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6月发表的文章(8)

一篇采访问答

(这是最近接受《钱江晚报》采访的问答稿,还蛮有趣的,贴出来博一笑。)

Q: 知道你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除此之外,还从事什么工作呀?
A: 我2008-2012年间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之前多数年份是自由程序员(也就是自己雇佣自己的程序员),少数几年处于无业状态。

Q: 为什么会来写历史?知道你是清华经管院毕业,具体是什么专业呀?
A: 因为我喜欢阅读历史,也对历史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且愿意写下来与朋友分享,这也是我其他写作的主要动机;当然另一个动机也很重要:有媒体愿意发表我的文章,而且愿意为此付钱。是信息系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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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近接受《钱江晚报》采访的问答稿,还蛮有趣的,贴出来博一笑。) Q: 知道你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除此之外,还从事什么工作呀? A: 我2008-2012年间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之前多数年份是自由程序员(也就是自己雇佣自己的程序员),少数几年处于无业状态。 Q: 为什么会来写历史?知道你是清华经管院毕业,具体是什么专业呀? A: 因为我喜欢阅读历史,也对历史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且愿意写下来与朋友分享,这也是我其他写作的主要动机;当然另一个动机也很重要:有媒体愿意发表我的文章,而且愿意为此付钱。是信息系统专业。 Q: 有一种说法,把你们这样的“另类说历史”的称为“高级票友”,你认同吗?“票友”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A: 讲真我还头回听说票友这顶帽子戴到了我头上,不过戴着还蛮舒服的,我喜欢。票友的意思大概是,唱不唱戏、唱什么戏,全凭兴趣和兴致,并不指望靠它吃饭。如此说来,这顶帽子于我就有点名不符实,因为这些年我确实靠写作吃上饭了;不过它还可以有另一层意思:票友可以不必理睬行当内的各种大小规矩,也无须讨好观众,这两条倒还真跟我蛮配的。 Q: 票友谈历史,和专家谈历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能不能举个例子? A: 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票友在方法论上很自由,不必按历史学界的常见套路来,也不必考虑什么学术渊源和门派利益,比如这篇《周史札记#12:代际更替与制度化》,本来是在谈封建制度,可是扯着扯着就扯到软件实施上去了,再比如这篇《下一块金砖在哪里?》,开头是在说宏观经济,一不小心就扯了一通生物进化史,是不是很过瘾? Q: 我们这次选了你的《饕餮经济学之肚皮收租法》,非常有趣易读。你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的? A: 谢谢~当初想到写这个题目,是因为那时听到许多有关吃的话题,比如节食、减肥、糖尿病、痛风、餐饮业的繁荣、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饮食差异,等等,其中一个话题特别引起我兴趣: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似乎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社会要偏高一点,而某些省份(比如广东)则比其他省份更高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意思,恰好,之前我在阅读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时,在此问题上有过一点心得,于是就写了一个系列,漫无边际的瞎扯了一通,你能喜欢我很高兴。 Q: 作为浙江人,对本地的历史感兴趣吗?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吗? A: 有,当然有,比如我曾关注过:萧山和慈溪的北部是什么时候变成陆地的?太湖东南的水网被疏浚出来的过程中,众多土地主人之间的利益是如何协调的?越人在后世的当地文化中留下了什么痕迹?浙南居民的基因组中,可以找到多少百越成分,其中男系成分和女系成分有何差别?稻作文化何时从江西传入之江流域?海盗们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开展贸易,如何躲避官府?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如何改变浙南山区的生态?野猪活动范围扩张了多少?猫科动物的体型在增长吗?不过,惭愧的很,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见解。 Q: 为什么叫 “辉格”? A: 这个笔名源自我早年在一个BBS(万科周刊论坛)上使用的ID,因为老友们(他们也是我的最初读者)听惯叫惯了,就没改。你觉得顺耳吗?  
审美偏好的若干可能来源

前几天和学总一起啃猪脚时,问起之前和大诗面基时都聊了些啥,学总说,尽是些漫无边际的闲扯,比如其中一个话题是容貌审美,他自己倾向于平均脸假说,而大诗指出优势文化的影响,学总继而指出,这一影响可能是通过改变个人所观察到的人脸样本集而起作用的,因而与平均脸假说不构成竞争。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这问题,觉得对容貌的审美偏好可能有更多来源,而且优势文化的影响也可能不限于改变用于计算平均脸的样本集。下面几个因素似乎都可能会让一个族群所表现出的审美倾向偏离平均脸(当然不限于脸,可以是审美偏好所指向的任何容貌指标):

(我猜)

1)非猿化:对于人类区别于猿类近亲的那些指标,理想值会朝远离猿类特征的方向偏离。

比如有关直立化的指标:腿长/身高比,非罗圈腿,挺拔的胸部……;

有关体毛退化的指标:光洁润泽的皮肤;

