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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搬家的美国人

【沐猿而冠·第7章·No31. 春运人潮的未来走向·后记】

根据皮尤中心2008年的一份报告[1],该年有12%的美国人更换了住所(这还是60多年来的最低值,40到60年代这个数字高达20%),截至当年,63%的成年人至少更换过一次居住城市(即只有37%从未在家乡以外居住过),其中43%在两个或更多州居住过,23%出生于美国的人认为现在所住的地方不是他“心目中的家乡(heart home)”。

中西部农业区流动性最低(54%更换过居住地),西部沿海最高(70(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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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第7章·No31. 春运人潮的未来走向·后记】 根据皮尤中心2008年的一份报告[1],该年有12%的美国人更换了住所(这还是60多年来的最低值,40到60年代这个数字高达20%),截至当年,63%的成年人至少更换过一次居住城市(即只有37%从未在家乡以外居住过),其中43%在两个或更多州居住过,23%出生于美国的人认为现在所住的地方不是他“心目中的家乡(heart home)”。 中西部农业区流动性最低(54%更换过居住地),西部沿海最高(70%);上过大学的,这个数字是77%;另一个数字则体现了流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深刻关系:从未离乡的人,距离其住所一小时车程以内,平均有8位扩展家庭成员[2],而对于离乡者,这个数字大约是3。 这些数字很好的展示了一个城市化高峰已过去两代人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面貌。 ------------------------------- [1] 见 http://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0/10/Movers-and-Stayers.pdf [2] 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是指一对夫妻加上他们的已婚子女(及其核心家庭)所组成的二级家庭。
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辉格
2015年12月21日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权力积木#3.图1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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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辉格 2015年12月21日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权力积木#3.图1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15-25%。 据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15.9%,南宋更高达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注1】 【图2】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的城市化率 权力积木#3.图2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缩减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80万人口,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一大批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市,其中武昌、泉州、建康等都市若放在清代皆可与京城比肩;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起初带来了城市繁荣,据斋藤修(Osamu Saito)和高岛正德(Masanori Takashima)测算,(按万人标准)城市化率从1600年的6%上升到1721年的12.6%,但随着人口逼近极限,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开始萎缩,到1874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10%。 德川家于1615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1721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图3】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与农业产出 权力积木#3.图3 【图4】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 权力积木#3.图4 人口压力的增长也伴随着众多文明元素的消逝,当我们追溯各种器物、技术、工艺、文学和艺术形式,乃至思想观念、组织模式和制度元素的古代渊源时,常会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的渊源,多数出现在宋代,还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更早的,就要到先秦去找了,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历史时期都是人口压力相对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然而到清代,王祯《农书》中所描绘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明清江南纺织业尽管规模庞大,但黄宗智的研究发现,纺织工作绝大部分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宋代那种集中使用水动力设备的规模化工场作坊已不复存在。 人口压力和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从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得更清楚,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并且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年的9.5%升至1400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远早于工业革命。 在2007年发表的《增长的三驾马车:瘟疫、战争和城市化》这篇论文中,经济学家Nico Voigtlander和Hans-Joachim Voth指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数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恰相反,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的极高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一点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是,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实际上,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这从简牍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个县,清初1510个;更有意思的是,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个县政府,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上下。 当人口压力特别巨大,以至难以征税以维持政府时,统治者甚至可能刻意压低人口;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多,远高于其他早期文明,时常为饥荒所困,这一状况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这些战争并非起因于冲突或纠纷,也不是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武士的战功和晋升条件皆以捕获俘虏数量为依据。 在阿兹特克诸城邦中拥有霸主地位的三巨头,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起初这些战争是为了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 此类战争并不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也不改变外交关系,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在阿兹特克,被用作人牲的俘虏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大仪式上,首先被献祭然后被吃掉的人牲,可多达8万,而一个普通城邦的人口也就几万,对于这些蛋白质高度匮乏的群体,大规模屠杀俘虏既是人口控制手段,也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20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因而人口压力也很高,经济学家Louis Baudin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不过,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手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每隔一两年,行省官员便从所辖社区中挑选出一批少女,称为“选妇(aqllakuna)”,名义上,她们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实际上,其中少数被用作献祭人牲,还有少数被分配给功绩卓著的武士或贵族作为配偶,但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若被发现怀孕立即处死;选妇数量很庞大,规模较大的处女院可容纳数百人,而处女院在考古遗址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一制度明显有着控制生育率、压低人口的用意。 缓解人口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大规模迁移,人口过密地区的村社,被强行整体迁移到数百上千公里之外人口较稀的地区;强制迁移也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统治手段,通过彻底打散和重组原有的族群分布,传统的族群合作纽带被破坏,政治控制变得更容易,那些较为忠诚的族群被迁往边境要地,并以免税或分配大量他族女性作为补偿,不够驯服的族群则被迁入腹地,置于陌生邻居的监视之下。 印加与阿兹特克的高强度人口压力和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 注1: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年的城市化率仅为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  
[大象]犹太人为何那么聪明

犹太人为何那么聪明
——两种选择力量如何塑造少数族群的独特禀赋
辉格
2016年2月27日

“犹太人特别聪明”——这恐怕是最难反驳的一句种族主义言论了。

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19%的化学奖、26%的物理奖、28%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5%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科学:25%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13%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近1/3的国际象棋冠军。

犹太人在科学和艺术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都拥有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就?

考虑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就难免想到他们在大流散(The Diaspora)之后所面临的特殊文化处境;丧失故国、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无论最初在罗马帝国境内,还是后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伊斯兰世界,皆处于少数族地位,而且因为拒绝改宗,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不仅文化上受歧视,法律上也被剥夺了许多权利,屡屡遭受迫害、驱逐、甚至屠杀。

在中世纪欧洲,经济活动、财产权利和法律地位都与宗教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作为异教徒,犹太人不可能与基督徒君主建立领主-附庸关系从而承租土地,无法组织手工业行会(因为行会也须以附庸身份向领主获取特许状),也无法与贵族通婚以提升社会地位,甚至无法由教会法庭来保障自己的遗嘱得到执行……总之,作为封建体系之基础的封建契约关系和教会法,皆与之无缘。

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排斥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部门之外,留给他们的只有少数被封建关系所遗漏的边缘行业,比如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或至少道德上加以贬责)的放贷业,替贵族征收租税的包税/包租人,与放贷和收租有关的私人理财业,以及少数未被行会垄断的商业。

这些行当的共同特点是:缺乏垄断权保护因而极富竞争性,需要一颗精明的头脑,读写和计算能力很重要;这些特点提示了,犹太父母可能更愿意投资于孩子的教育,提升其读写计算能力,以及一般意义上运用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一投资策略迥异于传统社会的主流策略,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为改善家族长期状况而进行的投资与积累活动,主要集中于土地、上层姻亲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但犹太人没有机会这么做,因而只能集中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且在随时有着被没收和驱逐风险的情况下,投资人力资本大概也是最安全的。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按古代标准,犹太人确实有着良好的教育传统,比如其宗教传统要求每位父亲都应向儿子传授妥拉(Torah)和塔木德(Talmud)等经典,在识字率很低的古代,仅从经文学习中获得的基本读写能力也相当有价值。

然而这一解释有个问题,假如犹太人的智力优势仅仅来自其教育和文化传统,那就无法说明,为何近代以来,当这一文化差异已不复存在(或不再重要),他们的智力优势却依然显著?实际上,现代杰出犹太科学家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中,犹太背景已无多大影响,甚至犹太认同本身也已十分淡薄了。

为解开犹太智力之谜,犹他大学的两位学者格里高列·科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观点:犹太智力优势是近一千多年中犹太民族在严酷选择压力之下的进化结果,因而有着可遗传的生物学基础;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他们专门用一章介绍了这一理论。

他们认为,犹太人中表现出显著智力优势的,是其中被称为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的一个分支,其祖先是9-11世纪间陆续从南欧和中东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的犹太移民,和留在地中海世界的族人相比,他们遭受的排挤和限制更加严厉,职业选择更狭窄,而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这些限制对族群的智力水平构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

如此特殊的社会处境,使得聪明好学、头脑精明的个体有着高得多的机会生存下去,并留下更多后代,经过近千年三四十代的高强度选择,与高智商有关的遗传特性在种群中的频率显著提高;据乔恩·昂蒂纳(Jon Entine)和查尔斯·穆瑞(Charles Murray)等学者综合多种来源的数据估算,阿什肯纳兹人的平均智商约110(科克伦的估算值更高,为112-115),比美国同期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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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为何那么聪明 ——两种选择力量如何塑造少数族群的独特禀赋 辉格 2016年2月27日 “犹太人特别聪明”——这恐怕是最难反驳的一句种族主义言论了。 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19%的化学奖、26%的物理奖、28%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5%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科学:25%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13%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近1/3的国际象棋冠军。 犹太人在科学和艺术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都拥有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就? 考虑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就难免想到他们在大流散(The Diaspora)之后所面临的特殊文化处境;丧失故国、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无论最初在罗马帝国境内,还是后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伊斯兰世界,皆处于少数族地位,而且因为拒绝改宗,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不仅文化上受歧视,法律上也被剥夺了许多权利,屡屡遭受迫害、驱逐、甚至屠杀。 在中世纪欧洲,经济活动、财产权利和法律地位都与宗教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作为异教徒,犹太人不可能与基督徒君主建立领主-附庸关系从而承租土地,无法组织手工业行会(因为行会也须以附庸身份向领主获取特许状),也无法与贵族通婚以提升社会地位,甚至无法由教会法庭来保障自己的遗嘱得到执行……总之,作为封建体系之基础的封建契约关系和教会法,皆与之无缘。 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排斥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部门之外,留给他们的只有少数被封建关系所遗漏的边缘行业,比如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或至少道德上加以贬责)的放贷业,替贵族征收租税的包税/包租人,与放贷和收租有关的私人理财业,以及少数未被行会垄断的商业。 这些行当的共同特点是:缺乏垄断权保护因而极富竞争性,需要一颗精明的头脑,读写和计算能力很重要;这些特点提示了,犹太父母可能更愿意投资于孩子的教育,提升其读写计算能力,以及一般意义上运用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一投资策略迥异于传统社会的主流策略,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为改善家族长期状况而进行的投资与积累活动,主要集中于土地、上层姻亲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但犹太人没有机会这么做,因而只能集中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且在随时有着被没收和驱逐风险的情况下,投资人力资本大概也是最安全的。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按古代标准,犹太人确实有着良好的教育传统,比如其宗教传统要求每位父亲都应向儿子传授妥拉([[Torah]])和塔木德([[Talmud]])等经典,在识字率很低的古代,仅从经文学习中获得的基本读写能力也相当有价值。 然而这一解释有个问题,假如犹太人的智力优势仅仅来自其教育和文化传统,那就无法说明,为何近代以来,当这一文化差异已不复存在(或不再重要),他们的智力优势却依然显著?实际上,现代杰出犹太科学家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中,犹太背景已无多大影响,甚至犹太认同本身也已十分淡薄了。 为解开犹太智力之谜,犹他大学的两位学者格里高列·科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观点:犹太智力优势是近一千多年中犹太民族在严酷选择压力之下的进化结果,因而有着可遗传的生物学基础;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他们专门用一章介绍了这一理论。 他们认为,犹太人中表现出显著智力优势的,是其中被称为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的一个分支,其祖先是9-11世纪间陆续从南欧和中东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的犹太移民,和留在地中海世界的族人相比,他们遭受的排挤和限制更加严厉,职业选择更狭窄,而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这些限制对族群的智力水平构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 如此特殊的社会处境,使得聪明好学、头脑精明的个体有着高得多的机会生存下去,并留下更多后代,经过近千年三四十代的高强度选择,与高智商有关的遗传特性在种群中的频率显著提高;据乔恩·昂蒂纳(Jon Entine)和查尔斯·穆瑞([[Charles Murray]])等学者综合多种来源的数据估算,阿什肯纳兹人的平均智商约110(科克伦的估算值更高,为112-115),比美国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个点,相当于2/3个标准差。 对个体来说,10个点的智商优势或许不算很大,但对于一个上千万人的大群体,这一差距有着非常惊人的含义,假如智商确如查尔斯·穆瑞的研究所显示,在群体内呈正态分布,那么均值高出2/3个标准差便意味着该群体内智商高于140的个体的比例,大约是基准群体(此处是美国总人口)的6倍。 科克伦和哈本丁的假说还得到了一些遗传学证据的支持,有多种与神经系统相关的遗传病在阿什肯纳兹人中比例奇高,这些疾病涉及一些与神经突触形成有关的基因变异,它们倾向于增加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据两位作者推测,这些变异在恰当组合下会导致高智商,而在不恰当组合下则带来神经疾病。 这意味着,在偏爱高智商的高强度选择作用下,阿什肯纳兹人一方面提升了获得高智商的机会,同时也承担了罹患若干神经疾病的高风险,就像在疟疾肆虐的西非,一些族群获得了一种与血红蛋白相关的变异,在杂合子组合下,该变异将提高疟疾存活率,而不幸的纯合子组合则带来致命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 不过,这一假说尚未得到广泛认可,主要的障碍是,将这样一个重大优势归因于短短一千年内的进化过程,很难让人接受,因为通常生物学家在谈论进化改变时,涉及的时间尺度至少几十万年,虽然在理论上,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并且种群基因池里有足够多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遗传多样性,几十代时间足以将一些原本罕见的变异的分布频率成倍提高,从而产生显著的族群间差异。 俄国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列耶夫([[Dmitry Konstantinovich Belyaev]])从一群野生银狐开始,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便选育得到了非常温顺驯服的品种,它们在性情、毛色、耳朵、颅形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鲜明的驯化特征;原则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类似事情发生在人类身上。 实际上,正如两位作者在《万年大爆炸》的其他章节中列举的,以及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2014年出版的《棘手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讨论的更多例子所显示,人类在走出非洲后的几万年里,尤其是农业起源后的一万多年里,已经发生了许多显著且有重大意义的进化改变,其中有涉及乳糖消化,抵抗疟疾或饥荒,抵御寒冷,维生素D代谢,黑色素合成,骨密度等等与生态条件和生活方式有关的改变。 但阿什肯纳兹的分化历史毕竟只有千年,而现有的遗传证据也是间接的,尚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说明究竟何种变异如何提高了智力;所以,一些学者便尝试考虑其他可能性,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布莱恩·弗格森([[R. B. Ferguson]])认为,阿什肯纳兹的独特性源自族群形成之初的奠基人效应([[founder effect]])。 奠基人效应的意思是,基因池毕竟不像充分搅匀的理想溶液,随便舀一勺,其成分构成都和整体一样;最初翻越阿尔卑斯的阿什肯纳兹祖先或许恰好携带了一些与神经系统有关的罕见变异,由于构成奠基人的最初移民人数很少,所以即便只有一个家族携带这些变异,它在未来壮大后的种群里也可能占很高比例。 这是一种诉诸偶然性的解释,假如涉及阿什肯纳兹智力优势的只有一个变异,那么奠基人效应便足以解释,问题是,科克伦列举的阿什肯纳兹中比例奇高的神经系统遗传病有四五种,涉及许多变异,而这些变异恰恰都与神经元突触形成有关,把它们都归之于奠基人效应,就很难让人信服了。 两位经济学家马里斯泰拉·波第西尼(Maristella Botticini)和兹维·埃克斯坦(Zvi Eckstein)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蒙择之民》(The Chosen Few)中为我们开辟了另一条思路;他们首先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从公元1世纪大流散时期到15世纪末,犹太人口在其所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在快速下降,从公元65年的10%降至1490年的1.1%。 但同时,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生育率低于其他族群,很明显,不断有大批犹太人改宗为基督徒或穆斯林;考虑到他们作为少数教派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社会处境,大批改宗也在意料之中;重要的是,哪些犹太人更可能选择改宗,并非随机,据一些早期基督徒作家观察,多数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都是穷人和文盲。 于是两位作者对犹太人的改宗决定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发现这样的选择倾向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作为宗教少数派,流散的犹太人若要维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保持身份独特性,就需要花大量精力阅读和向孩子教授宗教经典,然而,对于那些从事农耕等体力劳动的家庭,这些投入没有额外价值,相反,对于那些从事精细手工业、商业、金融和管理类职业的家庭,由读经而获得的读写能力可以带来额外回报。 所以,坚持不改宗的,大多是从事城市的、需要读写能力和精明头脑的非体力职业者,而这些职业都是偏于高端和精英的,这一逻辑反过来也成立:那些天资聪颖,发现自己在读写学习上表现出众,因而有望由读经而获得上述职业机会的孩子,更有可能坚持读经而不改宗,总之,保留犹太身份的,要么是祖上智力较高因而有能力从事精英职业的,要么自己智力较高因而有望并希望从事精英职业的。 这样,个体对是否改宗的权衡,实际上对族群的智力构成了一种选择压力,但这一选择不像自然选择那样,是以影响个体生存机会和繁殖数量而起作用,被“淘汰”的个体并未死亡或绝后,只是离开了群体,但是就塑造族群的遗传特性而言,两种选择机制的效果是等价的。 而且,这一基于自我选择的解释,和科克伦与哈本丁的自然选择解释并不排斥,可以共同起作用;在分工和贸易不发达的中世纪,能够让犹太人发挥智力优势并抵消因社会地位低下而造成的生存劣势的职业机会十分有限,只有优势最显著者才能生存下来并保持犹太身份,而改宗的可能性加速了这一选择过程——这可以部分消除质疑者对“一千年是否足够长”的疑虑。 不过,和科克伦与哈本丁的理论一样,波第西尼与埃克斯坦的理论也仅仅是一种假说,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他们对改宗与职业选择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只是推测性的,尚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无论它是否能解释犹太智力优势,改宗权衡(或其他自我选择机制)在塑造少数族群文化特性上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有众多同类例子可以佐证。 经济史学家格列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便采纳了波第西尼与埃克斯坦的核心论点,并援引穆罕默德·萨利赫(Mohamed Saleh)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残存于伊斯兰世界的各种非伊斯兰小教派,包括犹太人,祆教徒(Zoroastrian),希腊正教徒,亚述基督徒,亚美尼亚基督徒,其精英化程度全都远高于穆斯林,表现为他们在医生、工程师、机械师、外语教师等精英职业中的比例奇高,而且这些族群的1/2到2/3都居住在汇集着富人和精英的大城市。 萨利赫认为,这一状况是伊斯兰政权统治政策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不强迫被征服者改宗,同时又对非穆斯林征收歧视性的人头税([[jizya]]),于是这些群体中付不起人头税的下层成员就只好改宗,只有那些从其宗教与文化传统中获益最多且足以抵偿人头税和其他少数派特有成本的成员,才愿意坚守其传统身份,这样,统治者的歧视性政策实际上是在替这些少数族群不断清除资质禀赋较差,因而难以在精英职业中取得成就的成员。 虽然萨利赫没有提到,但人头税只是少数派生活在多数派中间所需负担的诸多成本中的一项,除了社会地位低下,法定权利缺失,他们还要遭受多数派邻居的歧视、排斥和攻击,这项成本在农村比在城市高得多,和城市流动性社会相比,农村熟人小社会的文化更单一和封闭,更排他,更难以容忍少数派的存在。 从阿什肯纳兹人在基督教欧洲和众多小教派在伊斯兰世界的经历中,都可以看到,基于个人禀赋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给个体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做出的自我选择,在塑造少数族群的文化和遗传特质上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选择机制也可通过另一条途径——跨国移民——表现出来,它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产生了两种对比鲜明的结果。 在2015年出版的《儿子照样升起》([[The Son Also Rises]])第13章里,格列高利·克拉克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少数族群的精英化程度;克拉克使用各族群在医生律师等精英职业中的相对代表率来度量这一指标,所谓相对代表率,是指某群体在某职业中的出现频率与它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比值,基准值为1。(这一度量方法的有效性,在该书其他章节中已得到验证,克拉克用来衡量社会地位的数据来源包括收入与财产水平,遗嘱档案中的出现频率,顶级大学入学率,在大学教授、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中的代表率,获得科举功名的比例,等等,结果显示,基于不同来源的衡量结果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犹太人为何那么聪明.图1 【图1】若干精英度偏高的美国少数族群在医生中的相对代表率 上图列出了在医生职业中的相对代表率高于1的16个少数族群,其中有些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高居榜首的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尤为惹眼,科普特人血缘上属于埃及土著,在罗马帝国后期皈依了基督教,并且直到阿拉伯征服之前,始终构成埃及人口的多数,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科普特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与“精英”二字完全无缘,正是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前述选择机制将它从一个底层多数群体改造成了少数精英族群。 然后,向美国的移民过程又发生了二次筛选,科普特人尽管在埃及有着较高精英度,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是贫穷者,只有其中条件最优越、禀赋最优秀者,才能跨越移民门槛而进入美国,可以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但不是所有移民群体都有着较高的精英化程度,如下图所示,拉美人、柬埔寨人、赫蒙人([[Hmong]],即越南苗族),在医生中的代表率皆远低于基准水平。 犹太人为何那么聪明.图2 【图2】若干精英度偏低的美国族群在医生中的相对代表率 比较两组族群不难看出,造成这一差别的关键在于移民机会从何而来,不同性质的移民通道有着不同的选择偏向;拉丁裔移民大多利用靠近美国的地理优势,从陆地或海上穿越国境而来,柬埔寨人和赫蒙人则大多是1970年代的战争难民,这两类移民通道,对移民的个人禀赋都不构成正向选择;相比之下,其他移民通道——上大学、工作签证、投资移民、政治避难、杰出人士签证,都有着强烈的选择偏向。 观察这一差别的最佳案例是非洲裔美国人,在上面两张图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图2中的黑人是指其祖先在南北战争前便已生活在美国的黑人,他们在医生中的代表率仅高于美洲原住民,图1中的非洲黑人是指南北战争后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移民,医生代表率4倍于基准水平,5倍于德裔和英裔美国人。 这一差别显然源自不同移民通道的选择偏向,老黑人的祖先是被贩奴船运到美洲的,而新黑人的祖先则是凭借自身优势或个人努力来到美国,往往来自母国的精英阶层,奥巴马便属于后一类,他来自肯尼亚的一个富裕家族,其曾祖父娶了5位妻子,祖父曾为英国军队服役,精通英语和读写,娶了至少3位妻子,父亲6岁便进入教会学校,后来又在夏威夷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学位,回国后先后在肯尼亚交通部和财政部担任经济学家,虽然只活了46岁,却娶过4位妻子,生了8个孩子。  
权力积木#2:信息与控制

