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留底〉分类下的文章(454)

[饭文]实体书店何去何从

实体书店何去何从
辉格
2013年7月18日

近年来日益没落的实体书店仍在继续萎缩,业内颇有些名气的龙之媒书店鼎盛期曾拥有七家店铺,目前仅剩的三家也已决定在年底关门,更多的书店还在挣扎之中,为不断上涨的租金和人工成本而发愁,其中多半恐怕将在未来几年凋零,幸存下来的,将是那些为自己找到了全新基础的。

对于预先已经明确要买的是哪本书的购书需求,实体书店看来已没有任何存在价值,因为它无论在价格、便捷性和需求满足率上,都已没有优势;不过,还存在另一种不太明确的购书需求,消费者只是想看看最近有什么合自己口味的新书,他们需要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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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何去何从 辉格 2013年7月18日 近年来日益没落的实体书店仍在继续萎缩,业内颇有些名气的龙之媒书店鼎盛期曾拥有七家店铺,目前仅剩的三家也已决定在年底关门,更多的书店还在挣扎之中,为不断上涨的租金和人工成本而发愁,其中多半恐怕将在未来几年凋零,幸存下来的,将是那些为自己找到了全新基础的。 对于预先已经明确要买的是哪本书的购书需求,实体书店看来已没有任何存在价值,因为它无论在价格、便捷性和需求满足率上,都已没有优势;不过,还存在另一种不太明确的购书需求,消费者只是想看看最近有什么合自己口味的新书,他们需要在决定购买之前粗略翻阅一下,或细读其中几页。 对于后一种开放性的需求,实体店仍有些优势,由于技术细节和版权保护方面的原因,目前网络书店的书籍分类排列、展示和预览方式,仍无法替代购书者在实体店所能获得的体验;或许正是因为此类需求仍很旺盛,所以有意思的是,实体书店并不是因为客流量枯竭而陷入绝境的,实际上,书店的客流仍不小,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转变为与之相称的销量。 果若如此,那么书店业所面临的,便是一个产业链中盈利模式的边界再划分问题,就是说,传统上作为商品展示和体验窗口的零售终端,尽管在整个产业链中仍有其功能上的价值,但已无法作为一个利润中心而自我维持,因而不再能以独立的商业模式而存在;实际上,不少商品的零售终端都面临类似的困境,也都在寻找新的商业模式。 理论上,假如产业链的某个环节有功能上的价值却又无法在商业上独立存在,便说明它带给市场参与者的收益无法充分内化为其成本承担者的收入,图书在实体店的展示方便了读者,也促进了书的销售,但这些销售未必由承担展示成本的书店获得,因为读者完全可以记下书名回家上网店买。 所以新商业模式的关键是如何将终端展示的成本与收益一致起来,一种可能性是由出版商(单独或联合)拥有书店,因为只要终端展示促进了一部作品的销售,无论销量来自网络还是门店,对出版商的利益是一样的,这种模式类似于苹果专卖店,后者作为一种展示与体验窗口,直接卖出多少产品并不重要,只要它能推动苹果产品的总体销售即可。 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亚马逊或当当这样的网络书店巨头经营实体店,假如未来几年实体店数量萎缩到几近消亡的程度,而这些巨头意识到维持最低数量的实体店对他们有好处,这样的事情便有可能发生,因为寡头垄断局面为收益内化自动创造了条件:假如实体店的存在果真能推动销售,而排名第一的寡头拥有2/3的市场份额,那他就能分得这一好处中的很大一块,或许足以补偿维持这些店的成本。 这样的转变也将改变书店的经营方式,特别是选书倾向,由于书店不再需要自我维持,直接销量不再是主要目标,它将不像过去那样倚重畅销书,或那些依靠某些刺激点来诱发冲动型消费的书;同时,因为它不再是独立的利润中心,其定价也不再需要考虑店铺和人工成本,而可以像苏宁那样实现网上网下同价。 未来最可能被放在书店展示的,或许将是那些读者自己不容易想到,也不容易从他的常规信息渠道中得知的那些书,而畅销书反倒是最不需要展示的;这将容许书店的选书风格变得更多样化,面向特定读者群的专业和特色书店将更多,未来书店的核心功能,将是通过充分的现场展示,挖掘那些未能被其它信息渠道激活的潜在阅读需求。  
[饭文]信息技术打破出租车特许模式

信息技术打破出租车特许模式
辉格
2013年6月11日

最近,纽约州上诉法院解除了对智能手机出租车呼叫应用的临时禁令,该项禁令是今年二月应几家当地出租车公司和行业协会的要求而颁布的;近年兴起的网络叫车业务进入纽约的过程已遭遇几番波折,这次突破得到了该市出租车协会和市长布隆伯格的大力支持,似乎离成功已不太遥远。

网络叫车应用在国内也正方兴未艾,也同样遭遇了抵制,然而,考虑到新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租车市场的信息条件,从而颠覆特许经营权的存在基础,建立在它之上的旧商业模式恐怕将难以为继,向以网络自主撮合机制为基础的新模式转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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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打破出租车特许模式 辉格 2013年6月11日 最近,纽约州上诉法院解除了对智能手机出租车呼叫应用的临时禁令,该项禁令是今年二月应几家当地出租车公司和行业协会的要求而颁布的;近年兴起的网络叫车业务进入纽约的过程已遭遇几番波折,这次突破得到了该市出租车协会和市长布隆伯格的大力支持,似乎离成功已不太遥远。 网络叫车应用在国内也正方兴未艾,也同样遭遇了抵制,然而,考虑到新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租车市场的信息条件,从而颠覆特许经营权的存在基础,建立在它之上的旧商业模式恐怕将难以为继,向以网络自主撮合机制为基础的新模式转变的趋势,看来已无法阻挡。 供需撮合是租车市场的核心问题,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数量都很庞大,其时间与空间分布也高度随机,必须有一种特殊的信息机制来帮助双方寻找对方,而且打车是一种时效性要求很强的小额交易,因而该机制必须是迅速而又廉价的。 在传统模式下,这一任务主要是由供方完成:借助鲜明的车身、顶灯和状态灯标识,和在需求密集的地点和路线上逗留或漫游的方式,让消费者很容易发现他们,而统一的定价和计价方式则免除了绝大多数议价环节。 这种由供方充分标识和暴露自己的模式,为城市政府实施牌照管制提供了方便,因为自我标识和充分暴露的需要,让躲避管制变得很困难,缺乏标识的黑车除非拥有足够多的熟客,否则只能在需求密集地点“趴活”,而这些地点很容易被管制当局盯上,另外,处于地下状态的黑车很难在随机交易中取信于消费者,所以,只有当牌照管制过于严苛而将出租车稀缺度抬的过高时,黑车才可能大量存在。 现在,智能手机叫车应用改变了上述信息条件,它让供需双方的信息表达和自动撮合都变得十分方便快捷,原先短途业务中极少出现的双向议价也变得很容易,甚至每位司机都可以建立个人信誉,无论在缩短等车时间和空车漫游距离、提高撮合成功率和价格灵活性方面,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进空间。 此前虽然许多城市也有电话叫车业务,但电话叫车的人工服务性质大大限制了其服务容量、处理效率和信息表达精细度,不仅撮合成功率低,往往还要额外加一笔空程费才能成交,因而其影响力远远不及网络叫车。 在商业模式上,最根本的改变在于,出租车不再需要那么鲜明的自我标识了,也不再需要在需求密集地点就近趴活了,因为消费者不再需要这些条件就能很容易找到他们,借助网络撮合系统,他们很容易为自己找到足够多的业务,并积累自己的信誉。 这样一来,牌照管制这种特许经营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因为没有了自我标识的需要,管制的实施已变得不可行,特许经营权这种以政府管制为保障的产权形式因而也丧失了基础,这就好比迄今为止的牲畜产权都是以存在技术和成本上可行的手段——比如廉价的围栏——控制牲畜活动为前提的,当某一天牛羊突然长出翅膀,能轻易飞上天,其原有产权形式也将瓦解。 对于消费者,这一变化当然是好事,便捷高效的撮合系统不仅为他们节省了等车时间,提高了叫车成功率,也将因为能吸引来更多供方而拉低市场价格,这些供给原本会被高额牌照租金、大量无报酬的等待和空驶、因议价不自由而造成的损失、业务随机性和信息不通畅而带来的风险等等障碍阻挡在市场之外,更不用说那些部分时段空闲的车辆资源和顺风车机会了,后者在以往信息条件下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市场。
[饭文]汽车时代的终结?

