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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第十八章〈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导言

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上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的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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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上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的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膨胀。 生育率的下降,一是因为孩子抚养成本的大幅提高,二是因为生育文化的改变,而避孕和堕胎技术的普及使其成为可能;抚养成本提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年限拉长和费用提高,二是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家务负担的减轻提高了照顾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而最根本的,父母之所以愿意为教育大额投入,是因为素养、技能和知识的回报提高了;最终,这些变化综合起来,扭转了生育文化。 尽管生育率下降与人均收入提高在统计上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减少生育是为了用质量换取数量的策略,之所以质量策略变得更有优势,是因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产出比改变了;所以,假如收入继续提高,而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开始下降,生育率就可能回升。 同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大幅降低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生育补贴、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税收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儿童医疗补助,等等,都有利于生育率回升;不过,评估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的效果,需要很长的时间跨度,至少要几代人之后才能看清,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是人口变迁的中心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完全改变了人口分布面貌,更因为城市化是影响生育率的头号因素,夸张点说,都市是人口的黑洞,出生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澳门、香港、新加坡,全是都市城邦,紧跟在后面的是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美国的都市化率低于欧洲,生育率也高于欧洲。 城市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待职业、金钱、交易、财产、乃至时间和性别的态度,家庭内的分工,对待配偶、亲戚、邻居和朋友的方式,维护权利和处理冲突与纠纷的方式,都和过去不同了。 而同时,因为我们有着在乡村生活的漫长历史,多数人不久前或上一辈还是农民,因而无论在文化还是个人情感上,都与乡村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即便身在都市,许多人仍怀抱对乡村的向往,这未必是虚幻的梦想,人口聚集未必是条单行道,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乡村,或许会在新的制度、文化和产业条件下重建。 ---------------------- [1]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家庭论》(1981初版,1991年经大幅扩充修改后再版)。 [2]替代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是指维持长期人口水平不下降所需的最低生育率,取决于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在生育年龄前的死亡率,目前全球平均值约2.33,发达国家约为2.1。
[微言]两种婚育模式

【2013-02-16】

@whigzhou: 写了《A Farewell to Alms》的读书笔记 http://t.cn/zY6mOem

@whigzhou: 西北欧的生育模式是高婚内生育率+高女性单身率+晚婚,而东亚则是低婚内生育率+低女性单身率+早婚,结果两者总和生育率相当。

@whigzhou: 这一模式差异似乎源自婚姻制度,在东方多妻制下,(加上高女婴溺杀率),女性供给严重不足,因而需要抢先娶妻,导致早婚,但这样一来,想控制生育数量,就不能靠晚婚,而只能靠降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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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6】 @whigzhou: 写了《A Farewell to Alms》的读书笔记 http://t.cn/zY6mOem @whigzhou: 西北欧的生育模式是高婚内生育率+高女性单身率+晚婚,而东亚则是低婚内生育率+低女性单身率+早婚,结果两者总和生育率相当。 @whigzhou: 这一模式差异似乎源自婚姻制度,在东方多妻制下,(加上高女婴溺杀率),女性供给严重不足,因而需要抢先娶妻,导致早婚,但这样一来,想控制生育数量,就不能靠晚婚,而只能靠降低婚内生育率和溺婴了。 @赵昱鲲:这样下来西北欧女性应该进化得比东亚快,比如会比东亚女性天生更倾向于嫁出去或被娶,但是从日韩与欧美的比较看并非如此(当然可能是强大的文化作用,但从我的个人印象看欧裔美国人vs东亚裔美国人也非如此) @whigzhou: 原帖说的是工业革命前的情况,后来变化很大了 @赵昱鲲:另外,印象中东亚生育率不比西北欧差啊? @whigzhou: 嗯,我之前的印象也是如此,但统计显示中日的婚内生育率(5.1)只有西北欧水平(8.3)的一半,西北欧中最高的是法国(9.1),18世纪婚内生育率接近生理极限水平(相当于当代Hutterites的水平10.6)  
[微言]工资铁律

【2013-02-14】

@whigzhou: 当人口处于马尔萨斯极限附近时,非技术工人的日工资约等于10磅面粉,是农业时代通例,1975年国内大米价格0.15元/斤,对应月工资40-42,刚好是我父母当时的工资水平,当前米价2.5元/斤,对应赤贫工资是575-675,差不多是柬埔寨的水平 //Iron law of wages http://t.cn/zYio6V8

@whigzhou: 这个赤贫工资率在亚洲普遍压得更低(18世纪末以磅面粉计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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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4】 @whigzhou: 当人口处于马尔萨斯极限附近时,非技术工人的日工资约等于10磅面粉,是农业时代通例,1975年国内大米价格0.15元/斤,对应月工资40-42,刚好是我父母当时的工资水平,当前米价2.5元/斤,对应赤贫工资是575-675,差不多是柬埔寨的水平 //Iron law of wages http://t.cn/zYio6V8 @whigzhou: 这个赤贫工资率在亚洲普遍压得更低(18世纪末以磅面粉计的日工资,江南6.6,朝鲜6.0,南印度5.1,东京4.5),或许是因为亚洲人的体质已经对人口压力作出了更多进化调适,比如缩减了体型、降低了代谢水平? @吴昊老是重名很无奈:这可以算是社会有没有处于马尔萨斯极限的判据?辉总觉得中国现在的可供养的极限大概是多少?有没有达到? @whigzhou: 若非技术工人日薪已普遍数倍于赤贫标准时,“已脱离马尔萨斯极限”这个判断应当是可靠的吧  
[微言]老龄化的隐患

【2013-01-07】

@黄花非鱼 老龄化中国的隐患http://t.cn/zjmXKuc 我把它翻译出来了,本以为只是对老龄化就事论事,但翻译完后发现分析的深度超出了我的预期。

@wenkino: @飞洒过 @whigzhou

@whigzhou: 中间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企部分不错,其他好像没啥新意吧,不都是早就摆明的嘛,至于最后暗示养老问题导致动荡,我看不会,老头老太怎么会闹革命

@黄花非鱼:作者的意思不是老头老太闹革命,而是老龄化导致以后经济不行,现在的投资很多都是在建设不会使用或不想使用的东西,经济不行就会出问题

@whigzhou: 呵呵,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处于人口萎缩期,特别是年轻人在减少的社会,是不会发生革命的,老龄化会造成一些问题,但不会是爆炸性的