权力积木#2:信息与控制
辉格
2015年12月3日

一个广域国家的统治者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比如在前文已讨论过的领地安全问题中,为了对入侵和叛乱做出及时反应,他不仅需要机动优势,还需要以5-10倍于行军的速度传送情报,而即便如此,当疆域非常广阔时,也必须在多个据点驻扎军队,而不能集中于一点;行政系统也是如此,为实现有效治理,广袤领地须划分成若干单元,分别派驻官吏。

更一般而言,当统治团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它本身也受制于邓巴局限,因而只能建立层级组织,假设按每个上级单元控制20个下级单元(1:20已经是非常扁平的结构,只能实现较弱的控制,有关这一点我以后会展开讨论),那么,从一两百人的熟人小社会到数千万人的帝国,就至少需要四个层级。

然而,一旦建立层级组织,就会面临所有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存在的激励和控制难题,瞒上欺下,职权滥用,目标偏离,推诿责任,沟通不畅,协调失灵,以及最危险的背叛和分离;最高权力者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这些障碍,那些或多或少管用的办法就被延用下来,构成了我们在历史中所见到的种种政体结构、制度安排和组织工具。

防止叛乱的一种方法是多线控制,将维持下级单元运行所需职能加以分割,交给不同人掌管,并通过不同的层级系统加以控制,使得其中每个都无法单独行动,从而剥夺下级单元的独立性;例如,由将领掌握军队指挥权,由行政系统负责粮草供给,这样,叛军很快会因失去粮草而陷入瘫痪。

另一种方法是阻止上下级官员之间发展私人效忠关系,缩短任期、频繁调动、任职回避、把奖励和提拔权限保留在高层,都是出于这一目的;另外,在重臣身边安插耳目,派出巡回监察官,维持多个独立情报来源,要求同级官员分头汇报情况以便核查真伪虚实,都是常见的做法。

强化控制的终极手段,是直接发号施令,让官员忙于执行频繁下达的任务而无暇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让他们看不清系统的整体运营机制因而无法打自己的小算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有句名言:(大意)“每天起床都要等着别人告诉他今天要做什么的人,肯定是农奴。”当控制强化到极致时,臣僚便成了君主的奴仆。

当然,这些做法都是有代价的,多线控制削弱了下级单元的独立应变能力,面对突发危机时,协调障碍可能是致命的;在古代的组织条件下,消除个人效忠也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在历史上已屡屡得到证明,较近的例子是,湘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曾国藩等人所建立的个人效忠网络,北洋新军相对于绿营清军的一大优势也是个人效忠。

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高速通信;多线控制下,军队和粮草都可囤在前线基地,但指令必须由上层发出,平时被刻意隔离的几套体系,离开中央指挥就难以协调行动;同样,有效的监视、巡察、考核、奖惩,也都依赖于快速高效的情报传递,直接遥控指挥更需要近乎于实时的通信能力;正因此,所有帝国都建立了效率远远超出同时代民用水平的通信系统。

自从定居之后,便有了入侵警报机制,发现盗贼时,人们以鸣锣呼喊等方式通知邻居,循声追捕(hue and cry)是中世纪英格兰社区对付盗贼的惯常方法,只要盗贼还没离开视线,所有目击者都有义务追呼,hue的拉丁词源可能是hutesium(号角),和铜锣一样,号角也是用于警报的通信工具。

当部落扩大到多个村寨时,功率更大的鼓就被用于远程警报,流行于百越民族的铜鼓,可将信号传出几公里乃至十几公里,经接力传递更可达上百公里,由于铜鼓的覆盖范围大,也被长老和酋长们用于召集民众,因而成为权威和共同体凝聚力的象征,类似于欧洲市镇的钟楼;钟鼓楼也是古代中国行政城市的标准配置,其象征意义毋庸置疑。

非洲人将鼓的通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通常,鼓只能通过节奏变化编码少量信息,带宽十分有限,但西非人凭借可调音高的沙漏状皮带鼓创造了一种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鼓语(talking drum),用音调变化模拟语音流,效果类似于闭着嘴用鼻音说汉语。

因为班图语和汉语一样也是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这样的模拟确实可行,当然,去掉元辅音丢失了大量信息,听者很难猜到在说什么,特别是失去当面对话中的手势体态环境等辅助信息之后,为此,鼓语者会附加大量冗余来帮助听者还原:重复、排比、修饰,把单词拉长成句子,插入固定形式的惯用短语来提示上下文,等等,长度加长到所模拟语音的五六倍。

