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就需要将新娘闺禁小半年以确认其此前未怀孕,更重要的是,婚前守贞的历史,是判断妻子今后出轨风险的重要信号,所以一旦谈判地位(这一地位随男方在家庭中投入资源的比例增加而提高)允许,男性就会对童贞提出要求。 不过童贞并不容易识别,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某种事情,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社会的流行做法是,将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置于严密监控的隔离制度之下:多数时间关在与外界隔绝的闺房里,通过缠足削弱其行动能力,外出须由女眷陪伴,且活动时间与地点皆有严格限制,还有一整套社交规范限制其与成年异性的接触。 这么做成本相当高,不仅损失了受控女性的生产力,还要耗费监控者(通常由女性长辈或女佣担任)的大量时间,即便如此,其成效就个案而言也是无从验证的,而只能体现在这套系统在家族历史上的长期执行效果(即所谓的“家风([[family honor]])”)上。 为此而建立的各种昂贵设施和制度,其实是一种信誉抵押品,相当于品牌厂商所投入的巨额广告费,借此告诉买家:如果我闹出丑闻,这些投资就全部泡汤、甚至会成为我的负资产(一个难以洗刷的坏名声),所以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这样昂贵的闺禁系统,只有大户人家才负担得起,穷人就只能求助于其他更廉价的措施,比如早点把女儿嫁出去,把闺禁负担转移给夫家,或者用石刑、火刑和沉潭之类的事后严酷惩罚来威慑女孩守贞[1],而其中最简单粗暴的做法,莫过于流行于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地区的女性割礼,对生殖器的残毁与缝合使得婚前性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 所有这些措施的重点都在于行为控制,但假如性交会在女性身体上造成某种不可逆的改变,那么童贞便无须依赖对个人历史的了解而可直接由当前状态而得到验证了,就像盖印封蜡的完整性可以证明信件在封印之后从未被打开过,曾几何时,人们为童贞也找到(或以为找到)了这样的封印——处女膜,尽管它实际上和封蜡一样并不那么可靠。 于是,从童贞崇拜衍生出了更专门化的处女膜崇拜。 然而,童贞崇拜以及围绕它而发展出的整套贞操文化,尽管在降低亲子关系不确定性从而提高男性对家庭的投资意愿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对贞操的极端苛求实际上鼓励了强奸。 这种鼓励以两种不同方式发生,首先是强奸受害者经常不敢揭发强奸罪行,因为在贞操文化中失贞(即便是由强奸所导致)被视为非常丢脸的事情,失贞者可能因此而遭受严酷惩罚,甚至会被荣誉处决,所以假如强奸是发生在隐秘场合,受害者很可能隐忍不发,而许多男性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才敢大胆施暴。 第二种与传统社会处理强奸案的习俗有关,由于失贞使得强奸受害者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大幅跌落,她与强奸者发生过性关系这一事实,在所有潜在配偶看来都是个难以容忍的污点,除了强奸者本人,这样,强奸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单边垄断局面,强奸者通过实施强奸为自己取得了垄断地位:受害者除了嫁个他,几乎别无选择(除非她愿意接受最差的条件)。 所以在许多传统社会,强奸受害者的家庭,往往会要求强奸者娶受害者,以此了结案件,只有当强奸者拒绝(或不可能)这么做时,受害方才寻求其他惩罚或报复手段;可是这样一来,就为那些因为贫穷、地位低下、丑陋或身体残疾而没有能力通过常规正当渠道娶到妻子的人提供了一个额外机会:通过强奸获得妻子,这种做法,不妨称之为掠夺性强奸。 掠夺性强奸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抢婚,实际上,广泛流行于中亚社会的抢婚,真是基于人们对被抢女孩贞操的怀疑而得以流行,所以真正的抢婚行动多半都伴随着强奸,这样即便没有真的发生强奸,女孩的贞操也不再可信,于是女方家庭被迫接受婚姻。(当然,抢婚习俗在某些地方如今已丧失了掠夺性实质,只剩下一个仪式性的外表了。) 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的上述关系,从一个特殊案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太平洋西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社会,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协同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形态,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2]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萨摩亚人极端重视童贞,尤其表现为处女膜崇拜,女孩被兄长们看管的很严;在萨摩亚传统婚礼上,有一项重要仪式:新娘裸体站在众人面前,由新郎(如果新郎是位高级酋长,就由他的首席议事酋长代劳)当众用右手食指加中指刺破新娘的处女膜,然后骄傲的高举手臂展示带血手指,于是众人才开始赞颂与庆贺。 这种情况下,假如经过两次尝试后新郎手指未见沾血,婚礼将被取消,新娘会当即遭受其家人的严厉责罚,在较早年代甚至可能被当众乱棍打死。萨摩亚男人将亲手破贞并沾得处女血视为一项极大荣耀,多次成功破贞(无论是在婚礼上还是通过暴力强迫)的男人将被奉为英雄,尤其是当对象是其他村庄的高地位处女时;吹嘘曾给某某处女破贞,是男人们私下闲聊的重要主题。 同时,萨摩亚社会中发生的强奸与其他社会有着明显不同,强奸的主要对象是处女,而强奸的首要目的是破贞而不是完成常规性交,通常做法是,用拳头猛击女孩胸窝令其暂时丧失呼叫能力,然后迅速将一根或两根手指插入,刺破处女膜,一旦得手并沾血,常会狂喜大呼,只有在不到一半的案例中,强奸者会继续完成性交。 类似的强奸方式也会以一种偷偷摸摸但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强奸者在深夜或凌晨偷偷潜入事先选定的处女卧室,趁其熟睡之际迅速完成手指破贞,以此方式发生的强奸案比前一种更加普遍,它在萨摩亚语里被称为“莫托托洛(moetotolo)”,字面意思是“睡觉时爬进来”。 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强奸行动如果失败(未能完成手指插入),强奸者若被抓住就会遭受严厉惩罚,可一旦成功,和上述其他社会的习俗一样,被强奸女孩的家族通常会答应把女孩嫁给他,后者只须支付一笔赔偿;所以很明显,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娶妻的男性,这是一种获得妻子的可行方法,实际上,这也正是萨摩亚社会强奸作案者的主要动机。 男人控制运用自己的手指,比控制运用自己的生殖器,显然容易得多,因而完成手指破贞的成功机会也比完成常规性交大得多,所以既然这些强奸的首要动机是掠夺配偶而不是满足性欲,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强奸者会将手指破贞而不是常规性交作为其行动的核心目标了。 童贞乃至处女膜崇拜,最终会孕育出对女性具有如此伤害性的副产品,真是一齣文化悲剧。 注: [1]这些惩罚措施在一些文化中被称为“荣誉处决([[honor killing]])”,其功能除了震慑女性之外,也有宣示家族守贞决心的作用,类似于品牌厂商的大规模召回或销毁质量可疑产品的行动,借此可以告诉世人,他们在维护族内女性贞操问题上是非常严肃且不惜代价的。 [2]弗里曼此书本意是在反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名著《萨摩亚的成年》中对萨摩亚社会与人格特征的描绘,不过该书对萨摩亚历史背景和一些重要社会特征的阐述相当透彻,完全适合作为一本普通人类学著作阅读。
[微言]萨林斯、米德与文化人类学

