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发表的文章（167）
【按：你可能已注意到，文章页面的边栏上多了个“相关作品”栏目，这可不是Google投送过来的广告哦，是我的模板程序按照文章所引用或关联的书号从豆瓣上抓过来的数据，这是本次改版的成果之一，但愿你会喜欢:)】
下一块金砖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2月29日
最近，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发表的数据显示，国际资本正在大量流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跟踪这些市场的指数也相应的大幅下跌，高盛的分析师也认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些看法，无疑给那些寄望于新兴市场的繁荣将全球经济拉出萧条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不过与种种乐观论调相比，(更多...)
标签：增长 | 宏观经济 | 市场 | 投资 | 熊彼特 | 生态 |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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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你可能已注意到，文章页面的边栏上多了个“相关作品”栏目，这可不是Google投送过来的广告哦，是我的模板程序按照文章所引用或关联的书号从豆瓣上抓过来的数据，这是本次改版的成果之一，但愿你会喜欢:)】
下一块金砖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2月29日
最近，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发表的数据显示，国际资本正在大量流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跟踪这些市场的指数也相应的大幅下跌，高盛的分析师也认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些看法，无疑给那些寄望于新兴市场的繁荣将全球经济拉出萧条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不过与种种乐观论调相比，它们看来更贴近现实。
过去二十年的新兴市场繁荣，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源再配置过程的后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力资源、俄罗斯和巴西的自然资源，在此之前被深锁在坚固的要素壁垒之内，一旦壁垒拆除，便造成了一股全球性资源再配置洪流，这些资源在进入全新的配置结构后，其产出能力和资产价值皆成倍增长。
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产出增长，更倍增了这些资源拥有者的财富，也为完成再配置过程的企业家、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和丰厚的资本回报；这是一种特殊事件带来的特殊繁荣，为更好的认识它，最好把它与常规增长区分开来，来自生物进化史的类比或许能帮助我们做这种区分。
地质史上，间或会有一些重大地理事件给生物界带来一个特殊的进化阶段，比如板块移动造就的巴拿马地峡最终在250万年前把南北美洲连成一体，冰川进退曾反复打开和关闭连接亚洲和北美的白令陆桥，气候干湿变化曾反复开闭连接下撒哈拉非洲和欧亚大陆的撒哈拉屏障，海面升降也曾多次开闭直布罗陀海峡。
这些地理事件所导致的物种流动，都会在短期内造就一个进化飞跃期，大批物种兴衰更替和辐射进化的规模、幅度和速度，都远非其他时期所能比肩；试想，假如有若干天使站上帝身边观赏进化史，并热衷于对各物种的命运下注，那么上述地理事件发生之际，大概也是他们押注兴趣最浓厚的时候。
那些观察敏锐、对进化规律有着良好把握的天使，这也是一展身手的最佳时机，假如上帝允许，他们或许还会从天堂跳下来，给那些在新生态形势下有发展前途的种群指路、提供交通工具，甚至贷款，这时候，他们就不只是投机者，也是投资者和企业家了。
战后树立的几道铁幕，如同关闭的直布罗陀海峡，将其身后的地中海变成了几近干涸的盐湖和大片荒漠，而构成过去二十年新兴市场繁荣的主要动力，便是海峡开放后迅猛灌入的海水，而现在，这一过程似乎已经完成，08年危机或许就是这股洪流所遭遇的一次反弹——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由于后浪看不见海岸在哪里，浪潮常常会扑过头而遭遇反弹；这并不是说进化已经停止，创新和增长仍将持续，但它已进入常规阶段，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已经过去了。
这样，“下一块金砖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哪里还有这种级别的壁垒？答案似乎很明显：已经找不出大陆级规模的单一壁垒；阻碍要素流动的障碍当然还有很多，但那些都是零星分散而错综复杂的，不是由单一力量所设置并控制的，因而也是难以指望在短期内突然拆除的；如此看来，未来的增长将以常规方式进行。
在常规阶段，增长潜力将再次回归到制度优势和创新体系，这一点正是过去十多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新兴市场令人眩目的表现让他们以为制度基础并非那么重要，这种见解的极端表现是张五常的“五千年最好论”，他们因为看到地中海的鱼类种群增长迅猛，便错误的断言地中海有着鱼类发展的最佳环境条件，其实只不过是因为此前地中海的鱼都死绝了。
投资者和企业家们，需要尽快从开放洪流所带来的喜悦和振奋中清醒过来，重新将目光聚集到制度和创新等传统优势上来，如此才能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一个牢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那些在市场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国家，比如秘鲁和蒙古，那些以危机为契机改善了其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韩国，那些面对危机不乞灵于干预和管制而坚守市场取向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和新西兰，在未来更值得看好。
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不是金砖并不重要，那是给投资者衡量投资机会用的指标，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生活和事业的坚实保障，许多在过去二十年很少吸引投资者目光的国家，比如斯洛文尼亚，实际上在生活安康和经济繁荣上都取得了极大进步。
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辉格
2011年12月21日
在经历多年争议和呼吁之后，铁道部终于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在曾经大力主张实名制的许多人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黄牛行为的存在基础，然而，假如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存在基础，便能够发现，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唯一差别是，法令将其置于非法地位，这一非法地位会对二级市场造成某种扭曲
