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退守高端？ 辉格 2013年1月31日 在不如人意的第四季财报导致股价暴跌之后几天，苹果发布了两款升级版的iPad 4，除内存翻番外，新品与旧品并无区别，价格却又上跳了100美元，其中LTE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929美元。 在定价策略上，苹果延续了iPad系列随配置性能提升而逐级提价的路线，这与谷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Nexus 7升级时，价格不变，提高配置，同时对旧产品降价。 从这一点看，苹果似乎并不太介意平板市场的份额被蚕食，而决意维持甚至强化其高端定位，以三倍的价格差，是不可能与竞争对手拼抢份额的，因而可以预料，安卓在席卷了手机市场的大半份额之后，也很快会在平板市场压倒苹果。 对此前景，苹果正在奉行一种退守高端、确保高毛利率，而不追求市场份额的策略，这意味着，此前传闻的低价iPhone将不会出现。 退守高端，也是苹果对其在供应端所面临困境做出的反应，苹果产品对制造工艺和质量的苛刻要求，加上他的巨大批量，已对其上游厂商构成了极大压力，即便如富士康这样承压能力极强的制造帝国，也已不堪重负。 而且，随着苹果在智能手机市场垄断地位的打破，上游厂商已不再像过去那么百般迁就苹果了；几个月前，郭台铭罕见的打破沉默，说iPhone 5要求太高，富士康难以同时确保质量和速度，同时苹果开始考虑将部分生产搬回美国；种种迹象都显示，苹果宁愿收缩以确保质量和缓解供应链压力，与退守高端策略是一致的。 从苹果的企业禀赋看，专守高端也是合理的策略，他的平台封闭性，以牺牲选择性换取简洁和完美体验的产品设计路线，对待消费者和开发者的父爱主义专断姿态，都更适合营造一个局部高端生态位，而不适合构建通用、开放、多样化和高覆盖率的生态系统，此前的高市场占有率，只是其先行优势所造成的短暂局面。 对企业来说，在高端构造一个牢固而利润丰厚的生态位，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以活得很滋润，问题是，对于投资者，这样的前景能否支撑苹果目前的高市值？尽管其股价在过去四个多月已从最高点700美元跌去了1/3，但苹果市值仍超出谷歌、微软、IBM等IT巨头将近一倍，更四倍于巅峰期的诺基亚。 假如苹果最终输掉主流生态系统之争，在各大终端领域只维持5-8%的市场份额，就像他在PC市场的情况，那么当前市值无疑是过高的；当然手机和平板市场情况可能不同，赢家通吃的效应或许没有PC市场那么强烈，而要对赢家通吃的程度作出更准确的判断，还需要逐一考虑影响平台依赖性的各种因素。 关键仍是应用，如果用户仅仅因为平台的缘故而放弃一个终端，那肯定是因为它不能理想的运行他所需要（或未来很可能需要）的某些应用；对于一个市场占有率处于第二等级的平台，这样的事情有多大可能发生，将取决于那些用户难以割舍的应用更可能以何种方式、由谁来开发，以及复杂度有多高。 首先，应用复杂度越高，开发难度越大，或者安全敏感性越高，测试负担越大，便越不可能同时为多个平台维持平行版本，因为那么做代价太高了，于是只能选择其目标用户使用率最高的那个平台；其次，应用越多的由大型厂商开发提供，就越可能维持多平台平行版本，因为大型厂商的规模效率让他们更有能力负担平行版本的高成本。 从这两点看，高带宽和云计算的发展都有利于小平台，在云计算模式下，应用可以将大部分复杂性留在服务端，简化终端程序，这样，维持终端平行版本的代价便大为降低；同时，大型应用厂商也更可能建立自己的云服务，而个体开发者则可能连自己的网站都没有，只能完全依赖终端计算与存储能力。 对小平台不利的发展是，终端硬件功能正在日益丰富，特别各类信号传感器的出现，从光学、声波、重力、运动、温度，未来甚至气味、压力、湿度等等更多的传感器也会被运用到终端上，而传感类型的丰富必将提高终端应用的复杂度，其中许多需要实时性的部分是不能被移到服务端去的。  

阿里巴巴重组旨在巩固管理层控制 辉格 2013年1月21日 上周，在一封致员工的公开信中，马云公布了阿里巴巴的重组结果，将其业务划分为25个事业部，并分给9位总裁执掌，同时马云宣布将于今年5月辞去CEO职务，继续以董事长身份更多专注于战略工作。 两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这次重组，一是近年来阿里巴巴管理层与大股东的关系隐患逐渐浮现，调整这一关系是马云当前一大关切，这清楚的体现在去年六月他接受彭博社《商业周刊》访谈时的言辞之中，二是去年马云曾多次透露出要让阿里各大业务变得更独立，并在未来分拆上市的想法，去年12月《财经》一篇文章曾对此动向作了梳理。 从此次重组结果看，前一项诉求似乎占了上风，因为重组的内容看来主要是在组织和人事，而不是业务和职能方面，通过将一批业务主管提升到战略层面，参与全局管理，将强化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改变原先马云单独面对大股东的局面，令大股东更难以插足和干预，同时也为未来交接班做准备，可能是这次重组的主要意图。 当然，要达到这一效果，还需要激励结构的相应调整，也预示着未来股权结构的逐步改变，总裁们可能会被要求持有更多股份；不过，以阿里目前的规模，个人财力恐怕很难让他们买入足以影响大股东地位的股份，这一点必须借助资本市场和外部杠杆来做到，而分拆上市恰好提供了这样做的机会，此前对B2B业务的私有化或许正是为此做准备。 比如管理层可以先向投行借钱，认购准备分拆上市公司的大额股份，等完成上市后用部分已升值的股票偿还借款；这一过程，既可达到以管理层持股取代外部股东的目标，也因为将上市公司拆小了，而提高每位高管的持股比例，从而在其职责与股权之间建立更直接的激励机制。 假如这一猜测能够成立，那么“阿里巴巴想要做的不是商业帝国，而是生态系统”这句话，就最好从激励和升迁机制方面理解，意思是：公司为你们这些中高层年轻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会，谁把手头这块业务做好做大，就有机会独当一面，成为一家分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掌门人。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排除另一种解读：阿里将把它的各大业务板块改造成在商业模式和组织结构上能够独立存在和自我维持的实体，这样的改造意味着需要大幅降低各大业务之间的耦合度，并为每块业务找到独立的核心价值和盈利模式，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阿里在朝这方面努力，也看不出这样的前景如何可能。 降低职能和管理上的耦合度相对容易（尽管可能提高成本），而降低盈利模式的耦合度则谈何容易，目前阿里的核心价值全在于其交易系统，除支付宝外，其他都是依附于此的增值业务，而增值业务是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 其实，从本次重组内容也可看出马云并无此打算，无论是25还是9，对于组织结构都是很大的扇出系数，通常，扇出系数越大，下级对上级的权威和地位差距就越大，越容易马首是瞻、唯命是从，集权度也就越高，所以，若马云果真希望向下放权，提高部门自主性和独立性，为未来分拆做准备，本应设立更少和更大的事业部，相应更少的总裁。 这样看来，马云并不是真的要在业务上分拆阿里集团，只是想借助这一过程完成管理层控股，用金蝉脱壳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改善了激励机制。 然而从投资者角度看，与整体上市相比，这样的安排潜藏着很大风险，未来分拆上市的公司，若只注入增值业务，那么核心业务的持有者，无论是否控股，都可随时压榨其利润，这对投资者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类似情况在国内资本市场虽不少见，但毕竟不是好事。  

制度障碍让城市化提前失速 辉格 2013年1月29日 近来城镇化的议题又重新引起了关注，在经济前景的各方面都找不出什么乐观迹象的今天，仍在延续的城市化进程，似乎成了人们唯一能寄予厚望的增长动力，然而，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之后十年的热潮之后，城市化从六七年前开始就已经降速了，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发改委马晓河博士从多个角度对此降速做了分析，颇有启发。 城市化的失速，其实更多的表现在深度上，从数量上看，尽管统计报表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刚刚过半，但许多所谓流动人口虽被统计为农村居民，实际上可能多数时间居住在城镇或城市，也进入了城市经济，这从务农人口的萎缩程度上也可看出，反映在统计上，是城市化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率。 原本人们曾期望，随着大量农民进城，会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建立新社区，带来消费繁荣和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创造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新兴中产阶级，而实际上，尽管这些都在发生，但速度和深度却远不如发达国家曾经历的。 这种缺乏深度和融入的、未能导向一个中产社会的夹生城市化，似乎也是许多国家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际普遍面临的状况；进城工作多年的工人们仍可被清晰的识别为“民工”，很少融入城市社区，可以轻易随工资行情波动而在各大城市之间流离奔波，有点像收获季外出帮人摘棉花的季节性农业工人。 妨碍农民向城市定居生活转变的障碍，主要是在制度上，首先是土地制度，现行的土地征收和招拍制度，将由工业化、城市化和与之伴随的农业商品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都截留在了地方政府手里，而原本这一增值可以为农民特别是郊区农民完成城市化变迁提供一个扎实的资本基础，近郊农民甚至可以在城市化之前就完成中产化，但实际上，只有那些地价极高的北上广等少数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城市，近郊农民才分到了一些甜头，绝大多数农民却被迫以无产者身份进入城市。 这份土地增值，原本也可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所需财力和激励，假如土地用途转变在业主手里完成，业主和开发商可以按市场需求自主规划和建设，那么城镇化的过程会比我们看到的更顺畅和深入，而在现行城市规划开发制度下，地方政府虽截留的绝大部分增值，却未能有效率的提供迁居者真正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政府的规划和开发计划常好大喜功、大而无当、脱离实际需求，造成大量浪费，留下一个个缺乏配套不适合居住的新城区，和空荡荡似鬼城的开发区；而且为了支撑其开发项目的地租，还刻意限制土地供给以压制有着真实需求的私人开发项目，结果我们看到，许多新区根本没人住，而那些被规划当局忽略了的边缘地区，反倒因生活便利租金低廉而大受移民欢迎，成了热闹兴旺的城中村。 现行城镇政府组织模式下，移民缺乏自发组织社区并自行管理的自治权利，也妨碍了城市化的深入；基于业主权利的社区和城镇自治，不仅可借助市场化机制更有效率的提供公共产品，也可让移民有机会建立适合其传统和习俗的聚居地；美国移民的经验显示，假如城市新社区能够最大限度的容纳移民原有的文化习俗、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便可为他们进入流动性大社会提供一个缓冲和过渡，从而更顺畅平缓的实现融入。 由政府统一规划下所开发的商品房社区，很难满足这些需要，移民为进入城市，常被迫放弃原先所依靠的社会资源，而只能以孤立无助的个人在新环境中求存，这对于那些尚未适应城市生活的移民是很高的代价，意味着很大程度上割断传统关系纽带，丧失此前已建立身份和声誉，熟悉的信息来源，来自家族、亲友和邻居的生活帮助和情感支撑，发生纠纷冲突时也得不到传统规范下的道义援助。 这也是许多移民特别是中年以上者留恋乡村老家，或宁愿留在有着许多同乡和老熟人的城中村而不愿搬家商品化社区的原因，然而，乡村正在因年轻人的流失和经济基础的瓦解而迅速空心化，城中村也因缺乏自我治理机制而陷于困窘无序，皆非长久之计；城市化下半场的顺利完成，仍有待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社区与城镇自治模式的建立。  

