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留底〉分类下的文章(454)

[饭文]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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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来几代乌克兰人大概都不会对与俄罗斯发展亲密关系有任何幻想,相反,俄罗斯将被当然的视为其头号威胁。 这样的国际环境,尽管会带来些紧张和焦虑,对于乌克兰的未来制度发展却相当有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中小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并且选择投靠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依靠时,就很可能在宪政建设、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韩国、台湾、以色列、新加坡、香港,都是这一规律的杰出例证。 苏联的崩溃为这份名单增添了蒙古和格鲁吉亚两位新成员,这两个原本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脱离苏联集团并明确了亲美亲西方立场之后,都经历了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其改革的彻底和迅猛,都远远超出波捷匈等同样从铁幕中逃脱出来,但远离东西方对立前线,因而较少感受到东方大国威胁的国家。 对美关系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首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消除了上述变革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可能遭遇的障碍,让精英和民众接受美国作为其制度模范和价值标杆,实际上,与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相比,中小国家的精英层原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心理和价值转变,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只能追随其他主流强势文明,差别仅在于仰慕和追随的对象是谁。 其次,从政权方面看,为赢得必要的国际支持,在受威胁时获得保护,有困难时获得援助,当权者即便不想追随国内精英的倾向,也不得不迎合美国对其制度与政策的期待,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接受美国专家的建议,满足IMF的标准,在这些外部约束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即便未能建立宪政,其人民也可享有起码的人身安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和创业与经营的空间。 然而,上述机制能够起作用,需要美国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和有说服力的切实行动为这些前线国家提供帮助和保护,否则,这些国家就只能在东方大国面前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就算不投怀送抱也最多争得个中立地位,就像当初的芬兰,其实,格鲁吉亚在谢瓦尔德纳泽时代、乌克兰在本次变故之前,也都还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 在冷战时期,美国不缺乏这样的意愿,因为苏联帝国对其切身利益的威胁清晰可见,冷战结束时,政治学家曾担心,支撑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西方联盟,在缺少一个明确敌人的情况下难以为继,此后反恐战争的需要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好景不长,反恐联盟很快随老欧洲的背弃而瓦解,连美国的最忠实追随者日本都已开始考虑一味依靠美国的风险。 所以这次乌克兰危机,将是对美国意愿的关键考验,其行动将对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世界各地那些以美国存在作为其国家安全支柱的国家,那些有望借助美国影响而实现国内变革的国家,都将以这次危机的后果为参照,重新评估其外交战略和制度发展方向,而评估结果很可能是悲观的。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入了一条全面收缩的轨道,金融危机既打击了美国的文化与制度自信,也让进取性政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变得难以忍受,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更是积极主动的迎合了这一退缩倾向,在伊拉克、阿富汗、非洲、伊朗、叙利亚等事情上的一系列消极和退缩表现,都让美国承诺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可疑。 乌克兰危机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它让欧美政坛终于开始认识到退缩战略的严重后果了,面对共和党人的指责,连奥巴马也开始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试图让世人相信他并不像之前所表现出的那么消极和软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适时的到另一条前线东亚走了一圈,通过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明确表态,以及与菲律宾的新安全协议,安抚那些对美国承诺心生疑虑的国家。  
[饭文]O2O的想象空间

O2O的想象空间
辉格
2014年4月2日

O2O成了今年的一个新热点,不过和其他电子商务概念相比,它的边界似乎更模糊,或许也正因此,有关它的话题才那么热闹,因为谁都可能觉得跟它沾点边。

在诸多被戴上O2O帽子的商业模式中,能够找出的共同点是:消费者的选择是在线上做出的,而消费过程的某些环节需要一个线下的服务场所,至于消费过程全部环节中有多少是在线上,多少是在线下,则呈现出一个很广的连续光谱;按此界定,携程和服务类团购可谓O2O的先驱。

进入这个光谱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动机,有些是消费性质所必须,比如餐饮团购,有些是在线商家发现实体(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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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的想象空间 辉格 2014年4月2日 O2O成了今年的一个新热点,不过和其他电子商务概念相比,它的边界似乎更模糊,或许也正因此,有关它的话题才那么热闹,因为谁都可能觉得跟它沾点边。 在诸多被戴上O2O帽子的商业模式中,能够找出的共同点是:消费者的选择是在线上做出的,而消费过程的某些环节需要一个线下的服务场所,至于消费过程全部环节中有多少是在线上,多少是在线下,则呈现出一个很广的连续光谱;按此界定,携程和服务类团购可谓O2O的先驱。 进入这个光谱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动机,有些是消费性质所必须,比如餐饮团购,有些是在线商家发现实体店在某些环节上的优势难以替代,比如服装零售的试衣环节,还有些则是帮助网络名人将其在网上所建立的知名度在线下转变为收入,因为线上缺乏恰当的实现模式,比如名人开餐馆。 O2O的兴起,体现了电子商务在过去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电商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规模和品牌效应,资本实力,以及构建新型商业模式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让他们已经有能力进入那些最初不适合电子商务的领域,这一态势,将迫使迄今仍保有一席之地的传统产业必须考虑如何在一个被电商全面笼罩的环境中继续生存。 从消费者方面看,这也表明了互联网在他们生活中已变得多么重要,他们的生活和社交重心正不断向线上转移,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消费决定是在线上做出的;这方面变化的意义可能更为深远,因为网络为文化的进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环境,在其中,消费习惯的形成、时尚与潮流的扩散、风格与品位的分化,都将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发生。 一种可能的前景是,由消费者主动聚合所形成的消费模式将更多涌现,在传统零售服务业中,消费者主要处于被动选择和用脚投票的地位,网络让有共同兴趣的消费者更容易聚集在一起,主动表达消费需求,形成意见风向,这也让供方有机会针对特定聚合量身定制俱乐部性质的服务模式。 过去,已经有了地处偏僻、主要依靠驴友会而存在的农家乐,也有依靠车友会的汽车修理店,依靠球迷组织的酒吧,依靠桥牌俱乐部的小宾馆,今后,或许还会有依靠豆瓣影迷圈的电影院,依托某个网络读者群的咖啡馆,可以预料,当这样的机会越来越明显时,许多商家会主动在网络社区中发展此类圈子。 当然,不同消费者在参与这一聚合过程时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多数人有从众和信从权威的倾向,也易受各种光环的影响,况且许多人原本就没有太多消费经验,或者缺乏主见,或不善表达,所以在消费意见和风尚的形成过程中,总是由少数“意见领袖”起着关键作用。 对于实用类消费品,评价焦点通常集中在可以较为客观地衡量的功能和性能指标上,但对许多商品,随着实用色彩的弱化,鉴赏和品味色彩的增强,评价标准变得越来越主观和武断,酒香多浓才不显得俗气,茶色多淡才算清雅,实在没多少道理可讲,起初可能只是某位受公认的雅士一句话,广受追捧并长久因循之后,便成了标准。 风尚与格调的形成,若从协调博弈理论的角度理解,其实也是趣味近似的消费群体中寻找聚点的过程,因为即便高度个性化的小众消费,也不大可能真的为每个人定制,为了获得最低限度的规模经济,众口难调的分散需求必须汇聚成若干种风格,而意见领袖恰好可以帮助圈子和群体迅速找到聚点。 网络特别是社交网络,将推动消费人群在不同层次和规模上实现聚合,并从中涌现出大小意见领袖,他们在各自所在圈子内被视为有鉴赏力的、有品位的和值得信赖的,一旦获得这样的认可,那就是一项有价值的资产,而实现其价值的一种方式,便是直接面向这个圈子开店。  
[饭文]微信不是理想的媒体平台

微信不是理想的媒体平台
辉格
2014年3月18日

最近,正当微信公共号热火朝天之际,突然封杀了大批公共号,其中包括不少颇受欢迎的媒体类帐号,这次封杀看来并非迫于政府指示或压力,也看不出与这些媒体所发布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同样的内容在其他渠道上都未受影响,看起来,这更像是腾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它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公共媒体平台。

