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不是道德武器
辉格
2010年9月13日

盖茨巴菲特中国劝捐之行已敲定行程，正在媒体纷纷猜测国内各大富豪将如何反应之际，素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率先行动，在写过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中，他宣布将在身后捐出全部财产；同时他还在信中透露，近些年来，他的企业每年都将一半以上的利润捐作善款；报道此事的媒体因而将她称为“道德模范”。

然而，在公开信发表之后的访谈中，我却听到了一些离奇高论，陈光标说，未来十几年中，多数富豪将向富二代移交财产，而这些富二代多数是只知享乐的败家子，是国家的“高消费品”，他似乎在暗示，鼓励富豪们慷慨捐献，就是为了避免财富被这些败家子所糟蹋，进而他又主张，如果富豪们不肯捐，国家就应征收遗产税和高消费税。

慈善热情和慷慨捐赠是值得赞赏和尊重的，但它们不应被用作道德挞伐的武器，更不应被用来支持国家通过高额赋税没收私人财产的主张；不向慈善事业捐款的富豪未必就是守财奴，和慈善活动一样，盈利性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同样可以惠及他人，只是途径的不同，就效果而言，盈利性活动对惠及他人的程度未必低于慈善活动，考虑到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前者的效果更容易被证实。

因此，通过盈利性企业还是慈善机构来增进人类福祉，这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不存在截然分明的高下之分，而把私人财富交给国家来经营，则更谈不上高明，只能带来浪费、低效和腐败；所以，富豪是否参与慈善事业，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与道德无涉，道德是旨在避免人际冲突的行为规范，而拒绝捐献并不会带来冲突。

如果我们回到传统社会，或许确能在慈善和道德之间扯上关系；在古代，许多社会的习惯法中，家族成员负有接济孤寡的责任，这是慈善传统的渊源，这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内部的保险机制，有些家族还为此设立公共基金；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将这一传统上溯至部落时代近亲男性的合作狩猎团队，接济孤寡的责任显然可以加强团队的互惠合作关系。

中古之后，慈善传统开始向两个方向分化，一方面，城市行会组织模仿家族为其成员提供保险性质的慈善救济，这可以强化行会的内聚力，另一方面，教会越来越多的向公众提供开放性的慈善救济服务，作为其树立价值感召力和吸引教众的一种方式；最后，随着市场化变迁和现代流动性大社会的发展，行会组织瓦解，同时原本附属于教会的慈善组织日益世俗化，两种慈善形式逐渐合流为现代慈善事业。

所以，在现代社会，慈善行为已不再是个人作为家族成员所背负的习惯法责任，或作为行会成员而履行的组织义务，通常也不是作为宗教信徒而被其所上帝赋予的使命，它已成为个人基于其价值观而做出的选择，也是他对运用财富达到同样目的的不同途径的效果做出评估后所做出的个人判断，因而，旁人对它的评判也只能基于个人价值取向而非作为社会共同规范的道德标准。

盖茨巴菲特中国之行，若将重点放在介绍他们多年从事慈善活动的经验，并分享他们从中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很有价值的，但如果把它变成一次劝捐大会，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力量薄弱、地位憋屈，民间投资严重不足，而慈善组织又缺乏发育，相关的法律制度也不存在的情况下，大规模捐献恐怕不会有好的效果，私人资本留在实业领域或许更有机会增进国民福祉。

有朋友问我对确保“基本农田”的政策怎么看，我恰好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想法在纸媒上肯定是发不出来的，就在这里简单说几句。

耕地红线政策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组前提：

1）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国际粮食禁运；

2）敌对国有能力为决定和实施禁运而建立有效联盟；

3）在如此邪恶的禁运开始之后，中国不会向他们宣战，尽管中国每年会花掉几千亿军费来建立作战能力；

4）或者，会宣战但仍无法突破禁运；

5）在即便开战也无法突破禁运的条件下，中国不会投降而宁愿听任大量国民饿死。

只须略加追问，就不难发现，离开这组前提耕地红线是无法成立的。

至于政策本身，我就不评价了。

自从我先在墙内后在墙外发出翻墙卡裆哀嚎之后，已得到许多朋友的关心、建议和指导，有几位朋友还提供了具体的工具和账户，这里一并谢过。

因为这些帮助，现在我手头已经有两个可以用的翻墙手段，虽然并不总是能用，但我会尽可能继续在牛博国际的更新。据墙外朋友反映，从外面访问嫣牛并不顺利，看来这墙还是双向的。