@wh(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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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7】 @黄花非鱼 老龄化中国的隐患http://t.cn/zjmXKuc 我把它翻译出来了,本以为只是对老龄化就事论事,但翻译完后发现分析的深度超出了我的预期。 @wenkino: @飞洒过 @whigzhou @whigzhou: 中间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企部分不错,其他好像没啥新意吧,不都是早就摆明的嘛,至于最后暗示养老问题导致动荡,我看不会,老头老太怎么会闹革命 @黄花非鱼:作者的意思不是老头老太闹革命,而是老龄化导致以后经济不行,现在的投资很多都是在建设不会使用或不想使用的东西,经济不行就会出问题 @whigzhou: 呵呵,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处于人口萎缩期,特别是年轻人在减少的社会,是不会发生革命的,老龄化会造成一些问题,但不会是爆炸性的 @whigzhou: 政府投资导致的无效GDP和高比例浪费,是一直在持续的事情,并不会积累起来集中爆发,作者这部分写的不错,但好像离题了 @whigzhou: 其实这部分无效投资可以视为政府拿一些资源去打水漂玩儿,是一种消费,类似于古代帝王修坟 @Jackal_long:老年人需求的资源会明显稀缺是嘛……有点紧张 @whigzhou: 老龄化危机会有多严重,其实取决于未来的老人在未老之前将其养老安排建立在何种预期之上,分别在多大程度上指望儿女、社保、商业保险、存款,和其他资产 @whigzhou: 这些因素,需要一个个评估,笼统地说没多大意思,比如儿女,今天40多岁的人大概很少是指望未来靠儿女养的吧?那有多少是相信社保的呢? @whigzhou: 我觉得,这些预期已经很大程度表现在过去二十年的高储蓄率里面了,而未来主要风险在于资产价值,因为人口下降必定导致多数资产贬值 @whigzhou: 国际化是避免这种贬值风险的方法之一 @wenkino:看来辉格老师并不很悲观 @whigzhou: 有些宏观数字看起来好像很可怕,但只要相关事实不是突然发生的,个体早就会做出反应了。想想看,现在60多岁的这一代,上养老,下被啃,连孙子一起啃,没遗产可继承,还要给儿子攒彩礼置产业,又赶上医疗费大涨,这都能熬过来,许多还觉得很幸福,还有啥可怕的 @whigzhou: 相比之下,40多岁这代,多半不用养老,还啃老,有遗产拿,父母帮着储蓄,而且他们的工作也更少依赖体力,更有可能延迟退休 @罪恶计生006:绝大多数人相信社保。 @whigzhou: 不知道你的“相信”是指什么 @说好的智商呢 就是相信“党和政府会给大家解决困难的,请大家放心。天气冷,快回去吧,不要在市政府门口待着了。” @whigzhou: 某人听过这句话后回家了,从中并不能得出他持有某个信念的结论,你要让他就某个未来事件下注,才知道 @whigzhou: 许多人,整天骂美国坏,夸中国好,可你问他,给你儿子机会移民美国好不好,他会说:能带家属吗? @whigzhou: 话说我已N次听人嚷嚷“这回跟台湾一定要打起来了”,每次我都开出5倍或10倍赔率,迄今还没人肯跟我赌,否则我已经赢过好几万了 @说好的智商呢:下注的方式就是自己出钱买社保和养老,这个算不。乡镇农村不少见。 @whigzhou: 这个算,但我怀疑这样的不会太多吧 @whigzhou: 这倒并不是说他们在如此言之凿凿时是虚伪的,可能很真诚,只是心理系统的更深层部分不信,奇妙的是,这两部分可以并行而互不干扰,Robert Trivers专门研究过这种现象,他称之为“自欺” @whigzhou: 自欺机制可以让个体在获取持有虚假信念的好处的同时,避免受其损害,持有虚假信念有时确有好处,比如获得社会认同、自我激励、增强说服力,等等  
[饭文]人口的未来

人口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2月19日

【谈论人口首先要明确时间尺度】

观察人口问题的一个困难是时间尺度,人口趋势需要经历多个代际周期、在数百年或更大的跨度上,才能看出些可把握的特征,进而才可能谈论某些规律性,决定人口走向的各种因素,其变化反映到人口总量上,也存在很长的滞后期,而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这些变动周期中的很短一段,因而个体经验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这一困难在议论中更变成了混乱,因为貌似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口问题的人们,其实关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当你考虑人口趋势对就业、劳动力、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压力,或者特定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需要关心的是未来五年十年按年龄、性别、城乡、和社会状况等维度细分的某一群组的人口变动,而当你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长期影响,或试图从过去经验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结论,那五年十年就显得太短了。