【2014-04-12】

@刘夙 【文明和科学的出现 – 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第三讲】 首发十五言。今天把前三讲都发出来吧。这三讲构成第一单元,这个单元的一大目的是把一些必要的理论铺垫好,方便后面的讨论。本讲讨论了不少演化心理学的内容,请@非言语 老师斧正。[呵呵] http://t.cn/8sCA8Ub

@whigzhou: 对前农业社会的描述看来受萨林斯误导较多,对部落/酋邦/城市/国家起源与功能的叙述太草率,经不住推敲,其余还不错

@lxxpoooooonder 辉格老师,萨林斯的不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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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2】 @刘夙 【文明和科学的出现 - 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第三讲】 首发十五言。今天把前三讲都发出来吧。这三讲构成第一单元,这个单元的一大目的是把一些必要的理论铺垫好,方便后面的讨论。本讲讨论了不少演化心理学的内容,请@非言语 老师斧正。[呵呵] http://t.cn/8sCA8Ub @whigzhou: 对前农业社会的描述看来受萨林斯误导较多,对部落/酋邦/城市/国家起源与功能的叙述太草率,经不住推敲,其余还不错 @lxxpoooooonder 辉格老师,萨林斯的不足在哪?我看完石器时代经济学还是挺信服的 @whigzhou: 萨林斯的主要问题是,否认人口压力和人类基本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紧张,否认这些压力带来的竞争与冲突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力,也顽固抵制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但同时他没有提供一个替代的解释性理论 @whigzhou: 经博厄斯-米德-萨林斯一系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变成了一门只描述不解释的学问,越来越像一种收集各种五彩贝壳的爱好,依我看,人类学因为这批人至少停滞了一代人时间,和心理学被行为主义耽误的程度差不多 @whigzhou: 好在从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人类学家接受进化论和进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估计再过几年等萨林斯的门徒们都退休了,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大概就作废了 @whigzhou: 这一范式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进化人类学领军人物拿破仑·香农(Napoleon Chagnon)去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对此,萨林斯辞职以示抗议 【2014-05-07】 @whigzhou: 读过《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 “简直像重量级拳手扇黄毛丫头耳光啊” http://t.cn/ad0Sc0  
[微言]幼子溺爱