不过，在翻墙活动稳定下来之前，此前关于改订嫣牛RSS的建议继续有效。

再次感谢各位！

财政刺激可以休矣 辉格 2010年9月9日 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经济复苏的前景却越来越渺茫，失业率依然高企，企业界投资热情低落，银行也惜贷如故，甚至对二次沉底的担忧也开始扩散；曾经做出美好许诺的[[Obama_administration|奥巴马政府]]看来已无计可施，只好再次祭出财政刺激的法宝，但显然没有了当初[[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7870亿计划]]的底气，近日提出的500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仅规模甚小，连民主党内都热情不高，而企业研发投入抵免税收的计划，也只是延续了此前的减税政策。 或许是感觉到形势不妙，或许是在配合奥巴马造势，[[伯南克]]近日也频频发声，申言在必要时会推出更多刺激措施；其实，[[Fed|美联储]]此前已经从刚刚启动的退出进程中缩了回来，这一动作表明他们已经确认了经济的低迷前景；问题是，继续注入流动性是否能够推动复苏呢？ 7870亿计划称得上是财政刺激派的一个近乎完美的败例，尽管它的规模大得连最热情的支持者都不好意思说不够，结果却打了个水漂，其拥护者当初信誓旦旦承诺的新增就业机会压根没有出现，那条被有板有眼精心计算的失业率下降曲线更是渺无踪影，而这一年多时间里，并未发生任何重大外部事件可以为他们预言的彻底落空而开脱。 事后看来，财政刺激的效果，无非是把原本会在一两个季度后花的钱，提前花了；这一点在汽车市场表现的最清楚，补贴所带来的一个季度的热销，很快就被下一季度的低迷所抵消，在同样实施了购车补贴的中国，表现惊人相似；这种刺激的唯一后果是把一大笔钱分给了恰好近期打算买车的人，这在中国显得尤其荒谬，在这里，买得起车的可不会是穷人。 把复苏的希望放在美联储身上，恐怕同样会落空；在危机之初的恐慌阶段，美联储表现出色，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动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了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但联储不是魔术师，不可能凭空创造增长和就业，避免货币动荡是它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了，所以在现阶段，它的动作已不是重点，关注经济走势的人们，不必再整天盯着伯南克了。 目光应投向市场和企业，唯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是复苏和增长最终依靠；企业家创新和创业活动是否在增加？老企业是否热衷于技术和业务流程的升级改造？新创企业获得的早期融资是否增加？扩张型的并购活动是否活跃？所有这些活动是否得到足够的银行支持？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对制度和政策环境有所担忧？对于判断复苏前景而言，这些问题才是重要的，至于财政刺激，已被证明对复苏不会有什么贡献，只有那些被它影响到饭碗的人才需要关心。 然而，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情况并不乐观；一度热闹的新能源看来是被寄予了过高期望，电动车则更像是空中楼阁，生物和制药产业不乏风声雷声，但短期内似乎还盼不到大雨点落下来，唯一还保持着前进动力的，好像只有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了，但是要指望这一部引擎来推动复苏，恐怕是靠不住的；未来几年经济持续低迷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18个月来的作为，已表明奥巴马团队一味信奉和倚赖财政扩张主义和干预主义，对市场和企业并不友好，从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到[[U.S._Securities_and_Exchange_Commission|SEC]]咄咄逼人的四面出击，到旨在打压衍生品市场的严厉金融监管法案，无一不在打击企业的创新活力和投资信心；而与此同时，对赤字的无限制纵容加深了市场对未来货币稳定性的担忧，这种担忧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生产和创造性活动引向了意在规避风险的囤积性活动。 