对于那些希望借助微信获得更好传播效果并增加一个收入来源的媒体,这自然不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一些将其生存发展希望寄托在微信上的自媒体,更是个灾难;不过,作为一个希望看到更健康的新型传播生态的旁观者,我倒不觉得这是件坏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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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不是理想的媒体平台 辉格 2014年3月18日 最近,正当微信公共号热火朝天之际,突然封杀了大批公共号,其中包括不少颇受欢迎的媒体类帐号,这次封杀看来并非迫于政府指示或压力,也看不出与这些媒体所发布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同样的内容在其他渠道上都未受影响,看起来,这更像是腾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它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公共媒体平台。 对于那些希望借助微信获得更好传播效果并增加一个收入来源的媒体,这自然不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一些将其生存发展希望寄托在微信上的自媒体,更是个灾难;不过,作为一个希望看到更健康的新型传播生态的旁观者,我倒不觉得这是件坏事,在我看来,微信不是个好的媒体平台,而一个由类似微信这样的平台主导的传播环境,将比目前的更糟糕。 互联网为媒体提供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全新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很大程度上分离解耦了有关媒体的几大环节:内容生产、内容间的关联、阅读体验、互动和传播,在传统模式中,这些环节通常被捆绑在同一家媒体同一种介质中,而在网络新媒体中,各环节可以选择不同平台和不同介质,同时又保持其互联性而不至于成为孤岛。 从内容生产和管理看,博客是最好的媒体平台,借助门户式的聚合或RSS阅读器,它的阅读体验也不错,尤其对于深度阅读者,但博客的传播性较差,尽管有些具有社交功能的阅读器和曾经的Google Buzz带来过希望,但自从谷歌退出之后,没有一家大型企业支持这方面发展。 也正因为缺乏传播力,尽管博客在小圈子内的互动性可以进行的很好,但这种互动很难延伸扩展,没有持续注入的新鲜血液,很难长期维持活力和人气,这一点,与小众型BBS曾经遭遇的命运颇为相似。 但好在互联网是个开放信息系统,博客本身的传播力不足可以借助其他平台得到弥补,比如与推特和微博的搭配,后者具有空前强大的传播力和互动性,而且这种大范围的互动性带来了一种奇妙的挖掘和纠错能力,让一条起初较简单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诱发更多相关信息,而且不同来源信息的并发,让受众有更好的机会进行独立判断。 不过,微博的长度和格式限制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信息的高度碎片化和挥发性,为了容纳更多文字,多数超链接都被抛弃了,碎片进而沦为孤岛,对于深度阅读者,这是很大的损失,从内容生产与管理上看,这也是对超文本的一种反动,作为弥补手段的长微博更是个彻头彻尾的怪胎,图片化的内容无法被检索和引用,成了彻底的孤岛。 但无论如何,微博至少还保留了互联网的开放性,每个帐户、每条微博都有独立的URL,微博对搜索引擎和第三方应用也保持着开放姿态;相比之下,微信则完全是个封闭系统,丝毫没有互联网的开放特征,信息没有独立和永久性URL,因而内容之间无法建立链接,也不可能通过浏览器访问,或分享到其他平台而同时保持互联性。 这也难怪,微信本身就是从聊天系统发展来的,更像一种电信增值业务而不是互联网业务,而聊天者对于内容的开放性和互联性本来就没什么需求,碎片化、孤岛化、挥发性,这些对于聊天者当然都不是什么问题,或许封闭一点、曝光度低一点还更好。 但对于一家注重品质和体验而不只是喷喷口水的媒体,这些却是大问题,碎片化和孤岛化的信息很难索引和管理,无法让内容系统成为一个结构化的、可积累的、有机的知识系统,而高度挥发性也难以让互动和传播为内容的丰富和改进提供动力。 微信的传播力虽强,但这种传播是泼水式的,传播链条在信息扩散过程中一次次断裂,不会形成大庭广众之下的大范围互动,只有千万间隔绝密室中熟人间的窃窃私语,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格局,会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它最多只是一条通往那些不怎么需要互动、也不关心内容互联性的受众的单向道,它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窗口和收入渠道,但不足以成为媒体立足之本。  
[饭文]苏格兰独立无关民族主义

苏格兰独立无关民族主义
辉格
2014年2月18日

离下半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有七个月,支持和反对的各方日益加紧了舆论攻势,最近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独立后重新加入欧盟是否会遇到障碍?能否与英国建立货币联盟以便继续使用英镑?眼下,英方高官纷纷放话说没那么容易,甚至连欧盟主席巴罗佐也出来帮腔

其实重入欧盟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倒是货币同盟可能会有点困难,那不仅需要英方配合,也要看苏方是否愿意让出足够多的财政主权,有欧元危机在前,选民、政客和货币当局恐怕都会有不少顾虑;不过总的看来,一旦选民作出决定,苏格兰要独立并没有多大障碍,对英国这样成熟的法治国家,和平分手已不是难事。

苏格兰的独立倾向,主要不是来自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两国人民在政治和制度倾向上的差异,这一点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有关独立的民调中赞同独立的比例从未超过一半,通常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但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在1998年分权改革后的历届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却节节攀升,最终获得绝对多数和执政地位。

另一个事实也佐证了上述判断:S(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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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独立无关民族主义 辉格 2014年2月18日 离下半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有七个月,支持和反对的各方日益加紧了舆论攻势,最近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独立后重新加入欧盟是否会遇到障碍?能否与英国建立货币联盟以便继续使用英镑?眼下,英方高官纷纷放话说没那么容易,甚至连欧盟主席巴罗佐也出来帮腔。 其实重入欧盟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倒是货币同盟可能会有点困难,那不仅需要英方配合,也要看苏方是否愿意让出足够多的财政主权,有欧元危机在前,选民、政客和货币当局恐怕都会有不少顾虑;不过总的看来,一旦选民作出决定,苏格兰要独立并没有多大障碍,对英国这样成熟的法治国家,和平分手已不是难事。 苏格兰的独立倾向,主要不是来自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两国人民在政治和制度倾向上的差异,这一点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有关独立的民调中赞同独立的比例从未超过一半,通常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但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在1998年分权改革后的历届{{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却节节攀升,最终获得绝对多数和执政地位。 另一个事实也佐证了上述判断:SNP在苏格兰议会的129个席位中赢得了65个,但在联合王国国会下院的59个苏格兰席位中只获得了6个,远远少于工党的41个,也不如自民党的11个;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坚决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保守党,在国会是第一大党,却只得到了下院苏格兰席位中可怜的1个,而在苏格兰议会中,反倒赢得了15席。 这些都说明了,苏格兰人要的是具体的政策而不是独立的象征意义,独立只是他们获得政策的手段,所以在苏格兰选举中,SNP能带来他们想要的政策,就投票给它,而在全国选举中,SNP无论如何也难以主导政策,所以就转而支持政策主张相对接近的工党,尽管工党也反对苏格兰独立;相反,假如苏格兰人一味要宣示独立意愿,本应在两级选举中都全力支持SNP。 可是因为苏格兰的政治光谱与全英国的差别实在太大,而他们的人口和议席比例又太低,所以他们难以指望中现行威斯敏斯特体系([[Westminster system]])中得到想要的政策,只好寻求独立;苏格兰的政治光谱看上去更像北欧国家,而更少英国色彩,更没有保守主义容身之地,不仅强烈倾向于福利制度,在环境、社会政策和国际事务中,也全面靠近具有高度阴柔气质([[femininity]])的北欧。 具体而言,北欧人喜欢一个更少身份、地位、贫富和性别差异,也更少竞争性的社会,喜欢更具协商性而非对抗性的政治,对付犯罪时,也更不愿意使用惩罚性手段;在国际事务中,更疏远美国,不愿意积极介入各种具有对抗性和干预性的国际行动,即便这种对抗和干预对捍卫其所珍爱的价值是完全必要的,相反,他们宁愿选择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在事后扮演和事佬或和平天使的角色。 假如苏格兰人只是要社会福利的话,或许支持工党就行了,问题是工党在其他方面并不那么像北欧,特别是军事和国际政策上,经过布莱尔改造的新工党已变得更加亲美,更积极介入国际行动,更愿意维持较为强大的武力和英国的传统强国地位;通过偷走保守党手里的牌,新工党让英国的政治光谱大幅右移,因而更加远离苏格兰光谱,所以,尽管苏格兰是工党的地盘,但仅仅通过支持工党,苏格兰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工党来说,眼下的局面恐怕是他们未曾预料到也不愿看到的,目前看起来越来越可能成功的独立运动,正是工党在90年代大力推行分权自治改革的后果,这一改革让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但假如工党为讨好其盟友而推动的这一进程最终导致苏格兰独立,那工党就丧失了一个大票仓,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相反,对于保守党,尽管在民族情感上难以接受苏格兰独立,但政治上他们反倒会获得实际收益,59个苏格兰议席的取消,无疑将强化保守派的地位;而对英国国民来说,摆脱五百多万热爱福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胞,很可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饭文]允许飞机上打电话会是场噩梦吗?