鼓语不仅被用于在村庄之间传讯,也被大量用于私人生活,召唤家人回家,通知有客来访,谈情说爱,或只是闲聊,在20世纪上半叶鼓语还盛行时,人人都有一个鼓语名;不过,自发形成的鼓语毕竟不够精确,难以满足军事和行政需要,阿散蒂(Ashanti)和约鲁巴( 标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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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积木#2:信息与控制 辉格 2015年12月3日 一个广域国家的统治者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比如在前文已讨论过的领地安全问题中,为了对入侵和叛乱做出及时反应,他不仅需要机动优势,还需要以5-10倍于行军的速度传送情报,而即便如此,当疆域非常广阔时,也必须在多个据点驻扎军队,而不能集中于一点;行政系统也是如此,为实现有效治理,广袤领地须划分成若干单元,分别派驻官吏。 更一般而言,当统治团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它本身也受制于邓巴局限,因而只能建立层级组织,假设按每个上级单元控制20个下级单元(1:20已经是非常扁平的结构,只能实现较弱的控制,有关这一点我以后会展开讨论),那么,从一两百人的熟人小社会到数千万人的帝国,就至少需要四个层级。 然而,一旦建立层级组织,就会面临所有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存在的激励和控制难题,瞒上欺下,职权滥用,目标偏离,推诿责任,沟通不畅,协调失灵,以及最危险的背叛和分离;最高权力者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这些障碍,那些或多或少管用的办法就被延用下来,构成了我们在历史中所见到的种种政体结构、制度安排和组织工具。 防止叛乱的一种方法是多线控制,将维持下级单元运行所需职能加以分割,交给不同人掌管,并通过不同的层级系统加以控制,使得其中每个都无法单独行动,从而剥夺下级单元的独立性;例如,由将领掌握军队指挥权,由行政系统负责粮草供给,这样,叛军很快会因失去粮草而陷入瘫痪。 另一种方法是阻止上下级官员之间发展私人效忠关系,缩短任期、频繁调动、任职回避、把奖励和提拔权限保留在高层,都是出于这一目的;另外,在重臣身边安插耳目,派出巡回监察官,维持多个独立情报来源,要求同级官员分头汇报情况以便核查真伪虚实,都是常见的做法。 强化控制的终极手段,是直接发号施令,让官员忙于执行频繁下达的任务而无暇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让他们看不清系统的整体运营机制因而无法打自己的小算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有句名言:(大意)“每天起床都要等着别人告诉他今天要做什么的人,肯定是农奴。”当控制强化到极致时,臣僚便成了君主的奴仆。 当然,这些做法都是有代价的,多线控制削弱了下级单元的独立应变能力,面对突发危机时,协调障碍可能是致命的;在古代的组织条件下,消除个人效忠也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在历史上已屡屡得到证明,较近的例子是,湘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曾国藩等人所建立的个人效忠网络,北洋新军相对于绿营清军的一大优势也是个人效忠。 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高速通信;多线控制下,军队和粮草都可囤在前线基地,但指令必须由上层发出,平时被刻意隔离的几套体系,离开中央指挥就难以协调行动;同样,有效的监视、巡察、考核、奖惩,也都依赖于快速高效的情报传递,直接遥控指挥更需要近乎于实时的通信能力;正因此,所有帝国都建立了效率远远超出同时代民用水平的通信系统。 自从定居之后,便有了入侵警报机制,发现盗贼时,人们以鸣锣呼喊等方式通知邻居,循声追捕([[hue and cry]])是中世纪英格兰社区对付盗贼的惯常方法,只要盗贼还没离开视线,所有目击者都有义务追呼,hue的拉丁词源可能是hutesium(号角),和铜锣一样,号角也是用于警报的通信工具。 当部落扩大到多个村寨时,功率更大的鼓就被用于远程警报,流行于百越民族的铜鼓,可将信号传出几公里乃至十几公里,经接力传递更可达上百公里,由于铜鼓的覆盖范围大,也被长老和酋长们用于召集民众,因而成为权威和共同体凝聚力的象征,类似于欧洲市镇的钟楼;钟鼓楼也是古代中国行政城市的标准配置,其象征意义毋庸置疑。 非洲人将鼓的通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通常,鼓只能通过节奏变化编码少量信息,带宽十分有限,但西非人凭借可调音高的沙漏状皮带鼓创造了一种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鼓语([[talking drum]]),用音调变化模拟语音流,效果类似于闭着嘴用鼻音说汉语。 因为班图语和汉语一样也是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这样的模拟确实可行,当然,去掉元辅音丢失了大量信息,听者很难猜到在说什么,特别是失去当面对话中的手势体态环境等辅助信息之后,为此,鼓语者会附加大量冗余来帮助听者还原:重复、排比、修饰,把单词拉长成句子,插入固定形式的惯用短语来提示上下文,等等,长度加长到所模拟语音的五六倍。 鼓语不仅被用于在村庄之间传讯,也被大量用于私人生活,召唤家人回家,通知有客来访,谈情说爱,或只是闲聊,在20世纪上半叶鼓语还盛行时,人人都有一个鼓语名;不过,自发形成的鼓语毕竟不够精确,难以满足军事和行政需要,阿散蒂([[Ashanti]])和约鲁巴([[Yoruba]])的城邦君主们会供养一批世袭的专业鼓语者,并将短语和句型加以精确化,用于传递情报和指令。 18世纪初建立的阿散蒂帝国([[Ashanti Empire]]),曾是下撒哈拉非洲最强盛的国家,在19世纪与英国的四次战争中表现出强大战斗力,多次挫败英军,而构成其战斗力的一大法宝,正是鼓语通信系统所带来的机动优势和指挥效率,在前电报时代,这大概是最高效的军事通信手段,它不仅传输速度快,带宽也不比电报低,而且是无线的。 欧亚帝国更流行的通信系统是烽燧链和邮驿网,烽燧传讯的速度较快,汉代边地烽燧的间距约1-3公里,假设每个烽燧的响应时间是5分钟,那么信息每小时可以走12-36公里,每天三五百公里;但烽燧的带宽太小,调节烟柱数量和火把离合也只能编码几个比特。 邮驿则是高带宽的,但速度比烽燧慢,罗马帝国的普通驿传速度是每天60-80公里,和唐代的每天160里差不多,紧急情况下,若不断更换最好的马,且不惜将马累死,可以达到每天两三百公里,公元前9年提比略([[Tiberius]])便是以这种方式在一昼夜内狂奔300公里,赶往日耳曼前线见他临死的弟弟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 在古代,既高速又高带宽的远程通信工具是信鸽,可负重75克(相当于20张A4纸或0.6平米缣帛或0.14平米羊皮纸),以80公里时速一天内将消息传至千里之外;但信鸽也有其缺陷,首先是不可靠,它们经常被敌人打下来,其次,它是定点且单向的,因为信鸽通信利用的是其归巢本能,而每只信鸽只认一个巢;不过,对于最高权力者,第二个缺陷同时也是优点,它限制了属下的通信对象,防止他们用信鸽与敌人或相互间密谋串通。 通信在大型组织运营和控制上的关键作用,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 the Great]])的成就中可窥见一斑,格列高利是罗马教会事实上的缔造者,在他之前,教会是个十分松散的组织,教皇作为罗马主教也只是诸主教中最显要的一位,格列高利将它改造成了严密的层级化组织,他那非凡的组织管理活动有个著名特点:大量写信,在14年任期中,仅留存下来的信件就有854封。 通过与下属之间非常频密的信件往来,他对远在西西里、北非、不列颠的下属的工作进展了如指掌,事无巨细的作出指示,并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不断给予协助和干预;为处理大量信件,他还组建了一个专门的文书团队。 格列高利能这么做,也得益于教会在读写上的优势,当时统治西欧的蛮族领主和贵族大多是文盲,因而这一优势尤为突出,国王们能够得到的文书服务也大多来自教士,结果,集权化之后的罗马教会不仅在各国拥有巨大权力,也成了近千年中唯一一个影响覆盖整个西欧的权力中心,到中世纪后期当贵族也开始掌握文字时,教廷的地位已难以撼动。 通信手段在帝权专制的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历史上那些权力欲特别强的帝王,总是努力绕开常规行政系统,直接从下层获取情报,武则天就特别喜欢让人向她告密,朱元璋更将密疏言事制度化了,不过,他们把告密权放得太宽,反倒容易被信息所淹没。 康熙做得更聪明,他把密折专奏的机会限于少数亲信和60多位省级大员(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邓巴数),从而首度建立起了真正有效的直达皇帝的专属情报系统,康熙还在要地安插亲信作为另一套情报来源,曹雪芹祖上三代所担任的江宁织造,就兼负着为皇帝收罗江南情报的职责;雍正更将密折制度变成了主要施政工具,通过朱批奏折与臣僚直接对话成了常规,留存的朱批奏折共41600本,批语1000多万字,合每天批9本两三千字。 这一系列做法,将集权专制推向了前电报时代的极限,从{{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叫魂》中所描绘的一个案例可以看出,当皇帝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时,其干预可以细致和深入到何种程度,比如对一个乞丐的审讯中,刑讯逼供的尺度该怎么把握,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和全程遥控,自然离不开高效率的通信系统,在处理叫魂案的那半年里,奏批往来的频密程度,可从孔氏所援引的部分批语中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这些通信系统成本极为高昂,汉代西北边境的居延都尉府(县级军事辖区)沿额济纳河构建的一条270公里烽燧链上,有270座烽燧,敦煌的塞垣烽燧链密度近似,长约100公里,近100座烽燧,每座烽燧少则三五名,多则十几名守卒,为管理数百座烽燧并为其供应粮草,还须建立一个四级官僚结构和三级仓储系统,人员配置近2000,而当时居延县总共才8000户人家。 邮驿网比烽燧链庞大得多,东汉修建的褒斜道,全程258里(107公里)设置了大小64个中继站(所谓邮亭驿置);假设每县有50公里驿路,每2-3公里一个小型中继站,10-20公里一个大型服务区,就需要数百人为它服务;明清两代,全国8万多公里驿路,2000个驿(服务区),14000个铺(中继站),每驿60-70匹马,总计十几万驿卒铺兵和同等数量的马匹。 维持这样的系统需要雄厚的财政和劳役资源,在古代帝国的常设行政系统中,它占了很大比例,清代一个县级政府的书吏衙役加起来不过一两百人,和驿卒铺兵数量相当,加上马匹,后者财政负担更大,所以万历年间{{张居正}}大举裁撤精简行政官僚机构时,邮驿系统是他的裁撤重点。 道路和邮驿系统一旦建立起来,便成为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并且为帝国统一提供了一种向心力,使得它容易被接管,却很难被割裂,因为这些道路网络的拓扑结构有着强烈的首都中心倾向,将其中一个局部分出来,功效便大打折扣,罗马大道([[Roman Roads]])被刻意设计成笔直的形状,常不顾地形条件而强行取直,甚至在翻越山岭时也直上直下,这样的道路系统有利于大跨度的战略机动和长途通信,但削弱了连接区域内城镇和局部中心的价值,因为后者的分布通常由河流山脉等自然地貌所决定。 电报的出现戏剧性的改变了通信方式,传统邮驿系统在不到一代人中即遭废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结构;南北战争首度见证了这场革命,凭借4000多英里电报线路,林肯成为首位能够直接向战地指挥官发号施令的总统,在战争部的电报室里实现了对战争近乎实时的遥控。 1879年的祖鲁战争([[Zulu war]])是个有趣的对照,这场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派往南非不久的高级专员亨利·弗里尔([[Henry Frere]])刚愎自用,背着其殖民部上司擅自行事的结果,在殖民部长希克斯·比奇([[Hicks Beach]])看来,当时弗里尔若用电报而非信件与伦敦沟通,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可惜的是,就在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来自亚丁([[Aden]])的东线海底电缆刚刚通到德班([[Durban]]),而通往专员驻地开普敦([[Cape Town]])的西线海底电缆在十年后才铺通。 电报对权力结构的冲击也改变了几大帝国的命运,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热情拥抱这项新技术,1839年,摩尔斯的测试成功后一年多,首部电报机即已出现在伊斯坦布尔,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尚未结束,通往欧洲的线路便已开通,到1869年,急速扩张中的帝国电报网已拥有25137公里线路。 起初,电报强化了帝国对遥远行省的控制,但因为电报线铺设成本远远低于邮驿系统,只须一路竖杆子,且完全不受地形之碍,地方政权也很容易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网,同时民用电报也迅速发展并推动了新闻业繁荣,结果导致地方离心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类似的故事也在东方上演,庚子事变后的{{东南互保}}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各地督抚已能相互通电,而此事的牵头者恰恰是当时控制电报局的{{盛宣怀}},更有意思的是,盛宣怀在1911年担任邮传大臣后,试图将各省自建的铁路和电报网收归国有,以便由中央集中控制,由此引发的{{保路运动}}导致了满清帝国的最终崩溃。  
权力积木#1:距离与速度

权力积木#1:距离与速度
辉格
2015年11月21日

国家最初源自若干相邻酋邦中的最强者所建立的霸权,而这些酋邦则由专业武装组织发展而来;霸权当然首先来自压倒性的武力优势:霸主能够轻易击败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对手,并且所有各方都十分确信这一点,因而甘愿向它纳贡称臣,也愿意在自身遭受威胁时向它求助,卷入纠纷时接受其仲裁,发生争霸挑战时站在它那一边。

然而,武力是起落消长多变的,仅凭一时之战斗力而维持的霸权难以长久,要将围绕霸权所建立的多边关系常规化和制度化,需要更多权力要素;要理解这些要素如何起源,以及它们在支撑国家权力中所履行的基础性功能,我们最好从多方博弈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中的利害权衡。

通常,霸主最需要担心的是这样几种情况:1)在属邦遭受攻击时不能及时提供援助,丧失安全感的属邦可能转而投靠其他霸主,2)当一个属邦反叛并攻击其他属邦时,若不能及时加以制止,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3)当足够多属邦联合协调行动发动叛乱时,霸主的武力优势被联合力量所压过。

无论何种情况,当事方对霸主行动速度的预期都是关键所在,若遭受攻击的弱小属邦预期得不到及时救援,便可能放弃抵抗而选择投降,若邻近敌邦预期能在援兵到达之前得手并及时撤离,便更可能发动攻击,若潜在叛乱者预期自己有能力在霸主赶来镇压之前连克多个属邦并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便更可能发动叛乱,而当叛乱实际发生时,那些骑墙观望的属邦,若预期霸主无力及时平定叛乱,便更可能加入叛军行列,特别是当他们原本就心怀不满,或与反叛者关系亲密,或早有争霸野心时。

所以,对于维持霸权,仅有强大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机动性,能够将兵力及时投送到需要的地方,速度要比对手快;设想这样一种简化的情形:霸主甲位于属邦乙的南方60英里,敌邦丙由北向南进攻乙,位于乙之北60英里的边境哨所得到敌情后向甲和乙汇报,假如所有人的行动速度都是每天10英里,那么丙就会早于甲的援军至少6天到达乙地,假如乙预期撑不过6天,就可能早早选择投降。

但是,假如报信者每天能跑60英里,而甲的行军速度是2倍于敌军的每天20英里,加上一天的集结时间,援军仍可与敌军同时到达,换句话说,上述情境中,只要通信速度6倍于敌军行军速度,己方行军速度2倍于敌方,霸主便能有效保护属邦,若机动优势降至1.5倍,也只需要属邦能抵抗一天,或者,即便机动优势只有1.2倍,霸主也完全来得及在敌军得手撤离之前追上它并实施报复,而及时报复能力是对潜在侵犯者的有力威慑。

这虽然是简化虚构,但离现实并不太远,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很慢,晴天陆地行军速度一般不超过每天10英里,雨天则几乎走不动,而无论是青铜时代的城邦霸主,还是铁器时代的大型帝国,机动优势都构成了其霸权的核心要素。

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战神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在其成名之战米吉多战役(Battle of Megiddo)中,在9天内将2万大军投送到250英里之外的加沙,将近3倍于常规速度;从波斯、马其顿到罗马,这些辉煌帝国的一大共同点是:都有能力以2到3倍于对手的速度大规模投送兵力,同时以5至10倍于常规行军的速度传递消息。

古代行军速度慢,不是因为人跑的慢,相反,人类特别擅长超长距离奔跑,大概只有袋鼠、鸵鸟和羚羊等少数动物能与人媲美,长跑也是早期人类狩猎技能的关键,我们的脊柱、骨盆、腿骨、颈部肌肉、脚趾、足弓和汗腺,都已为适应长跑而大幅改造,运动生理学家发现,对于长距离奔跑,两足方式比四足方式更加高效节能,尽管后者能达到更高的瞬间速度。

卡拉哈里的桑族猎人经常在40度高温下连续三四小时奔跑三四十公里直至将猎物累垮,美国西南部的派尤特(Paiute)印第安人逐猎叉角羚时,澳洲土著追逐大袋鼠时,也采用类似方法;当距离超出100公里时,人的速度便可超过马;居住在墨西哥高原奇瓦瓦州的美洲土著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很好的展示了人类的超长跑能力,在他们的一项传统赛跑活动中,参赛者可以在崎岖山路上两天内奔跑300多公里。