【2014-04-04】

@whigzhou: 幼子溺爱(对排行最小的儿子的特殊宠爱和放纵)似乎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已见到许多人类学材料提到这一现象,不知有谁提出过什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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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4】 @whigzhou: 幼子溺爱(对排行最小的儿子的特殊宠爱和放纵)似乎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已见到许多人类学材料提到这一现象,不知有谁提出过什么解释  
[微言]早期与现存狩猎采集群体

【2014-03-15】

@大象公会 【男女关系之一:纠结的一夫一妻制】尽管多数人类会结成单偶制家庭,但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配偶关系都未必和谐。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的两难境地。作者:@whigzhou

@Ent_evo: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意见。文章前面是从生物角度分析,后面是从社会角度分析。但是按照一般的默认假定,人的主要生物属性在10万年前就和现代相差不大,可是人的很多社会属性——特别是明显的等级结构以及权力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主要是在最近的1万年里发生的。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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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5】 @大象公会 【男女关系之一:纠结的一夫一妻制】尽管多数人类会结成单偶制家庭,但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配偶关系都未必和谐。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的两难境地。作者:@whigzhou @Ent_evo: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意见。文章前面是从生物角度分析,后面是从社会角度分析。但是按照一般的默认假定,人的主要生物属性在10万年前就和现代相差不大,可是人的很多社会属性——特别是明显的等级结构以及权力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主要是在最近的1万年里发生的。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需要论证。 @whigzhou: 嗯,我抛弃了这个默认假定,第四篇会谈到这个问题 @whigzhou: 我们对前农业社会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现存狩猎采集群体的研究,但这是有偏差的,这些群体是农业/定居文明获得主流/强势地位之后的被排挤到边缘生态位的孓遗群体,很可能在许多重要方面代表不了历史上的前农业社会,比如缺乏后者的规模和结构复杂性,这会让我们低估某些文化/制度元素的古老程度 @whigzhou: 比如很明显的一点是,现存狩猎采集群体缺少像猛犸象这样的大型猎物,而追猎此类大型动物或围捕大群动物所需要的团队合作,和在这种合作中所产生的等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与此结构相应的权力价值,很可能都已不复存在 @whigzhou: 中石器考古中发现的那些狩猎者的生计模式,看起来就很不像现存狩猎采集者 @Ent_evo:传统的考古学是怎么判断等级结构的复杂程度的呢? @whigzhou: 比如墓穴规模和陪葬品差异,不过我确实没多少经验证据可以援引,我的判断纯粹是从身体和心理特征(女性第二性征和对女性美貌的注重与偏爱)所做的猜测,但我觉得,现有证据的缺乏不是致命的
读史笔记#8:人类还在进化吗?