【短期逆转已成定局,长期又会如何?】

对于前一类专注现实问题、并将眼光限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事情其实已经很简单:只要看分年龄人口表就行了,由于各年龄段死亡率很稳定(尽管还会缓慢下降),而移民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可以忽略,高比例城市化的后果也已注定(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只须按死亡率和就业年龄推算即可);当然像收入结构和文化背景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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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2月19日 【谈论人口首先要明确时间尺度】 观察人口问题的一个困难是时间尺度,人口趋势需要经历多个代际周期、在数百年或更大的跨度上,才能看出些可把握的特征,进而才可能谈论某些规律性,决定人口走向的各种因素,其变化反映到人口总量上,也存在很长的滞后期,而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这些变动周期中的很短一段,因而个体经验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这一困难在议论中更变成了混乱,因为貌似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口问题的人们,其实关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当你考虑人口趋势对就业、劳动力、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压力,或者特定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需要关心的是未来五年十年按年龄、性别、城乡、和社会状况等维度细分的某一群组的人口变动,而当你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长期影响,或试图从过去经验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结论,那五年十年就显得太短了。 【短期逆转已成定局,长期又会如何?】 对于前一类专注现实问题、并将眼光限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事情其实已经很简单:只要看分年龄人口表就行了,由于各年龄段死亡率很稳定(尽管还会缓慢下降),而移民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可以忽略,高比例城市化的后果也已注定(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只须按死亡率和就业年龄推算即可);当然像收入结构和文化背景等维度上的细分还有待考察,但主要的数据都已摆在那里。 所以根本的争议只会发生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当我们从经验得出某些理论判断,并运用于比三十年更遥远的未来,或比个别国家更普遍的人类社会时,就需要重新检查我们的理论基础和逻辑链条,而不能仅凭已有的数据了。 许多人以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为依据,断言这将成为未来各国普遍趋势,因而乐观的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将在一百亿附近得到遏制,这种看法尽管十分流行,但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缺乏适当时间尺度上的历史经验支持,因为目前的低生育现象最多只持续了两代人。 【马尔萨斯的人口图景】 让我们暂且忘记种种复杂因素,先回到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起点吧;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而生物之成为生物的根本在于,它们会尽可能多的繁衍后代,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何人要生育、人口会增长,相反,只有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停止增长才是需要解释的,那么,为何有些国家的人口趋势发生了逆转,当代低生育文化又从何而来? 在马尔萨斯看来,限制人口增长的唯一因素是可获取的生存资料(主要是食物)数量,该数量由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决定,它规定了人口增长的极限,在达到极限之前,人口会一直增长;每当人口接近极限时,就会以各种方式受到抑制,饥荒、瘟疫、战争等被动方式,或独身、晚婚、出家、溺婴等主动方式,这方面的现代改变是有了可靠避孕法,因而温和而人道的主动抑制可更多的代替痛苦惨烈的被动抑制。 当人类直接从环境获取食物时,极限水平直接由可获取的自然资源决定,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扩大资源获取范围,比如弓箭让人类能够猎取大型动物,船舶让人类发现新大陆;在发明了农业和工业之后,人类通过生产过程间接获取食物,从而引入了生产率这个新变量;历史上,每次栖息地扩张和技术进步都将人口极限拉上一个台阶,导致一个持续增长期,然后又在新的极限上达到均衡并停滞下来。 影响人口极限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假如少数权贵占有大量资源,并将其投入于非食物生产,那么同样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能供养的人口便低于其最大潜力,所以,同等条件下,资源分配更均匀的社会人口极限更高,马尔萨斯观察到,结构更为扁平的中国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拥有更密集的人口。 社会结构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人口水平,拥有更多资源的富贵阶层为维持一种区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会将自己的生育率限制在远低于其供养能力的水平,而且通过示范和模仿,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会瀑布式的逐级向下渗透,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惯,从而拉低总的生育率。 不过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有些奢侈消费品的生产只是利用了富余劳动力和无关食物生产的资源,而在人口接近极限时,劳动生产率也已降至极限,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仅当奢侈品生产挤压食物生产,或用食物出口从其他社会换取奢侈品时,社会结构才会影响人口极限。 【告别了马尔萨斯,但问题仍在】 直到工业革命之前,这幅图景还大致适用,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极大改变,以至于许多人宣称,马尔萨斯理论早已破产,至少过时了,经济学家如此宣称,主要理由是马尔萨斯的边际产出递减律是错误的,确实,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正如工业革命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当创新和技术进步快速接连发生时,边际产出完全可能持续递增,从而让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 然而,简单的拒斥马尔萨斯解决不了真正的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十分现实的约束,假如技术进步果真放任人口按极限速率增长,即便不考虑生态均衡,不出五百年,地球的全部碳元素就都用于制造人体和食物了,就算届时人类已突破太空移民障碍,也终究会耗尽宇宙全部物质,所以无论如何人口必定会受到遏制,而事实上发达社会的人口也已经发生了逆转。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因素、以何种机制导致了人口逆转,这一机制是会长期持续,抑或只是局部或阶段性的? 【城市化改变了什么?】 最显著的事实是,生育率总是随城市化而迅速下降,都市化程度越高,降得越厉害;但这很难算得上一种解释,它没有告诉我们人口转变的微观机制,为何人们一进入城市就不愿早生和多生孩子了? 或许我们可以像加里·贝克尔那样用成本收益结构来分析生育决定,生育的代价首先是父母特别是母亲放弃自己的闲暇、消费、职业收入和事业追求,其次,假如已经有了孩子,再生一个就需要将有限资源(包括金钱、照顾和关爱)分摊到更多孩子身上,因而降低每个的养育质量。 现代城市在两方面都有大幅改变,它为妇女提供了更多职业机会,因而提高了其时间和劳动的机会成本,而且这些职业大多需要离家连续工作,相反,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农业中,农活可自行灵活安排,容易与育儿任务协调在一起,富裕家庭的妇女更完全脱离生产,专心育儿,甚至雇佣保姆和奶妈来提高育儿能力。 农村妇女常被严格局限在家庭生活中,而城市妇女更加独立自主,拥有更多个人空间,更多兴趣爱好和事业追求,因而更难以忍受被育儿责任束缚在家务之中;同时,城市父母对孩子未来发展状况的期望也更高,因而给自己施加了更高的育儿标准:更精心的照顾,更好的奶粉、衣服和玩具,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使他们很难负担得起传统家庭那么多的孩子。 【缘何舍生育而求生活质量?】 经济学家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因为经济学将偏好视为给定的,然而从我们最初设定的生物学视角看,问题仍未得到回答:为何城市妇女更偏爱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偏爱更高的抚养标准?为何同样一群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若这些行为模式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遗传收益,其存在基础又是什么? 有人或许会说,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人的本能,直觉上这似乎可以接受,但生物学上却难以成立,假如一种本能带不来遗传收益,反而会降低遗传收益(即让拥有它的个人比没有它时留下更少的后代),那这种本能就很奇怪,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要么它曾经具有遗传价值,要么是另一种具有遗传价值的特征的副产品,要么是某种特定文化机制的产物。 前面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或许可以带来些提示,富贵阶层为保持其社会地位,将大量资源投入于维持一种奢侈昂贵的生活方式,这么做虽拉低了其婚内生育率,但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儿子们更早也更容易娶到妻子,以及更多的私生子;这些补偿优势一两代内或许不明显,但重要的是它能长期维持家族地位,从而让小幅优势积累放大。 这一点可以对照西欧封建社会和阿拉伯游牧社会来看,西欧贵族生的少,但贵族地位和财产权可靠,且延续时间长,许多家族可追溯数百上千年而香火不绝,而阿拉伯游牧部落酋长生育率极高,但游牧社会缺乏契约和产权制度,势力更替频繁,家族地位很难长期延续,因而以低生育换取长期积累性优势不是好策略。 【性选择驱动下的地位竞赛?】 那么,难道现代城市人都把自己当贵族了吗?在价值起源上或许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相对固化封闭的社会结构,极大提升了社会流动性,如今,沿着身份和地位等级往上爬升的机会似乎向每个人开放了,只要有机会和能力,人们总是选择他能够负担得起的尽可能高阶体面的社会身份,和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他们为孩子们谋划和争取未来条件时,更是如此,即便他们自己已习惯并安于既有的地位身份,但只要可能,总是希望子女能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种向上爬的倾向或许已深植于人类的本性(无论是生物的或文化的),性选择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经验证据表明,财富和地位总是能帮助男性找到更好的配偶和更多的性机会(尽管在现代这未必能为他带来更多后代),它是女性选择长期配偶的头号指标,即便在选择短期配偶时,也是重要指标。 女性偏爱富贵者、努力“往上嫁”的策略,激励了男性对财富与权力展开永无休止的追逐竞赛,而一旦这样的竞赛习性养成,他们会不断开辟新战场并在其中决一胜负,分出高下,从权力争夺、战争、商场职场竞争,到体育竞技、学术、游戏,每个竞技场上,参赛者内心深处总是假定了一群女性观众和评价者,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 追求更高端体面的生活方式只是其中一个竞技场,现代人也只是延续了这场竞赛,但问题是,这场竞赛已丧失了遗传意义;在古代,由于1)缺乏避孕手段,2)女性被高度束缚在生儿育女的道德责任之中,3)社会流动性低,因而地位能被可靠的传给后代,4)溺婴等手段违背道德且与富贵者的身份不符,因而财富身份地位上的优势会自动转变为遗传优势。 而在现代社会,这一自动关系被切断了,人们仍在为财富、地位和权力而拼搏,并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寻求更多的性伴侣和性机会,而且由于社会的开放,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这么做,但这些已不再自动为他们带来更多后代了,相反,由于他们在这些原本只是手段而非目标的环节上投入了过多资源,能够负担的生育率反而更低了。 【背离遗传价值的文化何以维系?】 一种原本具有遗传优势的行为模式,在丧失该优势、甚至转变为劣势之后,仍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该模式的遗传基础(如果有的话)需要多个世代才被清除出基因库,时间长短取决于其遗传劣势的大小(假如它导致绝育,就只须一个世代)。 假如该行为模式没有遗传基础而仅由观念所造就,经由文化而传播,那么它可能永远不会被清除,因为观念可以横向传播,一个不留下后代的人也可以把观念传给他人,并影响其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包含了禁欲独身主义的观念体系和僧侣组织可以长期存在,因为通过观念传播,尽管僧侣都没有后代,但僧侣组织却可以从其他群体中不断吸纳新成员。 但是,以牺牲其载体的遗传收益为代价而传播的观念体系,尽管可以长期存在,却极少可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构成大部分人口的行为基础,这是因为,虽然观念是后天获得的,但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特定观念的“易感性”可能具有遗传基础,并存在个体间差异,假如一种观念总是倾向于让对它易感的那些载体留下更少后代,长此以往,对它易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其传播过程便成了一个不断消灭自身传播基础的过程。 很明显,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此类观念系统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而其所基于的易感性只是一些随机变异或其他具有遗传优势的特性的副产品,才能得以维持,正如独身禁欲主义在僧侣中的存在那样。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当前城市低生育文化的主流地位能维持多久?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与之竞争的替代文化的生育率优势,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儒家传统主义者、摩门教徒、新教再洗礼派,都拥有很高的生育率,其中许多还拥有很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将在未来几个世代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短则两三代,长则五六代,将最终在文化上取得主流地位,假如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生育文化不发生逆转的话。 【人口压力是坏事吗?】 除了时间尺度,人口争议中另一个带来混乱的地方是,许多人总是将马尔萨斯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生态主义,甚至生态末世论等等联系在一起,你一提马尔萨斯和人口压力,人们就当然的以为你在暗示赞成计划生育,或在兜售生态悲观主义论调,这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一误解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兴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造成的。 实际上,马尔萨斯并不将人口压力视为负面因素,更不是悲观主义的来源,相反,他将其视为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基本动力,这一点放到马尔萨斯的思想继承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中,就更加显明了:人口压力只是自然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而选择压力当然是进化的基本动力,其持续作用也是个体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存在基础。 诚然,人口压力会造成各种苦难和悲剧,但正是这些苦难在激励人们不断设法克服它们,而正是这一过程推动了文明进步,正如痛苦让人们回避危险和伤害,饥饿感驱使人们寻找食物,性焦虑促使人们寻找配偶,并为此而谋求种种能给自己带来择偶优势的条件,同样,自卑和屈辱感激发人们力争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地位处境,所有这些指引人们行为的心理机制,若追根溯源,都可找到生存繁衍的需要这一基础动力。 当然,在富裕社会或富裕阶层,生存压力会相对松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而也会更多样化、更难以预料,但这种松弛和漂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人口压力就像拉住风筝的那根线,最终会将其拉回进化的主轨道,若非如此,社会与文明的有序结构将随漂变而瓦解于混沌。 【以计划生育应对人口压力?】 由于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误导,许多人将人口压力与资源耗竭、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关系远非必然,人口增长会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让资源变得更稀缺,因而更宝贵,可是,一样东西怎么会因为它变得更宝贵而耗竭或退化呢?依常识,这不是会激励人们更加珍惜它、保护它、并努力寻找替代它的东西吗? 区别在于相应的财产权是否得到建立,假如资源的财产权明确并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那么稀缺性只会让它更受珍惜,相反,若没有财产权,它就可能在一阵哄抢中被破坏殆尽,这就是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应对人口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某些资源日益表现出其稀缺性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财产权制度。 应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稀缺性的另一条道路是由一个中央权威集中分配资源,并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统一的计划规定,计划生育只是这种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需要赋予国家以空前的暴力和社会控制手段,放任其对个人实施极为严酷的强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对个体价值和自由尚有一丝珍惜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做法。 正如哈耶克所论证的,试图借助集中计划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无法处理分散信息的表达、获取、传递和计算问题,注定会失败,而历史经验也早已表明,计划体制将带来极大的无效率和社会灾难,相反,财产权和价格机制已经在其漫长历史上向人们展示了其处理稀缺性问题的能力。 只要相应的财产权能够建立,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生态压力便会经价格信号而传递到正在做生育决定的个体,让他们对生育的后果——自身的抚养负担、孩子的幸福和未来处境——作出恰当的权衡,只要他们不去偷抢别人拥有的资源,抚养负担是否太重,又何须旁人替他操心?  
[饭文]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按:这是两个月前为某报的一个“2030年展望”系列写的专稿,不过最后未被采用)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辉格
2012年10月9日