反腐败需要根本性制度变革 辉格 2013年1月25日 二十多年来，反腐败早已成了大小官员的口头禅，党政体系也横七竖八叠床架屋的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反腐机构，但腐败却从未因此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无孔不入；其实这样的结果当在意料之中，当前的腐败是系统性的，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制度基础，不改变这一基础，而仅仅针对腐败行为和个人，如扬汤止沸，自然不可得。 对腐败的制度基础，已有无数评论从各个侧面作出分析，较浅显的，是权力缺乏外部监督，实际上所有反腐政策，都是在同一个权力集团和利益共同体内，赋予一部分成员以新的权力，去监督约束另一部分成员，结果只是改变了腐败机会的分配而已，况且该集体所有成员都是腐败体制的受益者，如何能指望从制度上消除腐败根源。 基于此认识，有了舆论监督的呼声，舆论监督确实挖出了许多腐败，互联网更壮大了其声势，但和政府机构反腐一样，舆论虽拉倒了无数贪官，却没有减少腐败，因为它丝毫没有削弱体制创造腐败的能力，充其量只是让贪腐行为变得更谨慎、更隐秘、更迂回巧妙，只是在帮助贪官改进技术水平。 深一层的观察，认识到腐败是政府权力泛滥的结果，通过控制大量关键资源，掌握大规模开发项目和大型工程，支配大量财富的再分配，对市场活动、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设立种种管制壁垒，让权力罗网深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个毛孔，从而赋予了决策和执行者大量寻租机会。 一些较为乐观的评论者曾指出，在权力对资源的掌控和管制壁垒既已存在的前提下，有腐败比没腐败好，从单一事件看，确实如此，贪官拿了钱至少让市场交易得以发生，让企业继续经营下去，只是被额外抽了一笔租金，而铁面无私照章办事的官员若严格执行管制法规，则完全关闭了市场大门。 但这一观察忽略了腐败的长期激励效果：寻租甜头被屡屡品尝之后，会激励官员设立更多壁垒，想尽办法制订种种束缚企业和公民手脚的规章条例，况且，在扒粪记者和舆论监督的鼓吹推动之下，在西方国家管制先例的示范之下，他们在这么做时，从来不缺少冠冕堂皇的理由。 也就是说，腐败作为市场润滑剂，只是在短期起润滑作用，在长期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摩擦阻力；而且这种润滑剂极为昂贵，昂贵首先是因为垄断，需要疏通的衙门往往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特别是对业务限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根本没有绕开的可能。 其次是因为寻租交易的地下性质，使承诺缺乏约束力，任何承诺都是临时的、个人的和双边的，这自然会导致高度机会主义倾向，模糊的个人承诺随时可能反悔，假如缺乏反制手段，便可能面临无限制敲诈，每任新官都要重新买通，来自上面的每项新政策，也都可以成为重新索价的理由。 地下性质的另一个后果是高昂的交易费用，在没有公开市场的情况下，仅仅搭上线就要付出很高代价，要完成议价，要找到确保安全的机制，更是难上加难，大量费用被花在中间人、相互试探摸底、迂回伪装掩饰和风险控制上面。 而且这一过程往往非常肮脏和卑劣，充满了屈辱感、卑污感和罪恶感，给当事者带来沉重的人格和道德代价，为诚实正直自尊者所不齿，这就造成了一个逆向淘汰的局面，败坏了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使得有利于市场发展的价值和伦理体系久久难以出现。 权力泛滥创造了腐败温床，因而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解决之道在于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这意味着需要某种制衡结构和宪法机制，制度化的阻止权力进入它不该进入的私人领域，当它错误的进入时，需要有一种常规机制来加以矫正，然而，在现有体制下，很难指望出现这样的变化。 实际上，导致腐败的这套资源控制和行为管制系统，同时也是一套内部组织和激励系统，它构成了当前体制赖以存在的核心；由于缺乏现代职业文官阶层所发展出的专业伦理和价值体系的支撑，体制维持官员的忠诚、凝聚力和组织效力所依靠的，主要是物质利益和传统的恩荫效忠模式。 考虑到正统价值体系的过时、政体合法性上的缺陷、官场的腐化堕落，如今做官大概不会给人带来多少荣誉和成就感，特别是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在人格、声誉、价值观方面，做官的收益恐怕都是负的，那么，让他们仍大批涌往公务员考场的动力，就只剩下物质利益了。 关键是，这些利益不能按正式公开透明的规则来分发，那就起不到组织工具的作用了，而必须分山头派系，按资历、势力和荫庇关系来分配，才能在权力阶梯的上下级之间建立个人荫庇和效忠关系，恩主为确保手下兄弟的效忠，必须保留随时收回的机会，而为了确保这种予取予夺的能力，必须让利益处于灰色状态，抓住你的污点把柄。 同时，为在同僚竞争中自我保护，也必须相互有把柄可抓，而相互抓把柄的努力，最终发展成了这样一条让各方满意的规范：确保每个人身上都不干净；只有断绝了金盆洗手退出赛场的后路，才能约束成员遵守组织内的游戏规则，防止他们背叛组织；这样一个通过无数利益纽带，将数千万人卷入其中、无法逃脱的体系，靠局部的小修小补，是难以改变的。  

禁售政策正在加速大象灭绝 辉格 2013年1月16日 最近，香港海关在三个月内第三次截获大宗走私象牙，共779根1.3吨，而上两次分别为1.6吨和3.8吨；近年来象牙走私的热潮看来仍在延续，全球海关查获数量从2007年的10吨上升到了2011年创纪录的40吨，去年的不完全统计已超过27.5吨，完整数字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前年的纪录。 从流动方向看，中国需求显然是此轮象牙走私高潮的主要推动力量，据此，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者购买力提高的结果，但这一观点很难成立，因为过去五年中国消费者收入虽有所增长，但与此同时象牙及其制品的价格却上涨了十几倍，远远超过收入增速，所以，除非偏好发生了变化，否则象牙需求不会如此暴涨。 实际上，偏好确实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起因，正是中国政府为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义务而于2006年9月实施的《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该条例切断了象牙进口的传统渠道，而同时，根据2008年CITES会议的分配结果，中国市场到2017年之前的合法进口量被限制在了62吨。 这个数字只是国内传统象牙消费量的零头，而且按目前的趋势，显然不可能指望2017年之后的配额会更高；这一局面一旦明朗，随即产生了类似于一位产量稳定的著名画家于壮年突然病逝的效应，象牙制品立刻在收藏市场受到热捧，此后四五年内，其价格以每年接近翻番的速度暴涨。 很明显，并不是收入增长推动了象牙消费，而是禁售法规限制了未来象牙供应，令其有望成为绝版珍品，满足了作为收藏品所需条件，因而受到收藏者和投资者的热烈追捧，在此过程中需求曲线已虽商品性质的改变而大幅移动；而同时，禁售法规又无法控制住偷猎和走私，结果导致了一种末日来临之前的哄然抢购局面。 末日效应同样也发生在供给端，盗猎行动已发展为类似于对未来现金流一次性提现的做法，假如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是可靠的，那么按其现值提出来，和定期获取现金流，效果就是一样的，可是当这个预期靠不住时，立即提现便是理性选择，显然，禁售法规越严苛，供方对未来出售象牙而获取现金流的预期就越靠不住，因而越倾向于提现。 用禁售法保护野生动物，是非常荒谬的做法，就好比用禁止农产品交易来保护耕地；要知道，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种群，而不是动物个体，更不是动物器官，象牙作为大象种群所生产的产品，其市场价值恰好可以为保护这些种群提供激励，同理，只有粮食卖的出好价钱，农民才会保护耕地。 野生种群所面临的首要威胁，是丧失栖息地，其次才是偷猎，而要说服当地居民将栖息地留给野生动物，并忍受这些种群带给他们的种种不便和伤害，就必须要让他们相信，这些种群的存在能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好处，而禁售法却恰恰背道而驰。 热爱野生动物的人们，本应为象牙的高价格而庆幸，这是说服当地农民为大象保留栖息地的最好理由，不幸的是，借助“没有买卖便没有杀戮”这句煽情口号，他们将这一市场价值变成了盗猎者与保护者之间的残酷杀戮，以及当地农民的冷漠旁观，或许还略带庆幸，因为大象与农耕社区之间历来存在不小的冲突。 当然，要将价格激励落实为对野生种群的切实保护，需要建立相应的产权制度以避免公地悲剧，这或许有些难度，但决不会比目前的反盗猎行动更难，因为这相当于让牧民为保护自家的畜群而执行反盗猎，无疑比缺乏激励的官方反盗猎队更加起劲和认真，而象牙的市场高价恰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执行所需财力。 假如一个当地部落或地方政府被赋予一个大象种群及其栖息地的排他性用益权，或者私人公司通过拍卖获得类似权利，按目前行情，几支象牙便可帮助他们购买一辆丰田皮卡或几百支AK47，比起得不到收益却要冒生命危险、还时刻面临贿赂诱惑的现有反盗猎队伍，当能更好的实施保护。  

作为文化现象的过敏症 辉格 2013年1月10日 过敏（[[allergy]]），是免疫系统对入侵身体的外物作出过度反应时所表现出的症状，它是生理系统与所处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并且这一互动关系超越了个体生命而延续于漫长的进化史，其表现也随个体成长发育和生活史而不同，过敏症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了我们观察文化与生活方式变迁，和理解这一变迁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很好窗口。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过敏症患者的比例在现代有显著增长，近几十年更为翔实的统计数字不仅确认了这一趋势，而且发现速度比原先认为的更快；有意思的是，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程度越高，过敏症越普遍，看上去，现代化所带来的人口迁居和人员流动性可能是个关键因素，因为迁移到陌生环境的人会接触到更多陌生的过敏原（[[allergen]]）。 这一点从美国的情况中也得到了印证，美国同时满足了经济发达、高城市化率、高移民比例、高国内迁移率等几个条件，而过敏症也最为普遍；考虑到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大规模国内移民，以及各大区域之间巨大的生态差异，可以预见，未来一些年，过敏症在健康问题中的排名将迅速提升。 陌生过敏原之所以带来麻烦，是因为免疫系统在个体生活史（特别是幼年期）中能够对特定过敏原作出调适，据进化医学（[[evolutionary medicine]]）名著《我们为什么生病》介绍，该调适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免疫系统能对特定过敏原产生针对性抗体，由于免疫防御机制分多个层次，假如这些抗体能帮助前沿防线成功实施防御，就不需要激活处于纵深防线的[[IgE]]，而正是后者导致了表现为过敏症状的剧烈反应。 二是IgE被激活的阈值是可调的，特别是在幼年期，因而对过敏原的早期接触会提高阈值，而成年后才接触陌生过敏原就可能有麻烦；反应阈值的可调性，从许多儿童过敏症在成年后自动消失的现象中，也得到了印证；这一调适机制可视为个体在发育过程中按所处环境条件而设定参数的过程，是在防御失败的风险和过敏代价之间做出一次权衡的机会。 从进化史角度看，另一种调适会经由自然选择而在基因层面上发生，调适的遗传后果将随种群所处的地域环境而产生差异，这意味着，当人们从其祖先世代生活的地方迁往别处时，可能会先天的对某些过敏原不适应，而且这种不适未必能通过幼年接触史得到充分调适，比如美国非裔的过敏性哮喘（[[asthma]]）发病率比欧裔高出39%，或许就是因为非裔的免疫系统更难适应北半球的植被与花粉。 