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发表的文章(10)

扇出系数和控制强度

【2020-11-23】

@何不笑 明清时期央地正财政分化及正腐雇员数量/支出:
●图1::16、18世纪,朝廷以牺牲地方财政为代价,大大改善了国库状况。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约一个世纪,国库收入不断扩大,地方支出不断缩小。

●图2:18世纪初,清廷年入大约是16世纪末4-5倍,累计财政盈余达年度预算收入的1-2倍,清廷告别赤字转入“国库充盈”模式。

●图3、4:各地官+吏雇员总数变化情况。“但留给地方的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似乎都不足以治理帝国。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政府雇员总数,还是雇员/千人指标,均自16世纪末开始逐渐下滑。

“考虑到人口从17世纪初的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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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3】 @何不笑 明清时期央地正财政分化及正腐雇员数量/支出: ●图1::16、18世纪,朝廷以牺牲地方财政为代价,大大改善了国库状况。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约一个世纪,国库收入不断扩大,地方支出不断缩小。 ●图2:18世纪初,清廷年入大约是16世纪末4-5倍,累计财政盈余达年度预算收入的1-2倍,清廷告别赤字转入“国库充盈”模式。 ●图3、4:各地官+吏雇员总数变化情况。“但留给地方的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似乎都不足以治理帝国。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政府雇员总数,还是雇员/千人指标,均自16世纪末开始逐渐下滑。 “考虑到人口从17世纪初的一亿人增长到19世纪初的三亿多人,地方正腐的规模很难对地方进行有效治理,加之地方财政的减少,从17世纪末开始,地方上还不得不雇佣了更多的人员用于帝国后勤和通讯网络,因而教育和地方治安等地方公共服务不断减少。” ( By Ziang Liu (LSE) via.EHS 2020.09.10) @whigzhou: 地方政府萎缩是集泉帝国趋于成熟稳定之后的惯常表现,这也是它集权成功的表征之一 @whigzhou: 以县的数量为例,1)长波段看,从汉至清,人口规模增加7倍,县数略同,2)越是乱世,县越多,3)每个寿命较长的王朝,开国时县多,越成熟越少,大致从1500降至1200 @whigzhou: 同理,越是乱世,控制层级之间的扇出系数越小,因而同等规模下层级越多,因为越严密的控制需要越小的扇出系数 @whigzhou: 扇出系数和控制强度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场合都可以观察到,比如军队,平时的扇出系数约为9,1个师9个团,1个团9个连,一上战场,扇出系数就降到3,否则很难指挥,再比如,1949-54年间,某政权的行政层级有六级:中央-大区-省-行署-县-乡镇,扇出系数小于10,稳定下来后去掉了大区和行署,扇出系数升至20-30 @whigzhou: 再如罗马帝国,从屋大维到图拉真,行省从13个增至33个,但罗马和各省之间并未插入新层级,因而扇出系数提高两倍,可是在所谓三世纪危机期间,提高控制强度的需求大增,于是有了戴克里先改革,47个行省拆小为104个,组织进12个dioceses,再归入4个大区,由4个皇帝每人管一个,扇出系数降回10以下 @windflower1874:地方政府萎缩不是正有利于民间自治力量崛起。宗族不就是南宋时被目中无人的中下层文人重新发明出来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 @whigzhou: 宋以后地方的乡绅治理确实有很大发展,但这很难说是自治,缙绅的权威完全取决于他在科举/官僚阶梯上爬的多高,其自主性还不如奥斯曼的 millet @whigzhou: 绅权更像是皇权自上而下扎进地方的末梢神经,而不是自下而上长出来的自主机构 @whigzhou: 实际上科举制的最大妙处就在这里,一个开放的上升通道,吸引千万地方才俊营营其中,将其对地位的追求和对皇权的效忠捆绑在一起,退休后还充当免费的居委会大妈  
长生不老药

【2020-11-23】

最近几年在寻找长生不老药方面好像进展很密集,估计是不少大钱砸进去了,而这么多大钱砸进去,是不是因为硅谷新贵都很年轻,觉得自己还来得及享用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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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3】 最近几年在寻找长生不老药方面好像进展很密集,估计是不少大钱砸进去了,而这么多大钱砸进去,是不是因为硅谷新贵都很年轻,觉得自己还来得及享用成果? ​​​​  
没发生的事情