与烹饪和工具使用所导致的撕咬/咀嚼功能退化有关的指标:牙床缩小导致的吻部内收,吻部内收导致的突出下巴,更细、排列更紧密的牙齿,更小的嘴巴开口度,吻部内收和开口度减小导致的鼻子更窄更前突,更纤细的咀嚼肌,更(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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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学总一起啃猪脚时,问起之前和大诗面基时都聊了些啥,学总说,尽是些漫无边际的闲扯,比如其中一个话题是容貌审美,他自己倾向于平均脸假说,而大诗指出优势文化的影响,学总继而指出,这一影响可能是通过改变个人所观察到的人脸样本集而起作用的,因而与平均脸假说不构成竞争。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这问题,觉得对容貌的审美偏好可能有更多来源,而且优势文化的影响也可能不限于改变用于计算平均脸的样本集。下面几个因素似乎都可能会让一个族群所表现出的审美倾向偏离平均脸(当然不限于脸,可以是审美偏好所指向的任何容貌指标): (我猜) 1)非猿化:对于人类区别于猿类近亲的那些指标,理想值会朝远离猿类特征的方向偏离。 比如有关直立化的指标:腿长/身高比,非罗圈腿,挺拔的胸部……; 有关体毛退化的指标:光洁润泽的皮肤; 与烹饪和工具使用所导致的撕咬/咀嚼功能退化有关的指标:牙床缩小导致的吻部内收,吻部内收导致的突出下巴,更细、排列更紧密的牙齿,更小的嘴巴开口度,吻部内收和开口度减小导致的鼻子更窄更前突,更纤细的咀嚼肌,更薄的嘴唇(是指嘴唇肌肉更薄,不是指嘴唇外翻程度或唇线位置)…… 有关大脑膨胀的指标:更显著的前额,被前额膨胀所淹没的眉脊; 有关表情工具的指标:清澈的瞳孔,鲜明的眼白,线条分明的眉毛,酒窝,大眼睛…… 2)性选择,第一类指标中有些可能被性选择挑中因而得到强化,但性选择也可能挑中其他无关指标,被挑中的指标,理想值将朝性选择的方向偏离。 比如男性身高,下巴突出度,前额宽度和突出度;女性腰臀比、乳房形状及尺寸、提携角、脖子长度、红润嘴唇、更浅的肤色…… 3)优势文化 我相信优势文化的审美影响是存在的,这不是因为(如学总所认为的)优势文化占据了更多传播位置,因而在个体计算平均脸的样本集中占了更高比例,而是因为:计算平均脸的算法,大概会对来自较高地位的样本赋予更高的权重。 因优势文化影响而发生审美偏离,我能想到的最明显例子是头发,对卷发和浅发色的热衷,显然是文化影响的后果,对双眼皮的偏好可能也是,不过这一点我不太确定。 4)富裕线索 透露个体以往富裕生活的指标,大概会得到偏爱。(优势文化的影响其实是它的一个特例) 前面第一类指标中与咀嚼功能有关的那些,在个体之间会有差异,而这些差异可以部分的归因于后天的生活史状况,比如特定年龄的牙齿状况,和粗糙食物有关,咀嚼肌的发达程度或许也和食物粗糙与否有关。 另外,与表情和体态有关的容貌指标,或许也可反映个体生活状态:长期忧愁或闷闷不乐或许会在皱纹上表现出来,长期劳作者很难保持细嫩手指,静脉曲张因其暴露了长期的负重劳累,就被视为是丑陋的,许多农活会导致弯腰驼背,还有,假如你地位很低,常年需要在大人物面前低头哈腰曲膝,体态就会变得比较猥琐…… 不过胖瘦这个指标究竟是被怎么对待的,我还没想清楚,一种说法是,大家都吃不饱时,胖会得到一些偏爱,等大家都吃撑了,瘦就被偏爱了,不过这说法和我的历史经验貌似并未很好的吻合,存疑。 5)健康线索 这方面大卫·巴斯说过一些,诸如对称性、皮肤光泽之类,我暂时还补充不了什么,不过仔细检查应该还能找出一些。 最近忙,以后有空可以考虑为大象公会攒一篇,题目当然是《外貌协会入会考试辅导教材》。  
[大象]“进化”还是“演化”?

“进化”还是“演化”?
辉格
2015年6月6日

时不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把“evolution”翻译成“进化”是个错误,因为后者暗含了“进步”的意思,因而这个译法容易让人错误的以为生物进化过程是有着特定方向的,甚至是朝着某种预定目标阶梯式推进的,就像登山那样,循着一级级台阶爬向一个预先存在的巅峰,而最终有幸站在巅峰上的,正是我们人类。

批评者(本文一律用这个词来指称持下列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进化没有方向性,更没有预定目标,进化这个概念也并不包含“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意味(我们甚至无法客观的比较高级和低级),而且evolution一词也没有这样的含义,所以正确的译法是“演化”;比如2009年出版的《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一书便采用了这一译法,芝加哥大学的龙漫远教授在为该译本作序时还特意强调:——

对于中心概念evolution——这一被长期误译为‘进化’的最重要的单词,书使用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学者和翻译家之一严复准确翻译出的‘演化’(天演)一词。这是中文世界对演化生物学中心概念理解的一个重要进步。

另外,据说前些年台湾的官编教科书也都改用了“演化”这一译法。

那么,上述批评是否成立?“进化”果真是个误译吗?我的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因为这一批评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观点,让我们一个个分开看。

【词源学】

英语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evolvo,意思是展开或打开,批评者也常据此宣称该词没有进步和目的性意味;我承认,它确实没有进步意味,但有着强烈的目的性意味,实际上,该词在近代被(比如18世纪瑞士博物学家Charles Bonnet)用于描绘生物现象时,起初是指生物个体的发育过程,即后来用develop一词所表达的意思。

此时,“展开”的意思便是“按预定步骤、朝着预定结果展开”,因为很明显,生物个体的发育过程,即是从未成形的胚胎向着该物种所特有的成熟形态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其步骤和结果皆高度可预见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对照evolution的另一种用法可以看得更清楚:作为一个军事术语,该词的意思是,让军队(比如在演习中)按预定方案展开部署。

后来,当进化思想开始萌生时,这个词转而被用来描绘生物的种系发生过程,也就是说,在如此使用该词的人看来,种系发生就像个体发育一样,是在一种生物内在倾向的驱动下自动展开的过程;目前有据可查的首位采用该用法的学者是苏格兰博物学家罗伯特·詹姆森,他在一篇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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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还是“演化”? 辉格 2015年6月6日 时不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把“evolution”翻译成“进化”是个错误,因为后者暗含了“进步”的意思,因而这个译法容易让人错误的以为生物进化过程是有着特定方向的,甚至是朝着某种预定目标阶梯式推进的,就像登山那样,循着一级级台阶爬向一个预先存在的巅峰,而最终有幸站在巅峰上的,正是我们人类。 批评者(本文一律用这个词来指称持下列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进化没有方向性,更没有预定目标,进化这个概念也并不包含“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意味(我们甚至无法客观的比较高级和低级),而且evolution一词也没有这样的含义,所以正确的译法是“演化”;比如2009年出版的《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一书便采用了这一译法,芝加哥大学的龙漫远教授在为该译本作序时还特意强调:——