这几个方面都预示着，更富裕、更具流动性的现代生活，将带来更多的过敏，首先，人们将更可能生活在远离其祖先世代所在、也远离自己幼年所在的地方，其次，现代人生活工作地点变换更频繁，旅行范围更大、频率更高，因而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种过敏原，最后，现代医疗条件让过敏症儿童更有机会存活下来，从而降低选择压力，弱化免疫系统对过敏原的遗传适应，不过，这一效果需要许多代人才会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现代生活方式却削弱了幼年期对各种过敏原作出调适的机会，并倾向于让免疫系统将反应阈值设的过低，因为城市生活更加远离野生环境，卫生条件大为改善，深加工食物也经过了更彻底的消毒灭菌。 更重要的是，养育孩子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人生育更少，但给予每个孩子的关爱与呵护则大大超出传统社会，同时城市居住模式和学校教育也让孩子的活动范围得到更严格的控制，这些都减少了他们接触和适应过敏原的机会，这样，一旦他们成年，离家上大学或工作，活动范围突然扩大，过敏便容易发生。 尴尬在于，人们应对过敏的方式实际上加剧了上述趋势，发生过敏时，通常首先用抗过敏药抑制症状，接着会想到从食谱和生活环境中尽可能的清除各种过敏原，这一努力并得到了现代食品工业的帮助，大型厂商面对着数量庞大的消费者，其中难免有各种过敏症患者，而法律通常向他们施加了严格责任，同时还面临着日益严厉的行政管制，因而有着足够的激励排除常见过敏原，至少会作出容易辨别的标识。 然而，真正能够根治过敏症的手段却只有脱敏治疗（[[hyposensitization]]），即让患者从微小剂量开始，逐步适应过敏原，而清除过敏原的努力只能降低每个过敏症患者的发病几率，同时却增加了过敏症患者的数量，因为它实际上也是在清除自然脱敏的机会，两相抵消，最终过敏发病率未必下降，而从统计数字看，很可能还增加了。 可是，以当前对待儿童和生命的伦理标准，在既已了解过敏原理，也掌握了控制过敏原的手段之后，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让孩子和自己去经历传统社会那种程度的自然脱敏过程，遭受那样的痛苦、危险和高死亡率，只有在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其中大半会在成年前夭折的时代，这样的痛苦才可能被伦理标准所接受。 所以，未来人们恐怕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循环：越来越多的过敏者－过敏原控制的不断强化－更少的自然脱敏机会－更多的过敏者，他们将越来越被限制于严格筛选的食谱和严格控制的环境之中，生活与消费方式也将为此而加以改造，当出门旅行或野外活动而离开精心构筑的防过敏温室时，就只好靠药物来抑制过敏反应。  

从3B之争看网络服务的善意使用 辉格 2013年1月9日 去年国内网络业的一桩大动静，是奇虎大举进入搜索市场，这立即引发了它与百度的激烈冲突，而冲突的起因，自然离不开周鸿祎一贯引以为豪的厚脸皮作派，其所谓综合搜索，看上去只是用一个自动程序，将用户的搜索请求转向百度谷歌，再将返回结果在自家页面上展示而已，以后再配上自家的广告，便可盈利了。 用自动机发送搜索请求，本身到算不得恶意行为，假如不是搜索业务的直接竞争对手，百度或许还欢迎你这么做，这可以拓展搜索引擎的应用领域，提高其渗透率，但奇虎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像搜索引擎，并以此盈利，需要做得更多：还要把网页快照抓到自己服务器上，否则访问快照的流量就又跑到百度那里去了。 正是后一做法激怒了百度，于是向国家版权局投诉；近日，该局在约谈了双方主管之后作出了表态，这个表态看上去好像支持了百度，其实仅仅明确了此纠纷“不适用避风港原则”，至于抓取网页快照的行为，它虽申明须经百度授权，却加了个前提“对于百度拥有权利的作品”。 奇虎立即抓住了这个把柄，一面宣布坚决执行版权局意见，一面指出“目前百度并未提供任何权利证明”，显然，百度拿不出这样的证明，因为这些快照内容的著作权并不属于百度，它也是从被其索引的网站上抓下来的，而除了著作权之外，似乎也不存在什么法定权利，能够限制他人获取并存储它的快照数据。 百度找版权局告状，看来是找错了衙门，它和奇虎的纠纷跟著作权实在没什么关系，假如他认为奇虎的做法不可接受，更贴切的指控是，奇虎可能违反了对网络服务的善意使用原则。 善意原则实际上体现在各种服务业的规范之中，对服务的某些使用方式，虽没有违反法律或契约的明文规定，但背离了服务提供商提供该服务的初衷，并损害了其提供正常服务的能力，严重的时候甚至令其商业模式崩溃；对此，商家可能采取各种甄别措施来屏蔽这些行为，但许多时候，这种措施带给商家和常规消费者极高的成本，此时，善意使用这一笼统原则便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救济。 导致甄别困难和高成本的一个原因是，许多非善意行为从单次看并无特别，差别主要在其频率、规模和间接效果上，比如你走进一家超市，记下某件商品的价格，然后到另一家超市，比较价格后再决定买哪家的，这很正常，但如果你遍历每个货架，把所有商品价格抄录下来，然后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经营的超市定价，或者你经常去一家服装店，每次试穿几件，并拍下款号价格，但从来不买。 一些公共服务也面临类似问题，比如基于十分牵强琐碎的理由提起诉讼（参见[[frivolous litigation]]），偶尔为之可能很正常，因为诉讼者并没有义务预先评估立案和胜诉的可能性，但有些人会以极高的频率这么做，比如美国有个叫[[Jonathan Lee Riches]]的家伙，几年内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2600多件诉讼，显然，若放任这种恶意行为，许多服务都会瘫痪掉，而这些服务交易在正常情况下原本可以为交易双方带来很大好处。 当然，并不是说任何违背服务提供商意愿的行为都应得的法律限制，只有当法官认为这项服务对市场参与者有足够高的价值，而恶意行为又无法在既有规范下以合理成本得到屏蔽，因而值得为其创制新的司法规范，他才会向使用方施加克制其行为的责任，做法便是通过司法判决赋予善意使用这条笼统原则以具体的内容，而在权衡上述价值与成本的时候，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常可以为其提供指导。 幸运的是，在网络搜索领域，私人公司之间已经发展出了关于善意使用的民间规范，比如与3B纠纷有关的“机器人扩展协议”（[[Robots Exclusion Protocol]]），便约定了由内容网站在自身的[[robots.txt]]文件中，向爬虫程序告知其对爬虫或其他自动机的接纳意愿，其中可声明是否欢迎全部或特定爬虫访问其全部或特定资源，而一个善意的爬虫应尊重这些意愿。 这是私序演进的一个良好范例，可以相信，它会在未来的相关纠纷中得司法系统的支持从而成为法律；去年11月初，包括奇虎和百度在内的国内12家搜索服务商签署了一份自律公约，其中最核心的一条便是接受机器人扩展协议，所以，至少在奇虎宣布退出该公约之前，它是受机器人协议约束的，百度大可在其robots.txt中声明不欢迎360自动机，届时奇虎若掩盖其自动机的真实身份，显然会构成恶意使用。  

（按：此文乃四个多月前为某刊所写，不幸没用上，就当作新年礼物献给各位吧。本文部分内容与《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一文颇有关系，之前我没料到这篇会拖到现在才贴出，导致后一篇相关部分显得有些跳跃和费解。） 兰德热潮与个人主义 辉格 2012年8月27日 近几年，一股安·兰德（[[Ayn Rand]]）热潮在国内年轻人之间悄然涌动，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广受热捧，仅在文艺小清新汇集的豆瓣上，便显示有8183人想读，2187人读过，1912人评价过，总评分高达9.3/10，若加上英文版，这些数字还要扩大12%【注：目前上述数字已分别升至：9334人想读，2486人读过，2160人评价过】；不少自由派学者也非常推崇这本书，认为兰德和她所塑造的主人公很好的体现了个人主义精神。 不仅如此，许多推崇市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人还认为，兰德——正如她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一个吹鼓手，是对抗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面旗帜，这一认识似乎也暗示了，兰德思想与精神的传播发扬，将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和维护，有助于解除加诸个人自由之上的种种枷锁。 可是，假如我们仔细检查兰德思想和市场制度的起源与基础，便不难发现，两者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兰德所奉行的，确实是一种个人主义，但那是一种非合作性的、独行侠式的个人主义，对于合作、互惠、利他、协调、组织、社会规范等等一切将众多个人聚合成一个社会的那些元素，兰德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与抵触，认为这些要么与个人意志背道而驰，理应抛弃，要么是加诸其上的束缚，理应打破。 然而，市场制度如同其他社会结构一样，不正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若将它们统统消灭，连社会结构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谈何制度？在没有任何制度和秩序的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自由何存？至于市场，更是一种需要特殊制度保障的分工与合作体系，若没有分工与合作，那既不需要市场，也不可能建立市场。 这种将个人自由与人的社会性和超越个体的文化结构完全对立起来的倾向，倒是并不少见，只不过兰德表现的特别极端；在社会学领域，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也长期争执不下；撒切尔的一句名言生动概括了这一倾向：根本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但是，假如你对人类有过深入的了解，便会发现，这种对立是虚妄的，也是毫无必要的，它建立在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误解之上。 生物学家已发现，将基因视为利益主体，可以更好的理解生物行为，从这角度看，生物个体只是基因们合作建造的、用来散布它们自己的工具，比如雄蜘蛛为了获得交配机会以便散布它所携带的基因，不惜冒被交配对方吃掉的危险；那么能不能说：根本没有个体，只有一个个基因呢？显然不能，因为基因利益的实现，全靠个体这个工具的功能有效发挥，为此，同一基因组中的基因们达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类似的，人类个体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也达成了各种合作互惠关系，建造了各种组织、规范、习俗和制度，个体利益要借助这些关系和结构来实现，离开它们，连生存都堪忧，更不可能追求情感、艺术和学问等较高层次的目标；从家庭、部落、村镇、城市、国家，人类已经建立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迄今最繁荣、同时又最能让个体在其中自由追求自身目标的结构，便是法律保障下的市场社会。 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类拥有了自我意识和强大的理性能力，能对自己的行为和目标作出反思，因而可以不再盲目听从由基因（还有meme）为我们设定的某项偏好与功能而行动；然而，意识到这一点后的兴奋，常常冲昏人们的头脑，以至错误的以为人可以摆脱基因和文化“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包袱”和“枷锁”。 