，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需求足够旺盛，法令从来未能消除交易机会。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火车票一级市场之所以未能有效配置资源，主要原因是车票价格是受管制的和僵硬的，但这不是唯一原因，即便没有价格管制，一级供应商所面临的信息条件和交易成本结构，它们独特的定价策略，或曾经做出的长期价格承诺，都可能导致长期或短期的配置无效率，因而仍给二级市场留下机会，比如航空业的价格是充分开放的，但票务公司和旅行社仍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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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市场 | 排队 | 火车票 | 管制 | 经济学 | 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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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辉格
2011年12月21日
在经历多年争议和呼吁之后，铁道部终于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在曾经大力主张实名制的许多人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黄牛行为的存在基础，然而，假如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存在基础，便能够发现，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quote(黄牛.定义)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唯一差别是，法令将其置于非法地位，这一非法地位会对二级市场造成某种扭曲/quote*}，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需求足够旺盛，法令从来未能消除交易机会。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火车票一级市场之所以未能有效配置资源，主要原因是车票价格是受管制的和僵硬的，但这不是唯一原因，即便没有价格管制，一级供应商所面临的信息条件和交易成本结构，它们独特的定价策略，或曾经做出的长期价格承诺，都可能导致长期或短期的配置无效率，因而仍给二级市场留下机会，比如航空业的价格是充分开放的，但票务公司和旅行社仍大量存在。
{*quote(黄牛.存在基础)票务商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他们在搜寻和排队方面的比较优势之上，即，他们做这两件事的成本低于绝大部分消费者自己去做的成本；自由定价条件下，这种优势主要集中在搜寻上，而价格管制则把重心转移到了排队上；这一商业模式差别也解释了为何黄牛党与其他票务商的行为看上去如此不同。
简单说，黄牛就是收钱替人节省排队成本的，排队优势分两种，一种是时间机会成本优势，我的时间不如你值钱，所以愿意收点钱替你排队，另一种是加塞成本优势，我和铁路票务官员关系好，他敢拿我红包，所以我能帮你绕过漫长的窗口队伍，或者，我是流氓或黑道，拉得下脸面明目张胆在窗口加塞，而且没多少人敢拦我。/quote*}
澄清了黄牛的商业基础之后，再来看实名制会如何影响它；实名制的意思是，车票在最初售出时，必须与乘车者身份相关联，且这一关联不可更改，这排除了车票在离开铁路售票系统后的转让可能性，但是，它既没有消除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也没有阻止替别个人排队（因为实名制只要求购票者持有乘车者身份证复印件而无须是乘车者本人），更没有消除帮助别人降低排队成本的机会。
这样，倒票是不会再有了，但黄牛可以在改变商业模式后，继续提供替人排队和加塞的服务，只要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不消除，这种需求便仍然存在；实名制给黄牛带来的真正麻烦是信用问题，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黄牛很难建立起商业信誉，因而只能采用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倒票这种对信誉要求较低的交易方式。
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由于替人排队和加塞的交易存在时间跨度，即，从达成协议到交易完成之间存在时间差和不确定性，无论是预先付钱还是见票付钱，都会给其中一方或双方带来风险，黄牛必须寻求商业创新来克服这一风险障碍，不过历史经验再次提醒我们，类似的困难从来难不倒黄牛，况且，这一困难未必比倒票模式所面临的假票风险更难克服。
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是用支付宝之类的第三方延迟支付工具，另一种可能性是与合法票务商合作，这些合法票务商本来应该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主力，但管制法令限制了他们不能收取过高的代购佣金，否则会被视为黄牛而遭打击，但无法阻止他们暗中帮黄牛代收定金，而他们的商誉可以让购票者相信钱不会打水漂，同时黄牛自己控制车票的交付，以确保他能拿到超出管制限度的佣金。
当然，这些猜测只是为了指出潜在可能性之广阔，黄牛的集体创造力远胜过我们这些纸上谈兵者，无须我们过多操心，他们自会找出更好的甚至超乎想象的办法，继续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不辞辛劳的为广大消费者降低排队成本而服务。
我的番茄炒蛋有点名不符实，特性介于通常的番茄炒蛋和番茄蛋汤之间，不过确实很好吃，充分挖掘了番茄的潜力。
主料：鸡蛋3个，番茄3-4个（约一斤半）；
佐料：盐；
做法：将鸡蛋炒至半熟（蛋液刚刚凝固），盛起，重起油锅，将切好的番茄翻炒、挤压、烧煮，中途加盐，直至大部分茄汁流出，加入鸡蛋，搅拌，烧煮15秒，盛起；
要点：
1）番茄要挑色红/个大/多汁者；
2）切番茄时刀口尽量沿着表面凹槽，以免茄汁浪费在砧板上；
3）每个番茄切成两半后，用一个三角切口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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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番茄炒蛋有点名不符实，特性介于通常的番茄炒蛋和番茄蛋汤之间，不过确实很好吃，充分挖掘了番茄的潜力。
主料：鸡蛋3个，番茄3-4个（约一斤半）；
佐料：盐；
做法：将鸡蛋炒至半熟（蛋液刚刚凝固），盛起，重起油锅，将切好的番茄翻炒、挤压、烧煮，中途加盐，直至大部分茄汁流出，加入鸡蛋，搅拌，烧煮15秒，盛起；
要点：
1）番茄要挑色红/个大/多汁者；
2）切番茄时刀口尽量沿着表面凹槽，以免茄汁浪费在砧板上；
3）每个番茄切成两半后，用一个三角切口把蒂部的硬块切掉；
4）翻炒和烧煮时要不断用铲子（最好是木铲）切割挤压，迫出茄汁。
这道菜不能用筷子吃，得用调羹。
另外，我还见过一种更讲究的做法，预先把番茄在开水里煮到半熟，取出剥皮切块后再用，这样一是茄汁更容易出来，二是没了皮的番茄吃着更爽。
经过一番讨论，现在总算可以把焦点指向根本的部位了。
我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说法，人性在被驯化之前，既不善也不恶，因为他缺乏一套区分善恶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前面说的规范。