【2020-11-22】

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口,某些没发生的事情比实际发生的更重要,举个例子,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的56位签名者,在此后七年蘸蒸期间,有5人被俘,9人战死,2人儿子战死,2人儿子被俘,十几人家园被捣毁,但没有一个叛投英军的,只有一位(Richard Stockton)被俘后在狱中撤回签字被重申对英王的效忠。

战争期间高级军官的叛投也极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 Benedict Arno(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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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2】 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口,某些没发生的事情比实际发生的更重要,举个例子,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的56位签名者,在此后七年蘸蒸期间,有5人被俘,9人战死,2人儿子战死,2人儿子被俘,十几人家园被捣毁,但没有一个叛投英军的,只有一位(Richard Stockton)被俘后在狱中撤回签字被重申对英王的效忠。 战争期间高级军官的叛投也极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 Benedict Arnold ,他不仅在美国成了背叛者的象征,搬到英国后也沦为备受鄙弃的落水狗,他曾试图在英国军界、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内谋得一官半职,但所到之处全部吃闭门羹,最后只好搬去了加拿大。 可以想象一下,这场戏要是在东方文明古国上演,叛来叛去会何等热闹,签字竟然会被当真,会是何等可笑。  
Country, Nation and State

【2020-11-12】

@whigzhou: 常被一股脑译作『国家』的三个英语词,若从汉语『国家』一词出发,可以这么理解:
country – 一个国家所在的那块地方
nation – 组成一个国家的那群人
state – 统治这个国家的那套制度机器 ​​​​

@莽苍苍2018: 领土,人民,主权及政府

@whigzhou: 领土是 realm,不同于 country,比如英格兰和苏格兰是两个 countries,但它们同为 United Kingdom 治下的同一个 realm 的一部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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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2】 @whigzhou: 常被一股脑译作『国家』的三个英语词,若从汉语『国家』一词出发,可以这么理解: country - 一个国家所在的那块地方 nation - 组成一个国家的那群人 state - 统治这个国家的那套制度机器 ​​​​ @莽苍苍2018: 领土,人民,主权及政府 @whigzhou: 领土是 realm,不同于 country,比如英格兰和苏格兰是两个 countries,但它们同为 United Kingdom 治下的同一个 realm 的一部分 @whigzhou: 就是说,realm 是和 state 一对一的,每个 state 控制着一片 realm,但其中可能包括多个 countries,正因为汉语没区分三个概念,碰到这种情况就懵了 @whigzhou: 再比如,波多黎各包含在美国的 realm 里,但不是USA这个 country 的一部分,它是另一个 country, which belongs to but not a part of USA. @whigzhou: 就好比我的钱包,belongs to but not a part of ME. 【2020-11-21】 想到件与此有关的事情,欧洲人的 king 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部落/酋邦时代的 king 是 King of People,而在封建体系中,无论领主还是各级封臣,其权力基础都是领地,因而变成了 King of Land,墨洛温朝是过渡期,转变最终在加洛林朝才完成 所以墨洛温诸王和加洛林朝前几位王,史家给的头衔都是 King of Franks(作为皇帝的头衔是 Emperor of Romans),而到查理曼的孙子辈,则变成了 King of Francia/Italy/Germany/Bavaria... 而同时,皇帝头衔 Emperor of Romans 则一直没变,因为这个头衔不对应具体的领地, 而是由选帝侯们推举的,而是否由贵族推举,正是酋邦时代 King of People 和封建系统中 King of Land 的关键区别 正因此,拿破仑和拿破仑三世都采用了 Emperor of the French 这个头衔,而不是 Emperor of France,因为他们称帝都是经过公决的  
城市规模的商业后果

【2020-11-13】

最近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城市规模可能带来的差异,发现之前的小镇/大城市这种区分过于粗略,不足以揭示某些重要差异。

我目前所在城市人口2万5,高出邓巴数两个数量级,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看,显然算不上熟人社会,任何人身处一个公共场所(俱乐部之类不算)时,恐怕视野中绝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可是,有三个因素使得这样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在某些方面有着根本不同:

