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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2:吃还是不吃

食物与人类#2: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8年6月18日

常有人感叹人类食谱之广泛,简直能把什么东西都弄上餐桌,从某些角度看,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有几件容易混淆的事情,首先,人类食谱之广泛,主要归功于人类文化的巨大多样性,群体间的饮食习俗差异,以及个体间的口味嗜好差异,假如分解到单个群体或个人,其广度就远不如一本《食材大全》所显示的那么值得惊叹了。

其次,假如我们随便挑几个食俗不像因纽特人那么极端的群体,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这是经济学家度量供方离散度的标准方法——来测量食物来源离散度,那么人类得分确实不低,毕竟我们是杂食动物,可是,假如我们把衡量标准换成『有能力消化因而有可能吃多少种食物并从中获取营养』的话,那么得分最高的脊椎动物远不是人类,而是——你或许会吃惊——食草动物(注: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谈论的动物仅限于脊椎动物)。

食草动物也吃肉

因为凡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吃的东西,食草动物几乎也都能吃,鹿经常被观察到在啃动物尸体,甚至同类的内脏,牛在吃草叶时也常有开点小荤的机会:草丛里的蜗牛,树上掉下来的雏鸟或鸟蛋,死老鼠……河马上岸吃草时甚至偶尔会主动猎杀动物,畜牧业者也早就懂得往牛羊饲料里添加屠宰下脚料。

反过来却不行,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和对付植物毒素的能力太强大了,以至很多被它们当作主食的植物其他动物都吃不了,而食草动物很少吃其主食之外的东西,特别是肉食,并不是因为消化吸收上存在任何障碍,而是一种策略选择:基于它们在生理和技能上的相对优势,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寻找、争夺和获取肉食上,几乎总是不划算的。

比如一头鹿,在一天中可用于觅食的那几个小时里,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专心吃树叶(并时刻警惕着随时出没的老虎),要么漫游林中寻找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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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2: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8年6月18日 常有人感叹人类食谱之广泛,简直能把什么东西都弄上餐桌,从某些角度看,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有几件容易混淆的事情,首先,人类食谱之广泛,主要归功于人类文化的巨大多样性,群体间的饮食习俗差异,以及个体间的口味嗜好差异,假如分解到单个群体或个人,其广度就远不如一本《食材大全》所显示的那么值得惊叹了。 其次,假如我们随便挑几个食俗不像因纽特人那么极端的群体,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这是经济学家度量供方离散度的标准方法——来测量食物来源离散度,那么人类得分确实不低,毕竟我们是杂食动物,可是,假如我们把衡量标准换成『有能力消化因而有可能吃多少种食物并从中获取营养』的话,那么得分最高的脊椎动物远不是人类,而是——你或许会吃惊——食草动物(注: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谈论的动物仅限于脊椎动物)。 食草动物也吃肉 因为凡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吃的东西,食草动物几乎也都能吃,鹿经常被观察到在啃动物尸体,甚至同类的内脏,牛在吃草叶时也常有开点小荤的机会:草丛里的蜗牛,树上掉下来的雏鸟或鸟蛋,死老鼠……河马上岸吃草时甚至偶尔会主动猎杀动物,畜牧业者也早就懂得往牛羊饲料里添加屠宰下脚料。 反过来却不行,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和对付植物毒素的能力太强大了,以至很多被它们当作主食的植物其他动物都吃不了,而食草动物很少吃其主食之外的东西,特别是肉食,并不是因为消化吸收上存在任何障碍,而是一种策略选择:基于它们在生理和技能上的相对优势,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寻找、争夺和获取肉食上,几乎总是不划算的。 比如一头鹿,在一天中可用于觅食的那几个小时里,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专心吃树叶(并时刻警惕着随时出没的老虎),要么漫游林中寻找尚未过度腐烂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能量密度高,消化成本低,一只野兔或许顶得上啃两天树叶的净收益,可同时,大张旗鼓的搜索尸体,扩大了活动范围,提高了自己的活跃度和曝光率,因而更可能被老虎吃掉,也增加了与食腐动物(比如狼)发生冲突的机会。 更要命的是,搜索尸体的结果远不如啃树叶那么确定,很可能连续几天一无所获,况且鹿又不像食腐动物那样具备远距离发现尸体所需要的灵敏嗅觉,也不像老虎那样能够大块吞肉,一次吃下一周所需,相比之下,树叶虽能量密度低,消化成本高,但收益十分确定,因其难消化,竞争者也少,而且竞争者都是无威胁的食草动物。 只有当尸体是沿途偶遇的,并且附近没有危险的竞争者,因而无须承担上述种种风险时,鹿才会去吃,这就好比偷窃,食肉动物是职业小偷,将生计建立在偷窃之上,并为此而发展了高度特化于偷窃的生理机制、行为模式和后天技能,食草动物没有这些优势,但若是有顺手牵羊的便宜机会出现,它们也不会漠然放过。 草饲与谷饲 所以,尽管食草动物拥有强大的纤维素消化和毒素处理能力,但只要在成本与风险无差异的条件下给它们选择,它们还是会偏爱高能量密度、低消化成本和低毒性的食物,野生条件下,成本风险无差异这个条件只是偶尔会满足,而在人工饲养时,由于这些成本和风险转移给了饲养者,而后者拥有的技术又将它们降至极低水平,因而可以轻松满足。 于是我们有了谷饲牛,与草饲相比,谷饲牛长肉快,产肉多,脂肪含量高,容易出雪花,同等产肉量所需土地面积仅为草饲的1/3,这些优点对于谷物充裕而草场相对稀缺(相对于加拿大、澳洲和阿根廷)的美国尤为显著,西欧谷物和草场都稀缺,所以更倾向于往饲料里添加屠宰下脚料,这也是为何疯牛病首先在西欧爆发的缘故。 有些情况下,谷饲不仅有好处,而且不可或缺,比如军马;若是只吃草,马一天至少要花八小时咀嚼草料(这是人工饲喂干草的情况,若自己在草场吃,需十几个小时),每公斤嚼3500-4500下,约需40分钟,而且吃完后三四小时内消化负担极重,其长达20米的小肠在此期间将分泌100多升消化液,随后50多升食糜进入一米多长的盲肠并在那里开始发酵。 这样,每天能用于行军(牵引或骑乘)和作战的时间就十分有限,最多四五个小时,这还得益于马的睡眠很短,每天不到三小时,外加两三个小时的伏坐休息,所以它们能在夜晚继续进食;但若能将部分草料换作谷物,比如燕麦,每公斤咀嚼次数便降至850次,只需十分钟,替换一半即可省下三小时进食时间,并大幅减轻消化负担。 正是谷饲,让优良役马在轻负荷条件下每天能工作多至8-10小时,从而让一些骑兵部队能以每天50-60公里的速度行军(如果能沿路获得补给的话),勉强超出罗马步兵自带给养的行军速度,至少马不再是行军速度的瓶颈。 最优觅食理论 关于特定动物吃什么,不吃什么,偏爱哪些食物,优先寻找哪些食物,当条件改变时食谱会如何改变,以及有关动物食性的其他种种问题,生物学家发展了一套被称为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OFT)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寻找解释,该理论考虑的因素主要有:觅食的时间成本,失败的几率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各种食源的竞争强度和自身的竞争优势,在消化能力和消化成本上的相对优势,因暴露在觅食环境中而被捕食的风险,中毒风险,等等。 理解该理论的一个要点是,某种动物花最多时间和努力去寻找,因而事实上也吃得最多的,未必是(且常常不是)它最喜爱的食物,反之,它很少或根本不花精力去寻找某些食物,未必是它消化不了、不爱吃、或没能力获取,而常常是因为,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它“发现”,把时间精力投入在寻觅该食物上并不合算,要么失败风险高的难以承受,要么边际净收益低于将这份时间精力投入于其他食源的收益。 沿着这条思路,不同动物的食性差异,觅食相关的种种行为模式,以及人类饮食习俗的形成与变迁,都将得到更为深入也更系统化的理解。 食草与食肉 这是最鲜明的一组对比,但这对名称本身并未揭示出这一对比的要点所在,关键区别其实并不在于食物来自植物还是动物,而在于对待风险的策略差异:食草动物代表了策略光谱的稳妥保守一端,而像猫科这样的顶级食肉动物则代表了冒险激进一端。 捕猎是高风险活动,专以捕猎为生更是高风险生存策略;捕猎成功率往往很低,而且越是大型猎食者越倾向于大型猎物,而猎物越大,成功率越低,猫科之王老虎的成功率只有5-10%,北极熊10%,狼14%,非洲狮18%,体型苗条的猎豹成功率高的出奇,40-50%,但猎物经常被抢走;对于大型猎食者,连续几天空手而归的情况很平常,他们就像赌场里喜欢博大输赢的赌客,赢上一把够吃上一阵,但经常输个精光。 相比之下,草虽然营养密度低,摄食时间长,消化负担重,但分布广泛,供给充分,收益非常确定,一份付出一份回报,是勤恳吃苦耐劳者可以依靠的生计来源;但具备这些特征的食物未必来自植物,在海滩捡拾贝类,在蚁穴舔食蚂蚁或白蚁,在河流入海口捕捞洄游鱼群,都更像是采集而非捕猎,那些以此为生的动物,在生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上更靠近食草动物。 比如在食蚁兽身上,你看不到食肉动物的典型特征:大脑发达,认知能力强,活跃好动,好奇心强,爱探索,爱玩耍,反倒有许多食草动物的特征:安静,不好动,重防御,以及高度特化的摄食与消化系统:能快速伸缩的超长舌头,高粘度的唾液,胃内用于碾碎昆虫的搓板状结构(类似鸟类的嗉囊),分泌的胃酸是甲酸而非常见的盐酸;类似的,以洄游鱼群为主食的人类族群,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各方面都更像农耕者而非狩猎者。 风险策略上的分化,起初可能只是因为所处环境不同,比如在空旷平坦的大草原上捕猎,比在温带森林中困难的多,因为最普遍的捕猎方式是偷偷靠近然后突然袭击,老虎和豹在扑袭之前通常会贴近猎物到十几米甚至几米以内,这一战术需要有足够多的掩蔽物,树丛、土丘、岩石、沟壑,或特别高的草,只有像猎豹这样速度优势极为显著的猎手才会在百米之外就发动进攻,或者像非洲野狗这样的团队捕猎者,能靠合作与耐力长途追逐猎物将其拖垮;总之,在那些捕猎难度过高的生态位(另一个例子是热带雨林的树冠层)中,动物更可能向保守稳妥的食草、食果或食虫发展,反之亦然。 然而一旦策略分化出现并长期持续,进化机制便会将这一差异扩大并固化下来,选择压力作用之下,主吃低营养密度食物的动物,重点发展消化和防御,而食肉动物则重点发展搜索、追踪、潜行、擒杀等捕猎技能,这些特征,相信大家都已耳熟能详,这里我仅以视觉为例略加说明。 同样是两只眼睛,食草动物更注重视野广度,以便全方位探知正在靠近的捕猎者,所以双眼分别朝向头部两侧,视野重叠少,比如牛的视野广度330度,重叠部分仅20-50度,马的视野350度,重叠65度,而食肉动物则高度依赖立体视觉和景深感知,因而两眼向前,形成双眼视觉,视野广度小,但重叠度大,比如猫的视野200度,重叠140度,这一差别,在食肉猛禽和其他鸟类的对比中也可看到。 随着时间推移,选择了不同觅食策略的动物逐渐被自然选择朝着不同方向改造,从生理构造,行为模式,到生存技能,都发生了与其主要食物对应的特化适应;这些改造是全方位和成套出现的,因为生理结构受着基本生化规律和长期积累的进化包袱的严格局限,其设计空间有限,要强化某方面性能,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比如发达的消化系统往往对应着较小的大脑和较低的认知能力。 而且很多生理/行为特性是连锁的,一个改动将引发一系列相应改动,而食性改变往往是触发连串改动的初始启动因素,因而它总是我们认识一种动物生理、习性和行为模式——以及,对于人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最佳起点;比如在开阔草原吃草的动物都成群出没,这不是因为它们友爱互助,恰好相反,它们需要同类替它们挡子弹:在开阔地躲避捕食者的最好办法就是往同类群里扎;成群出没的习性极大提升了雄性间的性竞争强度,和交配关系中的雌雄比,继而导致雄性发达的第二性征和巨大的性器官。 重要的是,特化适应是个不断加速的正反馈过程,策略选择与生理/技能改变轮番相互加强:消化能力越提升,食草策略越受青睐,爪牙越锐利,立体视觉越好,捕猎越有优势,食肉策略越受青睐,反之,草叶在食谱中比例越高,对消化系统的选择压力越强,肉类比例越高,对爪牙和双眼视觉选择压力越强,如此循环,走上一条特化的不归路。 专食与杂食 物种(及更大类元)在特化道路上可能会走得很远,考拉几乎只吃桉树叶,而桉叶以营养低、难消化和毒性强而著称,桉叶精油是强效杀虫杀菌剂,只有考拉和一些负鼠有能力对付;对付桉叶的独特能力让考拉占据了一个极少竞争的生态位,但也失去了很多:考拉代谢率非常低,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活动范围小,每天睡20个小时,清醒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嚼桉叶……幸好澳洲没有擅长爬树的大型食肉动物(比如豹)。 猫科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将捕猎禀赋发展到了极致,但由于几乎专吃肉食,其消化系统处理植物的能力严重退化,比如味觉系统丧失了甜味感受器,而后者是辨别植物营养价值的重要手段;无论朝哪个方向,高度特化都降低了物种的适应灵活性,当食物来源随环境条件而改变,或出现新的天敌或竞争者时,很难转向或掉头。 然而并非所有动物都沿食性特化道路走的很远,熊科和猪科都是高度杂食的,犬科和人科的食谱也相当广泛;杂食让这些动物保持了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灵活性,所以熊科里才会既有专吃肉食的北极熊,也有吃素——而且几乎只吃极难消化的竹子——的大熊猫,大熊猫从杂食向素食的转变只有两三百万年的历史(和人类转向肉食的时间差不多),这很好的展示了熊科的灵活性。 当然,大熊猫要是在这个特殊生态位下继续进化几百上千万年,或许也会像考拉一样走上高度特化的不归路,反过来说,杂食性可能恰恰体现了这些动物的祖先所走过的进化道路上,环境条件的摆动更频繁,幅度更大,从未提供充足时间让它们完成食性特化。 机会主义者 杂食性代表了一种觅食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在素食-肉食这一光谱上,它显然处于中间位置,不过,这个维度对我们理解该策略并没有多大帮助,我们最好从时间分配的角度看待它,即,在面临各种潜在的觅食机会时,将多少时间分配给自己熟悉且擅长处理的食物源,而多少分配给较为陌生的,新颖的,充满未知因素的,价值不明确的食物源。 让我用一个有点类似的生活问题来说明我的意思:我发现自己在超市买食品时经常面临一个两难:日复一日的买同样的食品,难免让人厌倦,感觉自己错过了太多美味,可是尝试新鲜事物的风险也很高,以我个人经验,其中大部分会让我失望,很多最后进了垃圾桶,所以必须作出权衡:将多少预算分配给新食品?多年前我还不会做饭时,在选择餐馆上也面临同样权衡:每十顿饭里几顿留给熟悉的饭馆,几顿用来探索新饭馆? 一旦我们转换到守旧-探索这一维度上,便发现,原来杂食动物才是策略上的激进分子,它们随时准备捕捉任何出现在面前的新机会,而不是一心专注于自己最熟悉擅长的食物源上;所谓机会主义,就是对特定食物源较少持有内在偏好或固有习惯,对新食源总是持开放态度,某一时刻作何选择,全看哪个机会在此时此刻的有着最高预期收益。 这听起来简单,实则对动物的某些禀赋极具挑战,诚然,杂食性对特定捕食技能——诸如鹰的锐眼,猫的柔韧性,鳄鱼的咬合力——没有那么强的选择压力,可是对综合感官和一般认知能力的要求却很高,因为它要求动物在不断面临新情境、新食源的条件下能够良好辨别物体种类与数量,评估其可食性、营养价值和中毒风险,以及面对不同竞争者时的获胜可能性,正因此,猪、熊、狗普遍有着较高的智力,鸟类中的杂食冠军乌鸦也以高智力出名,更别提人科了。 不妨再以人类职业倾向作类比,许多人偏爱一份稳定职业,有着相对固定的收入,就像食草动物,也有些人是命中注定的连续创业者,朝九晚五这种事情对他们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是食肉动物,但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对职业类型没有任何内在偏好,没有好机会时,也能朝九晚五安心打一份工,可一旦机会出现,比如诱人的跳槽机会,激动人心的创业念头,捞笔外快的良机,则决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是杂食动物——一个并不像其名称所显示的那么中庸的类型。   参考资料 Richard Wrangham: Catching Fire (2009) Wikipadia: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Wikipadia: Cattle feeding Wikipadia: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Wikipadia: Binocular vision Wikipadia: Koala Wikipadia: Eucalyptus Wikipadia: Cat senses Wikipadia: Giant panda How Horses Digest Feed https://aaep.org/horsehealth/how-horses-digest-feed Sleep Requirements of Horses https://ker.com/equinews/sleep-requirements-horses/ Grazing Management for Horses http://agriculture.vic.gov.au/agriculture/livestock/horses/feed-requirements-of-horses/grazing-and-feeding/grazing-management-for-horses Hunting success rates: how predators compare http://www.discoverwildlife.com/animals/hunting-success-rates-how-predators-compare Anteater Facts http://facts.net/anteater/ Lori Marino & Christina M. Colvin: Thinking Pigs https://animalstudiesrepository.org/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google.com.au/&httpsredir=1&article=1042&context=acwp_asie The Average Bear Is Smarter Than You Thought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thoughtful-animal/the-average-bear-is-smarter-than-you-thought/  
食物与人类#1:卡路里迷信