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思考基础。

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着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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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两个月前为某报的一个“2030年展望”系列写的专稿,不过最后未被采用)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辉格 2012年10月9日 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思考基础。 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着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 空间上,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都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在这20年中仍将持续,留在本地的人口也将沿交通网络的层次结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村庄将继续大批消失,甚至非宜耕地区的乡镇也将减少,县城虽可维持规模,但人口组成将被村镇移民所替换,而在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三大都市区,城市将连接成片,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社会结构上,这代人绝大多数不会选择务农,也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尽管其中许多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很少会选择在那里安家,尽管眼下那里还有个老家,但随着祖辈的故去和父母辈进城,这些农村老家也将逐渐消逝,到那时,乡村生活将成为他们的遥远记忆,农业将只是一个产业、一门生意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也只是观光休闲的去处。 资源压力放松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竞争强度的降低,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享受生活和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面,而不再需要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苦苦谋求生计,也更少为在一个陌生而不确定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而焦虑,他们的心态将更加平和,或许在他们眼里,父兄们活得实在太累了。 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社会压力的放松,也体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后自然结果;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动荡,人们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的社会环境,需要在其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寻找新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甚至消费趣味,同时,眼看许多人白手起家成功发达,似乎自己也有众多机会,却又不知该如何把握。 所以转型总是伴随着高度的个人焦虑和社会紧张,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仍在继续,然而对于新生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解除社会焦虑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将更多的“为自己而活着”,而在焦虑的驱动下,人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别人都这么做。 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环境下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该怎么做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转型期,人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一窝蜂、扎堆攀比和千篇一律的倾向,在一个镇上,富人们买的车常常都是一个牌子,盖得房子都是一个样子,装修风格也很雷同,甚至抽的烟、喝的酒、听的歌也都一样。 那些年,每隔一阵就会突然掀起一股攀比风,攀比的对象无奇不有,盖房子、买车、养狗、包二奶、品红酒,一群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艺术趣味的人,会突然之间变成音响或摄影的发烧友,在他们嘴里,你常听到的是“这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新潮、很有品、很in、很有腔调、很有范儿”,却唯独听不到“我很喜欢、我觉得不错”,或者就算听到也很快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最有趣的是,甚至当人们想努力表现出个性时,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一窝蜂的去追捧和模仿某个他们认为很有个性的偶像,或者给自己装点上一些据说会让你显得很有个性的符号;不仅消费行为,在教育、职业选择、择偶偏好、抚养子女的方式和标准等等涉及整个生活安排的方方面面,人们都在迷茫中急切的追问:怎样才是合适的?而答案将从模仿和步调协同所产生的潮流中浮现。 这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当然,变化仍将继续,而模仿、攀比、潮流仍将是文化演化的基本途径,但转型期的高压一旦释放,演化将已更常规的节奏进行,新生代看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更为多样化,而被追捧和模仿的偶像和权威的地位也将被削弱,特别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不再那么巨大时,人们无须再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担心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不过,上述对比并非暗示某种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除了由生存繁衍本能所直接驱动之外,偏好和价值观总是来自模仿、习得和协同,那些完全偏离了生物本能和文化渊源的偏好,诸如自残和嗜粪,通常会被视为离奇古怪甚至变态的,不会获得赞誉。 当你认为自己“发自内心的真正”喜欢某种事物或热爱某项事业时,这种偏爱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内心凭空而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凭空产生偏好的“内心”,之所以让你觉得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或许只是因为进化已将它们植入你的本能,或者你在童年时期便已从文化中习得。 也就是说,这些偏好和价值同样是习得的,不过是在早期无意识的习得了,因而没有让你感觉到是在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相反,当面临陌生环境的成年人不得不刻意的去模仿和跟随他人时,他们(以及旁观他们的人)才感觉到活得太累,是在为他人而活,粗俗点说,当第一代白领品尝红酒时,他们可能是在装X,当他们的子女们也开始品尝红酒时,他们是在品味文化。 压力松弛和焦虑解除的后果,除了改变消费行为之外,同样会表现在创业、艺术、科学等活动上,由于新生代更少需要为生计而担忧,更未品尝过受冻挨饿的滋味,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会较少受直接的功利性考虑影响,也较容易摆脱父母亲友的期望,以及旁人评价和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更多价值上的自主和自信。 这将有利于这些领域内专业价值观的形成,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文化经历中所看到的情况,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将某项专业技艺——诸如下棋、表演、艺术创作、科学发现——本身视为终极价值,而不去考虑它们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这种价值观在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发愁的贫困社会是很难存在的,过去乃至现在,我们常听到人们问:这能当饭吃吗?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强化这一倾向,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瓦解趋势,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加也将推动专业价值观的扩张,在西方,社会变得像如今这么富裕之前,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单身的,这是因为非功利性的事业追求与养家糊口是对立的选择,在生存压力减轻之后,女性将更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同时,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将诱使男性远离婚姻,转而寻求短期关系和非婚姻的养育模式。 不过,价值多样化、更加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基于专业价值观的事业追求,种种这些都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可见未来恐怕难以获得,所以,尽管新生代中有此心的人将大量增加,但他们很难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因而移民潮仍将延续,并不会因为国内生存压力的减轻而逆转,相反,生存压力减轻反而让人们对创造性活动和它所需要的自由空间产生更强烈的需求。 为下一代文化确立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和相应的社会结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和工作在非出生地,他们与之交往并在其中形成文化认同的,将更多的从亲属、邻居、发小、同乡,变成同学、同事、同好,亚文化的区分因而将更少受血缘和地理关系的限制,大都市区以下层次的地方文化将日渐趋消失,除粤语之外,非官话系的小语种正加速灭绝,而同时,白领阶层将拥有更多英语人口,这样,今后的亚文化将在阶层和领域之间垂直分化。 如此形成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是广度不对称的,越向上层越少受地理局限,对于个人而言,摆脱地理局限而进入某一亚文化的能力,将取决于教育程度、英语能力、跨地区更换工作和居所的能力,以及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深度,很明显,在所有这些方面,新生代比上一代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在地理上更加统一、而同时在阶层、事业领域和兴趣面上更多垂直细分的文化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方的现代化经历可以为我们展望未来文化进程带来一些提示,但我们正在经历的,远远不是一次类似的重演,其中差别,除了制度背景和城市化的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与人口逆转的叠加,欧美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后,人口增长仍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许多国家生育率从未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在这里,转型与人口逆转同时发生,其后半段将与关键年龄段的人口缩减期重合,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与日韩的经历也只是稍稍接近。 所以,我们尚缺乏历史经验来预料这种人口局面下的文化走向,不过猜测起来,这样一个冷却时代的社会,大概会有一种宽松温和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化,况且当前的制度环境也不大能够容纳更活跃、更激荡、更富进取性的文化,而同时,始终敞开着的移民机会,也会将那些不甘现状、更富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不断排除出去,这恐怕是人们从未想象过、但如今不得不准备好去面对的局面。  
[专题]辉格论人口(随时补充)