允许飞机上打电话会是场噩梦吗?
辉格
2014年1月22日

去年12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就一份拟议中允许乘客在商业航班上使用手机的提案征询公众意见,很快收到了四百多份意见函,几乎异口同声的对提议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者所提出的理由,绝大多数是嫌打电话的声音太吵,而不是担心手机会影响飞行安全。

有关飞机上使用通信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争议,从手机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持续,相关研究也做了很多,不过,我在这里想关注的倒是另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管制当局是如何行事的,而公众对管制政策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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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飞机上打电话会是场噩梦吗? 辉格 2014年1月22日 去年12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就一份拟议中允许乘客在商业航班上使用手机的提案征询公众意见,很快收到了四百多份意见函,几乎异口同声的对提议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者所提出的理由,绝大多数是嫌打电话的声音太吵,而不是担心手机会影响飞行安全。 有关飞机上使用通信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争议,从手机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持续,相关研究也做了很多,不过,我在这里想关注的倒是另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管制当局是如何行事的,而公众对管制政策的态度又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和通常认为的不一样,FCC禁止乘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的正式理由并不是安全隐患,而是担心高空飞行中的手机会扰乱地面基站的工作,所以该禁令也适用于气球,尽管气球上未必有什么可以被干扰的电子设备;实际上,FCC大概也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因为航空安全毕竟不归它管。 可是,真正管航空安全的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从未禁止在飞机上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只是说航空公司要确保这些设备不会干扰飞机的导航与通讯系统;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禁用手机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即便有这样的考虑也不是FCC颁布禁令的理由,那么FCC何必要为解除禁令而征询乘客意见?从乘客那里听到什么才会让它撤回解除禁令的提案? 显然不是乘客对电话喧闹的担忧和抱怨,因为帮助乘客避免喧闹无疑不是FCC的职责,也不是任何管制部门禁止飞机上用手机的理由;看起来更合理的解释是:FCC当初下达禁令确实是出于安全担忧,以干扰基站为借口只是在掩饰其越权管辖的事实,而二十多年来的大量研究并未找到安全隐患的证据,FCC也觉得维持禁令已没有必要,但它又不想为自己必须做的决策——无论是维持还是解除禁令——承担政治责任,于是就用征询公众意见的方式推卸责任。 再看公众方面,那些给FCC写信的人,恐怕不至于认为,FCC当初下达禁令是为了防止飞机上的喧闹,可是他们却仍然异口同声的以此为由要求FCC维持禁令,假如这些人具有代表性,那就意味着:人们会仅仅因为某项政策看起来符合他们的偏好而支持它,而不管该政策是否合理或正当。 而且,正如我们在其他政策议题中所见到的,他们在这么做时,常常会混淆几个十分不同的问题:某种行为是否讨厌?是否需要加以限制?这种限制是否有必要以政府禁令的方式实行?这样的禁令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当这些问题以恰当的方式提出时,人们的反应会更讲道理一些,但政策鼓吹者们却往往故意将它们混淆以便夹带私货。 长途旅行中,周围充斥电话噪音,或许是件讨厌的事情,但限制打电话也会带来许多不便,甚至耽误一些紧急要事,两相权衡,究竟该不该限制,并非那么一目了然,比如同样是长途旅行的火车和大巴上,好像就没多少人主张要限制打电话。 即便一项行为需要加以限制,也未必要诉诸禁令和法规,实际上,许多像图书馆、电影院、高级餐厅这样需要安静的场所,依靠习俗、羞愧感和众人的鄙视目光,或许再加上一些文字提示,通常都可以将喧闹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 即便习俗和道德未能有效的限制这种讨厌行为,而必须明文规定,这种规定也未必需要政府和司法机构来制订,而完全可以由场所的主人制订,而飞机恰恰有着的明确主人:航空公司,假如多数乘客果真希望在飞机上打电话的行为受到限制,那就可以相信,至少会有一部分航空公司会努力满足这种普遍需求,并以自己有能力确保旅途安静为卖点招揽乘客,如此一来,该不该限制打电话,便是一个可以由消费者用钞票投票解决的问题。 公众对特定现象的厌恶,总是被利用来为种种管制禁令提供所谓“民意基础”,殊不知,每条禁令都在剥夺着他们的自由,而原本,通过服务商与消费者双方的自愿选择,他们完全可以在保有自由的同时,避免或至少躲开他们所讨厌的东西。
[饭文]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辉格
2014年1月14日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关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时有所闻,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穷人状况恶化了,至少是相对地恶化了,然后他们会为这种“恶化”寻找根源和谋划对策,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对策,无非是最低工资、强化税收再分配、改善穷人福利之类,据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早已(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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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辉格 2014年1月14日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关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时有所闻,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穷人状况恶化了,至少是相对地恶化了,然后他们会为这种“恶化”寻找根源和谋划对策,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对策,无非是最低工资、强化税收再分配、改善穷人福利之类,据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早已开始以收入差距扩大为由在推动这些政策了。 不过,在急于寻找药方之前,我们最好先看看,有关贫富差距的统计数字背后,究竟可能对应了些什么社会现实;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收入差距扩大未必意味着穷人状况恶化,因为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而衡量生活状况的恰当指标是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所以,假如一个社会产出的全部消费品中,穷人消费的份额和总量都没有减少,价格相对于可支配收入也没有上涨,那么,穷人的状况就没有恶化。 个人的消费水平不会随着收入提高而无限提高,最富裕的那些人,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再增加收入通常已不会影响个人消费水平;所以假如收入差距扩大只是因为这样的最富裕阶层收入提高了,那么消费品的分配状况就没有变化;要判断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消费基尼系数,但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收入基尼系数。 除了消费水平的差距,要衡量富人收入相对提高对穷人状况的影响,还要看富人将新增收入花在什么地方,这些开支是挤压了大众消费,还是相反,改善了大众的消费条件;大致可以区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富人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并且这些消费与大众消费构成资源竞争关系,比如增加饮酒量,会抬高粮食价格,多打高尔夫球,会抬高郊区住宅用地价格。 第二种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几乎不额外使用任何大众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不会抬高大众消费品价格,比如雇佣更多仆人用为自己梳妆打扮、养花喂狗、挖土修坟。 第三种也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行为不但没有挤占大众消费资源,而且还为社会带来很多正的外部性,比如购买艺术品,富人为艺术品所出高价养活了很多艺术家,而他们的作品通常大众也能欣赏到;许多新型消费品在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前能够被设计开发出来并在市场上存活下来,都得益于乐意尝鲜的富人愿意为新东西支付高价。 第四种是将新增收入投资于生产性活动,而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这些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指向消费条件的改善:要么是更好的产品、更便利的服务,要么是更低的产品价格,结果是这些投资所针对的消费条件改善了;从生产的角度看,此类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它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多少人手里是没有关系的,但假如掌握这些资本的人数减少了,统计上就表现为基尼系数提高,但实际上大众消费状况反而改善了。 所以,衡量收入差距扩大会多大程度上恶化大众和穷人的生活状态,要看富人会将新增收入更多的用在哪方面;按经验,至少在发达社会,最富裕阶层的消费提升很少表现在数量上,也较少表现为对实物资源的消耗,而更多表现在形式、质量、档次和品位上,这样,挤压大众消费的第一类活动就很少。 近些年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很可能是因为生产领域创新活动的增加,理论上,每次大规模的创新浪潮都会扩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因为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对那些带来创新的发明家和基于创新而重新组织资源、改造产业结构的企业家,作出巨额奖励,造就一批暴富新贵,结果当然会扩大贫富差距,但只要这些新贵不将新近获得的财富大量用于上述第一类消费,那么这一结果对大众和穷人就不是坏事,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中国的一样高,但美国大众对贫富问题的抱怨却少得多,只有47%的民众认为贫富差距是个严重问题。 最近这轮以信息革命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创新浪潮,其一大特征是更扁平的产业结构和更大的规模经济,一家互联网企业可以免除大量中间结构而直接面向规模极大的消费群体,这一过程造就了一大批规模空前的新巨富,同时也消灭了许多传统中小企业和中间商,以及相应的大量白领工作岗位,所以这一轮浪潮中,作为一个阶层整体上受损的,大概就是中产阶级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在新的产业结构中为自己找到新位置。 评价贫富差距是否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只看基尼系数,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富人整天都在琢磨着如何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好让自己从中赚到更多的钱),而且事实上也将多数财富投入这样的活动中,这样的贫富差距就是健康的,因为这种差距只是表明:市场机制发现,掌管巨额财富去改善民众生活这件事,只需要很少人去打理。 相反,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大量人口整天都在想着怎么更好的满足少数权贵的需求,比如怎么把金字塔修的更高,好让法老看了高兴,结果多数稀缺资源都围绕着极少数人的需求和意志而配置,这样的贫富差距才是可怕的,即便其基尼系数和前一种社会差不多。  
[饭文]为何高等教育在制造失业?