汽车时代的终结?
辉格
2013年5月27日

四月下旬,美国一家私人咨询机构的研究员道格·肖特发表了一份对美国人驾车行为的数据分析,显示美国人均年驾驶里程从2005年以来已连续下降92个月,累计降幅达8.75%,无论持续时间还是幅度,都远远超出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的水平。

这种程度的长期连续下降,显然已很难仅仅用油价高涨和经济萧条等传统理由解释了,这更像是消费偏好的分布发生了改变,具体而言,新一代美国人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热衷于汽车,而随着代际更替持续,他们作为主力消费群的影响不断提高,最终表现为统计上的逆转。

其它来源的证据似(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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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时代的终结? 辉格 2013年5月27日 四月下旬,美国一家私人咨询机构的研究员道格·肖特发表了一份对美国人驾车行为的数据分析,显示美国人均年驾驶里程从2005年以来已连续下降92个月,累计降幅达8.75%,无论持续时间还是幅度,都远远超出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的水平。 这种程度的长期连续下降,显然已很难仅仅用油价高涨和经济萧条等传统理由解释了,这更像是消费偏好的分布发生了改变,具体而言,新一代美国人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热衷于汽车,而随着代际更替持续,他们作为主力消费群的影响不断提高,最终表现为统计上的逆转。 其它来源的证据似乎支持了这一判断,许多数据表明,上述下降大部分是年轻人贡献的:21到34岁人口购买汽车的份额,从1985年的38%降至27%;从1998年到2008年,年轻人持有驾照的比例降低了27%;2001年到2009年,16至34岁人口的总驾驶里程,更以惊人的每年23%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这代年轻人偏好和经常使用公共交通和自行车的比例,都上升了。 实际上,类似趋势在另一个汽车大国日本也能观察到,而且可能比美国来得更早也更迅猛,日本一度全球最繁荣的汽车用品市场从90年代后期开始迅速萎缩,加油站的数量甚至从六万多家减少到不足三万家;这可能是因为日本的老龄化来的更快更突然,年轻人口比例下降更快,而人口的都市聚集度也更高。 那么,为何新生代突然对汽车失去了热情?或许更恰当的问题是:为何他们父辈(即战后一代)如此热衷于汽车?假如这种热情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那么新生代的冷淡就只是在向更“常规”的状态回归而已。 确实,汽车曾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它突然扩大了个人的活动范围,让他们能够随时轻易越出其所在社区的边界,摆脱那张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注视和它施加于个人的伦理束缚,获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自由”,这让正处于叛逆期的年轻人极为兴奋,给他们一种掌握自己命运的极好感觉,不难理解,那时候汽车一词总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它确实和洗衣机一起推动了后来的性解放运动。 首先发现和利用这一妙处的人,很快成为时代先锋,被视为很“酷”并受人羡慕和追随,最终引领了一轮价值观潮流和社会变迁;由于汽车曾起了这样的作用,它便成了一种新价值观乃至新时代文化的象征,一种表现个性的工具和寻求认同的符号。 后来当这代人步入壮年成家立业时,他们整个生活方式中的很大一块,都是围绕着汽车而建立的,这样汽车就获得了类似于住宅的地位;以前,当你要向别人展示你是什么样的人,有着何种背景和经历,处境地位如何,就请他到家里做客,看看你的家是什么样子,当然,也可以请他吃饭,看你吃什么、穿什么,现在多了一个选择:开车带他去兜风。 一件商品一旦获得这种地位,它的消费模式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老练的商家都心知肚明。然而现在,这种地位似乎正在丧失,至少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对于新生代,汽车曾带来的那些自由早已成了理所当然,既不需要努力争取,也不会带来多少革命式的兴奋感;而且随着都市化的继续深入和社会流动性提高,个人独立空间已很少需要汽车的帮助。 尤其是在电子商务和社交网兴起之后,虚拟身份和虚拟社区越来越不“虚拟”了,个人形象越来越多的在网上塑造和展现,关系网络越来越多通过网络构建,个人消费模式与结构越来越摆脱实体商业,而所有这些过程,私人汽车都很少参与,相反,上一代的社交和消费边界,很大程度上是由汽车来划定的。 对于今天的许多且越来越多年轻人来说,“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很大且越来越大程度上可以用诸如“你上豆瓣还是QQ?你整天在谈论些什么话题?你看韩剧还是英剧?”而不是“你开什么车?”这样的问题来代替。 当然,如同饮食和服装一样,汽车仍将是构建生活方式的几大支柱之一,仍将是个性、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候选符号,但它过去曾拥有的压倒性地位,看来正在丧失;果真如此,新一代消费者不仅会更少买车,更少追捧时髦新款,在挑选车型时会更注重实用和实惠,即便买了车也可能开更少。
[饭文]比特币难成真正货币

比特币难成真正货币
辉格
2013年4月16日

三月中旬以来,比特币汇率一路攀升,从40多美元一度涨至220多,后又迅速跌到60多,其间交易量也迅速放大,市场变得非常活跃,吸引来的关注和评论更是达到空前热度;有些忠实粉丝甚至开始乐观的宣称,这是比特币走出黑客小圈子,开始被接受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真正货币的一个好兆头。

然而,真实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比特币在这段热闹行情中表现出的一些特征:价格暴涨暴跌,囤积倾向,吸引短期投资者快进快出,市场参与者中投资与投机者远远多于实际使用者——都在表明它是一种收藏品而不是货币,因为货币的根本特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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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难成真正货币 辉格 2013年4月16日 三月中旬以来,比特币汇率一路攀升,从40多美元一度涨至220多,后又迅速跌到60多,其间交易量也迅速放大,市场变得非常活跃,吸引来的关注和评论更是达到空前热度;有些忠实粉丝甚至开始乐观的宣称,这是比特币走出黑客小圈子,开始被接受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真正货币的一个好兆头。 然而,真实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比特币在这段热闹行情中表现出的一些特征:价格暴涨暴跌,囤积倾向,吸引短期投资者快进快出,市场参与者中投资与投机者远远多于实际使用者——都在表明它是一种收藏品而不是货币,因为货币的根本特征是人们对其价值的预期一致且随时间而稳定,因而也是最不容易成为投机对象的那些东西,而收藏品则相反。 所以这波热潮,看来只是扩大了比特币作为一种收藏品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吸引了更多淘金者、藏家和炒家的参与,或许有望从一种小众收藏变成更大众化的收藏,但这对它成为货币没什么帮助,反倒揭示了它不具备这一潜力。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其实在它的最初设计中早已埋下:其总量从一开始就在生成机制上被限定了,并且这限度是摆明的,因而一旦使用量开始增加,便会立即产生短缺预期,继而导致囤积倾向,并加速价格上涨,当这一趋势开始显露时,投机者便大批进入,从而带来价格剧烈波动,这是一种新收藏品首次被投机者盯上时的典型表现,而与一种商品开始获得货币地位的过程毫无相似之处。 可以说,作为开发新型货币的诸多尝试之一,比特币是个非常糟糕的例子,它基于陈旧过时而且错误的货币观念;实际上,它在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黄金的东西,但货币功能比黄金更差,黄金虽也曾因数量不足而带来通货紧缩问题,但其数量上限和稀缺状况至少没那么确切可知,因而不会让囤积成为明确有利可图的行为(如果它果真已是货币的话)。 更重要的是,类似金银这样的自然货币,早已不再能为高度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提供恰当的货币基础了,自从近代银行业和信用货币发展以来,金银虽还在很长时间内起着价值参照物和储备物的作用,但货币的基础已越来越多的建立在信用之上,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根本上是一个信用发现、评估和定价的过程,而不是像比特币设计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制造稀罕值钱物品”的过程。 货币代表了一种使用稀缺资源的能力,而通过信用发现而创造货币这一机制的妙处在于,它在为个人使用资源的当前能力和他为社会提供稀缺资源的未来潜力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匹配:某人有多大可能在未来向社会提供多少资源,满足他人的多少需求,信用系统就为他创造相应数量的货币,供他在当前使用,这或者可让他提前享受他有资格享受的消费,或者可让他为社会创造资源的潜力变为现实(后一点是信用货币对市场繁荣的最重要贡献)。 因为这种匹配关系,信用系统总是趋向于能为社会的经济活动创造恰当数量的货币,所谓“恰当数量”意味着,资源使用能力的总和与产品创造能力的总和是相称的,这样就避免了自然货币的数量不足或过多的古老问题,因为自然货币的数量取决于另一些与经济活动和信用无关的因素,没有理由恰好与经济活动水平所对应的合理货币量相匹配。 所以假如我们想要在现有法定货币之外创造一种新型自由货币,考虑重点应放在如何设计一种信用发现、评估、表征、簿记、验证等环节上,而不是去寻找一种“稀罕值钱物品”,因为这样的物品从来不缺少,比如开采任何一种稀有金属,并由做市商为其创造流动性,其实都可以起到类似作用。 比特币唯一独特之处,是提供了一种匿名在线支付手段,可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它本身很难成为真正的货币,或者说作为货币的性能很差,将为交易者带来高额交易费用和汇兑风险,因而只有那些有着强烈匿名需求而宁愿负担这些成本的人,才会去使用它,这让它注定被局限于一些很特殊的领域。  
[饭文]同性婚姻与保守主义

同性婚姻与保守主义
辉格
2013年3月30日

最近,美国两桩涉及同性婚姻的案件同时在最高法院得到审理,许多人预期或盼望这些案件的判决将为这一长期争执不下的政治议题给出结论,做个一锤定音式的了断,或至少给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有力推动,在伦理规范演变史上树立一个里程碑。

但许多大法官和宪法学家却很不情愿让最高法院发挥这样的作用,基于法律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此类高度政治性的伦理议题,他们更希望看到由社会从分散的和地方性的政治进程和规范演变过程中自己得出结论,而宪法判决只在事后加以澄清和明确。

