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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0: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按:之前的饭文都是时评,本月开始,我将在《长江日报·读周刊》开设一个专栏,打算从技术、物质和制度层面写一些历史点滴,我把它叫做“辉格读史笔记”,频率大概是每月2到4篇,这里是第0篇,算是试笔,不过写这篇时还没调整好思路和状态——其实现在也还没有——所以我想多听听各位的观感和意见。)

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某清谈节目里悍然提出了一个让广大爱国青年备受打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汉族人民普遍缺乏音乐天赋,而汉文化也同样缺乏音乐底蕴,他甚至宣称,在能歌善舞方面,汉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堪排倒数第一,这一观感,来自他过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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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之前的饭文都是时评,本月开始,我将在《长江日报·读周刊》开设一个专栏,打算从技术、物质和制度层面写一些历史点滴,我把它叫做“辉格读史笔记”,频率大概是每月2到4篇,这里是第0篇,算是试笔,不过写这篇时还没调整好思路和状态——其实现在也还没有——所以我想多听听各位的观感和意见。) 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某清谈节目里悍然提出了一个让广大爱国青年备受打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汉族人民普遍缺乏音乐天赋,而汉文化也同样缺乏音乐底蕴,他甚至宣称,在能歌善舞方面,汉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堪排倒数第一,这一观感,来自他过去多年游历数十个国家和国内数十个民族地区时所获得的个人体验。 考虑到高晓松的阅历和专业经验,这个观点值得重视,而且汉族不善歌舞的看法并不突兀,许多人也这么认为,这一点从文化交流的内容和方向上也不难看出,汉唐宋明在文化上一直处于强势,文字、文学、礼教、建筑、器具、服饰乃至茶艺,大多是输出多于输入,唯独音乐和舞蹈却是只进不出,确实是个扎眼的弱项。 如此反差难免让人好奇:这是为什么?或许对照一下我们的艺术强项可以看出点端倪,汉族在各艺术门类中,最登峰造极的,大概是诗词和书法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爱好,其实继诗词书法之后的绘画,最出色的也是文人写意画,近乎于书法了,这些艺术,都可以在保持士人优雅文静正经的状态下,在书房中独自把玩。 音乐舞蹈则不同,它们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早在文字和文明出现之前就有了,并常常表现出某些原始冲动和野性张扬,容易被与前文明状态联系在一起,它们生来就是大众的游戏,与理性、克制、内敛等士大夫们引以自珍的特性有些格格不入,而其中被后者所接纳的部分,也早早的就被高度格式化、礼仪化或文人化了,很快与原本孕育它的土壤断绝了联系,被锁入庙堂,丧失了活力。 由此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一个猜测:在汉民族能够发达的艺术,是那些能在文人圈里能玩的起来的,而像音乐舞蹈这种主要由大众玩的、或至少需要由大众不断输送养分的艺术,就少有机会;果若如此,也无须惊讶,因为在两千年历史中,汉民族拥有开发深度最高的农耕文明,而按照马尔萨斯理论,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条件下,农业和贸易越是发达,开发深度越深,劳动边际产出率越低,底层大众的生存压力越大,闲暇也越少。 在前农业社会,人类缺乏控制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人口规模和分布直接取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与投入的劳动量没有确切对应关系,这常常意味着他们有着大量的闲暇;假设生活在某个河口的部落,依靠捕捞每年洄游产卵的鱼群,只须在短暂的洄游期内劳作几天,即可囤积够吃一年的鱼干,这样,部落的人口便由洄游鱼群的规模决定,再多的劳动投入都不可能养活更多的人,无疑,他们拥有大量闲暇时间。 随着农业发明和进步,人类将自然资源带来的产出控制的越来越均匀,比如生活在某条大河岸边的部落,以前只能在每年一度的河流泛滥之后种一季小麦,而在发明水利设施之后,可以种两季小麦,人口因此翻番,但现在农民每年需要劳作两季,闲暇减少了。 实际上,直到近现代我们仍可看到,在北方寒冷地带的农民,因为只能种一季谷物,普遍拥有大量的闲暇,而可以种多季水稻的华南,闲暇就很少;回顾几千年农业史,大致上就是一个复种指数不断提高,边缘贫瘠土地不断被开垦,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单位劳动产出不断减少的历史。 分工和贸易的发展更加拓展了通过追加劳动投入获得产出的潜力,因而也进一步压缩了闲暇,原本东北农民在大半年的农闲期无事可做,但假如海运让他们能够与南方贸易,就可以利用农闲打猎或挖人参而换取粮食,从而养活更多人口。 明清两代,江南和湖广之间经历了一次分工与贸易大发展,江南农民大量改种棉花等商品作物,织成布匹后从湖广换取粮食,结果两地产量和人口都增长了,但单位劳动生产率则下降了,江南农民日耕夜织,被挤干了全部闲暇。 这种劳动生产率随技术进步、分工和贸易发展而降低的增长,被经济史家称为马尔萨斯型增长,也叫内卷化;在汉民族地区稳定持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并且帝国的统一也创造了最佳的长距离贸易条件,其农业内卷化的程度或许是最深的,这一状况在明末引入美洲作物后变得尤其严重。 可以想象,在大众丧失闲暇之后,艺术只能留给士大夫去玩了,然而,帝国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压缩了艺术的空间,与西欧封建制以及五花八门的贵族等级制相比,帝国的官僚专制体系导致了极度扁平的阶层结构,农民占了人口绝大部分,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极低,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少,况且士大夫不像贵族,很少养得起自己的宫廷艺术家,充其量只能自己把玩,这就难怪,他们留下的艺术遗产,只能是一些文人孤芳自赏、自得其乐的玩意儿。
[微言]60年代婴儿潮

【2012-05-02】

@小小nopainkiller 是一些什么原因使得文革10年中人口爆炸式增长?人口控制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政策之一,为何我们是在文革后由胡耀邦提出并具体落实的?为何之前毛没有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之前10年有无鼓励生育的政策证据?

@whigzhou: 1)化肥/农药/疫苗/抗生素/铁路,2)胡之前早就开始2胎政策了,3)工分制

@小小nopainkiller: 这个解释就更为合理些了,计生委确实是早就有,不过好像是80年代初才由胡牵头开始狠抓的?之前没有这么严格是不是因为形式动荡?