但是，人又具有很强烈的本能来寻求接受这样一套规范，因而很容易被驯化，这一点类似于语言本能，人之初不掌握任何语言，但人有很强大的本能来学会一套语言，这其中原因之一是，人性中内置了一套用来容纳语言结构的通用语法，类似的，人性中大概也内置了一套用来接受社会规范的概念/命题结构。
一旦我们承认可能存在不同的规范，便可区分出三种规范：
A）成长期所习得的规范Na；
B）成年期将生活于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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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一番讨论，现在总算可以把焦点指向根本的部位了。
我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说法，人性在被驯化之前，既不善也不恶，因为他缺乏一套区分善恶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前面说的规范。
但是，{*quote(文化驯化.本能基础)人又具有很强烈的本能来寻求接受这样一套规范，因而很容易被驯化，这一点类似于语言本能，人之初不掌握任何语言，但人有很强大的本能来学会一套语言，这其中原因之一是，人性中内置了一套用来容纳语言结构的通用语法，类似的，人性中大概也内置了一套用来接受社会规范的概念/命题结构。/quote*}
一旦我们承认可能存在不同的规范，便可区分出三种规范：
A）成长期所习得的规范Na；
B）成年期将生活于其中的规范Ns；
C）父母所认同的规范Np；
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想象，被驯化的结果有下面各种可能：
1）未接受任何规范，仍处于不能区分善恶的状态；（大概只有极少数，比如重度自闭症患者）
2）Na=Ns=Np，这是最理想状态；
3）Na=Ns<>Np；融入了某个社会，但不是其父母所希望的那个；
4）Na<>Ns，无法融入社会；
5）从不同小环境中习得了多种规范，比如Na1和Na2，在成年期生活的不同侧面或阶段分别处于不同社会规范下，比如Ns1和Ns2，幸运的是，每个Ns都有与之相等的Na，比如Na1=Ns1，Na2=Ns2，并且他学会了随情境不同而自如的切换规范，就像多语言孩子随场合自如切换语言一样；
6）习得了多种规范，但不能恰当区分它们并自如切换，因而不能十分协调的融入社会；
7）接触了一种或多种规范，但由于环境条件过于动荡不连贯，未能习得其中任何一种，或理解了规范但拒绝遵守，也就是常说的反社会，这也可以算是（6）的极端情况；
……
再回过头来看“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格言，在单一文化的封闭性小社会，比如传统部落社会，它的确可以是真理，因为在那里，Na/Ns/Np的值域都是同一个单元素集合，因而是自动恒等的。
辉格
@ 2011-12-16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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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读书笔记
一则新闻引出的扯淡（W是我）：
U：不过，到底怎么教育孩子才好呢？要强迫孩子做大人们认为对的事吗？比如说，有道德？
W：这事情我没什么发言资格，不过我想做绝大多数传统父母都会做的事情，大概不会太错吧？强迫做什么事好像没必要，但施加某些规范大概是需要的。
W：无论如何，成长过程也都是个被某种文化驯化的过程，父母的作用，一是构成了这个驯化环境的一部分，二是可以部分的为孩子选择这个环境，或许后者更重要。
W：所以，假如该环境除父母之外的部分状况良好，此时父母把自己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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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
新闻引出的扯淡（W是我）：
U：不过，到底怎么教育孩子才好呢？要强迫孩子做大人们认为对的事吗？比如说，有道德？
W：这事情我没什么发言资格，不过我想做绝大多数传统父母都会做的事情，大概不会太错吧？强迫做什么事好像没必要，但施加某些规范大概是需要的。
W：{*quote(文化驯化.父母的作用)无论如何，成长过程也都是个被某种文化驯化的过程，父母的作用，一是构成了这个驯化环境的一部分，二是可以部分的为孩子选择这个环境，或许后者更重要。/quote*}
W：所以，假如该环境除父母之外的部分状况良好，此时父母把自己的影响降至最低也无妨，但要是相反呢？
W：基于这一考虑，我认为不顾环境条件而模仿西方父母，可能是危险的。
W：在我看来，那种认为放任主义教育方式下孩子发展出的就是纯天然“天性”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你不参与驯化过程，环境其余部分仍会参与，且占了主导，被驯化才是最大天性。
U：在中国就是中国文化。那什么是中国文化呢？
W：不需要用这么大的概念，与此问题更相关的是小文化，小到可能只有一条街一个院子。
埃及，下一个伊朗？还是土耳其？
辉格
2011年12月8日
近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埃及军方向又一任过渡政府移交了绝大部分行政权力；与此同时，分三轮进行的议会选举的首轮结果也已出炉，该结果所显示的政治风向是明确无疑的：伊斯兰派大获全胜，两大一小三个伊斯兰政党共赢得2/3选票，而大中小三个世俗派政党得票不足1/4。
考察其中细节更可以感知选民的伊斯兰倾向有多强烈：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萨拉菲派（Al Nour Party of Sarafi）异军突起，得票率高达24.4%，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of Muslim Brotherhood)），而1996年从兄弟会中分裂出去的温和派瓦萨特党（Al-Wasat Party）则只得到了4.3%；而在另一边，所谓的世俗派阵营中，其实也包括了许多伊斯兰倾向强烈的派系，只是因为与兄弟会不合，才站到了世俗阵营中，比如新瓦夫脱党（New Wafd Party），就是一个公然宣称纳粹大屠杀是犹太谎言、911是摩萨德阴谋的派系，这种世俗（secularism）绝不是土耳其式的世俗。
兄弟会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低调克制、进退有据；他们现在宣称自己是温和伊斯兰主义，但这显然是策略性的，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因为真正的温和派早在96年就分裂出去了；况且，以选举所表现出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来看，即便他们果真是温和的，未来也会被迫变得激进，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被更激进的派系所替代。
对于国际社会，令人担忧的不仅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在埃及的世俗派阵营中，还有很多属于老派的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者，比如新瓦夫脱党和塔噶木党（Tagammu Party），他们的理想是回到1978年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之前，延续1952年革命的未竟事业，也就是纳赛尔、老阿萨德和萨达姆的事业；这样，无论这两大阵营中的哪些派系最终以何种多数组合获得政权，埃及的未来政治走向，恐怕都不会是那些希望维持阿以缓和、推动中东和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埃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