1)所有居民都处于同一个消费圈中,因为本市只有一个CBD,加上一条沿公路延伸的商业带,其中每个商家的服务半径都足以覆盖全市(且有余),而即便不处于CBD或商业带中的商家,服务半径也覆盖了全市,因为对于消费者,几公里的路根本不构成障碍,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面向 neighbourhood 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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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3】 最近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城市规模可能带来的差异,发现之前的小镇/大城市这种区分过于粗略,不足以揭示某些重要差异。 我目前所在城市人口2万5,高出邓巴数两个数量级,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看,显然算不上熟人社会,任何人身处一个公共场所(俱乐部之类不算)时,恐怕视野中绝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可是,有三个因素使得这样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在某些方面有着根本不同: 1)所有居民都处于同一个消费圈中,因为本市只有一个CBD,加上一条沿公路延伸的商业带,其中每个商家的服务半径都足以覆盖全市(且有余),而即便不处于CBD或商业带中的商家,服务半径也覆盖了全市,因为对于消费者,几公里的路根本不构成障碍,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面向 neighbourhood 的 milk bar, 2)每个人的熟人圈中的一大半都同处于这个消费圈中, 3)该消费圈中,满足每一特定类别消费需求的商家,大多只有几家或十几家,这是由商圈内人口规模所限定的,比如餐馆,虽然有好几十家,可是如果给定大致消费倾向,比如想吃日餐或意餐,那就只有小几家了, 以上几点结合起来,就意味着: 4)当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到某个消费话题时,交谈过程很可能导向对有限几个商家的评价,并很快达成某种主流意见, 5)当某个类别出现一个新商家时,很可能成为谈论话题,特别是像餐馆,咖啡馆,球馆,健身房,肉铺,烘培店……之类消费者乐意尝新的那些类别, 6)当某人对某商家产生不满时,他的抱怨会在熟人圈内迅速传播,因为这些熟人和他同处一个消费圈,因而乐意倾听他的遭遇, 7)以上三点可能意味着,这些商家的生存和表现,经受着消费者第一手口碑的严格约束,这种强度的约束在大都市恐怕是不存在的,大都市的商家或许经受着其他形式的约束,但不是这种,因为, 8)在大都市,你的熟人圈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消费类别上,都和你处于不同的消费圈中,因为多数类别的商家的服务半径远不足以覆盖全城,和你住在不同地铁线路上的同事们,不会有兴趣听你谈论你家附近某个餐馆或某家面包房如何糟糕或如何出色,而这家餐馆或面包房的覆盖半径中,没有几个你的熟人, 对于大都市,这一点可能还存在阶层和职业差异,都市白领的熟人同处一个消费圈的几率,恐怕远低于居委会大妈。 这一原理适用的消费类别中甚至包括政治,在我极为有限的社交经历中,已经听到过对好几位本市 councilor 的风议了,这表明,小城市 councilor 将被迫更多关注本地居民的切身利益,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不像墨尔本的几个 city council,已被一群 Greener 和 Wokeist 占领。 由此想到,可以设计两个指标,第一个是每种消费行为的本地化程度(L),这里对消费的定义可以非常宽泛,只要是自行负担成本以寻求某种满足的行为,都算,该行为的发生地对他居住地的空间依赖性越强,L值越高,个人的所有消费行为随 L值从大到小排成一个序列(C)。 第二个指标是个人与其熟识者(或曰邓巴集合)之间在消费行为上的空间重合度(R),R = SUM( Ci * Oi ),其中 Ci 为第 i 种消费占他总消费额的比例,Oi 是他邓巴集合中在该项消费上与他空间重合的人的比例,同时,他的所有消费行为中 Oi 值高于某个阈值(比如0.05)的那些,构成一个子集(S)。 由前帖可见,对于具体的个人,他的 R 值越低,则 S 的元素越少,而且各项消费是沿着序列 C 的顺序依次被排除出 S 的,即,随着 R 值升高,L值最高的那些消费首先被剔除,接着是 L值次高的那些…… 也就是说,随着 R 值的提高,熟人间谈论话题中,涉及切身利益且由个人自行负担成本的那些事情所占份额将越来越低,而那些遥远的,抽象的,空泛的,表现性的(而非以交流信息或商讨实务为目的的)……的主题,所占份额将越来越高。 依我看,1)至少对于当今美国,R值是预测一个人政治立场的良好指标,2)R值差异或许能解释政治立场差异中的相当大一部分。 中小城市相比大都市还有个显著特点,你经常会在报纸电视上见到熟人,或听到你熟知底细甚至参与其中的事情,所以给人的感觉和大都市或全国性的媒体完全不一样。 比如我所住城市的地方报纸,覆盖区域包括周边7镇1郡,约12万人,我在本地认识的人数应该算是最低水平了,但也经常在报上看到熟人,比如某牌友为自家生意登的广告,一位州议员拜访某牌友作坊的新闻,一对老夫妻决定退休并关掉他们家已营业40年的老店的新闻(占了一个整版)……,甚至我自己的名字也常出现在这份报纸上,因为该报为我们俱乐部专门留了个栏目,至少每隔两三周会报一下动态,谁谁谁最近表现好之类,通常我只要没缺席名字都会出现,每逢重大赛事,还会有通栏报道,配大照片,我至少露过三次脸了,不难想象,一位久居于此的老市民,感觉肯定会比我更亲切。  
计票争议