食物与人类#1:卡路里迷信
辉格
2018年6月11日

如今,焦虑于自己体重的人们在谈及一种食物时,最普遍关心的指标,恐怕就是卡路里了。包装食物的卡路里标签,常见食材的公认卡路里值,以及营养专家们为各种流行菜谱所做的卡路里估测,已成为人们估算和控制自己每日能量摄入的主要依据。

这么做当然不无道理,毕竟能量过剩是肥胖的主要原因,问题是,单单一个卡路里指标,对于我们把握人体的能量均衡状况究竟有多大帮助?我对这问题感兴趣,并准备在此花费大量篇幅谈论,并非想要提供一份减肥指南(我既不是营养专家,也不是健康顾问),而是因为,和所有生物一样,能量均衡向来处于人类生存问题的核心位置——尽管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焦虑的方向通常是相反的。

众多文化元素和技术传统,正是在试图解决能量均衡问题的长期努力中发展和积累起来,它们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很大一块,而且只有将它们围绕能量均衡问题组织在一起时,其意义才凸显出来,才变得易于理解。

让我从卡路里的测量开始说起。

阿特沃特法

就其本意而言,食物热量值所要测量的,是食物带给人体的能量净摄入,即食物包含的化学自由能,减去消化过程所耗能量,再减去残留在排泄物中的自由能,剩下的就是离开消化系统进入其他人体组织,最后要么以糖原或脂肪形式存储起来,要么在细胞呼吸作用中消耗掉的能量。

可是,要准确测量这一数值是非常麻烦的,而且个体差异和随身体状况而出现的波动也非常大,在一些精细的个体研究中,会采用诸如用同位素示踪剂对食物成分走向进行全程跟踪的方法,考虑到有待测量的食物种类如此繁多,精细测量的成本难以负担,只有偷懒的做法才是可行的。

业界通行的各种测量法,都是阿特沃特法(Atwater system)的某种改良版本,后者由化学家威尔伯·阿特沃特(Wilbur O. Atwater)于1890年代开发:首先用炸弹式热量计(bomb calorimetry)以燃烧法测定各宏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单位重量热值,然后测量特定食物的各宏营养素含量,得到总热值,最后按某一固定比例(比如10%)扣除排泄物中的能量残余,得到净热值。