拖慢行军速度的,是后勤补给负担,这一负担因国家起源过程中战争形态的改变而大幅加重,原因有三个:首先,大型政治实体的出现成倍拉大了作战距离,在前国家的群体间战争中,作战者通常可以当天往返,无须携带补给品,在酋邦时代,相邻酋邦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军队也最多离家一两天,但广域国家的军队常常需要到数百上千公里外作战,短则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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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积木#1:距离与速度 辉格 2015年11月21日 国家最初源自若干相邻酋邦中的最强者所建立的霸权,而这些酋邦则由专业武装组织发展而来;霸权当然首先来自压倒性的武力优势:霸主能够轻易击败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对手,并且所有各方都十分确信这一点,因而甘愿向它纳贡称臣,也愿意在自身遭受威胁时向它求助,卷入纠纷时接受其仲裁,发生争霸挑战时站在它那一边。 然而,武力是起落消长多变的,仅凭一时之战斗力而维持的霸权难以长久,要将围绕霸权所建立的多边关系常规化和制度化,需要更多权力要素;要理解这些要素如何起源,以及它们在支撑国家权力中所履行的基础性功能,我们最好从多方博弈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中的利害权衡。 通常,霸主最需要担心的是这样几种情况:1)在属邦遭受攻击时不能及时提供援助,丧失安全感的属邦可能转而投靠其他霸主,2)当一个属邦反叛并攻击其他属邦时,若不能及时加以制止,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3)当足够多属邦联合协调行动发动叛乱时,霸主的武力优势被联合力量所压过。 无论何种情况,当事方对霸主行动速度的预期都是关键所在,若遭受攻击的弱小属邦预期得不到及时救援,便可能放弃抵抗而选择投降,若邻近敌邦预期能在援兵到达之前得手并及时撤离,便更可能发动攻击,若潜在叛乱者预期自己有能力在霸主赶来镇压之前连克多个属邦并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便更可能发动叛乱,而当叛乱实际发生时,那些骑墙观望的属邦,若预期霸主无力及时平定叛乱,便更可能加入叛军行列,特别是当他们原本就心怀不满,或与反叛者关系亲密,或早有争霸野心时。 所以,对于维持霸权,仅有强大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机动性,能够将兵力及时投送到需要的地方,速度要比对手快;设想这样一种简化的情形:霸主甲位于属邦乙的南方60英里,敌邦丙由北向南进攻乙,位于乙之北60英里的边境哨所得到敌情后向甲和乙汇报,假如所有人的行动速度都是每天10英里,那么丙就会早于甲的援军至少6天到达乙地,假如乙预期撑不过6天,就可能早早选择投降。 但是,假如报信者每天能跑60英里,而甲的行军速度是2倍于敌军的每天20英里,加上一天的集结时间,援军仍可与敌军同时到达,换句话说,上述情境中,只要通信速度6倍于敌军行军速度,己方行军速度2倍于敌方,霸主便能有效保护属邦,若机动优势降至1.5倍,也只需要属邦能抵抗一天,或者,即便机动优势只有1.2倍,霸主也完全来得及在敌军得手撤离之前追上它并实施报复,而及时报复能力是对潜在侵犯者的有力威慑。 这虽然是简化虚构,但离现实并不太远,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很慢,晴天陆地行军速度一般不超过每天10英里,雨天则几乎走不动,而无论是青铜时代的城邦霸主,还是铁器时代的大型帝国,机动优势都构成了其霸权的核心要素。 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战神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在其成名之战米吉多战役([[Battle of Megiddo]])中,在9天内将2万大军投送到250英里之外的加沙,将近3倍于常规速度;从波斯、马其顿到罗马,这些辉煌帝国的一大共同点是:都有能力以2到3倍于对手的速度大规模投送兵力,同时以5至10倍于常规行军的速度传递消息。 古代行军速度慢,不是因为人跑的慢,相反,人类特别擅长超长距离奔跑,大概只有袋鼠、鸵鸟和羚羊等少数动物能与人媲美,长跑也是早期人类狩猎技能的关键,我们的脊柱、骨盆、腿骨、颈部肌肉、脚趾、足弓和汗腺,都已为适应长跑而大幅改造,运动生理学家发现,对于长距离奔跑,两足方式比四足方式更加高效节能,尽管后者能达到更高的瞬间速度。 卡拉哈里的桑族猎人经常在40度高温下连续三四小时奔跑三四十公里直至将猎物累垮,美国西南部的派尤特([[Paiute]])印第安人逐猎叉角羚时,澳洲土著追逐大袋鼠时,也采用类似方法;当距离超出100公里时,人的速度便可超过马;居住在墨西哥高原奇瓦瓦州的美洲土著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很好的展示了人类的超长跑能力,在他们的一项传统赛跑活动中,参赛者可以在崎岖山路上两天内奔跑300多公里。 拖慢行军速度的,是后勤补给负担,这一负担因国家起源过程中战争形态的改变而大幅加重,原因有三个:首先,大型政治实体的出现成倍拉大了作战距离,在前国家的群体间战争中,作战者通常可以当天往返,无须携带补给品,在酋邦时代,相邻酋邦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军队也最多离家一两天,但广域国家的军队常常需要到数百上千公里外作战,短则几周,长则数月,必须随身携带大量消耗性补给品。 其次,军队的大型化使得就地补给变得不可靠,对于数十上百人的小股部队,只要拥有武力优势,沿路打劫村落便可获得补给,但数千上万人的大部队就很难依靠这种方式,而攻取拥有大量存粮的设防城镇则会大幅拖慢行程,并为任务带来不确定性,所以,尽管古代军队很大程度上利用就地补给(说难听点就是一路抢过去),但在两个可靠补给点之间,不得不携带足够粮草。 据估算,长途行军者粮食补给的最低需求约为每人每天1.5公斤谷物,若穿越水源不足的干旱地区,还需另加2.5公斤水,按携带15天粮食(这是罗马军团的标准配置)和3天饮水算,单兵负重便达30公斤,这还没算上武器装备;因为要在外吃饭过夜,还须携带燃料、灶具、铺盖和帐篷;如此负重之下,奔跑就只能改成行走。 以古代行军效率最高的罗马军团为例,其常规行军模式是,单兵负重20-30公斤,步伐每分钟120步,每步75厘米,每天可走5-6小时(夏天长一些),合计30公里左右;当然,若放弃辎重、不考虑补给,一两天内的短途轻装奔袭可以快得多,然而对于陆地长途行军,每天30公里构成了古代军队机动性的极限,那些强大帝国的优势便在于,它们能够最大程度上接近这一极限。 构成机动障碍的第三个原因是军队的重型化,从青铜时代开始,战争就始终在向重资产方向发展,随着新型武器不断出现,装备也变得越来越重,仍以罗马军团为例,罗马方盾([[Scutum]])重达10公斤,重标枪([[pilum]])每支3-5公斤,每人配备1-2支,一套锁子甲([[lorica hamata]])约16公斤,鳞片甲([[lorica segmentata]])9公斤,这样,仅单兵基本装备就占满了20-30公斤的行军负重,其他补给品只能另想办法。 对后勤构成更大压力的是消耗性材料和重型装置,由于投射型武器日益增多,且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它们使用的耗材也大幅增加;传统猎人和部落战士虽然也使用弓箭,但通常只携带很少几支箭,重量在30克左右,但在大型阵地战出现后,连续密集齐射成为一种火力压制和近身接战之前的主要杀伤手段,弓箭手在一次战斗中常携带50-100支箭,后勤储备更数倍于此,而随着弩机的使用,箭也增大变重了,出土的秦代青铜弩箭重达100多克。 另一种单兵投射武器是投石索([[sling]]),用于抛掷鹅卵石,每颗重几百克,投掷者背囊里的几十颗弹丸将为他带来近十公斤负重;从手持式轻弩,脚踏式和腰张式重弩,重型{{床弩}},到能够发射几十公斤重箭或石块的大型扭力绞盘投射机([[ballista]]),投射装置和它们所抛掷的耗材都越来越重,所有这些装备和材料,都无法指望由单兵背负。 解决这一运输难题的最初办法是使用驼畜,主要是驴,后来还有骆驼,驴的问题是负重太小,走的也太慢,一头负重50公斤的驴每天能走25公里,但它每天需要消耗3公斤粮草,所以当行程超出15天时,有效负载就接近零了,而且它驼不了太重的东西,所以只适合于轻装队伍短程行军。 有了轮子后,牵畜逐渐取代了驼畜,牵引力最强的是公牛,据色诺芬([[Xenophon]])记载,希腊军队中一辆单牛二轮车可以拉650公斤货物,相当于13头驴,而16头公牛合力更可牵引一部6吨多重的攻城塔车;但牛的问题是速度太慢,只能以2英里时速每天走5小时,而且牛的食量很大,约为马的5倍,这就进一步减少了有效负载。 所以大部分古代军队(除了最强大的那些)行军速度难以突破每天10英里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辎重牛车拖了后腿,要突破这个瓶颈,必须用马代替牛,据计算,5匹马牵引的四轮马车,负载相当于两头公牛,而速度可提高至每小时4英里,每天走8小时,且食量只相当于一头公牛,这样,辎重车队的速度便可超过步兵。 马的问题是昂贵,特别是在那些缺乏草场的地方,中世纪西欧流行多圃轮作制,草场较充裕,但据一份中世纪后期的价格资料,一头公牛13先令,牵引马10-20先令,按同等牵引力算,马价约3倍于牛价,骑乘马则更贵,约为牵引马的5-10倍;根据公元前17世纪赫梯帝国的一份文献,公牛价7.5谢克尔([[shekel]]),牵引马10谢克尔,比价与中世纪欧洲相仿。 长途征战的大军对役畜的需求非常大,罗马军团的每个8人小队([[contubernium]])共享一个帐篷、一套灶具(包括一个石磨)和一头骡子,外加专门的后勤辎重队伍所需;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在改革马其顿军队的后勤系统时,通过清理闲杂人员(家属、仆人、妓女等),并提高单兵负重,将一支5万人军队的役畜削减了6千多头,可见总数之庞大。 因为数量太多价格太贵,只有那些财力最雄厚的军队才能配备足够多马车从而消除牛车瓶颈;同时,为了尽可能避免用牛车,并节约马匹,铁器时代两位著名军事改革家马略([[Gaius Marius]])和菲利普二世都十分强调提高单兵负重,而且不约而同的将标准设定在30公斤左右,这差不多就是现代化步兵的标准负重,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军步兵负重80磅,登陆诺曼底的美军步兵是82磅;将负重向单兵转移到倾向表明,机动瓶颈不在士兵行走速度,而是后勤辎重车队。 提高机动性也需要在组织训练和强化纪律上下功夫,像罗马军团那样每天数小时负重30公斤齐步行军,需要严格的训练,每天迅速及时安营和拔营,也需要完备的组织,参加过集体旅游的人都可以想象到,一群乌合之众,哪怕只有数十人,要让他们一致行动起来,有多么困难和耗时,要让五千人的军团趁天黑之前在两小时内井井有条的完成扎营、设岗、侦查、补充燃料和饮用水……,需要很强的纪律性。 克服后勤障碍的另一个手段,是利用水路便利进行快速投送,在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比陆地快得多,而且负载越大水路优势越明显,波斯帝国动辄在几千公里的跨度上投送数十万大军,便是充分利用了地中海的便利,能够运载如此大军的船队也非常庞大,需要雄厚实力才能供养。 然而,对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型帝国,要将其军事控制覆盖境内每个角落,并且对任何要害地点皆可以接近极限的速度投送武力,终极手段是修建高速公路网,这一点只有罗马做到了,在罗马之前,各大帝国也致力于架桥修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但通常只限于开路、平整和压实等初级措施,保证道路勉强可用,但远远达不到全天候全速通行。 在公元前312年第二次萨莫奈战争([[Second Samnite War]])后的数百年间,罗马共修筑了40万公里道路,其中8万公里是精心铺设的硬化路面,有着土基、灰砂和石块三层铺设,以及路肩和排水系统,沿路设有大量路标、哨所、驿站和旅店,旅行者每隔20多英里便可找到休息和补给点地方,还有为通信兵换马的马栈。 正是这一高速公路网,确保了罗马军队可以在任何条件下以极限速度调往帝国任一角落,它构成了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其所带来的陆地机动能力,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才被火车所超越,同时,罗马大道也被商人和平民旅行者所利用,它将帝国疆域内的众多小社会连接成了一个大社会。  
悖论还是常识?——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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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可是当我仔细读完全文,我却失望了——不仅是失望,还有惊讶——所有比较性的数据全部是结论的反面证据(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和服务改善),而所有用于支持结论的正面证据全部没有比较的参照物,无论是横向的比较还是纵向的比较,都没有,完全没有! 这样我就很困惑,《报告》所作出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这一比较性的判断,到底是从何说起? 《报告》承认了如下事实:医改后,医疗资源的供给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品种和消费者的可选择性增加了;单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以下简称“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是,《报告》仍然认为,“医疗负担反而加重了”。这是为什么呢?《报告》说,虽然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总的医疗消费额却增加了,证据是各大医院的收入都增加了。报告把这一现象称为“数字悖论”。 可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就会上升,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下降了,许多原先有病不看的人可能现在也有能力上医院了,医疗服务项目增加了,服务质量改善了,许多原先必须去大城市大医院看的病如今或许在本地医院就可以看了,这样一来,医疗消费额自然会增加。——这很容易理解,是常识,为什么在报告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悖论”呢?难道老百姓有病都不去看,医疗负担就减轻了? 2. 调查,还是道听途说? 当然,正如《报告》所说,单项(服务或药品)价格和真正的医疗价格是两个概念,对消费者而言,第二个价格更有意义。比如,一次剖腹产分娩过程,甲医院做了5项检查,开了8剂药,收费2000,乙医院做了3项检查,开了6剂药,收费1800,虽然甲医院的单项价格全部低于乙医院,但它的医疗价格却高于乙,对消费者而言(暂不论服务质量和风险上的差异),在乙医院生孩子比在甲更便宜。 所以,要衡量一个地区的“看病贵”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程度,就应该调查和比较医疗价格的水平,而不仅仅是单项价格水平。在缺乏全面数据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调查几种诸如剖腹产分娩、阑尾炎切除、人工流产、胆囊摘除、血液透析等等这些相对而言比较常见和标准化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并将其与历史数据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遗憾的是,在《报告》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的描述,甚至连最粗略的尝试都没有。相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报告》所罗列的全部是纯粹的孤立事实。比如,说到医生误导患者过度消费问题时,《报告》称“一些医院的剖腹产率达90%”,90%的确是个骇人的数字,但“一些”是几个?在该地区全部400多家医院占多少比例?宿迁地区2005年总的剖腹产率是多少?6年前这个数字是多少?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多少?这些数字,报告人作为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应该不难查到,但他却弃之不用,宁愿将诸如“在医院钱就象纸一样”这样一些即兴言辞收入这份本应有一定严肃性的“调研”报告,把对学术工作的要求降低到了娱乐版记者的水平。 3. 装备竞赛,市场化之祸? 《报告》列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装备竞赛”,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带来的问题。报告人之所以认为装备竞赛是个“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医院的成本,因而最终提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不完全由成本决定。例如,我要花十天工夫才能缝一双袜子,而纺织女工只要花一天时间就能缝一双同样的袜子,但这两双袜子的售价会因此而不同吗?不会。袜子的价格仅仅取决于供求竞争,即有多少人愿意出多少钱买它,以及有多少人愿意以多少价格出售同样的袜子。 同样,消费者在选择他所需要的医疗服务时,会考虑医院的投资有多大,成本有多高吗?不会,这些和他没关系,他所考虑的是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能不能治好他的病。那么,为什么医院之间会出现如《报告》所认为的那种“过度”的装备竞赛呢?依我看,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是现有的医院等级资质评估制度。由于市场发育时间太短,竞争不充分,独立中立的医院质量信誉评估机构缺乏,消费者除了价格信号之外,可资利用的关于医疗服务质量的信息不多,由政府机关评定的等级资质成了少数可用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种,该等级的评估依据是 卫生部1994年颁发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http://www.moh.gov.cn/public/open.aspx?n_id=7684&seq=按类索引),这份标准所采用的,是完全的事先评估法,即它只考虑医院拥有哪些资源(人员、设备、床位等),尤其对医疗设备作出了详细规定,而不考虑它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比如,能提供哪些服务、治愈率、价格高低、事故率等等)。在这样的评估制度下,可以预料,医院为了争取到一个较高的等级,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会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投资于人员和设备,超出满足其客户需求所需的程度。 必须指出,医疗装备竞赛的问题,不是宿迁所特有的,也不是医改以后才出现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反对市场化,不是让政府来主导医疗市场,恰恰相反,只有让市场自由发展,鼓励出现更多的独立评估机构,改变目前评估信息来源的单一化状况,才有可能获得解决。 4. 信息不对称,市场的挡路牌? 近年来,“信息不对称”成了一个时髦词汇,诸如“XX行业很特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在这里失灵了”此类论调我们听得太多。这也是李玲调研报告的立论基础。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在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功效、质量、风险等方面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食品的化学成分和营养价值,消费者懂得比制造商少;电脑的配置和性能,我们懂得比经销商少;珠宝的品级和纯度,我们懂得比鉴定专家少;仔细想想,我们几乎找不到信息对称的市场,然而在所有这些领域,市场失灵了吗?恰恰相反,正是自由的市场和充分的竞争使得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可能。 就在十几年前,电信公司还告诉我们,建设电话网络和添置通信设备需要大量投资,所以5000元的电话初装费是合理的!我们何言以对?消费者知道电话网络和交换机是怎么回事吗?信息完全不对称。今天,电信公司的营销员整天上门求我装他们的电话还要送话费,是因为我终于搞懂了交换机的工作原理吗?道理很简单,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对手是消费者,他一门心思考虑的是如何剥夺消费者剩余,而在竞争条件下,厂商从不以消费者为对手,他们的竞争对手永远是同行,而除了自由市场,还有什么能为充分竞争创造最好的条件? 一家医院或许会利用我的无知诱骗我做不必要的CT检查,但只要在他旁边有别的医院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抢走我这个客户,他就必须有所收敛,更何况除了其他医院,还有各种类型的供应商会乘机插手进来:医疗服务的评估机构会告诉我哪些医院喜欢坑人,而哪些医院比较平实,我的社区保健医生会告诉我治我的病需要做些什么检查,保险公司会检查我的账单,看看哪些检查项目是不必要的,哪些药是不对症的。——他们做这些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既然在医疗市场信息如此宝贵,提供信息的服务一定有钱可赚。 当然,上面所说那种竞争情景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即使在市场化比较彻底的宿迁,竞争很可能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但是要知道,那里的改革2003年才大致完成,短短三年,供给增加、品种增加、服务改善、大处方减少的好处已经显现,尽管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这些问题上宿迁比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差,比以前表现得更差,为什么就不给市场一个充分发育的机会,而迫不及待地贸然否定呢? 5. 公共卫生,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报告》列举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造成的结果,理由是:“卖医院只能卖一次,是‘存量’,而公共卫生投入常年都需要,是‘流量’。用‘存量’补充‘流量’是不可持续的。” 在有关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责的讨论中,许多人会习惯性地把公共产品(服务)与市场制度对立起来,仿佛这两者是天然不相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立,依我看,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为了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扮演供应者甚至制造者的角色:为了向灾民提供救济,政府就要储备粮食、开办救济所;为了保障交通通畅,政府就要修建开河修路;同样,为了向公民提供最起码的医疗保障,政府就要开办医院。正是这种逻辑,曾经把我们的经济体系逐步地推向了全面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事实已经证明,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无法有效率的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实际上,为了达到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目标,政府根本不需要成为供应者,它不是粮食储运专家,不是交通运输专家,不是医生,它只需要做一个买家,替民众的消费付帐即可。只要它愿意出价,这些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它自己生产更低,因为市场上的众多供应商之间存在竞争,而政府只有一个。 明确了政府的买方角色之后,公共服务与市场化并不矛盾,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买家,而医疗机构也不需要再区分公共职能和商业功能,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他们只需要考虑如何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盈利,而政府只是众多购买者之一。以公民最低医疗保障为例,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政府甚至不需要和医院发生关系,他只需要设计一组保险条款,规定为每个公民提供哪些基本医疗保障,然后向保险公司公开竞标采购即可。 因此,说市场化导致了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是找错了对象,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政府缺位,不愿意掏钱买,这是政府失灵,不是市场失灵。依靠医院的收入来维持公共卫生的开支是荒谬的,公共产品的买方既然是政府,这钱自然应该由财政掏。 6. 总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玲教授的这份《报告》缺乏针对性的事实和数据,所罗列的事实构不成其结论的正面证据,其中一部分还构成了结论的反面证据,在使用事实进行论证时也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在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和运用上更表现出缺乏常识和基本理论素养。因而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份严肃的、值得信赖的调查和研究报告,即使按新闻报道(而不是学术报告)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合格的。 众所周知,李玲教授历来主张建立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反对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改革。对一个制度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在对“宿迁医改”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和研究”时,如果发现调查所得的事实并不支持调查者原先的观点,那就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至少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将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片面孤立言辞塞进调查报告,并用混乱模糊的逻辑把它们和事先早已得出的结论硬扯到一起,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其实一个案例的调查结果与自己的观点不符,倒并不一定表明这观点就是错误的,调查者完全可以进一步弄清是否存在没有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或者检查一下逻辑推理和论证方法是否有缺陷?或者是否对原有的理论做一点修正,加上一些更严格的约束条件?这些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应该采用的工作方法。  
[大象]一个德治社会如何可能