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 (2007-10-15)

饭文#96: 人口争议的误区 (2009-03-25)

关于马尔萨斯,答1133(2009-04-09)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2010-12-01)

饭文#V1: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2011-10-20)

饭文#V2: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2011-10-21)

捐精冠军与后方兄弟(2012-04-23)

[饭文]人口的未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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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N线城市

【2012-08-06】

@南宁人那些事 【城市排名再现 南宁竟然是三线城市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的南宁不是超一线、一线就算了,二线都排不上…居然是三线城市!!!杯具啊!! http://ww3.sinaimg.cn/bmiddle/8f8d5949jw1dvmshkin9rj.jpg

@张发财: 我还以为南宁是七线,大腰子城的奇葩们!攻击吧!

@tertio: 武汉不是镇么?居然排上一线城市了

@whigzhou: 人家明明说武汉是三线、南宁是五线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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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06】 @南宁人那些事 【城市排名再现 南宁竟然是三线城市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的南宁不是超一线、一线就算了,二线都排不上...居然是三线城市!!!杯具啊!! http://ww3.sinaimg.cn/bmiddle/8f8d5949jw1dvmshkin9rj.jpg @张发财: 我还以为南宁是七线,大腰子城的奇葩们!攻击吧! @tertio: 武汉不是镇么?居然排上一线城市了 @whigzhou: 人家明明说武汉是三线、南宁是五线... @whigzhou: 所谓一线二线三线应以人口引力半径衡量,能在全国范围吸引移民的就是一线,吸引到邻近省份的就是二线,吸引到省内的就是三线,能维持人口不降的四线,人口萎缩的五线,这么分简单些 @whigzhou: 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对比2010年普查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我比较过昆明比长沙,结果与我预感一样:昆明的人口引力强于长沙 @halchen 敢不敢以房价分咯 @whigzhou: 不能以房价分,各地土地供给不同,若按房价,把广州放进浙江只能算二线 @whigzhou: 真正的超一线城市是丽江和大理!他们能从北上广吸引到移民,哈哈
[饭文]传统家庭农业即将消亡

传统家庭农业即将消亡
辉格
2012年7月6日

随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用工荒,迅猛增长的劳动成本,人口逆转带给城市和工业的后果已展露无遗,现在,是时候将目光转向它的另一面:它带给农业的冲击波尚未到来,但已近在眼前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如今农村已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青壮年还在种地,所以摆在眼前的问题便是:今后20多年当这些人逐渐老去时,还有没有人种地?他们会是谁?将以何种方式种地?