历史上最高法院确曾起过更积极能动的作用,比如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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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与保守主义 辉格 2013年3月30日 最近,美国两桩涉及同性婚姻的案件同时在最高法院得到审理,许多人预期或盼望这些案件的判决将为这一长期争执不下的政治议题给出结论,做个一锤定音式的了断,或至少给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有力推动,在伦理规范演变史上树立一个里程碑。 但许多大法官和宪法学家却很不情愿让最高法院发挥这样的作用,基于法律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此类高度政治性的伦理议题,他们更希望看到由社会从分散的和地方性的政治进程和规范演变过程中自己得出结论,而宪法判决只在事后加以澄清和明确。 历史上最高法院确曾起过更积极能动的作用,比如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中对堕胎权利的支持,但宪法学界的主流意见并不认为那是值得称颂的先例,所以这次大法官们也不大可能会给出一个决定性的判决,而更可能作出程序性的或仅产生个案或局部影响的消极处理。 关于同性婚姻,近年来美国舆论和民意的变化倒更值得关注。据统计,不赞成同性婚姻者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多年已减少了一半多,从1988年的72%降至目前的约1/3;据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学家鲍纳分析,这一变化既非代际更替的结果,也不是自由派抬升势头的一部分,而更多反映了婚姻关系和性观念本身的变迁。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保守主义在美国非但没有消退,反而经历了一次强势回归;在看待传统、宗教、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态度上,社会价值氛围中存在着一股朝保守方向复归的潮流,六七十年代的叛逆和革命热情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显得酷,传统价值重新得到珍视,吸毒大幅减少,青少年对待性关系也更慎重了。 乍看起来,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日渐宽容开放的态度,和保守主义回归潮流似乎背道而驰,但细究之下却并不矛盾;保守主义的回归——和其他任何“复兴运动”一样——并非简单回到原有观念状态,而是在经历了新的变化、冲突和对比之后,对某些传统价值形成了新的认识和价值自觉,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有意识也更理性的选择。 当一种传统深植于文化,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身处其中的人们反倒容易对它视而不见,即便有所认识也会视为理所当然,因而觉得不值得加以谈论;只有当视野之内发生了截然不同并与之相悖的事情时,人们才像获得了一面镜子那样,首次有机会看清自己一直在实践着的传统。 然而,从熟视无睹到自觉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认识将随接触、冲突和了解的持续而逐步加深,态度和反应也将随之而变化反复;第一轮反应往往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将挑战传统的新事物视为不可理喻的异类而简单予以排斥,拒绝花心思去了解和理解它,而年轻人则将其视为释放青春叛逆的出口,持同样的盲目和非理性姿态,往往为叛逆而叛逆。 这给双方都带来挫折,老一代发现,在社会变化面前,他们的传统日益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而年轻人则发现,接受新观念是一回事,将生活方式建立于其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他们到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年纪而遭遇各种现实困难时,就难免发生动摇与分化,一些人承认过去的幼稚轻率并回到传统,另一些不肯认输者则以他们混乱动荡的生活和常常是悲剧性的结局而给保守派送去了反面教材,还有些幸运儿则只因其他条件的优越而得以维持理想,但这也是在告诉世人:进步和新潮是一种奢侈品。 于是接着会有一轮保守派回潮,但这轮回潮主要是因为进步派的挫败;但只要新观念是有着现实基础的,适应正在浮现的新型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即它果真是“进步的”,那么新一轮变革迟早会到来,而因为有了之前的教训,第二代变革者会更务实理性,更认真的探索现实可行的方案,而不仅仅热衷于叛逆与颠覆。 在同性恋问题上,如今选择出柜通常已没有叛逆和对抗传统的意味,出柜者在其他方面完全可能也是个保守派,选择出柜只是为了过一种不必遮掩而又与社会相容的正常生活,主张同性婚姻权利也只是为这样的正常生活争取到恰当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地位。 当变革者的建构努力日益取得成功时,保守派就面临了真正的危机,因为他们的伦理体系在现实面前显得更加过时、不自洽和缺乏说服力了,对此,他们之中将会出现同样的反思和建构努力,为他们所珍视的传统价值在新的社会现实和伦理体系中找到位置,对于个人,这也将是一个理性自觉和有意识选择的过程,如此所推动的保守回潮,将不再只是对陌生事物的莫名恐惧,而是在重新认识了生活现实和自身价值观之后作出的再肯定。  
[饭文]从阅读器之死看谷歌的转变

从阅读器之死看谷歌的转变
辉格
2013年3月19日

谷歌阅读器(GR)终于要死了,尽管在前年被去掉分享功能并与Buzz脱钩之后,它早已丧失了主要生命力,可即便其残余的RSS阅读功能仍广受欢迎,并在同类应用中遥遥领先;谷歌宣布关闭GR时提到的理由是使用率下降,但这显然是托辞,近两年虽几经打压与冷落,GR的用户量始终很稳定,而且流量远远超出谷歌强力推行的G+。

很明显,和上一次阉割一样,这只是为了给G+清路,所以GR越是受欢迎、流量越大,就越需要被杀死;可从用户角度看,失去GR比失去Buzz更难以接受,Buzz至少还部分的被G+替代了,而且Bu(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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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器之死看谷歌的转变 辉格 2013年3月19日 谷歌阅读器(GR)终于要死了,尽管在前年被去掉分享功能并与Buzz脱钩之后,它早已丧失了主要生命力,可即便其残余的RSS阅读功能仍广受欢迎,并在同类应用中遥遥领先;谷歌宣布关闭GR时提到的理由是使用率下降,但这显然是托辞,近两年虽几经打压与冷落,GR的用户量始终很稳定,而且流量远远超出谷歌强力推行的G+。 很明显,和上一次阉割一样,这只是为了给G+清路,所以GR越是受欢迎、流量越大,就越需要被杀死;可从用户角度看,失去GR比失去Buzz更难以接受,Buzz至少还部分的被G+替代了,而且Buzz的使用确实一直不太踊跃,而GR在谷歌产品系列中则未见任何替代,要继续阅读RSS只能迁移到其他厂商的产品。 如此粗暴的对待一个有着海量用户,并且被这些用户如此深度依赖的产品,着实令人心寒,不禁让人对谷歌的行事方式另眼相看;不过从另一面看,为推行G+,谷歌竟愿意付出这么高昂的企业形象和用户关系代价,也足见G+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可是G+为何如此重要呢? 当然,谷歌无疑认定社交网是头等重要的领域,要确保自己作为重量级参与者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或许他还有更多考虑,也许他已将脸谱认定为一个主要的全局性对手,而不仅仅是社交网领域的对手,因而必须加以遏制,而当务之急便是挤压其市场空间,以阻止其发展成为一个足以与自己抗衡的综合性生态系统。 谷歌曾将自己的核心使命定为“为整个世界组织信息”,这一点并未改变,然而从他对待社交网的态度看,这句话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早先,谷歌对待信息的方式是静态的,从网址索引、网页快照、视频、图书、相册、地图、街景、星图、艺术馆,这些早期产品都是在对给定信息进行采集、格式转换、结构化、存储和索引,而且整个信息组织工作都围绕着搜索引擎展开。 然而,信息的组织不仅在于它以何种形式存在,也在于它是如何在人群之中流动或传播的,而这又关系到人与人之间是如何交往和交流的,在何种关系结构之下,而这些恰是社交网所专注的方面,社交网既要理解和利用传统的关系与传播结构,又要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改变这些结构,并最终在其中占据有利地位。 对于一种商业模式,或许后者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信息的流向,如何被传播、放大和再现,以及最终如何到达用户,而作为信息组织者,其盈利能力将取决于它在信息到达用户的途径中占据了何种位置,因而,假如社交网果真成为信息在其中传播和被获取的中心场所,那无疑就取得了与过去的门户和搜索引擎相当的地位。 很可能,谷歌的战略重心正在朝此方向转变,从他近年来的产品定位也可看出端倪,传统的信息采集、存储、整理类产品逐渐靠后,而抢占入口、通道与活动场所的产品日益成为重点,除了G+,安卓和Chrome OS两大操作系统,Google Now,还有更具革命性的谷歌眼镜,都与上述重点联系的很紧密。 在G+推出之前,Buzz一度被认为是谷歌社交网战略的核心,而且已经有许多产品与它做了集成;从其本身特性看,Buzz是个非常好的产品,它以一种低调、平滑而不动声色的方式为用户提供社交功能,与其他产品之间的集成关系完全透明,用户在尝试、习惯并最终喜欢上它的过程中,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摩擦和障碍,一切都很自然的发生了。 然而不幸的是,Buzz在导入和推行上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起点和路径,或许是为了借助Gmail的巨大用户存量以获得一个高起点,也为了降低用户的导入门槛,Buzz直接照搬了Gmail用户的社会关系资源,这样用户就不必从零开始构建他的关系网,但谷歌忘记了:Gmail里的关系是点对点联系而不是社交网中相互重叠的连环社交圈,将其照搬到社交网中,其拓扑结构就完全变了,各种关系的曝光度突然提升,而且大大出乎用户预料。 事后证明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带给用户的惊恐和恶劣印象很难挽回,这也暴露了Buzz团队对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结构缺乏充分理解,尽管我们无从了解谷歌的决策内幕,但很可能正是这一灾难让他下决心彻底另起炉灶,并在一年后推出了思路和方式皆完全不同的G+。  
[饭文]二线品牌的出路是联合清库

二线品牌的出路是联合清库
辉格
2013年3月5日

近日有消息称,耐克正打算在国内开设四五十家以大幅折扣价销售过季产品的工厂店,如此规模将让耐克全面覆盖二线城市,而后者正是国内二线运动品牌的重点市场,在工厂店的高额折扣面前,其价格优势也将丧失殆尽,所以不难体会,耐克的这一举动让二线品牌有了大难临头的感觉。