一个德治社会如何可能
辉格
2014年6月16日

按一个社会维持其秩序的不同方式,评论者常区分出两种类型的社会:法治的和人治的;在人治社会,当人们采取一项行动,斟酌其可能遭遇的反对、阻挠和制裁时,会重点考虑掌权者个人的态度,以及他与自己的关系,无论那人是皇上、老佛爷、书记还是酋长,而在法治社会,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不依赖特定个人和特定关系而存在的习俗惯例和法律规则。

理论上还有第三种可能:德治社会,在那里,秩序同样由无关特定个人的社会规范维持,但规则的执行不依靠强制力,对不法行为的矫正也不借助人身惩罚或强制剥夺,社会规范靠教化、规诫和关系隔离等和平手段维持,因而也不需要建立政府和司法系统;这样一种和谐而无强制的状态,也正是许多古代哲学家的社会理想。

但这只是个乌托邦理想,在现实中,建立此类乌托邦的努力所带来的往往是灾难,因为总有人无视社会规范,并不惮于使用暴力,而当他们成功建立暴力组织并对他人实施强制时,便可获得巨大利益,所以,那些未在制度上对此根本危险加以防范的社会,最后总是难免沦为人治社会。

不过,建立道德乌托邦的种种努力,确有一些获得了局部成功,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阿米绪人(Amish)在美国建立的自治社区堪称典范,这一教派避世索居,远离政府,极少求助司法系统,从不打官司,其秩序全赖社会成员对教规(Ordnung)的遵守,但因为奉行绝对和平主义,教规的执行并不借助强制手段。

同时,阿米绪的社会秩序近乎完美,无论社区内、社区间,还是他们与其他美国人之间,极少发生暴力冲突,犯罪率几乎为零;而且和再洗礼派另一分支胡特尔人一样,北美阿米绪社会也非常兴旺,人口从1920年的五千增长到了去年的28万,这还没算不断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

假如孔孟再世,恐怕也很难再要求更多了,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小国寡民】

阿米绪在许多方面和胡特尔相似,社区(即他们的教区)规模保持在邓巴数之下,因而其互惠关系可由相互熟识而得以维系,同时小规模也避免了等级分化,高度依赖父系家族纽带,因而互惠合作意愿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牧师的非专业化和限于初中程度的教育,消除了宗教的理想主义成分,更多注重行为而非观念,因而事实上成为一种道德规范而非信仰体系。

不同的是,阿米绪不实行共产主义,各家庭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独立的住宅,各自经营自家产业,自己抚养幼儿,自行选择学校。

但同时,每个社区在生活方式和对待外来新事物的态度上,却一致遵循着一套无微不至的规范,从衣着、器具、设施、消费和娱乐,教规都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不得装电话(只能用公共电话亭)和室内管道,(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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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德治社会如何可能 辉格 2014年6月16日 按一个社会维持其秩序的不同方式,评论者常区分出两种类型的社会:法治的和人治的;在人治社会,当人们采取一项行动,斟酌其可能遭遇的反对、阻挠和制裁时,会重点考虑掌权者个人的态度,以及他与自己的关系,无论那人是皇上、老佛爷、书记还是酋长,而在法治社会,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不依赖特定个人和特定关系而存在的习俗惯例和法律规则。 理论上还有第三种可能:德治社会,在那里,秩序同样由无关特定个人的社会规范维持,但规则的执行不依靠强制力,对不法行为的矫正也不借助人身惩罚或强制剥夺,社会规范靠教化、规诫和关系隔离等和平手段维持,因而也不需要建立政府和司法系统;这样一种和谐而无强制的状态,也正是许多古代哲学家的社会理想。 但这只是个乌托邦理想,在现实中,建立此类乌托邦的努力所带来的往往是灾难,因为总有人无视社会规范,并不惮于使用暴力,而当他们成功建立暴力组织并对他人实施强制时,便可获得巨大利益,所以,那些未在制度上对此根本危险加以防范的社会,最后总是难免沦为人治社会。 不过,建立道德乌托邦的种种努力,确有一些获得了局部成功,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阿米绪人([[Amish]])在美国建立的自治社区堪称典范,这一教派避世索居,远离政府,极少求助司法系统,从不打官司,其秩序全赖社会成员对教规([[Ordnung]])的遵守,但因为奉行绝对和平主义,教规的执行并不借助强制手段。 同时,阿米绪的社会秩序近乎完美,无论社区内、社区间,还是他们与其他美国人之间,极少发生暴力冲突,犯罪率几乎为零;而且和再洗礼派另一分支胡特尔人一样,北美阿米绪社会也非常兴旺,人口从1920年的五千增长到了去年的28万,这还没算不断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 假如孔孟再世,恐怕也很难再要求更多了,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小国寡民】 阿米绪在许多方面和胡特尔相似,社区(即他们的教区)规模保持在邓巴数之下,因而其互惠关系可由相互熟识而得以维系,同时小规模也避免了等级分化,高度依赖父系家族纽带,因而互惠合作意愿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牧师的非专业化和限于初中程度的教育,消除了宗教的理想主义成分,更多注重行为而非观念,因而事实上成为一种道德规范而非信仰体系。 不同的是,阿米绪不实行共产主义,各家庭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独立的住宅,各自经营自家产业,自己抚养幼儿,自行选择学校。 但同时,每个社区在生活方式和对待外来新事物的态度上,却一致遵循着一套无微不至的规范,从衣着、器具、设施、消费和娱乐,教规都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不得装电话(只能用公共电话亭)和室内管道,不得拥有汽车(一般都用马车),不得接通市电(可以用柴油发电机),等等。 【公共生活】 阿米绪有许多全社区共同参与的公共活动,包括婚礼、葬礼和需要大量人手的工作,比如建造住房和谷仓,这些活动强化了互惠关系和共同体认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每两周一次的宗教集会,轮流在各家谷仓内举行,除了例行的礼拜诵经唱诗聚餐之外,该集会的主要功能是作出集体决策和执行社会规范,长老们对违规行为提出告诫,对严重违规作出处罚决定。 集会上也会针对新出现的情况讨论是否制定新规则,或修改既有规则,从而确保规则体系不遗漏生活中任何可能对既有秩序造成冲击的因素。 【监视与压力】 和其他熟人社会一样,阿米绪人也喜欢相互窥视和议论,个人生活毫无隐私可言,而且身为同教区教友这一事实,使得这种做法获得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因而是得到鼓励和赞许的,不会像其他社会那样被指责为多管闲事的长舌妇。 所以任何出轨行为(比如帽子款式或砧板尺寸不合规)都很快会传到长老耳中,于是几位长老就会上门对当事人作出劝诫训导,假如后者不及时悔过和纠正,事情就会被提交到下一次宗教集会上,假如集会上的公开谴责仍未能迫使出轨者悔过改正,长老们就会逐渐增大压力强度,包括惩罚警告和通过家人亲友施压。 【社交排斥】 不过,阿米绪社会规范最强有力的执行手段,是它的忌避([[shunning]])制度,当出轨者屡教不改时,就可能被(有限期或永久性的)革除教籍([[excommunicate]]),一旦被革除,所有社区成员包括其家人便立即对他实施忌避:不同桌吃饭,不交谈,避免直接授受物品,甚至避免目光接触。 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交排斥([[social rejection]]),从博弈论角度看,社交排斥是群体内强化互惠关系的有效策略,这也可以得到进化博弈模型模拟结果的支持;在两两博弈中,简单而有效的策略是一报还一报,但在信息更丰富,参与者不仅能记住双方交往历史,还能从闲谈中获得对方与他人交往历史时,更有效的策略是恶人回避,即不与有过不良记录的人发生互惠关系。 个体的交往选择经过群体内协同聚合之后,会自动产生若干具有内聚倾向的互惠圈,而那些总是采用欺骗背叛策略的声名狼藉者,将被排斥在任何互惠圈之外,丧失潜在的互惠收益,这就构成了对背叛者的有力惩罚,从而维护了互惠群体的社会规范,由此一个道德社会的建立才成为可能。 在常见的熟人社会中,社交排斥是分散自发进行的,但阿米绪将这一机制正规化了,革籍和忌避经由正式程序集体决定和公开宣布,因而其执行效果更加一致而严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交排斥本身便是一种严酷惩罚,人类的社交需求非常强烈,遭严格排斥者会异常痛苦和不安,除非他恰好有社会性心理障碍,几乎不可能继续在社区生活下去,最终要么悔改,要么离开。 【公德 vs 亲情】 道德社会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亲属袒护,血缘纽带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强化了互惠意愿,但也会给规范执行留出漏洞;以家族为组织基础的社区,常会默许容忍亲属袒护,儒家也推崇亲亲相隐原则,这样一来,遭遇排斥者总是能在家庭和亲族中找到庇护所,这就大大削弱了社交排斥作为惩罚手段的效力。 阿米绪令人惊异的克服了这一困难,成功的让公德压倒了亲情,忌避一旦宣布,通常会得到家人亲友的严格遵守;或许宗教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教友的共同信仰和对规范的认同,胜过了亲缘关系的考虑;同时,阿米绪在随人口增长而分割社区时,会小心避免同姓单一家族的社区,这与华南宗族社会中大量单姓村形成了对照。 【屏蔽外部权威】 道德社会面临的另一挑战是外部替代规范的竞争,假如社区成员觉得某些外部权威更有智慧、更有人格魅力,其代表的价值体系更有吸引力,就会在争议中加以援引,从而对作为规范维护者的社区长老的权威构成挑战,而一旦冲突引向理念之争,阿米绪长老绝无优势,他们都只受过初中教育,也很少接触外部世界,讲不出多少大道理,更无智识优势。 但阿米绪的制度从各方面杜绝了外部权威的影响:孩子的教育多数在只有一间教室的社区小学里进行,教师是初中毕业不久的未婚阿米绪女孩,公立学校里通常会被宣扬的国家历史、民族英雄、主流价值观、科学成就、创业事迹,对阿米绪儿童影响都很小。 因为他们不参与政治、不任公职、不诉讼,外部世界的法律权威、法官的威严、长官的权力、政治鼓动、主流政治观念、战争英雄,对阿米绪人都没什么影响;因为绝大部分现代传媒和流行文艺娱乐活动都被禁止,他们也感受不到文体明星和流行文化的价值号召力。 【向后看】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大区别是,它是向前看的,而传统社会是向后看的,原因在于知识结构,在传统社会,一个人可能拥有的知识的绝大部分,要么在他出生时便已存在于公共知识体系,他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要么是他在个人生活史中积累的私人知识,只有极少数是新近进入公共知识体系的,这意味着,年长者总是比年轻人拥有更完备的知识,正是这一点为长者权威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但工业革命后情况逐渐颠倒了过来,公共知识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新近获得的,因而较晚开始接受教育的事实常常可以为年轻人取得知识优势,这自然会对传统的长者权威造成冲击,因为长者往往弄不清发生了什么状况;阿米绪限制教育、拒绝接受新事物、或至少将接纳时间推迟很久的做法,似乎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事无巨细】 阿米绪教规中的有些规定——诸如马车轮上可否包橡胶轮胎,草帽的平檐可否改成卷檐,厨房案板该多长多宽——看起来极为琐碎,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实际上,这是有现实制度功能的,穿着、仪表和器具这些看似琐碎细节上的一致,可以强化文化认同,并拉开与周围外人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覆盖生活每个细节的规定,让规范执行者有了深度介入私人生活的理由,也让社区的整个规范执行机制有了保持连续运转的机会;在高强度的持续监督和压力之下,严重出轨事件毕竟少见,假如没有这些琐碎规定,规范机器就容易因长期不运转而生锈。 在这一点上,德语民族[1]的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或许也起了作用,荷兰社会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曾用四个维度量化比较各国文化特性,其中一个维度是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德语民族该指数值很高,这样的人比较刻板和守规矩,喜欢有一套明文规则来规定生活的每个细节,如此才觉得安心。 【规则演进】 在一个变化迅猛的环境中维持一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古老传统,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要求其制度有足够的适应能力,以应对不断面临的外部挑战,阿米绪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一个关键机制,是针对教规的派系分化。 每个阿米绪教区都是自治的,可按需要自行修订或增设教规,但近缘教区之间的教规差异通常不大;当差异足够细微时,不同教区就认为是相容的,但假如在某个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且无法弥合,便会发生派系分裂([[schism (religion)|schism]]),少数派另立新支派(affiliation),150多年来,这样的分裂已产生了40多个支派。 教规分化和派系分裂所造成的多样性,创造了一种类似于进化寻优算法的并行试错/优化机制,帮助阿米绪人在捍卫传统和适应变化之间寻找最佳平衡。 多样化过程也造成了一个从最保守到最开明的连续谱,可以让各支派分别适应与外部世界的不同接触程度,最保守的教区坚持务农以便最大程度避世索居,而较开明的教区则开始经营小企业,雇佣外人,甚至外出打工,逐渐扩大了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如此也为整个教派拓宽了生存空间。 【自由环境】 和胡特尔一样,阿米绪社会的成功也离不开其所在大社会所提供的安全环境,任何缺乏强制性司法系统而仅以道德规范维持秩序的社会,都将面临安全问题,即便其制度成功的消除了内部的暴力和犯罪(正如阿米绪所做到的),也难免遭受外部侵犯。 在欧洲时,再洗礼派社区都凭借一技之长依附于某位领主而获得庇护,这种寄人篱下的安全从未长久,屡遭迫害与驱逐,只有在迁居北美,进入宽容和法治的大环境之后,才得以长期繁荣兴旺。 阿米绪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社会,你甚至可以实现儒家理想。 注: [1]阿米绪人发源于十六世纪的瑞士德语区,他们至今以宾夕法尼亚德语为母语,后者是高地德语([[High German]])的一种方言。  
[大象]最成功的共产社会在美国

按:本博客凡标明[大象]的文章皆首发于大象公会,转载须经公会同意,以后不再一一注明。

最成功的共产社会在美国
辉格
2014年5月26日

共产主义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社会实验,推动这场实验的人,曾为它披上一件件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外衣,这让它看起来颇为现代,然而,这些外衣所包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平等、互助、分享、财产共有——却远不是现代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它有着古老的渊源,只不过早先它所披戴的,通常是宗教和神学的外衣。

