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发表的文章(3)

食物与人类#8:渔民,与众不同的采猎者

食物与人类#8:渔民,与众不同的采猎者
辉格
2018年8月4日

捕鱼,以及捕捞或捡拾其他水产品,通常也被人类学家归为采猎行为(foraging),从直接获取野生动植物还是通过驯养动植物在可控环境下自行生产食物这一区分标准看,这样分类自然是没问题的,然而,就其对人类行为、文化,乃至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以捕鱼为生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生计模式,值得单独拿出来考察。

游动性

和陆地动物捕猎者相比,渔民有着强烈的定居倾向,捕鱼在食物来源中比例越大,定居倾向越强烈,这可能是因为,鱼类资源的分布,以及鱼群规模对捕鱼活动的反应模式,使得巡回游动无法带来好处,这一点对于那些洄游鱼群定期造访的海岸河口地带尤其显著,那里的鱼类如此密集而丰富,以至关键不再是如何寻找它们,而是如何牢牢占据一块已知有着充裕资源的地盘。

之前我已讲过,定居所带来的可积累性是推动文化走向复杂化的关键,所以并不出奇的是,我们在一些海岸河口看到了狩猎采集者中最复杂的文化形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美西北海岸的鲑鱼洄游区,那里的定居者有财富积累,有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经常性贸易,政治联盟,竞争社会地位的夸富散财宴(potlatch)……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第聂伯河下游激流段(Dnieper Rapids),那里的渔民在全新世早期便已形成采猎者中少见的复杂定居社会,在数千年中始终是庞蒂克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上文化革新的主要动力源,比如八千多年前的瑟斯基(Surskii)文化,有陶器,有大型墓葬,一千多年后,该地区居民成为最早引入畜牧业的群体,产生了发达的第聂伯-顿涅茨(Dnieper Donets)文化,在后者的影响刺激下,诞生了后来横扫欧洲的印欧语民族的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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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8:渔民,与众不同的采猎者 辉格 2018年8月4日 捕鱼,以及捕捞或捡拾其他水产品,通常也被人类学家归为采猎行为(foraging),从直接获取野生动植物还是通过驯养动植物在可控环境下自行生产食物这一区分标准看,这样分类自然是没问题的,然而,就其对人类行为、文化,乃至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以捕鱼为生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生计模式,值得单独拿出来考察。 游动性 和陆地动物捕猎者相比,渔民有着强烈的定居倾向,捕鱼在食物来源中比例越大,定居倾向越强烈,这可能是因为,鱼类资源的分布,以及鱼群规模对捕鱼活动的反应模式,使得巡回游动无法带来好处,这一点对于那些洄游鱼群定期造访的海岸河口地带尤其显著,那里的鱼类如此密集而丰富,以至关键不再是如何寻找它们,而是如何牢牢占据一块已知有着充裕资源的地盘。 之前我已讲过,定居所带来的可积累性是推动文化走向复杂化的关键,所以并不出奇的是,我们在一些海岸河口看到了狩猎采集者中最复杂的文化形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美西北海岸的鲑鱼洄游区,那里的定居者有财富积累,有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经常性贸易,政治联盟,竞争社会地位的夸富散财宴(potlatch)……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第聂伯河下游激流段(Dnieper Rapids),那里的渔民在全新世早期便已形成采猎者中少见的复杂定居社会,在数千年中始终是庞蒂克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上文化革新的主要动力源,比如八千多年前的瑟斯基(Surskii)文化,有陶器,有大型墓葬,一千多年后,该地区居民成为最早引入畜牧业的群体,产生了发达的第聂伯-顿涅茨(Dnieper Donets)文化,在后者的影响刺激下,诞生了后来横扫欧洲的印欧语民族的前身雅穆纳(Yamna)文化。 捕鱼的需要促使人们制造水上载具,虽然不是所有捕鱼者都有船筏,但从旧石器晚期以来,渔民大多拥有某种水上载具,竹筏,木筏,独木舟,树皮小艇,木板小舟,都是非常古老的发明,这些载具除了帮助捕鱼之外,还引出了两个重大后果:首先,它扩大了渔民的单日活动范围,这意味着,即便他们需要到离家数十公里的地方捕鱼,也可以每天回到定居点,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其定居倾向,其次,船筏的载重能力使得渔民即便不定居,也可积累和保有相当复杂的物质文化。 人类学家曾做过实验,一只8米长,2.4米宽,0.4米厚的竹筏,便可以50%的吃水率承载3.15吨负重,相当于狩猎采集者搬迁营地时成年人平均负重的250-300倍,而类似中等尺寸的竹筏只需6-8位桨手即可达到3-4节的航速,这让渔民在旅行(无论是出于捕鱼、贸易、作战还是搬迁的需要)时,可携带大量物品,渔具,食物,商品,武器,携带能力数十倍于陆地狩猎者。 拥有船只,使得渔民在积累财富,开发工具和器物,长途旅行,获取信息,开展贸易,建立长距离合作与联盟关系,组织战争等等方面的潜力,远远超出了陆地采猎者,许多方面甚至远超定居农耕者(至少其中的贫穷阶层),因为直到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向来比陆地运输更高效。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疍家,中国东南沿海的疍家和浙江的九姓渔户,都是以船为家、居无定所的渔民,除了捕鱼,也兼营小商品买卖和一些低端服务业,比如常被视为贱业的垃圾粪便处理、殡葬和娼业,虽然和定居者相比,他们大多非常贫穷且社会地位低下,但因为有船,在物质财富方面仍远胜于一般采猎者,东欧吉普赛人是疍家在陆地上的翻版,因为他们有大篷车。 贸易 渔民比一般采猎者甚至农耕者更多从事跨群体商品交易,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定居使得贸易更容易展开,因为许多商品必须先积累到一定数量才值得贩运,而游动者的携带瓶颈让他们很难积累物资,如前所述,渔民更倾向于定居,即便游动,船只也让他们拥有很强的携带能力,同时,定居者之间也更容易发展长期交易关系从而建立相互信任。 其次,水路交通的效率让渔民能够拜访更多更远的潜在交易对象,获取更多市场信息,而船只的载重能力也让他们能运送更多商品。 第三,以鱼类和其他水产品为主食通常会带来较大的营养均衡问题,多数鱼类、贝类和虾蟹的蛋白质含量过高,碳水和脂肪太低,有些渔民会以采集植物或种植谷物作为副业来实现均衡,但也有很多是通过与内陆居民的交易来获得补充,假如他们的内陆邻居是密集农耕者,那么这种交易恰好迎合了后者对蛋白质的强烈需求。 而且密集农耕者往往也缺盐,同时,捕鱼和农耕这两种生计模式在生态位上很少重合,因而更多互补而更少竞争冲突,所以渔民和农民是天然的贸易良伴,而因为拥有船只,渔民在这一贸易关系中往往扮演主动角色,历史上,渔民兼营贸易,甚至成为推动地区间贸易的主要力量,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青铜及古典时代的地中海贸易,中世纪的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近古的南洋贸易,最初可能都是由渔业所推动,通行于东非的斯瓦西里语(Swahili)是下撒哈拉非洲最流行的通用语,这是一种由东非海岸商人创造的贸易语言,而最初使用并散布它的,便是桑给巴尔(Zanzibar)一带的渔民兼商人。 海岸猿 对海岸生态的适应可能是人类进化史的重要一环,这一观点最极端的表达是伊莲·摩根(Elaine Morgan)提出的水猿假说(aquatic ape hypothesis),认为直立人的诸多生理特性——较厚的皮下脂肪,流线型身材,体毛丧失,残余体毛的生长方向,发达的小汗腺……,都让我们更适宜游泳和潜水,都是对水岸生活的适应。 水猿假说并未被人类学界主流所接受,它所提到的特征,也都已有替代解释,而且基于这些解释所构筑的理论体系已发展的十分庞大,没有更强证据很难撼动,但这一假说并非一无是处,与猿类近亲相比,人类确实更擅长游泳和潜水,虽然体型体毛汗腺问题完全可以由针对陆地狩猎的长跑假说(endurance running hypothesis)解释,而不是水岸适应的结果,但这些特征既已获得之后,无疑让我们更容易开发利用水岸生态位。 其实支持水猿假说的更强证据是胎儿皮脂(vernix caseosa),这是一个仅见于人类和水生哺乳动物的特征,不过,尽管该特征没有直接的狩猎采集效用,但可能只是体毛退化的间接后果,当然,和这种间接解释相比,水猿解释似乎更符合节俭原则。 