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分类下的文章(116)

读史笔记#19: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辉格
2014年8月31日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基于对身体——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的禁忌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不过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注:本文所称“民族”或“族群”皆指ethnic group,我还没想好用哪个中文词对应它)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和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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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辉格 2014年8月31日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基于对身体——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的禁忌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不过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注:本文所称“民族”或“族群”皆指[[ethnic group]],我还没想好用哪个中文词对应它)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和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异,世人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但有少数学者走得更远,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棘手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性的差异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 主要理由是,自从人类走出非洲,族群间经历了数万年地理隔绝,各自适应所在生态位,特别是农业起源以来,部分族群采用了与以往狩猎采集截然不同的定居农业生活,建立了城市和国家;长期生活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之下,经受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压力,最终在各族群的心理上造成了差异,比如暴力倾向、纪律性、对待远期回报的耐心、对待社会规范的态度、道德感,等等,这些差异,反过来又影响着不同族群接受特定制度的可能性,以及其中个体在现代市场社会获得成就的潜力。 韦德的书一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被戴上种族主义帽子,144位学者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联名信加以批判,较为中肯的评论者则指出,韦德在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在种族差异这样的敏感话题上轻易发表观点,是不负责任的。 韦德确实没有直接的遗传学证据,但公允的讲,他的分析论证相当有说服力,绝非无端猜测,就好比一桩杀人案,尽管没找到指纹、凶器、血迹,但有关动机、作案条件、可疑举动的种种迹象,却强烈指向某个嫌疑人,在无罪推定原则下,这样的嫌疑当然不足以定罪,正如韦德的观点远远够不上科学定论,但科学探索没必要遵循刑事定罪那样的严格标准。 好奇心驱使我们探索世界,当已知事实无法解答我们特别关切的问题时,便会凭推测从已确立的零散事实中描绘出完整故事,科学研究由同样的好奇心所推动,科学家也会做出同样没有多少把握的推测,考古学家从一块头骨、几颗牙齿,推测古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从难以追溯的微弱线索中,生物学家也在推测生命最初起源的可能途径。 不同的是,科学推测是在更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更好的理论框架、更严密的逻辑、更好的统计学工具等等一整套装备支持下,在对已知事实和竞争观点更全面把握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从这些方面看,韦德的装备是完全合格的,不逊色于任何科学作家。    
读史笔记#18:关扑,一种博彩式营销

关扑:一种博彩式营销
辉格
2014年7月21日

许多商家会采用一些具有博彩性质的营销手段,比如随机附送的赠品、刮刮卡、现场抽奖、积分抽奖,等等;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尽管奖品有时非常诱人,但那并不是消费者的主要目标,而是一种额外附带的或然幸运(往往概率很小),它主要不是用来说服消费者购买他原本不想买的东西,而是诱使他放弃同类商品的其他品牌,或者提前做出购买决定。

但还有另一种博彩式营销,奖品本身就是交易的核心内容,消费者就是冲着它去的,只是成交不是直接支付现金,而是押注对赌,买家押现金,卖家押商品(或服务),而赔率则视所押现金与商品标价的比值而定;或许这种方式的赌博性质过于明显,在多数现代社会都被禁止了,但在某些古代社会却颇为盛行。

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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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扑:一种博彩式营销 辉格 2014年7月21日 许多商家会采用一些具有博彩性质的营销手段,比如随机附送的赠品、刮刮卡、现场抽奖、积分抽奖,等等;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尽管奖品有时非常诱人,但那并不是消费者的主要目标,而是一种额外附带的或然幸运(往往概率很小),它主要不是用来说服消费者购买他原本不想买的东西,而是诱使他放弃同类商品的其他品牌,或者提前做出购买决定。 但还有另一种博彩式营销,奖品本身就是交易的核心内容,消费者就是冲着它去的,只是成交不是直接支付现金,而是押注对赌,买家押现金,卖家押商品(或服务),而赔率则视所押现金与商品标价的比值而定;或许这种方式的赌博性质过于明显,在多数现代社会都被禁止了,但在某些古代社会却颇为盛行。 在《宋代市民生活》一书中,历史学家伊永文介绍了宋代的“关扑”习俗,便是上述第二类博彩营销;关扑在两宋极为流行,不亚于今天的麻将,许多商家都允许买家选择以对赌代替现金支付,广大消费者们也乐此不疲。 具体玩法是:当买家看中一件商品,并选择以关扑交易,商家便开出一个与商品标价相当的押注额和赢取条件,规定赢取条件的最常见方式是抛掷一组铜钱所得到的特定组合(也可以是转盘飞镖的特定区域),铜钱抛掷结果正面曰“字”,背面曰“纯”,同时抛掷一组铜钱全为背面则曰“浑纯”,六枚皆纯曰“六纯”,十枚皆纯曰“十纯”,依此类推;若买家赢了,就取回押注并免费获得商品,否则押注归卖家。 通常,赢取条件会以“若干纯”来规定,设“若干”为N,则赢取概率为2的N次方(2^N),对应的等价押注额应为商品价的1/(2^N-1),也就是说,当条件为“单纯”(即只抛一枚铜钱)时,等价押注额即为商品价,条件为“二纯”、“三纯”、“六纯”时,等价押注额分别应为商品价的1/3、1/7和1/63,依此类推。 不过,好赌者往往会高估赢取概率,或有着超出常规水平的风险偏好,因而容易接受比等价条件更高的押注额或概率更小的赢取条件,所以不难想象,采用关扑的商家,不仅赚取了商品本身的利润,也会从关扑中获得额外收益。 但这只是关扑带给商家的次要好处,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关扑的主要功能,是引诱消费者去尝试赢得他原本不会购买的商品;因为有些商品过于昂贵,远远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预算,穷人甚至压根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但是假如能以一笔小钱换来一次开洋荤的机会,即便概率不大,可能也会被认为值得一试。 比如一壶上等美酒价值千钱,对穷人来说太奢侈了,没关系,你只须掏9文钱,以“七纯”为条件关扑,便有1/128的机会白喝;这样一来,只要比率足够大,没有什么奢侈富贵梦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不乏有人以大比率的关扑赢得宝马香车、良田豪宅,甚至歌伎美女;此种以小博大的关扑,尽管赢取概率很低,但并不比当今买彩票赢大奖的机会更小。 关扑的存在,显然可以为商家争取到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消费群体,对于穷人,这也是尝试奢侈消费的一种机会,或者说是由众人出资帮助其中一个幸运儿实现奢侈梦或富贵梦的方式,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削弱社会等级之间隔阂;它特别适合于那些让低收入者欣羡不已,心向往之却力不从心的消费品,还有那些足以让地位低微者沿社会阶梯跃上一级的大宗资产,而容易被它打动的,也无非是当今热衷于彩票、整天做着大奖梦的那些人。    
读史笔记#17:对待孩子,严厉还是宽松?

对待孩子,严厉还是宽松?
辉格
2014年6月29日

随着80后一代逐渐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有关教育的反思和讨论也热烈起来,越来越多人对旧的教育方式表示不满,努力探索自己的方式,这些反思和探索,也推动了近年来的新教育实践,不过,尽管新一代对旧教育表现出颇为一致的反感,但对于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却充满着争议。

争议焦点之一是,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可以使用严厉甚至惩罚性的方式,有些家长主张完全的宽容和接纳,反对惩罚,对责骂和体罚更是深恶痛绝,而另一些则认为有必要施加一些约束和规则,为此有时不得不使用较严厉的管束措施,甚至某些惩罚手段,也许还包括体罚。

实际上,近代以来当人们对教育问题有了更多自觉之后,这样的争论始终存在,德国首相俾斯麦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严厉与宽松会在代与代之间交替,在严厉父母的棍棒下长大的人,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痛苦经历,会格外宽松地对待自己的孩子,而他们的孩子,或许认识到过于宽松也有其负面作用,转而严厉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也许表明了,无论哪种倾向,过于极端可能都有问题。