在好莱坞文艺片中，我们常听到“寻找真正的人性与自我”的俗套故事，据说，这个“自我”总是被包裹在外来束缚之下，迷失在文化染缸之中：你喜欢牛仔裤，那只是流行时尚让你觉得喜欢，并不是你“本性上真的”喜欢，你拼命挣钱，那是被流行成功标准和攀比文化裹挟了，你乐衷购物，是受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熏陶，你以为如此行事很有尊严很体面，那是社会伦理强加给你的，甚至，你以为自己是个男人，是个异性恋，那也是因为从小就被当作男孩对待，是教育赋予了你一个性别身份。 所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个人的偏好、习惯和价值观，确实很多是由社会赋予的，传统、风尚和规范，经由教养过程被潜移默化的植入了我们头脑中，变成了我们的习性和观念；问题是，我们能彻底摆脱它们吗？将这些“外来束缚”层层剥掉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自我吗？可是，把文化元素全部去掉之后，不是只有生物本能了吗？难道真正的人性就是无文化的动物性？ 就算生物本能才是真正人性，那不也是为基因利益服务的吗？自我又在哪里？只是基因的奴隶？那么，连生物本能也剥掉会如何？依我看，那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在二元论者看来，还剩下个笛卡尔幽灵，可是这么一个光秃秃的幽灵实在很单调乏味，恐怕完全满足不了那些文艺片所带给你的浪漫期待。 问题是，你为何非要剥掉它们呢？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你，是它们让你成为了现在这个你，当你试图驱逐其中一些时，其实是你的一部分在驱逐另一部分；当然，有时候你需要这样的驱逐，当构成你的元素组合让你痛苦、纠结、迷茫时，驱逐其中一些会变得更协调，你会感觉更好，而人类的理性和反思能力恰好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不仅人性和偏好的很大部分是由文化所塑造的，我们追求目标的行动也几乎总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展开，因为合作与组织已将人类的能力提到了远远超出个体潜能的水平，因而如今绝大多数值得追求的目标，值得过的生活，都已无法由孤立的个人完成；随便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就要从市场买入材料，进入或开办企业，与同事和上下游合作，或者组织发起一场活动。 比如《源泉》主角的建筑师工作，就涉及无数合作，要倾听客户的需求，要考虑结构工程师的建议，请预算师帮你做成本测算，等等；像洛克这样完全无视他人看法和感受，缺乏合作与妥协精神的人，在市场社会无疑会四处碰壁，最终往往做不成任何事情。 更糟糕的是，他还漠视基本的社会规范，仅仅因为自己的设计意图没实现，就炸毁了私人财产，他甚至还强奸了弗兰肯，并且对这些恶行都拒不认罪，也毫无悔意，再看看他与身边人的关系吧：要么是猥琐自卑的小丑，要么是丧失自我的盲目崇拜者，要么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没有一个是平等相处、合作互惠的关系。 市场的运行需要一整套规则来维持，遵守游戏规则也是市场参与者最重要的美德，标榜为资本主义旗手的兰德竟然颂扬如此漠视和践踏基本规范的行为，而且居然广受同样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读者热捧，真是咄咄怪事；要知道，洛克是被作为一个完美理想人物、一个神话般的英雄来塑造的，所以这些恶习是无法用“凡人都有缺陷”来解释的。 兰德对自由的理解，是各种误解中最粗俗浅薄的一种，她心目中的自由就是任性放纵、恣意妄为、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实际上，自由制度的敌人们，最喜欢将自由曲解和污蔑为这个样子，对此，曾在专制国家生活过的人再熟悉不过了，它的唯一效果就是让善良的人们对自由产生错误的恐惧。 与此相应的，兰德独行侠式个人主义也无益于人们争取和维护自由；诚然，由于现代市场提供了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和分工机制，因而附带的为不擅处理社会关系的独行侠们创造了更好的生存空间，因为在发达市场社会中，你只要会有一项专长、一门手艺，很少与人打交道也不难活下来，甚至轻度的自闭症患者也能活得很好，但这只是市场的副产品，市场制度的根基绝非建立在独行侠精神之上，正如一家成功企业可以为自闭者提供职位，但一群自闭者绝不可能组成一家企业。 幸好，我们还有另一种个人主义可供选择：它承认人的社会性，也坦然承认并接受文化对人性的塑造，它仅仅主张：个人可以自由的追求自己所认定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可能是文化所赋予的，只要这个赋予过程是自愿的，尽管对目标的追求需要在组织和社会结构中进行，只要其间不涉及强制，不要求个人为集体而牺牲，那么个人便是自由的，正如哈耶克所阐述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自由是且只是免于强制。  

谷歌要让摩托罗拉发力了？ 辉格 2012年12月25日 据《华尔街日报》得到的小道消息，谷歌正在和他的摩托罗拉部门筹划大动作，建立了一个X-phone项目，据说将在新产品上采用一些诸如柔性屏幕之类令人刮目的尖端技术，佩奇还激励摩托员工要有“大想法”，也许诺在销售和开发上提供强劲支持，另有消息称谷歌已向摩托派出数十名经理，希望借此促使其思维转变，摩托主管虽未确认上述传闻，但也承认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发新产品。 自从去年八月收购摩托之后，谷歌一直没什么动作，这大概也是因为合并的法律程序延宕日久，并购案今年二月才获美国与欧盟批准，五月获中国批准，此后，焦点又集中在内部结构改组上面，现在看来这一过程已基本完成，谷歌终于可以让摩托开始“做点事情”了。 看起来，谷歌新战略最突出的特点是高端定位，这可能是为了填补安卓阵营在高端市场的空缺，扭转安卓以价格取胜的形象，而安卓市场目前的几家领先制造商未能胜任这一角色，可能韩国台湾企业的资源优势原本就在中低端，而他们也不愿冒险改变自己的产品策略，所以谷歌转而寄望于摩托。 比起安卓阵营其他几家，摩托的禀赋特质看来也更能胜任这一角色，其产品定位原本就偏于高端（尽管差距不是很大），较少依靠低价策略，设计上肯下工夫，也有自己的想法，很少模仿跟风，品牌号召力虽与苹果不可同日而语，但至少可以给人一个不甘平庸的印象，这是进一步打造高端品牌形象的可信基础。 不过，作为一家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老牌企业，摩托的文化远不是激进和大胆的，因而离佩奇所期望的先锋激进路线恐怕还有不小距离，而且这条路线无论谁走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从佩奇这边看，显然已决意不再让摩托继续作为独立实体，游离在谷歌整体战略之外，延续适合其特质的发展，而是要将其变成谷歌的有机部分，按谷歌的风格做谷歌想要做的东西了。 这当然是很大的冒险，但谷歌可能玩得起，不只是因为谷歌财大气粗，更因为摩托这个平台的成本已大幅降低了，实际上，在九十年代巅峰期过去、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历经七八次剥离和分拆，加上谷歌并购之后实施的裁员和外包转型，又于本月出售了机顶盒业务，摩托已瘦身为一家中型企业，未来大概只须保留几千名员工。 在这样的规模上，谷歌便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较为从容的玩些新花样，尝试些其他手机制造商迫于业绩压力而不愿尝试的前沿想法，最直接的效果，至少可以打破目前安卓市场模仿跟风、千机一面的同质化局面。 这条路线跟目前的Nexus系列的思路十分不同，Nexus可以视为配合每一个安卓版本而推荐的示范机型，谷歌通过它告诉制造商：要流畅运行新版操作系统，良好发挥其各项特性，需要什么样的硬件配置，成本结构又是如何，这样一个示范标杆，一方面让制造商有了方便的设计起点，而同时应用开发商也可以对硬件配置作出可靠的假定。 如果说Nexus是起点标杆的话，X-phone大概是想成为极限标杆，它想告诉制造商和消费者：假如我们最大胆的发挥设计想象力和运用技术潜力，可以做到什么样子；这么做当然要准备好一次次失败，但一次成功便可创造辉煌，为让这样的策略可以持续并能够负担，大概会像Nexus一样，在运营上事先不对销量做任何假定，推广更多凭借基于声誉和新技术魅力的口碑传播，渠道将更多借助低成本的裸机网络直销。 很明显，假如上述策略成功的话，最大的受害者将是苹果，不仅其在高端市场的份额会直接受挤压，更重要的是，“最酷者”的形象地位可能会因此而易手，而这一地位是苹果迄今为止最宝贵的资产，不过，在更多实际进展出现之前，眼下谈论这些前景还为时尚早。

让谷歌眼镜来挽救颈椎吧 辉格 2012年12月20日 最近在一次颈椎病的医疗技术研讨会上，一位骨科专家对近年来颈椎病在国内的上升势头提出了警告，据称成人发病率已升至17%，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其中白领阶层尤为突出，发病率高达普通水平的6至9倍，该专家认为，手机和平板等手持信息终端的广泛使用，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这听起来是可信的，由于读写和文案处理等工作需要久坐伏案低头，因而长期以来就给白领的腰椎、颈椎、肩周、手腕等关节带来麻烦，如今信息终端应用从办公延伸到了消费领域，这些职业病也就随之而扩大为了生活方式病。 传统的纸质文档也需要伏案低头，但电脑和显示屏带来了新问题：它的通用性和多任务多窗口特征，不仅减少了头部转动，也让文档翻阅和任务切换所需要的手部动作变得极其单调，总之，使用电脑处理同样任务时，所需要的起坐、走动、翻找、整理、转动等等身体动作，都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只要愿意，白领们可以长时间僵坐不动，除了两颗眼珠和两根手指之外。 手持终端可能进一步加重了问题，它收窄了屏幕因而更减少了头部转动，而且在长时间使用时，它相对于眼睛的位置变得比电脑屏幕更低，因为长时间平持会让肩膀很累，人们更喜欢把它放在膝盖上或垂手持于腹前，特别是在地铁和公交车这种地方，阅读者缺乏肘部支撑，更倾向于这种姿势，于是更增加了颈部的负担。 随着手持智能终端的普及，其内容也日益丰富和吸引人，这种状况恐怕会持续一些年，不过人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惊慌，甚或将其斥为“技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又一个例子，技术与生产进步、生活方式的变迁，总是伴随着各种有害的副产品，这是文化演化的常态，新问题只能也总是会由技术和生产的继续进步来解决。 实际上，在职业病和生活方式病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的情况要比现代糟糕的多，旧时农民因长期负重行走，普遍患有静脉曲张，水稻区妇女则因为弯腰插秧而多患腰椎病，燃料性质、狭小居室和恶劣通风条件，也让呼吸道疾病很普遍；季节性生产和地区分工模式，也让农耕者比狩猎采集者更多依赖腌制食物，致癌物摄入更多，只是古人不知有癌症，而且寿命太短，多半来不及得癌症就死了。 影响最大的是，由于农业大幅改变了食物结构，也收窄了食谱，导致各种营养缺乏症，与狩猎采集时代相比，农耕者的营养和发育更差，身材更矮小，疾病更多，寿命更短；古代城市则情况更糟，因为交通技术落后，尽管古代城市规模远不及现代，居住密集度却更高，恶劣的卫生防疫条件导致高死亡率，结果城市历来就是人口黑洞，需要不断从外部补充才能维持其人口水平，现代城市虽也有类似效果，但那是因为低生育率，而不是高死亡率。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已帮助人类解决了农耕技术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当然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但总体上人类的处境已大为改善，手持终端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本身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其他改进、便利和享受而付出的代价，显然，他们这么选择是因为觉得收益超出了代价，或许事后他们会发现健康代价比预想的要高，但正因此人们在未来的选择也会基于新获得的信息而做出调整，惊恐是多余的。 而同时，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会激励创新者寻找更好的技术，比如谷歌在今年六月的I/O大会上所演示的智能眼镜（[[Google Glass]]），其显示和语音操控模式，便有望将使用者的颈椎、腰椎和手腕从现有的受束缚姿态中解放出来，另外，像Kindle这样轻薄小巧的被动显示器，还有未来的柔性电子纸，也将让用户可以更自由的姿态阅读，可以相信，类似的改进在未来十年内就会陆续成为现实。  