对于中心概念evolution——这一被长期误译为‘进化’的最重要的单词,书使用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学者和翻译家之一严复准确翻译出的‘演化’(天演)一词。这是中文世界对演化生物学中心概念理解的一个重要进步。

另外,据说前些年台湾的官编教科书也都改用了“演化”这一译法。 那么,上述批评是否成立?“进化”果真是个误译吗?我的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因为这一批评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观点,让我们一个个分开看。 【词源学】 英语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evolvo,意思是展开或打开,批评者也常据此宣称该词没有进步和目的性意味;我承认,它确实没有进步意味,但有着强烈的目的性意味,实际上,该词在近代被(比如18世纪瑞士博物学家[[Charles Bonnet]])用于描绘生物现象时,起初是指生物个体的发育过程,即后来用develop一词所表达的意思。 此时,“展开”的意思便是“按预定步骤、朝着预定结果展开”,因为很明显,生物个体的发育过程,即是从未成形的胚胎向着该物种所特有的成熟形态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其步骤和结果皆高度可预见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对照evolution的另一种用法可以看得更清楚:作为一个军事术语,该词的意思是,让军队(比如在演习中)按预定方案展开部署。 后来,当进化思想开始萌生时,这个词转而被用来描绘生物的种系发生过程,也就是说,在如此使用该词的人看来,种系发生就像个体发育一样,是在一种生物内在倾向的驱动下自动展开的过程;目前有据可查的首位采用该用法的学者是苏格兰博物学家罗伯特·詹姆森,他在一篇论文里介绍拉马克理论时用了evolve一词,而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恰恰是一种目的论的、阶梯式的线性进化观。 这样的进化观念,按现代生物学理论,当然是非常错误的,但当时许多博物学家确实或多或少是这么认为的,这也许让进化一词背上了一个历史包袱:容易令人望文生义而产生一些不恰当的联想,但这包袱不应由翻译者负责,因为原文本来就带着这层意思;支持这一点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英语里还有devolution一词,是evolution的反义词,意思是退化,evolution若果真没有方向意味,那devolution又从何谈起? 【进化到底有没有方向性?】 至此,我已赞同了批评者的一个观点:“进化”一词曾经不恰当的包含了目的论和阶梯式进步的意味(但责任不在翻译者);那么,在排除了这个低级错误之后,进化过程是否仍可识别出某种方向性,让它仍配得上“进”这个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最好先澄清一下:什么叫“进化”?什么叫“有没有”?什么叫“方向性”?先看第一个问号。 进化是指地球生物的全部历史吗?还是指该历史的某个方面?假如是后者,那它似乎就很容易配得上“进”字,因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专指整棵种系发生树上那些复杂性随时间而提升的线路,你可能会说这只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但我有充分理由如此使用进化这一概念,因为这正是生物学界也是日常谈论中的传统用法。 实际上,从拉马克、斯宾塞到达尔文,提出种种进化理论的动机,就是为了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令人惊叹的复杂生命形态,是如何从更简单原始的形态演变而来的,正是这些他们所认为的高级生物在结构上的复杂性和功能上的精巧,牵引着他们的好奇心,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假如他们不满足于“上帝创造了它们”这句无内容空话的话。 所以,作为对复杂性来源的一种解释,进化理论的要点即在于阐明,从简单到复杂这一有着明确方向性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当然,你可以说这些进程只是整个生物历史中的一些线索,并非全部,这或许没错,问题是,我们何以认定“进化”一词非得是指整个生物史而不是其某个方面呢?况且,从它被早期进化理论家使用的上下文看,它难道不总是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样的意思联系在一起吗?不妨读一下《物种起源》最后一节:

凝视树木交错的河岸,许多种类的无数植物覆盖其上,群鸟鸣于灌木丛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湿土里爬过,并且默想一下,这些构造精巧的类型,彼此这样相异,并以这样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都是由于在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法则产生出来的,这岂非有趣之事。……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便能体会到最可赞美的目的,即高级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至。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造物主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