与贸易保护、财政扩张、高管制、强干预等政策相比，旨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Basel III|巴塞尔III]]协议，算是比较合理的改革，在学界也获得较多的共识；但它的推出时机却很不妙，尽管协议还在讨论之中，但各大银行已经开始收缩信贷，这对于眼下惜贷氛围浓厚的企业融资环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别指望用科学全面指导生活 辉格 2010年9月6日 近些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生活中面临各种问题时变得无所适从，如何鉴别和评估食品的安全性，如何安排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起居，如何让孩子获得适当的教育并顺利融入社会，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常陷于茫然和困惑，不知如何取舍。 与困惑者的解惑需求一起繁荣增长的，是作为供给的各种“意见”，科普作家、心理辅导师、情感专栏、成功学、养生大师，乃至宗教，都在蓬勃发展，一派供需两旺的景象；这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自然也会有江湖骗子乘机浑水摸鱼。 就个人而言，我更青睐来自科学的意见，和来自生活、交流和学习的个人经验，其他种种意见供方从未打动过我；但是，在同样推崇科学的人群之中，我却感觉到一种令我不安的倾向正在变得日益强烈，在一些人眼里，科学似乎已成为有价值的经验知识的唯一来源，而那些未在科学规范下经受检查，未被纳入科学体系的传统经验和个人知识，都是没有价值的，即便不是该被清除，也不应在指导人们生活的知识体系中为它们保留地位。 进而，更有人认为，那些为人们提供意见和指导的供方，若无法为他们的说辞提供科学依据，就都是骗子，都应被取缔；这种看法不仅荒谬，而且有害；现代标准的科学最多只有几百年历史，而人类已生活了几十万年，而有了科学之后，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世界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否定前科学的经验知识的价值，等于是说，在缺乏科学指导的那几十万年中，人类生活得很失败。 当你下楼买瓶饮料时，是否计算过乘电梯的时间节省和爬楼梯的健康效果？当你跨过马路走向便利店时，是否依据车流车速统计数据计算过被撞倒的几率和期望损失？当你面对五个饮料品牌时，是否计算了卡路里和维生素摄入量并和你的需要作比较？ 当然，在许多诸如此类的生活环节中，科学都可以提供有益的知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科学远远无法为生活提供一个全面完整的指导框架，它充其量只能在零散个别的环节上提供意见；而即便科学有了足够好的理论框架和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个人的认知结构和计算能力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全面运用这些知识到每个生活细节，成为一部完全基于科学知识的决策机。 所以，即便我将科学视为最佳知识来源，即便我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运用我的理性，但我完全清楚，我日常的种种行为和选择，远远说不上是理性的，在指导每日生活的各种知识来源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进化所加于我的认知局限，我成长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我那充满了偶然性的个人生活和交往史，以及我沉浸于其中的传播环境，在我看来，拒绝承认这一现实是非理性的。 可以相信，日益进步的科学将进入更多的生活领域，但迄今为止，多数传统经验的作用机理尚未被分析过，事实上，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原本被进步人士视为荒诞无稽的传统习俗，确有其实用价值；因此，轻易摧毁和抛弃那些未经科学理解、也没有科学替代物的传统，非但不会增进理性和进步，反而会让那些失去依凭的人们倒向更具煽惑性也更机会主义的新潮大师。 一旦与之争夺意见消费者的竞争对手，从传统和习俗，转向新潮大师，科学是绝无胜算的，科学的怀疑精神、试错态度和对竞争观点的开放性、逻辑上的审慎、对支持证据的质量要求，都大大降低了科学家获得传播力和成为意见领袖乃至心灵大师的可能性，大师们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断然、当头棒喝的气势和简洁明了的信条，将注定让他们在这场争夺中所向披靡。