人口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2月19日 【谈论人口首先要明确时间尺度】 观察人口问题的一个困难是时间尺度，人口趋势需要经历多个代际周期、在数百年或更大的跨度上，才能看出些可把握的特征，进而才可能谈论某些规律性，决定人口走向的各种因素，其变化反映到人口总量上，也存在很长的滞后期，而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这些变动周期中的很短一段，因而个体经验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这一困难在议论中更变成了混乱，因为貌似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口问题的人们，其实关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当你考虑人口趋势对就业、劳动力、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压力，或者特定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需要关心的是未来五年十年按年龄、性别、城乡、和社会状况等维度细分的某一群组的人口变动，而当你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长期影响，或试图从过去经验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结论，那五年十年就显得太短了。 【短期逆转已成定局，长期又会如何？】 对于前一类专注现实问题、并将眼光限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事情其实已经很简单：只要看分年龄人口表就行了，由于各年龄段死亡率很稳定（尽管还会缓慢下降），而移民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可以忽略，高比例城市化的后果也已注定（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只须按死亡率和就业年龄推算即可）；当然像收入结构和文化背景等维度上的细分还有待考察，但主要的数据都已摆在那里。 所以根本的争议只会发生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当我们从经验得出某些理论判断，并运用于比三十年更遥远的未来，或比个别国家更普遍的人类社会时，就需要重新检查我们的理论基础和逻辑链条，而不能仅凭已有的数据了。 许多人以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为依据，断言这将成为未来各国普遍趋势，因而乐观的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将在一百亿附近得到遏制，这种看法尽管十分流行，但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缺乏适当时间尺度上的历史经验支持，因为目前的低生育现象最多只持续了两代人。 【马尔萨斯的人口图景】 让我们暂且忘记种种复杂因素，先回到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起点吧；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而生物之成为生物的根本在于，它们会尽可能多的繁衍后代，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何人要生育、人口会增长，相反，只有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停止增长才是需要解释的，那么，为何有些国家的人口趋势发生了逆转，当代低生育文化又从何而来？ 在马尔萨斯看来，限制人口增长的唯一因素是可获取的生存资料（主要是食物）数量，该数量由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决定，它规定了人口增长的极限，在达到极限之前，人口会一直增长；每当人口接近极限时，就会以各种方式受到抑制，饥荒、瘟疫、战争等被动方式，或独身、晚婚、出家、溺婴等主动方式，这方面的现代改变是有了可靠避孕法，因而温和而人道的主动抑制可更多的代替痛苦惨烈的被动抑制。 当人类直接从环境获取食物时，极限水平直接由可获取的自然资源决定，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扩大资源获取范围，比如弓箭让人类能够猎取大型动物，船舶让人类发现新大陆；在发明了农业和工业之后，人类通过生产过程间接获取食物，从而引入了生产率这个新变量；历史上，每次栖息地扩张和技术进步都将人口极限拉上一个台阶，导致一个持续增长期，然后又在新的极限上达到均衡并停滞下来。 影响人口极限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假如少数权贵占有大量资源，并将其投入于非食物生产，那么同样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能供养的人口便低于其最大潜力，所以，同等条件下，资源分配更均匀的社会人口极限更高，马尔萨斯观察到，结构更为扁平的中国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拥有更密集的人口。 社会结构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人口水平，拥有更多资源的富贵阶层为维持一种区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会将自己的生育率限制在远低于其供养能力的水平，而且通过示范和模仿，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会瀑布式的逐级向下渗透，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惯，从而拉低总的生育率。 不过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有些奢侈消费品的生产只是利用了富余劳动力和无关食物生产的资源，而在人口接近极限时，劳动生产率也已降至极限，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仅当奢侈品生产挤压食物生产，或用食物出口从其他社会换取奢侈品时，社会结构才会影响人口极限。 【告别了马尔萨斯，但问题仍在】 直到工业革命之前，这幅图景还大致适用，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极大改变，以至于许多人宣称，马尔萨斯理论早已破产，至少过时了，经济学家如此宣称，主要理由是马尔萨斯的边际产出递减律是错误的，确实，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正如工业革命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当创新和技术进步快速接连发生时，边际产出完全可能持续递增，从而让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 然而，简单的拒斥马尔萨斯解决不了真正的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十分现实的约束，假如技术进步果真放任人口按极限速率增长，即便不考虑生态均衡，不出五百年，地球的全部碳元素就都用于制造人体和食物了，就算届时人类已突破太空移民障碍，也终究会耗尽宇宙全部物质，所以无论如何人口必定会受到遏制，而事实上发达社会的人口也已经发生了逆转。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因素、以何种机制导致了人口逆转，这一机制是会长期持续，抑或只是局部或阶段性的？ 【城市化改变了什么？】 最显著的事实是，生育率总是随城市化而迅速下降，都市化程度越高，降得越厉害；但这很难算得上一种解释，它没有告诉我们人口转变的微观机制，为何人们一进入城市就不愿早生和多生孩子了？ 或许我们可以像加里·贝克尔那样用成本收益结构来分析生育决定，生育的代价首先是父母特别是母亲放弃自己的闲暇、消费、职业收入和事业追求，其次，假如已经有了孩子，再生一个就需要将有限资源（包括金钱、照顾和关爱）分摊到更多孩子身上，因而降低每个的养育质量。 现代城市在两方面都有大幅改变，它为妇女提供了更多职业机会，因而提高了其时间和劳动的机会成本，而且这些职业大多需要离家连续工作，相反，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农业中，农活可自行灵活安排，容易与育儿任务协调在一起，富裕家庭的妇女更完全脱离生产，专心育儿，甚至雇佣保姆和奶妈来提高育儿能力。 农村妇女常被严格局限在家庭生活中，而城市妇女更加独立自主，拥有更多个人空间，更多兴趣爱好和事业追求，因而更难以忍受被育儿责任束缚在家务之中；同时，城市父母对孩子未来发展状况的期望也更高，因而给自己施加了更高的育儿标准：更精心的照顾，更好的奶粉、衣服和玩具，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使他们很难负担得起传统家庭那么多的孩子。 【缘何舍生育而求生活质量？】 经济学家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因为经济学将偏好视为给定的，然而从我们最初设定的生物学视角看，问题仍未得到回答：为何城市妇女更偏爱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偏爱更高的抚养标准？为何同样一群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若这些行为模式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遗传收益，其存在基础又是什么？ 有人或许会说，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人的本能，直觉上这似乎可以接受，但生物学上却难以成立，假如一种本能带不来遗传收益，反而会降低遗传收益（即让拥有它的个人比没有它时留下更少的后代），那这种本能就很奇怪，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要么它曾经具有遗传价值，要么是另一种具有遗传价值的特征的副产品，要么是某种特定文化机制的产物。 前面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或许可以带来些提示，富贵阶层为保持其社会地位，将大量资源投入于维持一种奢侈昂贵的生活方式，这么做虽拉低了其婚内生育率，但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儿子们更早也更容易娶到妻子，以及更多的私生子；这些补偿优势一两代内或许不明显，但重要的是它能长期维持家族地位，从而让小幅优势积累放大。 这一点可以对照西欧封建社会和阿拉伯游牧社会来看，西欧贵族生的少，但贵族地位和财产权可靠，且延续时间长，许多家族可追溯数百上千年而香火不绝，而阿拉伯游牧部落酋长生育率极高，但游牧社会缺乏契约和产权制度，势力更替频繁，家族地位很难长期延续，因而以低生育换取长期积累性优势不是好策略。 【性选择驱动下的地位竞赛？】 那么，难道现代城市人都把自己当贵族了吗？