随便翻几本谈论进化史的著作,类似辞句比比皆是。更明确的证据来自各种生物或地质史教科书上的年代表(可以参考“[[Timeline of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life]]”和“{{生命演化历程}}”这两个维基词条),晚近年代的标志性生物,总是比早先年代的更复杂,换句话说,尽管简单形态的生物也在不断演变并不断产生新类元,可一旦出现了比它们更复杂的类型,前者就不会再被当作某个地质年代的标志性生物。 反过来,我们很少听到有人用进化这个词去描绘像器官退化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确实存在,比如许多寄生生物,随着其与宿主的共生关系的持续,在某些功能上日益依赖宿主,因而相应器官退化甚至消失,可是人们用来描绘这种情况的词汇,更可能是退化而非进化;如此,我们难道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提及“进化”时,强调的正是生物历史中复杂性提升的那些方面? 【那么整个生物历史有方向性吗?】 至此,我的论证仅仅针对“进化”一词的用法,这是个语言学问题,并未涉及任何生物学事实,你可能觉得这样的话题过于琐碎,好吧,现在让我们抛开词义之争,看看在事实问题上还有没有什么分歧。 直觉上,我们很容易相信生物历史是有方向性的(这里所谓方向性,是指某项统计指标与时间的相关性,即,若以该指标为Y轴,时间为X轴,采样值所构成的曲线要么向上倾向,要么向下倾斜),比如就以下类型的首次出现而言:真核生物晚于原核生物、多细胞晚于单细胞、复杂神经系统(比如大脑)晚于简单神经系统、真社会性昆虫晚于非社会性昆虫……总之,更复杂的形态总是更晚出现(咦?这不正是进化论的核心要点之一吗?) 这样,我们至少找出了一个指标——每个地质年代的最高生物复杂性——它是有方向性的。 但是批评者拒绝承认生物历史具有方向性: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然选择在任何条件下都偏爱更复杂的形态,而事实已表明,在某些条件下(比如在某些寄生关系中),它恰恰偏爱简单形态,同时,我们不能假定未来环境条件会如何变化,所以,从我们所接受的进化理论中,推不出任何方向性。 这个理由本身没错,问题是,我们所谈论的生物历史,并非发生在“任何条件下”,而是发生在银河系某个特定角落的某颗特定行星的特定时间段上,而这段特定历史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条件:太阳以近乎恒定的速率向地球输送能量,同时,维持地球生命系统的地质和化学条件,在此期间没有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于是我们便面临上述第二个问号:什么叫“有没有”?说“生物史方向性”,究竟是指现代生物学在理论上保证了(即无论环境条件如何)它有方向性?还是指特定生物史在事实上表现出了方向性?假如是指后一种,那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它有着明确无疑的方向性。 这是最弱意义上的方向性,但我们还可以指望更强意义的方向性,即,地球生命史所表现出的方向性,并非偶然,而是在满足某些简单背景条件——比如有机物丰度不降低、地球能量输入不衰减,诸如此类——的前提下必定会出现。实际上,一些研究复杂系统特别是生物复杂性的科学家,已经做出了这方面的尝试,或许他们的理论尚未被生物学界主流所认可,但至少还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的想法在理论上就是行不通的。 【复杂性可以度量吗?】 对上述见解,批评者常提出的一种反驳是:复杂性根本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无法被度量,既然无法度量,所谓方向性也就丧失了统计基础——你连采样曲线都画不出,谈何上倾下倾? 直觉上,我们很容易接受复杂性这个概念,当我们谈论“真核细胞比原核细胞复杂、多细胞生物比单细胞生物复杂、真社会性蚂蚁巢群比蚂蚁个体复杂、一只麻雀比一条蚯蚓复杂、一只猫的头脑比一只海胆的神经系统复杂……”时,无论说者和听者,似乎都能领会复杂一词的意思,而不是茫然不知所云。 而且生物学家也确实在用各种指标比较不同类元的复杂性,比如细胞分化程度、组织/器官的数量和分化程度、行为灵活性、神经系统的规模……等等;但批评者认为,这些指标是武断挑选的,不具有客观性(甚至挑选标准可能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且既然没有一个单一指标,所谓复杂性就无法被量化。 是直觉错了吗?不是。为证明这一点,不妨设想一种复杂性的终极度量方法,称之为终极,是因为它至少目前在技术上还不可行,这只是个思想实验,用来说明:宣称复杂性不可度量是错误的。 假设我们的生物学知识已足够充分,并且拥有充足的计算资源,让我们可以对生物体进行高度逼真的数字建模,逼真程度达到:若火星人拿到某物种成熟个体的模型数据,并掌握了必要的分子生物技术,便可从小分子开始造出(注意是造出而不是培育出,因为我们假设火星不存在该物种发育所需条件)一个成熟个体,然后,若将该造物混进一群该模型所模拟的原型生物,它无法被地球生物学家辨认出来。 于是我们有了一种度量复杂性的方法:数一下这个数字模型的比特数。 有人可能会问:何必如此麻烦,直接计算遗传物质里的信息量不就行了,毕竟遗传编码本身就是数字化的啊?问题是,至少对于多细胞生物,体现其复杂性的信息不仅存在于遗传物质里,也存在于体细胞中,因为发育过程乃至整个生活史中,个体在不断从环境中“吸收”信息,表现为各体细胞的基因开关状态,和神经细胞的突触连接拓扑与强度,所以假如只计算受精卵内遗传物质的信息量,会大大低估多细胞生物的复杂度。 最高复杂度随时间而提升,体现了进化是一个积累过程;积累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构造元件库的扩充,假如我们把生物个体看作一部生存繁殖机器的话,用来建造它的元件是各种适应器,适应器一旦获得,只要还在履行某种功能,自然选择就会将它保持在种系的元件库里;假如每个种系的元件库都随时间而扩充,整个生物系统的元件库也将日益庞大。 其次是自组织,每当物种获得一种新元件,便会引发一个自组织过程,因为组成有机体的其他元件会对新伙伴作出反应,并与之建立一系列相互依赖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本身构成了有机体复杂性的一方面,而且往往使得参与其中的元件发生改变而履行新功能,从而使元件本身也变得精致化了(精致意味着包含更多信息)。 最后也最壮观的,是新结构涌现(或曰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新结构可以由不同物种的共生关系,或者由同物种的近亲群聚而成,这样的结构较为松散,但假如这种关系朝向平等共享复制通道的方向发展,便可能在新层次上创建出相当于单一个体的紧密结构,就像从原核细胞内共生关系中发展出的真核细胞,从类似团藻的这样近亲群聚发展出真正的多细胞生物,从松散结合的近亲蚂蚁群体发展出和单一个体一样紧密的真社会性巢群。 任何层次上的新结构涌现,皆须以存在一个庞大而丰富的下层结构为基础,后者为新结构提供了元件库,也正因此,层次更多、结构更复杂的生物,总是晚于简单生物而出现,因为它们需要等待后者变得足够丰富以便用作其构造元件。 【另一种方向性:适应性】 除了复杂性,我们还有望从地球生命史中找出另一种方向性:总的适应性水平随时间而提高。乍一看,总适应性水平这个概念似乎不可能有意义,因为自然选择作用于具体的个体或种群,因而我们只能对个体、种群或物种谈论适应性。 