@whigzhou: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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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2】 @小小nopainkiller 是一些什么原因使得文革10年中人口爆炸式增长?人口控制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政策之一,为何我们是在文革后由胡耀邦提出并具体落实的?为何之前毛没有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之前10年有无鼓励生育的政策证据? @whigzhou: 1)化肥/农药/疫苗/抗生素/铁路,2)胡之前早就开始2胎政策了,3)工分制 @小小nopainkiller: 这个解释就更为合理些了,计生委确实是早就有,不过好像是80年代初才由胡牵头开始狠抓的?之前没有这么严格是不是因为形式动荡? @whigzhou: 不知道 @tcya24 想起王小波的《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马尔萨斯极限是在给定制度下,外国这样的内卷化也跟中国一样明显吗,如果不是,我们不同的约束条件主要是什么,文化? @whigzhou: 有例外,但很普遍,英格兰是个突出的例外,黑死病到工业革命人口没怎么增长,原因未有定论,跟制度不大可能没关系 @whigzhou: 比如财产权的稳固程度、婚姻制、继承制、教会占有土地的数量,大概都是有关系的。 @小小nopainkiller 经过各种讨论,对十年间的生育率,或许可以归功于:1刘邓路线下人民公社已经生变,比如工分制以及更宽松的个人经济活动;2遍及城乡的基本医疗体系,尤其对于农村的卫生健康有极大帮助;3即便当时的政治动荡极端,但经济方面中央政府的失灵还是造成了下面各种活跃的阳奉阴违;4传统关灯之后的观念 @whigzhou: 这十年没啥特殊的,民国期间早就增长很快了,铁路和疫苗消除了大饥荒大瘟疫,补回晚清损失又另增了1亿多,战后又加上化肥农药抗生素,关灯说更是胡扯 @whigzhou: 顺便说一下,铁路修通之后的大饥荒都是人为制造的 @小小nopainkiller: 民国期间又没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忽视这死了几千万人会改变人的预期这个因素呢?在人吃人以及城里人都啃树皮之后,总不会人们还惦记着多生几个娃接着受苦吧?我指的特殊就是在考虑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后。 @whigzhou: 高死亡率一般会鼓励多生啊,巨灾过去之后都是出生高峰嘛  
饭文#W5: 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辉格
2011年12月30日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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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辉格 2011年12月30日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实现,市场是不会达到这种状态的,所以从供给面看,春运的压力恐怕是不可能消除的。 那么从需求面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问题是,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否会减轻春运压力?我看不会,假如打工者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家乡的传统纽带会逐渐松弛,但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纽带却未必会随之而松弛,只要节日家庭团聚的习俗仍在,并且家庭成员异地居住的状况仍然普遍,那么春运人潮便不会消退。 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新移民,或许过年不再返乡,但为了团聚,就需要邀请父母兄弟前来过节;或者,他们已经把年老的父母接来城市居住,因而在春节不再需要返乡,但既然他们的父母已经老得需要投靠儿女,他们自己的子女就很可能也已经长大并在异地上学或工作;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家庭成员异地居住并在春节团聚的普遍性依旧,春运人流量并不会改变,改变的将只是流动结构。 当然,结构变化对交通产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典型的人口大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区之间的往返人潮,将会被方向更随机的流动所替代,宏观上的方向性将趋于弱化,这是好消息,将让交通资源的负担分布的变得更均衡。 但同时也有坏消息,城市化将使得人们在节日前往团聚的那个“老家”——通常就是父母的居住地——的位置在地理层次结构上逐渐上移,这样,春运负担将更多的被分布在交通网络的上层节点之间,也就是干线上。 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当然,这一习俗在大量家庭转移到大城市之后可能会被削弱,因为在大城市,即便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遇到你希望遇到的人的几率,也远远低于乡村和城镇;不过这一削弱并不会降低人流量,只是改变了其方向,而且会变得更多的指向大城市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深化,这些“老家”正随代际更替而逐渐从村移向镇,从镇移向县城、地级市、乃至大都市;特别是,由于私人缺乏取得土地的途径,缺乏自我组织社区和自我治理的机会,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向中心都市集中的强烈倾向,随着农村老人的故去和投靠子女,刚刚开始的城市化下半场,将目睹大批乡村的全面凋零;相应的,交通人流也随之而大规模向上层转移,干线压力在今后会变得更加沉重。 在未来将给春运带来更多压力的两个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增长,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选择远离父母的工作,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配置将变得更灵活多样,大跨度的再配置也会更常见——这一点从大公司雇员来源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中不难看出——这两点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度,因而扩大春节团聚的人流量和平均奔波距离。
饭文#V2: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第一篇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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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第一篇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普遍降至替代水平附近,有些地区甚至远低于替代水平,而各新兴地区的经历似乎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总是伴随着生育文化和人口趋势的变迁。 所以,一些持朴素历史决定论的人纷纷断言,人口压力已不是问题,亚洲非洲所残留的人口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些地区尚未完成现代化,而那是终究会随历史潮流而完成的,因而今后的焦点将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医疗负担,甚至未来真正需要担忧的是能否说服人们继续生孩子;确实,他们有很多理由这么认为。 然而,仅仅由某些阶层或地区已经脱离资源极限而享有富裕生活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摆脱了人口压力的结论,在马尔萨斯模型中,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资源极限边缘的赤贫状态,私人产权和继承制度,总是让一部分人得以通过相对于其供养能力的低生育策略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当财产地位和优裕生活所带来的更多性机会有望补偿早先的低生育率时,该策略是可持续的,而那些没有利用这些条件来寻求补偿的策略,将终究被淘汰。 从这个角度看,发达地区脱离资源极限的事实,或许只是原先单一社会中富裕阶层脱离资源极限的一种新形式,换句话说,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原本在每个社会分别形成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被全球化了;而这两种结构分化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的富裕阶层很少寻求将其地位财富优势转变为遗传收益,这样一来,除了朴素历史决定论,我们就找不出什么理由来相信这种低生育文化能够长期维系,尽管眼下它还占据着上流和主导地位。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其人口不断萎缩的群体,其文化和价值观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辩护者或许会说,即便一个社群的自然增长率是负的,但其价值吸引力可以将群体外的人口持续卷入其中,从而维持其存在甚至繁荣,但这一设想因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持而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不应忘记的是,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维多利亚时代,恰恰伴随着其人口的飞速增长。 历史上,间或会出现各种禁欲主义的教派或文化潮流,将一批批出家人和独身主义者从繁衍竞争的战场上拉走,但这些群体及其文化从未对大众的生育倾向和整个社会的人口走势产生任何值得考虑的影响,相反,他们总是被视为例外和异类而处于隔绝于社会主流的边缘状态,尽管同时可能享有某种神圣地位;目前的主流低生育文化,若果真能够长期维持,其前途恐怕也只能是被边缘化为某种新型僧侣文化,或许继续受尊崇,却不再对社会总的人口形势有所影响。 重要的是,对于人口这样以二三十年为单位的代际更替为变化节奏的系统,恰当的观察尺度是百年而不是十年,因而对于刚刚经历了城市化和现代转型的新兴社会,从过去二十年的趋势转变中,切不可轻易得出三十年以上的长期结论。 联合国人口专家对中国过去两次人口普查结果都大跌眼镜,并匆忙修正自己的预测,这次70亿人口日原本定在10月1日,临时被改到了月末,这表明专家们并未掌握可靠的预测模型,虽然近年的数据支持了中展望方案,但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仍然只能相信:未来百年世界人口仍将随技术进步而持续增长,穆斯林、摩门教徒、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将为这一增长提供持续动力,而他们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观将日益扩散而占据主流,底层人口仍将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人口规模也仍将对生态构成持续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相信上述前景并不意味着我主张对人口实施国家控制,一方面,这涉及到个人固有的生育权利,同时,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从未像人们误解的那样主张生育控制),我并非人口悲观主义者,相反,正如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生命世界的秩序、结构和意义,全赖于选择压力的持续存在,人口压力也为社会进化提供了动力,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维系和进化,同样有赖于人口压力的持续存在。
饭文#V1: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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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最高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降至略高于1;然而同时,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世界人口仍在延续过去半个世纪所呈现的稳定趋势:每隔12-14年增长10亿。 乐观者说,绝对值的匀速增长反映了增长率的下降,但就人口-生态关系而言,构成生态压力大头和人口增长主力的农村人口,在过去12年中又增加了2.8亿,而在我看来,人口形势的扭转和生态压力的真正缓解,需要身处于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中的农村人口的绝对下降;如此看来,作为本文标题的那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有待回答的。 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是:人口有着指数式增长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给定技术条件下,将不断增长直至达到资源数量所允许的水平,当人口接近该极限水平时,生存资料的边际劳动产出率将不断下降,最终在均衡点上,追加的劳动投入将不再能换来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而最低收入阶层将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 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出未必是递减的,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完全可能持续递增,因而问题就变成技术进步是否足够快从而将资源极限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不断拉高,而马尔萨斯并没有论证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确实,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创新浪潮中,技术进步似乎没有上限,但尽管如此,在以百年计的长期,这一反驳是琐碎而无力的,因为马尔萨斯理论并不需要假定边际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下降的,而只须假定它最终会在某个边界附近开始下降,从系统论角度看,指数式增长的系统,必定存在一个负反馈机制来构成其边界,否则它将是爆炸式的,不可能稳定存在,假如技术进步果真能解除对增长的限制,人口以不久前曾有过的3%年率增长(相当于每25年翻番),不到200年便可以每平方公里1万多人的密度铺满整个陆地,再过几百年便可耗尽地球上全部碳原子。 第二个反驳更有效:马尔萨斯没想到会出现避孕套;不过该反驳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马尔萨斯不恰当的将人口内在增长动力建立在人类情欲的基础上,而现代避孕手段让人们在满足性爱需要的同时得以控制生育数量;但达尔文已经为人口增长动力指出了更坚实的基础:整个进化史就是生物个体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的留下后代的历史,今天活着的人得以存在,便是因为他们的历代祖先都继承了足够强烈的生育繁衍意愿,而不仅仅是他们喜欢性爱;实际上,在面临资源压力时,独身和溺婴等生育控制手段始终被广泛使用,避孕药具只是让控制方式变得更人道,而并不会削弱进化所赋予的繁衍本能。 第三个反驳是基于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贝克尔指出,生育决策并非简单的数量决策,也会考虑质量,因而生育仅仅是家庭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生育数量将取决于投入产出比;在现代城市文化和就业环境中,若父母期望孩子健康、体面并获得良好地位和前途,需要在抚养和教育等方面做高额投入,假如每个孩子所需投入越来越高,生育数量便相对减少;事实上,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伴随的人口趋势,显然支持了上述理论预见。 可是,迄今我们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只有不足两代人的经验,难以预料质量上的投入何时会开始或是否已经开始报酬递减,而且,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说明,基于投入产出的均衡生育数量会处于替代水平之下,因而城市化在某些地区所导致的极低生育率完全可能只是短期或例外情况。 况且,牺牲数量而追求质量的生育策略要成为优势策略,前提是被牺牲掉的数量必须在第三代之后得到补偿,比如,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对此,有人指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不仅是遗传因素,还有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比基因更快捷便利,完全有可能,当支持多生策略的基因在人群中扩散时,文化影响却把其中足够多的人不断拉入少生的队伍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从未有人论证过,在缺乏遗传优势的情况下,少生策略何以会成为整个人类的长期主流策略?缺乏遗传基础的文化和价值观潮流是飘忽多变的,尽管西方文化目前占据主导,但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程度始终很高,而只要其中一部分支持多生,其影响何以不会随其人群规模而扩大?穆斯林社区在西方的日益壮大,似乎正在为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前景。 实际上,对马尔萨斯真正有力的反驳是:人口有可能被疾病长期压制在资源供养极限水平之下,英格兰在首次黑死病大流行(1348年)之后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可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但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漏洞被现代医疗和防疫体系补上了,因而它在今天比古代更有说服力。 显然,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到两三代人或者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那就很难将马尔萨斯弃之不顾,他的理论仍将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人口问题时无可替代的指引。
[微言]拿破仑、机动性与人口