我们每天在卡路里标签上看到的数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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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1:卡路里迷信 辉格 2018年6月11日 如今,焦虑于自己体重的人们在谈及一种食物时,最普遍关心的指标,恐怕就是卡路里了。包装食物的卡路里标签,常见食材的公认卡路里值,以及营养专家们为各种流行菜谱所做的卡路里估测,已成为人们估算和控制自己每日能量摄入的主要依据。 这么做当然不无道理,毕竟能量过剩是肥胖的主要原因,问题是,单单一个卡路里指标,对于我们把握人体的能量均衡状况究竟有多大帮助?我对这问题感兴趣,并准备在此花费大量篇幅谈论,并非想要提供一份减肥指南(我既不是营养专家,也不是健康顾问),而是因为,和所有生物一样,能量均衡向来处于人类生存问题的核心位置——尽管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焦虑的方向通常是相反的。 众多文化元素和技术传统,正是在试图解决能量均衡问题的长期努力中发展和积累起来,它们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很大一块,而且只有将它们围绕能量均衡问题组织在一起时,其意义才凸显出来,才变得易于理解。 让我从卡路里的测量开始说起。 阿特沃特法 就其本意而言,食物热量值所要测量的,是食物带给人体的能量净摄入,即食物包含的化学自由能,减去消化过程所耗能量,再减去残留在排泄物中的自由能,剩下的就是离开消化系统进入其他人体组织,最后要么以糖原或脂肪形式存储起来,要么在细胞呼吸作用中消耗掉的能量。 可是,要准确测量这一数值是非常麻烦的,而且个体差异和随身体状况而出现的波动也非常大,在一些精细的个体研究中,会采用诸如用同位素示踪剂对食物成分走向进行全程跟踪的方法,考虑到有待测量的食物种类如此繁多,精细测量的成本难以负担,只有偷懒的做法才是可行的。 业界通行的各种测量法,都是阿特沃特法(Atwater system)的某种改良版本,后者由化学家威尔伯·阿特沃特(Wilbur O. Atwater)于1890年代开发:首先用炸弹式热量计(bomb calorimetry)以燃烧法测定各宏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单位重量热值,然后测量特定食物的各宏营养素含量,得到总热值,最后按某一固定比例(比如10%)扣除排泄物中的能量残余,得到净热值。 我们每天在卡路里标签上看到的数字,大致就是这么来的;一百多年来,这套方法基本没变,主要改进是食物成分测量变得更精确了,同时对碳水作出了更细致的分类,比如酒精的热值远高于其他碳水而更接近脂肪,因而被单独列为一类,单糖和多糖被区别对待,不可溶纤维素的热值被剔除。 很明显,阿特沃特法的致命缺陷是:首先,它完全没考虑摄食与消化过程本身的能量开销,其次,它假定食物消化吸收率是恒定的,而现实远非如此;假如你吃的全都是极易消化的深度加工或充分烹饪的食品,这一缺陷或许还可以接受,至少其间差异比较恒定因而易于做出调整,可是,当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漫长的人类历史以及千差万别的饮食习俗时,消化开支和吸收率差异就难以忽略了。 实际上,消化过程的能量开销可以非常高。 黑猩猩平均每天花6个小时咀嚼食物,每小时耗能300卡,所以仅咀嚼一项的开销便超出了人类成年男性的基础代谢率(我的基础代谢率大约1600卡);当然,人类花在咀嚼上的时间没那么多,除了口香糖或五香豆爱好者之外,每天不到一小时(儿童稍长),能耗也没那么高,因为我们的牙齿、颚骨和咀嚼肌都远不如猿类发达。 人类咀嚼负担低,是因为相比其他大猿,我们的食物富含淀粉和脂肪,纤维量低,而且大多经过加工和烹饪,因而较少需要咀嚼,咀嚼时也不太费力;我们的咀嚼负担很大程度上转移给了菜刀、杵臼、磨盘、绞肉机、榨油机、榨汁机、炖肉锅……它们同样需要能量,但能效高得多,而且可以利用外部能源,比如让驴替我们拉磨。 2006年BBC曾组织了一次为期12天的实验(并拍成了纪录片),9位志愿者被关在一个公园里,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几乎囊括了超市里常见的水果、蔬菜和坚果,共50种,包括高热量的椰枣、核桃和香蕉,不限量,敞开吃,但条件是只能原样生吃。 结果是,这些人整天在吃,每天吃掉5公斤食物,若按标签数字计算,他们每天摄入的热量高达2000卡(女)或2300卡(男),远超基础代谢率,而且他们除了吃睡也没其他活动,可仍然总觉得饿,而事实也表明他们的感觉是对的:实验结束时,所有人的体重都大幅降低,平均减重4.4公斤。 可见,若果真按猩猩的吃法吃,人类是活不下去的,无论食物多么丰富且唾手可得,实际上,BBC实验里的食物已比猿类的大幅改进,它们都来自超市,经过人类长期选育,相比野生种,纤维量和毒性更低,糖类与脂肪含量更高,黑猩猩在野外吃的水果,大部分都是人类难以下咽甚至容易中毒的。 第二阶段消化开支发生在肠胃里,体现为饭后数小时内人体代谢率的上升,上升幅度随食物类型而异,油脂最容易消化,饭后代谢率仅上升6%,碳水其次,15%,蛋白质最难消化,30%。(注:这些数字都是指饭后代谢率波动曲线的峰值) 除了峰值水平高低之外,决定肠胃能耗的关键因素是饭后代谢高峰的维持时间,而这取决于食物在肠胃特别是胃里的停留时间;同样是肉,在猫科动物胃里会停留5-6个小时,狗2-4小时,而人类只有1-2小时,肉在猫胃里停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它们更倾向于大块吞食,擅长囫囵吞的蟒蛇更夸张,饱餐之后的消化过程有时长达一周。 实际上,进化已将人类的胃改造的无法将食物容留更长时间,无论消化程度如何,胃都会在饭后数小时内将自己排空(2小时内会排空一半,再过2-3小时完全排空),那些来不及消化的食物就会成为排泄物而浪费掉;这就构成了一个消化瓶颈,当食物过于粗劣(即易消化部分的营养密度过低),未经起码的加工和烹饪时,人体的能量净摄入就会被该瓶颈卡住,而与有多少食物可吃不再相关,当食物粗劣到一定程度时,该瓶颈的通过量将小于人体所需,吃得再多也减肥。 最容易被这瓶颈卡住的,是瘦肉,特别是未经充分加工的大块骨骼肌,每块骨骼肌都由坚韧的三级筋膜结构将肌纤维层层包裹而成,极难分解,有医生曾观察过,条块状生牛肉在离开胃时几乎保持原样,所以如果我们像猫科动物那样大块吞食瘦肉,绝大部分会浪费掉,考虑到它们耗掉的消化液和肠胃蠕动开销,净摄入将是负的。 但只须一些简单处理即可大幅提升上述瓶颈的通过率,比如用棍子敲打肉块,将肉剁成末或捣成糜,加热到60度以上并维持几分钟,把肉在常温下放几天让细菌完成部分分解工作,或像蒙古骑兵那样把肉块垫在马鞍下面跑上几个小时(这曾被认为是神话,但如今已得到人类学家证实),等等,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模拟胃的功能,继咀嚼之后,人类将另一项消化任务外部化了。 肠道也十分耗能,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消化瓶颈,因为人类肠道很短,整副肠胃也很小,即便在肠胃普遍较小的灵长类里,人类也甘居末位,肠胃占体重的比例只有灵长类均值的60%;肠胃小,肠道短,意味着加工能力有限。 小肠是营养吸收的关键窗口,食物在小肠的停留时间和胃差不多,而一旦离开小肠进入大肠,其吸收率便大幅下降,这是因为,尽管食物在大肠停留很久(30-40小时),但大肠阶段的消化主要靠肠道菌群完成,很大部分营养被它们分走了,特别是蛋白质,在大肠内的吸收率为零。 展示小肠瓶颈的最佳例子是鸡蛋,虽然都富含蛋白质,但鸡蛋和肌肉十分不同,它的蛋白质未被严密包裹,在机械强度上不构成消化障碍,因而不会被胃瓶颈卡住,所以很多营养专家曾推荐生吃鸡蛋,可实验表明,生吃鸡蛋的蛋白质吸收率只有51-65%,而熟吃可以达到91-94%,障碍显然在小肠的处理能力。 小肠瓶颈也会卡住淀粉,充分发酵烘培的面包,煮熟的土豆,淀粉吸收率可高达95%,但生面粉只有71%,生土豆51%,芸豆和大麦片甚至在煮熟后吸收率也84%。 肝脏是人体能耗最大的器官,占基础代谢27%,虽然并非全部用于消化,但也十分可观;它是酒精和脂肪代谢的关键器官,所以其处理能力对这两类食物的消化也构成了瓶颈,但更容易卡住的瓶颈,是它的解毒能力,人类对付毒素的能力远远不如猿类近亲,这就是为何那些黑猩猩甘之如饴的野果嫩叶大多让我们难以下咽。 毒素是植物对付天敌的主要武器,除了某些植物的果实是它们希望被动物吃掉(以便散布其种子)的之外,植物的其余部位都可能含有毒素,当食物中毒素含量超出肝脏的处理能力时,消化道就会以呕吐和腹泻的方式尽快将所有内容物一概排出。 尽管长期的甄选、驯化和选育降低了我们食谱中植物的毒性,但并未完全消除,许多人仍对茄科和十字花科蔬菜中的毒素十分敏感,作为八亿人主食的木薯(cassava)毒性很强,只有仔细处理之后才勉强可食,但也只是把急性中毒变成慢性中毒而已,近几年委内瑞拉的饥荒中已有数十人死于木薯,因为他们不懂如何处理。 最常见的植物毒素是单宁,是涩味和遢口感的主要来源,微量摄入无妨(有时甚至是受青睐的,比如用橡木桶装红酒的主要效果就是增加单宁含量),大量摄入会中毒;橡实和板栗都富含单宁,若作为零食,生吃也没问题,但一些加州的印第安部落曾以橡实为主食,为了解毒,他们投入大量劳动对橡实进行杵捣、浸泡、淘洗和烘烤,可我们知道,猪大量生吃橡实也不会中毒。 饮食变迁的主线 与黑猩猩分开之后的数百万年里,我们祖先对待食物的方式经历了极大改变,开发了众多技术和习俗来处理食物,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越来越多的消化任务被外部化以降低人体的代谢负担:以切割、捶打、杵捣代替咀嚼,以研磨、揉擀、熟成、浸泡、发酵代替胃活动,以腌制、发酵、烹饪代替肠道功能,以浸泡、淘洗、加热代替肝脏解毒功能。 随着代谢负担减轻,相关的组织器官便在选择压力之下趋于缩减和退化:牙口缩小、咀嚼肌退化、嘴唇变薄、肠胃缩短变小、肝脏解毒功能削弱……因这些器官缩小退化和工作强度降低而节省下的能量,供养了我们那颗数倍于猿类近亲的、高能耗的大脑(占基础代谢19%)。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运动系统上,我们的肌肉明显不如黑猩猩发达,也不如尼安德特人,因为工具和武器的大量使用也将部分运动机能外部化了,而这同样省下了很多能量,骨骼肌的能量开销不低,其静息状态下的能耗占基础代谢的18%,仅次于肝脏和大脑,正因此,其他条件(包括体重)都一样时,体脂率越高,肌肉量越小,基础代谢率越低。 能量均衡之大图景 假如我们将视野拓宽到代谢过程之外的整个能量均衡系统,就会发现更多文化元素在改变着人类的能量均衡等式。 保温 人体正常体温是37℃,但因为皮肤和皮下脂肪的保温作用,以及基础代谢的加热效果,所以理想环境温度低于37℃;所谓理想,是指在此温度下人体无须额外代谢即可维持体温恒定,在静息且裸体的情况下,理想气温是30℃左右(准确数字须按性别、体重、湿度和风速调整),过冷或过热都会带来额外代谢开销,冷到剧烈颤抖时,代谢率最高可升至基础值的5倍,中等程度的寒冷(低于理想气温十几度)也可将代谢率提高30%。 所以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维持均衡所需食物摄入量显著不同,这问题在高纬度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的气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远远低于理想值;增加摄入,同时维持较高代谢率,当然也是个办法,但受生理系统工作潜力的局限,即便食物充沛,调节余地也并不很大,像剧烈颤抖时的超高代谢率,最多维持几分钟,只能用作临时性保护机制,接近冰点的低温下若没有像奔跑这样的剧烈运动来平衡,人体很快会陷入低温症(hypothermia),数小时内即可导致死亡。 但我们不可能时刻在奔跑,即便运动系统吃得消,上述消化瓶颈也不允许我们摄入持续高代谢率所需能量;某些恒温动物发展出了冬眠机制,像土拨鼠,或者半冬眠,像棕熊,因而变得不那么恒温了,而像人类这样的绝对恒温动物要在温带和寒带生存,必须找出一些保温措施,要么是生理上的,像北极狐的厚实皮毛,或像海狮厚达10厘米的皮下脂肪,要么是外部措施,构筑巢穴,挖掘地洞,或寻找自然洞穴(山洞或树洞)。 人类也有一些应对寒冷的生理改变,高加索人种的窄长鼻道和浅肤色,蒙古人种的内眦赘皮、细眼缝、扁平脸庞、较厚的面部脂肪,以及高纬度族群普遍偏高的体脂率,但和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人类更多依靠非生理方案。 首先是衣服,热力工程学家开发了一套用于测量衣服、被褥、建筑物等装备设施之保温效果的指标,其中衣着指数(clo)用于衣服,只须穿上0.5clo衣服(短袖T恤+七分裤+拖鞋),理想气温即可降至27℃,穿上1.0clo(衬衫+夹克+长裤+鞋袜,皆为单层)时,理想气温24℃,1.5clo大致相当于秋衣,对应理想气温21℃。 四万多年前智人向北深入欧亚腹地时,正值冰期,此后三万年他们都生活在靠近冰川线或冻原的极寒地带,若非开发出了像因纽特人那样保暖效果极佳的厚实衣服,他们是熬不过两万多年前的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的,尼安德特人恰灭绝于此时,而我们祖先不仅熬过了末次盛冰期,还取得了扩张。 兴盛于该时期的格拉维特人(Gravettians)甚至进入了喀尔巴阡以北的波兰平原,不像比利牛斯或阿尔卑斯两麓,那里是没有众多洞穴可供藏身的,他们依靠的是另一项保温技术:房屋;通过挖掘地穴,以猛犸象肋骨做梁柱,搭成屋顶,盖上兽皮和草皮,可建成保温效果极好的半地下房屋,就像因纽特人在北极地区所为。 房屋若配以炉灶则效果更好,户外篝火只有靠得很近时才管点用,而密封良好的小屋内只须一炉小火(因纽特人仅用一盏油灯)即可将室内加热至理想温度附近;直至今天,建筑、外部热源、衣服这保温三件套仍是我们赖以对付寒冷的主要手段。 寄生虫 头虱、阴虱、跳蚤、螨虫,已伴随人类数百万年,不仅传播疾病,也窃取着我们好不容易摄入的大量营养,除了体外寄生虫,还有体内的蛔虫、绦虫、钩虫、线虫、锥虫、血吸虫……以及千百种有害菌,除了被窃取的营养,免疫系统与之作战也带来了巨大能量开销,感染寄生虫可让代谢率上升数十个百分点。 定居农业导致的人口高密度和人畜共居大幅加重了寄生虫施于人体的代谢负担,然而近代卫生医疗状况的改善,又在短短数十年内(至少在富裕人群中)大规模清除了人体寄生虫,这一迅疾改变对能量均衡等式的影响或许不亚于精细食物、厚实衣服,以及家务负担的减轻。 生育 怀孕期间女性每天额外消耗465卡能量,哺乳更高,每天625-700卡,狩猎采集者通常哺乳三到四年,农牧业者借助牛奶等替代品常将哺乳期缩短至半年以内,而当代配方奶粉则让母亲们有机会完全解除哺乳负担。 这一改变不算大,然而和前文所述的种种改变一样,全都指向一个方向:尽管人类个体依然强壮有力,甚至比以前更有能力进行各种大功率高能耗活动,但人体本身需要摄入和实际消耗的能量,都越来越少了。   参考资料 Richard Wrangham: Catching Fire (2009) Nancy Howell: Life Histories of the Dobe !Kung (2010) Robert L. Bettinger: Orderly Anarchy (2015) Ann E. Caldwell: Human Physical Fitness and Activity (2016) Robert McGhee: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2005) Brian Fagan: Cro-Magnon (2010) Wikipedia: Basal metabolic rate Wikipedia: Food energy Wikipedia: Atwater system Wikipedia: Clothing insulation Wikipedia: Thermal comfort VIVO Pathophysiology: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How Long Does It Take? http://www.vivo.colostate.edu/hbooks/pathphys/digestion/basics/transit.html Engineering ToolBox: Clothing, Activity and Human Metabolism https://www.engineeringtoolbox.com/metabolism-clothing-activity-d_117.html      
食物与人类#0:专栏说明