但实际上,总适应性(或平均适应性)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为说明这一点,我需要引入另一个思想实验,我称之为“姐妹地球”。设想地球有一个妹妹,她在所有方面与地球完全一样,唯一的差别是:她比地球年轻两亿岁,就是说,她和地球经历了完全相同的历史,只是其历史比地球滞后了两亿年。 好,现在我们可以为“总适应性”给出一个操作性定义了:任一时刻,从两个地球各随机选取一组种群,扔到对方的相似生态位上,隔若干年后看,来自哪颗地球的移民繁殖成效高,即认为它在那一刻的总适应性更高。 因为两颗地球的姐妹性质,上述同时刻跨球比较完全等价于同球的跨时间比较,假如比较结果呈现出某种固定模式,谈论总适应性便是有意义的,假如呈现出的模式是:晚近时刻的总适应性总是高于早先时刻,那就可以说,地球生命史在总适应性上也具有方向性。 尽管我们永远没机会做这个实验,但地球生命史上其实有过一些效果近似的实验(虽然近似度不高),为我们观察总适应水平提供了一些机会。在由地理隔绝所造成的相对孤立的各生态系统之间,隐约可以看到一些评估总适应性的线索,比如生物学家发现,岛屿的生态系统往往更容易被外来物种所入侵。 另外,面积较小、土地贫瘠(因而生物量小)且长期孤绝的澳洲,相比面积更大、生物更繁盛的大陆,在抵御入侵物种时,似乎表现的更为脆弱;在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入侵物种榜单上,我们看到的原产地绝大多数是欧亚美非,极少有来自澳洲或更小生态系统的。 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比较两个物种的适应性,而且方法更简单易行,比如将两个物种规模相当的种群同置于若干生态位中,若干年后,看看哪个繁殖成效更高;当然,有些物种对之间可能分不出高下(或根本放不进同一生态位),这意味着物种适应性集合是偏序的、而非全序的,但只要是偏序的,我们就不能说:物种适应性是无意义的、无法比较的。 【高级低级之分有意义吗?】 批评者对“进化”一词的另一项抱怨是:它往往和高级/低级、原始/发达、成功/失败之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但这些概念是无意义的,因为但凡经历了自然选择考验而生存下来的物种,按定义都是最具适应性的,没有理由说一些比另一些更适应、更成功、更高级,至少这种区分在同时代的物种(或更大类元)之间是无意义的。 或者,即便有意义,那也是基于人类的特有偏见:当我们比较认知能力时,采取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比较视觉能力时,采取的是灵长类中心主义,比较运动能力时,采取的是脊椎动物中心主义……,总之,无论比较什么,我们的关注焦点总是放在从原始汤通往我们自己的那条进化路线上,其余皆被视为“旁支”而予以忽视,正是这种偏见导致了阶梯式直线进化的错误观念。 这一批评包含了许多正确成分,除了其一般结论:高级低级是无意义的。正如我已阐明的,它至少可以有一种意义:复杂性高低;而且你恐怕很难说上述对复杂性的操作性定义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有意义的谈论物种(或更大类元)的成功程度,“入侵物种”这个名字其实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还有许多指标可以用来衡量成功,比如地理上的分布广度,所占据生态位的多样性,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度量成功的终极方法:计算物种的总生物量(大约相当于其所占用的原子量),你同样很难说这种度量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一旦我们同意这些衡量标准是客观的,那么回头再看,人类确实称得上高级和成功,站在生命之巅傲视众生的、最令人生畏的入侵物种,无疑是我们,甚至我们的小伙伴们——老鼠、猫、蟑螂——也因得到我们的提携而成了可怕的入侵物种。 【为何进步概念如此受抵制?】 自启蒙时代直到上世纪初,有关进步的观念很少受到挑战,对于落后/进步、低级/高级、原始/成熟、朴陋/发达、野蛮/文明等等词汇所表达的意思,人们多少都有着共同的领会,尽管对于什么才算进步或高级,有着许多不同看法,但至少都承认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 然而自从一战以来,这些概念越来越受到抵制,并逐渐被清理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界乃至公共舆论,甚至包括像生物学这样的自然科学领域;结果是,低级、原始、野蛮之类的词汇,几乎已成为禁忌;最为讽刺的是,推动这一清理工作的主要力量,恰恰来自左派阵营中常被称为(也常自视为)进步主义的那些思想流派。 其中最突出的一股潮流,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它源自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但其影响几乎渗入了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在我看来,生物学界对“进化”一词的抵制,彻底否认生命历程的方向性,拒绝任何高低之分,也是上述相对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然而,如此推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实在与常识相去太远,以至其主张者自己也难以遵行,他们一方面要求人们不要去评判其他文化的高低优劣,一方面却不遗余力的攻击基督教、西方传统和各种他们所不喜欢的社会习俗。 当然,这么做未必算是自相矛盾,比如他们可以把相对主义解释为一种元规则:不得评判一种文化,除非这一评判是指向那些“鼓励其成员对其他文化大加评判”的文化特性,那倒也可以自圆其说,问题是,他们要求人们不去评判的,往往正是具有这些特性的文化,而且评判者所针对的,也往往正是这些特性,或者导致这些特性的其他方面。 实际上,在现代文明发展起来之前,几乎所有传统文化都强烈倾向于将异种文化作为挞伐对象(无论是伦理评价上还是行动上),而这些相对主义者身处其中、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的西方文明社会,恰恰是最能宽容异种文化的——从这里,你真的就看不出任何高下之分吗?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我拒绝相对主义,但并不认为它一无是处,它确实有助于将我们从浸淫其中因而熟视无睹的文化背景中拉出来,促使我们对自身文化特性作出反思,重新评估哪些是最值得珍视的,哪些是为在一个多元开放社会和平共处而必须加以捍卫的,哪些是出于共存的需要必需加以克制和调整的,哪些只是我们的偏好或偏见。 然而,反思的结果不必是也不应是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伦理立场,或者放弃我们的偏好和偏见——除非它有碍于和平共存的需要。 类似的,对“进化”的批评意见,也可促使我们反思以往对复杂性和适应性的评价,看看哪些评价是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哪些是更客观的,但这一反思不必让我们放弃因我们祖先所走过的伟大进化历程,最终让我们登上灵性之巅而带来的骄傲和荣耀。
[大象]小心被经典砸到