人类还在进化吗?
辉格
2013年2月19日

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样子造了我们”之类,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的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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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还在进化吗? 辉格 2013年2月19日 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样子造了我们”之类,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的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和最新的遗传学证据指出,过去五万年的经历在塑造人性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 作者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完全符合预期;首先,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遍布各大洲,从东非草原单一生态位分散到了迥然不同的各种生态位,形成了一种类似辐射进化的局面,各地域种群没理由不对其面临的全新环境作出进化适应,而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五万年并不算短,正如狗的驯化史也只有几万年,但品系间以及它们与狼之间的差异却已如此之大。 其次,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计模式与社会结构,而生物的特性总是与其所采用的生计模式相匹配的,这意味着向农业转变带来了巨大进化压力,人类改造和控制环境、组织社会的努力,实际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生态位,进而推动自身向新的方向进化,这是一个自我驯化的过程。 最后,人类散布全球、继而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人口扩张了四个数量级,而种群规模扩大会提高进化速度,因为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变异数量增加了;这样,进化的供需两侧——变异来源和选择压力——都大大提高了,作者据此结论:进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加速了,定居农业之后的进化史堪称大爆炸。 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比如印欧人与东非人各自进化出了成人乳糖耐受性以适应畜牧生活,欧洲人和东亚人各自发展出浅肤色以应对高纬度地区的缺钙问题,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丛林的族群分别发展了应对疟疾的不同血细胞变异,拥有长期农耕史的族群,骨骼变得更薄更轻,更偏好糖类,更能抵御酒精伤害,性情也更为温顺、刻苦和有耐心。 与狩猎采集族群相比,农耕者在免疫系统、代谢机制、运动机能,甚至心智特征上,都已发生许多适应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反过来也能让我们更好的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发生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以及这段经历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族群之间的差异。 当然,作为一部旨在彻底扭转固有陈见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诸多创见还远不是学界共识,无论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还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无疑都将遭受众多质疑和考验,但仅就其在理论上的廓清,对已确立事实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阐释介绍,已足以令其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要著,帮助世人以全新的眼界和起点思考“我们从何而来”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问题。 【相关书目】 《[[The 10,000 Year Explosion]]》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487184/ 副标题: 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 作者: Gregory Cochran / Henry Harpending 出版社: Basic Books 出版年: 2010-10-19 页数: 304 定价: GBP 10.99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0465020423
[饭文]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辉格
2012年10月24日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也是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大意是,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的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的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被测试者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误解,是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的有了提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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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辉格 2012年10月24日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也是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大意是,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的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的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被测试者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误解,是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的有了提高,或发生了生物学上的智力进化,并将其归因于现代社会智力变得更重要,智力活动更加普遍,这种误解和那些以人类更依赖手机为由而预言未来人类会进化出更发达的大拇指一样,只是拉马克用进废退论的当代版本。 智力在现代社会或许是变得更重要了,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给高智商者带来了多少遗传收益,相反有不少迹象表明,似乎智商平庸者的生育率更高一些,而在基本生存条件已有了普遍保障的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决定遗传收益的压倒性因素,所以,尽管智力对于个人成功有不小帮助,但并没有转变为遗传收益从而为其进化提供动力。 实际上,弗林和谈论弗林效应的心理学家都明确认为,该效应强烈暗示了,智商测试结果与成长和教育等后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另一项关于个人智商变化的跟踪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同一组人相隔若干年的两次智商测试,结果相差很多,多者可差20点,而且变动方向与间隔期中的活动显著相关,比如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经历、从事的职业、业余爱好,都可能影响智商水平。 许多心理学家反对脱离具体问题情境而谈论一般化智力,似乎大脑只是一台空白的通用图灵机,在成长教育过程中安装上各种应用软件,而通用智力就相当于电脑的存储和计算性能,进化心理学早已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被笼统的涵盖于智力之下的各种心智能力,都是为解决进化史上所面临特定生存繁衍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各自有着特殊的适用背景,著名的沃森测试便表明,当情境稍稍转换,或仅仅因为描述问题所用的实例不同,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变得很困难,或得出相反的结果。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灵长类运用既有心智技能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这大概与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化有关,比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什么都吃的机会主义者,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更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生态位变迁,这个物种在适应新的生态位、食物源和生计模式上,表现出了最强大的适应能力。 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将特定的心智能力不断移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已变得高度通用化,而这个通用化过程从灵长类先祖便已开始,但它的获得过程与电脑这种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先有专门化的应用程序,然后它们为适应不断的移用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通用。 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不需要终身保持,尽管从进化史跨度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频繁而迅猛,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生命期所面临的问题,在其出生的时候都已存在了,所以个体只须在幼年期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便将其心智训练和配置成适合其所在生态位即可,而过了青春期,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通常很快会丧失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务缺乏兴趣,变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这对多数人并不是缺点,反倒有不少好处。 但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市场经济极大的加速了社会变化,新事物、新技术和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个人生命期所经历的世界、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所处的信息环境,也始终在变化,这就要求个人尽可能的延续其处理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即在成年后继续保持好奇心、学习能力,特别是类比、抽象和移用的能力(就好比在断奶后继续喝牛奶以维持乳糖消化能力一样),而事实上人类确实也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巨大潜力,这表明我们的智力发展窗口期具有足够的弹性。 这种弹性或许可以称为非遗传性的幼态保持,它让我们能够将教育延续到26岁甚至更晚,能在一辈子更换四五个职业而应付自如,让老人在65岁之后还能学会跳舞、打字和QQ聊天,或许正是这种弹性,解释了为何现代社会的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在传统社会,由于学习窗口早早就被关闭,多数人在中年之前就已经变得僵硬封闭无法开窍了。  
鸭子的阴茎

Jared Diamond的《第三种猩猩》很出名,不过读了大半本之后,居然还没发现一个亮点,而且内容杂乱无章,看不出将它们串在一起的理由,颇为失望,比《枪炮》差远了,也不如《崩溃》。

该书第一部分其实是进化体质人类学的一些通俗介绍,内容多数在《裸猿》等书里见过,没啥新意,不过第三章提到的人类阴茎长度问题:挺有意思,值得讨论。

睾丸大小/重量直接与精子竞争强度相关,这点已有公论,但关于阴茎尺寸,似乎还没有什么理论来解释,为何在诸猿之中,人类阴茎最长最粗?Diamond也没提出什么看法,最后勉强用“类似于雄狮鬃毛的性炫耀”(即第二性征)搪塞。