为何高等教育在制造失业?
辉格
2013年12月29日

社科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几年前就开始显露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17.6%在毕业后两个月时仍未找到工作,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长,这一情况看来至少还要维持三四年,直到毕业生开始下降才有望缓解。

这一困难,与总的就业状况是背道而驰的,总体上,劳动力市场从五六年前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供给下降的阶段,年轻劳动力的供给萎缩尤为剧烈,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大面积用工荒,蓝领工人工资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外移。

大学生与总体就业状况的反差,也体现在上述报告的另一项数据中:高级职业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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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高等教育在制造失业? 辉格 2013年12月29日 社科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几年前就开始显露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17.6%在毕业后两个月时仍未找到工作,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长,这一情况看来至少还要维持三四年,直到毕业生开始下降才有望缓解。 这一困难,与总的就业状况是背道而驰的,总体上,劳动力市场从五六年前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供给下降的阶段,年轻劳动力的供给萎缩尤为剧烈,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大面积用工荒,蓝领工人工资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外移。 大学生与总体就业状况的反差,也体现在上述报告的另一项数据中:高级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毕业两个月后没找到工作的只有8.1%,不到大学生的一半;这一反差实际上表明了,在大学生的职业期望和当前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巨大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很大程度上正是现有教育体系所造成的,教育经历一方面让学生对自我身份定位和未来职业生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预期,同时也没有帮助他们获得当前市场真正需要工作技能。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有关工资水平的,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蓝领岗位的工资已经大幅超出白领岗位,但多数大学生仍宁愿拿着两千多的月薪,忍受高昂的物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挤在大城市的群租房甚至地下室里,也不愿接受一份月薪五六千或者更高的蓝领工作,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已经成为一名白领。 每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个认知,除非这个地位已低得无法再低,他都会希望他人认可其地位,并竭力避免从这地位跌落,当跌落前景出现时,如何避免它就成了头等优先的大事,重要性甚至超过生命,许多人在破产、失业、事业失败、罪行丑闻败露后自杀,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已经不保。 那么,为何普通高等教育会让学生对白领地位形成自我认知,而职业技术教育则很少有这样的效果呢?或许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价值观和科举传统有关,士大夫历来是蔑视技术专长和专业价值的,而科举制不仅与这种价值观完全配合,还搭建了一部反专业化的社会地位爬升阶梯,这部阶梯在国家资源分配能力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流动结构中取得了压倒性影响力。 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高,即便最贫困阶层的青年也有机会向上爬,但他们借以向上爬升的通道,(至少在和平年代)只有科举一途(尽管在某些时代做太监也是条上升出路,但与科举相比,这条通道毕竟太狭窄),而凭借各种专业技术能力向上爬升的空间极为有限,许多王朝甚至通过将许多技术性职业列入贱籍而刻意堵死这些通道。 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氛围,在其中,像厨师、木匠、技工、家政、护理这样的技术性职业,尽管收入可以很高,但在流行价值观中却被视为是卑下而缺乏吸引力的,不是一条可借以向上爬升的适当阶梯;而与之相应的后果是,在这些职业圈子的内部,也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丰厚的专业价值观,让从业者从中获得价值满足和自豪感,并以此吸引年轻入行者。 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从事某项专业、拥有相应技能、用这些技能作出好东西——这些活动本身带给从业者金钱和实物报酬之外的满足,这种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专业化分工的稳定存在,需要专业圈子内对产品和技能进行持续的比较、评价和讲述,通过师徒传承关系而形成传统和流派,这种文化要发育得比较丰厚,还需要一部分从业者成为专业的评论、研究和传播者。 比如餐饮行业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不仅需要专业厨师,还要美食评论家去评论和传播他们的作品,要有历史学家去追溯烹饪技术的发展沿革和传承关系,要有食品和营养专家去研究各种食材,要有行业组织和专业刊物为知识和传统的积累提供交流和组织平台。 然而,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着排斥专业价值观的传统,或许是因为历史上就缺乏发育成熟的专业价值观,或许是因为缺乏专业领域发展自身组织和文化传统所需要的恰当制度环境,此类价值观的缺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差异,这一点,在诸如维基词条编辑和开源代码贡献这样没有金钱回报的活动中,表现的最清楚。 很明显,职业学校和大学原本都可以参与这些发展过程,但实际上,国内的职业学校大都停留在技能培训,而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而普通高校则多半对这些领域不屑一顾,视之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杂学,难入象牙之塔的奇技淫巧,在前些年的学校合并升级改造浪潮中,许多学校甚至迫不及待的摆脱这些成分而把自己标榜成所谓综合性大学。 由政府设计和经营的公立教育与科研产业,实际上构造了一个由普通教育、大学教职、院士、核心期刊、诺贝尔奖等元素构成的现代科举系统,以及相应的价值观,白领成了现代士大夫,那些宁可受穷也不愿放下架子从事蓝领职业的人,则成了现代范进,这个系统在未来将继续源源不断的创造失业。 对于现代范进们,更为不幸的是,当前产业结构的变化,正在消灭越来越多的白领岗位,在市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许多产业已经和正在经历扁平化改造,比如在新型连锁企业对传统零售服务业、电子商务对实体零售店的替代过程中,企业层级结构变得高度扁平,大量中间层级被取消,而正是这些中间层级提供了大量白领岗位。  
[饭文]众筹之后会是什么?

众筹之后会是什么?
辉格
2013年12月18日

继去年的团购之后,众筹成了今年的新热点,和团购相比,其形式和覆盖领域也更多样化,从慈善性项目,到预订式开发生产,再到股权筹集,近来更扩展到了新闻业的深度调查项目;相比团购,众筹模式更直接的抓住了需求提前表达这一传统模式无法做到的要点,而不是依靠批量折扣,其未来发展似乎更有看头。

从C2C、B2B到B2C,从团购到团订,从众包到众筹,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可谓层出不穷;在上述发展的早期阶段,变化主要的在于商品和信息在买卖双方之间的流动方式,流动的拓扑结构被改变了,特别是消除了大量中间环节,而在新近出现的众包和众筹中,更深刻的改变出现了:参与者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不同角色之间的边界开始模糊起来了。

一个企业组织起必要的资源,设计生产出商品,把它卖给消费者,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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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之后会是什么? 辉格 2013年12月18日 继去年的团购之后,众筹成了今年的新热点,和团购相比,其形式和覆盖领域也更多样化,从慈善性项目,到预订式开发生产,再到股权筹集,近来更扩展到了新闻业的深度调查项目;相比团购,众筹模式更直接的抓住了需求提前表达这一传统模式无法做到的要点,而不是依靠批量折扣,其未来发展似乎更有看头。 从C2C、B2B到B2C,从团购到团订,从众包到众筹,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可谓层出不穷;在上述发展的早期阶段,变化主要的在于商品和信息在买卖双方之间的流动方式,流动的拓扑结构被改变了,特别是消除了大量中间环节,而在新近出现的众包和众筹中,更深刻的改变出现了:参与者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不同角色之间的边界开始模糊起来了。 一个企业组织起必要的资源,设计生产出商品,把它卖给消费者,后者再用它满足某些需求,这一过程涉及了各种参与者,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每种角色执行了上述过程的若干项功能,并从中获得回报,这些回报包括了:

1)创造某种东西所带来的成就感; 2)参与某个创造过程的满足感; 3)看到某种东西被创造出来的满足感; 4)看到某人获得创造成就的满足感; 5)享受被创造出来的东西; 6)知道某种东西在被人消费的满足感; 7)看到某人享受某种东西的满足感; 8)获取要素租金; 9)获取工资; 10)获取企业红利; 11)其它类似于(4)或(6)的高阶满足;

传统分析中,通常只有第5、8、9、10项得到考虑,但实际上其余各项也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忽视它们就难以识别和理解某些角色的行为,比如慈善家,他们的满足来自看到某种商品被某些他们希望帮助的人消费(6),而不是自己消费(5),比如某位父亲,他的满足来自看到儿子在创造神奇的东西(2),但他可能并不理解那到底是什么,也说不上喜欢,再如某位母亲,她的满足来自看到儿子在开心的玩着某种玩具(7),即便她看不出那有什么好玩。 通过译书这个例子或许可以更直观的说明我的意思:学者甲很欣赏和推崇某本英文书,希望它被译成中文(3),他找到同样很喜欢该书内容的学生乙,后者觉得翻译该书是个荣耀(2),为了筹集资金,甲乙向读者发起众筹,读者丙读过该书,并希望出现中译本(3),于是捐了一小笔钱,读者丁被该书主题所吸引,并且信赖甲的眼光,于是预订一本(5),为加快译书进度,乙雇佣职业翻译丁为助手,后者按字数拿工资(9)。 在传统的产业模式中,上述功能和相应的回报通常都以固定的搭配组合在各种职业身份之中,比如天使投资人组合了(3)和(10),企业家组合了(1)(3)(10),雇员组合了(2)和(9)……然而,类似众包和众筹这样的新模式,看来将打破职业身份的界线,让参与者可以更灵活的意图参与不同的事业,形成前所未有的新型搭配,或许还会创造出一些新角色。 比如,你不必成为职业投资家,也可以为你乐见其成的项目提供一小笔投资,不必成为企业的雇员,也可以为它所从事的事业出一份力,参与完成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你甚至可以仅仅构思、描述和发起一个项目,而让其他更有精力和经验的人去完成后续实现过程,或者,你只是扮演项目布道者的角色,凭借你的表达能力和号召力去招募参与者。 实际上,在传统模式中,也有一些生产消费活动的角色搭配是比较特别的,比如有些蔬菜合作社,每位入股者分得一块地,不必自己种,有雇员代为打理,股东回报就是这块地里产出的蔬菜;再如几个家庭的烧烤聚餐,各带食料,共同加工,将生产和消费组合在了一起,其回报几乎囊括了从(1)到(7)的全部。 由于社交网络(A)能够在庞大人群中找出志趣相投的少数,(B)有着可信的提前意愿表达机制(当然还需要借助支付工具),(C)高效率的协调组织手段,因而众筹模式下的角色搭配将更为灵活,它可以为各种另类搭配找到更多适用项目,而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一些原本不可能开展的项目变得可行。 当然,这些还仅仅是猜测,现实发展总是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饭文]资产泡沫在哪里?