在决定未来走势的各支力量中，唯一尚未明确其地位的是军方，它显然是世俗的，同时也是希望维持戴维营秩序的，因而是未来遏制伊斯兰主义和反戴维营势力的唯一指望；理想的结果是，它继续拥有像土耳其军方所拥有的那种宪法守护者地位，后者曾在1960年、71年和
标签：伊斯兰 | 国际 | 埃及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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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下一个伊朗？还是土耳其？
辉格
2011年12月8日
近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埃及军方向又一任过渡政府移交了绝大部分行政权力；与此同时，
分三轮进行的议会选举的首轮结果也已出炉，该结果所显示的政治风向是明确无疑的：伊斯兰派大获全胜，两大一小三个伊斯兰政党共赢得2/3选票，而大中小三个世俗派政党得票不足1/4。
考察其中细节更可以感知选民的伊斯兰倾向有多强烈：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萨拉菲派（[[Al Nour Party]] of [[Sarafi]]）异军突起，得票率高达24.4%，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Egypt)|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of [[Muslim Brotherhood]])），而1996年从兄弟会中分裂出去的温和派瓦萨特党（[[Al-Wasat Party]]）则只得到了4.3%；而在另一边，所谓的世俗派阵营中，其实也包括了许多伊斯兰倾向强烈的派系，只是因为与兄弟会不合，才站到了世俗阵营中，比如新瓦夫脱党（[[New Wafd Party]]），就是一个公然宣称纳粹大屠杀是犹太谎言、911是摩萨德阴谋的派系，这种世俗（[[secularism]]）绝不是土耳其式的世俗。
兄弟会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低调克制、进退有据；他们现在宣称自己是温和伊斯兰主义，但这显然是策略性的，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因为真正的温和派早在96年就分裂出去了；况且，以选举所表现出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来看，即便他们果真是温和的，未来也会被迫变得激进，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被更激进的派系所替代。
对于国际社会，令人担忧的不仅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在埃及的世俗派阵营中，还有很多属于老派的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者，比如新瓦夫脱党和塔噶木党（[[Tagammu Party]]），他们的理想是回到1978年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之前，延续[[1952 Revolution|1952年革命]]的未竟事业，也就是[[Gamal Abdel Nasser|纳赛尔]]、[[Hafez al-Assad|老阿萨德]]和[[Saddam Hussein|萨达姆]]的事业；这样，无论这两大阵营中的哪些派系最终以何种多数组合获得政权，埃及的未来政治走向，恐怕都不会是那些希望维持阿以缓和、推动中东和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埃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
在决定未来走势的各支力量中，唯一尚未明确其地位的是军方，它显然是世俗的，同时也是希望维持戴维营秩序的，因而是未来遏制伊斯兰主义和反戴维营势力的唯一指望；理想的结果是，它继续拥有像土耳其军方所拥有的那种宪法守护者地位，后者曾在[[1960 Turkish coup d'état|1960年]]、[[1971 Turkish coup d'état|71年]]和[[1980 Turkish coup d'état|80年]]三次通过政变捍卫了凯末尔主义（[[Kemalism]]），还在1997年逼迫[[Necmettin Erbakan|一位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总理]]下台退隐，此后，它仍时而发表声明警告伊斯兰倾向。
但是，我们很难指望埃及军方拥有同样的地位，进行类似的干预而不引发强烈的反弹和流血冲突；土耳其军方护宪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从凯末尔（[[Kemal Atatürk]]）那里长期延续下来的，土耳其社会已默认了这一地位，而根基深厚的世俗主义氛围也与军方有着相同的取向，干预和政变也不再是会引发强烈反弹的爆炸性事件，就像泰国的情况一样。
但埃及军方远远不具备这种权威性，当萨达特（[[Anwar Sadat]]）在戴维营倒向美国怀抱时，埃及统治层已经部分丧失了其作为国家缔造者的合法性资源，而本次革命中，他们再次丢失了一个领袖和偶像，也丢失了作为其动员组织基础的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革命的目标，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所以，除非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是世俗主义的，埃及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土耳其；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quote(泰国模式)它能不能变成过去五年的泰国呢？即，尽管多数选民的政治立场已经与军方对立，但军方凭借一个少数派的支持，通过不断的政变和干预，来遏制他们不愿看到的那种政治倾向的过度发展？
这种模式的前景也是非常可疑的，首先，它在泰国是否已经稳定下来并且制度化了，尚待时间考验；其次，它需要军方和少数派拥有强大的资源，泰国少数派除了选票不足之外，在武力、君主支持、精英支持、城市影响力、媒体等等方面，都拥有优势，还有一个中立的外交环境/quote*}，相比之下，埃及军方除了武力和经济资源外，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它甚至无力组织一个拥护自己的少数派，它唯一有望拉拢的，是老派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但这么做马上会让它丧失美国支持。
埃及军方能否维持其政治地位，并对未来政治走向施加最低限度的约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军方在埃及社会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和强大控制力，主要得益于过去三十年来自美国的200多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00多亿经济援助，如此庞大的援助，加上订单和工程的乘数效应，不仅赋予其力量，更足以让它成为这个中等穷国的头号资源分配者，让大量人口依靠它工作、生活和做生意。