服装业最显著的特征是款式多,产品生命周期短,汽车厂商隔几年出一款车型,顶多每年几款,成功车型能卖上几年十几年,电脑和手机厂商也差不多,但服装厂商则每季都会推出几十几百种款式,而且多数只卖一季,然后就成为过季品而大幅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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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品牌的出路是联合清库 辉格 2013年3月5日 近日有消息称,耐克正打算在国内开设四五十家以大幅折扣价销售过季产品的工厂店,如此规模将让耐克全面覆盖二线城市,而后者正是国内二线运动品牌的重点市场,在工厂店的高额折扣面前,其价格优势也将丧失殆尽,所以不难体会,耐克的这一举动让二线品牌有了大难临头的感觉。 服装业最显著的特征是款式多,产品生命周期短,汽车厂商隔几年出一款车型,顶多每年几款,成功车型能卖上几年十几年,电脑和手机厂商也差不多,但服装厂商则每季都会推出几十几百种款式,而且多数只卖一季,然后就成为过季品而大幅贬值。 同时,服装消费又是高度感性和冲动的,许多需求是在特定场合特定心境下近距离接触商品而产生的,通常还需要现场挑选比对和试穿,这就要求厂商设立大量零售点并大量铺货,以便充分覆盖目标人群,并创造足够多的接触机会。 这两点合起来对库存构成了极大压力,款式色号尺码众多,又要大面积铺货,自然会让众多存货滞留在渠道和终端上,并最终沦为过季品;这项损耗构成了服装业成本结构中的很大一块,因而对之加以有效控制的能力——即所谓“清库”能力——,将成为该行企业的一项核心优势。 较老的做法是店内折扣,店堂内分隔出新品区和折扣区,这么做的问题是,与折扣品同店摆放,会严重影响新品的销售,即便把过季品放在不起眼的角落或楼上也是,而且折扣做法本身会影响品牌形象,动摇消费者对定价的信任,也会削弱高价格的光环效应,所以店内折扣的幅度不会太大。 于是后来发展出了更高明的做法,通过回购安排和在偏僻位置另设大型工厂店,在地理位置、目标消费者定位、店铺形象和购物体验上,对新品和过季品市场进行明确分割,这样既可提高折扣率以加速库存周转,也减少了折扣对新品的影响,同时也避免让过季品占用宝贵的闹市区零售终端,让零售商减轻了库存与资金压力,而更专注于改进购物体验。 对于一线高端品牌,这么做的还有个好处是,可以借助工厂店的高折扣向下挤压二线品牌,而且这种挤压非常有杀伤力,对于看重档次的消费者,买一双过季耐克鞋,可能也比买双新品二线牌子更有面子,而价格却差不多。 然而,在采用类似清库策略、并应对来自一线的压力时,二线品牌有着诸多不利,首先是成本结构,二线品牌定价较低,单件直接成本在成本构成中比例也高,因而产量与总成本的相关度也更高,因而更难实施大量铺货并在过季后用高折扣迅速清库的策略,因为他们打不起很高的折扣。 其次是规模,二线品牌的销量、款式数量和目标消费群规模,可能难以支撑他们像耐克那样大面积开设工厂店,而且,以他们的定价,若也以耐克那种幅度打折,其收益恐怕也难以维持像样的店铺和服务,或许只能撕了商标推向地摊,或者在网上另辟渠道了;若要模仿工厂店的清库方式,看来只能由第三方出面,开设囊括众多二线品牌的联合仓库店,或者像唯品会那样定期在网上组织多品牌高折扣销售。 不过,在一线品牌的强势冲击下,清库问题只是挑战之一,向下挤压是更严重的威胁,对此二线品牌只能在价格之外构建其他保护屏障,比如功能或特性上的独特性,基于市场细分的局部品牌地位,制造效率或渠道控制上的优势等等。  
[饭文]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

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
辉格
2013年3月4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变得日益强劲,它正在向产业链的各个角落迅速渗透,从设计、加工、物流,到办公、管理、供应链组织、市场交易、娱乐、社交,乃至研究部门,无孔不入,计算能力和自动化设施正在越来越多的工种和岗位上取代人力。

有人甚至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就业率的回升明显滞后于消费、投资、资产价值和企业盈利等各大指标,原因之一便是企业在危机后的新一轮扩张中,更多的投资于自动化设施而非劳动力,包括制造业向美国的局部回归,也将是一次基于深度自动化的回归。

那么,机器真的会将大批劳动力挤出就业市场吗?对此,常见的乐观说法是,机器在一些岗位上取代人时,因为提高了生产率,将抬高总产出,从而在别处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没错,问题是,上述过程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是否足以弥补它所消灭的呢?

没有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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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 辉格 2013年3月4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变得日益强劲,它正在向产业链的各个角落迅速渗透,从设计、加工、物流,到办公、管理、供应链组织、市场交易、娱乐、社交,乃至研究部门,无孔不入,计算能力和自动化设施正在越来越多的工种和岗位上取代人力。 有人甚至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就业率的回升明显滞后于消费、投资、资产价值和企业盈利等各大指标,原因之一便是企业在危机后的新一轮扩张中,更多的投资于自动化设施而非劳动力,包括制造业向美国的局部回归,也将是一次基于深度自动化的回归。 那么,机器真的会将大批劳动力挤出就业市场吗?对此,常见的乐观说法是,机器在一些岗位上取代人时,因为提高了生产率,将抬高总产出,从而在别处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没错,问题是,上述过程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是否足以弥补它所消灭的呢? 没有任何经济学原理能够保证这一点,具体效果将视所在产业和整个经济体的要素结构而定,假如机器渗透发生在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由其产出提高所带动的、以及因总收入提高而拉动的其他产业,若劳动密集程度远低于前者,那么总的效果便可能是降低了劳动需求,从而压低工资率或抬高失业率。 也就是说,伴随着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未必惠及每个人,在新的生产函数所对应的要素结构中,某些要素的地位可能下降了,因而将得到更少的报酬;对此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情况下工人会降低工资要价,从而在较低的均衡位置上重新实现充分就业。 问题是,当机器变得足够廉价,乃至雇佣某人的交易和管理费用超出雇佣同等能力机器的成本时,即便工资降到零也没有雇主会雇佣他,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今天的可乐罐装厂大概不会雇佣任何搬运工去替代自动传送带,即便工资为零。 或许有人会说,假如机器果真会让大批工人失业,那么这些失去劳动报酬的人很快就会饿死,于是就业市场又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实现均衡,但实际上当代社会不大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失业者未必是无产者,可能拥有其他要素,而这些要素在新的生产结构中仍得到了雇佣,其次,即便他们得不到任何要素报酬,也可能得到政府或慈善组织的援助而继续生存下去,并处于毫无指望的长期失业状态。 说明机器排挤效果的最有力案例,是马的命运,历史上,马曾被大量雇佣于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但在蒸汽机和铁路发明后,它们很快被排挤出内河与陆地干线运输,内燃机出现后,更被全面排挤出支线与城市运输、农耕和军事领域;这一过程生产率和总收入都有巨大提高,但并未为马创造出多少就业机会,休闲、竞技和博彩业雇佣的马匹或许增加了一些,但与消失的岗位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见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p.12) 当然,马被排挤后并未抬高长期失业率,因为马的数量很快减少了,但被机器排挤的人类却更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并生育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后代,结果,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将处于长期失业状态,这个比例将随机器能力提高和成本下降而扩大,并且没有什么原理显示它存在一个上限。 乐观者最后一根稻草是诉诸经验:工业革命以来机器渗透已持续了两百多年,每轮浪潮会造成阶段性失业,但此后更繁荣的经济总是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率,在机器化最为深入的美国,失业率并不高,而且多半都能用其他因素来解释。 迄今为止确实如此,但那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尚未越过临界点,当生产模式所对应的要素结构中劳动还占很高比例,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大部分还未能被机器有效率的替代,机器因推动增长而带来的岗位就可能弥补它所挤掉的,但假如这一比例翻转过来,当生产结构中的大部分岗位,人对机器都已丧失比较优势,情况就不同了。 临界点的位置,取决于人类与机器的能力对比,由于我们不能指望人类禀赋在可见未来会有所改变,而机器则在迅猛进步,因而只能相信:临界点迟早会被越过;或许我们正在逼近它,或者全球经济作为整体已经越过了它,只是大规模失业并未均匀分配,而更多的被留在了南欧和非洲?  
[饭文]有限流转难以支撑新型农业

有限流转难以支撑新型农业
辉格
2013年2月18日

农村土地流转已是多年来被讨论、观望和期待的热点话题,在宏观经济前景低迷乏力的当下,许多人更希望这方面的突破能够提供新的增长动力;新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对这一议题的一个响应和决断,从中可以看出政策当局未来四五年愿意朝在这方面走出多远。