小心被经典砸到
辉格
2015年2月15日

虽然不算多,我也读过一些经典(比如商务汉译名著里那些),多半是在学生时代,那时候年幼无知,在寻求知识和探索世界方面完全没摸着门道,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时能找到的好书实在太少,就被裹挟哄骗着相信了那些经典是人类智慧的最佳代表。

可是翻来翻去,我实在看不出这些经典有什么高明之处,多半要么语义含混不清,要么逻辑跳跃,充斥无端断言,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催眠没有别的作用。

好在我还没傻到自欺欺人的程度,所以大约到大学五年级时,我对读书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后七八年没正经读过什么书,直到2000年左右,网上能下载到很多电子书之后,再后来有了网络书店,才大开眼界,重新点燃了我的读书热情。

多年后回想起来,大学时代少数几本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书,都是地摊上偶尔淘到的小册子,比如弗雷泽《魔鬼的律师》,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还有边疆派历史学家特纳的一本(书名忘了),看起来都是无望进入经典书单的。(刚想到一个例外: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非地摊大册子。)

或许是因为有了这段曲折经历,我和一些年龄相仿的朋友一样,特别讨厌某些书蠹子喜欢举着动辄上百本的经典书单砸人的做派,我怀疑真有不少年轻人被他们砸晕了头,和我当年一样从此对读书丧失兴趣(当然,在阅读选择如此丰富的今天,被砸晕也得怪他们自己)。

实际上,某些圈子可能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将新人砸晕的方法,以此为圈子设立进入门槛,作为维护其排他性的手段(有了排他性才可能享受到租值),这跟他们用一套黑话将外人弄迷糊有着类似效果;当你悬梁锥股多年终于啃下这堆砖头(或至少学会其中说话腔调)之后,可以跟着圈子在大学里混吃混喝了,自然不会再轻易贬低砖头的价值,承认自己冒着傻泡浪费了几年生命,于是你成了经典地位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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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被经典砸到 辉格 2015年2月15日 虽然不算多,我也读过一些经典(比如商务汉译名著里那些),多半是在学生时代,那时候年幼无知,在寻求知识和探索世界方面完全没摸着门道,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时能找到的好书实在太少,就被裹挟哄骗着相信了那些经典是人类智慧的最佳代表。 可是翻来翻去,我实在看不出这些经典有什么高明之处,多半要么语义含混不清,要么逻辑跳跃,充斥无端断言,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催眠没有别的作用。 好在我还没傻到自欺欺人的程度,所以大约到大学五年级时,我对读书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后七八年没正经读过什么书,直到2000年左右,网上能下载到很多电子书之后,再后来有了网络书店,才大开眼界,重新点燃了我的读书热情。 多年后回想起来,大学时代少数几本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书,都是地摊上偶尔淘到的小册子,比如弗雷泽《魔鬼的律师》,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还有边疆派历史学家特纳的一本(书名忘了),看起来都是无望进入经典书单的。(刚想到一个例外: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非地摊大册子。) 或许是因为有了这段曲折经历,我和一些年龄相仿的朋友一样,特别讨厌某些书蠹子喜欢举着动辄上百本的经典书单砸人的做派,我怀疑真有不少年轻人被他们砸晕了头,和我当年一样从此对读书丧失兴趣(当然,在阅读选择如此丰富的今天,被砸晕也得怪他们自己)。 实际上,某些圈子可能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将新人砸晕的方法,以此为圈子设立进入门槛,作为维护其排他性的手段(有了排他性才可能享受到租值),这跟他们用一套黑话将外人弄迷糊有着类似效果;当你悬梁锥股多年终于啃下这堆砖头(或至少学会其中说话腔调)之后,可以跟着圈子在大学里混吃混喝了,自然不会再轻易贬低砖头的价值,承认自己冒着傻泡浪费了几年生命,于是你成了经典地位的又一位坚定维护者。 自然科学界就很少有人建议新人去阅读牛顿或爱因斯坦的原著,这个行当多少需要些硬功夫,这就构成了一个自然门槛,不像社会科学界和人文学界那么鱼龙混杂,充斥欺世盗名者和混吃混喝的平庸无知之辈,只能人为构造一些常见于民间社团的崇拜偶像、残酷入会仪式和黑话切口来建立门槛。[1] 黄章晋老师希望我评述几本曾经坑到我的经典,这是个挺让我尴尬的任务,因为一本书既然读不下去,自然很难留下多少印象,况且时隔多年,早就忘的一干二净,最多能报出作者和书名(被我扫进废纸篓的作者倒是随口就能报出不少:卢梭、洛克、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萨特、福柯、汤因比、福山、米塞斯、罗斯巴德、彭慕兰(及整个加州学派)……) 所以我只能挑几本出于不同原因恰好认真下过些功夫,结果却很失望的经典。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宣称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分析人类政体和制度,这一愿景很吸引我,而且他的文字很清晰,语义直白,用词精确而一致,不像其他许多经典那样给我制造阅读障碍,所以这本书我是认真读完的。 但孟德斯鸠充其量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像博物学家那样对政体和其他一些制度元素做了分类和定义,描述了各自特性,并界定了包括气候、土壤、风俗、教育、民族性和人口在内的一大组变量,然后试图在它们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听上去很好,问题是他建立因果关系的尝试极为草率,全书充斥着毫无依据的经验判断,下判断的数量和速度简直就像鲟鱼产卵;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他想一口气建成一个大体系,可掌握的材料又少得可怜,只能用一串串的妄断来填满他的庞大结构,以期获得体系的完备性;实际上这也是启蒙作家中普遍存在的流行病:在手里没货的情况下强行构建宏大体系。 启蒙作家多半重思辨而轻实证,这当然主要归咎于时代的局限,那时可供分析的经验材料还太少,只能以思辨为主;所以在阅读启蒙作家时,我倒宁愿他们专注于思辨而少做经验判断,其实,假如你有着良好的洞察力、语言习惯和逻辑能力,从一些弱而安全的前提出发,思辨工作也完全可以带来极好的洞见和高质量的分析,霍布斯、休谟、哈耶克,便是杰出的例子。 但孟德斯鸠走的是另一个方向,贪多求快下了一窝窝蛋,结果全都孵不出,都变成了毛鸡蛋。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这本书之所以那么烂,是因为福山追随了一种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糟糕哲学传统,那就是历史决定论,大意是(歪曲和脑补是难免的,某些脑筋混乱的家伙说的话,若不加歪曲和脑补,你是无法以可理解的形式加以转述的): 存在一种人的本质(姑且称为人性),现世之人所拥有的是该本质的非完美版本,但人性有着走向完美的内在倾向,因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人性和社会将逐渐趋向于其完美形态,在经历若干特定阶段之后,最终双双达至其终极理想状态,于是历史便终结了。 在不同版本的历史决定论中,这个有着自我完善倾向的人性也可以换成其他东西(比如民族、文明、社会或人类整体)的本质,但无论如何,历史进程的方向和过程都是由这个本质的固有内在倾向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且可以预知的,当个人自觉的顺应并参与这一进程时,他便是“自由”的。 对种种历史决定论,波普曾有全面评述,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只想说:挑书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作者的哲学背景,满嘴黑格尔萨特福柯拉康德里达齐泽克的人,绕着走是最简便的选择,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浪费自己生命。 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 弗雷泽和马文·哈里斯老早就激发了我对人类学的兴趣,不过那时找不到什么可读的东西,直到互联网发达之后,才读到马林诺夫斯基、布朗和普里查德等人的著作,一时兴奋不已,但这一欣快感很快消退了,因为当我顺着年代次序读到更晚近的人类学著作时,一股股夹杂着酸臭的傻气扑面而来,我每每被这些作品的主题吸引,却又屡屡被其臭气熏倒。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人类学曾经历了一次全面退化,一条隐约可见的分界线大概出现在二战前后;早期人类学家以法学家居多,后来是经济学家,英国的功能主义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兴起之初,其先驱是一批科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都是物理学家,帕森斯和塞利格曼都是医学家,弗思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打算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研究社会与文化的。 可是这个学科一旦建立起来,在大学有了独立科系,开始招收未经系统化科学训练的本科生,便很快吸引来大批文青,结果,该学科在方法论、研究态度、材料质量和写作风格上,皆与科学标准渐行渐远,最终退化成了一门“人文学科”;米德恰好处于这一退化过程的转折点,她是博厄斯的学生,但完全没有继承博厄斯的科学态度;有关《萨摩亚人的成年》如何不靠谱,人类学家托马斯·弗里曼在半个世纪后花了数倍于原著的篇幅详加阐述,不重复了。 上述退化过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是进化论思想和经济学方法被全面清除出了这个学科,而且没有任何份量相当的理论内核来取代它们,结果该学科在方法论上丧失了灵魂;直到70年代新达尔文主义兴起,进化论重新回归社会科学领域,上述趋势才逐渐开始扭转,拿破仑·沙尼翁是其中先驱,但他在美国人类学会所遭受的蛮横排挤,见证了这一扭转过程何等艰难。 所以在人类学这个领域,我的选书原则是:只读1945年之前的,或1995年之后的。 罗斯巴德:《自由的伦理 这个案例有点特别,不像前面几位,罗斯巴德我在读他书之前就知道是不靠谱的,因为此前读到过他一些相当离谱的文章和片段引述,不仅内容离谱,其行文风格也是我非常讨厌的革命宣传论战腔,但讽刺的是,这是仅有的一本我花了整整一个月功夫中英文对照细读,然后用了十万字篇幅逐段评论的书。 作出这一举动,是因为我震惊于罗斯巴德这么一个颠三倒四狗屁不通荒诞无稽的作者,竟然在某些圈子中受到如此热烈追捧,要是这些圈子跟我不沾边那倒也算了,可恰恰其中许多是与我在观点、立场或诉求上多有相合、常相互视为同道的朋友,这就实难蛋定了,于是急火攻心,痰血上涌,做下这件我这辈子最愚蠢的事情之一。 罗斯巴德脑筋如何混乱,具体可以看我博客,这里只举一个最单纯的例子:一方面,他认为立约者的未来选择不应被契约所约束(除非契约仅涉及有形商品的直接交付),因为基于自我所有权的绝对性,人的自由意志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被任何东西所约束,即便是被他自己在早先时刻所表达的意志所约束,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债权人可以正当地将未能偿还债务的人强制为自己的债务奴隶。 问题是:一)自我所有权的绝对性,怎么一碰上债务就立马不管用了?既然可以不管用,为啥碰上契约就必须仍然管用呢?二)你煞费苦心要避免契约对未来意志的约束,可是既然可以有债务奴隶,那么只要在契约中规定一笔不可能偿付得起的违约金(违约金条款是罗斯巴德所认可的),立约者的未来意志不是同样可以被其当前意志所约束吗?有债务奴隶这个大漏洞开着,还有什么意志不能被约束的?你裤子都没穿还把领带打这么严整到底想干啥? 随口喷几句,不一定对,不欢迎指正,也谢绝讨论,谁又能指望一个珍惜生命的人会花功夫认真讨论诸如“你所鄙弃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鄙弃”之类的无聊问题呢? ----------------------------- [1] 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影响力》第三章里分析了此类残酷入会仪式的组织功能。  
[微言]从国别比较看制度与繁荣