15世纪晚期,印刷机让乡下穷秀才们[1]也能直接读到圣经了,宗教改革随之风起云涌,大小教派遍地开花,其中半数以上都有着共产主义倾向,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许多教派将它们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创立了各种形式的共产社区,而空旷肥沃且远离世俗旧政权的新大陆,恰好为这些社会实验提供了理想条件。

然而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市场日益发达,特别是铁路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些共产社会大都没有经历住现代市场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所带来的冲击,到上世纪初已纷纷衰败、瓦解或者变质,比如一度颇成气候的震颤派(Shakers)[2]曾在美国建立了20多个共产社区,但存续至今的只有缅因州的萨巴斯代湖村(Sabbathday Lake village),该村在2009年已只剩三个人。

不过,它们中有一个成功抵御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冲击,再洗礼派(Anabaptists)的一个分支胡特尔人(Hutterites),在四百多年中始终维持着共产制度,除家具和少量日用品外,一切财产共有,生产由集体安排,生活资料统一分配,吃饭在公共食堂,三岁以上即开始接受集体教育,作息举止服饰发型皆有严格规定,整齐划一。

胡特尔社会不仅维持了下来,而且非常兴旺,在过去几代已成为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社群,从1870年代迁居北美时的四百多人增长到了2010年的四万多人(这还没算上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这是一个难得的实验案例,清晰而纯粹,考察学习一下它的成功经验,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其他实验都失败了,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主流社会为何是我们所见到的样子。

【排除诱惑】

人类只要保有探索、创造和模仿的自由,其需求便永无止境,因而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所有现代共产实验都从物质极大丰富、各取所需的许诺开始,却无一例外以提倡艰苦朴素、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告终,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平等只能通过向下对齐而实现,供需只能借助对探索和创造的压制而得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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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博客凡标明[大象]的文章皆首发于大象公会,转载须经公会同意,以后不再一一注明。最成功的共产社会在美国 辉格 2014年5月26日 共产主义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社会实验,推动这场实验的人,曾为它披上一件件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外衣,这让它看起来颇为现代,然而,这些外衣所包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平等、互助、分享、财产共有——却远不是现代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它有着古老的渊源,只不过早先它所披戴的,通常是宗教和神学的外衣。 15世纪晚期,印刷机让乡下穷秀才们[1]也能直接读到圣经了,宗教改革随之风起云涌,大小教派遍地开花,其中半数以上都有着共产主义倾向,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许多教派将它们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创立了各种形式的共产社区,而空旷肥沃且远离世俗旧政权的新大陆,恰好为这些社会实验提供了理想条件。 然而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市场日益发达,特别是铁路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些共产社会大都没有经历住现代市场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所带来的冲击,到上世纪初已纷纷衰败、瓦解或者变质,比如一度颇成气候的震颤派([[Shakers]])[2]曾在美国建立了20多个共产社区,但存续至今的只有缅因州的萨巴斯代湖村([[Sabbathday Lake village]]),该村在2009年已只剩三个人。 不过,它们中有一个成功抵御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冲击,再洗礼派([[Anabaptists]])的一个分支胡特尔人([[Hutterites]]),在四百多年中始终维持着共产制度,除家具和少量日用品外,一切财产共有,生产由集体安排,生活资料统一分配,吃饭在公共食堂,三岁以上即开始接受集体教育,作息举止服饰发型皆有严格规定,整齐划一。 胡特尔社会不仅维持了下来,而且非常兴旺,在过去几代已成为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社群,从1870年代迁居北美时的四百多人增长到了2010年的四万多人(这还没算上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这是一个难得的实验案例,清晰而纯粹,考察学习一下它的成功经验,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其他实验都失败了,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主流社会为何是我们所见到的样子。 【排除诱惑】 人类只要保有探索、创造和模仿的自由,其需求便永无止境,因而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所有现代共产实验都从物质极大丰富、各取所需的许诺开始,却无一例外以提倡艰苦朴素、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告终,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平等只能通过向下对齐而实现,供需只能借助对探索和创造的压制而得以平衡。 为此,胡特尔社会禁止一切奢侈消费,采取极端避世的姿态,以种种规定排除外部诱惑:远离外人,集中居住,禁止收音机、电视、唱片和网络,整个社区只有一部公共电话,电脑只能在工作场合使用,教育全部在社区内进行,且到九年级为止,除了极少量零花钱,个人很少有可支配现金,而且消费项目受教规严格限制。 【保持无知】 知识、好奇心和反思是开启潘朵拉之盒的祸首,想得越多,越难以忍受沉闷单调一成不变的朴素生活,所有胡特尔人都只受过初中教育,也很少接触现代媒体,几百年的封闭离世生活已让他们习惯于只做不想,连神学思考也早已停止,面对年轻人提问,长老们只会重复教条,从不解释为什么,只告诉你该怎么做。 对外部信息的隔膜也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上,胡特尔人至今仍以其发源地的德语蒂罗尔方言为母语;思想的停止也可从另一点看出:他们所保存的作为其精神指南的宗教典籍,由另一种古老德语写成,如今的胡特尔人已很难读懂,但他们并不介意,只管念诵就行了。 【邓巴数】 财产共有、集体生产和资源共享这些核心特征,决定了共产社会是一种特殊的互惠型社会,而互惠关系的维持,需要一种全面而无孔不入的社会监督机制来执行社会规范,为此,要么建立奥威尔式的警察国家,要么由社会成员相互监督,后者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相互熟识,从而使得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社会舆论的约束之下。 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这样的监督机制只有在规模小于150[3]人的小社会才可能实现,邓巴在说明这一点时,举的一个例子正是胡特尔,胡特尔社区的规模在60-140人,每当人口接近上限时,就像细胞分裂那样均分为二,这一机制确保了其规模始终维持熟人小社会的水平。 【亲选择】 和一般互惠型社会不同的是,共产社会的平等原则还需要其成员表现出强利他性([[strong reciprocity]]),而不仅仅是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即,要求他们即便在没有预期回报的情况下也愿意为他人做出牺牲;经验表明,没有特殊动机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亲选择([[kin selection]])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动机:假如帮助对象是近亲,人们就比较容易表现出强利他行为。 胡特尔正是以父系家族为构成基础的亲属社会,每个社区由十来个扩展家庭组成,包含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姓氏;北美胡特尔人一共只有18个姓氏(现存14个),不与外人通婚,所以每个社区都是少数几个有着长期通婚关系的家族的合作群体;亲选择无疑起到了减少冲突强化合作互惠的作用。 相比之下,震颤派过于进步,废除了婚姻与家庭,实行独身禁欲主义,禁止性生活和生育,于是就失去了血缘纽带对社区的凝聚作用。 【避免等级化】 共产制度的一大困境是,既要贯彻平等共享原则,同时其共产和集体性质又需要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来组织生产和实施分配,可是权力组织一旦建立,平等就很难维持了,掌权者总是会为革命事业而多啃鸡腿,而一旦出现等级分化,艰苦朴素平等共享的伦理原则就成了空话,游戏重点又回到争权夺利和努力向上爬,于是社会规范也自然会围绕资源与权力竞争而重建。 胡特尔人将社区规模限制在邓巴数之下的做法,在维系社会规范的同时也避免了等级分化,社区之间没有更高层权力机构,社区内由六位长老组成决策机构,下设十来位奶牛长家禽长之类的业务主管,这就确保了每个父系家族都有几位长老,每个扩展家庭都至少有一位业务主管。 这样一来,地位分化只发生在性别和年龄段之间,每位男性在其盛年期都有望担任某个职位,如果他表现出一些进取心和领导能力,也很可能成为长老,不会出现某个人既有野心又有能力却得不到机会施展的情况,而后者正是社会不满和政治冲突的主要来源。 重要的是,在一举一动都处于众人监视之下的熟人社会中,如此轻微的地位分化不会导致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当上主管和长老唯一的好处是少干点体力活,这不足以为争权夺利提供激励。 【压力释放口】 在这种价值观整齐划一,行动上一切听指挥,生活上无处不被注视的社会,必定会有一些不满分子,尤其是年轻人,把他们强留在社会中,只会带来冲突和危险;假如这种社会是奥威尔式的,解决方案便是定期大清洗,但胡特尔不是极权社会,他们是绝对和平主义者,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去留自便。 这与再洗礼派的核心教义有关:他们不承认对未成年人的洗礼,认为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的决定必须由心智成熟健全的成年人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能做出[4],胡特尔人通常在19-22岁之间接受洗礼,从而获得社区完全成员资格,并承担起遵守全部规范的责任,而在次之前,他可以选择推迟入教或者离开,即便在入教之后,他也随时可以退出,只是后者会被视为叛教而遭忌避([[shunning]]),而前者只是被当作普通外人对待。 去留自便的做法,短期效果是让不满者离开从而释放社会压力、消除潜在冲突源,在长期则起着筛选作用,不断剔除其性格与胡特尔社会不相容的成员。 对社会规范的不满和对权威的挑战最集中的表现是青春期躁动,对此胡特尔人也有应对机制,在15岁离开学校到接受洗礼之前这几年,年轻人被视为未成熟不懂事而豁免了遵守某些规范的责任,比如喝酒、抽烟、打牌、去附近镇上玩,只要不太过分就会得到容忍。 【实用主义】 任何社会运动最初都由一群理想主义者领导,而一旦开始真正动手建立组织、展开行动、创建社会,理想主义者就会逐渐被实用主义者所取代,否则运动很快就会失败,但这一替代过程未必顺利,许多教派会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需要保持理想主义色彩以便不断吸纳狂热分子去传教,但同时组织的维系和运营需要它转向实用主义。 一个教派若主要依靠传教和吸纳新教徒而发展壮大,就很难完成实用主义转型,因而组织和制度很难稳定下来,理想主义者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非常狂热而坚定,很容易争吵不休却拿不出可行方案。 胡特尔人没这问题,因为他们不传教,发展壮大全靠子宫,所以几代人之后,理想主义者便消失殆尽,他们也没有职业教士,牧师由社区长老充任,通常对神学毫无兴趣,也读不懂多少经典,教义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套沿袭已久的行为规范。 【接纳新技术】 胡特尔的实用主义也体现在他们对待现代技术的态度上,尽管在消费、穿着和生活方式上非常简朴而守旧,并尽量杜绝媒体、娱乐、奢侈品等外部诱惑,但他们并不拒绝新技术,只要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会毫不犹豫加以采纳。 积极采纳新技术,加上劳动力成本低,胡特尔人经营的集体农场在北美极具竞争力,也正因此才能让他们维持了极高的生育率(1950-80年代高峰期人口年增长率达4.12%),并不断买入土地建立新社区;他们的高增长率,也得益于对现代医疗技术的接受。 【暂时解除的人口压力】 社会压力最根本的来源是人口压力,但在胡特尔人迁居北美后的一百多年里,这一压力暂时解除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每18年翻一番的极限增长率,北美大平原广袤空旷肥沃而又廉价的土地,为胡特尔这样勤劳节俭而又自甘寂寞的农场经营者提供了极为理想的环境,那里的自然条件与他们迁往北美前所在的乌克兰也很相似,20世纪的城市化浪潮吸走大量农民更为他们腾出了发展空间。 实际上,直到1950年代现代化大型农场兴起之前,胡特尔集体农场比美国的传统家庭农场更具规模优势,所以在1980年代之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的人口和社区数量都是在毫无压力的条件下迅速膨胀,避免了资源稀缺性转变为社会内部的压力和冲突,直到80年代,大型农场带来的土地价格上涨才开始让胡特尔人感觉到压力,也正是从那时起,生育率开始显著下降;假如地价继续上扬,人口压力持续提高,胡特尔模式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还不好说。 【自由环境】 尽管胡特尔人奉行离世隔绝的教条,但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所在大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若没有现代医疗,就算放开了生,也不会有这么高的增长率,若没有现代市场可出售其农产品,他们顶多能够过上勉强自足的生活而无法扩张,若不采纳现代农业设备,他们的农场也不可能盈利从而为获取新土地而积累资金。 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制度环境,胡特尔奉行的绝对和平主义让他们放弃了自卫能力,若不是身处北美大平原这样文化宽容、社会压力宽松、民风淳朴和善的社会,将难以自保,若没有现代司法体系所提供的普遍安全保障,甚至可能被灭掉。 像再洗礼派这样拒绝融入主流社会、拒服兵役、抵制义务教育、拒绝医保和社会福利的非主流小教派,是绝大多数政府所无法容忍的,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宽容而自由的社会,他们才找到了容身之所,并且兴旺发达。 胡特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社会,你甚至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注: [1]许多新教教派的创立者或领袖人物大多是低级教士或粗通文墨的手工业者或小商人。 [2]震颤派(Shakers)是从源自英格兰的贵格派([[Quakers]])中分化出的一个激进教派,因其信徒在做礼拜时常狂喜至全身颤栗而得名。 [3]150这个数字因而被称为邓巴数([[Dunbar's number]])。 [4]所以该教派早期传播时常为入教者的重新施洗,并因此而得名。  
[大象]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按:本文首发于大象公会,转载须经公会同意。)

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辉格
2014年5月12日

童贞(virginity)崇拜广泛存在于各大文化中,定居农业社会尤为盛行,时至今日,处女党队伍在某些国家依然庞大,妇产科医生们时而还会遇到男性咨询者请教如何甄别女友是否为处女,为此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友私处照片上传到健康咨询网站上。

对童贞的要求曾经是男性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y)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人类幼儿特别沉重的养育负担,人类后代抚养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亲抚养向双亲合作抚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家庭与子女的情感与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在亲代投资问题上,男性面临一个根本障碍: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对童贞的强调正是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新娘的童贞可以让丈夫相信至少头胎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就需要将新娘闺禁小半年以确认其此前未怀孕,更重要的是,婚前守贞的历史,是判断妻子今后出轨风险的重要信号,所以一旦谈判地位(这一地位随男方在家庭中投入资源的比例增加而提高)允许,男性就会对童贞提出要求。

不过童贞并不容易识别,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某种事情,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社会的流行做法是,将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置于严密监控的隔离制度之下:多数时间关在与外界隔绝的闺房里,通过缠足削弱其行动能力,外出须由女眷陪伴,且活动时间与地点皆有严格限制,还有一整套社交规范限制其与成年异性的接触。