今天,尽管还有五六亿人家在农村,但真正种地的人最多只有1.8亿,按18亿亩的总耕地面积,已接近传统家庭农业人均耕作能力的上限;而按目前趋势(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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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庭农业即将消亡 辉格 2012年7月6日 随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用工荒,迅猛增长的劳动成本,人口逆转带给城市和工业的后果已展露无遗,现在,是时候将目光转向它的另一面:它带给农业的冲击波尚未到来,但已近在眼前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如今农村已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青壮年还在种地,所以摆在眼前的问题便是:今后20多年当这些人逐渐老去时,还有没有人种地?他们会是谁?将以何种方式种地? 今天,尽管还有五六亿人家在农村,但真正种地的人最多只有1.8亿,按18亿亩的总耕地面积,已接近传统家庭农业人均耕作能力的上限;而按目前趋势,未来十几年农业劳动力将以每年一千多万的速度减少,并且年龄结构日益老化、体能日益下降,也就是说,隐藏于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市化吸干,此后将开始短缺。 实际上,这一短缺趋势之所以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是因为70年代有一个异乎寻常的人口高峰,它以单年龄段的庞大人口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年龄轴上的狭窄分布,这代人现在已接近或超过40岁,这也意味着,接下去的短缺浪潮将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扑来。 假如目前趋势延续,二十几年后就没人种地了,但很明显,这样的趋势不会延续,果若13亿人的粮食自给率从目前的90%下降几十个百分点,全球粮食价格将成倍上涨,很难相信如此暴涨的价格仍不能吸引一些人去生产粮食,真正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报酬涨到多高,才能吸引大批现在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 具体数字很难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下一代新农民的收入一定会大幅高出他们的城市同龄人,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年轻人大批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起初是为了寻找工作,但进入目前的城市化第二阶段后,动机已经改变,即便城市找不到理想工作,即便农村有足够的耕地,他们也不愿留在农村,因为此时农村已经空心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文化上失去了吸引力。 所以,要将新生代吸引回农村,需要一个很高的溢价,作为对他们忍受文化低落感的补偿,而溢价的高低,取决于城乡文化吸引力的落差,空心化程度、发展事业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获得成就感和建立声誉的机会、基于价值观和兴趣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建设自治社区和重建乡村文化传统的机会,都将是决定文化落差的因素。 在美国,上述溢价超过30%,即农村家庭收入平均比城市高1/3,才为农业吸引到了一百多万个家庭,而且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非农业领域,这意味着美国农民的生活和经营都非常丰富和多样化;相比之下,中国农村的前景要差得多,无论是生产经营方面,还是文化精神方面,重建乡村生活都面临更多障碍。 首先面临的是价值多样性的缺乏,中国社会历来没有容纳多元价值的传统,一旦城市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占据主流,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在美国,一方面城市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同时却有大量保守教派几百年来始终避开城市喧嚣,坚持古老简朴的农业生活传统,这种情况在中国实在难以想象。 其次是土地制度和营商环境,假如未来农业能以高额溢价吸引来新农民,它绝不会是传统家庭农业,这样的溢价必须以远高于目前水平的单位劳动产出率为基础,那就意味着更大的农场面积,更高的机械化水平,更复杂更有深度的经营模式,而所有这些,都将对涉及土地流通、用途变更、契约与交易形式创新、投资与经营活动的制度灵活性和市场自由度提出高要求,当前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尤其是土地制度,显然难以容纳未来的经营性农业。 最后,要让新生代农民感觉到新农村是一个值得在那里安身立命和长期生活的地方,不仅自己能发展人际关系和享受各种现代便利与文化产品,也能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好的学校,获得足以让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成长环境,制度就必须赋予他们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俱乐部等社区公共设施并从中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只有当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组织和建设社区时,才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
[微言]人口、时间长度与可预测性

【2012-07-07】

@IvanZhai 推特:@Vela1680 问题就严重在,现在生育率就达到2,也需要20多年才能形成生产力,晚了!哈哈 这会不光是TG,全体支那人都把自己玩进去了。@whigzhou @学经济家 怎么看?

@whigzhou: 嗯,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见 http://t.cn/hbPeNK http://t.cn/aBt4ML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算术问题为啥很多人楞不明白

@jwyxr 如果抛去对自由的信仰不谈,在人力资源减少的时候,是不是正是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好时候呢?

@whigzhou:(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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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7】 @IvanZhai 推特:@Vela1680 问题就严重在,现在生育率就达到2,也需要20多年才能形成生产力,晚了!哈哈 这会不光是TG,全体支那人都把自己玩进去了。@whigzhou @学经济家 怎么看? @whigzhou: 嗯,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见 http://t.cn/hbPeNK http://t.cn/aBt4ML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算术问题为啥很多人楞不明白 @jwyxr 如果抛去对自由的信仰不谈,在人力资源减少的时候,是不是正是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好时候呢? @whigzhou: 人口压力对创新和繁荣的抑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1)劳动边际产出递减导致去专业化和去分工(即内卷化),2)压垮私人产权制度,假如人口逆转是从接近于这种局面的状态(也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中)开始的,就会有利于创新,但中国计划生育开始前,我看并非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IvanZhai @whigzhou 随便联想:10-15年后,长江以南会出现不少菲律宾和印尼的工人或家佣,长江以北可能会是朝鲜人 @whigzhou: 我觉得生育不放开的话,移民更不大可能放开,假如生育放开了,境内还是会有几个地区恢复高生育率并有能力输出人口的,至于移民,越南/缅甸人可能比菲律宾人更有优势 @IvanZhai 前天刚跟朋友说,基本不相信任何超过6个月的预测——虽然当时特指的是投资市场,但还是要自我纠正(或者说强调)一下:看人口数据,可以预测一些10年、20年的事情 @whigzhou: 可预测性跟因果关系复杂度有关,跟时间长度未必有关,许多事情长时段上的可理解性和可预见性反而好 @whigzhou: 比如天气,以月为单位的季节波动很好预测,但以天或小时为单位的天气预报则很不可靠 @trustno1v2: 我个人认为,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时间段上的预测,实际上是在谈论不同的问题 @whigzhou: 嗯,有些是这样,比如天气,但有些不是,比如:你很难预测某甲三天后在哪里,但很容易预见他70年后躺在坟墓里 @whigzhou: 不好说,可以肯定的只是人力资源会增值,非人力资产会贬值,生态压力会减轻,至于是否有利创新和效率提升,不好判断,历史上,过高的人口压力确实会抑制创新,但当时的技术和制度条件皆不同  
读史笔记#1:铁鎝与秧马

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 标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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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宋代大量涌现并广为使用的节省劳动型工具和机械,在明清都逐渐消失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秧马了;如今,插秧已成为水稻耕作的象征性景象,其实水稻原本无须移栽,它是土地稀缺的产物,为了提高复种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插秧不仅辛苦,而且严重损害健康,它生动体现了人力相对于土地资源的贬值。 初见于北宋的秧马,便是为拔秧和插秧而设计的农具,可像小船般滑行于水田之中,让劳作者坐在里面从而避免弯腰;宋元两代秧马曾广泛流行于水稻区,苏轼的《秧马歌》更令其美名远扬,然而到清代,秧马已很少见到[1. 注:我看到的几份材料都说秧马到清后期已很少使用,不过有朋友告诉我,据他所见在江汉平原秧马仍被广泛使用,这或许反映了江汉平原与江南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程度上的差异。],人们只能在农书上一窥其风采;秧马的消失,据说是因为水稻种植密度提高,但也可能只是因为人力越来越廉价,便和其它劳动节省型农具一样被遗弃了。 由汉至唐,中国的人口峰值始终被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在五六千万,此后的两次农业革命将极限翻了几番,第一次发生在北宋,以引入占城稻为标志,并围绕水稻暴发了一系列创新,包括品种改良、周期缩短、复种率提高、适应性拓展,还有大量新型农具和机械的发明,第二次是在晚明到早清,以引入美洲旱地作物为标志,向丘陵山地大规模拓垦,同时,作物多样化也大幅提高了传统耕作区的抗灾能力。 两次革命初期,都经历了土地单产提高、可垦地增加、劳动力紧缺、农民状况改善的可喜局面,但不出百年,随着人口再次逼近新的极限,土地退化、人均耕地缩减、劳动边际产出递降等马尔萨斯周期后半段的种种特征逐渐浮现,最终当人均耕地减至仅一亩多时,一切昂贵的耕畜、机械和农具,便相继成为不堪负担的奢侈品。 山区的情况也好些,那里总会留下一些难以垦殖的土地可供养牛,同时,山区的单位土地产出率总是低于冲积平原,因而人口密度不会达到后者的高度,即便最肥沃的山谷土地也不如冲积平原的土地肥沃,因为水流总是不断将营养物质从上游往下游搬运,而且山地拓垦所导致的水土流失越是严重,营养搬运的速度越快。 这样,尽管旱地作物的引入也增加了山区人口密度,但那里人力相对于土地和工具贬值的程度不如平原严重,或许正因此,那里保留下来的耕畜和劳动节省型农具,也相对多一些。
读史笔记#0: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按:之前的饭文都是时评,本月开始,我将在《长江日报·读周刊》开设一个专栏,打算从技术、物质和制度层面写一些历史点滴,我把它叫做“辉格读史笔记”,频率大概是每月2到4篇,这里是第0篇,算是试笔,不过写这篇时还没调整好思路和状态——其实现在也还没有——所以我想多听听各位的观感和意见。)