无论其内容有多少能成立,水猿假说的最大贡献,是启发了一批人类学家比以往更多关注海岸生态位与人类的关系,这方面的探索在近些年获得了不少成果,目前看来,至少在现代智人的近十万年历史中,海岸生态的重要性是确凿无疑的。 约十万年前(准确时间还有争议)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移民,是一路顺着海岸线向东扩张和迁移的,中途可能在印度受阻于七万多年前的托巴火山喷发,此后大约在六万年前到达澳洲,四万年前到达俾斯麦群岛,近三万年前进入所罗门群岛,而沿巽他大陆(Sundaland)折向北的一支,则经由两条岛链(琉球岛链和南方岛链)之一,于三万多年前到达日本。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条扩张线路上,(尽管冰川期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至少有十来条海洋鸿沟需要跨越,包括分隔巽他大陆和华莱西亚区(Wallacea)的华莱士线(Wallace Line),分隔华莱西亚区和萨胡尔大陆(Sahul)的韦伯线(Weber Line),以及从菲律宾通往日本的两条岛链上的诸多间隔,窄则三五十公里,宽则数百公里。 跨越这些鸿沟需要可靠载具和老练的航海技术,因为据估算,必须在短期内渡过至少20人方能建立可持续的移民群体,偶然的飘荡是做不到的,只能是有充足准备的航行,而这样的能力,暗示了这些移民必定对海岸生态有了充分适应,捕鱼、船只和航行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因为对于传统小社会,长久不用的技术元素很快会消失。 水产供养的大脑? 有些学者走得更远,比如考古学家约翰·帕金顿(John Parkington)认为,现代智人的发源地就在南非海岸,以海产品为重要(甚至主要)食物来源,而海产品提供的丰富DHA为智人大脑发育创造了条件,使得供养如此硕大的大脑成为可能,进化生理学家斯蒂芬·坎南(Stephen Cunnane)系统化的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智人大脑对DHA和碘的旺盛需求很难在缺乏水产品的情况下得到持续可靠的满足,特别是对于大脑发育高峰期的胎儿和幼儿,所以智人(或更早的人属祖先)必定是在有充足水产品供应的环境中进化的。 DHA在大脑发育中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DHA含量特高的食物确实也都是水产品(动物大脑是唯一例外),特别是高脂肪的鱼类,不过坎南的理论仍显得过于激进,发育期对DHA摄入的需求到底有多大?离开水产品DHA匮乏会有多普遍?匮乏的后果有多严重?DHA低摄入的内陆居民大脑发育受了多大影响?大脑比现代人更大的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吃了多少水产品?这些还都有待更多比较研究才能回答,眼下只能存疑。 技术摇篮 随着农业密集化,人口增长,蛋白匮乏日益加重,因而农耕区对鱼这种不占耕地的蛋白来源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一点在欧洲因基督教会对斋戒期的规定而尤为突出,斋戒制度从公元四世纪教会获得官方地位后即开始推行,此后逐渐强化,斋戒日最终占到全年一半,或许正是因为鱼不占耕地也不吃谷物,所以斋戒规定对它网开一面,同时,欧洲曲折漫长的海岸线也为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对鱼的需求推动了和捕鱼有关的诸多知识与技术进步,渔具,造船,导航,定位,帆的运用,有关海潮、季风、天象和地理的知识,之前已提到,渔民的定居倾向和船只的载运能力让他们更有能力积累技术和工具,这一点在农业时代已不算优势,但和定居农耕者相比,他们还有个重要不同:在早期拓垦完成之后,面对进一步的人口压力,农民的反应通常是在给定土地上不断追加劳动投入,结果是马尔萨斯型创新和增长,而渔民在面对人口压力时更倾向于寻找新渔场,因为直到20世纪之前,开发新渔场的潜力始终存在,而可耕地则早已被占满(除了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一些例外)。 所以渔业发展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市场分工深化和资本积累,而非提升劳动密集度,这一倾向在从近岸渔业向远洋渔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显著,早期渔民和其他航海者一样,都习惯于贴着海岸线航行,由于缺乏可靠的定位与导航技术,不敢让视线长时间脱离陆地,郑和船队虽规模巨大,航程极长,但始终只是近岸航行,论航海技术,远不及南岛民族的独木舟航海者。 但远洋技术在慢慢积累进步,潮汐,风向,日影,月相,星象,鸟踪,航海者可借以判断航向和陆地方位的一切线索都逐渐被识别和利用,这才敢于探索一些相对遥远的航路,欧洲的地理特征也恰好为这些发展提供了适当的难度阶梯,那里有众多足够宽阔却又不是太辽阔的海域,从适合近岸航行的众多河口峡湾,数十公里宽的海峡,上百公里的岛间航线,以及更遥远的设得兰,法罗,冰岛,加纳利,马德拉,亚速尔,构成了丰满平滑的连续梯度,这意味着,每一步或大或小的技术创新,都有望获得回报。 维京渔民可能是最早探索远洋渔业的,虽然更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劫掠、入侵和征服活动,其次是他们的长途贸易,但这些都是一个庞大结构浮在表面上比较惹眼的部分,其底基是渔业,因为从事长途贸易的人口很少,而入侵征服只是间歇性发生,几年或十几年一次,两者都不足以为造船、大量船只保有、大批熟练水手和知识技能的积累传承提供经常性基础,只是因为捕鱼活动过于日常而平凡,很少被萨迦和文献所记录。 渔业为其他航海活动提供船只、技术、知识和人才储备的情况,在西欧各国开始筹建海军时仍未改变,英格兰在1532年脱离罗马教会之后,新教徒希望废除斋戒的呼声强烈,但国王和国会始终不愿意,并屡屡颁布法令以阻止和惩罚日益增多的破戒行为,直到内战期间的清教徒政府最终将其废除,其间一个多世纪政府竭力维持斋戒制度的唯一理由是保护渔业,以便为海军提供资源储备,因为直到近代财政体系建立之前,欧洲各国有能力维持的常备军规模都很小,多数战力只能在需要时临时征募,昂贵的海军尤其如此。 开拓先锋 远洋渔民持续寻找新渔场的需要,也为欧洲人的海上开拓和地理发现提供了最初动力,虽然在历史叙事中,冒险家和征服者占尽了风头,但最初向大洋深处探索的,却是渔民,但渔民对新发现的丰饶渔场往往守口如瓶,不会郑重其事的加以描绘,为其命名,画上地图,更不会不惜血本的建立定居点,所以很少有机会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记录。 早期供应欧洲内陆的以鲱鱼为主的咸鱼,主要来自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近岸渔场,后来维京人对鳕鱼的开发让他们逐渐获得远航能力,不过这一能力的进一步运用主要是在劫掠和殖民,从设得兰,奥克尼,赫布里底,到爱尔兰,又从爱尔兰,法罗,冰岛,一直到格陵兰,主要驱动力是维京社会的人口压力导致内部冲突加剧,在内斗中落败或被定罪的大人物带一批追随者出走寻找新家,但能够这么做,技术与物质储备是靠渔业提供的。 黑死病之后对鳕鱼的旺盛需求再度激活了渔民对西北方向的兴趣,渔业重心从波罗的海和北海逐渐向西转移,爱尔兰、法罗、冰岛周边海域成为热点,继而从那里向西延伸,来自英格兰、巴斯克和诺曼底的渔民很可能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之前好几十年就在纽芬兰海域捕鱼了,此后英国人向新斯科舍、缅因和新英格兰的开拓同样由渔民打先锋,毛皮商人和殖民公司跟在后面,北美的最初几批殖民者全靠渔业才生存下来,南边的情况也类似,亚速尔就是渔民发现的,葡萄牙人在马德拉和亚速尔的早期存在高度依赖渔业,从17世纪开始,亚速尔还向南北美洲各国输出了大量渔民。 千百年间,渔民们都在默默无闻中为自己的生计而探索开拓,只留下一些零星而朦胧的线索给历史学家挖掘爬梳,就像南岛人(Austronesian)的惊人航海成就,若没有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努力重建,也会湮没在时间长河之中。   参考资料 Alan H. Simmons - Stone Age Sailors (2014) Peter Bellwood - First Islanders (2017) Stephen Cunnane et al. - Human Brain Evolution (2010) Brian Fagan - Fish on Friday (2006) Douglas J. Kennett - The Island Chumash (2005) David W. Anthony -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2007) Peter Heather - Empires and Barbarians (2010) Wikipadia: Potlatch Wikipadia: Swahili Wikipadia: Aquatic ape hypothesis Wikipadia: Endurance running hypothesis Wikipadia: Vernix caseosa Wikipadia: History of the Azores  
食物与人类#7:农业的诅咒