这么做成本相当高,不仅损失了受控女性的生产力,还要耗费监控者(通常由女性长辈或女佣担任)的大量时间,即便如此,其成效就个案而言也是无从验证的,而只能体现在这套系统在家族历史上的长期执行效果(即所谓的“家风( 标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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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首发于大象公会,转载须经公会同意。) 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辉格 2014年5月12日 童贞([[virginity]])崇拜广泛存在于各大文化中,定居农业社会尤为盛行,时至今日,处女党队伍在某些国家依然庞大,妇产科医生们时而还会遇到男性咨询者请教如何甄别女友是否为处女,为此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友私处照片上传到健康咨询网站上。 对童贞的要求曾经是男性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y]])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人类幼儿特别沉重的养育负担,人类后代抚养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亲抚养向双亲合作抚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家庭与子女的情感与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在亲代投资问题上,男性面临一个根本障碍: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对童贞的强调正是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新娘的童贞可以让丈夫相信至少头胎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就需要将新娘闺禁小半年以确认其此前未怀孕,更重要的是,婚前守贞的历史,是判断妻子今后出轨风险的重要信号,所以一旦谈判地位(这一地位随男方在家庭中投入资源的比例增加而提高)允许,男性就会对童贞提出要求。 不过童贞并不容易识别,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某种事情,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社会的流行做法是,将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置于严密监控的隔离制度之下:多数时间关在与外界隔绝的闺房里,通过缠足削弱其行动能力,外出须由女眷陪伴,且活动时间与地点皆有严格限制,还有一整套社交规范限制其与成年异性的接触。 这么做成本相当高,不仅损失了受控女性的生产力,还要耗费监控者(通常由女性长辈或女佣担任)的大量时间,即便如此,其成效就个案而言也是无从验证的,而只能体现在这套系统在家族历史上的长期执行效果(即所谓的“家风([[family honor]])”)上。 为此而建立的各种昂贵设施和制度,其实是一种信誉抵押品,相当于品牌厂商所投入的巨额广告费,借此告诉买家:如果我闹出丑闻,这些投资就全部泡汤、甚至会成为我的负资产(一个难以洗刷的坏名声),所以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这样昂贵的闺禁系统,只有大户人家才负担得起,穷人就只能求助于其他更廉价的措施,比如早点把女儿嫁出去,把闺禁负担转移给夫家,或者用石刑、火刑和沉潭之类的事后严酷惩罚来威慑女孩守贞[1],而其中最简单粗暴的做法,莫过于流行于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地区的女性割礼,对生殖器的残毁与缝合使得婚前性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 所有这些措施的重点都在于行为控制,但假如性交会在女性身体上造成某种不可逆的改变,那么童贞便无须依赖对个人历史的了解而可直接由当前状态而得到验证了,就像盖印封蜡的完整性可以证明信件在封印之后从未被打开过,曾几何时,人们为童贞也找到(或以为找到)了这样的封印——处女膜,尽管它实际上和封蜡一样并不那么可靠。 于是,从童贞崇拜衍生出了更专门化的处女膜崇拜。 然而,童贞崇拜以及围绕它而发展出的整套贞操文化,尽管在降低亲子关系不确定性从而提高男性对家庭的投资意愿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对贞操的极端苛求实际上鼓励了强奸。 这种鼓励以两种不同方式发生,首先是强奸受害者经常不敢揭发强奸罪行,因为在贞操文化中失贞(即便是由强奸所导致)被视为非常丢脸的事情,失贞者可能因此而遭受严酷惩罚,甚至会被荣誉处决,所以假如强奸是发生在隐秘场合,受害者很可能隐忍不发,而许多男性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才敢大胆施暴。 第二种与传统社会处理强奸案的习俗有关,由于失贞使得强奸受害者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大幅跌落,她与强奸者发生过性关系这一事实,在所有潜在配偶看来都是个难以容忍的污点,除了强奸者本人,这样,强奸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单边垄断局面,强奸者通过实施强奸为自己取得了垄断地位:受害者除了嫁个他,几乎别无选择(除非她愿意接受最差的条件)。 所以在许多传统社会,强奸受害者的家庭,往往会要求强奸者娶受害者,以此了结案件,只有当强奸者拒绝(或不可能)这么做时,受害方才寻求其他惩罚或报复手段;可是这样一来,就为那些因为贫穷、地位低下、丑陋或身体残疾而没有能力通过常规正当渠道娶到妻子的人提供了一个额外机会:通过强奸获得妻子,这种做法,不妨称之为掠夺性强奸。 掠夺性强奸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抢婚,实际上,广泛流行于中亚社会的抢婚,真是基于人们对被抢女孩贞操的怀疑而得以流行,所以真正的抢婚行动多半都伴随着强奸,这样即便没有真的发生强奸,女孩的贞操也不再可信,于是女方家庭被迫接受婚姻。(当然,抢婚习俗在某些地方如今已丧失了掠夺性实质,只剩下一个仪式性的外表了。) 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的上述关系,从一个特殊案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太平洋西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社会,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协同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形态,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2]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萨摩亚人极端重视童贞,尤其表现为处女膜崇拜,女孩被兄长们看管的很严;在萨摩亚传统婚礼上,有一项重要仪式:新娘裸体站在众人面前,由新郎(如果新郎是位高级酋长,就由他的首席议事酋长代劳)当众用右手食指加中指刺破新娘的处女膜,然后骄傲的高举手臂展示带血手指,于是众人才开始赞颂与庆贺。 这种情况下,假如经过两次尝试后新郎手指未见沾血,婚礼将被取消,新娘会当即遭受其家人的严厉责罚,在较早年代甚至可能被当众乱棍打死。萨摩亚男人将亲手破贞并沾得处女血视为一项极大荣耀,多次成功破贞(无论是在婚礼上还是通过暴力强迫)的男人将被奉为英雄,尤其是当对象是其他村庄的高地位处女时;吹嘘曾给某某处女破贞,是男人们私下闲聊的重要主题。 同时,萨摩亚社会中发生的强奸与其他社会有着明显不同,强奸的主要对象是处女,而强奸的首要目的是破贞而不是完成常规性交,通常做法是,用拳头猛击女孩胸窝令其暂时丧失呼叫能力,然后迅速将一根或两根手指插入,刺破处女膜,一旦得手并沾血,常会狂喜大呼,只有在不到一半的案例中,强奸者会继续完成性交。 类似的强奸方式也会以一种偷偷摸摸但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强奸者在深夜或凌晨偷偷潜入事先选定的处女卧室,趁其熟睡之际迅速完成手指破贞,以此方式发生的强奸案比前一种更加普遍,它在萨摩亚语里被称为“莫托托洛(moetotolo)”,字面意思是“睡觉时爬进来”。 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强奸行动如果失败(未能完成手指插入),强奸者若被抓住就会遭受严厉惩罚,可一旦成功,和上述其他社会的习俗一样,被强奸女孩的家族通常会答应把女孩嫁给他,后者只须支付一笔赔偿;所以很明显,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娶妻的男性,这是一种获得妻子的可行方法,实际上,这也正是萨摩亚社会强奸作案者的主要动机。 男人控制运用自己的手指,比控制运用自己的生殖器,显然容易得多,因而完成手指破贞的成功机会也比完成常规性交大得多,所以既然这些强奸的首要动机是掠夺配偶而不是满足性欲,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强奸者会将手指破贞而不是常规性交作为其行动的核心目标了。 童贞乃至处女膜崇拜,最终会孕育出对女性具有如此伤害性的副产品,真是一齣文化悲剧。 注: [1]这些惩罚措施在一些文化中被称为“荣誉处决([[honor killing]])”,其功能除了震慑女性之外,也有宣示家族守贞决心的作用,类似于品牌厂商的大规模召回或销毁质量可疑产品的行动,借此可以告诉世人,他们在维护族内女性贞操问题上是非常严肃且不惜代价的。 [2]弗里曼此书本意是在反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名著《萨摩亚的成年》中对萨摩亚社会与人格特征的描绘,不过该书对萨摩亚历史背景和一些重要社会特征的阐述相当透彻,完全适合作为一本普通人类学著作阅读。
[饭文]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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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来几代乌克兰人大概都不会对与俄罗斯发展亲密关系有任何幻想,相反,俄罗斯将被当然的视为其头号威胁。 这样的国际环境,尽管会带来些紧张和焦虑,对于乌克兰的未来制度发展却相当有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中小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并且选择投靠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依靠时,就很可能在宪政建设、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韩国、台湾、以色列、新加坡、香港,都是这一规律的杰出例证。 苏联的崩溃为这份名单增添了蒙古和格鲁吉亚两位新成员,这两个原本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脱离苏联集团并明确了亲美亲西方立场之后,都经历了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其改革的彻底和迅猛,都远远超出波捷匈等同样从铁幕中逃脱出来,但远离东西方对立前线,因而较少感受到东方大国威胁的国家。 对美关系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首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消除了上述变革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可能遭遇的障碍,让精英和民众接受美国作为其制度模范和价值标杆,实际上,与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相比,中小国家的精英层原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心理和价值转变,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只能追随其他主流强势文明,差别仅在于仰慕和追随的对象是谁。 其次,从政权方面看,为赢得必要的国际支持,在受威胁时获得保护,有困难时获得援助,当权者即便不想追随国内精英的倾向,也不得不迎合美国对其制度与政策的期待,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接受美国专家的建议,满足IMF的标准,在这些外部约束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即便未能建立宪政,其人民也可享有起码的人身安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和创业与经营的空间。 然而,上述机制能够起作用,需要美国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和有说服力的切实行动为这些前线国家提供帮助和保护,否则,这些国家就只能在东方大国面前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就算不投怀送抱也最多争得个中立地位,就像当初的芬兰,其实,格鲁吉亚在谢瓦尔德纳泽时代、乌克兰在本次变故之前,也都还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 在冷战时期,美国不缺乏这样的意愿,因为苏联帝国对其切身利益的威胁清晰可见,冷战结束时,政治学家曾担心,支撑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西方联盟,在缺少一个明确敌人的情况下难以为继,此后反恐战争的需要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好景不长,反恐联盟很快随老欧洲的背弃而瓦解,连美国的最忠实追随者日本都已开始考虑一味依靠美国的风险。 所以这次乌克兰危机,将是对美国意愿的关键考验,其行动将对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世界各地那些以美国存在作为其国家安全支柱的国家,那些有望借助美国影响而实现国内变革的国家,都将以这次危机的后果为参照,重新评估其外交战略和制度发展方向,而评估结果很可能是悲观的。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入了一条全面收缩的轨道,金融危机既打击了美国的文化与制度自信,也让进取性政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变得难以忍受,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更是积极主动的迎合了这一退缩倾向,在伊拉克、阿富汗、非洲、伊朗、叙利亚等事情上的一系列消极和退缩表现,都让美国承诺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可疑。 乌克兰危机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它让欧美政坛终于开始认识到退缩战略的严重后果了,面对共和党人的指责,连奥巴马也开始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试图让世人相信他并不像之前所表现出的那么消极和软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适时的到另一条前线东亚走了一圈,通过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明确表态,以及与菲律宾的新安全协议,安抚那些对美国承诺心生疑虑的国家。  
[饭文]O2O的想象空间

O2O的想象空间
辉格
2014年4月2日

O2O成了今年的一个新热点,不过和其他电子商务概念相比,它的边界似乎更模糊,或许也正因此,有关它的话题才那么热闹,因为谁都可能觉得跟它沾点边。

在诸多被戴上O2O帽子的商业模式中,能够找出的共同点是:消费者的选择是在线上做出的,而消费过程的某些环节需要一个线下的服务场所,至于消费过程全部环节中有多少是在线上,多少是在线下,则呈现出一个很广的连续光谱;按此界定,携程和服务类团购可谓O2O的先驱。

进入这个光谱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动机,有些是消费性质所必须,比如餐饮团购,有些是在线商家发现实体(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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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的想象空间 辉格 2014年4月2日 O2O成了今年的一个新热点,不过和其他电子商务概念相比,它的边界似乎更模糊,或许也正因此,有关它的话题才那么热闹,因为谁都可能觉得跟它沾点边。 在诸多被戴上O2O帽子的商业模式中,能够找出的共同点是:消费者的选择是在线上做出的,而消费过程的某些环节需要一个线下的服务场所,至于消费过程全部环节中有多少是在线上,多少是在线下,则呈现出一个很广的连续光谱;按此界定,携程和服务类团购可谓O2O的先驱。 进入这个光谱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动机,有些是消费性质所必须,比如餐饮团购,有些是在线商家发现实体店在某些环节上的优势难以替代,比如服装零售的试衣环节,还有些则是帮助网络名人将其在网上所建立的知名度在线下转变为收入,因为线上缺乏恰当的实现模式,比如名人开餐馆。 O2O的兴起,体现了电子商务在过去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电商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规模和品牌效应,资本实力,以及构建新型商业模式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让他们已经有能力进入那些最初不适合电子商务的领域,这一态势,将迫使迄今仍保有一席之地的传统产业必须考虑如何在一个被电商全面笼罩的环境中继续生存。 从消费者方面看,这也表明了互联网在他们生活中已变得多么重要,他们的生活和社交重心正不断向线上转移,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消费决定是在线上做出的;这方面变化的意义可能更为深远,因为网络为文化的进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环境,在其中,消费习惯的形成、时尚与潮流的扩散、风格与品位的分化,都将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发生。 一种可能的前景是,由消费者主动聚合所形成的消费模式将更多涌现,在传统零售服务业中,消费者主要处于被动选择和用脚投票的地位,网络让有共同兴趣的消费者更容易聚集在一起,主动表达消费需求,形成意见风向,这也让供方有机会针对特定聚合量身定制俱乐部性质的服务模式。 过去,已经有了地处偏僻、主要依靠驴友会而存在的农家乐,也有依靠车友会的汽车修理店,依靠球迷组织的酒吧,依靠桥牌俱乐部的小宾馆,今后,或许还会有依靠豆瓣影迷圈的电影院,依托某个网络读者群的咖啡馆,可以预料,当这样的机会越来越明显时,许多商家会主动在网络社区中发展此类圈子。 当然,不同消费者在参与这一聚合过程时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多数人有从众和信从权威的倾向,也易受各种光环的影响,况且许多人原本就没有太多消费经验,或者缺乏主见,或不善表达,所以在消费意见和风尚的形成过程中,总是由少数“意见领袖”起着关键作用。 对于实用类消费品,评价焦点通常集中在可以较为客观地衡量的功能和性能指标上,但对许多商品,随着实用色彩的弱化,鉴赏和品味色彩的增强,评价标准变得越来越主观和武断,酒香多浓才不显得俗气,茶色多淡才算清雅,实在没多少道理可讲,起初可能只是某位受公认的雅士一句话,广受追捧并长久因循之后,便成了标准。 风尚与格调的形成,若从协调博弈理论的角度理解,其实也是趣味近似的消费群体中寻找聚点的过程,因为即便高度个性化的小众消费,也不大可能真的为每个人定制,为了获得最低限度的规模经济,众口难调的分散需求必须汇聚成若干种风格,而意见领袖恰好可以帮助圈子和群体迅速找到聚点。 网络特别是社交网络,将推动消费人群在不同层次和规模上实现聚合,并从中涌现出大小意见领袖,他们在各自所在圈子内被视为有鉴赏力的、有品位的和值得信赖的,一旦获得这样的认可,那就是一项有价值的资产,而实现其价值的一种方式,便是直接面向这个圈子开店。  
[饭文]微信不是理想的媒体平台

微信不是理想的媒体平台
辉格
2014年3月18日

最近,正当微信公共号热火朝天之际,突然封杀了大批公共号,其中包括不少颇受欢迎的媒体类帐号,这次封杀看来并非迫于政府指示或压力,也看不出与这些媒体所发布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同样的内容在其他渠道上都未受影响,看起来,这更像是腾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它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公共媒体平台。