SEC委托参与新规冲击市场秩序 辉格 2010年8月27日 周三，[[U.S._Securities_and_Exchange_Commission|SEC]]以3：2表决通过了一项关于委托参与（proxy access）的新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在为股东年会准备议程和表决清单时，将那些持有3%以上股份且持有期超过3年的股东的提名动议，直接加入待决的董事候选人名单中；这项看似细微的改变，实则影响巨大，大批股权结构分散、被大小各类基金选入资产组合的公司，都要准备好迎接一场基金干预的浪潮，正如《[[WSJ|华尔街日报]]》一位专栏作家所说：欢迎来到不确定世界。 支持者将此视为股东维权运动的一次胜利，而质疑者认为，SEC在维权者推动立法进程失败之后，直接用行政手段达到其目的，超越了国会对SEC的授权；这次表决与高盛案同样以党派划界，是对SEC一致决定传统的又一次突破，也暴露了监管层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共识。 在此之前，年会表决事项和董事候选名单，都由在任董事会拟定，某位股东如果想提名其他候选人，或将某个董事踢出去，要么他和他的同盟者拥有足够股份来影响单独表决结果，要么只能发起“委托之战”（[[proxy fight]]），就像卡尔·伊坎（[[Carl Icahn]]）经常做的那样，说服小股东们签署一份特别的委托书以使其动议进入议程，就像独立候选人为获得候选资格而征集签名一样；显然，这么做的代价很高，而成功的几率又很低，所以，除了极少数像伊坎这样的激进投资者，很少股东会去尝试以这条途径。 对于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有两种说法，一种基于同股同权的原则，认为股东无论大小都是企业的主人，另一种则认为，由于上市公司股票具有高度流动性，很容易脱手，所以并不存在约束和激励机制使得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关心企业的长期利益，因此对企业来说，那些将自己的职业前途、社会声望和价值取向全都与企业紧紧绑在一起、长期与企业共荣共损的核心经营者，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股东只是其融资对象。 这两个视角都是有益的，但都过于简化了；由股市、债市、风投和各类基金组成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资源组织生态，其最终的产出是拥有各种资本结构的企业组织，不同的资本结构对应着不同的风险配置方案和控制激励机制，适合于不同的企业建构与发展路径，从最积极的赌身家创业者到最消极的用脚投票股民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形态。 一个极端是创业团队保留绝对控制权，后续投资者只能用脚投票，比如谷歌和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A/B类股票的差异投票权这种公司章程安排，确保了核心经营团队的绝对控制力；这有点像英国国会的上下院结构：大贵族一人一票，平民几万人一票，只要大贵族之间团结一致，下院就无法独自通过法案；团队控制力对于建构商业模式、贯彻经营理念、营造企业文化和使命感，都是必须的。 理论上，经营者自由发挥、投资者用脚投票，是一种有效的淘汰-进化机制，但是，淘汰过程也会造成大量浪费：一具具死尸其实原本都有副好身胚，只因一个缺陷或一次错误而丧命，听凭它们烂掉实在可惜，于是就有了专以寻找和挽救犯错者为业的投资者，如果错误纠正必须动大手术，需要的工具就是杠杆并购，如果只需要小手术，比如踢走某个高管，一场委托之战或许就能搞定。 显然，这种纠错机制对于市场的健康繁荣是很有益的，可是，经营团队是否正在犯错，挽救手术能否奏效，都是高度主观的判断，看走眼的机会很大，历史上杠杆并购的表现也一般；而同时，保持核心团队的稳定性对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建构商业模式、贯彻经营理念、营造使命感、秉持核心价值，都要求团队保持控制力，特别是那些其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尚未获得广泛认可的新兴企业。 所以，在创业和经营者那边，总是希望经营战略免受打扰，特别是来自小股东的难以预期的打扰；事实上，公司章程的设计和公司法的规定，都有助于团队保持控制，除此之外，公司还精心设计了几十种毒丸来对付潜在的敌意并购。 然而，团队控制和股东干预的界线究竟该划在哪里？这个问题只有市场能回答；股东维权运动中，有一派是主张私序演进的，即应由公司章程和交易所规则的创新来推动委托参与，最终由投资者的选择和市场淘汰机制来决定界线所在。 在自由市场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创业和经营者会不断设计出新的章程，投资者和银行家会创造出新的干预工具，各交易所会设置不同的上市门槛、识别信号，而不同风格的基金会建立相应的筛选标准和隔离屏障，帮助股民实现表决权的各种代理和咨询机构也在发展，界线将随进化过程而浮现，并随创新而不断移动，无法相信，SEC一拍脑袋就能找出一条最恰当的界线。 从法律上说，重要的是，投资者在进入之前，有权知晓他所买的股票对应着何种程度的表决和干预权，这就要求，交易所应将上市公司的章程标准化为少数类型，并对不同类型作显著区分，比如A/B类股票就是一种清晰的区分，是否埋了毒丸也应该清晰显示，这方面改进的空间还很大；然而，SEC的一纸规定却打断了私序演进过程，由于它适用于已经上市的股票，因而打破了经营者和股东双方对干预权界线的预期，使经营者们原本为企业设计的稳定机制不再有效。