目前，这一援助仍维持在每年15亿美元的规模，这是让军方在失去传统合法性资源、领袖和政党组织基础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影响力的仅存一线希望；然而，在美国现行政策之下，这线希望很快就会破灭，眼下，迟钝无知的西方政客们正在为埃及民主浪潮而欢呼，奥巴马在
白宫声明中已经把这轮浪潮列入他的功劳簿，他仍在不断向军方施压要求它尽快移交权力。
迫于内外压力，军方启动了选举，但把选举分成了三个阶段，这表明他们或许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第一阶段选举结果中展露无遗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将警醒西方大国，促使他们及时改变政策，但从各方反应看，这一招恐怕也已来不及挽救他们的命运了。
宗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其表达和组织形式，与教义关系不大，所有高级宗教的两大核心特征是：拥有经典和职业僧侣，有一群人，相信真理就在经典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机制，让他们成为识字人，会读写，会利用文字远距离通信和积累知识，仅此一点，在古代已足以让僧侣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
文字技能给僧侣组织带来的成就，会让更多的人相信真理（或法力）就在他们掌握的经典之中，这一方面给教会提供了更广阔的僧侣来源，同时也让它更容易的获取更多成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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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其表达和组织形式，与教义关系不大，所有高级宗教的两大核心特征是：拥有经典和职业僧侣，有一群人，相信真理就在经典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机制，让他们成为识字人，会读写，会利用文字远距离通信和积累知识，仅此一点，在古代已足以让僧侣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
文字技能给僧侣组织带来的成就，会让更多的人相信真理（或法力）就在他们掌握的经典之中，这一方面给教会提供了更广阔的僧侣来源，同时也让它更容易的获取更多成就，这就构成了一个正反馈回路。
有人说佛教不入世是因为其消极主义教义，这是瞎扯，佛教在印度/西藏/东南亚等流行婆罗米系文字或原本无文字的社会，都是入世的，在中国不入世是因为，学习用婆罗米系文字写成的经典（翻译都很不彻底）所带来的文字技能，在流行汉字的社会没多大用处，无法让僧侣组织获得特殊的力量。
实际上，佛教在初入中国时，是很想入世的，只是在多次灭佛运动中惨遭失败之后，才被迫出世隐遁了。
中国人民已经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牲
辉格
2011年12月5日
继哥本哈根的不欢而散和坎昆的避重就轻之后，德班气候大会看来也不会有多少实质性进展了；会程已过大半，各大国之间仍继续互踢皮球，原本最积极的欧洲也因债务危机缠身而缺乏冲劲，甚至连环保组织似乎也正在丧失前些年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舆论号召力，所以，尽管议程仍在僵局中挣扎，失望的人们却不再那么激愤了。
对于中国民众，这样的僵局倒未尝不是好事，相对于成功的气候谈判所可能加诸于我们的巨大负担而言，每年花费的那点会务开支就显得不值一提了；毕竟，无论暖化派拿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民早已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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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已经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牲
辉格
2011年12月5日
继哥本哈根的不欢而散和坎昆的避重就轻之后，德班气候大会看来也不会有多少实质性进展了；会程已过大半，各大国之间仍继续互踢皮球，原本最积极的欧洲也因债务危机缠身而缺乏冲劲，甚至连环保组织似乎也正在丧失前些年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舆论号召力，所以，尽管议程仍在僵局中挣扎，失望的人们却不再那么激愤了。
对于中国民众，这样的僵局倒未尝不是好事，相对于成功的气候谈判所可能加诸于我们的巨大负担而言，每年花费的那点会务开支就显得不值一提了；毕竟，无论暖化派拿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民早已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牲，在承受了30年强制性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之后，世界因此而少了4、5亿人口，而我们则无可挽回的失去了无数原本可以享受到的天伦之乐和兄弟亲情。
对于气候与环境，更重要的是，由于城市所吸纳的人口规模不会与人口基数成比例，因而这原本会出生的4、5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将以对生态最具破坏性的方式生活于农村；这个数字，加上我们的人均排放量不到美国的1/4，再要将强制性的减排负担加到这不久前刚刚吃上肉、谋得温饱的十几亿人头上，而不给予足额补偿，当然是不公正的。
议程的延宕，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更为从容的审视一下，从暖化理论的浮现、到减排运动的兴起、再到政府间谈判的推动，这整个发展过程的每个环节，是否具备充足的理由；任何严重到需要全球范围的政府间谈判来谋求向全人类施加某种强制性措施的事情，自然应该接受最严格的审视，以让人们确信这不是一场庸人大扰。
在大众舆论中我们常看到的是，从暖化现实的认知直接跳到对强制减排的赞同，似乎这其中的逻辑是当然无疑的，但仔细检查你会发现，这根逻辑链条其实很长，且每个环节都引入了辅助假定，若其中任何一个假定不成立都会让结论垮掉。
完整链条是：存在一个暖化趋势；它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该趋势将导致一个危险的结果；其程度将达到在整体上危及人类文明以现有水平存续所必需的生态条件；不存在与上述暖化趋势并行的其它气候趋势，比如足以压倒暖化的冷化趋势，或使人为暖化显得无足轻重的更大规模自然暖化趋势；人类在技术和资源上有能力逆转上述暖化；人类具备相应的政治和组织能力来建立并实施逆转暖化所需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安排和措施不会造成比暖化本身更大的危害。
遗憾的是，上述链条中只有第一个环节有过充分考察且达成了广泛共识，第二环节有很多研究但共识只是部分的，而其他环节则缺乏充分的讨论，多半被直接忽略了，但它们能否成立却是十分可疑的，有些甚至存在明确的反证。
重要的是，人类对气候变迁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处于经验积累的初级阶段，科学界迄今没有一个模型能够解释过去200万年的历次冰期/间冰期轮替是如何产生的，更遑论能精确拟合历次波动的周期、波幅和曲线细节，没人能可信的预言：下一次冰期何时来临，当前间冰期的气温上限将是多少，达到上限的速度有多快，等等。
所以，即便人为暖化趋势确实存在，也完全有可能，未来将有一个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暖化趋势，其效果远超过人为暖化，使得减排努力失去意义，如果暖化后果果真是暖化派所预言的文明灭绝，那人类除了等死还能做什么呢？相反，未来也完全可能有一个自然冷化趋势，那减排就更无必要；总之，现有暖化理论只论证了人类活动对气候有所影响，但并未论证这种影响足以在自然波动面前显得举足轻重，而能够支持强制减排的充分理由，是后一种。