资产泡沫在哪里?
辉格
2013年12月3日

近来,随着美国股市连创历史新高,金融业界谈论泡沫的声音又多了起来,除了鲁比尼和罗杰斯之类多年来喋喋不休的末日论者之外,像法兴和瑞士联合这样的大型机构也开始发出警告,最近,前国会议员、里根政府的预算局长大卫·斯托克曼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此同时,格林斯潘和麦肯锡则明确表示,当前美国股市不存在泡沫。

从某些迹象看,泡沫论者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市场流动性充裕,大量热钱在四处寻找机会,在任何看起来像是个机会的地方,他们都当仁不让的掀起了一个个投机热潮,从黄金、农地、团购,到艺术品,当然,还有比特币和其他去中心化电子货币所引发的最新投机狂热。

但另一方面,通常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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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泡沫在哪里? 辉格 2013年12月3日 近来,随着美国股市连创历史新高,金融业界谈论泡沫的声音又多了起来,除了鲁比尼和罗杰斯之类多年来喋喋不休的末日论者之外,像法兴和瑞士联合这样的大型机构也开始发出警告,最近,前国会议员、里根政府的预算局长大卫·斯托克曼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此同时,格林斯潘和麦肯锡则明确表示,当前美国股市不存在泡沫。 从某些迹象看,泡沫论者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市场流动性充裕,大量热钱在四处寻找机会,在任何看起来像是个机会的地方,他们都当仁不让的掀起了一个个投机热潮,从黄金、农地、团购,到艺术品,当然,还有比特币和其他去中心化电子货币所引发的最新投机狂热。 但另一方面,通常指示经济过热的那些指标,却并未表现出多少热度,石油矿产等初级品价格平稳,要素租金没有涨,基础设施没有出现高压迹象,波罗的海指数也处于历史低位;股市虽屡创新高,但这与美国企业的优异表现基本相称,也与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步,尽管失业率仍然高企,但股市与企业表现的关系更直接。 其实,和此前的末日论和黄金热一样,这些泡沫论与其说是对现状的判断,不如说是对货币政策的不满,实际上,从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这些人一直在预言恶性通货膨胀,但四五年过去了,通胀根本没有发生,更别说恶性了。 可是,当初的预言者没有一个承认错误,他们要么装聋作哑,要么辩解说,不能(像官方统计部门那样)只用CPI衡量通胀水平,虽然消费品价格没涨,但通胀也可以表现为要素和资产价格上涨,而资产泡沫便是通胀表现之一。 问题是,假如生产率没变,作为生产要素的资产价格的上涨很快会推动消费品成本上升,继而价格上涨,尽管上涨幅度可能小于前者;所以,资产价格大涨的同时消费品价格没涨,要么是因为生产率大幅提高了,要么是价格大涨的那些资产根本不是生产要素。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意味着同样多的要素能比以前产出更多的消费品,因而这些要素资产相对于消费品的价值提高了,换句话说,按既有货币单位衡量,生活成本不变的同时,财富增加了,怎么看这都不是坏事;而另一方面,货币体系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保持了消费物价稳定,这也正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宗旨所在,当前事态只不过表明它成功的执行了其政策。 不过,这更像是金融危机前十几年而不是近几年所发生的情况,那十几年,得益于全球性要素再配置、产业链重组和技术进步,资源类要素价格大涨的同时,美国的消费物价非但没上升,反而还有所下降;而危机后几年,尽管生产率仍在提高,要素价格也有所回升,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所以,实际情况看上去更像是第二种:确实有一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了,但那主要不是要素类资产,即可以作为要素投入生产过程的资产,而是储蓄性的和投机性的资产,比如起初的黄金和艺术品,以及最近的比特币,当然还有股票;和生产要素不同,这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不会推动生产成本上升。 假如上述分析成立,那么确实可以说,存在资产泡沫,但那主要是非要素资产的泡沫,这种泡沫不会从成本一侧推动通胀,但它可能会通过财富效应而从需求侧拉动通胀,因为资产价格上升让其主人感觉更富有了,因而可能更多的消费和投资,但这只是可能,实际情况表明,这并未发生。 这或许是因为,从这些资产泡沫中获益的人原本就很富有,其消费对财富已失去弹性,账面财富增加已不能影响其消费水平;同时,由于流动性原本就很充裕,财富增加也不能影响其投资水平,也就是说,他们此前没有做更多投资,只是因为没有看到好的投资机会,而不是因为缺钱,而这一状态也正是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结果;这样,财富效应无论在消费和投资方面都无法起效。 上述图景,与对货币体系的传统理解是格格不入的,传统上,通常认为央行的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消费和投资扩张,最终推动物价上涨,但最近这个经济周期的经验揭示了,这种情况只会发生两种条件下,一种是,扩张的货币直接由政府花出去,即在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执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另一种是,货币不足是经济体系的常态。 在财政开支得到有效约束的国家,第一个条件已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第二个条件,看来已经被高度发展了的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和日臻成熟的货币政策所消除;回顾的看,传统经济体系中,货币永远是不足的,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提高有效货币量,都会促进投资和消费(恶性通胀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会降低有效货币量,因为它促使人们逃离货币)。 然而在当代,银行业所建立的信用机制,已经能为任何规模、以任何速度增长的经济创造出足够多的货币,而同时,事实也表明,无论流动性多充裕,利率多低,假如看不到盈利前景,企业家也不会做更多的投资,同样,假如看不到未来收入改善的前景,消费者也不会更多的贷款消费,即便他们想,银行也不会贷给他们。 这样,除非央行通过法定储备率和杠杆率来勒紧货币,否则货币量(或更一般地说,流动性)不再是投资和消费的瓶颈,瓶颈只是看待机会和未来的乐观程度;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央行便可以在经济低谷期放手实施宽松政策,从而确保消费和投资不会因为货币不足而得到抑制,因为只要财政开支得到约束,只要普遍乐观氛围尚未形成,货币再宽松,流动性再多,也不会变成投资和消费,进而推动通胀。 唯一的副作用是产生一些资产泡沫,但如上面所分析,只要财富效应不起作用(它需要乐观氛围才能起作用),资产泡沫就不会转变成通胀,不妨听任其自生自灭,直到财富效应开始显现出来(比如因资产价格上升而导致抵押贷款规模扩张),再放弃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不迟;这一策略,正是美联储特别是伯南克从大萧条中学到的最宝贵经验,也正是对该策略的坚定执行,避免了这次金融危机变成另一次大萧条。  
[饭文]转基因标注争议中的法律经济学

(按:抱歉最近写作状态不好,很没条理,好像没说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说一遍)