生物学家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丛林里做鸟类田野调查时,对当地土著的生活有过数十年的第一手观察,在前年出版的《昨日之前的世界》(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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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孩子,严厉还是宽松? 辉格 2014年6月29日 随着80后一代逐渐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有关教育的反思和讨论也热烈起来,越来越多人对旧的教育方式表示不满,努力探索自己的方式,这些反思和探索,也推动了近年来的新教育实践,不过,尽管新一代对旧教育表现出颇为一致的反感,但对于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却充满着争议。 争议焦点之一是,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可以使用严厉甚至惩罚性的方式,有些家长主张完全的宽容和接纳,反对惩罚,对责骂和体罚更是深恶痛绝,而另一些则认为有必要施加一些约束和规则,为此有时不得不使用较严厉的管束措施,甚至某些惩罚手段,也许还包括体罚。 实际上,近代以来当人们对教育问题有了更多自觉之后,这样的争论始终存在,德国首相俾斯麦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严厉与宽松会在代与代之间交替,在严厉父母的棍棒下长大的人,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痛苦经历,会格外宽松地对待自己的孩子,而他们的孩子,或许认识到过于宽松也有其负面作用,转而严厉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也许表明了,无论哪种倾向,过于极端可能都有问题。 生物学家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丛林里做鸟类田野调查时,对当地土著的生活有过数十年的第一手观察,在前年出版的《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一书中,他从这些观察中选择了9个主题,并结合其他39个小型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学资料,展示了这些社会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作者希望它们对生活在现代大社会的人们能有所借鉴和启示。 主题之一便是如何对待孩子,戴蒙德发现,不同社会的做法千差万别,中非的阿卡([[Aka people|Aka]])族俾格米人采取完全放任主义,从不打骂孩子,也不约束或干预孩子的活动,数月婴儿摆弄利刃,几岁孩子去野兽出没的丛林中玩耍,都不会有人管,新几内亚的伊努(Enu)族人,会看着孩子将手伸进火堆而无动于衷,结果人人身上都有几个儿时留下的烧伤疤痕。 在另一个极端,巴拉圭的阿契([[Aché]])族印第安人严格限制孩子行动,5岁之前很少离开母亲身体一米以上,加纳的塔伦西人([[Tallensi]])会毫不迟疑的责罚犯错的孩子,常见方式是鞭打,而且社区内每个成年人都觉得有责任矫正所见到的不当行为,无论犯错者是不是自己孩子。 大致上,规模小、结构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对待孩子最宽松,而规模较大结构较复杂的农牧社会则管教更严厉,其中以畜牧者为最;更细致的比较可以发现影响管教宽严的几个关键因素:首先是环境中常见危险的性质,像草原狩猎者面临的狮子鬣狗毒蛇之类危险,特征很明显,一旦出现成年人会作出强烈反应,因而孩子很容易学会。 亚马逊丛林中则充斥着难以识别却随时可能触及的有毒动植物,而且这种危险很少留给个体通过探索试错进行自我学习的机会,一旦犯错往往非死即残,不像玩弄刀具和火堆,后果虽痛苦,却顶多留下几个伤疤。 其次是有没有贵重财产可被破坏,狩猎采集者财产极少,仅限于可随身携带的物品,孩子玩火可能烧掉的,只是一间原本就会定期抛弃的简易茅屋,而农民孩子却可能因玩火而烧掉贵重的住宅或谷仓,或者因疏忽而放跑牲口,从而危及全家生计乃至性命。 第三个因素是孩子所承担的任务和相应责任,传统社会都会让稍大的孩子参与一些生产活动,既可减轻家长负担,也可为今后独立生活训练技能,通常这样的工作是辅助性的,并不独立承担责任,但也有例外,特别是畜牧业者,经常让孩子独立照看和放牧牲口,而更常见的,是让大孩子照顾弟妹。 一旦赋予孩子重大责任,就不可避免会在他们失职时施以惩诫,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常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虎妈们对孩子抱有高而不切实际的期望,为此制订严格的培养计划,一旦孩子表现不合期望,便施以重罚,许多悲剧正是这样酿成。 最后一个因素是社会结构,越是大型、结构关系复杂、等级分化度高的社会,个人受其约束的社会规范就越繁杂,需要习得的社会技能也越多,为此家长需要种种方法让孩子意识到什么行为是不可接受或不受赞许的,即便它与危险或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因为社会规范背后的逻辑往往并不那么显白,家长自己也未必领悟。 传统经验中或许没有多少可以照搬的做法,但确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极端放任主义的家长,确实可以做到完全的宽容和接纳,但为了避免伤害,就要为孩子创造一个消除了全部危险的温室,也不让孩子承担任何任务和责任,但这样孩子或许就失去了许多自我探索和试错,学会独自面对危险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生活技能和学会承担责任的机会。  
读史笔记#16:你被洗脑了吗?

你被洗脑了吗?
辉格
2014年6月6日

这几年,洗脑一词颇为流行,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宽泛,从最初的集中营式强迫思想改造,扩大到了各种传教活动、营销培训、广告宣传,乃至心理教程、拓展训练和学校教育,最近的招远惨案又将这一话题翻了出来,并且被与邪教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无节制的扩大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不仅模糊了其功能界定,也在消解着它原本十分明确的道德含义;上述种种活动,确实都利用了人类某些共同心理机制,对目标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进行了操纵,可是,许多历来被视为良性的教育和传播活动,不是同样具备这些特征吗?

这样一来,我们要么放弃对洗脑的道德贬责,要么剥离这一概念的功能含义而让它退化成一句骂人话:假如我不喜欢你传播的观念,就说你是在洗脑,若相反,则说你是在教育。

在《自由的进化》一书中,丹尼尔·丹内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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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洗脑了吗? 辉格 2014年6月6日 这几年,洗脑一词颇为流行,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宽泛,从最初的集中营式强迫思想改造,扩大到了各种传教活动、营销培训、广告宣传,乃至心理教程、拓展训练和学校教育,最近的招远惨案又将这一话题翻了出来,并且被与邪教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无节制的扩大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不仅模糊了其功能界定,也在消解着它原本十分明确的道德含义;上述种种活动,确实都利用了人类某些共同心理机制,对目标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进行了操纵,可是,许多历来被视为良性的教育和传播活动,不是同样具备这些特征吗? 这样一来,我们要么放弃对洗脑的道德贬责,要么剥离这一概念的功能含义而让它退化成一句骂人话:假如我不喜欢你传播的观念,就说你是在洗脑,若相反,则说你是在教育。 在《自由的进化》一书中,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C.Dennett]])用一个专节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洗脑和普通的宣传教育是可以在功能上加以区分的,区分标准是:这种活动是否削弱了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他——领会自己的处境,评估各种选择,斟酌其可能后果,在相互冲突的欲望、需要、关切与规范之间进行权衡,最终作出抉择——的能力。 作为一项心理功能(或能力)的自由意志,并非如绝对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有些人缺乏主见,容易轻信,因而较易受人影响,被人摆布,另一些则比较独立自主,善于怀疑和反思,头脑开放,能够接受不同来源的信息,权衡不同观点,但即便是最独立的人,也会受他人影响,也免不了在某些场合场景下被人煽惑。 尽管每个人的自主能力有所不同,而且这一能力是随个体成长而逐渐成熟完善的,但是,任何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有着起码的自由意志,也正因此,社会才要求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与法律责任,这也意味着,针对成年人的洗脑其实并不会那么容易而常见,因为常人珍爱自由意志决不亚于手足,要他们自愿放弃(部分)自由意志就像让他们自愿剁手。 许多所谓的洗脑活动,比如传销培训,确实汇集了一批轻信的狂热分子,但这未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控制手段有多高明,或许只是因为这些人原本就缺乏判断力,加上知识贫乏信息闭塞,因而容易被蛊惑,而传销过程只是将他们筛选了出来。 甚至传销参与者未必真的相信他们所接受并转而向他人兜售的那套说辞,尽管他们常表现的如痴如醉,但这很可能只是常见的自欺伎俩:为了更有效的哄骗别人,最好先把自己哄信了;但这种“相信”是浅层的,内心深处他们可能明白这只是获取利益的手段,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经过权衡之后作出的自主选择,他们并未丧失自由意志。 经验表明,要对健康成年人进行长时间思想控制(而不只是一次性欺骗),不借助暴力强制手段,是很难做到的;思想控制的关键,首先是信息剥夺,让被控制者得不到其他来源的信息,也得不到其他人的意见,这样就没有机会进行比较和甄别,也难以进行质疑和反思。 人类对信息非常饥渴,一旦信息匮乏就会失去安全感,会想尽办法搜罗信息,身处荒凉地区的居民都非常好客,总是希望客人能讲述任何有关外部世界的事情,所以当来源受限时,他们会不顾一切都接受任何能得到的信息。 另一个关键是社会关系剥夺,人类对社会交往同样饥渴,社会隔绝会让他产生更严重的不安全感,此时洗脑者只须略施恩惠,即可诱发出被洗者的情感依附倾向,这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发生原理,更何况,与普通绑匪相比,洗脑者为实现精神控制会表现得更加和蔼亲切,张开双臂欢迎被洗者投怀送抱,因社会剥夺而处于极度交往饥渴状态的人很难拒绝。 很明显,和诱发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相仿,实施这种程度的控制,必须借助强制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最初介绍洗脑现象时,举的例子正是发生在信息和社会交往皆受严密控制的某战俘营里,这些战俘所接受的信息和每日活动,都经过事先精心安排,他们无疑处于最高强度的人身强制之下。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为洗脑而专门引入一个新的伦理或法律概念,因为实施洗脑所需要的人身强制原本就受既有法律规范约束以及相应的罪名,而洗脑在道德上的负面性质,也已因其暴力强制属性而确定,无须另外划界。  
读史笔记#15:瀑布与汲泵