从暖化到减排的链条中，最脆弱一环是暖化对文明的整体影响，因为减排所需的协议谈判、制度创建和强制行动是全球性和跨政府的，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利维坦的创建当然需要一个充足的整体性理由，即，暖化会在整体上危机人类文明的存续，或至少大幅恶化其生存处境，暖化派似乎确是这么暗示的，但他们罗列的明确前景，却都是局部性的，比如海平面上升导致少数岛屿和近岸城市淹没、具备地区干旱化等等。
然而，从历史经验看，除了数亿年前的极端暖期之外，温暖总是比寒冷更适合生命和文明的生存发展，特别是在人类存续的两个关键时期——晚更新世和全新世——中，温暖期总是比寒冷期更适合生存，也更繁荣；人类过去45万年中经历了四次间冰期，气温上限都远高于现在，也高于暖化派所担心的未来百年气温上限，而这段时间正是智人物种得以进化和发达的关键期；在定居农业和文明社会出现的近一万多年中，人类同样经历了多次温度高于现在的暖期，而这些暖期中，文明都比相邻的冷期更繁荣。
假如暖化只是会危及部分近岸地区和遇暖干旱地区，而同时却有望将面积数倍于此的沙漠、荒原、冻土和冰川地区变成绿洲的话，那它就不足以成为全球联合强制减排的充分理由；毕竟，海面只会在百年跨度上以极慢的速度上升，那里的居民、社区和城市有充裕的时间和充足的信息对之作出反应，或者移民，或者抬高堤坝，而这些个体和分散的反应不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利维坦来组织实施。
限制广告的下一步将是政府补贴
辉格
2011年11月29日
继2009年对电视广告作出严格限制之后，近日广电总局再次收紧了其电视广告政策，禁止在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在此之前，每集电视剧（片长45分钟）在普通时段允许插播两次90秒广告，热门时段允许插播一次60秒广告；许多评论认为这一禁令将对规模上百亿的电视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也有人预言厂商将被迫依靠更多的植入式广告。
上述禁令的直接市场后果是不难预料的，限播广告将打击各电视台对电视剧的购买能力和支付意愿，降低电视剧的一级市场需求，拉低电视剧价格，继而削(更多...)
标签：媒体 | 广告 | 政策 | 电视 |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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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广告的下一步将是政府补贴
辉格
2011年11月29日
继2009年对电视广告作出严格限制之后，近日广电总局再次收紧了其电视广告政策，禁止在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在此之前，每集电视剧（片长45分钟）在普通时段允许插播两次90秒广告，热门时段允许插播一次60秒广告；许多评论认为这一禁令将对规模上百亿的电视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也有人预言厂商将被迫依靠更多的植入式广告。
上述禁令的直接市场后果是不难预料的，限播广告将打击各电视台对电视剧的购买能力和支付意愿，降低电视剧的一级市场需求，拉低电视剧价格，继而削弱供方制作电视剧的意愿和投入水平，最终产量将会下降；植入式广告等未受禁令限制的营销方式或许会增加，但其程度恐怕不足以弥补上述影响。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电视中插播广告的频率和长度确实惊人，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单位广告时间给企业带来的价值较低，而这既与电视受众的消费水平较低有关，也是因为市场缺乏足够多的高价值品牌，而大品牌的规模效应可以提升单位广告时间的价值。
其次，中国电视业的商业模式过度依赖于广告收入，而缺乏其他营收渠道，因而也缺乏为提升自身品牌形象而降低广告投放率的意愿；另外，尽管中国有不计其数的电视台，但商业模式却千篇一律，无广告的付费频道极少，消费者因为缺少选择而提高了对广告的容忍度。
公平的说，在挖掘电视剧的收入潜力方面，过去十几年是在慢慢进步的，这也是为何该产业在面临盗版泛滥、迅猛发展的网络媒体和日益严厉的管制等等艰难条件下，仍能获得发展的原因；电视剧生产在2000年代前半段经历了一个高涨期，而从2006年开始，产量开始每年10%左右的速度下降，总收视率每年下降0.8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其销售额却在以每年15%左右速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成绩尽管不算耀眼，但它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正是在这些年里，广告政策不断收紧，而电视剧制作的题材选择空间则被大幅压缩，后者清楚的表现在过去几年军事、谍战和伦理等主旋律题材的产量份额的巨幅增长上。
这一成就，大概离不开单位广告时间的价值提升，这背后反映了受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品牌的壮大，其次也要归功于电视剧制作市场的充分竞争：尽管电视节目的发行和播放渠道的资源配置是完全按行政等级和区划进行的，但制作端却是高度市场化的，看来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也已充分挖掘了各种收入潜力；问题是，他们能否经受又一次打击？
我们知道，此次禁令出台的背景，是中央政府旨在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因而电视剧产量的大幅萎缩显然不是政策当局乐意看到的结果，但限播广告却必定会打击面向市场的制作商的供给意愿，所以合理的推断便是：未来电视剧制作业将大幅转向依靠政府补贴的模式，而补贴资金的分配机制将成为该行业的主导性资源配置力量。
这样一来，整个电视产业链条上唯一充分市场化的一个环节，也即将对市场关闭，大批接受政府补贴的电视剧将会出现，而为了让这些电视剧得到播放，各地电视台的节目表也将接受更多的计划性安排；从好的一面看，电视业向计划体制的全面回归，或许会推动消费者以更快的速度转向其它渠道和媒体形式，比如付费频道、VOD、碟片、网络视频等等，从而推动某些新兴产业的发展。
辉格
@ 2011-12-05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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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简评：对制度史一段重要时期的土地权利变迁的一项细致研究，基于《末日审判书》和令状。翻译扣一星，越到后面翻的越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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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简评：对制度史一段重要时期的土地权利变迁的一项细致研究，基于《末日审判书》和令状。翻译扣一星，越到后面翻的越烂
辉格
@ 2011-11-23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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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读书笔记
评价：★★★☆☆