转基因标注争议中的法律经济学
辉格
2013年11月19日

近来,政策当局的一些动作似乎表明,其对待转基因粮食的政策已有所松动,这一迹象,也让转基因这个多年来争吵不休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从农业技术的角度看,像中国这样还不怎么富裕的人口大国,转基因农业成为主流恐怕是无法避免的,非转基因食品将越来越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这样,未来的争议焦点,将转向看待转基因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如何在一个社会共存的问题,而反转阵营的诉求重点,大概也会从封锁围堵转向监管和标注方面,要求政府强化监管,并主张转基因食品制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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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抱歉最近写作状态不好,很没条理,好像没说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说一遍) 转基因标注争议中的法律经济学 辉格 2013年11月19日 近来,政策当局的一些动作似乎表明,其对待转基因粮食的政策已有所松动,这一迹象,也让转基因这个多年来争吵不休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从农业技术的角度看,像中国这样还不怎么富裕的人口大国,转基因农业成为主流恐怕是无法避免的,非转基因食品将越来越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这样,未来的争议焦点,将转向看待转基因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如何在一个社会共存的问题,而反转阵营的诉求重点,大概也会从封锁围堵转向监管和标注方面,要求政府强化监管,并主张转基因食品制造商有法律责任做出明确标注。 一种反对向企业施加法定标注责任的意见认为,如何对商品特性进行标注,应由企业自主决定,无论是否标注,那都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自由交易,政府和法律不应横加干涉;确实,企业自主性和自由交易理应得到保护,问题是,一桩交易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并不总是随交易的发生而自动明确的,往往需要法律来加以澄清,假如交易内容无法确定,一旦双方发生纠纷而寻求司法救济时,就没人能知道该怎么办,法律对交易的保护也就沦为一句空话。 通常,商家会通过招牌、价目表、菜单、广告、商品包装等手段,告诉消费者他卖的是什么,以及相应的交易条件,若是重要买卖,双方还会议定更多细节,甚至签个书面协议;但所有这些都无法保证对交易内容作出完备而精确的描述,因为首先,对任何东西进行完备精确描述都是不可能的,那意味需要对整个世界进行精确描述,而这是我们的认识能力和信息手段所无法满足的,其次,我们用来描述交易内容的自然语言本身就十分模糊并充满了歧义,再次,即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可能在每笔交易中都进行完备描述,因为那么做成本太高,与交易所带来的好处相比,不值得付出,所以实际的内容描述往往非常简略。 不过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一信息不完备问题;首先,人们通常不需要那么精确的描述交易内容,双方在认定内容与描述是否相符时,会有一定的宽容度,比如,饭店顾客大概不会接受一份缺了鸡丁或花生的菜被称作宫保鸡丁,也不会接受直径小于两毫米的鸡肉也算鸡丁而不是肉末,但通常可以容忍里面有或没有大葱,因为有了这样的宽容度,双方对交易内容的认定不必完全一致,只要分歧没有大到引发纠纷的程度即可。 其次,存在于习俗之中的隐含约定,可以补足交易内容描述的不完备性,人们对自然语言中每个词汇的共同理解,便是这样一种习俗,语义和其它习俗一样,都是长期协调博弈过程所达成的均衡;无须明确说明,我们都知道鸡丁大概有多大,一份宫保鸡丁大概有哪些配料,同样,无须明确约定,我们都可以合理的认为,一份宫保鸡丁里不应该出现一条老鼠尾巴,其制作过程也不应添入厨师的几毫升唾液,即便那是经过高温消毒并在医学上是完全无害的。 但习俗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尽管它是社会协调的产物,但对它的理解毕竟是主观的,高度依赖于个人的母语、文化和教育背景,而隐含约定的内容随文化和亚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现代流动性大社会中,交易双方常拥有十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对交易与合约内容产生歧义和纠纷就在所难免,正因此,许多交易分歧才需要在法庭上解决。 合同法便是用来处理此类分歧的,它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在特定交易中,存在哪些理应得到遵循的习俗,这些习俗为此类交易规定了哪些隐含约定(或者叫默示条款);具体到转基因议题上,有待回答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是否可以合理的认为,在没有明确标注(或以其他方式告知)的情况下,市售食品中不会含有转基因成分? 换句话说,不应含有转基因成分,是不是食品零售交易的一项隐含约定?假如转基因是个存在已久的古老现象,那么法官的任务就只是识别是否存在相应的习俗,但实际上转基因是个新问题,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形成习俗,或者几种相互竞争的习俗正在形成之中,此时法官便有了创造新规则的机会,那么,他该如何选择呢? 按法律经济学的观点,他应该遵循社会成本最小化原则,所以,假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注的总成本低于那些忌讳转基因食品者在没有标注的情况下为识别是否转基因而付出的总代价,就应该支持法定标注责任,否则,就应让忌讳者自行负担识别成本。 实际情况如何,需要争议双方用统计数据来举证,不过,很容易想到几个影响上述两项成本的因素:转基因技术应用越广泛,跟踪转基因成分加工销售链条的难度就越大,需要标注的场合也越多,标注总成本就越高;对转基因的忌讳越普遍,识别需求就越多,忌讳者对转基因的心理抵触越强烈,识别的准确性和苛刻程度就越高,后两项都将提高识别成本;非转基因食品标注越普遍越鲜明,忌讳者的识别成本越低。 信奉自然法原则的人大概会说,法律这等神圣庄严的事情,怎么能让如此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算计来决定,而对于主观价值论者,这些算计中所不得不采用的客观价值标准(通常是以市场价格和货币金额来衡量)则更难以令人接受。 然而,正如波斯纳和大卫·弗里德曼等法律经济学家所指出,无论是在习俗和习惯法的自发形成中,还是在法官和陪审团对规则的权衡中,实际上通常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只不过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 法律是用来说服众人的,因而当它试图在模糊地带为行为划出边界时,必须遵循某种客观价值标准,而只有在边界既已划定之后,个人才得以在属于自己的边界之内遵循自己的主观价值而自由行事,也只有在此时,主观价值论才有了其用武之地。  
[饭文]星巴克与哈根达斯

星巴克与哈根达斯
辉格
2013年10月22日

最近,以星巴克为靶子,央视再次玩弄起了“揭批暴利”的拙劣游戏,它那套以原料成本计算暴利、以基于市场汇率的国际价格比较论证国别歧视的方法,自然不值一提,不过,从商业角度看,星巴克的价格差异这件事本身倒是有些值得玩味之处。

一种评论认为,星巴克在中国市场定价偏高,是因为国内同行不争气,未能对他施加足够竞争压力,而按照星巴克自己的说法,定价差别是基于运营成本和“市场动因”上的差异,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没有点中问题的关键。

在美国,星巴克只是另一个快餐式消费品牌,其消费者也只是普通大众,而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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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与哈根达斯 辉格 2013年10月22日 最近,以星巴克为靶子,央视再次玩弄起了“揭批暴利”的拙劣游戏,它那套以原料成本计算暴利、以基于市场汇率的国际价格比较论证国别歧视的方法,自然不值一提,不过,从商业角度看,星巴克的价格差异这件事本身倒是有些值得玩味之处。 一种评论认为,星巴克在中国市场定价偏高,是因为国内同行不争气,未能对他施加足够竞争压力,而按照星巴克自己的说法,定价差别是基于运营成本和“市场动因”上的差异,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没有点中问题的关键。 在美国,星巴克只是另一个快餐式消费品牌,其消费者也只是普通大众,而在中国,星巴克的主力消费者是追随西方文化的都市年轻白领;这两群消费者虽在消费着同样的产品,但他们在各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这一消费行为的方式也不同,去星巴克喝一杯咖啡这件事,对他们有着相当不同的社会学意义。 这一差别在商业上引出了两个后果:首先,两国消费者的地理分布不同,中国的星巴克消费者更多集中在白领聚集的大城市,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的沿海大都市的中心商业区,这意味着更高的店铺租金;其次,中国消费者为这项消费行为赋予了更多文化意义——包括文化认同、自我身份定位和个性彰显——,而这些意义的实现更多的依赖在店消费,而不是仅仅买走一杯咖啡,这意味着更低的翻台率和更高的单位固定成本。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随着一种消费文化的传播,追随模仿者的组成特质会改变这种文化的性质,把它变得与其最初形态不同,这就要求,当一家跨国企业在不同文化之间推行一种消费模式时,需要对这种改变作出反应,而事实也表明,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反应。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为“哈根达斯现象”,因为它比星巴克更清晰的演示了上述机制,哈根达斯在美国只是个普通大众品牌,不算高档,更与奢侈无关,但在中国,由于被新潮白领选中而作为“说到它时显得不那么俗气的冰激凌”——它的北欧名字可能也起了点作用——而身价数倍。 较弱的例子是肯德基,在中国的三四线小城市,周末带孩子去肯德基吃饭常常是对孩子的一次奖励,许多家长甚至在肯德基为孩子过生日,这种情况在肯德基的故乡恐怕是闻所未闻和不可思议的。 不过,并不是任何西方消费品牌在中国都会有类似待遇,它必须能够典型的代表西方消费文化,而且要时常在影视文学作品中出现,不能太偏僻太小众;当然,这是近十几年来城市年轻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通过媒体、影视、海外华人的文章、与海归的接触了解西方世界之后的情况,而在二十多年前,一个精心捏造的假洋品牌也足以获得高端洋气上档次的地位。 而且,这种商品还必须与被视为更高阶的身份相匹配,才能获得哈根达斯溢价,比如自行车,当它作为代步工具时,在当前的中国会被视为与低收入相关联的元素,而只有它作为健身工具时,才可能是高端洋气的,所以,假如某个欧美品牌自行车进入中国,若定位于代步市场,定价会低于欧美,若定位于运动健身市场,适当的定价应高于欧美。 全球化时代,随着消费模式在不同文化间传播,哈根达斯现象大概不会少见,从喜欢以某种方式喝咖啡的某甲,到喜欢像某甲那样喝咖啡的某乙,到喜欢让别人觉得他在像某甲那样喝咖啡的某丙,再到喜欢被某乙某丙们视为同类的某丁,虽然都在喝着同样的咖啡,但驱动这些消费的动机、他们对服务的需要、以及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都是不同的。 以前美国华人还没这么多的时候,美国人去中餐馆吃饭,也算得上是开洋荤了,很明显,针对此类偏好的中餐馆,其服务模式和定价策略,都会与国内中餐馆大相径庭;前些年,身边有个华人女朋友陪着,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也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不过,同样是娶一位华人女孩这件事,对于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其动机和意义更是相去万里了。  
[饭文]替代教育有待走出边缘

替代教育有待走出边缘
辉格
2013年9月16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引来了对在家上学现象的许多关注;近年来,包括在家上学在内的各种替代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实践正在迅速涌现,尽管总体规模还很小,但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对主流教育体制感到不满和绝望的众多家长和教育者,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和执着在各自的方向上探索出路。

在许多人看来,体制内教育糟糕得难以容忍,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许多方面到了摧残孩子的程度,这样的认识至少在一些社会阶层和亚文化群体中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共识;但另一方面,尽管不满,家长们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移民似乎成了摆脱这种教育的唯一出路(实际上这已成了一条很常见的移民动机)。