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某清谈节目里悍然提出了一个让广大爱国青年备受打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汉族人民普遍缺乏音乐天赋,而汉文化也同样缺乏音乐底蕴,他甚至宣称,在能歌善舞方面,汉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堪排倒数第一,这一观感,来自他过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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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之前的饭文都是时评,本月开始,我将在《长江日报·读周刊》开设一个专栏,打算从技术、物质和制度层面写一些历史点滴,我把它叫做“辉格读史笔记”,频率大概是每月2到4篇,这里是第0篇,算是试笔,不过写这篇时还没调整好思路和状态——其实现在也还没有——所以我想多听听各位的观感和意见。) 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某清谈节目里悍然提出了一个让广大爱国青年备受打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汉族人民普遍缺乏音乐天赋,而汉文化也同样缺乏音乐底蕴,他甚至宣称,在能歌善舞方面,汉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堪排倒数第一,这一观感,来自他过去多年游历数十个国家和国内数十个民族地区时所获得的个人体验。 考虑到高晓松的阅历和专业经验,这个观点值得重视,而且汉族不善歌舞的看法并不突兀,许多人也这么认为,这一点从文化交流的内容和方向上也不难看出,汉唐宋明在文化上一直处于强势,文字、文学、礼教、建筑、器具、服饰乃至茶艺,大多是输出多于输入,唯独音乐和舞蹈却是只进不出,确实是个扎眼的弱项。 如此反差难免让人好奇:这是为什么?或许对照一下我们的艺术强项可以看出点端倪,汉族在各艺术门类中,最登峰造极的,大概是诗词和书法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爱好,其实继诗词书法之后的绘画,最出色的也是文人写意画,近乎于书法了,这些艺术,都可以在保持士人优雅文静正经的状态下,在书房中独自把玩。 音乐舞蹈则不同,它们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早在文字和文明出现之前就有了,并常常表现出某些原始冲动和野性张扬,容易被与前文明状态联系在一起,它们生来就是大众的游戏,与理性、克制、内敛等士大夫们引以自珍的特性有些格格不入,而其中被后者所接纳的部分,也早早的就被高度格式化、礼仪化或文人化了,很快与原本孕育它的土壤断绝了联系,被锁入庙堂,丧失了活力。 由此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一个猜测:在汉民族能够发达的艺术,是那些能在文人圈里能玩的起来的,而像音乐舞蹈这种主要由大众玩的、或至少需要由大众不断输送养分的艺术,就少有机会;果若如此,也无须惊讶,因为在两千年历史中,汉民族拥有开发深度最高的农耕文明,而按照马尔萨斯理论,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条件下,农业和贸易越是发达,开发深度越深,劳动边际产出率越低,底层大众的生存压力越大,闲暇也越少。 在前农业社会,人类缺乏控制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人口规模和分布直接取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与投入的劳动量没有确切对应关系,这常常意味着他们有着大量的闲暇;假设生活在某个河口的部落,依靠捕捞每年洄游产卵的鱼群,只须在短暂的洄游期内劳作几天,即可囤积够吃一年的鱼干,这样,部落的人口便由洄游鱼群的规模决定,再多的劳动投入都不可能养活更多的人,无疑,他们拥有大量闲暇时间。 随着农业发明和进步,人类将自然资源带来的产出控制的越来越均匀,比如生活在某条大河岸边的部落,以前只能在每年一度的河流泛滥之后种一季小麦,而在发明水利设施之后,可以种两季小麦,人口因此翻番,但现在农民每年需要劳作两季,闲暇减少了。 实际上,直到近现代我们仍可看到,在北方寒冷地带的农民,因为只能种一季谷物,普遍拥有大量的闲暇,而可以种多季水稻的华南,闲暇就很少;回顾几千年农业史,大致上就是一个复种指数不断提高,边缘贫瘠土地不断被开垦,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单位劳动产出不断减少的历史。 分工和贸易的发展更加拓展了通过追加劳动投入获得产出的潜力,因而也进一步压缩了闲暇,原本东北农民在大半年的农闲期无事可做,但假如海运让他们能够与南方贸易,就可以利用农闲打猎或挖人参而换取粮食,从而养活更多人口。 明清两代,江南和湖广之间经历了一次分工与贸易大发展,江南农民大量改种棉花等商品作物,织成布匹后从湖广换取粮食,结果两地产量和人口都增长了,但单位劳动生产率则下降了,江南农民日耕夜织,被挤干了全部闲暇。 这种劳动生产率随技术进步、分工和贸易发展而降低的增长,被经济史家称为马尔萨斯型增长,也叫内卷化;在汉民族地区稳定持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并且帝国的统一也创造了最佳的长距离贸易条件,其农业内卷化的程度或许是最深的,这一状况在明末引入美洲作物后变得尤其严重。 可以想象,在大众丧失闲暇之后,艺术只能留给士大夫去玩了,然而,帝国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压缩了艺术的空间,与西欧封建制以及五花八门的贵族等级制相比,帝国的官僚专制体系导致了极度扁平的阶层结构,农民占了人口绝大部分,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极低,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少,况且士大夫不像贵族,很少养得起自己的宫廷艺术家,充其量只能自己把玩,这就难怪,他们留下的艺术遗产,只能是一些文人孤芳自赏、自得其乐的玩意儿。
[微言]60年代婴儿潮

【2012-05-02】

@小小nopainkiller 是一些什么原因使得文革10年中人口爆炸式增长?人口控制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政策之一,为何我们是在文革后由胡耀邦提出并具体落实的?为何之前毛没有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之前10年有无鼓励生育的政策证据?

@whigzhou: 1)化肥/农药/疫苗/抗生素/铁路,2)胡之前早就开始2胎政策了,3)工分制

@小小nopainkiller: 这个解释就更为合理些了,计生委确实是早就有,不过好像是80年代初才由胡牵头开始狠抓的?之前没有这么严格是不是因为形式动荡?