食物与人类#7:农业的诅咒
辉格
2018年7月27日

上一篇我讲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游动性降低,这三个轮番相互强化的因素,推动人类食谱沿质量光谱向下移动,这一过程在冰期过后气温回暖之际骤然加速,而在整个农业时代,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而且随着土地开垦和作物单一化,渔猎和畜牧成分萎缩,食谱在下移之后进而向下收窄,对谷物的依赖日益强化。

只有在某些大瘟疫过后的恢复期中,食谱质量才有所反弹,然后到哥伦布大交换(伴随着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瘟疫)之后在新世界大幅反弹,最后,直到工业革命和人口转型之后,才在中等以上收入地区出现全面反弹。

食谱下移和向下收窄对人类健康与生活质量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所以不乏有人将导致定居农业的新石器革命视为人类遭受的一次诅咒,从饮食与健康角度看,确实如此,对于那些缺乏畜牧和渔猎成分的纯谷物种植群体,这一点尤为真确。

从进化角度看,谷物是特别可疑的一类食物,因为我们的旧石器祖先从未将它们当作重要食物来源,这意味着,如果它们有什么害处,我们的生理系统作出适应性改变的机会极为有限,因为留给进化适应的时间只有几千最多一万年,而事实上,谷物成为主食对健康所带来的损害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清晰展示。

龋齿

龋齿是特别典型的农业病,狩猎采集者中很少见;高碳水饮食为细菌创造了良好的口腔环境,典型采猎者的食谱中,碳水化合物贡献的能量只有1/3,高纬度地区更低,而在密集农耕者中则高达2/3到4/5,而且农耕者对淀粉类食物的加工与烹饪更充分,甚至精制成饴(即麦芽糖,一种双糖),因而更容易被口腔细菌所利用,而采猎者能吃到的唯一“精制糖”是蜂蜜,可是蜂蜜本身含有抗菌成分。

【这里我想顺便强调一下,我的读者中大概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来自蒙古或高加索人种,这两个人种在更新世末期都曾长期生活在接近冰川线或冻原的寒冷地带,所以出于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习惯,当我在『最近三四万年』这一时间情境下使用『我们祖先』这个短语时,更多考虑的是他们,而对于他们,食谱中脂肪含量会比典型现代采猎者高得多,碳水则低得多。】