换句话说,尽管对新型教育的需求普遍而强烈,尽管对替代教育的种种探索也已持续多年,但这些探索迄今未能找到足以成为普通家长可行选项的替代品,在旺盛的需求与薄弱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目前正在被实践的替代方式,要么难以让足够多家长信服,要么代价过于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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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教育有待走出边缘 辉格 2013年9月16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引来了对在家上学现象的许多关注;近年来,包括在家上学在内的各种替代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实践正在迅速涌现,尽管总体规模还很小,但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对主流教育体制感到不满和绝望的众多家长和教育者,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和执着在各自的方向上探索出路。 在许多人看来,体制内教育糟糕得难以容忍,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许多方面到了摧残孩子的程度,这样的认识至少在一些社会阶层和亚文化群体中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共识;但另一方面,尽管不满,家长们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移民似乎成了摆脱这种教育的唯一出路(实际上这已成了一条很常见的移民动机)。 换句话说,尽管对新型教育的需求普遍而强烈,尽管对替代教育的种种探索也已持续多年,但这些探索迄今未能找到足以成为普通家长可行选项的替代品,在旺盛的需求与薄弱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目前正在被实践的替代方式,要么难以让足够多家长信服,要么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实行;而与此同时,原本被寄予希望的民办教育,却多半沦为了体制的追随者,在迎合应试教育方面,他们甚至常常比公立学校更加起劲。 替代教育的这一不如人意的局面,根本原因当然是制度限制,但在探索与实践者方面,似乎也不乏可以反思与改进之处;其中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或许可以称为“拓荒者效应”,作为第一批吃螃蟹者,过去十多年在体制外寻找教育出路的家长,大都是在几乎完全没有专业供给方帮助的情况下“徒手”探索的。 这么做既需要很大勇气,也要付出很高代价,许多家长为了能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或者找到合适的教育环境,常常放弃工作和事业,甚至举家搬迁,或带着孩子四处游学;所以,尽管希望脱离体制的家长很多,但真正能够鼓起勇气跨出这一步并坚持多年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的个性往往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往往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较为流行的几种替代教育模式,全都具有宗教背景(假如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宗教”一词的话):出于宗教原因而在家上学的基督徒,送孩子上私塾、国学堂和读经班的儒教徒,把大理变成替代教育圣地的佛教徒和各式各样的灵性论者,而迄今最成气候的替代教育模式华德福([[Waldorf education]]),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所谓人智学([[anthroposophy]]),其实也是一种新宗教。 宗教背景本身对教育事业并不是问题,它在很长历史中都是教育的主要载体,在西方,教会也曾是教育的最大赞助者,但新皈依者所特有的理想主义和偏激气质,在为他们的探索实践提供勇气和毅力的同时,却也构成了一些障碍,特别是他们对科学方法和商业化的疏离、冷淡甚至抵制。 许多家长和教育者单纯强调天性、爱、自由、接纳等等抽象而笼统的观念,而疏于为他们的理念寻找一套含义具体明确、可操作、其成效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教育方法,有些人甚至对刻意寻求教育方法表示反感,认为那会妨碍孩子天性的自由发展,许多人也反对划分科目和设置课程,以及按特定阶段顺序推进的教学程序,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他们联想起传统主流教育,因而产生条件反射式的反感。 实际上,即便他们愿意这么做,也会因为缺乏可以依靠的研究资源,或者难以与之形成互动关系,而得不到必要的学术支持;理想情况下,我们本可期望,教育实践的探索会从发展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学习理论等相关学科成果中得到启发,他们的实践经验也会被反馈到这些学科中,而诸如教育学之类关系更直接的应用学科,则会借助恰当的概念体系、启发式模型和统计手段,将这些经验转变成具有普遍意义和借鉴价值的科学事实,而不仅仅停留在零散的个体经验和小圈子内流传的朴素知识甚至只是逸闻的状态。 未经科学方法加工的个体经验和朴素知识是高度情境依赖的,很难脱离特定情境而被当事者以外的其他人利用,因而也难以有效的积累、传播和组合;所以,一个实践领域若没有相应的学术支持,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由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递归反馈过程所构成的自我积累和自我优化的知识体系,所有新人几乎都要从头摸索,从流传的朴素知识和师徒相授中得到的帮助很少,而他们的探索路径也是随机漫游式的,而不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启发式搜索。 当然,假如有一个大规模市场体系,其淘汰机制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好的模式和方法,但即便如此,在缺乏科学方法的情况下,市场选择在上千年里取得的进展,可能还比不上引入了科学方法的市场在几十年内的发展程度,况且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市场,替代教育的生存空间被体制压制得极为狭小。 然而,即便这个狭小空间,也并未被探索者充分利用,而这很可能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气质所带来的另一个倾向——远离商业化——有关;很少有人将替代教育作为一门生意去做,去探索一种在财务上可自我维持和自我积累的可行商业模式,更多人将此当作自助和互助,或者慈善和公益事业。 结果是,除了国内学生很难进入的国际学校之外,替代教育实践者所办学校极少有成规模的,学校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实在太小就会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许多需要靠规模来摊薄成本的教育条件就无法利用,比如百人以下的学校就不大可能有足球场,30人以下就很难组织体育竞技,再小的话,就很难给同年龄段孩子单独开课了,需要昂贵设备和教具的教室也不可能配置;更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相处的同龄孩子太少,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会缺乏原本应有的某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经历,类似于独生子、孤儿或从小就不上学而被家长带在大人世界里的孩子所缺乏的那些东西。 规模太小当然主要是因为制度限制,而且在风险很高且制度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也很难说服投资者进入,但无论如何,将一所稍具规模的民办小学办得不那么像体制内学校,至少放弃作为万恶之源的应试目标和原始野蛮的洗脑灌输,改变最具压制性和伤害性的管教方式,总是存在一些空间的,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向这个方向尝试;或许这种部分改良会被视为妥协,而这与理想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不过,尽管有着种种问题,尽管发展状况还很不如人意,但毕竟这些早期实践者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开拓了许多道路,也建立了一些滩头阵地,这些成就,连同他们的故事的传播,会让后来者的抉择不再那么艰难,也不再显得那么另类,因而逐渐会吸引来一些具有不同气质的参与者。 如同所有变革运动一样,在第一代先锋凭借理想和勇气完成拓荒之后,第二代参与者通常会更加温和与务实,更能平静而同情的看待与自己不同的理念和做法,包括他志在改造的旧体系,这样,他们也将更有意愿和机会去利用主流社会的资源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尤其是来自主流科学界的学术资源和主流市场的商业资源,到那时,他们方能从目前的边缘地位走出来,成为普通家长也可轻松做出的选择。  
[饭文]禁止作业就能减负了吗?

禁止作业就能减负了吗?

辉格

2013年9月2日

教育部打算推出《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小学不许给学生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要不要留作业这样的教育技术细节,居然可以由一个官僚机构为全国几十万所小学统一规定,这种怪事大概只能发生在某些特定教育体制下。

作业之所以可能成为负担,是因为孩子不喜欢做,假如作业足够有趣而让孩子乐意去做,那就算不上负担;而且有些作业恰恰适合在家里做,或者和家人或邻居一起做,比如语文老师可能会要求学生去采访一位他认为最有意思的邻居,提出几个问题并记下回答,假如这是教育的恰当内容,那么这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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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作业就能减负了吗? 辉格 2013年9月2日 教育部打算推出《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小学不许给学生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要不要留作业这样的教育技术细节,居然可以由一个官僚机构为全国几十万所小学统一规定,这种怪事大概只能发生在某些特定教育体制下。 作业之所以可能成为负担,是因为孩子不喜欢做,假如作业足够有趣而让孩子乐意去做,那就算不上负担;而且有些作业恰恰适合在家里做,或者和家人或邻居一起做,比如语文老师可能会要求学生去采访一位他认为最有意思的邻居,提出几个问题并记下回答,假如这是教育的恰当内容,那么这种作业就没什么不好。 当然,国内小学的作业很少会这么有趣,通常都是些枯燥乏味的重复性解题训练,可这一局面正是由教育部所代表的目前这套教育体制所造成的,这套体制将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垄断在高度单一化的公立学校系统中,用统一的学校结构、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师资质和最终统一的考试,把学生、教师、家长所面临的激励因素变得高度单一,教学的内容和方式随之而变得越来越狭窄和僵化。 这种条件下,所谓减负只能是扬汤止沸,在口号喊了多年,规定出了无数之后,我们看到,应试压力如今已前推到了幼儿园,连幼升小都成了一场激烈竞争,其中原因每位家长都很清楚:为了上好大学,高考就得拿高分,就要进重点中学,要进重点中学,就要上好小学,就要进好幼儿园…… 应试目标早早就已明确,而只要这个目标仍是压倒性的甚至是唯一的引力中心,无论如何封堵,它总会绕过各种障碍而变成学生身上的压力:上面要求减少家庭作业,学校就会增加课堂负担,压缩课间休息,要求减轻课堂负担,家长就晚上和周末送孩子去辅导班,不许留作业,又要考得好,学生只好从教辅材料上自己找题做(当然是在老师提示下),不许发教辅材料,家长就自己去书店找…… 要解开这根链条,就必须去除那个压倒性的单一引力,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废除高考,允许各大学按自己的标准招生;高考之所以构成极大引力,不仅是因为大学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更是因为大学是进入特定社会阶层、接触特定社会机会的桥梁,因而也是年轻人在社会阶梯上爬升到关键一级。 一旦家长和学生看到通往大学的道路有很多条,穿越其中的人生方向也可以很多样,他们上中学和选择中学的动机就会改变,相应的,社会评价中学质量的标准和教师的激励方向也会随之改变,那时,离开了考分指标,中学需要更多具体可见的东西来证明它们的价值: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如何?毕业后两年内犯罪率和自杀率多少?五年内就业率多少?十年后平均收入比他们的父母高多少? 仅有需求端的变化还不够,还需要学校对需求变化做出反应;在离开了单一化目标之后,家长的需求会高度分化,因为孩子的禀赋和兴趣不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不同,在应该如何对待孩子方面的价值和伦理标准也不同,在达到同样目标所应采用的方法上更会有分歧,这样,他们在看待什么才是好的教育上,观点必定是千差万别的。 一旦取消高考,需求面的这种多样化便会爆炸性的释放出来,可是在现行体制下,学校未必能对此做出充分反应,特别是公立学校,家长需求无法转变成对教师的激励,即便私立学校或那些愿意做出改变的公立学校,也受制于教育法规的管制和统一课程、统一教材和统一资质标准的束缚而难以做出改变;这个错综纠结的困境需要根本性的变革才有望突破。  
[饭文]埃及的宿命