在价值起源上或许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相对固化封闭的社会结构，极大提升了社会流动性，如今，沿着身份和地位等级往上爬升的机会似乎向每个人开放了，只要有机会和能力，人们总是选择他能够负担得起的尽可能高阶体面的社会身份，和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他们为孩子们谋划和争取未来条件时，更是如此，即便他们自己已习惯并安于既有的地位身份，但只要可能，总是希望子女能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种向上爬的倾向或许已深植于人类的本性（无论是生物的或文化的），性选择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经验证据表明，财富和地位总是能帮助男性找到更好的配偶和更多的性机会（尽管在现代这未必能为他带来更多后代），它是女性选择长期配偶的头号指标，即便在选择短期配偶时，也是重要指标。 女性偏爱富贵者、努力“往上嫁”的策略，激励了男性对财富与权力展开永无休止的追逐竞赛，而一旦这样的竞赛习性养成，他们会不断开辟新战场并在其中决一胜负，分出高下，从权力争夺、战争、商场职场竞争，到体育竞技、学术、游戏，每个竞技场上，参赛者内心深处总是假定了一群女性观众和评价者，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 追求更高端体面的生活方式只是其中一个竞技场，现代人也只是延续了这场竞赛，但问题是，这场竞赛已丧失了遗传意义；在古代，由于1）缺乏避孕手段，2）女性被高度束缚在生儿育女的道德责任之中，3）社会流动性低，因而地位能被可靠的传给后代，4）溺婴等手段违背道德且与富贵者的身份不符，因而财富身份地位上的优势会自动转变为遗传优势。 而在现代社会，这一自动关系被切断了，人们仍在为财富、地位和权力而拼搏，并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寻求更多的性伴侣和性机会，而且由于社会的开放，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这么做，但这些已不再自动为他们带来更多后代了，相反，由于他们在这些原本只是手段而非目标的环节上投入了过多资源，能够负担的生育率反而更低了。 【背离遗传价值的文化何以维系？】 一种原本具有遗传优势的行为模式，在丧失该优势、甚至转变为劣势之后，仍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该模式的遗传基础（如果有的话）需要多个世代才被清除出基因库，时间长短取决于其遗传劣势的大小（假如它导致绝育，就只须一个世代）。 假如该行为模式没有遗传基础而仅由观念所造就，经由文化而传播，那么它可能永远不会被清除，因为观念可以横向传播，一个不留下后代的人也可以把观念传给他人，并影响其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包含了禁欲独身主义的观念体系和僧侣组织可以长期存在，因为通过观念传播，尽管僧侣都没有后代，但僧侣组织却可以从其他群体中不断吸纳新成员。 但是，以牺牲其载体的遗传收益为代价而传播的观念体系，尽管可以长期存在，却极少可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构成大部分人口的行为基础，这是因为，虽然观念是后天获得的，但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特定观念的“易感性”可能具有遗传基础，并存在个体间差异，假如一种观念总是倾向于让对它易感的那些载体留下更少后代，长此以往，对它易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其传播过程便成了一个不断消灭自身传播基础的过程。 很明显，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此类观念系统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而其所基于的易感性只是一些随机变异或其他具有遗传优势的特性的副产品，才能得以维持，正如独身禁欲主义在僧侣中的存在那样。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当前城市低生育文化的主流地位能维持多久？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与之竞争的替代文化的生育率优势，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儒家传统主义者、摩门教徒、新教再洗礼派，都拥有很高的生育率，其中许多还拥有很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将在未来几个世代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短则两三代，长则五六代，将最终在文化上取得主流地位，假如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生育文化不发生逆转的话。 【人口压力是坏事吗？】 除了时间尺度，人口争议中另一个带来混乱的地方是，许多人总是将马尔萨斯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生态主义，甚至生态末世论等等联系在一起，你一提马尔萨斯和人口压力，人们就当然的以为你在暗示赞成计划生育，或在兜售生态悲观主义论调，这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一误解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兴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造成的。 实际上，马尔萨斯并不将人口压力视为负面因素，更不是悲观主义的来源，相反，他将其视为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基本动力，这一点放到马尔萨斯的思想继承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中，就更加显明了：人口压力只是自然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而选择压力当然是进化的基本动力，其持续作用也是个体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存在基础。 诚然，人口压力会造成各种苦难和悲剧，但正是这些苦难在激励人们不断设法克服它们，而正是这一过程推动了文明进步，正如痛苦让人们回避危险和伤害，饥饿感驱使人们寻找食物，性焦虑促使人们寻找配偶，并为此而谋求种种能给自己带来择偶优势的条件，同样，自卑和屈辱感激发人们力争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地位处境，所有这些指引人们行为的心理机制，若追根溯源，都可找到生存繁衍的需要这一基础动力。 当然，在富裕社会或富裕阶层，生存压力会相对松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而也会更多样化、更难以预料，但这种松弛和漂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人口压力就像拉住风筝的那根线，最终会将其拉回进化的主轨道，若非如此，社会与文明的有序结构将随漂变而瓦解于混沌。 【以计划生育应对人口压力？】 由于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误导，许多人将人口压力与资源耗竭、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关系远非必然，人口增长会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让资源变得更稀缺，因而更宝贵，可是，一样东西怎么会因为它变得更宝贵而耗竭或退化呢？依常识，这不是会激励人们更加珍惜它、保护它、并努力寻找替代它的东西吗？ 区别在于相应的财产权是否得到建立，假如资源的财产权明确并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那么稀缺性只会让它更受珍惜，相反，若没有财产权，它就可能在一阵哄抢中被破坏殆尽，这就是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应对人口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某些资源日益表现出其稀缺性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财产权制度。 应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稀缺性的另一条道路是由一个中央权威集中分配资源，并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统一的计划规定，计划生育只是这种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需要赋予国家以空前的暴力和社会控制手段，放任其对个人实施极为严酷的强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对个体价值和自由尚有一丝珍惜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做法。 正如哈耶克所论证的，试图借助集中计划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无法处理分散信息的表达、获取、传递和计算问题，注定会失败，而历史经验也早已表明，计划体制将带来极大的无效率和社会灾难，相反，财产权和价格机制已经在其漫长历史上向人们展示了其处理稀缺性问题的能力。 只要相应的财产权能够建立，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生态压力便会经价格信号而传递到正在做生育决定的个体，让他们对生育的后果——自身的抚养负担、孩子的幸福和未来处境——作出恰当的权衡，只要他们不去偷抢别人拥有的资源，抚养负担是否太重，又何须旁人替他操心？  

无人机改变了战争伦理吗？ 辉格 2012年12月18日 在撤军前景明朗之后，美国便开始在反恐战场上扩大无人机的使用，特别是在2008年部署了威力远大于第一代无人攻击机（[[UCAV]]）[[MQ-1]]的[[MQ-9]]后，UCAV俨然已成为空中打击的主力，达到了数百架的机队部署，每年执行几万次飞行，杀死数百敌人的可观规模，而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等没有正式出兵的地区，美军更完全依赖无人机执行任务。 在反恐这样的非对称战场上，MQ-9正在代替[[F-16]]的地位，许多F-16飞行员已被重新训练为MQ-1/9操作员，实际上，在无须考虑防空突破和空中格斗的非对称条件下，MQ-9完全能够胜任此前由F-16执行的任务；所以当这一能力被事实验证之后，许多国家军方都开始调整战略，采购部署UCAV或开发自己的类似系统。 于是也就引发了许多争议，认为无人机的出现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让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可以安全的躲在基地里，像玩电子游戏那样追杀几万公里之外的敌人，而这可能让攻击一方变得不负责任，如此也模糊了战斗与暗杀的界线，有人甚而认为这种变化令既有的战争伦理和规范变得无效，因而需要寻找建立新的规范。 这种看法有些道理，武器，无论是攻击性还是防御性的，确实会改变战争伦理，比如当武器需要双方人员近距离接触时，接触过程通常会自动揭示出双方意图，逐户搜索时遭遇冷枪，即可认为对方持有敌意，而自我保存的需要也当然的赋予了一方反击的权利。 但远程攻击武器切断了双方互动和对话的路径，这样规范就应对攻击方施加更多审慎甄别的义务；再如核导弹这样可一击灭国的超级武器，给了敌对邻国以先发制人的正当性；类似的，当一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时，就会被赋予更多责任去避免战区发生灾难性的社会崩溃和人道悲剧。 但无人机并未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它只是延续了远程非接触攻击所带来的问题，而后者已很古老，既有规范也早已作出了调适；MQ-9之所以能够在反恐战场上所向无敌，是因为敌方完全没有防空和空战能力，可既然如此，用有人攻击机甚至直升机其实也很安全，UCAV当然更安全了，但并不比早先的无人侦察机加巡航导弹更安全。 