一号文件关于家庭农场和资本下乡的表态,除了使用了一个新名词因而听起来有些新意之外,是相当保守的,对于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自发演变趋势,基本上持一种防卫和阻挡而不是鼓励和推动的姿态,只是对上述趋势中温和且不可避免的部分加以了认可,而对其中更为深刻和激烈的部分表达了担忧和拒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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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流转难以支撑新型农业 辉格 2013年2月18日 农村土地流转已是多年来被讨论、观望和期待的热点话题,在宏观经济前景低迷乏力的当下,许多人更希望这方面的突破能够提供新的增长动力;新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对这一议题的一个响应和决断,从中可以看出政策当局未来四五年愿意朝在这方面走出多远。 一号文件关于家庭农场和资本下乡的表态,除了使用了一个新名词因而听起来有些新意之外,是相当保守的,对于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自发演变趋势,基本上持一种防卫和阻挡而不是鼓励和推动的姿态,只是对上述趋势中温和且不可避免的部分加以了认可,而对其中更为深刻和激烈的部分表达了担忧和拒斥的态度。 具体而言,当局认可了承包地通过流转向种植大户合并集中的事实,但同时暗示了合并的规模应限制在单一家庭以自有劳动力为主能够独立运营的程度,并且希望流转最好发生在同一村集体内、或本地农户之间,至少是有农业背景和农民身份的人之间,而不希望发生在农民与大公司之间。 这种程度的流转,其实从80年代中期承包制确立之初起就是被允许的,此后的规章条例也一再确认,实际上也一直在发生着,只是如今其普遍性已经达到了不得不将其认可为正统和主流模式的程度。 如此不难看出,政策当局心目中未来农业的理想模式是什么样子:随着农民陆续进城,他们愿意留下继续经营农业的邻居,通过流转、转让和承包权再分配,逐渐接管了他们的土地,最终达到每个家庭农场百来亩规模的状态,劳动主要靠家庭成员,同时可以采用一些机械化和集约化手段,从而提高生产率。 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可以在原有结构下就地完成,因而其对制度和社会结构带来冲击有望最小化;问题是,这种转变模式只是一厢情愿,农业生产有其自身规律,对产权结构和资源配置有着相应的要求,很难指望上述结构不变、有限流转、就地转变的模式,恰好与未来农业的制度要求相吻合。 有人以欧美经验断言,家庭农场是未来农业的不二之选,这是难以成立的,欧美确实保留着大量家庭农场,但这首先是政策刻意保护的结果,其次,欧美老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在数百年内以渐进缓慢的节奏进行的,而在此过程中农村始终维持着开放和社会流动性,是一潭活水,没有因空心化而丧失文化与价值吸引力。 这样,传统农户就有着足够的时间和制度空间对农业自身的变化作出反应,而在此过程中新的人员、技术、资源能够被吸纳进来,比如美国农村虽一直在流失年轻人,但同时不断有来自南方、墨西哥和东欧新移民来接手他们的家庭农场,实际上,当这些来源也开始萎缩之后,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在过去二十年已有了大幅扩张。 相比之下,中国农民则是在城乡壁垒打破之后成批逃离农村的,留下的可能只是因为年老或没有能力与机会,而未必是擅长爱好农业和偏爱农村生活的,更不大可能是在经营农业上有着优秀禀赋、独特想法或创业抱负的人,因为迅猛的城市化过程没有提供将这样的人挑选出来的筛选机制。 这也是为何被列为家庭农场发展典范的几个地区——松江、武汉、宁波——都处于大都市近郊,那里的农场因贴近消费市场,传统的低效率经营也能获利,都市近郊的拆迁预期也吸引了足够多本地农民留下来,同时近郊也比远乡保留了更多文化优越感,相反,在更多已经空心化的农村,未来农业只有在一个全新的基础才可能得以重建。 问题是,什么条件能够吸引人们来参与这一重建?首先要说服他们愿意住到农村就是个极大的障碍,不改变居住结构,不允许自行组织和建设社区,不能自由发展各种娱乐休闲和副业,不改变乡村生活的贫乏单调粗鄙,是没有希望的,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改变,都受制于当前的土地用途管制和流转对象限制。 其次,建设新农业所需要的商业模式、经营理念、组织才能和创业热情又将从何而来?显然不大可能是年过五十的留守老人们,而更可能来自有过城市生活经历、见过世面、受过教育、有着创业精神、想试一试自己经营理念的人,或有着资本和实力来推行新型商业模式的大公司,而这些人,同样会被目前的土地用途管制和有限流转模式挡在大门外面。  
[饭文]从学区房看教育市场

从学区房看教育市场
辉格
2013年3月1日

国内富裕阶层向欧美移民的热潮持续高涨,甚至已对北美一些地方的房价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去年,在美国的外籍购房者中,来自中国人已成为仅次于加拿大人的第二大买家;近日还传出了万科开始进入美国住宅市场的消息,据说也是以华人买家为重点发展对象。

许多人移民或者去美国买房,主要是为孩子考虑,希望他们得到好的教育,更希望他们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生活,远离那个让他们大为失望却又无力改变的环境,这样,他们在挑选房产时,自然会将所处学区的学校质量列为优先考虑,受传统影响,华人父母普遍很重视孩子教育,因而这方面尤为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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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区房看教育市场 辉格 2013年3月1日 国内富裕阶层向欧美移民的热潮持续高涨,甚至已对北美一些地方的房价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去年,在美国的外籍购房者中,来自中国人已成为仅次于加拿大人的第二大买家;近日还传出了万科开始进入美国住宅市场的消息,据说也是以华人买家为重点发展对象。 许多人移民或者去美国买房,主要是为孩子考虑,希望他们得到好的教育,更希望他们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生活,远离那个让他们大为失望却又无力改变的环境,这样,他们在挑选房产时,自然会将所处学区的学校质量列为优先考虑,受传统影响,华人父母普遍很重视孩子教育,因而这方面尤为关切。 对于现代孩子,接受文化驯化而成为社会人,并确立自身人格的那个阶段,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特别是在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将孩子封闭在固定年限和模式的学校环境中之后,在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重大问题上,家长所能做的选择,也就只有择校了。 即便那些在这点上不甚苛求、也没有特定期待的家长,也总会希望孩子不要成为某些样子,因而总是对孩子即将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有所选择;一所好学校的好处倒未必在于给孩子教了些什么,而更在于将什么样一群孩子聚在了一起,为这个孩子世界的自组织过程提供了一种外部条件,后者将影响从这一自组织过程中发展出何种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而这些将构成孩子们未来人格的一部分。 生活是个竞技场,而成长过程是在为未来社会生活做演练,因而孩子们总是善于为自己搭建模拟竞技场,也总是能找到让竞技得以展开的题材,然而不同的题材会导向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外部环境得以施加影响。 假如高年级大孩子都在为离校后进入街头帮派并在其中占得优势地位做准备,那么与此相应的竞赛格局就会向下渗透到小孩子中,比谁打架更凶狠、谁能控制更多小弟、谁有大哥罩着,这些就会孩子们感受自身成就的价值标准,而帮派伦理就会主导孩子世界的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 显然,只要可能家长都会避开这样的学校,以及孕育这种学校的社区,不过,尽管对哪些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烂学校人们看法较为一致,但在何种学校才最理想这个问题上,看法却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当涉及到宗教、种族、东西文化差异和对待各种传统习俗的态度时,分歧更是难以调和。 所以一个理想的教育体系应为家长保留充分的选择机会,并且让作为供方的学校和办学者对家长的意愿和选择做出反应,才能满足千差万别的教育需求,然而各国目前普遍施行的公立教育制度下,这样的选择机会却十分有限,在美国,尽管有不少私立学校,但选择私校意味着在交税之外额外又交了笔学费,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 不过,相比中国的由行政当局统一分配教育经费相比,美国的学区制留给家长的选择机会相对多一些,由于它的激励回路更短,对学校的激励约束效果也更直接;每个学区的学校经费由区内业主的房产税供养,低于最低标准的不足部分由州政府资助,而超出部分可由学区自主支配,对于这笔经费的使用,业主们保留了最终的决定权,至少在重大事项上。 正是这一自主支配的部分构成了激励条件,办得好的学校能为学区吸引来更多买房者,抬高房价,从而提高房产税并获得更多教育经费,学区甚至能说服业主们提高税率或发行债券来获得改进所需的资本;相比之下,中国家长虽然也可以通过购买房产获得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但既不能影响经费使用,也不能确信买房之后学校不搬走,因而这种选择机会远不如学区制可靠。 但是,与完全由私立学校组成的自由教育市场相比,学区制所提供的选择毕竟有限,首先,对那些房产税额低于最低标准的贫穷社区,激励条件完全丧失,因为无论业主和家长评价如何,他们总能从州政府得到补贴,因而能够支配的经费是恒定的,与教学质量和学区口碑无关。 其次,学区制下虽让家长可以选择学校,但供方仍是政府办的国企,类似于电信业,国企间虽也有竞争,但创新意愿和能力皆远不如私企,不会去探索尝试各种可能的办学方式,更不会冒政治风险去试验一些只有少数家长认同的非主流教育理念。  
[饭文]在家工作可行吗?

在家工作可行吗?
辉格
2013年2月26日

最近,雅虎实施了一项新的作息制度,从过去的灵活作息制全面撤回到传统模式,要求所有员工必须回答办公室上班,而此前许多员工已与公司达成谅解可以在家工作,新规定甚至可能迫使一些员工必须搬家才能留在雅虎,这些受影响的员工很快在网络论坛和推特上发出了抱怨,一些求贤若渴的创新公司则乘机煽风点火,大挖墙脚。