(按:话题有点大,先随便说几句骗顿饭钱,以后慢慢展开)

埃及的宿命
辉格
2013年8月19日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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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话题有点大,先随便说几句骗顿饭钱,以后慢慢展开) 埃及的宿命 辉格 2013年8月19日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望通向一条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轨道;对此,有些评论将原因归结为人口与经济状况,诸如人口增长快,年轻人比例高,中产阶层薄弱,失业率也不低,等等。 这些确实可能为社会与政治动荡提供动力,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许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的国家并未出现动荡,甚至还成功完成了转型;比如经济状况相似的阿拉伯兄弟约旦,过去30年人口增长了150%,近两倍于埃及,在阿拉伯之春中却未受太大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埃及和阿拉伯之春初发地突尼斯一样,在革命之前都曾经历了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制度上也伴随着一系列自由化改革;这暗示了,或许正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对制度变革提出了要求,但埃及的社会精英和主要政治势力未能利用这一动力完成经济与社会变化所要求的制度转型,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是因为埃及是个大国,而且不幸还是个代表了一度强盛的伊斯兰文化的大国;在二战以来的阿以关系——从几次战争到戴维营协议——中,埃及始终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坚力量和首席代言人,是战争中的主要交战方和谈判的主要对手,达成和平之后,也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受援国;同时,爱资哈尔大学也是伊斯兰世界最主要的神学中心。 现代化进程中,凡是代表了一种孕育了法治传统的英美文化以外的主要文化的大国,都会在制度转型上面临严重障碍,因为其精英总是会倾向于将接受已被证明为成功之道的宪政与法治视为文化上的投降和屈辱,因而竭力加以抵制,这些精英接触现代社会越深入,受现代教育和文化熏陶越多,其所代表的文化越古老、一度越强盛,这一文化障碍就越难以逾越。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小国的转型总是比大国顺利得多(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方面的极端案例是日本,日本的绝对规模虽也不小,但边上有个比它大得多的文化核心大国,而日本历史上总是在不断的从那里引入文化和制度元素,因而其精英从来不会对这种引入有任何委屈和受辱的感觉,实际上,一旦认定模仿对象是“先进的”或“占优势的”,日本精英在文化改宗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欣然为之,几乎一夜之间便可完成。 在对制度变革的文化抵制方面,精英远比大众更强烈、更主动、更自觉,因为一方面,他们通常更富裕,因而有更多精神和文化需要,所以更介意也更难忍受他们自认的文化“屈辱”,同时,他们受过更多教育,因而更有能力领会和谈论“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等等非日常层次上的概念,更能对这些文化实体形成认知,进而产生相应的文化认同。 这一点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海湾和北非石油国家中表现更为奇特,这些国家的精英权贵,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失败的制度和失败的社会,这原本可能成为他们反思、变革甚至改宗的动力,但他们个人和家族却极为富裕,足以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保持自信甚至趾高气扬,巨额家族财富甚至能让他们资助一场针对西方的恐怖运动,借此疗治他们的文化自卑症,甚至或许还挣得了一些文化自豪感。 在这样一群精英权贵的主导下,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恐怕很难实现好的变革,而居于其核心与代表地位埃及,则机会更加渺茫。  
[饭文]从底特律看城市治理

从底特律看城市治理
辉格
2013年8月6日

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政府破产案)的消息,又引来世人对这个城市日渐衰败的命运的关注,这一命运似乎在半个世纪前那场暴乱中便早已注定,破产案只是其持续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城市的生死兴衰并不少见,有些是国家强行实施的低效率开发建设的结果,比如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许多城市变成废墟,这是对资源无效配置的纠正,更多的则是因为地理经济学上的变化,比如河流改道、矿产枯竭、产业变迁等等,导致一些城市丧失原有地理或资源优势。

然而,底特律的衰败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它完美例证了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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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底特律看城市治理 辉格 2013年8月6日 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政府破产案)的消息,又引来世人对这个城市日渐衰败的命运的关注,这一命运似乎在半个世纪前那场暴乱中便早已注定,破产案只是其持续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城市的生死兴衰并不少见,有些是国家强行实施的低效率开发建设的结果,比如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许多城市变成废墟,这是对资源无效配置的纠正,更多的则是因为地理经济学上的变化,比如河流改道、矿产枯竭、产业变迁等等,导致一些城市丧失原有地理或资源优势。 然而,底特律的衰败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它完美例证了一种城市治理的失败;总有些人将底特律的命运归咎于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变迁,但实际上美国整个制造业都在变迁,也有许多城市曾高度依赖制造业,但没有一个大城市曾经历底特律式的完败:160万白人逃离,人口流失60%,失业率、贫困率和犯罪率等负面指标皆居美国大城市首位,大批地产价值降至零。 这一案例或许可以对我们观察城市制度有所启发;从长期看(不需要很长),一个城市无论对于居民、企业还是游客的吸引力,都将影响土地价值;而因为地方政府不像国家,没有一条国境线可以阻止人口和资本流动,因而这种关系更为紧密,其制度和政策的好坏,都将直接体现在地价上。 这样,一个城市的各种居民中,土地主的利益是与城市长期发展前景最为一致的,因为他们拥有的,是所有生产要素中唯一无法移动的,因而其利益被迫与城市命运绑在了一起;所以理想情况下,城市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应由这些人主导,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比他们更可能拥有与城市发展冲突的利益,也更可能持机会主义态度。 但现实政治中选票是按人头分配的,因而选出的政府未必能将城市长期前景放在很高的优先级上考虑,而这种利益不一致的程度,将高度相关于在该城市拥有不动产的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假如这一比例低到微不足道,不足以形成政治上的制衡力量,那么选出的政府很可能不惜牺牲土地价值而为特殊利益群体谋求短期利益。 不难看出,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大城市人口流动性更高,中心城区的居住密度也更高,同时也能吸引更多尚没有能力买房的年轻人和新移民,因而有更多的人租住公寓而不是购买房产,这样房产主在选民中的比例就可能很低,相比之下,一个小城市的选民可能大部分都是房产主。 在大城市,即便房产主之间也会因人数多且分散,而面临搭便车和组织障碍的问题,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一旦他们丧失政策影响力,城市当局就会推出各种压榨其利益而取悦其他选民的政策,诸如房租管制,禁止驱逐房客,征收日益沉重的房产税去补贴各种福利开支,还有对土地用途的种种管制,等等。 其中福利政策影响尤为深远,因为它为被补贴者提供了一个留在这个城市的额外理由,而假如没有这个理由,他们原本会因为在这里缺乏经济机会或生活成本过高而搬到更适合他们的地方,现在福利补贴吸引和帮助他们留了下来,并且手握选票。 通常情况下,用脚投票多少会对上述过程有所制约,如果政府做得太过分,不堪重压的中产阶级就大批搬往郊区和小城市,税基削弱,财政出麻烦,于是政策会有所收敛;但在底特律,上述过程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发生,67年的暴乱在短时间内吓走了大批房产主,而且这个阶层的流失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持续。 留下和新来的人口中,越来越大的比例,是那些不拥有当地不动产、多半靠福利生活的人,他们没有理由关心城市发展前途,他们在城市经济系统中的作用不是生产性的,而是寄生性的,但同时,由于他们在选民中占了多数且比例不断提高,因而长期主导了城市政治。 这种寄生性在它的最终破产结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其无力偿还的债务中,大部分是公务员的养老和医保开支,实际上,公务员的薪酬和福利开支此前已经占到市政收入的76%,而同时,虽然底特律拥有美国大城市中最高的财产税率,但将近一半的房产主已拒绝为他们的房产缴纳财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