简评：内容很好，可惜翻译实在太烂，不敢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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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内容很好，可惜翻译实在太烂，不敢推荐
从医保案看法律现实主义
辉格
2011年11月16日
在经历了四家联邦巡回法院的审理之后，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违宪诉讼终于到达了最高法院，多年来占据美国公众关注焦点的这一制度议题，将在明年迎来一个关键转折点，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对未来一代的制度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判决是难以预料的，这从对立双方同时表达的欢迎和乐观中也可看出。
或许大法官们会和以往面临重大抉择时常做的那样，达成一个非实质性的判决，以程序性缺陷或次要瑕疵让法案暂时搁置，从而给双方另一次机会在政治竞技场上展开较量，获得另一次公众意向表达；这样，假如选民意愿没有强烈到在下一次大选中再次选出一个支持医改的国会，那就乐得听任其自然流产，相反，假如他们做到了，届时再顺水推舟也不迟。
要看清最高法院在此类重大制度议题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首先需要理解大法官们是如何看待宪法以及法院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大法官是宪法的忠实阐释者，如果“忠实”是指揣摩和领悟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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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保案看法律现实主义
辉格
2011年11月16日
在经历了四家联邦巡回法院的审理之后，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违宪诉讼终于到达了最高法院，多年来占据美国公众关注焦点的这一制度议题，将在明年迎来一个关键转折点，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对未来一代的制度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判决是难以预料的，这从对立双方同时表达的欢迎和乐观中也可看出。
或许大法官们会和以往面临重大抉择时常做的那样，达成一个非实质性的判决，以程序性缺陷或次要瑕疵让法案暂时搁置，从而给双方另一次机会在政治竞技场上展开较量，获得另一次公众意向表达；这样，假如选民意愿没有强烈到在下一次大选中再次选出一个支持医改的国会，那就乐得听任其自然流产，相反，假如他们做到了，届时再顺水推舟也不迟。
要看清最高法院在此类重大制度议题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首先需要理解大法官们是如何看待宪法以及法院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大法官是宪法的忠实阐释者，如果“忠实”是指揣摩和领悟制定宪法的国父们的真实意图的话，大法官显然从来都不忠实，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宪法阐释在过去两百年的巨大变迁。
如果“忠实”是指对宪法文本的恪守，那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任何文本的语义都需要在特定语境中才能得到阐释，要做到忠实，大法官同样需要进入国父们的语境，而实际上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不仅如此，他们的阐释甚至在不断偏离普通人对宪法文本的常识理解，否则宪法的巨大演变同样不会发生。
另一种意见认为，大法官才是真正的宪法制定者，这说出了某些实情，假如“制定”指的是将既已浮现的规则精确化和一般化，并将其逻辑相容地置入现有规范体系的特定位置，那么大法官的确是宪法制定者，但他们绝不会凭空任意建立新规则，只有相信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大法官总是甘愿处于消极和被动的状态，在重大制度议题上避免过早下结论，而宁愿通过一些非实质性判决来拖延，实际上，他们是在等待社会的意见表达机制和政治进程自己得出结论。
为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到“法律究竟是什么”这个基础问题上；用博弈论术语说，法律是一组可用以约束参与者行为空间的信念，这些信念让参与者可以相信，别人不会做哪些事，而自己的哪些做法肯定是不利的，这就大大简化了他们在考虑“怎么做才是最有利的”时的计算复杂度，从而让许多原本高度复杂的博弈局面（比如多方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有了容易达致的均衡解。
当然，信念的存在本身还不是法律，只有那些得到司法体系的矫正和惩罚机制强化的信念，才构成法律规范；不过，接受一个司法系统来保护和强化某些信念，这一事态本身也是社会协调博弈的均衡产物。
对法律的上述理论认识，假如能成立的话，便为法官如何决定是否将某一规则纳入法律提供了原则性指导；首先，有资格进入法律的，是那些有助于导致并维持某个均衡的信念，而诸如“把钱包挂在路灯杆上可以随时找回”的信念，显然是不合格的。
类似的，假如一个信念以前对维持均衡起着作用（比如婚姻均衡中对伴侣之性忠诚的信念），现在该均衡本身已不复存在，或已不需要该信念来维持，相应规则便可以抛弃了；同理，当法官用一条新规则来替代旧规则时，必须论证新规则将导致的是一种均衡而不是混乱和动荡。
更困难的情况是，复杂博弈格局的均衡状态不止一个，两组信念和规则可以导致不同的均衡，而究竟哪个均衡是“高水平”的，往往取决于价值观；理论上，法官在做此类取舍时应中立的代表社会共同价值，假如既已识别的共同价值足以判别两种均衡的水平高低（比如大萧条和全面核战争是低水平均衡），那判决就不太困难，但假如这一判断必须依赖非共同的特定价值观来判断，法官的合理做法就是等待。
不难看出，从信念的识别，对均衡前景的判断，到信念与均衡之间关系的识别，和对不同均衡水平的评估，都依赖于法官的知识背景、洞察力和信息条件，还有各方证人在他面前做出的论证，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受他个人价值观和判断力的影响，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出法官的选择中贯穿着这样一条线索，在我看来，这就是由霍姆斯所倡导，并在美国司法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所谓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的要义所在。
税制的结构考量
辉格
2011年11月15日
近年来，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日益凸显，而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仍在以三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迅速膨胀，在此背景下，对个人和企业税收负担日益沉重的担忧，和对大幅减税的建议都已屡屡被提出讨论；这其中最令人惶恐的是，除了泽竭鱼亡的可怕前景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财政膨胀的继续，而源源不断被吸入财政的钱，究竟给纳税人换来了什么，却又无从知晓。