所以考古记录中向谷物的转变总是与龋齿高发联系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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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7:农业的诅咒 辉格 2018年7月27日 上一篇我讲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游动性降低,这三个轮番相互强化的因素,推动人类食谱沿质量光谱向下移动,这一过程在冰期过后气温回暖之际骤然加速,而在整个农业时代,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而且随着土地开垦和作物单一化,渔猎和畜牧成分萎缩,食谱在下移之后进而向下收窄,对谷物的依赖日益强化。 只有在某些大瘟疫过后的恢复期中,食谱质量才有所反弹,然后到哥伦布大交换(伴随着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瘟疫)之后在新世界大幅反弹,最后,直到工业革命和人口转型之后,才在中等以上收入地区出现全面反弹。 食谱下移和向下收窄对人类健康与生活质量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所以不乏有人将导致定居农业的新石器革命视为人类遭受的一次诅咒,从饮食与健康角度看,确实如此,对于那些缺乏畜牧和渔猎成分的纯谷物种植群体,这一点尤为真确。 从进化角度看,谷物是特别可疑的一类食物,因为我们的旧石器祖先从未将它们当作重要食物来源,这意味着,如果它们有什么害处,我们的生理系统作出适应性改变的机会极为有限,因为留给进化适应的时间只有几千最多一万年,而事实上,谷物成为主食对健康所带来的损害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清晰展示。 龋齿 龋齿是特别典型的农业病,狩猎采集者中很少见;高碳水饮食为细菌创造了良好的口腔环境,典型采猎者的食谱中,碳水化合物贡献的能量只有1/3,高纬度地区更低,而在密集农耕者中则高达2/3到4/5,而且农耕者对淀粉类食物的加工与烹饪更充分,甚至精制成饴(即麦芽糖,一种双糖),因而更容易被口腔细菌所利用,而采猎者能吃到的唯一“精制糖”是蜂蜜,可是蜂蜜本身含有抗菌成分。 【这里我想顺便强调一下,我的读者中大概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来自蒙古或高加索人种,这两个人种在更新世末期都曾长期生活在接近冰川线或冻原的寒冷地带,所以出于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习惯,当我在『最近三四万年』这一时间情境下使用『我们祖先』这个短语时,更多考虑的是他们,而对于他们,食谱中脂肪含量会比典型现代采猎者高得多,碳水则低得多。】 所以考古记录中向谷物的转变总是与龋齿高发联系在一起,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稻米,东南亚稻米种植的出现似乎与龋齿没有确切关系,原因未明。 贫血 贫血在农耕者中很普遍,有些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则是缺铁,谷物不仅本身含铁量低,而且富含植酸(phytic acid),植酸会妨碍肠道对矿物质的吸收,因而提高缺铁缺钙缺锌的风险,所以植酸被营养学家归为反营养素(antinutrients),它在谷物麸皮中含量尤高(有意思的是,全谷食物眼下正广受推崇)。 贫血会迫使身体增加造血骨髓的量,因而在一些骨骼中(特别是颅骨的眼窝上穹处)额外形成大量蜂窝状空腔来容纳红骨髓,于是便留下了化石证据。 目前,全球仍有15亿人处于程度不等的缺铁性贫血状态,其中多数为营养不良所致。 发育不良 和采猎者相比,农耕者骨密度较低,因而骨骼强度较弱,可能是因为缺钙;但更能全面反映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指标是身高,因为身高与整个发育期中诸多营养与卫生条件有关,只有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时,遗传基础所给定的身高潜力才能达到。 现代采猎者的身高普遍不高,与传统农耕者不相上下,但需要记住的是,自从农业起源以来,绝大部分生态位都已被农牧者占据,采猎者面对农牧民的扩张排挤毫无抵御能力(因为他们的群体太小也太缺乏组织),所以现存采猎者占据的都是边缘生态位,处境逼仄,如我在第五篇里所介绍,卡拉哈里昆桑人的营养状况极差。 但旧石器时代的采猎者并非如此,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末次冰期中生活于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平均身高1.79米,其中末次盛冰期的格拉维特人超过1.80米,然而经历了光谱革命之后的欧洲人平均身高降至1.66米,农业时代再降至1.65米,这其中当然可能有气温变化的影响(寒冷地区的动物倾向于大体型),以及新石器革命后历次移民造成的遗传成分改变,但主要不是,有两个证据:首先,在近代营养状况反弹之后,多数欧洲国家身高都回升至了1.80米以上,其中荷兰最突出,从19世纪中期的1.65米升至1990年代的1.84米,其次,农业时代身高下降的趋势在东欧表现的更缓和,平均身高始终维持在1.70以上,而我们知道,东欧的农业密集化程度长期落后于西欧,气候与土壤条件也让他们保留了更多畜牧成分,这些证据表明,欧洲人基因组给定的潜在身高就是1.80米以上。 来自其他地区的考古记录也显示了同样趋势,中国和日本的稻米种植者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初几千年里平均身高下降了8厘米,中美洲的玉米种植者,男性身高下降5.5厘米,女性8厘米;两个事实清楚的揭示了传统农耕者的身高被营养条件所压制:任何农业穷国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平均身高都大幅提高,任何从农业穷国向富裕国家的移民从第二代开始身高都大幅提高。 关节损伤 化石证据显示的另一个健康问题是,农耕者的关节损伤率普遍比采猎者高,包括骨性关节炎,这既是因为营养不良,也是因为农耕者劳动负担更重,劳动时间更长,正如我在上一篇里所讲,食谱下移本身就是马尔萨斯型创新的后果,此类创新让人类能够以不断加大的劳动投入从给定资源中榨出更多一滴营养。 而且农业劳动(包括农业生活特有的那些家务)所涉及的身体姿态,肢体动作和负荷分布,都与狩猎采集活动大异其趣,而我们的身体是为后者而塑造的,所以,即便劳动强度相当,农活也更不益于健康,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与农活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体育或健身项目(我能想到的只有举重与拔河),却能在众多项目中发现狩猎和捕鱼的影子。 大脑 人类大脑的体积在过去两万多年里缩小了10%,对此有许多种猜测,尚无定论,有人认为DHA(一种在神经发育中起重要作用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缺乏在其中起了作用,脂肪曾占人类食物的1/3,密集农业却将它降到了10%甚至更低;DHA虽然可以在体内合成,但所需材料EPA也是一种脂肪酸,而且体内合成效率可能跟不上大脑发育高峰期的需求。 这是一种供方解释,可能需要与某种需方解释搭配才能成立,因为大脑体积并未像身高那样在近代营养改善后普遍反弹,所以看起来并非单纯被营养条件所压制,或许,出于某些原因(比如体型缩小,肌肉量减少,温顺化,分工细化,神经元密度提高或布线合理化……),我们不再那么需要这么大的大脑了,而同时营养匮乏(特别是DHA匮乏)使得供养这颗高能耗大脑的负担变得更加难以承受,于是基因组便作出了向下调整的反应。 麸质过敏 麦类谷物(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等)所特有的麸质蛋白(gluten)引发了众多健康问题(至少在对它敏感的人群中),包括乳糜泻,非腹泻性麸质过敏,平衡机能失调,和过敏性皮疹或溃疡,尽管没有留下化石证据,但这些症状与谷物和农业的关系如此直接以至无需考古证据即可确定。 由麸质蛋白引起的问题虽然表现多样,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机制:免疫系统对这种陌生蛋白作出了过度反应,这不难理解,从进化史的尺度看,麦类谷物对人类确实很陌生。 麸质问题究竟有多普遍,眼下还不得而知,虽然目前的流行病学统计中被识别为麸质过敏的人口比例不到10%,但需要考虑的是,首先,麸质过敏症状多样因而诊断不容易,其次,麸质问题最近才开始被医学界关注,所以患者和医生还很少朝这个方向考虑问题,第三,从政治上看,你很难指望农业大国(比如美国)的政府会大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而政府拨款在当今医学与营养研究的预算中占了绝大部分。 传染病 定居恶化了卫生状况,定居点积累的垃圾和囤积的食物养活了大量老鼠、蟑螂和苍蝇等人类伴生动物,也为诸多病菌提供了温床,还会污染附近的水源,定居者无法像游动采猎者那样可以通过不断搬迁营地而摆脱它们,同时,人畜共生的环境也大幅增加了有害微生物的种类,比如导致肺结核、流感、天花和麻疹的那些。 更重要的是,定居农业将人口密度提升了几个数量级,并且通过商人,流动性工匠,流浪艺人和乞丐,军队,行政官吏,在庞大人群中形成经常性人口流动,而集市与城镇又为这张流动网络提供了中心集散节点,这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创造了极佳条件,特别是那些高致死率的烈性传染病,在稀疏分布的小群体中是无法存在的,因为病原体一不小心就会把宿主群体消灭殆尽,于是自己也失去了存身之所。 