【2011-10-12】

@whigzhou:#读史笔记#毛泽东之前,最无耻且广受颂扬的恶棍就是拿破仑了,作为统帅,他两次扔下自己的军队孤身逃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维尔纽斯,而且每次都拒绝为失败承担责任,是那个时代欧洲罕见的毫无荣誉感的匪类

@whigzhou:大概只有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才能长出这样的奇葩

@whigzhou:更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作战方式,拿破仑的军队以其高度机动性而闻名,其实没啥奥妙,机动性优势主要来自就地补给能力,也就是将就地抢劫作为基本补给手段,别人不是不懂,就看你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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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2】 @whigzhou:#读史笔记#毛泽东之前,最无耻且广受颂扬的恶棍就是拿破仑了,作为统帅,他两次扔下自己的军队孤身逃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维尔纽斯,而且每次都拒绝为失败承担责任,是那个时代欧洲罕见的毫无荣誉感的匪类 @whigzhou:大概只有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才能长出这样的奇葩 @whigzhou:更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作战方式,拿破仑的军队以其高度机动性而闻名,其实没啥奥妙,机动性优势主要来自就地补给能力,也就是将就地抢劫作为基本补给手段,别人不是不懂,就看你是否下得了手 @茶博士未遂: 哇塞,老毛是他的转世? @whigzhou:呵呵,是啊,所谓人民战争就是这个意思 @whigzhou:当然,沿路抢劫对古代军队本是家常便饭,但用作基本补给手段而非补充或救急,还是需要点勇气的 @whigzhou: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背景,从黑死病前到1720年的400年,法国人口峰值一直在2000万,此后80年突然提高到3000万,这给野心家们提供了极其充裕的兵源,拿破仑几次全军覆没,但很快又召齐大军,从俄国逃回来不到半年就召到47万新兵,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茶博士未遂: 那80年发生了或没发生什么导致1000万的人口净增长? @whigzhou:我认为是农业革命(作物引进和复种指数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特别是西欧与乌克兰的粮食贸易)
[微言]皇族与溺婴

【2011-09-26】

@whigzhou:#读史笔记#贫穷远非溺婴的唯一原因,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宋代宗室生育性别比(第四代为9.5:5.5)和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2.5)这两个数字中(来源: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whigzhou:#读史笔记#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最上面这条线是清皇室的数字)(来源: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w(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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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6】 @whigzhou:#读史笔记#贫穷远非溺婴的唯一原因,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宋代宗室生育性别比(第四代为9.5:5.5)和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2.5)这两个数字中(来源: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whigzhou:#读史笔记#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最上面这条线是清皇室的数字)(来源: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whigzhou:我曾经提出一个关于生育策略的猜测:富贵阶层的生男偏好更强烈,收入稍高于温饱线的穷人更偏好女孩,上述两个皇室数字或许支持了这一观点。  
【读史笔记】浙江人口:1850 vs 1953