瀑布与汲泵
辉格
2014年5月7日

人们在评价一个社会时,常把阶层间的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认为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社会的应有特性,它可以为奋斗、进取和各种创造性活动提供动力,让身处下层者不至于丧失希望而产生反社会倾向,也让身居高位者不会过于安逸乃至腐化堕落。

在观察社会流动性时,一个最常用的指标,是当前的成功(其衡量标准无非是财富、权力、身份和影响力)人士中,有多少是出身寒微者,假如这个比例相当高,就说明出身寒微的孩子凭借天赋、努力和运气,很有希望跻身于比他父母所在的更高阶层,这样的社会就是富有流动性的,所谓美国梦,说的便是美国社会为此类进取和发达提供了远比其他社会更广阔的机会。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观察流动性,看看上一代的高地位人群中,其子女有多少跌落到了比他们父母更低的地位,正如向上爬升的机会是一种激励,向下跌落的风险同样也是一种激励,它激励身居高位者做出种种努力,设法让后代和自己一样享有优越条件和高地位;实际上,在许多传统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往往更多的表现为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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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与汲泵 辉格 2014年5月7日 人们在评价一个社会时,常把阶层间的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认为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社会的应有特性,它可以为奋斗、进取和各种创造性活动提供动力,让身处下层者不至于丧失希望而产生反社会倾向,也让身居高位者不会过于安逸乃至腐化堕落。 在观察社会流动性时,一个最常用的指标,是当前的成功(其衡量标准无非是财富、权力、身份和影响力)人士中,有多少是出身寒微者,假如这个比例相当高,就说明出身寒微的孩子凭借天赋、努力和运气,很有希望跻身于比他父母所在的更高阶层,这样的社会就是富有流动性的,所谓美国梦,说的便是美国社会为此类进取和发达提供了远比其他社会更广阔的机会。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观察流动性,看看上一代的高地位人群中,其子女有多少跌落到了比他们父母更低的地位,正如向上爬升的机会是一种激励,向下跌落的风险同样也是一种激励,它激励身居高位者做出种种努力,设法让后代和自己一样享有优越条件和高地位;实际上,在许多传统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往往更多的表现为后一种。 在[[A Farewell to Alms]]一书(中信出版社非常恶劣的将中文版书名定为《应该学点经济史》)中,经济史家格列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通过对保存于教堂的数千份遗嘱的研究,发现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主要流动方式正是第二种,立遗嘱者的幸存子女数量与遗产数额高度相关,遗产最多的那组的子女数(4个)两倍于遗产最少的两组(1.8个),后者明显低于人口替代水平。 其他来源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黑死病前后共四百年历史中,普通男性的平均存活儿子数在替代水平(1.0)附近波动,黑死病期间显著低于替代水平,而国王一级封臣的儿子数平均达1.8个,即便在黑死病高峰期也维持在替代水平之上;从土地拥有状况看,1270年代拥有土地的人,70多年后,其中最富裕者全部有后代继续保有土地,而最贫穷者仍有后代保有土地的比例只有1/3。 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古英格兰社会的流动结构是瀑布式的,贵族子弟一部分(通常是长子)继承了父辈的地位和主要财产,另一部分只继承少量财产和相应较低身份,逐级向下流动,最底层的家系则逐渐消亡,其地位被跌落下来的上层子弟所取代;在克拉克看来,这一模式主导着工业革命前的古代农业国家的社会流动。 然而,那些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实现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社会,流动结构已完全颠倒了过来,在当今欧美国家,收入与社会地位越高、受教育越多,生育率越低,而且这一差距近年来仍在迅速扩大,在2000年,美国最高收入组的生育率是最低组的69%,到2010年已降至56%;在不少发达国家,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中,一半以上完全不生孩子。 这样一来,这些社会的上层成了一个人口黑洞,而与此同时,人们努力向上爬的动机并没有削弱,于是社会流动结构变成了汲泵式的,其长期效果是,上层不断将下层中的精英分子筛选泵吸出来,随后又在遗传意义上加以消灭,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历史乃至整个生物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完全逆转了对遗传特性的选择压力。 这样的逆转,对于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氛围和制度发展,将意味着什么呢?通过消除原先那个稳定的顶层,它或许会(或者已经?)削弱社会的保守倾向,因为顶层原本只有流出很少流入,起着文化和传统的积淀作用,而逆转之后,积淀将发生在底层,这将导致一个死气沉沉、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其规模却在不断膨胀的底层吗? 这一逆转,也意味着社会失去了一个财富的自动再分配机制,原先上层的向下流动也伴随着财产的分割,即便长子继承制也不能完全阻止财富向下流动,而逆转之后,上层所积聚的财富不再随继承分割而扩散了,相反,财富会越来越多地堆积到上层,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富人不再将全部遗产留给子女,这样,积淀在顶层的财富将越来越多的转移到各种信托基金和法人机构的控制之下。 这些只是容易看见的,更多更重大的变化,恐怕只能等待时间慢慢将它揭晓了。  
读史笔记#14:从游牧社会看国家起源

从游牧社会看国家起源
辉格
2014年4月9日

在现代世界,国家已成为笼罩一切、无可逃避的存在,然而,国家最初如何形成,在何种条件下形成,仍是个众说纷纭而鲜有定论的问题。

通常,当我们想探索一种东西的起源时,容易想到的下手之处是:看看有和没有这东西的地方有何不同。

近代以前的各种主要社会形态中,定居农业社会一般都有国家,狩猎采集社会一般没有国家,而游牧社会则在两可之间,有些有,有些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正是游牧社会的这种差异性和多变性,为我们考察国家起源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而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也为这种观察留下了大量记录。

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人类学家王明珂为我们描述了与华夏农业文明关系密切的三种游牧社会的不同特征:河湟地区的西羌社会从来没有建立起国家,蒙古大草原的游牧社会则在多数时间都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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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牧社会看国家起源 辉格 2014年4月9日 在现代世界,国家已成为笼罩一切、无可逃避的存在,然而,国家最初如何形成,在何种条件下形成,仍是个众说纷纭而鲜有定论的问题。 通常,当我们想探索一种东西的起源时,容易想到的下手之处是:看看有和没有这东西的地方有何不同。 近代以前的各种主要社会形态中,定居农业社会一般都有国家,狩猎采集社会一般没有国家,而游牧社会则在两可之间,有些有,有些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正是游牧社会的这种差异性和多变性,为我们考察国家起源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而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也为这种观察留下了大量记录。 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人类学家王明珂为我们描述了与华夏农业文明关系密切的三种游牧社会的不同特征:河湟地区的西羌社会从来没有建立起国家,蒙古大草原的游牧社会则在多数时间都有某种或强或弱的国家形态,尽管其统治能力起伏不定,而满洲地区的游牧社会则在无政府状态和突然兴起的国家之间反复。 这三种社会在国家发育上的差异,似乎源自其所处生态条件和所采用生计模式的不同;游牧不是随机游荡,而是在山坡、开阔草地、河谷、湖畔等适合不同季节的小生态位之间,按特定线路和节奏移动。 其次,单纯的游牧业不是一种能够自足的经济模式,通常需要搭配一些其他产业:从农耕业获得谷物以补足畜产品常不能满足的能量需求、从森林获得木材、从手工业获得工具(特别是金属制品),最好还能辅以少量狩猎活动,等等。 这种搭配组合,要么由当地环境的生态多样性满足,要么经由较大范围内的贸易或再分配而得以实现,而正是实现这一搭配的不同途径,导致了上述三种游牧社会的政治和制度差异。 西羌所在的高原河谷地区,每个小河谷天然地满足了游牧业的搭配需要:背风和向风的山坡,草场,林地,可种植谷物的河谷,整个游牧过程可在单一河谷中完成;每个所容纳的人口规模,也恰好与无政府状态下的传统血缘群体规模相当(此类群体的适宜规模受邓巴数([[Dunbar's number]])限制)。 由于每个群体占据一个河谷之后,即可满足其生计模式所需的各种条件,因而无需与其他群体建立经常性的更高层次政治结构,群体间竞争的焦点是争夺河谷,而不是相互控制或对更高级权力的争夺,只有在遭遇自然灾害或强敌入侵时,才需要结成临时性的攻守同盟,但因为缺少持续存在的需要,这些同盟既松散也不稳定。 蒙古游牧的跨度则大得多,因为实现类似搭配的生态多样性只有在很大地理跨度上才能找齐,但这么大的区域内所容纳的人口规模,显然远远超出了血缘群体的适宜规模,此时,为了解决群体间资源冲突,必须发展出超越于血缘群体的政治结构,这就为国家的发育提供了动力。 而且蒙古草原尤其是漠南地区的生态相对单调,对农耕社会展开贸易或劫掠的需求更强烈,而无论是重要商路和商业市镇的控制,还是为进行劫掠和勒索而需结成的联盟,都推动了高层次政治权力的发展。 满洲的情况更为微妙,那里分布这一些多数时候处于中原王朝控制之外的农耕区,这些农耕社会由于规模太小,在游牧联盟的强大武力面前难以自保,也因为其规模小,游牧联盟有能力加以控制,因而后者对待这些农耕社会的方式,不是像蒙古人那样以贸易、劫掠和勒索为主,而是直接征服、控制和奴役。 从猛安谋克、牛录额真到八旗制,从内部结构看,其实都是渔猎游牧民族对其所征服农耕社会的有组织奴役体系;这种关系,有点像西域的草原游牧民与绿洲小型农耕社会之间的关系;每当中原王朝收缩,满洲游牧民就有机会建立此类奴役体系,甚至将其扩展到燕赵地区。 不过,这种模式只适合于其生计并不完全依赖农业的混业社会,对于中原的广大纯农耕地区,由于统治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所以当满清统治覆盖整个中原地区时,只能保留原有以自耕农为主的中原体制,八旗制度蜕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体系,而且大致限于非农业区或畿辅重地。  
读史笔记#13:文化的融合与分化