诚然,大规模定居群体因为长期接触各种病原体,其免疫系统积累的武器储备更为丰富,因而更可能在各种瘟疫中幸存下来,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免疫系统与病原体的长期搏斗不仅消耗能量,也会抑制其他生理机能的工作,使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当遭遇饥荒而营养状况恶化时,这个持续高负荷工作的系统可能全线崩溃,所以瘟疫往往紧随饥荒而来。 蛋白匮乏 食谱向下收窄,对主粮的依赖日益加重,也带来了严重的营养均衡问题,这一点在中低纬度的水稻和玉米种植区尤为严重,因为水稻生长期短,一年可种多季,因而供养人口密度高,在有了水田、灌溉和梯田技术之后,几乎排挤了所有其他粮食作物,中低纬度季风带的充沛降雨使得留给牲畜的土地极少,而玉米不仅高产,而且对土壤要求低,因而也很容易挤掉其他作物。 精制米的维生素B1含量极低,导致东南亚稻米区普遍流行脚气病,玉米的维生素B3和色氨酸含量太低,因而以玉米为主食者的美洲人多患糙皮病,然而,更普遍更严重的营养失衡是蛋白质匮乏,谷物的蛋白含量普遍较低,尽管以豆类为辅食可有所弥补,但与采猎者和畜牧者食谱中高比例的肉鱼奶相比,蛋白量仍差得远。 而且植物蛋白有很多问题,要么氨基酸不全,要么氨基酸组成比例不佳,要么吸收效果不好,要么有其他附带缺陷(比如过敏),营养学家用蛋白质质量(PDCAAS或DIAAS)和生物价值(biological value, BV)两个指标来衡量各种蛋白源的营养价值,前者度量蛋白源的氨基酸齐全性和搭配比例,后者度量吸收并用于机体结构(而非用作能量来源)的比率,两项测量中,得分最高的都是禽蛋,其次是奶制品,然后是肉类,植源蛋白得分普遍偏低,谷物尤其低,豆类稍高。 总体上看,植物蛋白的质量得分大概只有动物蛋白的一半,唯一质量得分与动物蛋白相当的植物是大豆(DIAAS=0.9,与牛肉接近,鸡蛋为满分1.0),但大豆的BV得分就只有74,还是植物蛋白里最高的,而鸡蛋、牛奶和牛肉的BV分别为100、91和80,其他豆类就差很多,谷物更差。 植物蛋白源中质量最高的大豆,古代只分布于东亚,直到近代才传播到其他大洲,而且它和其他种子类食物一样,富含植酸,也和其他豆类一样,嘌呤过高,容易导致痛风,而且其蛋白质也会让许多人过敏。 密集农耕造就的蛋白匮乏,迫使人们挖空心思的搜罗开发一切蛋白来源,鱼虾,青蛙,泥鳅,螺蛳,田鼠,黄鼠狼,麻雀,知了,蚱蜢,毛虫,蛾子……,当农耕者将土地开发殆尽,生态被全面改造之后,能找到的就只有这些小动物了,辛苦搜罗一年得到的蛋白量,还不如一头猪。 这些努力的最极端表现是吃人,食人俗的地理分布明显和蛋白匮乏有关,将食人俗推向极致的是美洲人,在中美洲玉米高产区,人肉成了系统性和经常性的肉食来源,玛雅和阿兹特克城邦常常在祭奠仪式上杀死成千上万的俘虏,用作人牲献祭,随后尸体被分给贵族和武士拿回家吃掉,俘虏被推上祭坛之前的等待期中会得到充足食物,以便催肥。 在阿兹特克,获取俘虏甚至成了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因而战术策略也向尽可能多抓俘虏倾斜,抓获俘虏的数量(而不是杀敌数量)成为考核战功的主要指标,这一倾向最清楚的体现在阿兹特克晚期的所谓荣冠战争(xochiyaoyotl)中,这是一种仪式性战争,和扩张领地,争夺霸权,压服对手等常见战争理由无关,双方约定日期和地点,派出相同数量战士,只能使用短兵器做近身搏斗,唯一的动机就是获取战俘。 蛋白匮乏在美洲如此严重,是因为他们缺乏肉畜,也没大豆,美洲人驯化的唯一大动物是羊驼,数量很少,主要用于取毛和驮运,中美洲农民驯养用来吃肉的动物只有豚鼠,每只豚鼠仅能提供小几百克肉食,但他们也珍之如宝。 文明之暗面 可能有不少读者读到这里时会提出疑问:既然定居、农业和谷物带来了这么多问题,如此恶化了人类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为何你在第五篇里还表现的那么欣快,将食物存储、食谱下拓、定居、农业,特别是谷物的开发,视为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点,甚至将谷物称为文明试金石,难道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要我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农业确实恶化了人类营养与健康,但我不会像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那样宣称“从事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我相信这只是他为强调上述事实而采用的一种修辞术,而并未从字面上当真,如若不然,他就大错特错了。 向农业的转变是一系列分散个体抉择在漫长时期中积累起来的后果,事后拉远镜头看,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但没有任何个体预见、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革命,因而根本谈不上谁犯了什么错误(此类评判只有当你把自己想象成引领全人类航向的伟大舵手时才有意义),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次个体抉择,完全可能都是理性的,并给当事个体带来了切实好处。 比如开发谷物,最初可能只是作为季节性补充,帮人熬过猎物低产期,当初这么做的人当然得到了好处,可是当这一做法流行开之后,其长期效果是拓宽了生态条件所施加的人口瓶颈,于是人口增加,摊掉了最初的好处,而同时食谱却下移了,但这是好多代人之后的情况,和最初开发谷物的人没关系。(或者说有关系:他们比没有这么做的人留下了更多后代,这算个错误吗?) 有人会接着问:就算没有人犯错,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呢?不如将问题表述的更明确:此时此刻的我,是否希望转向定居农业这件事情压根没发生过?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无须一秒钟迟疑,因为若没有定居文明,所有我珍爱与痴迷的一切,艺术,文学,电影,历史,哲学,桥牌,图书馆,显微镜,汽车,飞机,计算机,MP3,互联网,维基百科,科学,法律……全都不会存在,连影子都没有。 只有像《人类简史》作者那样的轻浮蠢蛋,才会宣称狩猎采集者也可以拥有同样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也“可能经历过战争与革命,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运动,拥有过深奥的哲学理论,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所向披靡的拿破仑,以及他所统治的半个卢森堡大小的帝国;有着他们自己的天才贝多芬,只是没有交响乐团,唯以竹笛声催人落泪……” 醒醒吧,多数采猎者只有三个数词:one, two, many,能数到5以上已经算了不起,他们的语言缺乏最基本的抽象概念,历史记忆只有两三代,曾祖辈以上的事情便已汇入毫无纵深与细节的神话,仿佛世界一两百年前才被创造,一两百公里之外便只是未知洪荒,道德体系也极为简陋,缺乏自轴心时代以来所涌现的全部道德情感和价值元素,你能指望什么哲学思考? 你果真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精神世界里吗?那里没有小说戏剧中的动人情节,没有历史长河中的波澜沧桑,战争中的运筹谋略,政治中的合纵连横勾心斗角,竞技场上的欢呼雀跃,曲折迂回的幽默感,面对难题时的苦思冥想,价值默契带来的深切慰籍,胜利与成就的荣耀,以及宗教虔诚,专业执着,侠风义骨,自由精神……所有让你觉得除生存繁衍之外生活还有更多意义的东西,全都没有。 文明确有其暗面,但那遮掩不了其灿烂精彩。   参考资料 Peter S. Ungar et al. - Human Diet (2002) Gregory Clark - A Farewell To Alms (2007) Sarunas Milisauskas - European Prehistory: A Survey (2011) Daniel E. Lieberman - The Story of the Human Body (2013) Debra L. Martin et al. - Bodies and Lives in Ancient America (2015) Stephen C. Stearns et al. - Evolu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 (2008) Mark N. Cohen et al. - Ancient Health (2007)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ume 2 - A World with Agriculture, 12,000 BCE–500 CE (2015) Caleb Everett: Numbers and the Making of Us (2017) 威廉·麦克尼尔 - 《瘟疫与人》 (2010) 布鲁斯·崔格尔 - 《理解早期文明》 (2014) Wikipadia: Neolithic Revolution Wikipadia: Antinutrient Wikipadia: Phytic acid Wikipadia: Gluten-related disorders Wikipadia: Protein quality Wikipadia: Biological value Wikipadia: Xochiyaoyotl Stature of early Europeans http://www.hormones.gr/127/article/article.html ​​If Modern Humans Are So Smart, Why Are Our Brains Shrinking? 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10/sep/25-modern-humans-smart-why-brain-shrinking
食物与人类#6:向下开拓