食物与人类#0:专栏说明
辉格
2018年6月23日

生物学家研究一种动物的生理与习性时,考察它们吃什么和怎么吃,总是首选的切入点,这是因为,食性作为一个枢纽因素,决定着其他许多事情,诸如生理构造,代谢特征,行为模式,认知能力,群居还是独居,乃至交配模式,而社会结构与交配模式继而又决定着物种更多方面的特性。

人类也不例外,甚至更进一步,因为我们有着远比其他生物更复杂丰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而人类群体间食谱差异之大更是绝无仅有,所以,从食性出发,沿着上述由生物学家开辟的思路,就人类有望讲出更多有趣的故事,最终,当我们走完这段(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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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0:专栏说明 辉格 2018年6月23日 生物学家研究一种动物的生理与习性时,考察它们吃什么和怎么吃,总是首选的切入点,这是因为,食性作为一个枢纽因素,决定着其他许多事情,诸如生理构造,代谢特征,行为模式,认知能力,群居还是独居,乃至交配模式,而社会结构与交配模式继而又决定着物种更多方面的特性。 人类也不例外,甚至更进一步,因为我们有着远比其他生物更复杂丰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而人类群体间食谱差异之大更是绝无仅有,所以,从食性出发,沿着上述由生物学家开辟的思路,就人类有望讲出更多有趣的故事,最终,当我们走完这段考察之旅时,或许对人类文化,对社会,对历史,以及对我们自身,都会有一个更深入了理解。 两百多年前,当萨瓦兰说出他那句千古名言——“告诉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他根本没有能力领会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以及它的千钧分量,而如今,得益于达尔文以来的见识增长,我们终于可以慢慢咀嚼,细细品味个中奥义了。 我正在写的本系列文章,便是这样一次尝试,不过和生物学家不同,我的考察重点将放在人类身上,因为多年来,理解人类及其创造的文化与社会,始终是我阅读与写作的兴趣所在。 另外,写这系列文章,也是为了还一笔陈年旧债,那是我在2014年写作《沐猿而冠》时欠下的,当年我也曾将饮食作为谈论人类文化的一个起点,可因为那时我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态度还比较轻率随性,加之知识储备不足,结果只是起了个头,用一篇导言和几篇旧文章敷衍了事(有趣的是,那是我卖的最好的一本书),希望这次表现会好一点。 有关参考资料的一点说明 在我以往的写作中,很少列出参考资料,对此不少读者提出过批评,他们是对的,我在这点上做的不好,是因为:1)我从不以学术标准要求自己,2)我太懒,没有做笔记的习惯,3)我的藏书在过去十几年的多次搬家中几乎全部扔掉或送人了,多数记忆已无力查找或核对。 今后我会努力改进,至于怎么做到,还在探索中,就目前而言,我能给出的参考资料,要么是我现写现查的,要么恰好出现在我最近刚读过因而记忆尚且新鲜的某本书里,可想而知,结果无疑离完整会很远,不过总比没有好一点。
Thought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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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郎配

@保守主义评论 朋友们,美国主要的保守主义网站整理出来了。O美国保守主义网站一览 ​​​​

@whigzhou: 把libertarian归为保守主义的一派实在太拉郎配了,这不是什么『各有侧重』的问题,人家根本就反对保守主义的基本信条和立场,而且往往是激烈的反对,虽然我个人认为libertarian的主要内容其实可以和保守主义兼容起来,问题是事实上极少有libertarian愿意被称为保守主义者。

@whigzhou: 而且,Cato和米塞斯研究所在libertarian内容来源中质量只能算下游,要读libertarian,我推荐Slate Star Codex 标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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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评论 朋友们,美国主要的保守主义网站整理出来了。O美国保守主义网站一览 ​​​​ @whigzhou: 把[[libertarian]]归为保守主义的一派实在太拉郎配了,这不是什么『各有侧重』的问题,人家根本就反对保守主义的基本信条和立场,而且往往是激烈的反对,虽然我个人认为libertarian的主要内容其实可以和保守主义兼容起来,问题是事实上极少有libertarian愿意被称为保守主义者。 @whigzhou: 而且,Cato和米塞斯研究所在libertarian内容来源中质量只能算下游,要读libertarian,我推荐Slate Star CodexCoyote这两个博客,另外,就算Reason也比Cato/Mises好五倍。  
女人节快乐

1)事实1:有女人节,没有男人节,

2)事实2:『woman』有个前缀,『man』没有,

3)事实3:谈论直男癌或『toxic masculinity』特别政治正确,谈论任何女性弱点则特别政治不正确,

4)上述事实之间有个相通点,这个相通点揭露了另一个事实:人人平等,有些类别比其他类别更平等,

5)如果你觉得你被冒犯了,那么你确实被冒犯了,因为我向来蔑视那些将自己的荣辱高下与任何类别标签紧紧绑在一起的人,并且向来不惮于表达这一蔑视,所以,你确实被我冒犯了,I mean it.