文化的融合与分化
辉格
2014年3月11日

随着贸易和产业的全球化,文化也在全球化,尽管人员流动比货物运输成本更高,语言障碍也比商业壁垒更难突破,但全球文化的一体化过程却正在稳步推进,跨国公司、大型传媒和流行影视作品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在喝着可乐、看着美剧、说着英语,也自然引起一些人对强势文化排挤甚至消灭地区文化的担忧。

类似过程也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家中发生着,随着城市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和长途交通的大幅改善,地方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普通话即将消灭大部分汉语族小语种,川菜和火锅已征服全国,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和武汉鸭脖也已随其流行而丧失地方性,与此同时,更多地方性的菜肴、器物、服饰、词汇和习俗则正在逐渐被遗忘,对此也有不少人扼腕叹息。

在《创造性破坏<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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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融合与分化 辉格 2014年3月11日 随着贸易和产业的全球化,文化也在全球化,尽管人员流动比货物运输成本更高,语言障碍也比商业壁垒更难突破,但全球文化的一体化过程却正在稳步推进,跨国公司、大型传媒和流行影视作品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在喝着可乐、看着美剧、说着英语,也自然引起一些人对强势文化排挤甚至消灭地区文化的担忧。 类似过程也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家中发生着,随着城市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和长途交通的大幅改善,地方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普通话即将消灭大部分汉语族小语种,川菜和火锅已征服全国,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和武汉鸭脖也已随其流行而丧失地方性,与此同时,更多地方性的菜肴、器物、服饰、词汇和习俗则正在逐渐被遗忘,对此也有不少人扼腕叹息。 在《创造性破坏》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柯文([[Tyler Cowen]])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考察了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并回应了上述担忧;他指出,开放和自由贸易在消弭和削弱不同社会间文化差异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各社会内部的文化丰富性,全球化确实在将世界文化融为一体,但这个整体所包容的文化分层、亚文化、小众爱好、消费品类、艺术门类、专业化程度,其多样性和丰富度是任何传统社会都无法比拟的。 从个人选择机会的角度看,这两种多样性的意义就很清楚:各自封闭的社会远看着五彩斑斓,但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并未因此而有了更丰富的选项,中国据说曾有三百多种戏曲,但每个地方的人能欣赏的,恐怕只是其中一两种。 在高度封闭的传统社会,这种地区间多样性,仅仅对极少数富贵人士才有意义,比如由家庭教师陪着花几年时间游历欧洲的英国贵族子弟,或者将大量光阴耗费在悠哉悠哉的赶考、赴任、返京和丁忧旅途中的中国士大夫,还有少数常年奔波于主要商路上行商。 相反,当今任何一个中等城市的美食街上,都能吃到比过去的贵族游历天下数十年所品尝过的更多菜肴、小吃和酒类;传统戏曲号称有上万剧目,但大多数戏迷能看到的,翻来覆去也就几十种,而且故事情节多数老套雷同,而今天你只要愿意,每天都能找到几部新电影来看。 对照生物界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有两种生物多样性,一种是由地理隔绝造成的,比如长期孤立的澳洲大陆有着与欧亚迥异的生物区系,另一种是在单一区域内基于差异化的比较优势,通过策略分化、分占不同生态位而形成的,著名例子是非洲马拉维湖的数百种丽鱼,都是过去十万年内由同一物种辐射进化而来,其间并没有地理隔绝。 因封闭隔绝而造成的地方文化,并不是因为当地人有多喜欢而得以保留,而是因为过高的流通成本或制度壁垒让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而这种多样性也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技术变化大幅降低流通成本,或者制度壁垒瓦解,就会导致大灭绝,正如澳洲物种曾被来自旧大陆的入侵物种轻易消灭一样。 那些在更大范围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的物种,对所在生态位有着更好的适应,因而对该生态位的占据也更牢固,同样,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市场中赢得受众基础的文化产品,将有更强的生命力,生产它们的作家、艺术家、表演者也更有创造力,因为他们的受众有着更多选项。 传统文化的地域性,使得它总是以捆绑式套餐的方式提供,个人无法对各组成要素分别作出选择,你住在四川,就只能说四川话、吃川菜、看川剧,而在现代开放社会,你可以在工作时说英语,朋友聚会说普通话,回家说吴语,工作日吃麦当劳,约会吃法国餐,请客吃火锅,在家自己做淮扬菜吃,在生活的不同侧面,可以置身和享受不同文化。 当我们观赏《国家地理》的纪录片,或者翻看人类学资料,赞叹各民族文化的千姿百态,感受其丰富性时,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是站在上帝视角俯视,作为旁观者,我们才有机会将异国风情和古风旧俗作为日常生活之外的调味点心来品尝,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会有这种感受,相反,他们多半一有机会就会迫不及待的逃离这些封闭文化。  
读史笔记#12:危险的三角关系