在家工作确实有很多好处,最直接的是避免了通勤负担,让员工可以更灵活的选择居住地点,这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居住质量和更低的房价,而这些因素在员工生活质量和生活成本的构成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也是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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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工作可行吗? 辉格 2013年2月26日 最近,雅虎实施了一项新的作息制度,从过去的灵活作息制全面撤回到传统模式,要求所有员工必须回答办公室上班,而此前许多员工已与公司达成谅解可以在家工作,新规定甚至可能迫使一些员工必须搬家才能留在雅虎,这些受影响的员工很快在网络论坛和推特上发出了抱怨,一些求贤若渴的创新公司则乘机煽风点火,大挖墙脚。 在家工作确实有很多好处,最直接的是避免了通勤负担,让员工可以更灵活的选择居住地点,这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居住质量和更低的房价,而这些因素在员工生活质量和生活成本的构成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也是他们选择工作时的优先考虑,因而这方面的通融是大公司招募优秀员工的一大卖点,也可大幅扩展其招募的地理范围。 有些工作在某些任务阶段,需要长时间不受打扰的连续高强度工作,即便公司不要求加班,任务本身的创造性也会激励员工没日没夜的专注其中,这种情况下的,和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家睡个觉相比,在家上班可以让员工在保持(甚至享受)工作狂热的同时,不至于脱离家庭生活,疏远与亲人的关系,即便没时间陪他们消遣,让他们感觉到你就在身边,也是一种慰籍。 但在家工作也会带来各种问题,许多人缺乏自制力,有拖延习惯,容易分心,甚至任务越重大越急迫时越容易产生逃避心态,这些倾向反映了人性的某些弱点,这些弱点在面临对于人性还非常陌生的现代职业环境时尤其凸显,对于缺乏自制力的人,只有置身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的环境下,才能避免分心和拖延,迫使自己行动起来。 这也是为何对于专注而深入的阅读,像Kindle这样的单功能阅读器,比通用平板电脑更好,心理学家也发现,过多的选择机会未必是好事,为达成某个目标,人们常需要借助外力来剥夺自己在某段时间中的选择机会,而严格的作息制度可以提供这样的外力。 更大的问题是,离开集中办公环境,可能会让员工脱离企业文化,这样便对公司营造或延续某些传统和价值观的努力构成了障碍,而这些传统和价值观可能正是企业的核心资产,是其构建商业模式、确立和实施经营目标、影响公众认知所依赖的基础,它们的流失最终将使企业得以特立独行的禀赋变质。 现实的看,许多任务的性质就不适合在家工作,有些工作没有一个任务定义、分割和封装,然后各自拿去做完交差这样一个明确清晰的过程,任务可能是在完成过程中不断明确起来的,其间各种想法念头点子都在团队成员的持续交流互动中不断涌现,或者虽然任务最终有个定义和封装,但之前的互动和确立过程构成整个工作的大部分。 或者,虽然互动交流只占工作时间的一小部分,但却有着根本的重要性,正如雅虎HR主管在改制通知中所言,许多好点子好念头,都来自办公室走廊和自助餐厅里的闲聊,和各种非正式的临时小会议;这些交流机会之所以难以被现有通信工具替代,是因为它们依赖于事先未计划的偶遇和随机产生的上下文情境,若不是恰好撞上了,许多交流就不会发生。 况且,即便是刻意安排的交流,现有远程通信手段也远远难以替代面对面交流,因为人们在对话交流时,大量信息是通过身体姿态和动作表情等语言之外的媒介来传递的,而这些信息需要在特定的上下文情境中才能有效表达,而在视频会议情境下往往会被弃而不用。 当然,不惜代价的话,未来或许可以把家庭书房改造成具有三面视频墙的高度逼真的虚拟办公室,坐在里面能看到周围的同事,能发生偶遇,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开个临时小会,还能随你的位置而在小隔间、餐厅、健身房、会议室之间切换背景,然而至少现在,通信工具在特性和成本上都还离这个目标很遥远。  
[饭文]过年散记

(编辑让我写写过年回乡见闻,我不知写啥好,随便聊几句吧。)

过年散记
辉格
2013年2月22日

【家乡】

老家在嘉兴一个镇上,不过早在晚清变局之际,曾祖辈们都已纷纷外出谋事,后辈遂散居各地,镇上已没有五服内的亲戚了,旧宅也早已无迹可寻,我也只是去老街上走过一趟而已。

以“度过童年那个地方”论,我的家乡是四十公里外平湖的一个小镇,那里有着我大部分幼时记忆;不过,自我离开后的二十年多年,恰是城市化最为迅猛的时期,如今镇上居民多数是从周边农村迁来的,而老镇民们,包括我退休后的父母,大都已搬去县城,所以按“父母所在地方”这个更为现实的定义,家乡已经在县城了。

相比从中西部向沿海的大跨度移民,这种从乡村向城镇、城镇向县城的本地化小幅向上聚集的迁移模式,对社会结构的冲击是相对温和的,原有社会关系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

故邻旧友虽不再朝夕相见,端着饭碗串门,甚至闻得到谁家做了什么菜,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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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让我写写过年回乡见闻,我不知写啥好,随便聊几句吧。) 过年散记 辉格 2013年2月22日 【家乡】 老家在嘉兴一个镇上,不过早在晚清变局之际,曾祖辈们都已纷纷外出谋事,后辈遂散居各地,镇上已没有五服内的亲戚了,旧宅也早已无迹可寻,我也只是去老街上走过一趟而已。 以“度过童年那个地方”论,我的家乡是四十公里外平湖的一个小镇,那里有着我大部分幼时记忆;不过,自我离开后的二十年多年,恰是城市化最为迅猛的时期,如今镇上居民多数是从周边农村迁来的,而老镇民们,包括我退休后的父母,大都已搬去县城,所以按“父母所在地方”这个更为现实的定义,家乡已经在县城了。 相比从中西部向沿海的大跨度移民,这种从乡村向城镇、城镇向县城的本地化小幅向上聚集的迁移模式,对社会结构的冲击是相对温和的,原有社会关系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 故邻旧友虽不再朝夕相见,端着饭碗串门,甚至闻得到谁家做了什么菜,但县城毕竟不大,老友们时不时能遇到,串个门也不麻烦,时常还能组织起一些茶局牌局饭局之类,对街坊们的家庭动态,相互也都能掌握个大概;也正是每次回家能听到这些动态,才让我与成长于其中的那个小社会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 【送水师傅】 年前五六天,我换了桶饮用水,按往年经验,可能需要多备一桶,所以我问送水师傅新年哪天上班,他说,今年不回家了,你不必多备了,但叫水要提前打电话,因为新年里亲戚朋友间应酬较多。 这位师傅的水我已订了两年多了,听口音是江西人,有两个儿子,有很多次他都是带着刚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小儿子一起上门送水的,每次他都会吩咐孩子“叫叔叔”,所以现在我每次听到孩子声再听到敲门声,就知道是他来了,偶尔大儿子也会跟着一起来。 看上去,他妻子在附近有一份全日工作,可能经常加班,而送水工作的好处之一是能够顺便照顾孩子,他的父母和岳父母大概都没有跟着来上海,否则他不至于拖着两个孩子一起送水。 不过从今年起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或许是因为父母已经太老,或者身体不好?留在老家已不能很好的照顾自己了?或者只是不再种地和养家畜因而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照顾的事情了?还是农村本身已衰败的不适合居住了呢? 或许是我想多了,也可能他们只是想尝试一下留在城里过年的感觉,不过另一个事实或许更加重要:至少现在即便在春节期间,在松江这个远离他家乡的地方,他也能找到一些亲戚来聚会或拜访,这在五六年前还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形。 由此也可以窥见,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即便跨度较大,人们也总是尽可能维系原有的社会关系,偏爱那些能在其中找到熟人,从而得到关系和情感支持的地方,事实上,尽管有些困难,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样的愿望。 【停车位】 我是除夕前一天回家的,出门时留意了一下小区停车位,本以为大部分位置都会空着,实际上恰好相反,车位几乎占满了,比平时下午满很多;显然,许多人没有开车回家过年,尽管牌照显示小区的一大半车是外地的,这让我相信,这些人要么老家至少在三百公里之外,要么过年没回家。 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现象是,停车位上突然出现许多平时不大见到的小货车,是属于一些未听过名字的小物流公司的;此前我就听快递员说过,这小区有很多淘宝店主,我也知道许多快递公司在松江建立了物流中心,看来这两者不无关系。 从位置和交通条件看,松江是上海以南的淘宝业主借以进入上海这个大型消费市场的非常适宜的物流跳板,可以想象,许多规模较大的淘宝店会在松江设立库存点,我看到的那些小货车,平时大概就在附近几个小区绕着圈收货,过年放假都停到小区里来了。 【米市渡】 从松江大学城到平湖只有60多公里,毫无远行感,唯一的不同是年底路上会比较冷清,加上预报说要下雪,我决定从普通公路慢慢走,顺便寻找一点冬意。 松江与平湖之间隔着金山,从松江向南前往金山之前,先要穿越黄浦江,在高速公路兴起之前,江上桥梁很少,而前往金山的老公路,是通过著名的米市渡过江的,一年前我曾尝试从这条路回松江,以便节省六公里路程,却发现米市渡已对汽车停运了。 在渡口逗留了几分钟后,发现它已变得极为萧条,无论从售票口与候船室的陈旧墙面还是周围空地上的茅草看,都不像一个曾经车水马龙的交通枢纽;记得小时候,远在五十公里外的小镇上,米市渡也是个时常听到的高频词,相当于今天的浦东机场,可我却是在它已经垂死的时候才首次亲眼见到它。 这次出发前,我又忍不住搜索了一下,结果发现了一则它于六月初彻底停运的公告。 【小狗与别墅】 老人们的生活轨道越来越被锁入到他们久已习惯的单调程序之中,这方面女人倒还更开通一些,老妈至少还能从国产剧转而迷上韩剧,让我颇感惊喜,不过整天泡在电视剧里总不太好,为了向他们过于平静的生活里扔一块石子儿,我决定抱只小狗送给他们。 回到松江后,很快在网上找到了想要的狗,出生50天的浅棕色poodle,就在附近另一个小区里,正好下午阳光明媚,我就步行过去了;女主人报的是个别墅地址,沿路果然看到造型和户外格局都十分雅致的联排别墅,脑中不禁浮现出一位贵妇人的雍容形象。 进屋后看到的却是一幅简陋凌乱景象,主人则是劳碌而不修边幅的样子,自己年前刚生了孩子,她母亲在婴儿床边照顾着,沙发上躺着狗外婆,狗妈妈则热情的迎了上来,三只小狗在地板上四处蠕动。 交谈后知道,这是租的毛胚房,签了三年合同,花两万块钱简单装修了,该小区此类情况不少,许多是专业二房东签了五年合同,装修后群租。 女主人也是开淘宝店的,卖装饰画,丈夫在IT业工作,之所以选择联排别墅,是因为原来住的小区租金涨了,而他们因为生意需要较大空间,别墅租金只要两千,加上装修费也比原先公寓房的便宜。 她原先住的就是我刚刚步行穿越的小区,那里确实热闹很多,购物消费都方便,离地铁也更近,问题是,这个距离差异只有三百米,可见得,对于地产价值,三百米是很远的距离了。 【鞭炮】 迎财神的鞭炮一年比一年早,90年代中期还是在初五早晨天刚亮时才放,如今已经发展到初四晚饭后就开始放的程度,然后在零点之前又来一阵。 因为小区邻居大部分是外地人,我原本预期财神鞭炮会少一些,哪知道比我以前在别处听到的更猛烈,今年尤其猛烈,不知这是因为许多人今年没回家过年,还是这里开着太多淘宝店的缘故?  
[饭文]企业处境继续恶化的一年