【2015-06-03】

@whigzhou: 以国别比较考察制度与繁荣之间关系时,在面对小国特别是资源条件特殊的小国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奇特的情况,比如自由导致萧条和衰败,我虚构了一个极端案例,可以演示这种情况如何可能发生。设想一个像复活节岛那么偏僻的地方,被皇家海军用来囚禁战俘,并按普通监狱标准管理他们……

@whigzhou: 这些战俘当然享受不到什么自由,然后某天,皇家海军宣布撤离该岛并解放所有战俘,同时留下一套效能不亚于大英本土的司法系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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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3】 @whigzhou: 以国别比较考察制度与繁荣之间关系时,在面对小国特别是资源条件特殊的小国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奇特的情况,比如自由导致萧条和衰败,我虚构了一个极端案例,可以演示这种情况如何可能发生。设想一个像复活节岛那么偏僻的地方,被皇家海军用来囚禁战俘,并按普通监狱标准管理他们…… @whigzhou: 这些战俘当然享受不到什么自由,然后某天,皇家海军宣布撤离该岛并解放所有战俘,同时留下一套效能不亚于大英本土的司法系统来确保他们的自由,于是前战俘们享有了自由。起初若干年,社会繁荣了起来,可是当繁荣水平达到一些人能买得起一张远洋船票时,他们就离开了,直到所有人都离开,GDP降为0 @whigzhou: 在此过程中,从出现第一个买得起船票的人开始,该岛国的经济水平在统计上很可能表现为绝对下降,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而且所有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繁荣程度的指标,很可能全都是下降的 @whigzhou: 从这个案例可以衍生出各种有趣的版本,比如某国唯一值钱的资源是一座金矿,挖矿的是外国公司派来的机器人,本地人靠吃租过日子,原本有1000人,一场内战过后100人幸存下来,于是人均GDP大涨  
Extreme Nativism