食物与人类#6:向下开拓
辉格
2018年7月19日

人类是顶级捕食者,意思是没有其他生物将人类作为经常性捕食对象和重要食物来源[1],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规模仅受食物资源的限制,相比之下,那些既捕食其他生物,也被其他生物捕食的动物,其种群规模就既可能受食物资源限制,也可能被捕食者的种群规模所压制,究竟哪个限制构成了人口瓶颈,随具体条件而异。

人类不仅在食物链上处于顶级,还常常有能力系统性的清除同生态位下的竞争者,比如狩猎者和畜牧者常猎杀狮子和狼,主要不是为了吃它们的肉,而是要消除竞争,这就进一步将人口瓶颈转向了食物资源的稀缺性(而不是天敌或竞争者)。

而且人类还是高度机会主义的杂食动物,当人口增长导致一种食物过度稀缺时,我们就转而开发新的食物源,从而不断突破环境条件施加于人口的限制,直至所有资源都已充分利用,人口才在均衡水平附近稳定下来——当然,由瘟疫和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所造成的中短期波动在所难免。

可是,假如食物与人口的故事就这么简单,那么人口规模应该早就达到均衡水平了,而不是像过去几万年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一次又一次登上新台阶;因为指数式增长的威力极为惊人,当食物资源不构成限制时,只须小几千年,暴增的人口即可填满任何大陆,一万七千年前跨过白令地峡的移民最多不过百来人,但两三千年后便已铺满整个美洲大陆。

人类人口之所以能够持续数万年的阶梯式增长,是因为,得益于强大的认知能力和保存与传承知识的文化系统,我们始终在开发新的觅食技术,这些新技术要么让我们得以利用此前无法利用的新食源,要么提升了对旧食源的利用效率,特别是从旧石器晚期的认知革命以来,技术创新骤然加速,人类食谱也随之而大幅改变,而每次改变都将人口极限推上一个新台阶。