浙江人口在1850年前已超过3000万,1953年普查数据小于2300万,同期全国人口已增加1.5亿(4.3亿->5.8亿),至1964年才恢复到2800万以上,同期全国人口又增1.4亿,长毛之祸大概只能解释其中一小部分,因为相比之下,长毛为祸最烈的安徽,人口恢复的更早。

嘉兴的情况比整个浙江更严重,1838年人口293万,当时海宁没划入嘉兴府,现在嘉兴户籍人口337万,剔除海宁的81万,256万,比道光朝少3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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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口在1850年前已超过3000万,1953年普查数据小于2300万,同期全国人口已增加1.5亿(4.3亿->5.8亿),至1964年才恢复到2800万以上,同期全国人口又增1.4亿,长毛之祸大概只能解释其中一小部分,因为相比之下,长毛为祸最烈的安徽,人口恢复的更早。 嘉兴的情况比整个浙江更严重,1838年人口293万,当时海宁没划入嘉兴府,现在嘉兴户籍人口337万,剔除海宁的81万,256万,比道光朝少37万。 看到一个解释,山地玉米种植一度抬高了人口水平,然后又因土壤侵蚀许多山地被放弃,据说该现象在浙赣湘拓垦于清代的山地都有所表现。 看到另一个解释,长毛过后,最初的移民潮中发生了许多土客冲突,引发江南士绅对移民的集体抵制,这一抵制得到某些地方大吏(比如沈葆桢)的支持,结果大大延缓了土地复垦和人口恢复。
饭文#P9: 用工荒还要持续多久?

用工荒还要持续多久?
辉格
2011年2月16日

新年伊始,多项报道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再次遭遇用工荒,其程度看来已超过去年;如何看待这一轮民工荒乃至整体性劳动力紧缺?它还将延续多久,是季节性紧缺还是长期趋势?是通货膨胀在推动还是人口变迁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安排和投资决策,也是我们观察宏观波动的一个好窗口。

其实,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况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持续,自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恐慌性紧缩退去,在随后为补充危机中被清空的库存而引发的订单反弹中,已出现过一次令企业措手不及(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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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还要持续多久? 辉格 2011年2月16日 新年伊始,多项报道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再次遭遇用工荒,其程度看来已超过去年;如何看待这一轮民工荒乃至整体性劳动力紧缺?它还将延续多久,是季节性紧缺还是长期趋势?是通货膨胀在推动还是人口变迁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安排和投资决策,也是我们观察宏观波动的一个好窗口。 其实,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况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持续,自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恐慌性紧缩退去,在随后为补充危机中被清空的库存而引发的订单反弹中,已出现过一次令企业措手不及的用工荒;这一紧张局面,从去年由电子商务大战而引发的送货工大紧缺中,可以窥见一斑;而到去年暑期,企业又发现人力短缺已从低端市场蔓延到了大学毕业生市场。 春节或许只是季节性的加剧了短缺局面,多年来,对于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们,春节始终是个密集交流信息和重新自我估价的最佳机会,在短短二十多天里,高频度的走亲访友、老友重聚,出席许多因在外打工而被推迟了的婚宴,大量关于就业机会、雇主品质和价格的信息在其间被交换;并且,与同龄人的境遇对比、对新型消费与生活方式的重新认知,以及家人亲友的评价、期待和督促中,将激发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规划作出调整。 这样,当他们再次返回市场时,指导其选择和议价的已是一套新的信息背景和价格期望;同时,由于春节返乡的交通和误工成本,可以和更换工作的成本最大程度的重叠,因而在节后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将是最低的;因此,由人口趋势或景气变动等中长期趋势所积累起来的重新议价压力,往往会在春节集中释放,表现为节后用工荒。 不过,上述分析仍未回答一个重要的疑问:劳动市场能否在一轮重新议价之后稳定下来?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周期走势;一种不祥的可能性是,本轮用工荒可能构成了通货膨胀进程中价格轮番上升的一环:两年前的货币和财政大扩张,首先抬高了要素和原材料价格,继而在18个月左右的延迟后引发了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循环正进入第二轮:当人们发现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便要求更多工资,接着产品成本将再次提高…… 由于信息传播和重新议价决策存在延迟,工资变动被拖延到节后,而更糟糕的是,人们脑子里并没有一个“通货膨胀计算器”按统计局公布的通胀率(即便它是准确可信的)来随时修正价格信号,相反,他们只能通过生活中的交易、标价和巷议来逐步感知它,因而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同的,这种信息紊乱也正是通货膨胀最致命的危害所在,它打乱了市场的议价机制,也提高了交易成本,使得节后劳动市场的重新议价变动更困难,从而加剧和拖延用工荒。 那么,上述价格轮番上升难道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是的,如果没人去拧上货币龙头的话;反之,如果有人去把它拧上,价格惯性就会像撞到一堵墙上那样反弹震荡并停下来,那就是所谓的硬着陆;所以,任何法定纸币体系一旦发动开闸放水的通胀政策,要么听凭长期两位数通胀率,要么就忍受一次硬着陆。 对于劳动市场,通胀将以一种干扰器的方式在三五年的中期带来影响,但现在还难以判断干扰将持续多久,这是因为我们猜不透货币当局究竟将以多快的速度拧上龙头;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形势反而比较明朗:不出三年,所有年龄段、所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都将开始绝对的下降,农村已不再能输出更多的劳动力,简言之,锅底即将朝天。 再过几年,最后一批以传统方式种地的农民将步入老年,传统农业将加速被规模化和企业化的新型农业所替代——若非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这一过程原本会更早更快;届时,农村将反过来与城市争夺劳动力;一个显明的前景是,那些锁定在劳动密集产业而无法转移的资产,其价值将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迅速融化。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
辉格
2010年12月1日