但这显然与该章前面的说法矛盾:事实上女性并不喜欢在意阴茎大小,至少在视觉上没有偏好(甚至认为全裸男不如半裸男性感),男人自己更在意尺寸,并且在男人之间炫耀,那就不是鬃毛那样的第二性征了,因为第二性征是异性偏好的选择结果。

关于阴茎长度,我 标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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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ed Diamond]]的《第三种猩猩》很出名,不过读了大半本之后,居然还没发现一个亮点,而且内容杂乱无章,看不出将它们串在一起的理由,颇为失望,比《枪炮》差远了,也不如《崩溃》。 该书第一部分其实是进化体质人类学的一些通俗介绍,内容多数在《裸猿》等书里见过,没啥新意,不过第三章提到的人类阴茎长度问题:挺有意思,值得讨论。 睾丸大小/重量直接与精子竞争强度相关,这点已有公论,但关于阴茎尺寸,似乎还没有什么理论来解释,为何在诸猿之中,人类阴茎最长最粗?Diamond也没提出什么看法,最后勉强用“类似于雄狮鬃毛的性炫耀”(即第二性征)搪塞。 但这显然与该章前面的说法矛盾:事实上女性并不喜欢在意阴茎大小,至少在视觉上没有偏好(甚至认为全裸男不如半裸男性感),男人自己更在意尺寸,并且在男人之间炫耀,那就不是鬃毛那样的第二性征了,因为第二性征是异性偏好的选择结果。 关于阴茎长度,我之前在微博上提出过一个解释:超大尺寸的阴茎或许起着对把控异性能力的替代作用,帮助雄性在雌性不甚配合的条件下完成交配(至少在雌性挣扎时不易脱落),因而阴茎尺寸取决于两个因素: 1)违背雌性意愿实施交配(说难听点就是强奸)的必要性和收益; 2)阴茎之外其他器官的把控能力(许多动物发展出了把控异性以完成交配的特殊能力,有些昆虫甚至拥有仅用于此目的的专用器官,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分析性选择时举过一些例子)。 换句话说,某物种的雄性若经常能从强奸中获益,并且其他方面对异性的把控能力不足,就会有一条较长的阴茎。 当时我想到的是有蹄动物这个例子:相对于食肉动物的牙齿和爪子,食草有蹄动物的牙齿和蹄子都不适合用来把控异性(食肉的猫科动物会用嘴巴叼着幼崽移动,同样也会用嘴叼住异性,食草动物则不会),因而发展出较长的阴茎作为补偿。 今天又想了想,鸭子是个更好的例子:雄性鸭子有着长的离谱的阴茎,40多厘米,和它们身体差不多,更异常的是,绝大多数(90%以上)鸟类根本没有阴茎,用的是非插入式交配。 我们知道,公鸡交配时,会踩在母鸡身上,用嘴叼住母鸡的鸡冠,相比之下,鸭子的扁嘴和脚蹼都不适合把控雌性,因而需要长阴茎作为补偿,另外,鸭子也以强奸惯犯而出名。 上述解释意味着,人类进化史的某个阶段,强奸十分普遍,并且至少是部分男性获得交配机会和留下后代的重要机会,这与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的证据是吻合的,强奸是驱动部落间冲突和古代战争的一大动力和主要内容,与争夺领地、抢夺资源、消灭/驱逐资源竞争者并列。 该假说似乎也能解释阴茎长度的种族间差异:长度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农耕历史和战争强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在相对和平的农耕社会,财产、地位、权力、法律等身外之物,代替身体器官,成为“把控”异性的更有效更常用工具。 另外,该解释也与男女看待阴茎尺寸的态度相吻合:只有将它视为一件攻击性的武器,并且所指向的是异性,才能理解为何男人会如此在意它、并且相互间炫耀,同时却又不为异性所偏爱。
[微言]同类相食

【2012-07-02】

@whigzhou: 写了《文化的起源》的评论《食人俗:仪式vs营养(2011-01-15)》★★★★ “http://t.cn/aWtwbg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 http://t.cn/zWbG3Hy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以为,殉葬制度是官僚制度之前的野蛮制度,包括族刑等等,这些东东反而成就了秦国的绝对君主制,导致其最后消灭了其他国家。