福布斯将中国排在全球税负榜的第二位，而近日财政部发言人则声称，中国的税负不算高；诚然，如这位发言人所指出，福布斯的算法既简陋也不甚合理，但前者在得出“不算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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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的结构考量
辉格
2011年11月15日
近年来，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日益凸显，而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仍在以三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迅速膨胀，在此背景下，对个人和企业税收负担日益沉重的担忧，和对大幅减税的建议都已屡屡被提出讨论；这其中最令人惶恐的是，除了泽竭鱼亡的可怕前景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财政膨胀的继续，而源源不断被吸入财政的钱，究竟给纳税人换来了什么，却又无从知晓。
福布斯将中国排在全球税负榜的第二位，而近日财政部发言人则声称，中国的税负不算高；诚然，如这位发言人所指出，福布斯的算法既简陋也不甚合理，但前者在得出“不算高”的结论时所依据的算法，也同样不合理甚至更加不合理，他所引用的IMF数字中包含了社会保障基金，该项收入在那些税负偏高的发达国家财政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在中国，社保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都远远低于这些国家。
所以假如我们剔除社保，以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而论，中国的排名即便不是前几位，也肯定在前20%之内，而同时，我们用高达21.4%的GDP所买到的公共服务，却少得可怜，质量也很差，相比之下，印度的基础设施较差，但他们只花了16.5%，而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远远高过中国的智利，也只花了19.6%；更何况，我们的企业和消费者还要面临垄断了大部分关键资源的国企。
在改革走过了30多年之后，是时候对当前的税制做一次全面检讨了，目前这套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的体系，在以国企为主的计划体制向多元产权的市场体制的过渡中，曾起到了替代集中式计划分配机制的作用，然而在市场化格局已经形成的今天，是否仍然适用，仍是上佳选择，则是大有疑问的。
从各种角度看，增值税都是很差的税种，首先，在激励效果上，它严重倾向于压制高附加值产业，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高附加值的科技、精细加工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都将随经济增长而大幅提高，这样，税负实际上就随增长而自动提高，这就是为何近年来税率不变而税负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加上资本、创新、管理和劳动等资源的租金不能抵扣，结果既打击了技术、商业和金融创新，也压抑了投资规模。
其次，从公平角度看，由于劳动成本不能抵扣，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值税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工资税，而绝大部分劳动出售者同时也是低收入者，将14-17%的高昂税负加之于他们，显然是很不公平的，况且他们同时还要负担很多其他税费，因为劳动密集产业在中国的比例很高，因而这一对劳动重复征税的效果是巨大的。
再者，增值税的执行成本也很高，虽然可能没有所得税那么高，但围绕涉及增值税的大量违法活动和相应的无数规章制度，都表明它所带来的制度成本相当高；实际上，增值税唯一的好处是，作为旧国企上缴利税的替代品，它实施起来较为方便，因为国企普遍亏损且没有盈利动机，而资产价值也因缺乏市场信号而无从评估，只能按增值额收税。
近年来国内税收结构的演变趋势中，很突出的一点是所得税的份量在不断提高，所得税在西方比较流行，尽管其激励效果通常是负面的，较高的边际税率会压制生产活动，但它有个明显的好处：很清晰的展示了究竟谁负担了多少税收，因而很适合在民主政治中作为政治交易和竞选活动中讨价还价的对象。
但是，所得税的制度成本实在太高了，准确掌握净收入就意味着税收机构需要将每个纳税人和每家企业的成本结构置于政府监控之下，我们知道，无论是拥有多样化收入和资产的家庭还是企业，成本结构都极其复杂；正是这一无比复杂的税制，在美国供养了上百万为此服务的会计、审计师、律师、税务官、咨询商和信息服务商；而且，随着税收逃避和反逃避的较量不断升级，双方手段越来越高明，制度成本还会不断上升。
相比之下，一些古老税种反而有着更好的激励效果、更低的制度成本，在道德上也更站得住脚，比如土地税或财产税，由于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私人财产，财产多的人享受了更多的服务，理应承担更多的费用，类似的，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确保契约履行，因而针对契约交易所征的印花税是合理的，因为交易者从司法系统中所获得的好处与交易额是相称的。
特别是那些近代出现的新型产权，比如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还有大规模集中式交易，比如开放式期货和证券交易，其存在高度依赖于行政和司法体系的维护，也给后者带来了不少成本，理应承担相应的税负；古老的人头税其实也遵循着类似的原则，不过由于它给广大穷人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在现代政治伦理下已显得很不公平。
相对于增值税和所得税，财产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是对存量而非增量征税，因而最大限度的避免了负面激励效果，因为存量变化对决定人们生产和投资活动的预期的影响，远小于增量变化，在短期内甚至没有影响；而同时，为了让既有的财产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人们隐匿财产的动机也远弱于隐匿收入，从历史经验看，征收财产税和印花税所需的信息，都是在市场中随交易过程而自动暴露的，因而与所得税相比，其制度成本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辉格
@ 2011-11-15 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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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读书笔记
评价：★★☆☆☆
简评：知识太陈旧，内容太走马观花，恐怕要等老家伙们都退休了，才看得到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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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an:3376962*}
评价：★★☆☆☆
简评：知识太陈旧，内容太走马观花，恐怕要等老家伙们都退休了，才看得到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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