6)就好比有些人一听人贬低自己的母校就跳的老高,或者整天傲娇的把母校名头挂在自己名字边上,很明显,除了指望从自己所归属的某(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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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实1:有女人节,没有男人节, 2)事实2:『woman』有个前缀,『man』没有, 3)事实3:谈论直男癌或『toxic masculinity』特别政治正确,谈论任何女性弱点则特别政治不正确, 4)上述事实之间有个相通点,这个相通点揭露了另一个事实:人人平等,有些类别比其他类别更平等, 5)如果你觉得你被冒犯了,那么你确实被冒犯了,因为我向来蔑视那些将自己的荣辱高下与任何类别标签紧紧绑在一起的人,并且向来不惮于表达这一蔑视,所以,你确实被我冒犯了,I mean it. 6)就好比有些人一听人贬低自己的母校就跳的老高,或者整天傲娇的把母校名头挂在自己名字边上,很明显,除了指望从自己所归属的某个类别中沾点光之外,他的人生中实在没什么其他东西可以让他感觉良好甚或拿出来夸耀了,真是可怜, 7)两性之间存在许多深刻差异,考虑到数百万年来他们在诸如后代养育和食物获取之类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扮演的角色如此不同,要是没有这样的差别倒是奇怪了, 8)女性在某些技能或职业上表现不佳,正如男性在另一些上表现不佳, 9)不仅如此,就特定价值/伦理标准而言,女性在某些美德上表现不佳,正如男性在另一些上表现不佳, 10)因为今天是女人节,所以我专门谈谈女性表现不佳的方面,就我最关切的自由制度而言,女性最显著的弱点是容易放纵自己被催产素所摆布,当目睹困苦或伤痛时,过度热衷于任何有望让自己那颗又一次破碎的玻璃心迅速得到修复的手段,却不愿冷静考虑一下那么做是否会带来更多伤害,甚至直接伤害她们的同情对象, 11)这些差异是统计上的,并不自动适用于个体, 12)我了解很多杰出的女人,包括那些在通常认为女性表现不佳的事情上表现出色的女人,我赞赏她们,但并不是因为她们『证明了女人也能如何如何』,或『改变了世人对女人的看法』,或诸如此类的bullshit,而仅仅因为她们——作为个体的她们——就是出色,就是值得赞赏, 13)如果你觉得程序员这个职业适合自己,尽管去尝试,虽然统计数字显示女性成为优秀程序员的几率远低于男性,但我们不是查看了这些统计数字后再决定自己如何生活的,那么做很愚蠢,对吧? 14)即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仅仅依据这些统计数字来预测个人的未来职业成就也是愚蠢的,因为关于特定个体——比如你关于你自己——,我们了解远比统计类别更多更具体的信息,足以让我们做出重大的贝叶斯修正,比如你知道你对写程序感觉得心应手,或许你还知道你的数学成绩向来很好,不利用这些信息调整自己的预期却仅仅依靠粗糙的多的总体统计数字,不是很蠢吗? 15)更何况,我们完全没有义务按(如此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原则生活, 16)好,假设你决定去应聘那个程序员职位了,并且得到了它,接着你发现(或被告知)这是雇主执行性别平衡政策的结果,换句话说,你是被多元化了,你会感到自己被羞辱了吗? 17)如果不会,那么对不起,你又要被冒犯了,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个贱人, 18)不过,既然你能坚持读到这里,我猜你大概不是(又一个贝叶斯修正), 19)所以让我祝你女人节快乐吧~(虽然我知道你大概和我一样不会太把这节日当回事)  
What ‘mean’ means?

‘Mean’ is a no mean word.

This is why people like to use it as a means to convey so many meanings, even the ‘meaning’ proper.

A mean cook can be a mean creature, which means his character is wi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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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is a no mean word. This is why people like to use it as a means to convey so many meanings, even the 'meaning' proper. A mean cook can be a mean creature, which means his character is widely diverged from the mean value of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but meanwhile, a mean cook must be an absolutely no mean cook, which means he cooks no mean dishes. If you are confused, feel free to ask -- 'What you mean?' Is the inventor of this mean word a mean man or a mean man or a mean man? I'm not sure. This is a mean question. The only thing I'm sure of is that he must be really mean with his lexicon.
[作文]Why Plumbing Is So Expensive in Australia?

(上周英语课上老师布置了个作业:自己选择一个议题,先给两小时做研究,然后写一篇议论文章,这是我做过的最长的英语写作题,之前的都不超过300 words,很吃力不过挺有收获。)

Why Plumbing Is So Expensive in Australia?
by Egbert Tzoe
8 Feb 2018

Plumbing is extremely expensive in Australia. According to 9news, it costs $78.40 an hour on average, the highest among all kinds of trades, while a lawyer service costs only $37 an hour.[1] By contrast, an average American plumber charges $31.61(usd$24.74) an hour.[2]

The direc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quite straightforward: there are too few plumbers in this country. Year by year, fewer and fewer you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become a plumber. Perhaps the most revealing fact is that the average age of Australian plumbers is 55, while the overall workforce average is 38. As Mr Paddy McCrudden, an officer of Plumbing Trades Employees Union, says, “plumbers are fast becoming the dad’s army.”[3]

But why? What prevents such a high wage from attracting more young (or not so young) people into this business? There are no obvious answers, but we have some clues.

Higher education was (and is) booming in recent decades. According to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proportion of people aged 25-34 with a bachelor or higher degree increased from(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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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英语课上老师布置了个作业:自己选择一个议题,先给两小时做研究,然后写一篇议论文章,这是我做过的最长的英语写作题,之前的都不超过300 words,很吃力不过挺有收获。) Why Plumbing Is So Expensive in Australia? by Egbert Tzoe 8 Feb 2018 Plumbing is extremely expensive in Australia. According to 9news, it costs $78.40 an hour on average, the highest among all kinds of trades, while a lawyer service costs only $37 an hour.[1] By contrast, an average American plumber charges $31.61(usd$24.74) an hour.[2] The direc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quite straightforward: there are too few plumbers in this country. Year by year, fewer and fewer you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become a plumber. Perhaps the most revealing fact is that the average age of Australian plumbers is 55, while the overall workforce average is 38. As Mr Paddy McCrudden, an officer of Plumbing Trades Employees Union, says, “plumbers are fast becoming the dad's army.”[3] But why? What prevents such a high wage from attracting more young (or not so young) people into this business? There are no obvious answers, but we have some clues. Higher education was (and is) booming in recent decades. According to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proportion of people aged 25-34 with a bachelor or higher degree increased from 27% in 2004 to 37.3% in 2015.[4] As we can imagine, university graduates tend to have a white-collar or managerial or creative job. They would find a hard, dirty and muscular plumbing job unattractive. It’s simply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self-identity. In addition, as more girls go to university, plumbers, as well as other heavy manual labor workers, are becoming less popular in the marriage market, because people consistently choose their partners who have a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imilar to that of themselves. Like other heavy trades, plumbing is highly masculine. An evidence for this is that more than 99% plumbers are male.[5] But, sadly (or nicely, depends on your taste), masculinity has been declining rapidly for half a century in the Western World, especially in its developed part. Among other evidence are two facts: First, average sperm count in men has dropped 50% between 1974 and 2011.[6] Second, maybe not coincidentally, all the tough guy actors have disappeared from the movie or TV screens since mid-1990s.[7] Well then, how can we fix this? Less uni education? Many people would surely be unhappy or even riot I guess. More visas for plumbers? It doesn’t work. In fact, there is a large and sufficient visa quota for plumbers already, 5507 in 2018 alone, but only 4 or 0.07% of them are filled to date. By contrast, 51 of 2675 (1.9%) visa vacancies for chefs, 2955 of 6202 (47%) for programmers, 2633 of 4785 (55%) for accountants, are fill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8] Obviously there are not so many foreign plumb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nd qualified for migrating to Australia. I think English is the main barrier, because as other tradies, plumbers tend to receive less education than other skilled visa applicants. So maybe lowering the English requirement can be a cure, but I suspect it would help a lot. Maybe there is no solution, or maybe high cost of plumbing is not a problem at all. After all, tough men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nowadays, but meanwhile, despite the great advance in automatic technologi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still much work needed for them to do, hence it seems not so unfair to pay a high price for these tough guy survivors. Even better, this high price forces us aussies to do many jobs by ourselves, and get a lot of joys. So let it be.   References: [1] http://www.news.com.au/finance/work/careers/plumbers-electricians-australias-richest-tradies-charging-more-than-the-average-lawyer/news-story/4fee7c5920ff4624e53c5ca20f99e3cb [2] https://www.bls.gov/oes/current/oes472152.htm [3] http://www.news.com.au/finance/work/australias-most-wanted-jobs-tech-heads-health-staff-and-plumbers/news-story/5aed73cf949f668df49be25d5f8b67fe [4] https://www.universitiesaustralia.edu.au/australias-universities/key-facts-and-data#.Wn_ZEiVub4Z [5]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2f762f95845417aeca25706c00834efa/4ce9a706f8b1bba7ca2570ec000e3635!OpenDocument [6]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sperm-count-dropping-in-western-world/ [7] http://www.weirdrepublic.com/episode159.htm [8] http://deltaimmigration.com.au/Plumber-General/334111.htm  
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辉格
2017年3月3日

在部落社会,人们在与自己人(即所在部落的其他成员)和外人交往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对外人的痛苦与不幸所抱的同情心,伤害或欺骗他们时产生的负罪感,都要弱得多,在目睹他们被欺凌时,更少出手相助匡扶正义的义务感,当他们做出(在自己看来)有悖伦理的事情时,也更少施以惩罚、加以阻止或纠正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宽容——他们根本不算人,所以有此非人举动我也不必大惊小怪)。

随着群体间交往增多,大范围和平秩序的建立,伦理上的内外之别已逐渐削弱,但它从未完全消除,即便到近现代,一些历史上国家权力鞭长莫及或法律不彰的地区,西西里,巴尔干,闽南,菲律宾,索马里,宗族组织和部落主义仍然盛行,这些地方因而也盛产组织严密的黑帮,其特点是内部有着良好规范,充满合作互助友情关爱,对外则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这些反面案例提醒我们,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对陌生人态度的改变,首先源自安全感的提升;对特定事物的恐惧是可以习得的,多数灵长类都怕蛇,但并不都是天生就怕,有些猴类幼年时不怕蛇,直到有一天看到成年猴对蛇做出惊恐反应,从此学会,但并不是说这些猴类对蛇没有某种先天倾向,它们很容易学会怕蛇,一次观察即可学会,却不容易以同样方式学会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些实验显示,灵长类头脑中似乎有一个“蛇探测器”,让它们能够敏锐的从杂乱背景中发现蛇形物,远比发现其他形状的物体更敏锐,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看到长辈的惊恐反应时,能迅速领会到惊恐的对象是什么。

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动物显然是其他人类,但同时,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其他人类,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安全的和不安全的人类;在游团或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这问题可以通过熟识关系轻松解决,谁是朋友,谁是仇家,谁是性格乖张凶暴的恶人,大家都很清楚,偶尔有陌生人到来,也可依据将他带进来的那个人对他的态度而判定,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友善的,就一律视为危险分子。