(按:这是去年底应《凤凰周刊》之约写的命题作文,基本上是之前表达过的观点的整理)

企业处境继续恶化的一年
辉格
2012年12月14日

在经历世纪之交前后十来年的黄金时代之后,民营企业的处境在过去七八年不断恶化,以2007年新劳动法颁布为转折点,这一恶化进程开始加速,此后又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国进民退和一系列干预调控政策所制造的市场震荡的多方面打击,终于不堪承受而表现出颓势,此前的种种担忧已成为血淋淋的现实。

即将过去的一年中,除了一些由宏观波动所造成的短期困难有所缓解之外,上述趋势并未好转,制度进程和政策取向也看不到扭转的迹象,反而随着时间推移,悲观气氛正在蔓延加深,这一点无论从证券市场的表现,实业领域私人创业与投资活动,或者移民倾向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企业处境逆转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待它的方式发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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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去年底应《凤凰周刊》之约写的命题作文,基本上是之前表达过的观点的整理) 企业处境继续恶化的一年 辉格 2012年12月14日 在经历世纪之交前后十来年的黄金时代之后,民营企业的处境在过去七八年不断恶化,以2007年新劳动法颁布为转折点,这一恶化进程开始加速,此后又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国进民退和一系列干预调控政策所制造的市场震荡的多方面打击,终于不堪承受而表现出颓势,此前的种种担忧已成为血淋淋的现实。 即将过去的一年中,除了一些由宏观波动所造成的短期困难有所缓解之外,上述趋势并未好转,制度进程和政策取向也看不到扭转的迹象,反而随着时间推移,悲观气氛正在蔓延加深,这一点无论从证券市场的表现,实业领域私人创业与投资活动,或者移民倾向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企业处境逆转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待它的方式发生了全面转变,企业家从民营经济开放之初各地争相吸引和扶持的对象,变成了砧板上的肥肉,或者假如肉不够肥,则沦为清理驱逐的对象。 这是依赖地方竞争而非普遍制度保障下的发展模式都会面临的机会主义问题:先用宽松优惠政策将你吸引过来,等你养肥了,便开始下刀取肉,中世纪意大利各商业城邦也曾出现类似问题,不同的是,比起世袭贵族治理的城邦,中国地方官员的籍贯回避和有限任期,令其行为更趋短期化,到了不惜杀鸡取卵的程度。 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可能也是过去二十年政治结构两大变化的结果,首先,江朱的财税改革和国企与职能部门的垂直化整合,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改革后一度伸张的地方自主性丧失殆尽,这让地方政府变得更机会主义,地方官员越发专注于“让上面满意”,不过,这一时期上面关注的主要是以增长为核心指标的政绩,所以这些变化还只是一种隐患,尚未表现为对企业的挤压。 邓小平死后,权力层失去了派系纷争的最终裁决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方向,“让上面满意”已不再是可靠的指引,因为已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上面”,下届核心将从派系的对等争夺中产生,结果未知,因而地方官员的仕途升迁已不是顺着一个结构稳定、关系清晰的金字塔往上爬,而是要找对靠山和路径。 这种不明朗的局面下,GDP之类的客观政绩指标变得相对次要,如今官员的首要考虑是安全,而危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跟错人,被竞争者背后捅刀,被曝丑闻;这三条都推动着市场环境的恶化,前两条意味着你不能得罪任何重要派系和利益山头,而市场化改革将冲击这些垄断着各类资源和准入机会的派系山头,不仅不能得罪,还常常要主动配合他们对民企进行剥夺和挤压,这些山头的势力,已因上述核心权威的丧失而迅速膨胀,变得难以撼动了。 后两条则意味着,你必须小心翼翼别让人抓住你违反了规章条例的把柄,假如这些规章只是保障公序良俗的必要规范,那么这种忌惮倒不失为舆论监督的可意效果,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对企业经营活动、市场交易和消费者选择横加干涉,甚至像计划生育那样剥夺个人基本权利的恶法。 若真要容许、鼓励、帮助企业发展,官员不得不置某些法规于不顾,对企业某些违章行为睁眼闭眼,早些年也正是这么做的,但近年来他们发现这么做越来越困难了,随着纸媒、网络和自媒体的发达,录音和照相设备无处不在,身边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爆料者,而你的对手们也随时愿意为他们提供弹药。 而同时,规章却变得日益繁杂严苛,捆住企业手脚的绳索在不断收紧;这当然离不开媒体的功劳,知识分子和记者群体有着天然的进步主义和国家父爱主义倾向,总是寄望于通过政府干预和管制来推动社会改良,而不相信市场。 这一倾向在当前制度环境下产生了最坏的效果,因为他们被封堵了直接批评中央政府这个恶法制订者的机会,为在蹩仄夹缝中实现其心目中的社会良知,只好将矛头转向负责法规具体执行的基层官员,以及受这些法规所约束的企业,结果常常让自己沦为政府压制自由和强化垄断的帮凶。 但官员的这种忌惮并未减少腐败,只是让他们转向了更隐秘安全的手法,同时收窄了寻租交易的进入通道,由于民营经济的规模已比十年前扩大许多倍,可以寻租的环节和对象也比以前大为扩展,只须吃住少数最肥最安全的大户即可,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负担得起迂回隐秘、往往需要跨国关联交易和复杂利益安排的行贿手段,至于众多小鱼小虾,他们既看不上,也不敢牵扯,如此一来,许多原本花点钱就能走通的路子,就对中小企业完全关闭了。 政府对民企态度的恶化,也表现在税收上,企业税负急剧加重,并且丝毫不受景气波动的影响,这从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即可看出;税负加重并非因为税率提高,而是因为征收力度的加强;在地方层面,由于房地产市场被强行压制,长期依赖的土地收入缩减,更迫使地方向企业开刀。 在企业自身和产业环境方面,民企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对由人口逆转和农村劳动力枯竭所造成的劳动成本上升,许多企业仍未找到应对出路,尽管劳动短缺是普遍的,但由于成本结构的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适应障碍更大,而其中外向型加工企业更面临尚维持着低工资率的国家的竞争,由于许多资产、经验和管理资源优势已特化于这些产业,转型将意味着抛弃大量既有资源,常难以成功。 其次是接班问题,第一批民企的创业者已相继进入退休年龄,其精力和健康都过了最佳状态,有些企业的规模也扩张到了他们无力驾驭的程度,况且产业结构和市场条件的变化也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转型,但由于能力、旨趣和文化上的差异,子女很少适合接班,所以只能转向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 接班其实也是管理制度化和组织成熟的过程,后者通常都是在第一次接班时完成的,而许多组织也正是在此时垮掉的,因为这个过程充满了隔阂、冲突与不确定性,需要各方的诚意和妥协,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里所特别缺少的元素,尤其是在这个恶劣制度环境中拼杀出来的草莽英雄们,很难让他们谦逊而自省的看待和处理问题。 同时,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也常缺乏诚信和善意,有些甚至刻意挑动和利用家族内斗并从中渔利,所以,这注定会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未来十年甚至更久,我们仍将看到许多企业未能完成组织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改造,企业经营仍高度依赖于老板的个人魅力、个人权威、私人效忠关系、私人知识、私人人脉资源,还有装在他们自己肚子里、别人无从知晓、却在维持每日运转的经营管理窍门和指挥协调方式。 只要企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企业家即使想退出,也不大可能,除非他愿意接受大幅度的资产贬值,因为别人一旦接手,支撑着企业价值的上述种种人格化资源就消失无踪了;当然他们还有一条退出路径可选:上市,在完成组织改造之前先上市,等于是让股民去吞食未来必将面临的转型和接班风险,前提是存在足够多的冤大头。 前些年这样的冤大头确实不少,这或许也是为何国内民企比欧美相似状况和规模的企业更热衷于上市的缘故,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被阻挡在由国有大银行所控制的信贷市场之外,不过这条出路原本就很狭窄,只有一小部分企业能挤进去,未来是否会继续畅通,还不好说。 相比之下,新一代年轻企业家倒无须为接班问题操心,转型障碍也不那么严重,他们更熟悉现代企业,在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上也更与之相容,但他们也面临着自己特有的问题,正因为他们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他们拥有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往往接受了更为现代和世界化的价值观,因而更难以适应和容忍不得不身处其中的这个制度与社会环境。 国内企业被迫接受的在权力高压之下钻营苟且、委曲求全的生存之道,将让新生代感受到比其父辈更沉重的价值压抑感和人格代价,假如事业的发展前景和由此带来的成就感不足以补偿这些代价,放弃或出走或许更加明智,况且比起老一代,他们拥有更丰富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和兴趣爱好,也谙熟更多享受生活的方式,也更容易在他乡异国找到发展机会。 这两年,唯一涌动着活力,可以让民企看到一些乐观前景的领域,似乎只有网络和新技术领域了,其中尤其值得期待的是移动应用和电子商务,和由此可能为传统产业带来的新机会,网络可以帮助微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绕开许多制度性的经营障碍和营商成本,得以从事小本经营,虽然生意可能很小,但总量却很可观。 在支付和物流障碍相继突破之后,该领域终于迎来了爆炸性增长,尽管到目前为止它还仅仅对零售业造成冲击,但相信不久之后其影响就会向前渗透到制造与设计环节,并创造出一些全新的生态位和产业结构。 在较小规模上,类似的事情也在餐饮、旅游、表演等服务业发生,未来,甚至在媒体、出版、教育和作品创造方面,也可能发生由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并为个人和微小企业带来新机会,这些,或许可以在整体上日益恶化的大环境中给人一丝慰籍和喘息吧。  
[饭文]苹果退守高端?