危险的三角关系
辉格
2014年2月16日

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关键因素,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原农业帝国的政治形态、军事力量配置乃至财政结构,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气质和命运,所以很自然,上述关系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重点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理论能对这种关系以及它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影响给出一个统一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对双方力量涨落有许多分析,甚至也有用“十五英寸降雨线”之类的气候因素解释这种涨落的尝试,但这些分析大都走不了太远,所能带来的启发也很贫乏;不过,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92年发表的《 标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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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三角关系 辉格 2014年2月16日 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关键因素,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原农业帝国的政治形态、军事力量配置乃至财政结构,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气质和命运,所以很自然,上述关系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重点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理论能对这种关系以及它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影响给出一个统一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对双方力量涨落有许多分析,甚至也有用“十五英寸降雨线”之类的气候因素解释这种涨落的尝试,但这些分析大都走不了太远,所能带来的启发也很贫乏;不过,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92年发表的《危险的边疆》一书,着实是该主题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巴菲尔德首先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事实:1)统一而强大的草原帝国,总是同步于统一而强大的中原帝国,2)除蒙元这个特例之外,征服中原的,总是来自满洲的操通古斯语的渔猎游牧农耕混业民族,而不是来自蒙古大草原的纯游牧民族,3)这种征服总是发生在草原与中原帝国双双衰败瓦解的时期。 对此,巴氏的解释是:游牧民族由于权力的个人化性质和继承权的不稳定性,凭其自身很难长期维持政治上的统一,但中原的统一却恰恰会促成一个长期统一的游牧帝国,第一个草原帝国匈奴,正是在秦建立统一帝国后才浮现,其寿命也恰好与秦汉的强盛期相一致,类似的情景在突厥与唐帝国的关系中重现。 游牧民族对待定居农耕民族的方式有两种:劫掠,和基于劫掠威胁的勒索;当双方都处于分裂状态时,机会主义的劫掠占上风,而当中原统一时,便有了一个理想的勒索对象,因为统一中原帝国的巨大财政能力让它能够支付大额“免劫掠赎金”,这种勒索通常被包裹上和亲或朝觐的外衣,并逐渐发展为定期奉供制度。 一个游牧部落要说服中原帝国向其奉供而换取边地免遭劫掠,它自身必须在草原上有足够权威而能够效果明显的压制其他部落的劫掠行为,而一旦它获得定期奉供,这一奉供关系又将转而大大强化它在草原上的地位,最终帮助它将草原统一为一个游牧帝国。 这是因为它从奉供中获得的奢侈品以及奉供关系所附带的贸易垄断权,在草原上都有着极高的价值,特别是相对于规模极小的人口而言,这让它有能力通过分配奉供而诱使其他部落加入其联盟并克制劫掠,或者收买支持者去征服不合作部落,最终将整个草原纳入奉供体系,并且将最初只是偶然而短暂的优势部落转变为一个能够长期存在的草原帝国。 由于这种双边关系带来的巨大利益,游牧帝国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热衷于击败中原帝国,对统治农耕地区更没有兴趣,相反,对这一关系领悟最好的游牧帝国,比如回鹘,还会尽力帮助中原帝国镇压反叛和抵御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中原陷入混乱,自己就找不到一个方便的对象其进行大额勒索了。 真正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征服中原的,是来自满洲的通古斯部落:从鲜卑、契丹到女真;由于满洲的生态多样性,那里长期存在着从渔猎、游牧到农耕的各种社会形态,从那里崛起的国家,尽管其文明和制度不如中原国家成熟,却有着在不同形态社会之间处理外交关系和实施治理的知识和组织优势,因而当征服机会出现时,他们往往已有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辽东的汉人农耕区,让他们可以在入关攻取中原腹地之前,就有充分机会试验他们的二元治理模式。 对于巴氏的三角关系理论,成吉思汗所创建的蒙古帝国是个显著的例外,而且这一例外还导致了另一个例外:明王朝是汉代以来唯一拒绝奉供制度的中原帝国,一度还禁绝边贸,而这一选择正是对蒙古征服所造成的痛苦记忆的反应。 为此明朝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必须在北方边境维持一支大军,而为了不让这支军队脱离皇权控制,只好把首都迁往北京,为此不仅承担了巨大的漕运代价,也承受了权力中心与文化经济中心长期分离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不过,这些代价并非没有收获,在丧失了奉供的支持之后,蒙古草原再也没有从分裂状态中重新统一起来。  
读史笔记#11: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辉格
2013年12月28日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其中观点却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但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出版于1983年的《格调》(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却恰恰是这样;他对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焦虑的刻薄描绘,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相当过时,而他所推崇的“另类”生活态度,则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的扩大和“蜜罐一代”的成年,也早已算不上另类。

倒是在中国,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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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辉格 2013年12月28日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其中观点却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但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出版于1983年的《格调》(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却恰恰是这样;他对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焦虑的刻薄描绘,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相当过时,而他所推崇的“另类”生活态度,则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的扩大和“蜜罐一代”的成年,也早已算不上另类。 倒是在中国,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中产焦虑,城市白领勒紧裤带只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借以彰显身份的消费品牌和时尚元素的追逐近乎狂热,父母乃至祖父母为帮助子女实现中产梦不惜倾囊而出,大学毕业生宁可挤在大城市地下室忍受失业和低薪也不愿接受一份工资高得多的蓝领工作。 中产阶级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就过得很累,比如在谈论一件商品或作品时,特别重视那些符号性的元素:它是属于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的?够不够纯正和正宗?真的是纯手工制作吗?而不是它们带给自己的直接感受:味道真好,听着真舒服。 因为和直接感受相比,符号更适合用来标示身份;很多人即便在试图显示自己的品味、个性和思想深度时,也要借助某个符号化的名人,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没什么品味、个性和思想,这一点,看看每本畅销书上都有的腰封就知道了。 不过,尽管中产阶级被福塞尔贬得一无是处,我倒想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首先,福塞尔的描述显然带着严重的偏见,毒舌并不只是他的风格,因为他几乎从不把这条毒舌指向他所划分的最上面那两个等级,而他推崇的另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需要很有钱的贵族”。 总体上看,中产阶级确实很焦虑,活得很累,而且这确实是因为他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但这未必是坏事,只要没有达到病态的程度,这种焦虑也是文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些人有着明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可以不依赖外部激励而持续追求自己的目标,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人,努力工作需要一种价值氛围和外部激励。 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勤奋工作,努力维持一个体面生活,才辛苦攒钱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以便未来出人头地或至少也过得体面;也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处处谨慎,精打细算,不去赌博酗酒染上毒瘾,及时归还贷款,不让自己面临失业和破产的危险,以免失去好不容易维持着的地位;也正是对体面的需求,才让他们在当今福利社会中保持着对接受施舍和领取福利的羞耻感。 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更尊重社会规范,重视个人声誉,小心处理人际关系,谨守习俗和法律,因为道德规范正是在人们相互注视、评价和对交往对象的选择之中形成并得以维持的,所以福塞尔也承认,中产阶级最守规矩也最重视道德——尽管他不认为那是个优点。 焦虑所带来的压力,就像推动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和选择压力,也推动着文明进步,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是维多利亚时代,从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那时候的身份焦虑同样普遍而强烈,但正是这种焦虑,塑造了极富进取心的维多利亚企业家,积极向上的维多利亚个人主义,严谨的维多利亚道德观,还有理性、克制、富有荣誉感的维多利亚绅士,与之相应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繁荣与进步年代。 当然,焦虑不一定带来繁荣,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将其引到不同的方向上,对身份与地位的渴求可能激励人们积极创业、努力工作,也可能促使他们去考公务员、攀附权贵、谋求加官进爵,更多的人会选择哪个努力方向,还要看制度环境所提供的、让人们可以借以向上爬升的社会阶梯中,哪条更宽阔、更易于接近、更有前途。
读史笔记#10:落脚之后

落脚之后
辉格
2013年11月11日

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后半段,在经历了前半段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扩张之后,后半段将更多的表现为结构性变化:农业在失去了大多数劳动力并放弃大量低价值土地之后,将如何向新模式转移?城市将如何对其全新的人口结构作出反应?城市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为自己建立何种生活方式和社区文化?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数十年的社会面貌,而其结果又将高度依赖于制度所能提供的机会;然而,有关城市化的诸多争论,多半是站在城市规划者的立场上,描绘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很少有人关心和了解推动着这一进程的移民对城市的需求和他们从城市中得到的机会。

在《美国种族简史》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为我们讲述了贫民窟如何成为新移民进入现代城市主流社会的跳板,贫民窟的同乡和家族聚居模式,为尚未适应城市社会的新移民提供了关系、信息和信用资源,以及物质、精神和文化上的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就业和经营机会、积累财富和经验、适应城市文化,最终争得晋升中产阶级的能力。