人口极简史(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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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6:向下开拓 辉格 2018年7月19日 人类是顶级捕食者,意思是没有其他生物将人类作为经常性捕食对象和重要食物来源[1],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规模仅受食物资源的限制,相比之下,那些既捕食其他生物,也被其他生物捕食的动物,其种群规模就既可能受食物资源限制,也可能被捕食者的种群规模所压制,究竟哪个限制构成了人口瓶颈,随具体条件而异。 人类不仅在食物链上处于顶级,还常常有能力系统性的清除同生态位下的竞争者,比如狩猎者和畜牧者常猎杀狮子和狼,主要不是为了吃它们的肉,而是要消除竞争,这就进一步将人口瓶颈转向了食物资源的稀缺性(而不是天敌或竞争者)。 而且人类还是高度机会主义的杂食动物,当人口增长导致一种食物过度稀缺时,我们就转而开发新的食物源,从而不断突破环境条件施加于人口的限制,直至所有资源都已充分利用,人口才在均衡水平附近稳定下来——当然,由瘟疫和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所造成的中短期波动在所难免。 可是,假如食物与人口的故事就这么简单,那么人口规模应该早就达到均衡水平了,而不是像过去几万年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一次又一次登上新台阶;因为指数式增长的威力极为惊人,当食物资源不构成限制时,只须小几千年,暴增的人口即可填满任何大陆,一万七千年前跨过白令地峡的移民最多不过百来人,但两三千年后便已铺满整个美洲大陆。 人类人口之所以能够持续数万年的阶梯式增长,是因为,得益于强大的认知能力和保存与传承知识的文化系统,我们始终在开发新的觅食技术,这些新技术要么让我们得以利用此前无法利用的新食源,要么提升了对旧食源的利用效率,特别是从旧石器晚期的认知革命以来,技术创新骤然加速,人类食谱也随之而大幅改变,而每次改变都将人口极限推上一个新台阶。 人口极简史 智人在其20万年历史的前80%中,人口都徘徊在十几二十万左右,其间也没有特别重大的技术创新,7万年前的托巴(Toba)火山喷发一度将人口缩减至两三万,三四万年前以弓箭、鱼叉和细石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2]将人口极限推至数十万(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环境条件严酷的末次冰期,这是不小的成就),一万多年前导致众多动植物驯化的新石器革命(也是第一次农业革命)将极限拉高到百万级,六七千年前以牛奶、羊毛、役畜和(稍晚的)车辆为代表的二次农业革命再次推高极限至千万级,铁器时代以重犁、轮作和(稍早的)灌溉为代表的众多农业创新,以及(或许更重要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广泛确立,将极限拉至亿级,最后,哥伦布大交换、17世纪的又一次农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工业革命,以及更晚的化肥和农药,将人口极限推到了10亿级。 这里有两个要点需要强调,首先,这些所谓革命,只是为叙述方便而采用的简化表达,尽管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技术创新相对密集的时期,但多数创新是在漫长时间中陆续出现并逐渐成熟的,因而人口极限也是沿众多小台阶和少数大台阶而被逐渐抬高的。 其次,从一次革命或重大创新到人口真正增长到新的极限之间,有时会间隔几百甚至几千年,比不受资源限制的指数式增长所预示的更漫长,这是因为创新总是从某一群体开始,其传播需要时间,比如土豆,据估算凭一己之力便将欧洲人口极限推高了1/4,它在16世纪中期就被带回欧洲,但半个世纪后才开始零星种植,此后一个多世纪主要被当作园艺作物,直到18世纪中期才开始大规模种植而成为主粮之一。 还有些创新是帮助人类开拓新领地,而开拓(特别是农业拓垦)需要大量劳动和漫长时间,比如从原始状态的冲击三角洲到江南水乡这样的成熟水田系统,开发过程少说也有一千多年,从水道疏通,河流约束,沼泽排干,土地平整……都是耗时耗力的大工程,直到明代,江南才变成如今人们所看到的样子。 所以,尽管世界总人口呈现为一条相对平滑的指数增长曲线,但在重大创新所及的每个局部,人口增长是跃迁式的,几代人便可填满新技术所创造的额外人口承载空间,然后就停滞在那里。 向下开拓 根据最优觅食理论(见第二篇),其他条件相同时,动物总是优先选择那些营养密度高,容易消化和毒性低的食物,德内(Dene)印第安人若有机会便会射杀整群驯鹿,无论他们吃得下多少,若射杀的足够多,就只吃骨髓和舌头,类似做法其实很普遍,当狩猎者猎杀了多头大动物却无力搬运或无法保存时,就只吃易处理、易嚼、易消化的部位:内脏(特别是肝脏),骨髓,大脑,舌头,血液……,骨骼肌,筋腱和皮肤则排在最后。 同样原则也体现在对猎物和采集物的挑选上,猎物体型越大,油脂越丰厚,就越受偏爱,采集物中,蜂蜜,鸟蛋,贝类,水果,浆果,某些昆虫的幼虫,总是最受欢迎的,其次才是坚果,菌菇,根茎,小颗粒种子,蔬菜;不同动植物,同一动植物的不同部位,都可排进这一从优到劣的质量光谱之中。 所以很自然,当人口增长而食物变得紧缺时,首先紧缺的总是那些最受偏爱的优质食物,于是人们被迫拓宽食谱,纳入次一等食物,但新食谱提高了人口极限,容许人口再次增长,于是次等食物也开始紧缺,然后继续向下开拓……这一循环持续进行,直至所有潜在食物源都得到充分开发,而在此过程中,人类食谱将沿着质量光谱不断向下拓展。 不仅是拓展,随着食谱拓宽,质量光谱上端的最优质食物常会萎缩甚至彻底消失,因为原本当它们还是主食时,其种群规模与人类人口之间以洛特卡-沃尔泰拉方程(Lotka-Volterra equations)所描绘的方式形成动态均衡,但随着劣质食物不断加入,它们从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均衡被打破,其种群规模不再对人口构成重要制约,因而很可能被吃个精光,所以,食谱向下拓展最终往往变成向下移动。 重要的是,人类拓展食谱,开发新食源的过程,并不像其他杂食动物那样仅仅是在贯彻机会主义觅食策略,否则我们的食谱无论多宽也早已稳定下来,而不会像过去几万年那样持续拓展,实际上,至少在这几万年中,我们的每次开拓都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比如许多小型动物,若没有适当工具和技巧,凭人类先天禀赋是根本无望捕获的,许多植物毒性过高,不经浸泡烹饪无法食用,若没有筛选技术,小颗粒种子也只能当零食,有些动物组织,像皮肤、筋腱和骨头,根本嚼不动,以往只能丢弃,但有了水煮技术,却可通过长时间熬制提取其中的脂肪和胶原蛋白。 这些创新的普遍特征是,让人类能够在给定资源条件下,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以便从有限食物源中榨出最后一滴营养,最后一个卡路里,与此同时,食物的质量构成则持续下移,而单位劳动的卡路里回报不断下降,套用经济史家的术语,它们大多是马尔萨斯型创新(Malthusian innovations)。 当然也有些例外,当我们的直立人祖先[3]转向肉食时,当一些群体从热带走向高纬度地区时,许多帮助他们获取肉食的技术,敲开骨头的手斧,削尖木棍的刮削器,驱退食肉动物以夺取尸体的技术,陷阱,绝境驱赶技术,还有鱼叉和独木舟,都是有助于向上拓展食谱的,然而,绝大多数技术,特别是与食材处理有关的那些,都是马尔萨斯型的。 尤其是在末次盛冰期过后,冰川后退,中高纬度地区大片草原和苔原变成森林,大型动物减少,植物食源增加,更极大加速了这一过程,人类学家肯特·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将此过程称为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并视之为农业起源的前兆,但实际上,如前所述,食谱并非单纯拓宽,而是先向下拓宽再从顶部收缩,最终效果是向下移动。 下面我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弓箭 之前我讲过(见第四篇),最初的狩猎技术是近身穿刺,用的是一根削尖的木棍,或者叫穿刺矛(thrusting spear),这要求猎手必须接近到猎物一两米之内,要做到这一点,要么静卧伏击,要么长途追逐拖垮猎物,或挖开猎物的藏身洞,或将猎物诱入陷阱或绝境,但许多动物难以靠近,难以寻踪,无法诱陷,也没有藏身洞,那就只能放弃,而它所适用的猎物,通常体型都较大。 投掷矛是一大进步,可在十几二十米开外击杀大型猎物,多人配合效果更好,它需要两个创新:一个锋利的石制矛头以补偿相对于穿刺矛的冲击力弱势,需仔细调整重心以获得稳定的飞行轨迹。 然而更重要的创新是掷矛器,它可以一条低平的轨迹,以更高的精确度和更大的冲击力投出矛镖(dart,即迷你版的投掷矛);掷矛器和矛镖的这些特性,让猎手能在二三十米开外击杀中小型猎物,而且因为矛镖更轻巧,可携带多支,一击不中可以再击,现代实验发现,对一个直径20英寸的目标,掷矛器在20码外的两击命中率可达95%,40码外为53%。 