@whigzhou: 可是殷商和齐人也用生殉吧?而且齐比秦用的更久,秦国的君主强权,我看主要还是土地制度的结果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们的文化中,鼓励对敌人的极限惩罚,把人做成肉酱。可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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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2】 @whigzhou: 写了《文化的起源》的评论《食人俗:仪式vs营养(2011-01-15)》★★★★ “http://t.cn/aWtwbg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 http://t.cn/zWbG3Hy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以为,殉葬制度是官僚制度之前的野蛮制度,包括族刑等等,这些东东反而成就了秦国的绝对君主制,导致其最后消灭了其他国家。 @whigzhou: 可是殷商和齐人也用生殉吧?而且齐比秦用的更久,秦国的君主强权,我看主要还是土地制度的结果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们的文化中,鼓励对敌人的极限惩罚,把人做成肉酱。可能可以猜测鼎的作用一开始是否就是煮人肉的东东?鼎是一种食器,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后来成了铭刻刑法的器物。我这是瞎说啊 @whigzhou: 鼎是烹煮器中容积最大的,通常用于大型宴会,在上古,只有宗室重要祭祀有这需要,所以成了重器 @局外人c的空间 我读的这方面的读物很少,在我的印象里,动物,特别是食肉动物都没有同类相食的事情,他们是靠什么机制来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呢?是靠气味吗?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 @whigzhou: 嗯,同类相食很少,原因是均势,风险收益比很差,当对抗主要靠个体肢体和技能时,将对方置于死地而自己无损的机会很小 @whigzhou: 但人类不同,有了工具和组织,均势就破坏了,所持工具、所在组织、在组织内的地位,这些条件在个体间可以有极大差异,同类相食便不再那么需要禁忌了。 @李二公子: 那为什么吃同类死尸的也不多?此时没有风险了 @whigzhou: 有两种可能:忌食尸体本身可能是另一种禁忌,食腐需要很强的免疫能力,不是所有动物都能采用的;或者忌食同类尸体只是忌食同类的副产品,动物食谱是按白名单控制的,而白名单的内容在发育早期就确定了,从小没吃过人肉的长大了也不会吃 @王弼正: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whigzhou: 至少有一个证据支持我的说法:非洲鬣狗也会同类相食,而鬣狗的捕猎具有高度团队合作性 @白昼提灯9527: 应该不是这原因,同类生物生物存在一些细菌、病毒寄生,这才是真正原因吧 @whigzhou: 嗯,这是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而且对于发明了烹饪的人类来说,这不是大问题 @王弼正: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越强,吃人的情况才越少了啊。连续性杀人狂吃人的都不多啊。 @whigzhou: 那是后来的事,我说的是起源,而且后来的事也跟“生产力”无关,关键是劳动边际产出率和制度,假如劳动边际产出率够高,那吃人显然不合算,不如吃人生产的肉合算 @whigzhou: 另,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生产力”之类模糊不清的马克思系概念?经济学已经有了精细的多的概念,脱离具体要素谈生产率是没啥意义的,而相对于边际生产率,平均生产率也没多大用处  
读史笔记#3:吃还是不吃

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2年6月11日

电视剧《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受到广大吃货热捧,据说创下了国内纪录片收视纪录,可见这个美食大国确有群众基础,并非浪得虚名;观赏各地美食之余,人们也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饮食习俗差异展开了讨论,特别是,为何像英国这样文化的其他方面相当发达和强势的社会,偏偏食物却如此单调乏味?似乎让人费解。

其实,饮食作为与“男女”并列的头号文化元素,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起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历来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有许多著作谈论这一主题;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或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谈时,“他们吃些什么?”也常常是首先被提出的问题。