所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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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辉格 2017年3月3日 在部落社会,人们在与自己人(即所在部落的其他成员)和外人交往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对外人的痛苦与不幸所抱的同情心,伤害或欺骗他们时产生的负罪感,都要弱得多,在目睹他们被欺凌时,更少出手相助匡扶正义的义务感,当他们做出(在自己看来)有悖伦理的事情时,也更少施以惩罚、加以阻止或纠正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宽容——他们根本不算人,所以有此非人举动我也不必大惊小怪)。 随着群体间交往增多,大范围和平秩序的建立,伦理上的内外之别已逐渐削弱,但它从未完全消除,即便到近现代,一些历史上国家权力鞭长莫及或法律不彰的地区,西西里,巴尔干,闽南,菲律宾,索马里,宗族组织和部落主义仍然盛行,这些地方因而也盛产组织严密的黑帮,其特点是内部有着良好规范,充满合作互助友情关爱,对外则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这些反面案例提醒我们,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对陌生人态度的改变,首先源自安全感的提升;对特定事物的恐惧是可以习得的,多数灵长类都怕蛇,但并不都是天生就怕,有些猴类幼年时不怕蛇,直到有一天看到成年猴对蛇做出惊恐反应,从此学会,但并不是说这些猴类对蛇没有某种先天倾向,它们很容易学会怕蛇,一次观察即可学会,却不容易以同样方式学会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些实验显示,灵长类头脑中似乎有一个“蛇探测器”,让它们能够敏锐的从杂乱背景中发现蛇形物,远比发现其他形状的物体更敏锐,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看到长辈的惊恐反应时,能迅速领会到惊恐的对象是什么。 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动物显然是其他人类,但同时,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其他人类,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安全的和不安全的人类;在游团或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这问题可以通过熟识关系轻松解决,谁是朋友,谁是仇家,谁是性格乖张凶暴的恶人,大家都很清楚,偶尔有陌生人到来,也可依据将他带进来的那个人对他的态度而判定,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友善的,就一律视为危险分子。 所以小社会的人总是对新来者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小孩会躲到大人身后,直到从大人的态度中重新获得安全感,新人到来的消息会迅速传遍整个村庄,人们贴在门缝上扒在窗户上,急切捕捉任何有助于弄清其底细的线索,热烈讨论每个细节,主人也会觉得有义务向邻居们说明客人的背景,人们如此积极的获取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就是为了将他做出适当的归类,以便采用适当的策略处理与他的关系(戒备,攻击,示好,漠视)。 可是在更大的社会中,这套方法就不怎么管用了,你没工夫弄清那么多人的背景,就算弄清了也记不住,于是我们转而采用贴标签归大类的省力办法,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同类,即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语言、背景知识、信仰、历史记忆、亲属系统,遵循着同样的习俗、交往礼仪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人类。 当我们将一个人认定为文化同类,那么即便与他未曾谋面,也可相信能够从他的举止中推断其动机和信念,通过交谈了解其意图和需要,即便有分歧冲突也有协商的可能,总之,他们是可以沟通的,可以被我们的理由与愿景打动的,有道理可讲的,可以理喻的。 和蛇探测器一样,我们头脑中也有一个文化同类探测器;当小型社会向部落、酋邦和早期国家发展时,各种身份符号被创造出来,以方便人们将共同体伙伴识别为同类,随着共同体扩大,被归为同类的人越来越多,遍及人们能够感知的整个世界,而异类只存在于遥远的边疆,或那些被征服而未被同化的少数族群之中,多数时候,他们只是一面可以从中照出文化自我的镜子,而不再是一种需要时刻警惕的威胁。 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时间上可粗略对应于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所称的轴心时代([[Axial Age]])——,人类道德心理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一种新的道德情感首先在流动的精英阶层中浮现,随后又因他们的影响力而主导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 这些精英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未能继承家业或权力的王族或贵族子弟,虽然他们在族内的地位有所跌落,但仍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并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因为贵族的通婚和社交圈子都比平民更广泛更有价值),家族的财富和社会资本让他们得以自如的游走于各城邦或小国之间,或以一技之长服务于大小君主,或自立门户,招纳门徒,行侠仗义,传道授业,著书立说。 他们于是面临一个问题:在脱离了原有的家族和地方社区之后,如何为自己建立声望,以获得合作伙伴(特别是他们所服务的君主)的尊敬与信任?在以往的低流动社会,这些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体成员身份自动保证的:因为我成长并生活于这样的群体中,必定会被教会遵循这些规范,任何偏离都会立即遭受其他成员的惩罚或孤立,你可以相信我不会那么做,是因为我从未被允许那么做,我对这些禁忌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根本不会那么做,这跟我个人的品性关系不大。 对于游走四方的精英士子和工商业者,这些因素(群体所强加的义务和禁忌,对神灵的畏惧,从小沉浸在特定文化中所养成的习惯)仍然起作用,但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因为他们各自出身群体的不同习俗和信仰,各自畏惧的不同神灵,对个体行为究竟有多大约束力,在他人眼里都是可疑的,更可疑的是,在脱离原有群体之后,这些约束是否还会延续?那些据说如此偏爱和眷顾特定群体的神灵,其法力真的会超出信奉它的地方吗?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无关特定文化的理由来博取他人的尊敬与信任,他们找到的是普遍人性与个人品德,逻辑是这样的:无论来自何方,我们都有着相似的情感,都能理解同情他人的欲望和痛苦,所以只要一个人心地善良,通情达理,便可按一些极为简单、并且从人类同情心可自然引出的原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指导自己该如何行事,才不会伤害到他人。 于是问题转向:如何让人相信你果真拥有这样的品德?为此,人们创造出了各种美德展示([[virtue signalling]])系统,向饥民施粥,为乞丐洗脚,替病人吸脓血,以展示自己的同情心,戒断肉食,禁欲独身,衣衫褴褛甚至裸身跣足,以展示自己克制贪欲(这被认为是众多恶行的根源)的能力,主动置身险境,承受痛苦,残毁肢体,以展示自己的坚忍和毅力:我连这样的痛苦都能忍受,还有什么原则不能坚持?什么誓言不能遵守?什么使命会被我辱没? 展示信号的成本必须足够高才显得可信,和动物的禀赋展示信号(比如羚羊通过炫耀性跳跃告诉捕食者:看,我身手这么敏捷,劝你还是去追别人吧)一样,美德展示也会引发军备竞赛,竞相攀比令其变得越来越极端,当然,绝大部分人无法负担那些极端的形式,但他们可以将其作为代理展示手段,通过赞美、追随、资助、膜拜践行这些极端方式的僧侣和圣徒,可以在众人心目中营造一种自己和他们共享着同样价值与美德的印象。 美德展示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或夸大的,但无论它是否真实,都会推动舆论氛围的转变,被颂扬的美德成为新的评价标准,通过社会压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最终将其确立为社会规范。 从习惯性的循规蹈矩到自觉的善行义举,从群体强加的义务到个人的品德展示,从基于恐惧的顺服到主动的原则坚守,从功利性的泛灵信仰到非功利性的道德神崇拜,从不同文化孕育的多样习俗到基于一般原则的普遍伦理,从亲疏有别的部落主义到一视同仁的一般正义感,这一系列转变导致了人类道德体系的升级,变得更为普世化,这一体系(连同国家所维持的法律秩序)让文化各异的地方社区得以结成大型共同体。 普世化转变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从各大文明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希腊哲学的兴起于学者在各城邦间的流动,儒家学说形成的时间也与士人阶层开始周游列国相契合,基督教向普世宗教的转变正是基于散布于希腊罗马世界的犹太社区摆脱旧习俗的需要,这些犹太人都聚居于高流动性的大城市,并以流动性职业为生,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普世主义的再度兴起,与商业繁荣、城市扩张、印刷术,以及知识精英经由旅行、沙龙和通信所结成的交流网络(所谓[[Republic of Letters]])脱不了关系,当今西方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较量中,前者在大都市赢得了最多的支持者。 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一个容易观察到的例证,是文明地区残酷行为的普遍减少和慈善活动的普遍增加,早期国家极为盛行的人牲献祭和人殉,到古典时代已基本废止,肉刑也逐渐减少直至销声匿迹,各大宗教都倡导慈善义举,无论是否真心诚意,统治者们也都努力将自己装扮成普世道德的守护者,早期宗教中那些暴戾乖张的神灵逐渐被改造得面目和善。 然而,尽管有这些好处,普世主义往往会走过头,裹进一些不切实际乃至有害的想法;诚然,人类有着许多共同天性,这些共性让有着不同族群渊源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可能在一些基本道德原则上达成一致,进而基于这些原则发展出让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伦理与法律体系,或者将既已存在的体系变得相互兼容,假如普世主义的含义到此为止,那是可以成立的,并且恰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 但事实上它已被赋予了更多内涵,首先是性善论:人类天性是善良的,一些社会之所以陷于罪恶与黑暗之中,只是因为良心被无知所蒙蔽,所以,只要多一些教育,长一些见识,多一些理性与科学,去除一些蒙昧,让人类天性充分发展,那么个体良心就会自动汇集成公共之善,实现普遍正义。 其次是自然权利论:一些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与法律规则(包括上述自然权利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这两者都不是任何人类制度所创造的,而是依自然与人类的本性而自动确立,有些地方权利遭受践踏,道德原则被破坏,只是因为世间(不知何故)还有一些坏蛋恶棍、暴君、邪恶势力,以及善良人的无知与软弱,所以,只要除掉一些恶人,推翻几个暴君,增加一些理性,权利便可得到保护,正义即可得以伸张。 从以上两点,又顺理成章的推演出政治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体人类,无论源自哪个种族或民族,有着何种文化背景,身处何种社会,都拥有同样的善良天性,保有同样的天赋权利,认可并乐意遵守同样的基本规则,赞赏同样的普世价值,所以,只要给他们机会(这通常意味着只须解除殖民者或专制暴君的压制),都能建立起效果相似的法律与政治制度,来维护这些权利与规则。 这进而意味着,保护自然权利与普世规则的宪政与法律制度,是文化中性的,它们在一些国家首先建立,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在心理和文化上有何特殊之处,只不过各民族在走向人类终极命运的道路上有些快慢先后而已,所以,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大可听任其人口之种族与文化构成被任意替换,而不必担心现有制度会因此而被侵蚀垮塌。 这一切听上去很美好,却是完全错误的;孤立的看,人人都爱权利与自由,列出一份权利清单去问他们喜不喜欢,或许会听到异口同声一片亚克西,但一个人热爱自己的权利,并不等于他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在人类相互杀戮了几十万年之后,说他们突然变得如此善良,以至出于本性(而非制度约束)就愿意尊重他人权利了,这断难让人相信。 权利并非由天而降,而是从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均衡中浮现,并由一整套制度确立和保障(这一过程并未完结,新型权利仍在不断创生),其中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司法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但国家同时也是侵犯个人权利的最危险组织;如何建立一个足够强大,有能力抵御外敌,维持和平,执行法律的国家,同时又将其随时可能伸进私人生活的手牢牢捆住,并确保其巨大权力不落入独夫或帮派之手? 国家起源之后的数千年中,这问题始终未被解决,直到宪政在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得以建立;近代以来,钦羡或震惊于英美的成就,各国群起效仿,但在英语国家之外,复制成功者只是少数,有些仿制品在现实中达到了近似的效果,但并未证明能够自我维持,因为它们始终寄生于先由英国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一旦这一秩序瓦解,其宪政能否延续,至少是可疑的。 建立和维持宪政之所以困难,一是因为达成权力制衡结构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二是因为制衡结构必须长期存在才能成为各方的可靠预期,才能制度化为宪政,才能培养出温和保守、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以及珍视并积极捍卫这些传统的舆论氛围和公民美德——特别是在社会精英中间。 重要的是,这些作为宪政与法治之土壤的美德,与各大文明中普遍受推崇的那些美德十分不同,有些甚至在直觉上相互冲突;劫富济贫的佐罗,支持穷人赖账的法官,绕过司法程序惩治贪官的明君,在几乎所有文明中都广受赞誉,为平息民怨而插手地方事务破坏其自治权,动用强权的废除鄙俗陋习,不顾议事程序雷厉风行的推进受民众欢迎的改革,也同样备受称颂。 同情弱者,温和谦让,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痛恨贪腐,这些能直接带来可欲结果的一阶美德,是容易被理解和赞赏的,因而不难成为普世价值,然而推动和维护宪政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二阶美德,它们首先为良好的制度创造条件,然后由这些制度产生可欲结果,这一间接迂回的关系不容易凭常识得到理解或为直觉所接受,只有长期沉浸于孕育它们的特定文化传统之中,才能加以赞赏和珍视,并内化为信仰和价值观。 就算能帮穷人摆脱困苦,也不能支持他赖账,就算法官做出了被众人视为不公的裁决,也要支持司法独立,就算地方政府昏庸无能,也要支持地方自治,就算某本著作充斥着错误荒唐庸俗乏味的无稽之谈,也要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就算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未经州长请求也不能把军队开进灾区,就算你相信强迫制药厂低价卖药可以拯救大批病人,也要反对政府剥夺私人财产权,就算你认为阿米绪孩子受教育太少,也要支持宗教自由,也要反对政府将监护权从父母手中夺走…… 正因为需要这些远非普世的特殊美德,宪政体制并不是文化中性的,许多守护着美国人自由的美德——比如对持枪权的热爱与执着——,在美国以外很少得到同情,世人对宪政这棵果树结出的果实大流口水(在这一点上,普世主义确实没错),却常常对果树之根和它深植于其中的文化土壤懵然无知甚或嗤之以鼻,这样你就很难相信,他们仅仅依靠自己也同样能把果树种活养好。 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浪潮曾让许多人产生了世界大同即将到来的感觉,可不是嘛,跨越数万公里的远洋运输成本甚至已低于数十公里的陆地运送,高速互联网完全消除了通信的距离差异,来自千百个民族的数十亿人,有史以来首次真切体会到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全球社会中的感觉,呼吸着同一片自由空气,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谁会不喜欢?谁又肯放弃这样的美好? 也许不会放弃,但可能会丢失,与澳洲大陆隔绝之后的塔斯马尼亚人,逐渐丢失了几乎所有工具制作技能,那显然不是他们想要放弃的,他们只是不具备保有这些文化元素的条件,甚至有意识、有组织、真心诚意的努力维护也未必成功,高举《人权宣言》的法国革命政府很快变成了一部恐怖专政机器,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与权利的热情、真诚,其个人品格的廉正无私,都是毋庸置疑的,罗伯斯庇尔在年轻时还为坚守反对死刑原则而辞去了刑事法庭法官的职务,可是在掌握权力之后,实现美好理想的努力一步步发展成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杀,短短一年内将四万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当今全球市场的运行,端赖于美国霸权所保障的世界和平秩序,只有宪政国家才会将霸权用于支持市场秩序,而非用于掠夺和征服,然而也正因此,世人常常无视或遗忘这一基础的存在,因为掠夺征服是看得见的,对市场秩序的基础性支持则不容易看见,而且越是可靠就越不容易被看见,或许只有当这一支持被撤回时,人们才会在一片惊恐中恍然大悟,就好比静静躺在大洋深处的海底光缆,只有当它断掉时才会引起世人注意。  
《群居的艺术》序