【2020-11-09】

总结一下我对计票争议的看法,

1)我对此事关注强度很一般,仅限于每天起床后花几分钟刷一下最新进展,还有在TW时间线上随机看到的东西,所以对其中争议我一直没有很强的判断,

2)但作为一个贝叶斯主义者,每条新到达的信息都可能让我建立或调整信念(哪怕是很弱的信念),之前我已解释了,某些信息是如何让我调整信念的,以及这背后的数学原理,

3)甲指出某个疑点,乙对此给出某种貌似说得通的解释,这不叫造谣-辟谣,任何把此类过程叫做造谣-辟谣的人,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假如乙把自己的解释称为辟谣,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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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9】 总结一下我对计票争议的看法, 1)我对此事关注强度很一般,仅限于每天起床后花几分钟刷一下最新进展,还有在TW时间线上随机看到的东西,所以对其中争议我一直没有很强的判断, 2)但作为一个贝叶斯主义者,每条新到达的信息都可能让我建立或调整信念(哪怕是很弱的信念),之前我已解释了,某些信息是如何让我调整信念的,以及这背后的数学原理, 3)甲指出某个疑点,乙对此给出某种貌似说得通的解释,这不叫造谣-辟谣,任何把此类过程叫做造谣-辟谣的人,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假如乙把自己的解释称为辟谣,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 4)川浦目前还没认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毛病,因为多桩诉讼正在进行中,时间还足够充裕,只要案件未决,且可能改变结果,那么在12月14日electors表决之前,不认输都不是问题,说不上对宪政的危害,当然,同样是不认输,吃相可以更好看一点,但金毛的吃相大家早就知道了,没什么可说, 5)如果12月14日electors得出了一个多数选择,而川浦从那时到1月6日之间仍不认输,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意味着他在谋求至少两个州的elector票被新国会整体作废,这会触发一场很危险的宪政危机,他不是完全没道理这么做,但需要非常非常强的理由,任何GOP大佬若想支持他这么做,也需要非常非常强的理由, 6)如果1月6日新国会得出了一个明确决定,而川浦仍不认输,那就可以说是宪政公敌了, 7)我看到比较流行的一类质疑,是基于统计模式的,我不打算深入探究这些问题,因为要判断这些统计疑点究竟有多可疑,需要太多特定知识,比如每个州的票究竟是怎么清点的,邮件如何拆封,以何种方式送入点票机,点票机的工作逻辑是什么样的(为此可能需要阅读这些机器的说明书,甚至需要阅读其中一些关键源代码),各县的数字如何被汇集起来,对清点和汇集的顺序有什么讲究,点票员的轮班和工作时间节奏是什么样的,对外公布数字如何刷新,故障和异常是如何处理的,整个流程中哪些环节由机器处理,哪些环节有人工介入……因为所有这些细节都可能破坏质疑者所假定的那种随机性, 不仅涉及的细节太多,而且各州甚至各县都有差异,我不想花精力去弄清楚这些事情,因为首先,我觉得自己没能力做到,其次,这些精力花下去,得到的回报多半是一次性的,这辈子可能再也用不上了,所以除非我立志成为这方面专家,根本不值得, 8)由于个体经验空间的极度有限性,个人作为一部贝叶斯推断机,必须从他获取自文化环境的一组先验概率开始工作,而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文化环境不同,他们持有的先验概率可能大相径庭,因而许多纷争注定是无法通过说理来解决的, 9)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先验概率的重要性,假设疟疾是某地区的流行病,任一个体在任一年份得疟疾的几率是5%,而斑疹伤寒在当地是罕见病,任一个体在任一年份得斑疹伤寒的几率是0.005%,现在,某人生病了,其症状与斑疹伤寒的吻合度为0.8,与疟疾的吻合度为0.6,那么,这一病例是应该优先按斑疹伤寒处理?还是优先按疟疾处理?合理的做法是优先按疟疾处理,因为疟疾的先验概率大太多了,尽管症状吻合度较低,此人得的是疟疾的概率仍远远高出斑疹伤寒, 通俗的说,某类事情发生的先验概率越低,那么,当此类事情的疑似案例出现时,我们就越可能接受一种低概率的牵强解释来试图排除它,因为尽管这一解释就个例而言看起来很牵强,那也不如『认为此事真的会发生』牵强, 10)此次点票的统计疑点若真的十分可疑,它也只能触发调查,而不能成为诉讼案由,要让法官受理案件,你必须具体说明谁做了什么错事,而考虑到调查可能需要的时间长度,以及通往诉讼过程的不确定性,基于此类疑点而预期结果会被及时翻转,要记得打好几轮折扣, 11)有两件事情特别需要分清楚:所有目前正在进行的或未来会发生的调查和诉讼,可归为两类:旨在影响选举结果的案子,和针对特定舞弊行为的刑事案,前一类受选举日程安排的限制,若无望在截止期前了结,或不可能影响结果,可能会不了了之,但后一类不会,所以,对于真正关心美国选举制度健康性而不仅仅是单次结果的人,根本不需要着急,选举舞弊是重罪,果若有过硬证据,必定会得到充分调查和审理,有的是讲理渠道,若常规司法途径得出的结果难以服众,国会和州议会都可以发起调查,可能自己调查,也可能指派特别检察官,只要鱼腥味不散,调查记者,智库学者,大学教授,公缢诉讼组织,都会介入其中,与其现在着急上火,不如等着看说法,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尾翘翻盘