文化差异本身只是个事实,但人会赋予其价值含义,当人们抱持欣赏和体验的心态时,它是新鲜、惊喜和异国情调,而当人们需要标榜自己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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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2年6月11日 电视剧《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受到广大吃货热捧,据说创下了国内纪录片收视纪录,可见这个美食大国确有群众基础,并非浪得虚名;观赏各地美食之余,人们也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饮食习俗差异展开了讨论,特别是,为何像英国这样文化的其他方面相当发达和强势的社会,偏偏食物却如此单调乏味?似乎让人费解。 其实,饮食作为与“男女”并列的头号文化元素,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起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历来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有许多著作谈论这一主题;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或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谈时,“他们吃些什么?”也常常是首先被提出的问题。 文化差异本身只是个事实,但人会赋予其价值含义,当人们抱持欣赏和体验的心态时,它是新鲜、惊喜和异国情调,而当人们需要标榜自己的文化特性、寻找优越感或感到受威胁时,差异便成了歧视和取笑的对象,“广东人什么都吃”也就由对多彩饮食文化的赞美,变成一种异样的目光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在“什么都吃”上面确实表现非凡,而南方尤胜北方,岭南尤胜岭北,也是显而易见的;博大繁复的饮食文化,离不开食材的多样化,从技术上看,多样化食材促使厨师开发出各种材料的加工和烹制方法,积累了更多素材和工艺,而从需求面看,食材多样性也训练丰富了食客的味觉,挖掘培养了更广谱的口味和品尝情趣。 灵长类大多是杂食动物,而随着大型猿类从树栖转向地栖,肉食比例提高了(大猩猩是例外),同时在取食对象上变得高度机会主义,黑猩猩从水果、蠕虫、蚂蚁、蜂蜜、鸟蛋到猴子,什么都吃,灵长类还有个恶名:偶尔会同类相食;人类继承了杂食特性,但自从离开丛林来到草原之后,食谱中包含了更多肉食,加上人类膨胀了好几倍的大脑是个高能耗器官,对肉食的需要更加迫切。 不过,尽管人类是杂食性的,却并非来者不拒、同等对待各种食物,在这点上,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遵循一种由“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所阐述的策略,根据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条件来选择其食谱;该策略的原则是以尽可能小的搜寻与采集/捕猎成本,来获取所需营养,所以,当那些容易获取的食物已能满足所需时,较不易获取的那些将会被忽略,最终投入于每种食源上的精力的边际产出率和边际中毒风险将是相等的。 所以,高度杂食性只是人类作为物种的潜能,对于每个特定种群,食谱宽窄取决于所处生态位的资源条件,像因纽特人这样的极地狩猎部落,食谱是非常狭窄的;而对于个人,饮食偏好和对食材的接受能力多半在童年期便已形成,儿童尝试并接受各种食材的学习窗口在三岁时就关闭了,从小没吃过东西长大了就很难再接受,正因此,社会的食物禁忌才很容易通过家庭影响而一代代延续下去。 进入农业时代之后,食谱选择又多了个重要驱动力,与狩猎者和游牧者相比,农耕者的营养瓶颈从能量转向了蛋白质;在土地开垦率低、保留了较多草地、或采用轮作休耕制的社会,可以实行农牧混业,肉食尚能保证;但那些所有土地都已开垦并常年耕作的社会,就要想尽办法寻找肉食了;尽管在驯化了豆科作物之后,农民获得了植物性蛋白质来源,但豆类偏好毕竟很晚才形成,而对肉食的渴望则古老而根深蒂固。 在传统中国,一个十分显著的趋势是,越往南,肉食越稀缺;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越往南越缺少饲养牛羊等反刍动物所需的草地,且土地复种指数高,大型肉畜只有猪,而猪虽然产肉效率高,但有个很大的问题:其食谱与人类重合率高,因而难以大批饲养,否则便与人争食了,鸡鸭也有同样的问题。 其次是越往南,粮食的蛋白质含量越低,番薯土豆芋头等块根块茎类的蛋白质含量远低于谷物,而谷物中大米和玉米又低于小麦,同样是小麦,南方小麦也低于北方小麦;这样,南方人必须在主粮之外寻找更多肉食来补充蛋白质,可他们又缺乏大牲口,所以只好挖掘其他一切可能性了:狗肉、马肉、青蛙、山鼠、蛇、蚕蛹、蚂蚱、蝉、水虱…… 不仅是肉食,南方在素食种类也多过北方,当然,南方植物原本就比北方丰富,不过或许这也与南方的致病寄生物较多有关;在中原民族向南方拓垦的过程中,抵抗丛林沼泽地带特有的疫病始终是个大问题,而寻找草药是这一努力的重要部分,尽管效果很难检验,但尽可能开发和尝试各种可食用植物,总是有益的,即便没有疗效,也丰富了食物来源。 一个社会的食谱一旦稳定下来,便成为一种习俗,社会成员会借助它们来建立文化认同和标识共同体身份,此后,即便生态位和资源条件已经改变,饮食习俗仍将以强大的文化惯性延续下去,特别是食物禁忌,是构建文化鸿沟、区别身份、激发敌意的十分有效的符号;今天,犹太人和穆斯林早已散居全球,却仍坚持着古老的闪族食物禁忌(Semitic dietary laws)。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一·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评《理性乐观派
辉格
2012年4月16日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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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评《理性乐观派 辉格 2012年4月16日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更多相反的经验事实,而是因为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市场交易不足以为智人在认知和语言能力上的飞速进化提供足够动力;正因为它是非人格化的,因而也是松耦合的,市场交易其实并不需要交易者具备多少社会性认知和交流能力;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之间很容易交易,甚至无需任何沟通,比如里德利多次提到的沉默交易([[silent trade]]),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我甚至认为,市场分工的日益发达和长期持续,会让部分个体丧失某些已经获得的认知和沟通能力,而在市场出现之前,这些个体是无法生存的;泰勒·科文([[Tyler Cowen]])好像也有类似看法,2009年他在Create Your Own Economy一书中谈论了现代市场经济与自闭症([[autism]])的关系。 分工改善了自闭倾向者或自闭症患者的生存处境,甚至让他们在许多领域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统计也表明自闭者的比例在迅速增加;然而在狩猎采集时代,自闭将是致命缺陷,因为自闭者所(完全或部分的)缺失的,恰恰是智人的特长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移情([[empathy]])和沟通能力,以及依赖于此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很好的说明了市场化的交易和分工不可能是推动智人进化的主要动力。 相反,非即时两清的、人格化的互惠交易(reciprocal exchange),则对社会化认知和沟通能力提出了高要求:预见、移情、揣摩对方意图、记忆各方交往历史、通过闲言碎语打探对方秉性、谈判、威胁、欺骗、报复、合谋、操纵、圈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等高科技武器,在互惠交易中才能找到用武之地,也只有互惠交易才能引发围绕这些能力的军备竞赛(我在“饕餮经济学”系列中曾讨论过这个主题)。 其次,从可行性上看,偶发的市场交易确能给狩猎采集者带来收益,但把整个生计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上则是另一码事了,假如交易不够频繁、规模不够稳定,交易机会不是随手可得,依赖于它就很危险了;而以智人早期的人口密度,加上狩猎采集模式的高度游动性,稳定、连续和规模,这些条件恐怕都是难以满足的。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如此普遍而重要,那我们应该会看到许多部落或地区间分工的例子,可实际上,里德利在第二章里提出的例子全都是5万年以近的,与该章标题不相符,而作为进化发动机和先行因素,至少需要20万年前的例子,况且,其中多数例子用其他交流方式同样可以解释,唯一可以确信的分工发生在两性之间,可是,两性分工毫无疑问是长时间跨度的一揽子互惠分工,根本不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分工。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是智人进化的头号发动机(或至少主要发动机之一),因而是塑造我们人性和文化的主要因素,那也很难理解为何我们的本能总是如此的抵制市场、讨厌非人格化交易、鄙视货币、厌恶商人和资本家,我们的文化又总是与市场和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依我看,只有市场交易是晚近出现的这一假设,才能让我们理解这一点(关于文化上对非人格化交易的反感,我在“鲁滨逊跟资本主义没关系”中也有所论及)。 里德利的错误,以及他对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拒斥,可能也要怪人类学界对互惠交易的浪漫化阐释,人类学家经常把互惠交易说的好像无关个人私利,只有温情和慷慨,是一种责任、习俗或仪式,仅仅起到维系文化结构的作用,他们忽视了,无私和慷慨背后,往往是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的人情债和对互惠责任无处不在的品头评足和指手画脚,这些只有放到合作/协调博弈的理论框架下才能看清。 另外,萨林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错误理解(见“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也让里德利对之失去了信任,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学在理论上的缺陷而忽视其所收集整理的大量宝贵材料,互惠交易在传统小社会的核心地位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大量经验证据支持。 所以,在看待市场的未来前景上,我不如里德利乐观,因为我意识到我们的人性和文化都是天然的反市场的,这一点迄今还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当今的市场制度得以建立、扩张和维持所需要的条件,都是罕见而宝贵的,市场制度需要被努力的捍卫才能长期生存下去,尽管在几十年的可见未来看上去还算安全,以百年千年计的未来可不好说。 (待续)
[微言]经营与家庭规模