让攻击方变得更安全的伦理后果是双面的，这可能会增加攻击次数，但也有许多正面后果，操作者在更冷静的状态下能更好的遵守战斗规则，避免因惊慌紧张和情绪失控而导致的误伤；同时，将大批士兵留在本土，也可避免因军纪问题或文化隔阂而与当地居民发生的冲突。 因此，规范的发展应着重于两个方面：约束攻击次数，攻击者需要说明每次攻击都是必要且合理的，其次是制订更细致的战斗规则，剔除原先出于自我保存需要的授权，并对原先交给士兵现场自行判断的情形作出规范，因为现在士兵对现场的感知和反应和以前不同了；而确保这些规范得以落实的最重要前提是信息透明，好在，一次攻击得到公开报道的机会，并不会因它由无人机实施而减少。 至于战斗与暗杀界线的模糊，则根本与无人机没关系，这是对方刻意混淆军民身份的游击战术的后果，反恐方之所以需要采用看起来像暗杀的定点清除和“特征攻击”打击方式，是因为恐怖分子总是故意伪装成或混迹于平民之中，以平民作肉盾掩护；而攻击方为减少误伤，才发展出了这种结合了高强度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方式，这是很大的进步，而且此前用有人驾驶机同样可以实施。 在过去，游击战术让坚持正规战的一方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既要承担避免平民伤亡的责任，还要防范无处不在难以辨别的攻击者，无人机的精确性和安全性只是将这一不对称局面稍稍矫正了一些而已。 实际上，无人机的主要影响并不是在战争伦理上，而是在政治上，它大幅降低了美国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国内和国际障碍，在国内，更低的伤亡率和战场心理代价，让政治家轻易躲开了反战浪潮，在国际，也避免了以往美军军靴踏上外国土地时都会遭遇的政治反弹和民族主义情绪，这将帮助美国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反恐战争，尽管还不足以重建当地秩序，至少可以遏制恐怖武装继续扩张。  

城市排外情绪不可助长 辉格 2012年12月11日 半年多来在微博上主张异地考试和入学权利的占海特，因为全家与观点相异者约辩而突遭横祸，先是父亲被警方拘捕，接着房东又在警方和居委会压力下要求收房，不仅学没上成，眼看着全家要被逐出上海；警方对此事的处理颇不明智，硬把一场民间和平争议变成了官民冲突，而且惩罚约辩双方中的一方，是对另一方的鼓励，是在助长后者所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和极具攻击性的排外情绪。 近年来，在几大都市中，一股排斥甚至仇视外地移居者的情绪正在悄然生长，尽管还算不上主流，但已颇成气候，而且看来正在获得政策影响力，这是个不祥的信号；那些叫嚣“外地蝗虫滚出上海”的户口本迷恋者，忘记了一个道理，若没有过去几十年的地区间市场开放和人口自由流动，就不会有这些大都市今天的繁荣，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一繁荣的受益者。 上述繁荣大幅提升了各种地方性资源的市场价值，包括土地、就业机会、人脉资源、信息资源和语言优势，当然，确实可能有一些人，恰好不拥有或未能恰当利用上述任何一种资源，而同时却承受了更高的消费价格和生活成本，但那是极个别的，而且多半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挥霍或错失了曾经拥有的机会。 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失败者，但即便是失败者，大都市失败者的处境也要比乡村和城镇失败者的好得多，这也是为何最贫困者大都宁愿挤在大城市贫民窟而不是流落到乡镇和小城市的缘故；不过，可以相信，那些鼓吹排外的人，多半倒并非失败者，他们只是习惯性的作出了错误归因，把改善都归因于自己的禀赋、努力、明智和好运气，而把承受的代价都归因于他所不喜欢的变化和新事物。 一种为排外主张辩护的理由是，一个地区的居民有权阻止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正如国家可以建立边境管制而阻止外国人进入；假如城市是由居民基于业主权利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的自治社区组织，它这么做确实有其正当性，但国内城市的制度背景与之风马牛不相及，那里既没有业主自治组织，也没有排他性的业主契约，实际上那里的居民根本没有完整的业主资格，这些城市只是些政府所划分的行政区域而已。 至于引起纷争的外来移居者对当地公共资源的挤占，同样不能成为排外的理由，这些资源是由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金而不是由业主按其产权份额缴纳的物业费所建立和维持的，而外来居民同样是当地的纳税人，而且税负是依收入和经营规模而分摊，并非依户口本按人头征收，因而外来者有着完全正当的理由，要求获得使用这些资源的同等机会。 当然，假如国内城市曾拥有另一种制度背景，或者未来获得另一种制度发展的机会，那或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排外倾向的文化保守型城市，比如在业主契约里规定业主不得向不符合某些条件的外人出售或出租房屋，学校不得接受社区外学生，企业不得雇佣社区外雇员，等等，此类规定虽限制了居民的选择机会，但这种限制是他们在订立契约时自愿接受的，因而不失其正当性。 但很明显，选择此种制度的城市注定是小型的，不可能发展为拥有数百上千万人口的繁荣都市，而一旦城市已经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它再也没有机会退回到封闭排外状态了，因为众多受益于其繁荣开放的居民不会答应；封闭保守社区有其价值，也是多元开放社会的一部分，它可以为那些因宗教或价值观的理由而对居住环境有着特殊偏好的人们提供一个文化避难所。 实际上，尽管我们听到许多对外地人挤占教育资源的抱怨，却从未听到有人抱怨外人挤占餐馆座位，这是因为办学机会的不开放，教育资源的供给因制度障碍而未能对需求的迅猛增长做出反应，也是因为教育资源由政府所垄断和支配，因而无端制造了不必要的排外情绪，假如教育资源像餐馆座位一样由市场机制创造和分配，人们也就同样找不到抱怨的理由。  

（按：这是两个月前为某报的一个“2030年展望”系列写的专稿，不过最后未被采用）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辉格 2012年10月9日 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思考基础。 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着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 空间上，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都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在这20年中仍将持续，留在本地的人口也将沿交通网络的层次结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村庄将继续大批消失，甚至非宜耕地区的乡镇也将减少，县城虽可维持规模，但人口组成将被村镇移民所替换，而在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三大都市区，城市将连接成片，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社会结构上，这代人绝大多数不会选择务农，也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尽管其中许多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很少会选择在那里安家，尽管眼下那里还有个老家，但随着祖辈的故去和父母辈进城，这些农村老家也将逐渐消逝，到那时，乡村生活将成为他们的遥远记忆，农业将只是一个产业、一门生意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也只是观光休闲的去处。 资源压力放松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竞争强度的降低，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享受生活和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面，而不再需要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苦苦谋求生计，也更少为在一个陌生而不确定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而焦虑，他们的心态将更加平和，或许在他们眼里，父兄们活得实在太累了。 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社会压力的放松，也体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后自然结果；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动荡，人们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的社会环境，需要在其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寻找新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甚至消费趣味，同时，眼看许多人白手起家成功发达，似乎自己也有众多机会，却又不知该如何把握。 所以转型总是伴随着高度的个人焦虑和社会紧张，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仍在继续，然而对于新生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解除社会焦虑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将更多的“为自己而活着”，而在焦虑的驱动下，人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别人都这么做。 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环境下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该怎么做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转型期，人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一窝蜂、扎堆攀比和千篇一律的倾向，在一个镇上，富人们买的车常常都是一个牌子，盖得房子都是一个样子，装修风格也很雷同，甚至抽的烟、喝的酒、听的歌也都一样。 那些年，每隔一阵就会突然掀起一股攀比风，攀比的对象无奇不有，盖房子、买车、养狗、包二奶、品红酒，一群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艺术趣味的人，会突然之间变成音响或摄影的发烧友，在他们嘴里，你常听到的是“这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新潮、很有品、很in、很有腔调、很有范儿”，却唯独听不到“我很喜欢、我觉得不错”，或者就算听到也很快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最有趣的是，甚至当人们想努力表现出个性时，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一窝蜂的去追捧和模仿某个他们认为很有个性的偶像，或者给自己装点上一些据说会让你显得很有个性的符号；不仅消费行为，在教育、职业选择、择偶偏好、抚养子女的方式和标准等等涉及整个生活安排的方方面面，人们都在迷茫中急切的追问：怎样才是合适的？而答案将从模仿和步调协同所产生的潮流中浮现。 