苹果退守高端?
辉格
2013年1月31日

在不如人意的第四季财报导致股价暴跌之后几天,苹果发布了两款升级版的iPad 4,除内存翻番外,新品与旧品并无区别,价格却又上跳了100美元,其中LTE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929美元。

在定价策略上,苹果延续了iPad系列随配置性能提升而逐级提价的路线,这与谷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Nexus 7升级时,价格不变,提高配置,同时对旧产品降价。

从这一点看,苹果似乎并不太介意平板市场的份额被蚕食,而决意维持甚至强化其高端定位,以三倍的价格差,是不可能与竞争对手拼抢份额的,因而可以预料,安卓在席卷了手机市场的大半份额之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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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退守高端? 辉格 2013年1月31日 在不如人意的第四季财报导致股价暴跌之后几天,苹果发布了两款升级版的iPad 4,除内存翻番外,新品与旧品并无区别,价格却又上跳了100美元,其中LTE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929美元。 在定价策略上,苹果延续了iPad系列随配置性能提升而逐级提价的路线,这与谷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Nexus 7升级时,价格不变,提高配置,同时对旧产品降价。 从这一点看,苹果似乎并不太介意平板市场的份额被蚕食,而决意维持甚至强化其高端定位,以三倍的价格差,是不可能与竞争对手拼抢份额的,因而可以预料,安卓在席卷了手机市场的大半份额之后,也很快会在平板市场压倒苹果。 对此前景,苹果正在奉行一种退守高端、确保高毛利率,而不追求市场份额的策略,这意味着,此前传闻的低价iPhone将不会出现。 退守高端,也是苹果对其在供应端所面临困境做出的反应,苹果产品对制造工艺和质量的苛刻要求,加上他的巨大批量,已对其上游厂商构成了极大压力,即便如富士康这样承压能力极强的制造帝国,也已不堪重负。 而且,随着苹果在智能手机市场垄断地位的打破,上游厂商已不再像过去那么百般迁就苹果了;几个月前,郭台铭罕见的打破沉默,说iPhone 5要求太高,富士康难以同时确保质量和速度,同时苹果开始考虑将部分生产搬回美国;种种迹象都显示,苹果宁愿收缩以确保质量和缓解供应链压力,与退守高端策略是一致的。 从苹果的企业禀赋看,专守高端也是合理的策略,他的平台封闭性,以牺牲选择性换取简洁和完美体验的产品设计路线,对待消费者和开发者的父爱主义专断姿态,都更适合营造一个局部高端生态位,而不适合构建通用、开放、多样化和高覆盖率的生态系统,此前的高市场占有率,只是其先行优势所造成的短暂局面。 对企业来说,在高端构造一个牢固而利润丰厚的生态位,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以活得很滋润,问题是,对于投资者,这样的前景能否支撑苹果目前的高市值?尽管其股价在过去四个多月已从最高点700美元跌去了1/3,但苹果市值仍超出谷歌、微软、IBM等IT巨头将近一倍,更四倍于巅峰期的诺基亚。 假如苹果最终输掉主流生态系统之争,在各大终端领域只维持5-8%的市场份额,就像他在PC市场的情况,那么当前市值无疑是过高的;当然手机和平板市场情况可能不同,赢家通吃的效应或许没有PC市场那么强烈,而要对赢家通吃的程度作出更准确的判断,还需要逐一考虑影响平台依赖性的各种因素。 关键仍是应用,如果用户仅仅因为平台的缘故而放弃一个终端,那肯定是因为它不能理想的运行他所需要(或未来很可能需要)的某些应用;对于一个市场占有率处于第二等级的平台,这样的事情有多大可能发生,将取决于那些用户难以割舍的应用更可能以何种方式、由谁来开发,以及复杂度有多高。 首先,应用复杂度越高,开发难度越大,或者安全敏感性越高,测试负担越大,便越不可能同时为多个平台维持平行版本,因为那么做代价太高了,于是只能选择其目标用户使用率最高的那个平台;其次,应用越多的由大型厂商开发提供,就越可能维持多平台平行版本,因为大型厂商的规模效率让他们更有能力负担平行版本的高成本。 从这两点看,高带宽和云计算的发展都有利于小平台,在云计算模式下,应用可以将大部分复杂性留在服务端,简化终端程序,这样,维持终端平行版本的代价便大为降低;同时,大型应用厂商也更可能建立自己的云服务,而个体开发者则可能连自己的网站都没有,只能完全依赖终端计算与存储能力。 对小平台不利的发展是,终端硬件功能正在日益丰富,特别各类信号传感器的出现,从光学、声波、重力、运动、温度,未来甚至气味、压力、湿度等等更多的传感器也会被运用到终端上,而传感类型的丰富必将提高终端应用的复杂度,其中许多需要实时性的部分是不能被移到服务端去的。  
[饭文]阿里巴巴重组旨在巩固管理层控制

阿里巴巴重组旨在巩固管理层控制
辉格
2013年1月21日

上周,在一封致员工的公开信中,马云公布了阿里巴巴的重组结果,将其业务划分为25个事业部,并分给9位总裁执掌,同时马云宣布将于今年5月辞去CEO职务,继续以董事长身份更多专注于战略工作。

两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这次重组,一是近年来阿里巴巴管理层与大股东的关系隐患逐渐浮现,调整这一关系是马云当前一大关切,这清楚的体现在去年六月他接受彭博社《商业周刊》访谈时的言辞之中,二是去年马云曾多次透露出要让阿里各大业务变得更独立,并在未来分拆上市的想法,去年12月《财经》一篇文章曾对此动向作了梳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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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重组旨在巩固管理层控制 辉格 2013年1月21日 上周,在一封致员工的公开信中,马云公布了阿里巴巴的重组结果,将其业务划分为25个事业部,并分给9位总裁执掌,同时马云宣布将于今年5月辞去CEO职务,继续以董事长身份更多专注于战略工作。 两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这次重组,一是近年来阿里巴巴管理层与大股东的关系隐患逐渐浮现,调整这一关系是马云当前一大关切,这清楚的体现在去年六月他接受彭博社《商业周刊》访谈时的言辞之中,二是去年马云曾多次透露出要让阿里各大业务变得更独立,并在未来分拆上市的想法,去年12月《财经》一篇文章曾对此动向作了梳理。 从此次重组结果看,前一项诉求似乎占了上风,因为重组的内容看来主要是在组织和人事,而不是业务和职能方面,通过将一批业务主管提升到战略层面,参与全局管理,将强化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改变原先马云单独面对大股东的局面,令大股东更难以插足和干预,同时也为未来交接班做准备,可能是这次重组的主要意图。 当然,要达到这一效果,还需要激励结构的相应调整,也预示着未来股权结构的逐步改变,总裁们可能会被要求持有更多股份;不过,以阿里目前的规模,个人财力恐怕很难让他们买入足以影响大股东地位的股份,这一点必须借助资本市场和外部杠杆来做到,而分拆上市恰好提供了这样做的机会,此前对B2B业务的私有化或许正是为此做准备。 比如管理层可以先向投行借钱,认购准备分拆上市公司的大额股份,等完成上市后用部分已升值的股票偿还借款;这一过程,既可达到以管理层持股取代外部股东的目标,也因为将上市公司拆小了,而提高每位高管的持股比例,从而在其职责与股权之间建立更直接的激励机制。 假如这一猜测能够成立,那么“阿里巴巴想要做的不是商业帝国,而是生态系统”这句话,就最好从激励和升迁机制方面理解,意思是:公司为你们这些中高层年轻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会,谁把手头这块业务做好做大,就有机会独当一面,成为一家分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掌门人。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排除另一种解读:阿里将把它的各大业务板块改造成在商业模式和组织结构上能够独立存在和自我维持的实体,这样的改造意味着需要大幅降低各大业务之间的耦合度,并为每块业务找到独立的核心价值和盈利模式,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阿里在朝这方面努力,也看不出这样的前景如何可能。 降低职能和管理上的耦合度相对容易(尽管可能提高成本),而降低盈利模式的耦合度则谈何容易,目前阿里的核心价值全在于其交易系统,除支付宝外,其他都是依附于此的增值业务,而增值业务是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 其实,从本次重组内容也可看出马云并无此打算,无论是25还是9,对于组织结构都是很大的扇出系数,通常,扇出系数越大,下级对上级的权威和地位差距就越大,越容易马首是瞻、唯命是从,集权度也就越高,所以,若马云果真希望向下放权,提高部门自主性和独立性,为未来分拆做准备,本应设立更少和更大的事业部,相应更少的总裁。 这样看来,马云并不是真的要在业务上分拆阿里集团,只是想借助这一过程完成管理层控股,用金蝉脱壳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改善了激励机制。 然而从投资者角度看,与整体上市相比,这样的安排潜藏着很大风险,未来分拆上市的公司,若只注入增值业务,那么核心业务的持有者,无论是否控股,都可随时压榨其利润,这对投资者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类似情况在国内资本市场虽不少见,但毕竟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