而在《另一条道路》中,另一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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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之后 辉格 2013年11月11日 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后半段,在经历了前半段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扩张之后,后半段将更多的表现为结构性变化:农业在失去了大多数劳动力并放弃大量低价值土地之后,将如何向新模式转移?城市将如何对其全新的人口结构作出反应?城市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为自己建立何种生活方式和社区文化?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数十年的社会面貌,而其结果又将高度依赖于制度所能提供的机会;然而,有关城市化的诸多争论,多半是站在城市规划者的立场上,描绘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很少有人关心和了解推动着这一进程的移民对城市的需求和他们从城市中得到的机会。 在《美国种族简史》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为我们讲述了贫民窟如何成为新移民进入现代城市主流社会的跳板,贫民窟的同乡和家族聚居模式,为尚未适应城市社会的新移民提供了关系、信息和信用资源,以及物质、精神和文化上的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就业和经营机会、积累财富和经验、适应城市文化,最终争得晋升中产阶级的能力。 而在《另一条道路》中,另一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则进一步指出,贫民窟要发挥如此作用,需要满足一些制度条件:移民必须有机会对他们事实上占据的土地和房屋取得合法、正式、明确且可转让的财产权,必须有机会方便的进入就业市场、从事交易和经营生意,这意味着全面解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土地产权和流通的限制和对小生意的种种管制。 索维尔和德·索托的书都出版于1980年代,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全球经济繁荣中,许多新兴国家都经历了一轮势头迅猛的城市化浪潮,这提供了一个检验他们观点的很好机会;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2010年出版的《落脚城市》便是这样一次实证考察,该书基于一项为期三年的对全球二十多个贫民窟的实地调查,其结果完全可以用作前面两本书的注脚。 当然,桑德斯的工作不只是个注脚,他为我们理解移民社区(即桑德斯所称的落脚城市)如何发挥跳板作用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比如居住密度的重要性,许多政府规划的改造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规划者将移民社区设计得过于宽敞和稀疏,过于强调私密性,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同乡和家族聚居格局。 穷人的一个特征是活动半径小,尽管他们可能走很远的路去上班,但因为缺乏闲暇和交通工具,其消费和社交范围都比中产阶级小得多,因而落脚城市的一大功能——维持原有的社交网络和关系资源——只有在高度密集的居住环境下才能起作用,而在优雅宁静的低密度小区,在邻居很少见面的带电梯高层公寓楼里,都是难以维系的。 另一个常被规划者忽视的因素是商铺比例,这往往是出于一种陈见,认为移民进城就是来打工的,而对他们经营生意的潜力不屑一顾,甚至将这些小生意视为混乱和肮脏的来源而加以压制,殊不知,落脚城市的企业规模虽小,却构成了其经济规模的很大部分,也是这些社区得以良好运转、移民获得生活便利的主要依靠。 实际上,落脚城市的经营机会非常丰富,因为移民的消费半径小,居住密集,而且保留了大量原有的消费习惯,还有许多该阶层所特有的消费需求,因而他们的多数消费只能在社区内得到满足,而这些消费要得以实现,密集居住和高比例的商铺空间是必要前提,因为对于活动半径很小的穷人,只有高度密集才能形成有效的消费规模,才能促成分工。 更重要的是,经营小生意也是移民提升社会地位、晋升中产阶级的主要渠道,假如这一渠道被切断,落脚城市这部社会流动性引擎就丧失了其主要功能,假如移民没有机会通过小本经营来提升其社会地位,就会从其它方向寻求出路,而那通常是政治出路,然而和市场出路相比,政治博弈未必是双赢的,常常是零和的甚至双输的。 从桑德斯所列举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当移民有机会自发建设自己的落脚社区时,他们总是能形成符合自身需要的密度和结构;这些自发性社区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足,因为往往当基础设施问题浮现时,居住密度已经太高而难以改动了,这也常给政府提供了“脏乱差”的借口实施干预和改造,然而除了极少数案例,这种改造的结果总是破坏性的,即便其初衷是友善的;而另一方面,假如移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机会,事实上总是会想出办法通过小修小补的渐进方式来改善基础设施。  
[微言]贱民红利

【2011-10-13】

@whigzhou:在印度,某些行业为高级种姓所禁忌,只有低级种姓或贱民才会从事,在现代化过程中,当一些这样的行业需求大增、繁荣起来时,可以想象,从事其中的贱民将意外的获得较没有行业禁忌时高出不少的报酬,这高出的部分不妨称之为“贱民红利”。

@whigzhou:当今中国劳动力供给急剧萎缩的情况下,似乎存在类似的现象:劳动供给萎缩对不同劳动市场的价格影响是不对称的,那些在新的城市文化价值体系中被视为卑下的工作,劳动价格上升将更为迅猛,比如,目前矿工/建筑工/快递工的工资水平,大概已远远超过所谓白领中的低端水平。

@whigzhou:考虑到造成这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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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3】 @whigzhou:在印度,某些行业为高级种姓所禁忌,只有低级种姓或贱民才会从事,在现代化过程中,当一些这样的行业需求大增、繁荣起来时,可以想象,从事其中的贱民将意外的获得较没有行业禁忌时高出不少的报酬,这高出的部分不妨称之为“贱民红利”。 @whigzhou:当今中国劳动力供给急剧萎缩的情况下,似乎存在类似的现象:劳动供给萎缩对不同劳动市场的价格影响是不对称的,那些在新的城市文化价值体系中被视为卑下的工作,劳动价格上升将更为迅猛,比如,目前矿工/建筑工/快递工的工资水平,大概已远远超过所谓白领中的低端水平。 @whigzhou:考虑到造成这一不对称的文化体系不会在短期内逆转,贱民红利在未来十年恐怕还会继续扩大 @whigzhou:而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高额红利的持续存在,最终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2013-07-30】 @whigzhou: “总计工作147天,涂建赚了4万元钱,瘦了24斤。算下来,这个木工的日均收入约272元。” http://t.cn/zQMFKJ4 @局外人c的空间:就我的观察,建筑工地从事基本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的工人,几乎没有三十岁以下的,而且,大龄女工增长幅度很大。 @whigzhou: “大龄女工增长幅度很大”——嗯,我也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注意这事的 @局外人c的空间:种姓制度本源于行业保护,主要是手工业行业。现在中国体力劳动价格上涨,是价格回归或者初步富裕社会一定出现的现象。实际上,若论增长幅度,低技能的所谓“平工”增长最大,就是说,辛苦程度越高、越危险,则工资越高 @whigzhou: 嗯,这与机器渗透的特征也有关系,机器替代最多的是中等技能者 @whigzhou: 这是因为,机器最难替代的,反而是那些“是人都会做”的事情,基础认知能力是个大难关,这个了解AI历史的人都知道 @局外人c的空间: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现在的建筑规模的一半,未来就会出现建筑业机械化自动化的发明高峰,将来可能人人戴一个谷歌眼镜来干活,无需图纸。原来很多普工从事的工作,现在很多接近消失,比如人工挖土,捡拾废旧材料等等 @whigzhou: 我觉得更可能消失的是技工而不是普通壮工 @whigzhou: 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将是,技能和知识的分布从施工和制造环节向装备、设计和组织环节转移  
读史笔记#9:作为一项历史事实的进化

作为一项历史事实的进化——评道金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
辉格
2013年5月5日

作为现代进化理论和新达尔文主义最著名的通俗阐释者和辩护者,道金斯多年来致力于向公众解释进化论;和他过去出版的多部通俗作品一样,这仍是一本为进化论辩护的书,不同的是,之前的作品更像是在为对进化理论有兴趣的人答疑解惑,而这本则更富战斗性,它旨在为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在面对种种质疑(尤其是来自特创论者的)时,提供回击所需的弹药。

另一个区别是,此前的作品,如1986年的《盲眼钟表匠》和1996年的《攀登不可能之山》(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多侧重于说明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进化机制,如何可能创造出那些被怀疑者认为它不可能导致的复杂精妙结构(比如眼睛),而本书则旨在通过展示各方面证据说服人们相信,作为一项事实的生物进化史,确曾在地球上发生过。

在第一章,道金斯首先指出,进化论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项事实;确实,对进化论所涉及的理论模型和历史事实作出明确区分是重要的,因为历来有许多质疑者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套套逻辑,甚至像卡尔·波普和伊姆雷·拉卡托斯这样的著名科学哲学家,也曾在多个场合宣称进化论是不可检验、无法证伪的,因而不是科学理论。