两年前,在一次因我的上一本书出版而安排的访谈中,我曾擅自为哲学家指派了一个任务——描绘一幅世界图景。之所以会冒出这个念头,是因为我逐渐发现,缺乏这样一幅图景已对我构成了障碍,让我难以深入细致的谈论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情;特别是当你的假想听众为数众多时,脱离一幅可供方便参考的世界图景,要说清楚一件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麻烦了。

常有人说,哲学家的工作是思考最基本的问题,或者(听上去更吓人的)所谓终极问题;那些基本问题当然是重要的,甚至重要到值得你花上一辈子去思考,但执着于基本问题的倾向有时也会将人引入歧途,它带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探索就是一个寻宝游戏,那把(或少数几把)可用来解开我们全部困惑的金钥匙,就藏在某个幽深角(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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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一次因我的上一本书出版而安排的访谈中,我曾擅自为哲学家指派了一个任务——描绘一幅世界图景。之所以会冒出这个念头,是因为我逐渐发现,缺乏这样一幅图景已对我构成了障碍,让我难以深入细致的谈论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情;特别是当你的假想听众为数众多时,脱离一幅可供方便参考的世界图景,要说清楚一件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麻烦了。 常有人说,哲学家的工作是思考最基本的问题,或者(听上去更吓人的)所谓终极问题;那些基本问题当然是重要的,甚至重要到值得你花上一辈子去思考,但执着于基本问题的倾向有时也会将人引入歧途,它带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探索就是一个寻宝游戏,那把(或少数几把)可用来解开我们全部困惑的金钥匙,就藏在某个幽深角落里,一旦找到它们,以往困扰我们的种种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事实上,许多被哲学话题所吸引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以为自己能找到这把钥匙。 这一倾向也让人们热衷于作各种单链条的追问:人和动物究竟有何不同?人有语言,动物没有。为何人类会说话?人类大脑新皮层上有个语言区,那里运行着心智的语言模块。这个模块怎么来的?FOXP2,这个基因的新版本让那个脑区升级成了语言模块。Eureka!原来人之为人的奥秘就隐藏在FOXP2里! 人为何有自由意志?因为我们的选择是不可预知的。为何不可预知?因为运行我们心智的神经系统,有着物理上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又是哪儿来的?来自神经工作中的量子效应。Duang!量子神经学挽救了我们的自由意志! 欧洲人为何能如此轻易征服美洲?因为欧洲入侵者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他们的技术优势哪儿来的?因为欧亚旧大陆文明远比美洲发达。那又是为什么?因为欧亚大陆的地区间多样性更高,交流互动更多,所以文化进化更快。为何欧亚文化更丰富多样?因为欧亚大陆是横的,有着辽阔而畅通的宜农宜牧温带区,而美洲大陆是竖的。Bingo!一个历史大难题就这么简洁漂亮的解决了! 这些单链条的追问和探索当然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至少让我们注意到了FOXP2在语言机能中扮演的角色,对神经过程的物理基础也有了更多了解,也提醒我们关注地理条件对文明发展的影响,然而对于最初的问题,它们并未构成有效的解答,因为现实世界并非像弹球游戏或多米诺骨牌那样,由一根根独立的线状因果链组成,而是一张张因果网络。 每当你沿着线状追问链条往前跨出一步,就抛掉了许多相关因素,而专注于你挑中的那个,这样的探索可能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局部认识,却不能产生一幅完整的图景,对改善探索者个人的已有图景也毫无助益,甚至更糟糕,过分高估自己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常常将一个人在现实事务上的判断力拉低到不可救药的水平,“有些话荒唐得只有哲学家才说得出来”——这绝不仅仅是句笑话。 专业研究可以成为学者据以安身立命的事业,它们本身也可能充满乐趣,但作为俗人的我们,若要从这些探索、洞见和知识中获益,借此更好的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则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完整图景之中,为此我们需要考虑:当我打算接纳一个听上去不错的见解——大至一套理论,小至一个概念或一个数字——时,那对我当前已持有的世界图景将意味着什么。 是稀松平常波澜不惊,还是会引发一场大地震?是照亮了一个此前朦胧晦暗的小角落,还是豁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是解除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还是动摇了你向来以为坚固牢靠的信念?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保持适度的警惕和敏锐,我们才可能在听取各种不断涌来的新观念时,对自己的世界图景作适当调整,或将其安放到适宜位置,而不是像观赏科幻电影时那样无动于衷,超然事外,或者更糟:在对如何建立新图景尚无头绪之际,过于急切的抛弃常识,拥抱革命。 描绘一幅世界图景,这听起来是件令人生畏的任务,然而在我看来,拒绝它并不是一种谦逊,而只是心智上的顽固或懒惰,因为我们既然能够作为一种波普式造物(Popperian Creatures)而存在并行动于这个世界之中,就必定已经各自拥有了一幅属于自己的图景——无论多么粗略、模糊和残缺——,只是通常人们都懒得加以审视和表述,或者不愿将其袒露在阳光下,接受理性的批判。 所以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在这一点上过于懒惰而已,当然,这也可以视为一个借口,用来回答对我写作方式的一种常见批评:你竟然可以毫无羞耻的跨越如此多学科,谈论如此庞杂广泛的话题,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你的专业,如果只是转述或科普也就算了,竟然还处处夹带自己的私货,却没有做过任何实证研究,请问这么厚的脸皮是怎么磨出来的? 自从为自己戴上“哲学家”这顶安全帽之后,我就有能力抵御这种抨击了:和俗人一样,哲学家历来享有无视专业边界和免于实证研究的特权,一个领域一旦专业化之后,便大可以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人人都有且必须有一个世界图景,哲学家只是在维护这一图景上特别勤快一点,时时审查和调整它,以便容纳和组织不断涌入的新经验,并且愿意多花些功夫将它描绘出来,与人分享。 在这么做时,我会尽可能多的参考相关专业的见解,但如果这些见解无法让我满意,或者它们处于我的阅读视野之外,我就会尝试用“估摸起来大概是那样”的私货将缺口补上,这是无奈之举,就好比一部古装片的导演,无论多么苛求历史真实性,也总不能因为对某个时代某类人物的典型服饰应是何种样子尚不存在专业见解,就让这个角色光着身子吧? 世界很大,可以从不同侧面去描绘它,而我选择将注意力放在人类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与社会上;这项工作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完成,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曾试图勾勒人性与文化的某些局部,在本书中,我将焦点集中在社会结构上,并努力阐明,在我心目中,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大型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是哪些元素在维系着它。   辉格 2017年5月  
《群居的艺术》目录

两周前刚交出修订后的书稿,估计下月初可以印出来。

群居的艺术.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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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刚交出修订后的书稿,估计下月初可以印出来。 群居的艺术.目录
揭幕战

美利坚治世终结之后的这个动荡年代的揭幕战,大概会从土耳其开打吧,其他几个地方从人口结构看不太像,问题是跟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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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治世终结之后的这个动荡年代的揭幕战,大概会从土耳其开打吧,其他几个地方从人口结构看不太像,问题是跟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2016