正在读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久闻此书大名,刚刚拿到中译本(去年10月出的),读完前两章,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萨林斯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等不及读完就迫不及待要扯上几句。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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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 辉格 2010年12月1日 正在读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久闻此书大名,刚刚拿到中译本(去年10月出的),读完前两章,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萨林斯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等不及读完就迫不及待要扯上几句。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自己的经济学,而放弃早先人类学家将经济学引入人类学分析的努力。 萨林斯列举了许多经验证据来支持其说法,归结起来有下面几条: A1)狩猎/采集者的营养水平通常高于农耕者,即便按现代标准也不算低; A2)狩猎/采集者日常用到多数生活资料都非常充裕,有些简直取之不竭,而他们也很少为缺少这些东西而发愁; A3)狩猎/采集者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劳作时间低于农耕和工业社会,他们有大量闲暇,这表现在他们普遍都很懒散,难以适应现代工业岗位; A4)在一些细致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建立了用于估算在特定狩猎/采集/游耕方式下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水平,而统计表明,绝大多数原始社会的人口都远低于这些模型所推测的人口极限。 然而,这些论据与稀缺性和马尔萨斯理论之间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基于它们而提出的质疑是出于对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和马尔萨斯均衡的时间尺度缺乏理解,实际上,从马尔萨斯理论出发,这些情况恰在预期之中;恰好,多年来我始终习惯于从马尔萨斯角度看问题,所以上述四点在我看来完全不构成挑战,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回答。 1)瓶颈资源 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是生存资源匮乏,但在马尔萨斯均衡下,未必所有生存资源都是匮乏的,理论上,只要一种必需资源匮乏了,人口便受到抑制,而此时,其他资源完全可能是充裕的;究竟哪一种资源成为瓶颈,取决于群体所处的生态位、他们的取食模式和生产技术;有些条件下,卡路里成为瓶颈,另一些条件下,蛋白质或维生素成为瓶颈。 在商品流通高度发达的大社会中,处于不同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也叫生态龛、小生境)的各群体之间通过交换调剂丰缺,或许可导致大部分资源的供给都接近于瓶颈,但即便如此,某些低流动性商品在原产地仍可能非常充裕;而对狩猎/采集社会,市场交换只起着很次要的作用,因而人口完全可能被个别瓶颈资源所抑制。 在某些条件下,构成人口瓶颈的,未必是生存资料,也可能是以我们人类为食的捕食者——病菌,这是对马尔萨斯模型的一个修正,在《多彩的瓶腹》一文中,我详细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2)生态位与边际产出 对于常见于狩猎/采集生活的悠闲懒散,常见的直观解释是,反正再勤快也没活可干,而准确的说法是:某些条件下,边际产出递减的很快,以至于在均衡点上,尽管已投入的劳动很少,但即便投入再多的劳动,增加的产出也不可能养活额外的人口了;因而,闲散懒惰并不能证明一个群体未遭受资源瓶颈对人口的抑制。 想象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在靠近北极的某个荒远之地,是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某种鱼类每年洄游到此产卵,当地居民只须在洄游季节捕捞两天,便足够维持一整年的食物供应,而附近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此时,该群体的人口水平,便由洄游鱼群规模决定,在均衡点上,人均年劳动投入只有两天,任何追加投入(在进化上)都毫无意义。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生态位中长期生存的群体,其文化必定是不鼓励勤劳的,但萨林斯似乎把因果关系颠倒了过来,他将文化视为闲散懒惰的原因,他的话听起来就像——狩猎/采集者喜欢这样,所以他们就这样——,而没有看到这只是特定生态位下的边际产出曲线所导致的结果。 在农耕社会,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不同生态位下的文化差异,在黑龙江一年只能产一季作物,在零下40度的漫长冬天,你无论如何勤奋也种不出更多的粮食让你多养活一个孩子,而在华南常能产三到四季,两地农民的勤劳程度也因此而有显著差异。 在取食手段不变的前提下,唯有市场化分工和交换可以突破生态位局限,比如,黑龙江农民可以在农闲时在家缝制兽皮衣服,用来从别处换取食物,对于那个把粮食卖给他们的群体来说,或许保暖衣服恰好是瓶颈资源,而食物却很充裕,这样,通过交换,两个群体的瓶颈都得到放松,人口都将增加。 不难看出,这样的分工与交换未必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它确实提高了交易双方的劳动生产率时,它就带来了经济史家所称的“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但斯密型增长只是一种幸运,它在理论上不是必须的,理论上,分工与交换必定导致的,是在边际产出曲线右侧拉出较为平缓的一段,从而使得追加的劳动投入有可能获得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但这段曲线完全可能且通常仍是向下的,经济史家将由此带来的增长叫做“马尔萨斯型增长”([[Malthusian growth]])。 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马尔萨斯型增长,是发生于明清两代的江南-湖广大分工,在此之前,江南农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已达到马尔萨斯极限,再追加劳动已毫无意义,但在湖广,还有许多土地有待开垦或还有精耕细作的潜力,于是(注:这一过程的启动,也得益于政府漕粮征收政策的压力),江南农民开始部分改种经济作物,而从湖广进口粮食。(更多分析参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这是因为,蚕桑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给农民提供了一个机会:把劳动附加在上面卖出去,用黑话说就是,在劳动/边际产出曲线上建立一段下降不那么快的区间;但是,投入于丝绸/棉花纺织的额外劳动的产出率,是低于原先已经投入于稻米的产出率的,因而,大分工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了,但由于追加投入了大量劳动,单位土地的产出增加了,从而供养了更多人口,这种形式的增长,也被有些经济史家称为“内卷化”。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要获得斯密型增长,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必须发生的足够频繁,不断改变边际产出曲线,使得由此而被放松的人口瓶颈来不及被人口增长迅速再次绷紧;然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一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即便在当代,恐怕也只有少数社会满足了该条件。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减少,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恰是马尔萨斯理论所预见的结果,而不是反对它的证据。 3)抑制机制与时序瓶颈 当我们解读马尔萨斯“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这句话时,需要意识到他所暗示的时间尺度,即,他并未担保,无论将时间尺度拉近到多小的单位,任意时刻人口水平总是处于极限附近——要达到任意尺度的吻合,要么资源条件是恒定不变的,要么人口增长是可以无限快的,而这两个条件显然都不能成立。 首先,任何群体所处的生态位,其资源条件都不是恒定的,食物的可获得数量在不断变动,尤其对于狩猎/采集这种生计模式,瓶颈资源的产出限制波动幅度常常很大;从动植物驯化/土地改良/施肥/灌溉/水利/病虫害控制/化肥/农药,技术进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对各种环境不确定性施加日益强化和精密的控制的过程,但无论如何,环境条件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始终存在。 因而,在长期,对人口数量构成瓶颈的,将是波谷也即荒年的产出水平,尽管在持续的常年和丰年中人口会超出瓶颈水平,但只要持续时间不足以令人口增长至可耗尽常/丰年产出的水平,作为偶然介入的观察者,我们便有很大的概率观察到一个处于丰裕状态的社会,这显然不能作为该群体未遭受人口压力的证据。 其次,人口增殖是需要时间的,而马尔萨斯所列举的那些抑制机制(或我们能想象的其他机制),并非都是温和而灵敏的微调机制,相反,它们多半是暴烈的,瘟疫、饥荒、战争,常能在短短几年/几十年内消灭1/3甚至一半以上的人口,而即便按2%的极限增长率(相当于35年翻一番),也需要30年左右才能将人口恢复到灾难前水平。 这样,一个马尔萨斯周期的时间跨度就可能上百年,因而检验马尔萨斯模型的恰当方法,是以10年为刻度,在连续几百上千年的跨度上,寻找多个马尔萨斯周期,然后看看这些周期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共同特征。 然而,对狩猎/采集/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只能提供当时和前几年的数据,这样就有很大的概率,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正在从上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群体的情况;萨林斯列举的数字似乎正是如此,比如,被深入研究过的巴布亚游耕者钦布人,各部落实际人口与理论极限人口的比值,十分随机的分布于从0.22到0.97之间,这完全在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期范围之内。 4)发展与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一再指出,尽管技术会进步,经济会增长,但从长期看,处于生存极限附近的那部分底层人口的生活水平,注定永远不会提高;而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不仅不会提高,还会下降,表现在:一方面,闲暇更少,劳动更艰辛,而单位劳动的产出却日益减少,而同时,由于各种资源之丰缺经由分工和交易不断被拉平,所有资源的数量都向瓶颈靠拢,结果,底层人口陷入了所有资源都稀缺的状态,相反,当只有个别瓶颈资源时,非瓶颈资源都是充裕的,因而他们变得更贫困了。 这一理论推断,与萨林斯所描绘的现实情景完全吻合。 尽管在我看来,萨林斯对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理论的质疑并不成立,但这一质疑是十分有益的,如上所见,他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将马尔萨斯模型推向精致化。
饭文#H8: 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辉格
2009年12月23日