现代进化论的另一位著名捍卫者、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曾在《达尔文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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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历史事实的进化——评道金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 辉格 2013年5月5日 作为现代进化理论和新达尔文主义最著名的通俗阐释者和辩护者,道金斯多年来致力于向公众解释进化论;和他过去出版的多部通俗作品一样,这仍是一本为进化论辩护的书,不同的是,之前的作品更像是在为对进化理论有兴趣的人答疑解惑,而这本则更富战斗性,它旨在为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在面对种种质疑(尤其是来自特创论者的)时,提供回击所需的弹药。 另一个区别是,此前的作品,如1986年的《盲眼钟表匠》和1996年的《攀登不可能之山》([[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多侧重于说明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进化机制,如何可能创造出那些被怀疑者认为它不可能导致的复杂精妙结构(比如眼睛),而本书则旨在通过展示各方面证据说服人们相信,作为一项事实的生物进化史,确曾在地球上发生过。 在第一章,道金斯首先指出,进化论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项事实;确实,对进化论所涉及的理论模型和历史事实作出明确区分是重要的,因为历来有许多质疑者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套套逻辑,甚至像卡尔·波普和伊姆雷·拉卡托斯这样的著名科学哲学家,也曾在多个场合宣称进化论是不可检验、无法证伪的,因而不是科学理论。 现代进化论的另一位著名捍卫者、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曾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里指出,进化论的核心思想可以抽象为一种从一组信息获得另一组信息的算法,它可以是介质无关的,也不蕴含任何事实,因而按波普的标准,确实算不上科学理论。 然而,进化学说不只包含了这一算法,更将该算法运用于地球上的生物,从而与经验世界联系了起来;这一联系让进化学说转变成了这样的论断:地球现生生物是在其数十亿年地质史上,经由进化机制,从一个共同祖先演变而来。显然,该论断包含了很强的事实判断,完全可以接受检验。 此后各章,作者从不同方面列举了支持进化学说、或该学说所蕴含而实际上也被观察到了的经验事实;重要的是,离开进化论,这些事实将变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和难以置信;在道金斯看来,对于任何正视这些事实并在智力上保持诚实的人,接受进化论将成为无法抗拒的选择。这些事实有(以下编号对应章序): 2)家养动植物的驯化历史演示了与自然选择原理相同的人工选择机制,而后者的效果在几十数百年中即可有显著表现,因而可以从个体经验中得到认知,这就让自然选择机制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对那些有着“进化论听起来不错,可我想象不出在现实中进化会如何发生”之类疑问的人,驯化是个很好的演示; 3)传粉昆虫与被传粉植物之间、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雌性对雄性,存在着类似的选择机制,这几对关系中的双方,可以视为是在相互驯化;离开这些选择机制,这些物种的许多特性将难以理解; 4)多项独立的年代测定技术——年轮、放射性时钟,还有第十章介绍的分子钟等——将进化史在时间序列上与地质史关联了起来,从而让进化理论对物种分化史各关键节点和各种生物形态出现先后的推断,可以得到生物考古的检验,而迄今为止的化石和年代证据都与上述推断相容,“没有出现哪怕一件”与进化理论相悖的化石; 5)某些进化过程甚至可以在短短数十年内产生可观察到的显著效果,从而可以在个人生活经验中得到识别,比如随环境污染程度而变化的蛾子颜色,新近入侵某孤岛的蜥蜴的性状变化,大肠杆菌在实验室繁育条件下产生了对柠檬酸盐的利用能力,等等; 6)自达尔文以来,无论在现生生物还是在化石中,都已发现了大量前所未知的“中间形态”,而日益深入的解剖学和胚胎学研究也揭示了更多的中间形态,连接各种结构与特性各发展阶段的进化链条,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了更完整的描绘,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充实;当然,因为化石记录的非完备性,每个中间形态的发现总是增加而非减少了有待发现的中间形态,但所谓“缺环”并不是进化论的负面证据; 7)过去一个世纪,人类进化链条各环节的化石证据也被不断发现,如今该链条已变得相当充实; 8)胚胎发育过程展示了,在恰当配方的指导下,从单个细胞到高度复杂精密的多细胞生命体的演变过程,可以在常规条件下、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问题只是如何寻找适当配方,而进化机制正是一种用来寻找配方的大规模并行搜索算法; 9)动物的地理分布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形成特征鲜明的动物区系([[fauna]])——比如马达加斯加的狐猴类,澳洲的有袋类,美洲的新大陆猴和贫齿目,非洲大湖的慈鲷科鱼类——,区系之间存在着占据相似生态位、功能和形态上趋同、但解剖结构上却迥异的“等位物种”,而区系内动物则表现出更多解剖结构上的相似性,这一现象离开进化论便无从解释,若放进“创世纪原教旨主义者”所信奉的“诺亚理论”中,更将显得荒诞无比; 10)比较解剖学发现,不同物种在功能和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器官,常常是同胚的([[homeomorphic]]),即,一个原型器官常被改造而用于执行不同功能,假如生物是由理性设计的,那么这位设计师似乎总是过于迂腐的坚守同胚性,而拒绝脱离同胚关系而在物种间移用现成的设计元素,即便这么做让设计工作变得困难且高度迂回,结果也往往很糟糕; 11)从工程设计角度看,假如生物果真是设计的,那么众多事实表明,这位设计师常表现的非常拙劣甚至不可理喻,人类身上便有不少例子:眼睛的盲点,绕道而行的喉返神经和输精管,无用而容易发炎的阑尾;另外像穴居动物完全丧失功能的眼睛,离开进化解释则更显得荒诞无稽; 12)假如生物果真是设计的,那么设计师好像十分阴暗变态,他为相互争斗的双方——捕食与被捕食者、寄生与被寄生者、性追求与被追求者,甚至亲子冲突中的孕妇与胎儿——装备了高超精妙、残忍凶狠、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猎杀、欺骗和剥削手段,似乎他决意要让生活充斥着痛苦、残忍、阴谋和罪恶,既如此,他何以仍被视为“仁慈的造物主”? 这份清单本身是极具说服力的,然而这种说服力要在具体的听众头脑里产生作用,仍需要后者打开自己的理性窗户,将自己的鸵鸟头从厚厚的成见沙土中抬起来,正视无处不在的证据;可是依我看,对于那些迄今不愿放弃特创论、而宁愿相信宇宙历史不超过一万年的人来说,这样的要求太高了,他们要么原本就不具备冷静听取和辨别对立证据的理性能力,要么早已丧失了运用理性的意志和勇气。 离开由信仰、成见和习惯所营造的安乐窝,凭借个人理性直面世界和生活,是需要些勇气的,难以奢望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拥有它;而对于一位科学作者,将假想对话者设定为那些不能或拒绝运用理性的人,或许只会降低自己的叙述水准,这也是我对本书的不满所在,在道金斯的诸多作品中,这是主题最分散、叙述最不集中连贯的一本,当然,假如你有兴趣与特创论者舌战一番,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齐全而方便的弹药库。  
读史笔记#8:人类还在进化吗?

人类还在进化吗?
辉格
2013年2月19日

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样子造了我们”之类,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的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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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还在进化吗? 辉格 2013年2月19日 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样子造了我们”之类,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的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和最新的遗传学证据指出,过去五万年的经历在塑造人性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 作者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完全符合预期;首先,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遍布各大洲,从东非草原单一生态位分散到了迥然不同的各种生态位,形成了一种类似辐射进化的局面,各地域种群没理由不对其面临的全新环境作出进化适应,而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五万年并不算短,正如狗的驯化史也只有几万年,但品系间以及它们与狼之间的差异却已如此之大。 其次,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计模式与社会结构,而生物的特性总是与其所采用的生计模式相匹配的,这意味着向农业转变带来了巨大进化压力,人类改造和控制环境、组织社会的努力,实际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生态位,进而推动自身向新的方向进化,这是一个自我驯化的过程。 最后,人类散布全球、继而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人口扩张了四个数量级,而种群规模扩大会提高进化速度,因为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变异数量增加了;这样,进化的供需两侧——变异来源和选择压力——都大大提高了,作者据此结论:进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加速了,定居农业之后的进化史堪称大爆炸。 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比如印欧人与东非人各自进化出了成人乳糖耐受性以适应畜牧生活,欧洲人和东亚人各自发展出浅肤色以应对高纬度地区的缺钙问题,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丛林的族群分别发展了应对疟疾的不同血细胞变异,拥有长期农耕史的族群,骨骼变得更薄更轻,更偏好糖类,更能抵御酒精伤害,性情也更为温顺、刻苦和有耐心。 与狩猎采集族群相比,农耕者在免疫系统、代谢机制、运动机能,甚至心智特征上,都已发生许多适应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反过来也能让我们更好的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发生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以及这段经历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族群之间的差异。 当然,作为一部旨在彻底扭转固有陈见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诸多创见还远不是学界共识,无论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还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无疑都将遭受众多质疑和考验,但仅就其在理论上的廓清,对已确立事实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阐释介绍,已足以令其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要著,帮助世人以全新的眼界和起点思考“我们从何而来”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问题。 【相关书目】 《[[The 10,000 Year Explosion]]》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487184/ 副标题: 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 作者: Gregory Cochran / Henry Harpending 出版社: Basic Books 出版年: 2010-10-19 页数: 304 定价: GBP 10.99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0465020423
读史笔记#7:贫民窟与城中村

贫民窟与城中村
辉格
2013年1月15日

提起贫民窟(slum),许多人会心生反感,国内官媒更惯用“脏乱差”一词描绘它,同情者为其居民的糟糕处境得不到救助而鸣不平,而城市当局则更多的为其人员混杂、卫生恶劣和犯罪率高企而头疼,甚而斥之为城市毒瘤,每欲除之而后快;无论哪种立场,都认为那是异常的、不幸的、需要改变的状况。