对于那些希望借助微信获得更好传播效果并增加一个收入来源的媒体,这自然不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一些将其生存发展希望寄托在微信上的自媒体,更是个灾难;不过,作为一个希望看到更健康的新型传播生态的旁观者,我倒不觉得这是件坏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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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不是理想的媒体平台 辉格 2014年3月18日 最近,正当微信公共号热火朝天之际,突然封杀了大批公共号,其中包括不少颇受欢迎的媒体类帐号,这次封杀看来并非迫于政府指示或压力,也看不出与这些媒体所发布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同样的内容在其他渠道上都未受影响,看起来,这更像是腾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它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公共媒体平台。 对于那些希望借助微信获得更好传播效果并增加一个收入来源的媒体,这自然不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一些将其生存发展希望寄托在微信上的自媒体,更是个灾难;不过,作为一个希望看到更健康的新型传播生态的旁观者,我倒不觉得这是件坏事,在我看来,微信不是个好的媒体平台,而一个由类似微信这样的平台主导的传播环境,将比目前的更糟糕。 互联网为媒体提供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全新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很大程度上分离解耦了有关媒体的几大环节:内容生产、内容间的关联、阅读体验、互动和传播,在传统模式中,这些环节通常被捆绑在同一家媒体同一种介质中,而在网络新媒体中,各环节可以选择不同平台和不同介质,同时又保持其互联性而不至于成为孤岛。 从内容生产和管理看,博客是最好的媒体平台,借助门户式的聚合或RSS阅读器,它的阅读体验也不错,尤其对于深度阅读者,但博客的传播性较差,尽管有些具有社交功能的阅读器和曾经的Google Buzz带来过希望,但自从谷歌退出之后,没有一家大型企业支持这方面发展。 也正因为缺乏传播力,尽管博客在小圈子内的互动性可以进行的很好,但这种互动很难延伸扩展,没有持续注入的新鲜血液,很难长期维持活力和人气,这一点,与小众型BBS曾经遭遇的命运颇为相似。 但好在互联网是个开放信息系统,博客本身的传播力不足可以借助其他平台得到弥补,比如与推特和微博的搭配,后者具有空前强大的传播力和互动性,而且这种大范围的互动性带来了一种奇妙的挖掘和纠错能力,让一条起初较简单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诱发更多相关信息,而且不同来源信息的并发,让受众有更好的机会进行独立判断。 不过,微博的长度和格式限制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信息的高度碎片化和挥发性,为了容纳更多文字,多数超链接都被抛弃了,碎片进而沦为孤岛,对于深度阅读者,这是很大的损失,从内容生产与管理上看,这也是对超文本的一种反动,作为弥补手段的长微博更是个彻头彻尾的怪胎,图片化的内容无法被检索和引用,成了彻底的孤岛。 但无论如何,微博至少还保留了互联网的开放性,每个帐户、每条微博都有独立的URL,微博对搜索引擎和第三方应用也保持着开放姿态;相比之下,微信则完全是个封闭系统,丝毫没有互联网的开放特征,信息没有独立和永久性URL,因而内容之间无法建立链接,也不可能通过浏览器访问,或分享到其他平台而同时保持互联性。 这也难怪,微信本身就是从聊天系统发展来的,更像一种电信增值业务而不是互联网业务,而聊天者对于内容的开放性和互联性本来就没什么需求,碎片化、孤岛化、挥发性,这些对于聊天者当然都不是什么问题,或许封闭一点、曝光度低一点还更好。 但对于一家注重品质和体验而不只是喷喷口水的媒体,这些却是大问题,碎片化和孤岛化的信息很难索引和管理,无法让内容系统成为一个结构化的、可积累的、有机的知识系统,而高度挥发性也难以让互动和传播为内容的丰富和改进提供动力。 微信的传播力虽强,但这种传播是泼水式的,传播链条在信息扩散过程中一次次断裂,不会形成大庭广众之下的大范围互动,只有千万间隔绝密室中熟人间的窃窃私语,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格局,会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它最多只是一条通往那些不怎么需要互动、也不关心内容互联性的受众的单向道,它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窗口和收入渠道,但不足以成为媒体立足之本。  
[饭文]苏格兰独立无关民族主义

苏格兰独立无关民族主义
辉格
2014年2月18日

离下半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有七个月,支持和反对的各方日益加紧了舆论攻势,最近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独立后重新加入欧盟是否会遇到障碍?能否与英国建立货币联盟以便继续使用英镑?眼下,英方高官纷纷放话说没那么容易,甚至连欧盟主席巴罗佐也出来帮腔

其实重入欧盟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倒是货币同盟可能会有点困难,那不仅需要英方配合,也要看苏方是否愿意让出足够多的财政主权,有欧元危机在前,选民、政客和货币当局恐怕都会有不少顾虑;不过总的看来,一旦选民作出决定,苏格兰要独立并没有多大障碍,对英国这样成熟的法治国家,和平分手已不是难事。

苏格兰的独立倾向,主要不是来自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两国人民在政治和制度倾向上的差异,这一点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有关独立的民调中赞同独立的比例从未超过一半,通常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但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在1998年分权改革后的历届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却节节攀升,最终获得绝对多数和执政地位。

另一个事实也佐证了上述判断:S(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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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独立无关民族主义 辉格 2014年2月18日 离下半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有七个月,支持和反对的各方日益加紧了舆论攻势,最近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独立后重新加入欧盟是否会遇到障碍?能否与英国建立货币联盟以便继续使用英镑?眼下,英方高官纷纷放话说没那么容易,甚至连欧盟主席巴罗佐也出来帮腔。 其实重入欧盟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倒是货币同盟可能会有点困难,那不仅需要英方配合,也要看苏方是否愿意让出足够多的财政主权,有欧元危机在前,选民、政客和货币当局恐怕都会有不少顾虑;不过总的看来,一旦选民作出决定,苏格兰要独立并没有多大障碍,对英国这样成熟的法治国家,和平分手已不是难事。 苏格兰的独立倾向,主要不是来自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两国人民在政治和制度倾向上的差异,这一点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有关独立的民调中赞同独立的比例从未超过一半,通常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但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在1998年分权改革后的历届{{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却节节攀升,最终获得绝对多数和执政地位。 另一个事实也佐证了上述判断:SNP在苏格兰议会的129个席位中赢得了65个,但在联合王国国会下院的59个苏格兰席位中只获得了6个,远远少于工党的41个,也不如自民党的11个;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坚决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保守党,在国会是第一大党,却只得到了下院苏格兰席位中可怜的1个,而在苏格兰议会中,反倒赢得了15席。 这些都说明了,苏格兰人要的是具体的政策而不是独立的象征意义,独立只是他们获得政策的手段,所以在苏格兰选举中,SNP能带来他们想要的政策,就投票给它,而在全国选举中,SNP无论如何也难以主导政策,所以就转而支持政策主张相对接近的工党,尽管工党也反对苏格兰独立;相反,假如苏格兰人一味要宣示独立意愿,本应在两级选举中都全力支持SNP。 可是因为苏格兰的政治光谱与全英国的差别实在太大,而他们的人口和议席比例又太低,所以他们难以指望中现行威斯敏斯特体系([[Westminster system]])中得到想要的政策,只好寻求独立;苏格兰的政治光谱看上去更像北欧国家,而更少英国色彩,更没有保守主义容身之地,不仅强烈倾向于福利制度,在环境、社会政策和国际事务中,也全面靠近具有高度阴柔气质([[femininity]])的北欧。 具体而言,北欧人喜欢一个更少身份、地位、贫富和性别差异,也更少竞争性的社会,喜欢更具协商性而非对抗性的政治,对付犯罪时,也更不愿意使用惩罚性手段;在国际事务中,更疏远美国,不愿意积极介入各种具有对抗性和干预性的国际行动,即便这种对抗和干预对捍卫其所珍爱的价值是完全必要的,相反,他们宁愿选择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在事后扮演和事佬或和平天使的角色。 假如苏格兰人只是要社会福利的话,或许支持工党就行了,问题是工党在其他方面并不那么像北欧,特别是军事和国际政策上,经过布莱尔改造的新工党已变得更加亲美,更积极介入国际行动,更愿意维持较为强大的武力和英国的传统强国地位;通过偷走保守党手里的牌,新工党让英国的政治光谱大幅右移,因而更加远离苏格兰光谱,所以,尽管苏格兰是工党的地盘,但仅仅通过支持工党,苏格兰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工党来说,眼下的局面恐怕是他们未曾预料到也不愿看到的,目前看起来越来越可能成功的独立运动,正是工党在90年代大力推行分权自治改革的后果,这一改革让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但假如工党为讨好其盟友而推动的这一进程最终导致苏格兰独立,那工党就丧失了一个大票仓,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相反,对于保守党,尽管在民族情感上难以接受苏格兰独立,但政治上他们反倒会获得实际收益,59个苏格兰议席的取消,无疑将强化保守派的地位;而对英国国民来说,摆脱五百多万热爱福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胞,很可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饭文]允许飞机上打电话会是场噩梦吗?

允许飞机上打电话会是场噩梦吗?
辉格
2014年1月22日

去年12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就一份拟议中允许乘客在商业航班上使用手机的提案征询公众意见,很快收到了四百多份意见函,几乎异口同声的对提议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者所提出的理由,绝大多数是嫌打电话的声音太吵,而不是担心手机会影响飞行安全。

有关飞机上使用通信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争议,从手机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持续,相关研究也做了很多,不过,我在这里想关注的倒是另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管制当局是如何行事的,而公众对管制政策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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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飞机上打电话会是场噩梦吗? 辉格 2014年1月22日 去年12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就一份拟议中允许乘客在商业航班上使用手机的提案征询公众意见,很快收到了四百多份意见函,几乎异口同声的对提议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者所提出的理由,绝大多数是嫌打电话的声音太吵,而不是担心手机会影响飞行安全。 有关飞机上使用通信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争议,从手机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持续,相关研究也做了很多,不过,我在这里想关注的倒是另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管制当局是如何行事的,而公众对管制政策的态度又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和通常认为的不一样,FCC禁止乘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的正式理由并不是安全隐患,而是担心高空飞行中的手机会扰乱地面基站的工作,所以该禁令也适用于气球,尽管气球上未必有什么可以被干扰的电子设备;实际上,FCC大概也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因为航空安全毕竟不归它管。 可是,真正管航空安全的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从未禁止在飞机上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只是说航空公司要确保这些设备不会干扰飞机的导航与通讯系统;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禁用手机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即便有这样的考虑也不是FCC颁布禁令的理由,那么FCC何必要为解除禁令而征询乘客意见?从乘客那里听到什么才会让它撤回解除禁令的提案? 显然不是乘客对电话喧闹的担忧和抱怨,因为帮助乘客避免喧闹无疑不是FCC的职责,也不是任何管制部门禁止飞机上用手机的理由;看起来更合理的解释是:FCC当初下达禁令确实是出于安全担忧,以干扰基站为借口只是在掩饰其越权管辖的事实,而二十多年来的大量研究并未找到安全隐患的证据,FCC也觉得维持禁令已没有必要,但它又不想为自己必须做的决策——无论是维持还是解除禁令——承担政治责任,于是就用征询公众意见的方式推卸责任。 再看公众方面,那些给FCC写信的人,恐怕不至于认为,FCC当初下达禁令是为了防止飞机上的喧闹,可是他们却仍然异口同声的以此为由要求FCC维持禁令,假如这些人具有代表性,那就意味着:人们会仅仅因为某项政策看起来符合他们的偏好而支持它,而不管该政策是否合理或正当。 而且,正如我们在其他政策议题中所见到的,他们在这么做时,常常会混淆几个十分不同的问题:某种行为是否讨厌?是否需要加以限制?这种限制是否有必要以政府禁令的方式实行?这样的禁令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当这些问题以恰当的方式提出时,人们的反应会更讲道理一些,但政策鼓吹者们却往往故意将它们混淆以便夹带私货。 长途旅行中,周围充斥电话噪音,或许是件讨厌的事情,但限制打电话也会带来许多不便,甚至耽误一些紧急要事,两相权衡,究竟该不该限制,并非那么一目了然,比如同样是长途旅行的火车和大巴上,好像就没多少人主张要限制打电话。 即便一项行为需要加以限制,也未必要诉诸禁令和法规,实际上,许多像图书馆、电影院、高级餐厅这样需要安静的场所,依靠习俗、羞愧感和众人的鄙视目光,或许再加上一些文字提示,通常都可以将喧闹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 即便习俗和道德未能有效的限制这种讨厌行为,而必须明文规定,这种规定也未必需要政府和司法机构来制订,而完全可以由场所的主人制订,而飞机恰恰有着的明确主人:航空公司,假如多数乘客果真希望在飞机上打电话的行为受到限制,那就可以相信,至少会有一部分航空公司会努力满足这种普遍需求,并以自己有能力确保旅途安静为卖点招揽乘客,如此一来,该不该限制打电话,便是一个可以由消费者用钞票投票解决的问题。 公众对特定现象的厌恶,总是被利用来为种种管制禁令提供所谓“民意基础”,殊不知,每条禁令都在剥夺着他们的自由,而原本,通过服务商与消费者双方的自愿选择,他们完全可以在保有自由的同时,避免或至少躲开他们所讨厌的东西。
[饭文]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辉格
2014年1月14日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关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时有所闻,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穷人状况恶化了,至少是相对地恶化了,然后他们会为这种“恶化”寻找根源和谋划对策,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对策,无非是最低工资、强化税收再分配、改善穷人福利之类,据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早已(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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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辉格 2014年1月14日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关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时有所闻,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穷人状况恶化了,至少是相对地恶化了,然后他们会为这种“恶化”寻找根源和谋划对策,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对策,无非是最低工资、强化税收再分配、改善穷人福利之类,据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早已开始以收入差距扩大为由在推动这些政策了。 不过,在急于寻找药方之前,我们最好先看看,有关贫富差距的统计数字背后,究竟可能对应了些什么社会现实;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收入差距扩大未必意味着穷人状况恶化,因为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而衡量生活状况的恰当指标是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所以,假如一个社会产出的全部消费品中,穷人消费的份额和总量都没有减少,价格相对于可支配收入也没有上涨,那么,穷人的状况就没有恶化。 个人的消费水平不会随着收入提高而无限提高,最富裕的那些人,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再增加收入通常已不会影响个人消费水平;所以假如收入差距扩大只是因为这样的最富裕阶层收入提高了,那么消费品的分配状况就没有变化;要判断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消费基尼系数,但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收入基尼系数。 除了消费水平的差距,要衡量富人收入相对提高对穷人状况的影响,还要看富人将新增收入花在什么地方,这些开支是挤压了大众消费,还是相反,改善了大众的消费条件;大致可以区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富人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并且这些消费与大众消费构成资源竞争关系,比如增加饮酒量,会抬高粮食价格,多打高尔夫球,会抬高郊区住宅用地价格。 第二种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几乎不额外使用任何大众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不会抬高大众消费品价格,比如雇佣更多仆人用为自己梳妆打扮、养花喂狗、挖土修坟。 第三种也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行为不但没有挤占大众消费资源,而且还为社会带来很多正的外部性,比如购买艺术品,富人为艺术品所出高价养活了很多艺术家,而他们的作品通常大众也能欣赏到;许多新型消费品在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前能够被设计开发出来并在市场上存活下来,都得益于乐意尝鲜的富人愿意为新东西支付高价。 第四种是将新增收入投资于生产性活动,而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这些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指向消费条件的改善:要么是更好的产品、更便利的服务,要么是更低的产品价格,结果是这些投资所针对的消费条件改善了;从生产的角度看,此类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它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多少人手里是没有关系的,但假如掌握这些资本的人数减少了,统计上就表现为基尼系数提高,但实际上大众消费状况反而改善了。 所以,衡量收入差距扩大会多大程度上恶化大众和穷人的生活状态,要看富人会将新增收入更多的用在哪方面;按经验,至少在发达社会,最富裕阶层的消费提升很少表现在数量上,也较少表现为对实物资源的消耗,而更多表现在形式、质量、档次和品位上,这样,挤压大众消费的第一类活动就很少。 近些年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很可能是因为生产领域创新活动的增加,理论上,每次大规模的创新浪潮都会扩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因为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对那些带来创新的发明家和基于创新而重新组织资源、改造产业结构的企业家,作出巨额奖励,造就一批暴富新贵,结果当然会扩大贫富差距,但只要这些新贵不将新近获得的财富大量用于上述第一类消费,那么这一结果对大众和穷人就不是坏事,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中国的一样高,但美国大众对贫富问题的抱怨却少得多,只有47%的民众认为贫富差距是个严重问题。 最近这轮以信息革命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创新浪潮,其一大特征是更扁平的产业结构和更大的规模经济,一家互联网企业可以免除大量中间结构而直接面向规模极大的消费群体,这一过程造就了一大批规模空前的新巨富,同时也消灭了许多传统中小企业和中间商,以及相应的大量白领工作岗位,所以这一轮浪潮中,作为一个阶层整体上受损的,大概就是中产阶级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在新的产业结构中为自己找到新位置。 评价贫富差距是否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只看基尼系数,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富人整天都在琢磨着如何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好让自己从中赚到更多的钱),而且事实上也将多数财富投入这样的活动中,这样的贫富差距就是健康的,因为这种差距只是表明:市场机制发现,掌管巨额财富去改善民众生活这件事,只需要很少人去打理。 相反,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大量人口整天都在想着怎么更好的满足少数权贵的需求,比如怎么把金字塔修的更高,好让法老看了高兴,结果多数稀缺资源都围绕着极少数人的需求和意志而配置,这样的贫富差距才是可怕的,即便其基尼系数和前一种社会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