尽管城市有着种种好处,但过度密集所造成的高房价、拥挤、污染和压力,也会带来很高的成本,当这些成本超出它带来的收益时,人们便会另觅宽松清静的去处;是的,许多人都梦想着逃离都市的喧嚣,然而这样的梦想和努力,却受制于诸多的制度障碍,而正是这些障碍的结构与程度,决定了一国在城市化之后的人口格局。

在传统社会,你身居某地,通常只是因为你的祖辈早已落户于此,在此意义上,即便没有发达的家族组织,社区也是家族性的;在分工和消费多样化机制的强大作用之下,家族性社区是注定难以抵御城市化冲击的,人们并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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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辉格
2009年12月23日

尽管城市有着种种好处,但过度密集所造成的高房价、拥挤、污染和压力,也会带来很高的成本,当这些成本超出它带来的收益时,人们便会另觅宽松清静的去处;是的,许多人都梦想着逃离都市的喧嚣,然而这样的梦想和努力,却受制于诸多的制度障碍,而正是这些障碍的结构与程度,决定了一国在城市化之后的人口格局。

在传统社会,你身居某地,通常只是因为你的祖辈早已落户于此,在此意义上,即便没有发达的家族组织,社区也是家族性的;在分工和消费多样化机制的强大作用之下,家族性社区是注定难以抵御城市化冲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来自同一个家族而拥有相似的工作技能、职业偏好、收入水平、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因而小社区无法在过细分工和小众偏好上达致规模经济。

只有那些基于职业倾向和生活态度的相似性而自愿建立的新型社区,才有能力抵御都市的强力抽水泵,这种相似性可以让他们在较低密集度下获得规模经济;基于相似性的特色社区可从工作和生活两个方向建立:底特律和富士康的工人社区属前一种,开发商针对特定收入水平和环境偏好而建立的小区和村镇,摩门教徒和阿米绪人在荒原中组织的社区则属后一种,还有些两者兼备,比如北京和广州近郊的画家村,明星汇聚的贝弗利山庄。

美国人有着自愿组织社区实现自我管理的深厚传统,第一批殖民地便是各派清教徒的自发社区,英王特许状只是盖章认可而已,正如五月花号上41个男人在其船上盟约中所言:由誓约将我们自己组合成了一个民事共同体;在拓荒期滚滚西进的大篷车队中,农民们用类似的盟约来为未来的乡村生活作出制度安排。

在后来的西进运动、城市扩张、郊区开发、乃至边缘教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各种乌托邦试验中,自发社区始终是中坚力量,政府体系通常是在人口密度已很高时才姗姗尾随而来;直至今天,许多州以下的政府机构,在法律上仍然是当地居民基于土地所有权的自愿组合而组建的业主协会或股份公司。

上世纪初,正当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之际,那些不满于工业城市状态的美国人,掀起了一场回归乡村的自治社区建设运动;他们在农村买入大片廉价土地,对居住环境和公共设施作出精心规划,为社区治理立下宪法,便开始建设心目中的花园城市或“新镇”;一旦吸引到足够多的前来买地建房定居者,随社区兴旺而来土地增值便可补偿其前期投入。

这场运动时冷时热的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些成功繁荣起来的新镇,都有着准确精到的居住偏好定位和良好的社区治理制度;比如最初以艺术家和爱好者为目标的特拉华州阿登村,迄今已延续百年,1973年还因其居住环境之优美和谐而成为唯一入选美国历史景点的村庄,对照一下我们画家村里的飞扬尘土和恶臭厕所吧。

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雷斯顿,是一个拥有数十平方公里土地的私人自治社区,建立于60年代,所有公共服务都由基于所有权的居民协会提供;如今它已发展为五万多居民的富裕繁荣的小城市,其商业区还吸引了多家大公司的入驻。

可见,城市化未必会让乡村没落和消失,重要的是,那些向往乡村和小城生活的人们,是否有机会按各自的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建立自己的新社区,或改造日趋颓败的旧乡村;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

显然,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控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实际上,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很少有像美国那样能突破所有这些障碍,所以如我们所看到,城市过度膨胀和乡村没落成了伴随城市化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一步步拆除上述种种障碍。

饭文#H7: 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

(按:这是此系列的第二篇,其实我对该话题的谈论可追溯到半年前的一篇文章《城市化的性质已经改变》,可参阅)

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
辉格
2009年12月22日

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分工深化,以及消费模式的变迁,人口难以避免的向城市集中,相应的便是乡村和城镇的萧条;到一些偏僻农村走走,很容易发现许多村庄已被荒弃,更多的将在一个代人之内被抛弃;那些继续存在的村镇,也普遍的缺乏活力和生气,人们留下的理由多半是被动、消极和保守的:因为缺少其他机会而留下,并非选择此地寻找、创造或建设什么。