然而,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贫穷、拥挤、肮脏,只是贫民窟的表面特征,并未告诉我们它为何会存在,实际上,如索维尔所观察到的,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贫民窟,都是新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跳板,在他们适应新来到的社会的缓冲期中,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也能够从中得到文化支持避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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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与城中村 辉格 2013年1月15日 提起贫民窟([[slum]]),许多人会心生反感,国内官媒更惯用“脏乱差”一词描绘它,同情者为其居民的糟糕处境得不到救助而鸣不平,而城市当局则更多的为其人员混杂、卫生恶劣和犯罪率高企而头疼,甚而斥之为城市毒瘤,每欲除之而后快;无论哪种立场,都认为那是异常的、不幸的、需要改变的状况。 然而,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贫穷、拥挤、肮脏,只是贫民窟的表面特征,并未告诉我们它为何会存在,实际上,如索维尔所观察到的,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贫民窟,都是新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跳板,在他们适应新来到的社会的缓冲期中,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也能够从中得到文化支持避难所。 支持这一判断的有力证据是,这些贫民窟的人口组成始终在有规律的变化更替,比如曼哈顿东南的“五角地”([[Five Points, Manhattan|Five Points]]),19世纪中期因爱尔兰移民大批涌入而成为贫民窟,后来爱尔兰人在立稳脚跟、处境改善之后,陆续迁出,从房客变成房东,新来的东欧犹太人成了房客,这种模式反复持续,接着是意大利人接替犹太人,然后是来自南方的黑人,再后来是加勒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既已适应现代都市生活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来自农村的新移民太需要这样一块跳板了,生活的所有方面,从语言、生活习惯、待人处事的方式,到价值观、遵循的伦理规范、评价个人品质和能力的标准,传统乡村社会都与都市截然不同,新来者若得不到熟人的支持和帮助,既难找到工作,也难与当地人融洽相处。 所以如我们所见,移民在新到达的城市都喜欢投亲靠友、聚族而居,无论在租房子、找工作还是处理人际纠纷时,都依靠先来者的支持,这样,他们实际上把原先所习惯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部分的搬到了城市,在这块传统社会的飞地上,他们能使用熟悉的语言,买到熟悉的商品,借到钱,结识朋友,找到配偶,还有属于自己的教会。 更重要的是能找到工作,由于最初很难适应城市职业的技能、作息和管理要求,也缺乏信息,更难以获得雇主与客户的信任,因而贫民窟常有老移民为他们充当包工头和中介人,或代替雇主管理这些工人,或把活儿揽过来分给他们,或开办兜揽外包业务的小作坊,这些包工头和作坊主常被不明就里的扒粪记者丑化为血汗压榨者,殊不知,他们是引导提携新移民进入都市社会的向导。 在许多方面,国内大城市的城中村都与索维尔介绍的美国贫民窟很像,尽管进城者不是海外移民,但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文化差异之大,城乡隔阂之深,城市移民所面临的融入障碍并不亚于美国移民,初来乍到之际,他们同样依靠老乡亲友同学而获得落脚点,结伴而居以相互支持。 不过,还有一种城中村有所不同,比如温州人在北京南郊建立的浙江村,是由家族和同乡纽带结成的商人群体聚居地,以家族等传统社会关系为纽带来建立人脉、筹集资本、扩展商业网络,也是温州商人的传统特色,这很像过去的犹太商人集团,与贫民窟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借助传统社会关系资源来克服进入现代市场时所面临的障碍。 现代市场是高度流动性的,因而无论做生意还是找工作,所凭借的资源都需要满足非人格化的要求,而不能依赖于特定的人际关系,比如大学毕业证、注册会计师、医生开业执照、房产证明、银行信用记录、业内知名度、品牌信誉,拿到哪里都会被认可,但这些资源往往是新进城者所缺少的。 相反在传统社会,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往往只在特定关系中才被认可,比如家族声誉、师徒关系、邻里口碑、江湖义气等等,这些资源在流动性社会中不受认可,这就恶化了新来者的处境;解决办法,是将他们在其中建立这些资源的那个传统社会扩展延伸到城市而建立飞地,直到在那里站稳脚跟,才逐渐摆脱对这些传统资源的依赖。 通常这个过程会持续两代人,而良好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将是推动和加速融入的重要因素,但这一过程也可能被制度障碍所打断,假如适合于流动性社会的市场制度始终不能建立或千疮百孔,或者城市总是为新移民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或者政府用福利主义政策将暂时处于困境的移民包养起来,从而令其困境长期化,那么,贫民窟倒真可能从跳板和桥梁,变成一个丧失活力和没有希望的死水坑。 五角地的黑人社区似乎已经历过这样的悲剧,黑人在贫民窟滞留的时间远远长于之前的爱尔兰、犹太和意大利移民,而这一情形恰与罗斯福新政、民权法案和战后美国福利制度的大幅扩张同步,但愿这样的故事不会在国内重演。  
读史笔记#6:速度改变世界

速度改变世界
辉格
2012年11月26日

在他193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厂商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指出,人们之所以建立拥有许多雇员和复杂部门结构的企业,而不是像传统商人那样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易来连接生产过程的各环节,是因为交易是有成本的,而将这些环节纳入由计划控制的指令体系,可避免相关交易费用,假如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其所避免的交易费用,建立企业便是有利的,换句话说,企业是对市场无形之手进行局部替代的有形之手。

40年后,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的产业史名著《看得见的手》( 标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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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改变世界 辉格 2012年11月26日 在他193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厂商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指出,人们之所以建立拥有许多雇员和复杂部门结构的企业,而不是像传统商人那样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易来连接生产过程的各环节,是因为交易是有成本的,而将这些环节纳入由计划控制的指令体系,可避免相关交易费用,假如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其所避免的交易费用,建立企业便是有利的,换句话说,企业是对市场无形之手进行局部替代的有形之手。 40年后,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的产业史名著《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为科斯的上述洞见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注脚,该书考察了1840年代到大萧条之前,现代企业在美国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经历,在这段活生生的历史中,科斯的洞见被赋予了具体的内容:交易费用如何组成,新技术带来什么改变,这些改变如何影响企业组织,新型组织进而如何解决面临的新问题,等等。 在钱德勒的故事中,核心参数是速度,物品流通和信息传输的速度,而关键变化来自铁路和电报,由其引发的产业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过程:首先,铁路扩大了单一厂商的销售范围,并降低了将多种原料和各道工序汇集到单一工厂的成本,从而让规模化多工序集中生产变得有利,接着,规模化集中生产推动了机械化和能源密集利用,同时,这些规模化工厂也雇佣了更多全日制工人。 当企业已经在厂房和设备上做了大额投入,并雇佣了大量全日制工人之后,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要素的产能,并能够为已经放弃了其他收入来源的工人定期支薪,必须确保其生产的连续性和充足负荷,为此需要稳定的材料供应和销售速度,但他们很快发现,原有的供应和销售渠道随机波动过大,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于是被迫从头建立自己的采购、分销和物流体系,这往往需要通过组织扩张和资产收购来完成,包括收购铁矿、煤矿、农场、林场、专用火车车皮,等等。 在通过上下游合并进行组织扩张时,离不开高效的长距离通信手段,此时电报发挥了关键作用,幸运的是,电报恰好与铁路同步发展,因为早期电报线路都沿铁路铺设,而复杂铁路网的调度也需要电报;而且,第一批拥有跨地区多部门层次结构的工业企业的组织创新,也得益于铁路和电报公司的经验,因为后者的业务性质要求他们一开始就必须建立这样的组织结构。 可是,这些专有的供应和销售系统一旦建立起来,往往会发现,仅仅用来服务于原有业务是浪费的,于是企业又为它寻找相关业务来充分利用其潜力,比如当农机公司建立起面向农场主的农机销售与服务网络之后,顺便销售农用物资就是合理的延伸,类似的,加工销售冷冻猪肉的企业,也发现自己用猪板油制造肥皂是合算的。 这样一来便启动了一个业务和组织轮番扩张的循环:为在原有业务上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需要补充新业务和新部门,而后者的经济规模可能大于前者配套所需,因而又需要为后者寻找新业务来实现其规模经济,如此反复,直到组织变得过于庞大和复杂,组织的协调控制成本超出了其节省的交易费用,扩张才停下来。 这幅图景,或许可以为我们观察当前正因信息和物流技术的又一次革命而经历动荡重组的产业提供一些启示,铁路曾让规模化集中生产成为可能,但更好的物流系统,特别是基于条码的高效分拣系统,则让分散化生产和直销成为可能,电报曾让跨地区多部门企业成为可能,而即时通讯、网络视频和供应链信息化整合,则让众多小企业可以极低交易费用组成产业链。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沃尔玛供应商可以在自己的终端上实时查看其商品在超市货架上和仓库里还剩几件,并自行决定下一批供货的时间和数量;信息革命极大拉近了交流的距离,从而降低了将漫长供应链和信息链集中在单一企业的必要性,这在某些领域或许会带来小企业的复兴,但这并非变化的全部,更多的可能性尚待人们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