这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当然，变化仍将继续，而模仿、攀比、潮流仍将是文化演化的基本途径，但转型期的高压一旦释放，演化将已更常规的节奏进行，新生代看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更为多样化，而被追捧和模仿的偶像和权威的地位也将被削弱，特别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不再那么巨大时，人们无须再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担心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不过，上述对比并非暗示某种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除了由生存繁衍本能所直接驱动之外，偏好和价值观总是来自模仿、习得和协同，那些完全偏离了生物本能和文化渊源的偏好，诸如自残和嗜粪，通常会被视为离奇古怪甚至变态的，不会获得赞誉。 当你认为自己“发自内心的真正”喜欢某种事物或热爱某项事业时，这种偏爱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内心凭空而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凭空产生偏好的“内心”，之所以让你觉得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或许只是因为进化已将它们植入你的本能，或者你在童年时期便已从文化中习得。 也就是说，这些偏好和价值同样是习得的，不过是在早期无意识的习得了，因而没有让你感觉到是在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相反，当面临陌生环境的成年人不得不刻意的去模仿和跟随他人时，他们（以及旁观他们的人）才感觉到活得太累，是在为他人而活，粗俗点说，当第一代白领品尝红酒时，他们可能是在装Ｘ，当他们的子女们也开始品尝红酒时，他们是在品味文化。 压力松弛和焦虑解除的后果，除了改变消费行为之外，同样会表现在创业、艺术、科学等活动上，由于新生代更少需要为生计而担忧，更未品尝过受冻挨饿的滋味，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会较少受直接的功利性考虑影响，也较容易摆脱父母亲友的期望，以及旁人评价和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更多价值上的自主和自信。 这将有利于这些领域内专业价值观的形成，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文化经历中所看到的情况，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将某项专业技艺——诸如下棋、表演、艺术创作、科学发现——本身视为终极价值，而不去考虑它们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这种价值观在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发愁的贫困社会是很难存在的，过去乃至现在，我们常听到人们问：这能当饭吃吗？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强化这一倾向，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瓦解趋势，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加也将推动专业价值观的扩张，在西方，社会变得像如今这么富裕之前，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单身的，这是因为非功利性的事业追求与养家糊口是对立的选择，在生存压力减轻之后，女性将更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同时，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将诱使男性远离婚姻，转而寻求短期关系和非婚姻的养育模式。 不过，价值多样化、更加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基于专业价值观的事业追求，种种这些都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可见未来恐怕难以获得，所以，尽管新生代中有此心的人将大量增加，但他们很难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因而移民潮仍将延续，并不会因为国内生存压力的减轻而逆转，相反，生存压力减轻反而让人们对创造性活动和它所需要的自由空间产生更强烈的需求。 为下一代文化确立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和相应的社会结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和工作在非出生地，他们与之交往并在其中形成文化认同的，将更多的从亲属、邻居、发小、同乡，变成同学、同事、同好，亚文化的区分因而将更少受血缘和地理关系的限制，大都市区以下层次的地方文化将日渐趋消失，除粤语之外，非官话系的小语种正加速灭绝，而同时，白领阶层将拥有更多英语人口，这样，今后的亚文化将在阶层和领域之间垂直分化。 如此形成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是广度不对称的，越向上层越少受地理局限，对于个人而言，摆脱地理局限而进入某一亚文化的能力，将取决于教育程度、英语能力、跨地区更换工作和居所的能力，以及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深度，很明显，在所有这些方面，新生代比上一代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在地理上更加统一、而同时在阶层、事业领域和兴趣面上更多垂直细分的文化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方的现代化经历可以为我们展望未来文化进程带来一些提示，但我们正在经历的，远远不是一次类似的重演，其中差别，除了制度背景和城市化的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与人口逆转的叠加，欧美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后，人口增长仍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许多国家生育率从未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在这里，转型与人口逆转同时发生，其后半段将与关键年龄段的人口缩减期重合，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与日韩的经历也只是稍稍接近。 所以，我们尚缺乏历史经验来预料这种人口局面下的文化走向，不过猜测起来，这样一个冷却时代的社会，大概会有一种宽松温和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化，况且当前的制度环境也不大能够容纳更活跃、更激荡、更富进取性的文化，而同时，始终敞开着的移民机会，也会将那些不甘现状、更富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不断排除出去，这恐怕是人们从未想象过、但如今不得不准备好去面对的局面。  

（命题口水文） SEC正在全力摧毁资本市场 辉格 2012年12月07日 SEC对五家会计事务所提起诉讼的举动，很可能将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陷于非法地位，导致其最终退市，并断绝中国企业未来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这一驱逐行动只是过去三年SEC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一连串瞒旰打击的最新一桩，看起来，该机构已铁了心，不置华尔街于死地，不将金融资本逐出美国，是不会罢休了。 从赋予SEC当前职责的监管法规的逻辑看，它对会计事务所的要求当然说的通：既然监管目的是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欺诈，那么向美国投资者出售证券的企业自然应遵守同样的规则，问题是这些监管法规本身是否合理？ 投资者当然需要得到保护，假如他们被欺诈了，可以从常规司法系统得到救济，构成犯罪的检察官可提起公诉，这些是事后救济，而在事先，他们可以得到会计师、审计师、分析师、评级机构和做空者的专业信息提供者的帮助，那么，SEC究竟在哪方面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 和证券投资一样，所有交易都潜伏着侵权和欺诈的风险，市场体制下的保护方案总是由司法系统的事后强制与市场机制提供的事先保护组合而成，假如政府权力在事先就介入交易，规定交易双方该怎么做，那么选择和创新的机会就很容易被扼杀，这是计划体制下的通行做法，而SEC监管模式正是计划思路的产物。 幸好，SEC并未将其权力发挥到极致，这是因为法规赋予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它的官员们也逐渐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法规所设定的笼统的监管目标，面对日益庞大而复杂的金融系统，特别是90年代新一轮金融创新开始涌现之后，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对它形成一个起码的理解，讽刺的是，这种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正是日渐繁杂的监管法规所导致。 所以在90年代和本世纪初，SEC处于相对消极的状态，既然看不懂也不知该怎么做，而金融市场看上去又发展的不错，它也就乐得因循顺遂；从行政效能上看，可谓有失职守，对市场却是好事，假如一个衙门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那么它越是一丝不苟廉洁勤恳铁面无私，祸害就越大。 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马多夫和斯坦福丑闻，给SEC打了鸡血，这个在其75年历史上从未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机构，突然跳起来说：现在起我要好好干了；可是，究竟是什么让给了它信心，让它以为自己能完成保护投资者的使命？是它突然理解了它花了75年还没理解的金融系统吗？还是它终于找到了前任们所忽略的窍门？ 显然不可能，实际上马多夫和斯坦福的骗局很容易识破，SEC在事先也得到了很多警告，而且根本不需要特别的监管法规，按普通法即可处理，在无数导致投资者损失的案例上，SEC从未表现出先见之明和胜过私人机构的判断力，比如中概股的弄虚作假，都是被做空者揭露后SEC才跟进，可是既然只能事后矫正，那和常规司法系统有何差别？ SEC的无知和无能，从夏皮罗上台后紧锣密鼓的系列打击行动所采用的策略中也可看出端倪，这些行动大部分以和解方式收场，被调查企业认缴大额罚款，但无须承认自己有过错，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机会主义做法，监管者获得了工作业绩，企业花钱消灾，双方获益，但于市场规则的透明化却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种和解结果丝毫没能告诉市场参与者：怎么做才是对的，而这本应是规则执行过程最重要的结果。 实际上，市场纠纷中只有极小比例是通过正式的司法和执法程序而获得解决的，但司法程序对社会秩序又极端重要，因为它可以让规则透明化，告诉人们怎么做才是对的，但SEC的和解方式传达给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却十分暧昧：天知道认罚企业有没有过错，只知道它撞在枪口上，倒了大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