@whigzhou: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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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2】 @小小nopainkiller 是一些什么原因使得文革10年中人口爆炸式增长?人口控制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政策之一,为何我们是在文革后由胡耀邦提出并具体落实的?为何之前毛没有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之前10年有无鼓励生育的政策证据? @whigzhou: 1)化肥/农药/疫苗/抗生素/铁路,2)胡之前早就开始2胎政策了,3)工分制 @小小nopainkiller: 这个解释就更为合理些了,计生委确实是早就有,不过好像是80年代初才由胡牵头开始狠抓的?之前没有这么严格是不是因为形式动荡? @whigzhou: 不知道 @tcya24 想起王小波的《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马尔萨斯极限是在给定制度下,外国这样的内卷化也跟中国一样明显吗,如果不是,我们不同的约束条件主要是什么,文化? @whigzhou: 有例外,但很普遍,英格兰是个突出的例外,黑死病到工业革命人口没怎么增长,原因未有定论,跟制度不大可能没关系 @whigzhou: 比如财产权的稳固程度、婚姻制、继承制、教会占有土地的数量,大概都是有关系的。 @小小nopainkiller 经过各种讨论,对十年间的生育率,或许可以归功于:1刘邓路线下人民公社已经生变,比如工分制以及更宽松的个人经济活动;2遍及城乡的基本医疗体系,尤其对于农村的卫生健康有极大帮助;3即便当时的政治动荡极端,但经济方面中央政府的失灵还是造成了下面各种活跃的阳奉阴违;4传统关灯之后的观念 @whigzhou: 这十年没啥特殊的,民国期间早就增长很快了,铁路和疫苗消除了大饥荒大瘟疫,补回晚清损失又另增了1亿多,战后又加上化肥农药抗生素,关灯说更是胡扯 @whigzhou: 顺便说一下,铁路修通之后的大饥荒都是人为制造的 @小小nopainkiller: 民国期间又没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忽视这死了几千万人会改变人的预期这个因素呢?在人吃人以及城里人都啃树皮之后,总不会人们还惦记着多生几个娃接着受苦吧?我指的特殊就是在考虑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后。 @whigzhou: 高死亡率一般会鼓励多生啊,巨灾过去之后都是出生高峰嘛  
饭文#W5: 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辉格
2011年12月30日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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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辉格 2011年12月30日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实现,市场是不会达到这种状态的,所以从供给面看,春运的压力恐怕是不可能消除的。 那么从需求面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问题是,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否会减轻春运压力?我看不会,假如打工者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家乡的传统纽带会逐渐松弛,但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纽带却未必会随之而松弛,只要节日家庭团聚的习俗仍在,并且家庭成员异地居住的状况仍然普遍,那么春运人潮便不会消退。 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新移民,或许过年不再返乡,但为了团聚,就需要邀请父母兄弟前来过节;或者,他们已经把年老的父母接来城市居住,因而在春节不再需要返乡,但既然他们的父母已经老得需要投靠儿女,他们自己的子女就很可能也已经长大并在异地上学或工作;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家庭成员异地居住并在春节团聚的普遍性依旧,春运人流量并不会改变,改变的将只是流动结构。 当然,结构变化对交通产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典型的人口大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区之间的往返人潮,将会被方向更随机的流动所替代,宏观上的方向性将趋于弱化,这是好消息,将让交通资源的负担分布的变得更均衡。 但同时也有坏消息,城市化将使得人们在节日前往团聚的那个“老家”——通常就是父母的居住地——的位置在地理层次结构上逐渐上移,这样,春运负担将更多的被分布在交通网络的上层节点之间,也就是干线上。 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当然,这一习俗在大量家庭转移到大城市之后可能会被削弱,因为在大城市,即便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遇到你希望遇到的人的几率,也远远低于乡村和城镇;不过这一削弱并不会降低人流量,只是改变了其方向,而且会变得更多的指向大城市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深化,这些“老家”正随代际更替而逐渐从村移向镇,从镇移向县城、地级市、乃至大都市;特别是,由于私人缺乏取得土地的途径,缺乏自我组织社区和自我治理的机会,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向中心都市集中的强烈倾向,随着农村老人的故去和投靠子女,刚刚开始的城市化下半场,将目睹大批乡村的全面凋零;相应的,交通人流也随之而大规模向上层转移,干线压力在今后会变得更加沉重。 在未来将给春运带来更多压力的两个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增长,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选择远离父母的工作,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配置将变得更灵活多样,大跨度的再配置也会更常见——这一点从大公司雇员来源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中不难看出——这两点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度,因而扩大春节团聚的人流量和平均奔波距离。
饭文#V2: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第一篇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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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第一篇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普遍降至替代水平附近,有些地区甚至远低于替代水平,而各新兴地区的经历似乎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总是伴随着生育文化和人口趋势的变迁。 所以,一些持朴素历史决定论的人纷纷断言,人口压力已不是问题,亚洲非洲所残留的人口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些地区尚未完成现代化,而那是终究会随历史潮流而完成的,因而今后的焦点将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医疗负担,甚至未来真正需要担忧的是能否说服人们继续生孩子;确实,他们有很多理由这么认为。 然而,仅仅由某些阶层或地区已经脱离资源极限而享有富裕生活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摆脱了人口压力的结论,在马尔萨斯模型中,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资源极限边缘的赤贫状态,私人产权和继承制度,总是让一部分人得以通过相对于其供养能力的低生育策略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当财产地位和优裕生活所带来的更多性机会有望补偿早先的低生育率时,该策略是可持续的,而那些没有利用这些条件来寻求补偿的策略,将终究被淘汰。 从这个角度看,发达地区脱离资源极限的事实,或许只是原先单一社会中富裕阶层脱离资源极限的一种新形式,换句话说,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原本在每个社会分别形成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被全球化了;而这两种结构分化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的富裕阶层很少寻求将其地位财富优势转变为遗传收益,这样一来,除了朴素历史决定论,我们就找不出什么理由来相信这种低生育文化能够长期维系,尽管眼下它还占据着上流和主导地位。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其人口不断萎缩的群体,其文化和价值观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辩护者或许会说,即便一个社群的自然增长率是负的,但其价值吸引力可以将群体外的人口持续卷入其中,从而维持其存在甚至繁荣,但这一设想因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持而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不应忘记的是,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维多利亚时代,恰恰伴随着其人口的飞速增长。 历史上,间或会出现各种禁欲主义的教派或文化潮流,将一批批出家人和独身主义者从繁衍竞争的战场上拉走,但这些群体及其文化从未对大众的生育倾向和整个社会的人口走势产生任何值得考虑的影响,相反,他们总是被视为例外和异类而处于隔绝于社会主流的边缘状态,尽管同时可能享有某种神圣地位;目前的主流低生育文化,若果真能够长期维持,其前途恐怕也只能是被边缘化为某种新型僧侣文化,或许继续受尊崇,却不再对社会总的人口形势有所影响。 重要的是,对于人口这样以二三十年为单位的代际更替为变化节奏的系统,恰当的观察尺度是百年而不是十年,因而对于刚刚经历了城市化和现代转型的新兴社会,从过去二十年的趋势转变中,切不可轻易得出三十年以上的长期结论。 联合国人口专家对中国过去两次人口普查结果都大跌眼镜,并匆忙修正自己的预测,这次70亿人口日原本定在10月1日,临时被改到了月末,这表明专家们并未掌握可靠的预测模型,虽然近年的数据支持了中展望方案,但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仍然只能相信:未来百年世界人口仍将随技术进步而持续增长,穆斯林、摩门教徒、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将为这一增长提供持续动力,而他们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观将日益扩散而占据主流,底层人口仍将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人口规模也仍将对生态构成持续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相信上述前景并不意味着我主张对人口实施国家控制,一方面,这涉及到个人固有的生育权利,同时,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从未像人们误解的那样主张生育控制),我并非人口悲观主义者,相反,正如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生命世界的秩序、结构和意义,全赖于选择压力的持续存在,人口压力也为社会进化提供了动力,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维系和进化,同样有赖于人口压力的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