然而仅仅看到这一趋势是不够的,同样经历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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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此系列的第二篇,其实我对该话题的谈论可追溯到半年前的一篇文章《城市化的性质已经改变》,可参阅) 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 辉格 2009年12月22日 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分工深化,以及消费模式的变迁,人口难以避免的向城市集中,相应的便是乡村和城镇的萧条;到一些偏僻农村走走,很容易发现许多村庄已被荒弃,更多的将在一个代人之内被抛弃;那些继续存在的村镇,也普遍的缺乏活力和生气,人们留下的理由多半是被动、消极和保守的:因为缺少其他机会而留下,并非选择此地寻找、创造或建设什么。 然而仅仅看到这一趋势是不够的,同样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城市化的格局和乡村的命运迥然不同;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尽管也出现了超级都市,但人口聚集度反而较为适中,尽管许多乡村被废弃了,但留下的仍颇具活力,新建城镇也仍在不断涌现;相比之下,韩国和墨西哥等国却在首都区汇集了1/3甚至更多的人口。 因此,考察导致乡村没落的那些具体因素和机制是更重要的;对于中国,一个更独特的因素是,人口趋势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便已扭转,而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一转折是在城市化率极高且教育年限足够长之后才出现,这将使乡村的消失和败落来的更为迅速和突然。 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曾为经济史家和政治学者所广泛关注;由于绝大部分现代化元素——如教育、文艺、科技、生活方式等——都出现在城市,受其吸引且有能力负担它们的乡村精英——如富人、乡绅、家族长老、教师、读书人、手艺人等——大批迁居城市,农村失去了维系其制度和秩序的核心人物,流氓地痞匪盗横行,社会结构瓦解而陷入长期动荡,严重时甚至反过来打断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乡村秩序全赖家族和乡绅维系,因而问题更加严重。 今天的政府权力已延伸到乡镇,对村庄也拥有巨大的干预能力,因而空心化还不至于导致动荡;然而乡村的凋敝仍是触目惊心的,在村镇,公共事务得不到有效处理,公共物品更缺乏供给,垃圾遍地,道路失修,治安堪忧。 由于人口密度无法供养专业人才和维持多样化的消费类型,有为或有志青年都已离开,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变得极为单调贫乏,闲暇时除了酒楼和牌桌无处可去,纯情阳光的青年们上班两年后几无例外的沦为赌徒,因为除了赌博、喝酒、飙车、洗脚、吸毒等少数几样娱乐,其他爱好既没人陪你玩,也得不到欣赏和认同,县级城市的情况大致雷同。 问题是,如果这种趋势是注定的,那么为何同样经历了现代化的美国和西欧,他们的村镇和小城市却保留了更多的秩序和活力呢?线索之一是,他们的现代化是本土内生的,而不是外源性的,文化和制度结构在此过程中已经获得重建来适应现代经济,或者说正是这一重建使得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在美国,这一重建是由移民在新大陆上另起炉灶,因而更为彻底,所以当工业化的力量最终暴发时,其社会结构更经得起它的冲击。 具体而言,传统乡村社会以家族聚居为特征,家族和乡绅是主要维系力量,这种结构虽拥有良好的自治能力,却无法应对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经济,而美国的村镇从来不是家族性的,许多社区本身就是经济流动和自愿组合的结果,它们从一开始便拥有了适应人口与产权流动所需的自治性政治结构,这种结构也使他们有可能在现代条件下处理新型公共事务和满足新的公共产品需求,因而更容易在现代化冲击下幸存下来。 另一个线索是宗教,在许多社会,教士是乡村精英的重要组成,而教会是维系地方秩序的重要制度成份;在城市化的巨大抽水泵之下,教会常常是坚守到最后的力量,对于稳定乡村社会结构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在美国尤其突出,美国的许多早期自治社区都是清教徒们按教派各自建立的,宗教纽带至今存在于他们的社区文化之中。 尽管种种因素看来都不利于中国乡村的未来前景,但若能充分落实村镇自治,及时解除妨碍人口和产权流动的法律障碍,并为新型社区建设和基层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未来的乡村仍可能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得以重建;毕竟,人类的生活观念是无限多样的,城市虽充满诱惑和机会,但还是有人会喜欢乡村的宁静。
饭文#H6: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按:我会再用两个同样篇幅来继续这个话题。)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辉格
2009年12月21日

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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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会再用两个同样篇幅来继续这个话题。)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辉格
2009年12月21日

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却早已不由分说的涌现了出来。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按我们的制度背景、资源禀赋和市场特征,未来的人口分布结构将会如何演变?从已经表现出的趋势看,方向无疑是超级都市,如果这一趋势背后有着强大而固有的内在动力,凭几项政策和规划是无法扭转的。

关于蚁族的报道和正在热播的《蜗居》,都生动的展示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留在大城市,愿意承受何等的艰辛与压力,这一强烈倾向的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动机。

对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学家已有了很多论述,斯密指出,细致的分工依赖于密集人口,只会做一种糕点的面包师,无论手艺何等高明,在小镇上是找不到工作的,而在大城市却很可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高薪;越是高级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越需要在高度密集市场上就近兜售、以实现其价值,设备和技术等非人力生产资本也一样。

生产如此,消费也是如此,越是特殊的偏好,越是难以在人口稀疏的乡镇得到满足,若一种商品的目标消费群窄于0.1%,便不可能在只有几千人的小镇设立零售店或代理商;有形商品的问题还能借物流业的发达而得到改善,服务业则更难办,在小镇上你找不到好的电影院、风味特殊的餐馆,大明星也不会来这里走穴。

更要命的是,许多消费必须由趣味相投者共同进行,或需要看得懂的观众在场才有意义;在小镇上,你那件手缝西装会被叫做皱巴巴的针脚不齐的外套,作为球迷,你找不到人一起观球畅饮欢呼,作为发烧友,没人听你吹嘘那根能收上千个节目的天线,即便在数十万人的中型城市,你也难以在每个周末凑齐一桌人打桥牌。

密集人口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上的优势,构成了人们向大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都市已成为人们价值追求和地位提升道路上的一座灯塔,那些力争上进、不甘寂寞与落伍的有志青年,很少能在大城市以外找到施展这一追求的舞台。

人的消费不是随机组合的,偏好和价值观也不是独立散布的,消费行为和驱动它的偏好乃至价值观,被组合在所谓生活方式的稳定结构之中,这些生活方式乃是人群经由模仿和协同而达致的“聚点”;当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作筹划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角色自我定位:首先选择一个竞技场,然后考虑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旦他朝选定的方向迈出脚步,生活目标便被锁定在一系列逐级爬升的模式之中。

问题是,越是高阶的生活方式,越是小众化,这意味着只能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人口中才能找出足够多的同类小众,使得此种生活方式下的消费达到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即便在眼下可以忍受一个很低的起点,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梯子必须有足够多的梯级,可以通达他们所憧憬的高度;显然,这样的梯子在乡村是找不到的。

正是这个梯子,驱使大批青年甘愿蚁聚或蜗居于都市,他们本可在小城市谋得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更好的交通,更好的空气,更少的生活压力;他们并没有错,即便最终他们在那个梯子上爬得并不高,但年轻人总是会有梦想。

计划生育伤害最大的是城市穷人

反对计划生育无须论证,因为它直接侵犯了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权利,但如果反计人士一定要找个更响亮的口号的话,我倒有一个,五六年前我在某BBS上发过:

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生育率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进城后就失去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生养策略,从数量策略转向了质量策略;尽管从短期看,采用质量策略(即少生精养策略)给你带来更少的儿子女儿,但在长期,给你带来的重重重重孙,可能并不比采用数量策略者少,因为较好的营养、健康条件、教育程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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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计划生育无须论证,因为它直接侵犯了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权利,但如果反计人士一定要找个更响亮的口号的话,我倒有一个,五六年前我在某BBS上发过: 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生育率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进城后就失去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生养策略,从数量策略转向了质量策略;尽管从短期看,采用质量策略(即少生精养策略)给你带来更少的儿子女儿,但在长期,给你带来的重重重重孙,可能并不比采用数量策略者少,因为较好的营养、健康条件、教育程度、工作技能、社会竞争力,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能力,还提高了他们在未来婚姻市场的谈判地位,也有望给他们的子女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 个人按自身条件不同会采用不同策略,均衡状态下,两种策略的分布比例取决于抚养和教育的成本收益比,这个收益,最终是以重重重……重孙的数量来计算的。 当精养成本高于粗养成本的两倍时,穷人便很可能采用多生粗养的数量策略:假设粗养成本是3000/年,精养成本10000/年,一个穷人年收入9000,不养孩子时的基本开支2000,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现在他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拼命挣钱,争取能挣到12000,以便能精养这一个孩子,或者放弃这一愿望,再生一个,全都粗养;一旦他做出后一决定,而此后又幸运地将年收入提高到了12000,那时,他不可能再杀了一个孩子,重新换用精养策略,这时,他的最佳选择就可能是再生第三个。我们知道,越是穷人越不愿意冒险,所以他在第一个决策点上更可能选择生第二个。 实际上在中国,精养与粗养的成本差异,还要高出上面的虚拟数字,所以,很明显,穷人会更倾向于采用数量策略,因而计划生育的主要受害者;在无差别一胎政策时期,农民是最大受害者,后来被允许有条件二胎,于是没有农村户籍的城市贫民如蓝领工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实际上,在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工人的生育率很高,直到后来教育年限拉长,教育成为很大负担时,生育率才开始下降,而在中国,城市工人的生育率显然被人为压低了。
要怪都怪现代男人太长寿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竞争激烈的原因不是出生性别比,而是性选择策略所致,我说,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自然供不应求,但这还只涉及到初婚市场,如果把其他需求也考虑进来,供大于需的程度就更严重,实际上,全部成年男性都是妙龄女性的需求者,其中许多购买力还很强:养小蜜、包二奶、嫖客、杨振宁、花心已婚中年男、老外……

这是婚姻市场的供需基本格局,其背后的动力是性选择,供需差异之大不是性别比的2、3个百分点所能影响的,而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简单说,每个小伙子都面临一大群老中青三代竞争者,别以为人家结了婚就不是竞争者了。

现代小伙子比古代的更惨,因为如今他们的前辈竞争者活得更久,而古代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那时候杨振宁很少见;而且古代战乱频繁,战乱中死掉的通常80%以上是男人,幸存者和后来者常常有机会面临1:2甚至1:3的性别比,但即便如此,穷男人还是很多要打光棍。

扯远一点,现代男人的长寿很可能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出生性别比的下降,因为男性长寿导致性选择加剧,光棍几率上升,生男孩的优势下降,于是性别比下降,当然,这一变化只能在几十代人的长期才会表现出来,哪位有兴趣可以去收集数据做个对比。

有人认为我引用的104和93的数据大有问题,我承认这两个数据的确很可疑,主要疑点是2000年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相互拍不上,但这对我影响不大,我只需要相信这两组数据中任何一组大致可信即可;对于我的论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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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竞争激烈的原因不是出生性别比,而是性选择策略所致,我说,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自然供不应求,但这还只涉及到初婚市场,如果把其他需求也考虑进来,供大于需的程度就更严重,实际上,全部成年男性都是妙龄女性的需求者,其中许多购买力还很强:养小蜜、包二奶、嫖客、杨振宁、花心已婚中年男、老外……

这是婚姻市场的供需基本格局,其背后的动力是性选择,供需差异之大不是性别比的2、3个百分点所能影响的,而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简单说,每个小伙子都面临一大群老中青三代竞争者,别以为人家结了婚就不是竞争者了。

现代小伙子比古代的更惨,因为如今他们的前辈竞争者活得更久,而古代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那时候杨振宁很少见;而且古代战乱频繁,战乱中死掉的通常80%以上是男人,幸存者和后来者常常有机会面临1:2甚至1:3的性别比,但即便如此,穷男人还是很多要打光棍。

扯远一点,现代男人的长寿很可能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出生性别比的下降,因为男性长寿导致性选择加剧,光棍几率上升,生男孩的优势下降,于是性别比下降,当然,这一变化只能在几十代人的长期才会表现出来,哪位有兴趣可以去收集数据做个对比。

有人认为我引用的104和93的数据大有问题,我承认这两个数据的确很可疑,主要疑点是2000年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相互拍不上,但这对我影响不大,我只需要相信这两组数据中任何一组大致可信即可;对于我的论证而言,重要的是:122或125这个出生性别比数字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20-24岁的性别比,而后者在普查数据中是102.8,在抽样数据中是93.1;而我相信:这个数字在过去5年和未来二三十年中大概都不超过100。下面的表格或许会让你得出与我类似的印象:

年龄    2000    2005
0-4岁   120.17  122.66
5-9岁   115.42  119.30
10-14岁 108.81  114.20
15-19岁 105.43  107.88
20-24岁 102.79  93.13

值得指出的是,普查数据与抽样数据中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死亡率,按抽样数据,男孩与女孩的死亡率差距大幅扩大了,部分因为女童死亡率大幅下降,部分因为9岁以上男孩死亡率有所上升,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统计偏差还是因为医疗和成长环境的变化。

 死亡率 2000   2005
年龄 男   女   男   女
 5岁 0.77 0.63 0.54 0.54
 6岁 0.67 0.50 0.60 0.24
 7岁 0.64 0.42 0.48 0.18
 8岁 0.63 0.38 0.46 0.23
 9岁 0.55 0.33 0.59 0.26
10岁 0.55 0.34 0.56 0.23
11岁 0.50 0.31 0.51 0.31
12岁 0.48 0.33 0.54 0.28
13岁 0.48 0.33 0.40 0.24
14岁 0.52 0.35 0.46 0.31
15岁 0.59 0.40 0.61 0.32
16岁 0.64 0.41 0.78 0.40
17岁 0.75 0.45 0.77 0.46
18岁 0.89 0.55 1.16 0.50
19岁 1.00 0.57 1.20 0.59

如果我们不采信93.1这个数字,而用上述死亡率在普查数据上计算,结果大约是103,就算采信103,这个性别比压根就不能用来解释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状况,美国2000年这个数字是104。看一下下面的20岁后男女未婚人口变动表吧,它造成的同龄未婚人口性别差率都是两位数乃至三位数:

年龄  男    未婚  %    女     未婚  %    性别比
20岁  97506 94216 96.6  99456 83715 84.2 112.5
21岁  91680 84905 92.6 100143 71225 71.1 119.2
22岁  95182 78405 82.4 103803 60022 57.8 130.6
23岁 112784 77909 69.1 123051 55770 45.3 139.7
24岁 102776 58735 57.1 110344 37170 33.7 158.0
25岁 100577 46609 46.3 110304 26563 24.1 175.5
26岁 108750 38908 35.8 114897 18777 16.3 207.2
27岁 108001 30712 28.4 114031 12896 11.3 238.2
28岁 104788 22962 21.9 109343  8079 7.4 284.2
29岁 117121 20188 17.2 122480  6288 5.1 321.1
30岁 124107 17424 14.0 127815  4678 3.7 372.5
31岁 135601 15410 11.4 142205  3788 2.7 406.8
32岁 143566 13597  9.5 148579  2966 2.0 458.4
33岁 150260 11890  7.9 154701  2307 1.5 515.4
34岁 157487 10734  6.8 161587  1883 1.2 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