【2020-11-07】

对于白灯在多个州的尾翘翻盘,有两个解释:1)作弊,2)晚到邮寄票的高度偏向性(即:Dem更怕死因而更倾向于邮寄,并且邮寄票清点更慢因而更晚进入公布结果)。

随着出现尾翘翻盘的州一个个增加,你会提高对哪种解释的置信度呢?这取决于你相信导致尾翘的哪个假定因素(作弊或邮寄偏向)在各州之间更可能具有联动性。

依我看,美国选举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在各州之间协调联动作弊的可能性很小,并且这一可能性随涉入州的数量递增而指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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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7】 对于白灯在多个州的尾翘翻盘,有两个解释:1)作弊,2)晚到邮寄票的高度偏向性(即:Dem更怕死因而更倾向于邮寄,并且邮寄票清点更慢因而更晚进入公布结果)。 随着出现尾翘翻盘的州一个个增加,你会提高对哪种解释的置信度呢?这取决于你相信导致尾翘的哪个假定因素(作弊或邮寄偏向)在各州之间更可能具有联动性。 依我看,美国选举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在各州之间协调联动作弊的可能性很小,并且这一可能性随涉入州的数量递增而指数式下降,而邮寄偏向则因其源自内禀特性而具有自然的联动性,即,只要导致邮寄偏向的机制确实存在,那它自然就是联动的,无须人为干预。 佐治亚的逆转让更强化了这一判断,考虑到GOP控制着该州的全部政府分支,你很难相信佐治亚的选举机构会被拉进一个由 Dem 组织的协调联动作弊的行动计划中。 依我看,认识到这一点会让许多 GOP 重量级人物如释重负,他们现在有了充分理由及时跳下很可能把他们拖下悬崖的川浦战车。
对方的错误

【2020-11-06】

1)对方的错误不能证明你的正确,

这点容易理解,除非你实在不愿理解,不容易理解的是:

2)对方的错误甚至可能降低(在旁观者眼中)你正确的几率,假如我看到两个人在吵架,并听到其中一个人的说法错的离谱,我会降低对这对争吵者的理智水平的评估,而一对低水平争吵者更可能都是错的,

话说回来,

3)对方的错误确实可能提高你赢得争议的机会,如果举证责任和论证责任在对方的话,因为如此一来,你是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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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6】 1)对方的错误不能证明你的正确, 这点容易理解,除非你实在不愿理解,不容易理解的是: 2)对方的错误甚至可能降低(在旁观者眼中)你正确的几率,假如我看到两个人在吵架,并听到其中一个人的说法错的离谱,我会降低对这对争吵者的理智水平的评估,而一对低水平争吵者更可能都是错的, 话说回来, 3)对方的错误确实可能提高你赢得争议的机会,如果举证责任和论证责任在对方的话,因为如此一来,你是否赢得争议,和你是否正确无关,而只和对方是否正确有关,
拯救美国的最后机会