李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 辉格 2010年8月25日 04年当选立委之后在政坛的夸张表演、05年的“{{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神州文化之旅}}”，一度使{{李敖}}成为众媒体追捧的天王巨星；稍稍平静几年之后，最近他又高调亮相，看世博、游西湖、送儿子上北大，同时也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阳痿美国》造势；据说，这本洋洋洒洒四十万字的书，把44任美国总统中的43任挨个骂了一遍，可谓的李敖式编史又一典型成果。 很巧，另一张著名大嘴[[Chomsky|乔姆斯基]]，最近也巡游中港台，拿了几所名校的荣誉博士后，也在北大演讲，继续着他对美国政府和西方政治不知疲倦的攻击；这两位，一个语言学的顶级大师，一个青年时代才华出众的历史学者，如今却沦落到八卦小丑的地步，其言论虽时而能哗众取宠、惊世骇俗，却少有人认真对待，更谈不上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实属可悲。 他们都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做学问的人总是会遭遇各种势力的干扰、诱惑乃至裹挟，特别是来自权力的那些；取悦或依附于这些势力，会让你失去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是对的，但人们通常也认为，与这些势力相抗争，始终站在他们对面，永远持批评者的立场，就是学者之独立性的最佳体现，{{村上春树}}的名言生动的表达了这一思想：在墙与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哲学。一条曲线的相似形和互补形，与该曲线同样高度相关，也就是同样不独立，类似的，与干预势力做斗争不能给你带来独立，只有漠视和不理睬它是真正的独立；学问是求真或求美的游戏，而斗争则是求胜的游戏，一旦你进入抗争、反驳、批判、揭露、嘲讽、责骂的斗争路线，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一条日益狭窄的死胡同，实际上，你的概念体系、想象空间和思想轨迹，都被这一争论的语境所限定了，而创造力却被关在了胡同外面。 李敖在被国民党迫害，坐了两次牢之后，就悲剧性的陷入了这条死胡同，在无休止的斗争中断送了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他后期的历史著作，活生生就像文革期间批斗用的“某某十大罪状”“某某某罪恶可耻的一生”之类凌乱拼凑用来支持其单薄苍白的口号式观点的史料片语摘抄汇编集，很难相信几十年后还有人会有兴趣看这些垃圾。 无论是求真的科学学派还是求美的艺术流派，都不是靠对其它学派的批判而赢得其地位的，而是依靠自身所展示出的解释力、表现力、启发性和创造性而赢得认同与追随，这不是一场面对面的战斗，而是肩并肩争夺客户的竞赛。 或许人类的战斗意识被进化培育的过于发达了，人们常把平行竞争错误的识别为面对面对抗，新闻和文学作品中，商人总是被描绘成时刻想着如何弄死对手，其实成功的商人更关注客户而非同行，用谷歌CEO的话说，我们不关心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我们只关心用户需要什么。 好的学者很少参与辩论，更不会热衷于大规模论战，那些所谓历史性的大辩论从未决出胜负，也没能推动知识进步，反而把双方推向自我辩护不断强化的死胡同，恶化学术气氛；真正有效的学术争论，只能发生在那些遵循共同科学范式、接受同一组基础假定、采用相似方法论的学者之间，他们往往处于同一学派，而争论的主题也限于尝试性的外围假说和事实细节的判断。 如果在方法论和基础假定上缺乏共同点，争论是无益的，明智的选择是相互漠视，各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等待人类知识积累体系的内在发展逻辑最终做出评判；至于学术以外各种力量的干预和斗争，就更应予以彻底漠视和屏蔽，因为后者遵循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一旦把“这是鸡蛋还是墙？”“你站在哪一边？”“你的动机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引入，学术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当然，学者作为个人，会有其价值观，作为社区成员，会有其道德准则，作为公民，会有其政治立场，但这些被应被屏蔽在其知识工作之外；对于自然科学家，这容易做到，因为其间有着清晰可辨的自然边界，所以乔姆斯基的政治批判热情并未影响他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但社会科学家就不同了，他们的工作所针对的事实和问题域，经常与道德和政治争议的问题域相重叠，此时，避免将立场之争带入理论建构、科学解释和事实判断，是非常困难的。 李敖的错乱是个极端的案例，他始终以学者自居，却热情投身政治，一边怀抱政治倾诉欲写书，留下一堆垃圾，一边用学者的姿态从政，没有推进任何政治进程，两样都做得很糟糕；尽管在生物学意义上，他算得上是成功人士：有金钱、有美女，还有两个孩子，但在我眼里，却是个十足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