下一步创新是弓箭,弓箭不仅精度更高,轨迹更可控,可指向任意方向,而且在发射时动静很小,因而更易创造多次击打机会,在上述同一实验中,弓箭20码外一击命中率即高达97%,40码外为59%,与掷矛器相比,同等距离同等命中率下,弓箭的目标直径可缩小1/3,或者同等尺寸同等命中率下,距离拉大一半。 掷矛器和弓箭为人类向下拓展食谱开辟了巨大空间,许多原本难以捕捉的小型动物被大批纳入食谱,小型鹿和羚羊,猴子,狐狸,兔子,松鼠,鼬类,鸟类,当然,猎网、圈套和毒箭吹射器也起了类似效果,而且如我在第四篇里已提到,猎物小型化也降低了流动性,因为小型动物更丰富,支撑一个游团所需土地面积更小,这意味着每年搬迁营地的次数更少,因而更有可能开发利用当地植物资源,于是食谱进一步向下拓展。 所以不难理解,掷矛器与弓箭的出现和广谱革命在时间上完全吻合,它们与人类食谱的上述关系在北美的考古研究中得到了最详尽的验证,弓箭可能是五千多年前跨越白令海峡的古爱斯基摩人(Paleo-Eskimos,是纳-德内语系印第安人的祖先)带进美洲的,公元前四世纪传入大平原,此后一千多年陆续传遍美国西部,所到之处,食谱皆向下移动。 肉、奶、鱼 再看农业时代,农业本身就是食谱向下开拓的结果,谷物驯化是非常典型的马尔萨斯型创新,相比其他采集物,谷物处理极为麻烦,需投入大量劳动,而种植就更麻烦。 动物驯化起初倒并未降低食物质量,因为最初的驯养动物都是用来吃肉的,可是到二次农业革命时,吃肉比例已大幅下降,牛羊被更多用来产奶和剪毛,谷物成为主食,牛羊奶成为补充蛋白质的辅食,只有退役役畜,退役奶牛,不打算留做种牛或役畜的年轻公牛,以及冬季草场无力承载的牲畜才被屠宰(往往在入冬前),而随着牧草储备方法的出现,秋季屠宰量也逐渐降低。 早期农民都是农牧混业者,并且保留了大量狩猎采集活动,因为以当时的技术,只有少数土地适宜种植,往往在地势较高的台地和较松软的土壤(比如风积黄土)上,后来最受欢迎的冲击三角洲和厚积腐殖质的黑土地反而无法利用,前者排水问题没解决,后者太粘重,戳棍和刮犁对付不了,而且,如何在连续耕种的同时保持肥力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量宜耕土地也处于抛荒休耕状态,所以每个农业社区周围都有大量空间可供狩猎和放牧,这让农民至少能每天喝上奶,时不时还能吃顿肉。 可是随着排水,防洪,灌溉,施肥,犁耕(特别是重犁深耕),轮作,复种,梯田……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土地变成耕地,狩猎放牧空间不断压缩,有些地区(比如唐以后的华北平原)休耕地几近消失,长江三角洲到清代甚至连役畜都已很少用,担夫、轿夫、纤夫、独轮车夫取代了骡马,耕牛换成了铁鎝。 公元前2550年代修建吉萨金字塔的埃及工人享受着充足的牛羊肉,青铜和古典时代各大帝国也用大量牛羊供应军队,可是到中世纪盛期(High Medieval,11-13世纪),西欧农民和士兵已很少吃肉,主要荤食[4]变成了咸鱼;与此同时,教会的斋戒规定日益严格,斋戒日逐渐增加到全年的一半,从最初的四旬斋(Lent)和星期五,扩延到待临斋(Advent)和星期三,于是,连中上阶层的吃肉量也大幅降低了。 荤食来源从大牲畜向家禽和鱼类的转变(也就是从红肉转向白肉)在成熟农业社会十分普遍,日本向鱼的转变比西欧更彻底,而几乎完全素食化的印度,只有靠家禽偶尔开点小荤,只须算一下海岸线长度与国土面积的比例,就不难理解这一差别,西欧离海最远运输又最不便的瑞士,连猫肉都不放过。 禽鱼提供的肉量与大牲畜不可同日而语,脂肪也往往太低,而且处理麻烦,劳动回报率很低,唯一的好处是几乎不占耕地,在人口压力推动的向下拓展中,它们是很自然的选择;然而向鱼转变需要很多创新,特别是保存技术,鱼出了名的难保存,尤其是脂肪含量高的(提纯的油脂很耐放,但未提纯的肥肉和脂肪组织是坏的最快的部位),波罗的海和北海盛产的鲱鱼,出水后几小时内就开始腐烂,比尸僵都开始的早。 在保存技术粗陋的中世纪早期,内陆西欧人吃的是淡水鱼,主要是鳗鱼,数量仅够供应中上阶层,新鲜海鱼一般只能到达海岸十几公里以内的城镇,差不多就是牛车半天能拉到的地方,只有大贵族才负担得起用快马驮运,可那也顶多将供应半径向内陆延伸至150公里,直到中世纪盛期,两步腌制法成熟,并且盐变得足够便宜,鲱鱼才走上所有西欧人的餐桌,成为穷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 向上反弹 那么,推动上述食谱变迁的力量,果真是人口压力,而不是口味和风尚的转变?或者宗教虔诚度的提升?美食家可能会举证说:腌鲱鱼非常难吃,口感就像盐水泡过的烂木头,连最穷的人都嫌弃,他们说的大概没错,不过依我看,最佳证据来自一个让人口压力突然放松的事件——黑死病,1347年开始的这场大瘟疫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一夜之间改变了欧洲经济生活的面貌,它对食谱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 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工资率急升,食品价格下降,西欧穷人终于又能经常吃肉了,虽然斋戒日仍只能吃鱼,但鱼的构成发生了显著改变,便宜而难吃的鲱鱼大幅减少,被口味更好也更昂贵的鳕鱼干(stockfish)取代,同时,内陆地区大量开挖鱼塘养殖淡水鱼(主要是欧洲鲤),鱼塘造成的泛滥会侵袭耕地和牧场,因而以往受到抑制,黑死病后却四处开花,让大量普通人也都吃上了鲜鱼。 另一次食谱向上反弹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携带的病原体消灭了美洲80-90%的人口,而且他们带往新大陆的农业技术所对应的人口极限比原住民的高得多(个别玉米种植区可能是例外),一旦挺过最初的不适应之后,人口便处于自由增长状态,此后数世纪中,和旧大陆亲戚相比,他们的饮食大幅改善,身高高出一大截,经常肉多的吃不完,潘帕斯草原的早期放牧者根本不打理牲畜,需要时拿杆枪射杀一批,把牛皮割走,肉就烂在那里,即便是美国南方种植园的黑奴,吃的肉也比法国工人多几倍。 下一次反弹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首先,哥伦布大交换,17世纪的农业革命,科学革命所推动的良种选育和农艺改良,到19世纪都已开花结果,之后又加上化肥农药,其次,冷藏技术和大规模廉价运输手段,将新大陆的庞大食物供应能力传导进了旧大陆(有了铁路、冷藏车和蒸汽巨轮,牛肉终于不再烂在草原上了),结果,旧世界居民也开始分享这一系列创新和发现所带来的盛宴。 最后,对于当代人更重要的事情是,20世纪普遍发生的人口转型(生育率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急速下降),使得哥伦布以来释放出的巨大食物生产潜力至今尚未被人口增长所耗尽,这才让当今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低收入者也仍有机会大块吃肉。   注释 [1] 若考虑寄生虫和微生物,情况会不同,不过,直到大规模高密度定居社会出现之前,忽略这一点对我们的故事影响不大,可参考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2] 文化大跃进和认知革命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关注角度不同,前者着重于技术与物质文化,后者关注这些物质创造背后的心理能力发展。 [3] 直立人(Homo erectus)这个词有两种用法,一种专指亚洲的直立人(比如北京人和爪哇人),另一种包括非洲的匠人(Homo ergaster),并认为匠人就是直立人的一个亚种,我采用的是后一种用法。 [4] 我用『肉食』一词专指来自大动物的红肉,而『荤食』包括了禽肉和鱼肉。   参考资料 Robert L. Bettinger - Orderly Anarchy (2015) Robert McGhee -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2005) Brian Fagan - Fish on Friday (2006) Mark Essig - Lesser Beasts (2015) 斯波义信 -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1968) Wikipadia: Lotka–Volterra equations Wikipadia: Paleodemography Wikipadia: World population estimates Wikipadia: Behavioral modernity Wikipadia: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 Wikipadia: Columbian Exchange Wikipadia: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Wikipadia: Columbian Exchange Wikipadia: Black Death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https://www.thoughtco.com/broad-spectrum-revolution-170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