【2020-11-05】

眼下看起来最可能的结果是,GOP 52:48 保住参院,一个不太牢靠的多数,同时在众院拿回几个或最多十几个席位,但仍居少数,白灯以 270:268 险胜。

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或决定性的结果,价值对抗(或曰文化战争)仍将继续。

好消息是,GOP 终于可以丢掉川浦这个包袱了。

保守派里常有些耸人听闻的声音,说什么这是拯救美国的最后机会了,别信这些蠢话,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激烈的价值对抗,宪政结构都保存了下来,这次更没有理由担忧(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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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5】 眼下看起来最可能的结果是,GOP 52:48 保住参院,一个不太牢靠的多数,同时在众院拿回几个或最多十几个席位,但仍居少数,白灯以 270:268 险胜。 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或决定性的结果,价值对抗(或曰文化战争)仍将继续。 好消息是,GOP 终于可以丢掉川浦这个包袱了。 保守派里常有些耸人听闻的声音,说什么这是拯救美国的最后机会了,别信这些蠢话,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激烈的价值对抗,宪政结构都保存了下来,这次更没有理由担忧,维护宪政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很牢靠。 从价值分布和道德状况看,目前也远没有降低到某种危险的临界水平,依我看,和70年代相比,目前的情况要好得多,里根以来的几十年经历了长足改进,这笔遗产并不会那么快就耗尽。 和56年前那场大溃败相比,这只是一次小输,要知道,那次大溃败发生时,最高法院里坐着的是一批史上最激进的能动主义大法官。  
价值决战

【2020-11-03】

对于我们旁观者,这次大选最凸显的一点是,它提醒我们,社会终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即,共同体成员将一组道德原则作为他们组织共同生活的社会契约,我在《群居的艺术》里曾花了不少篇幅说明这一点(见第II-6,II-8,III-5章)。

从历史演变进程看,社会越富裕,个体自由度越高,共同体就越趋向于以道德原则为其构建基础,而传统上界定共同体边界的那些因素——血缘,族裔,随生态/资源/技术限制而划定的地缘政治边界——则逐渐弱化,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迄今朝此方向走的最远的一个。

在古代,构成(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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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3】 对于我们旁观者,这次大选最凸显的一点是,它提醒我们,社会终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即,共同体成员将一组道德原则作为他们组织共同生活的社会契约,我在《群居的艺术》里曾花了不少篇幅说明这一点(见第II-6,II-8,III-5章)。 从历史演变进程看,社会越富裕,个体自由度越高,共同体就越趋向于以道德原则为其构建基础,而传统上界定共同体边界的那些因素——血缘,族裔,随生态/资源/技术限制而划定的地缘政治边界——则逐渐弱化,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迄今朝此方向走的最远的一个。 在古代,构成共同体道德基础的诸原则,通常被封装成某种形式的宗教,而在美国,它们逐渐(虽然并非全部)被移入宪法之中,并由一套制度基础设施加以维护,由此,共同体的立约过程和契约内容,都变得更为正式和显明。 传统上基于宗教的共同体往往是强共同体,其成员在生活/行动的所有方面都受其严格约束,而基于宪法而构建的,则可以是弱共同体,所谓弱,是指构成社会契约的道德原则是一个极小的集合,只约束个人生活/行动的少数几个方面,个人在其余所有事情上都保有自由。 一个道德共同体若要继续存在,其成员必须就一组最低限度的共同原则达成最低限度的合意,可是,个体价值观分布始终在随文化演变的漂移,并没有任何法则能保障这种合意总是会达成,所以,历史上总有这样一些时刻,争执不下的各方不得不摊牌、决斗,以分出胜负。 依我看,本次大选就是这样一次价值决战,双方在基本道德原则上的分歧已到了水火不容,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也就是说,美国人需要一次类似于56年前那样的一边倒大选结果,以便明确分出胜负,让惨败一方要么服气,要么滚蛋,要么被无情压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并不赞同许多老派人士对当前政治两极化的担忧,因为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分歧是必须解决的,摊牌决战是迟早会发生的,晚不如早,四年前川浦上台的刺激效果或许加速了这一过程,但那不是坏事。 历史上,美国至少经历过三次这样的摊牌:内战,新政,伟大社会。 我相信这次美国人会做出正确选择,我也相信,无论哪方胜出,都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热战的方式发生,两个理由:大法官的民望和权威仍非常牢固,迄今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将军们的忠诚和荣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