【2012-02-08】

@whigzhou: 经营性家庭,若其所经营事业的经济规模大于核心家庭规模,便倾向于维持大家庭,这一猜想似乎得到了喜洲镇案例的支持,该镇地处西南商路附近,商业异常繁荣,居民半数以上经商,平均家庭规模8.6,远高于中国平均数(5~6);我去过的徽商市镇廿八都貌似也是如此,平遥呢?

@whigzhou: 值得探究的是,历史上农业作物/技术的变化,是否曾影响家庭规模?

@whigzhou: 注:喜洲家庭规模超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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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8】 @whigzhou: 经营性家庭,若其所经营事业的经济规模大于核心家庭规模,便倾向于维持大家庭,这一猜想似乎得到了喜洲镇案例的支持,该镇地处西南商路附近,商业异常繁荣,居民半数以上经商,平均家庭规模8.6,远高于中国平均数(5~6);我去过的徽商市镇廿八都貌似也是如此,平遥呢? @whigzhou: 值得探究的是,历史上农业作物/技术的变化,是否曾影响家庭规模? @whigzhou: 注:喜洲家庭规模超高与生育率无关,也与纳妾无关,其生育率和纳妾率并不比平均水平高 @whigzhou: @喂羊叔叔:回复@whigzhou:纳妾影响家庭规模吗? @whigzhou: 对孤立社会不影响(若光棍也算家庭,有些社会学家认为不算),但对非孤立社会有影响,因为妾可纳自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