The Stuff of Thought》(第三章)

Pinker对Fodor的批评有个致命的漏洞,尽管Fodor的理论(按Pinker的表述,我不确定是否准确)无疑是荒唐的,而且Pinker的替代观点也很可能是对的(但依我看其有效性最多适用于动词,而不大可能适用于名词),但他的论证逻辑有缺陷。

Pinker将Fodor的Extreme Nativism归结为(或许只是个稻草人):
1)简单动词(相对于复合动词)是原子化的,不可还原的;这意味着——
2)所有简单动词都有着与之一一对应的神经结构;
3)因为这些神经(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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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ff of Thought》(第三章) Pinker对Fodor的批评有个致命的漏洞,尽管Fodor的理论(按Pinker的表述,我不确定是否准确)无疑是荒唐的,而且Pinker的替代观点也很可能是对的(但依我看其有效性最多适用于动词,而不大可能适用于名词),但他的论证逻辑有缺陷。 Pinker将Fodor的Extreme Nativism归结为(或许只是个稻草人): 1)简单动词(相对于复合动词)是原子化的,不可还原的;这意味着—— 2)所有简单动词都有着与之一一对应的神经结构; 3)因为这些神经结构是不可还原的,因而也是先天的; 而Pinker的批评逻辑是: 1)简单动词的语法特性可以被归结为一组比它们更基础的、数量也少得多的概念; 2)因而简单动词是可还原的; 3)因而每个简单动词不必对应一个先天神经结构; “五六千个简单动词都每个对应着一个先天神经结构”——这显然是太过疯狂的假定,问题是—— 1)动词的语法特性(乃至一部分语义特性)可以被还原为更基础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语义上也可以被彻底还原到这些基础概念,完全有可能,它们的部分语义成分就是无法还原的——或者说,任何此类还原努力总是信息有损的,其完整语义只能由其与其他词汇之间的全部关系来表达——这便意味着它们是原子的; 2)原子性或不可还原性,只要求它们每个都对应一个独特的神经结构,那不必是先天的; 3)这一独特神经结构中,可以包括Pinker所指出的那些语法特性,即,它们与一组基础概念之间的关系,但同样也可以包括它们与其他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而非语法关系); 4)只要去掉先天性这一要求,Fodor的理论就看不出任何荒谬之处,完全可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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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第一章〈饮食〉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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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长期增长的度量

【2015-06-01】

@格林黑风:辉总更喜欢大英帝国?可我觉得大英帝国治下的全球GDP增长率和财富增长率远低于大美帝国治下的时代啊。
穷国弱国的发展限制也是大美帝国时代更加宽松。

@whigzhou: 我看不能这么比,首先金本位时代和纸币时代增长很难通过GDP之类指标进行,更一般的说,GDP这种指标只适合于短期局部比较

@whigzhou: 其次,我更关注那些影响文化/制度有机体长期健康发展的因素,而不是阶段性增长速度之类的指标。

@whigzhou: 有关如何在大跨度上比较经济水平和评估发展速度,我曾提出过一种类似于恩格尔(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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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1】 @格林黑风:辉总更喜欢大英帝国?可我觉得大英帝国治下的全球GDP增长率和财富增长率远低于大美帝国治下的时代啊。 穷国弱国的发展限制也是大美帝国时代更加宽松。 @whigzhou: 我看不能这么比,首先金本位时代和纸币时代增长很难通过GDP之类指标进行,更一般的说,GDP这种指标只适合于短期局部比较 @whigzhou: 其次,我更关注那些影响文化/制度有机体长期健康发展的因素,而不是阶段性增长速度之类的指标。 @whigzhou: 有关如何在大跨度上比较经济水平和评估发展速度,我曾提出过一种类似于恩格尔系数的思路:算算T1时刻的中等收入者需要花掉收入的多大比例才能过上与T0时刻中等收入者相当水平的生活,详见 http://t.cn/R2JONZP @whigzhou: 比较长期发展时,有一点值得注意:从长期看,币值似乎更多的锚定于必需品,这意味着,当发展主要体现为“非必需品的交易量增加”时,以货币度量的增长率会显得更低,这样,即便全要素生产率以恒定速率提高,GDP增长也会越来越慢 @whigzhou: 就是说,当增长主要体现为人们吃了更多食物、盖了更多房子、买了更多汽车时,在统计上常会表现为价格恒定、GDP提高,而当增长主要体现为人们享受了更多优质服务、去更多地方旅行、享受更方便的通信、玩了更多游戏时,在统计上更可能表现为价格降低、GDP不变 @Stimmung:那意味着旅行社、通信服务供应商、游戏制作发行etc. 的收入并没有增长,但却增加了供给。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吗? @whigzhou: 对啊,不然怎么会有摩尔定律 @Stimmung: (接上)ceteris paribus, 技术进步使MC曲线下移,厂商相应增加供给,直到重新达到均衡。在此过程中真实收入增加 @whigzhou: 对,但是价格指数的加权方式会自动拉低那些价格下降快的产品的权重,因而低估这些产品带来的消费增长,至于GDP绝对值是否随此过程而提高或下降,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无法判定 @whigzhou: 其实我们最好换个角度来看这问题:能否找出一种价格指数,使得按该指数调整的GDP能够反映“真实”消费水平?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无论如何设计价格指数,都会扭曲“真实”消费,它要么无法反映成本下降带来的消费增加,要么不得不扭曲消费者对不同消费品的价值排序,后者同样是对“真实”的偏离。 @whigzhou: 也正因此,我提倡另一种比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