说说川普吧。平时懒得说这些事情,过年集中说几句。

先说好的。

【亮点】

从已报道的人事安排看,川普的国内政策看起来不错,至少会比希拉里好很多,特别是教育部、劳工部、环保局、卫生部的人选,是其中几大亮点。

从这些人选,加上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有几项前景比较肯定:

1)联邦最低工资不会提高,大好事;

2)势头正盛的特许学校不会受阻挠;

3)暖球党在联邦政府内将全面失势,气候与环境相关的管制会有松动,甚至许多预算和职位会被取消;

4)页岩革命的势头将不会在联邦层面受阻挠,此事的国际后果比国内后果意义更大;

【医保】

川普说要废Obamacare,但具体怎么弄不太明确,不过他挑了个重量级共和党国会大佬掌管卫生部,此人有医生背景,且此前在医保案上投入很多,提了个替代方案,貌似这事情会是川普的一个政策重点。

废Obamacare自然是好事,不过替代方案会怎么样很难说,推不推得动也大为可疑。

医保是个大坑,消耗政治资源极多,收获却很渺茫,弄不好的话,川普的势头和共和党团结很可能都被它拖垮。

【移民】

边境控制会加强,难民配额会减少甚至取消,这是好事。

不过,对于造成问题的拉丁移民,移民动力比司法控制的影响重要得多,而实际上,拉丁移民的动力近些年正在削弱,所以这件事情上川普其实没有多大发挥余地。

同时,他可能去削减技术移民,那是坏事,而且不像非法移民难控制,削减合法移民配额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两类移民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机制,限制后一类属于自残。

【大法官】

稍乐观,川普提名的大法官肯定比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好,但也不必期望太高,我稍稍乐观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事情不太感兴趣,所以会听从共和党主流意见。

【金融管制】

相比环境方面的管制,金融管制的后果严重的多,比如Sarbanes-OxleyDodd-Frank,但从川普的民粹倾向和他对待企业的态度看,不太能指望他在放松金融管制方面有多大作为。

【政治正确】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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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川普吧。平时懒得说这些事情,过年集中说几句。 先说好的。 【亮点】 从已报道的人事安排看,川普的国内政策看起来不错,至少会比希拉里好很多,特别是教育部、劳工部、环保局、卫生部的人选,是其中几大亮点。 从这些人选,加上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有几项前景比较肯定: 1)联邦最低工资不会提高,大好事; 2)势头正盛的特许学校不会受阻挠; 3)暖球党在联邦政府内将全面失势,气候与环境相关的管制会有松动,甚至许多预算和职位会被取消; 4)页岩革命的势头将不会在联邦层面受阻挠,此事的国际后果比国内后果意义更大; 【医保】 川普说要废[[Obamacare]],但具体怎么弄不太明确,不过他挑了个重量级共和党国会大佬掌管卫生部,此人有医生背景,且此前在医保案上投入很多,提了个替代方案,貌似这事情会是川普的一个政策重点。 废Obamacare自然是好事,不过替代方案会怎么样很难说,推不推得动也大为可疑。 医保是个大坑,消耗政治资源极多,收获却很渺茫,弄不好的话,川普的势头和共和党团结很可能都被它拖垮。 【移民】 边境控制会加强,难民配额会减少甚至取消,这是好事。 不过,对于造成问题的拉丁移民,移民动力比司法控制的影响重要得多,而实际上,拉丁移民的动力近些年正在削弱,所以这件事情上川普其实没有多大发挥余地。 同时,他可能去削减技术移民,那是坏事,而且不像非法移民难控制,削减合法移民配额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两类移民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机制,限制后一类属于自残。 【大法官】 稍乐观,川普提名的大法官肯定比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好,但也不必期望太高,我稍稍乐观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事情不太感兴趣,所以会听从共和党主流意见。 【金融管制】 相比环境方面的管制,金融管制的后果严重的多,比如Sarbanes-OxleyDodd-Frank,但从川普的民粹倾向和他对待企业的态度看,不太能指望他在放松金融管制方面有多大作为。 【政治正确】 川普带来的最好前景可能是政治正确紧箍咒的打破,许多人们敢怒不敢言的烂事将得到遏制,一些蒙尘已久的常识正义得以恢复,西方传统价值观有机会再次扬眉吐气。   再说坏的。 【宪政传统】 川普不是个尊重宪法和宪政传统的人,远远不是,在这一点上,除罗斯福外,我想不出比他表现更差的美国总统,其他政客藐视宪法还会偷偷摸摸遮遮掩掩,他连遮掩都不会,这是他最令我反感的地方。 我曾反复说过,宪法≠《宪法》,复制宪法文本、议事程序、政府结构很容易,但达致宪政均衡却很难,既有的均衡依靠参与各方对传统的尊重以及对违背传统之后果的预期。均衡一旦打破很难恢复,川普很可能是个破坏者。 以候选人身份公然威胁媒体,勒令制造企业回迁,暗示不接受选举结果……,有些恶劣做法(第三项尤其恶劣)虽不会有短期后果,但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原来这么没下限的事情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啊? 【经济政策】 川普人选中最烂的一个就是[[Peter Navarro]],此人要么是蠢蛋,要么是哗众取宠的投机分子,对Navarro的青睐最清楚的展示了川普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力。 【基础设施建设】 蠢。暴露了骨子里的国家干预主义。 【跨国公司】 现在还不清楚川普会如何拿跨国公司下手,如果贸易保护法案通不过或者不起作用,会不会从其他方面下阴招?比如海外利润,避税问题,EB5配额,其他管制陷阱?如果川普果真把制造业回归当成重点,跨国公司估计没好日子过。 【贸易保护】 从专门为Navarro设立新机构(National Trade Council)这个动作看,川普的保护主义看来不会是空话了。 废[[NAFTA]]的后果之一将是正在退潮的墨西哥移民猛增,这我之前说过。 假如贸易保护是专门用来打击中国的,那倒还说得过去,但必须明白这是为打击中国而付出的代价,不是收益,判断他是否明白这一点,可以看他是否为此而从其他方面寻求弥补,比如向盟友和潜在盟友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川普对待TPP的态度看,不太可能。 乐观点是,国会大概不会同意将关税提至两位数,大概也不会废NAFTA和WTO,而川普能做的主要是停止推动更多自由贸易协定,在行政分支的权限内展开贸易战,设置一个个双边壁垒,推动贸易相关的管制,果若如此,其伤害将小于Smoot-Hawley法案。 【西方联盟】 川普可能做出的最坏事情将在外交方面,具体说就是:挫伤盟友,毁掉联盟。 美国总统在内政上推动能力有限,尤其是那些利益牵扯广泛的事情(比如税收、医保和最低工资),但在国际事务上行动能力要强得多,而这恰恰是川普最危险的地方。 打击中国,强挺以色列,踢开联合国,这些都很好,问题是,毁掉西方联盟这一件事,足以抵消其他全部好处百倍不止。 停掉TPP的前景已经挫伤了不少亚太盟友,未来假如在南海问题上甩手,西方联盟的这条腿就折了。 从川普对待普京的态度看,他很可能抛弃东欧和GUAM的盟友(后者实际上已经破裂了)。 最重要也最令人痛惜的被挫伤者或许将是英国,本来,英国退欧是强化盎格鲁联盟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世界秩序的一次良机,但川普极可能毁掉这个机会,在这一点上他比希拉里更指望不上。 【总结】 从截止目前的表现看,川普将带来许多好东西,但不幸的是,他在最重要问题上极可能犯的错误,将让这些好处全部黯然失色。 当然,也可能我看错了,他或许不会犯下我所预料的错误,他过去的姿态或许只是一种姿态,果若如此,将是美国之幸,文明之幸。 所以我在此设定一个开关:假如未来的进展证明他的贸易保护政策仅仅用来打击文明的敌人,假如他积极拥抱退欧后的英国,不抛弃盟友,不牺牲其利益,不将他们推向敌人怀抱,我会立即黑转粉,并满心喜悦的承认自己看错了。  
[译文]摘下德国的小绿帽看看

Looking Under Germany’s “Green” Hood
摘下德国的“小绿帽”看看

作者:Jamie Horgan @ 2016-05-27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babyface_claire (@许你疯不许你傻)
来源:The American Interest,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6/05/27/looking-under-germanys-green-hood/

Germany has tripled its renewable power produc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But how green is its energiewende, really?
过去十年间,德国可再生能源生产增加了三倍。但是,德国的“能源转型”(energiewende)到底有多绿色?

There’s no denying that the energiewende—Germany’s much ballyhooed and supposedly green energy transition—has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in recent years, but whether the country (and the environment) is better off for it requires a closer examination. Let’s start with the good news and focus on the extraordinary growth of renewable energy in Germany over the past decade.

毫无疑问,“能源转型”——德国大肆宣扬的所谓绿色环保的能源转变计划——在过去数年间达成了很多目标,但该国(及其环境)是否因此而变好了,则需要更细致的考察。我们首先来看看好消息,关注一下过去十年间德国可再生能源的非凡增长。

According to data compiled in a recent briefing by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e]lectricity generated from renewable sources has tripled in Germany over the past 10 years.” Most of that added capacity has come from new wind and solar farms (a direct result of energiewende policies) and Berlin hopes to rely on renewables for more than four-fifths of its power by 2050—a remarkably ambitious goal.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最近发布的一份简报上搜集的数据,“过去十年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了三倍。”这种新增发电能力大部分来自于新建的风力发电厂和太阳能发电厂(这正是“能源转换”政策的直接成果),而且柏林还期望到2050年时其电力需求的五分之四能够依赖可再生能源——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目标。

But as much of a reach as that mid-century target appears to be, what Germany has already accomplished is nothing short of striking. Most of the time when we hear about the growth of renewables(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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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Under Germany’s “Green” Hood 摘下德国的“小绿帽”看看 作者:Jamie Horgan @ 2016-05-27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babyface_claire (@许你疯不许你傻) 来源:The American Interest,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6/05/27/looking-under-germanys-green-hood/ Germany has tripled its renewable power produc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But how green is its energiewende, really? 过去十年间,德国可再生能源生产增加了三倍。但是,德国的“能源转型”(energiewende)到底有多绿色? There’s no denying that the energiewende—Germany’s much ballyhooed and supposedly green energy transition—has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in recent years, but whether the country (and the environment) is better off for it requires a closer examination. Let’s start with the good news and focus on the extraordinary growth of renewable energy in Germany over the past decade. 毫无疑问,“能源转型”——德国大肆宣扬的所谓绿色环保的能源转变计划——在过去数年间达成了很多目标,但该国(及其环境)是否因此而变好了,则需要更细致的考察。我们首先来看看好消息,关注一下过去十年间德国可再生能源的非凡增长。 According to data compiled in a recent briefing by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e]lectricity generated from renewable sources has tripled in Germany over the past 10 years.” Most of that added capacity has come from new wind and solar farms (a direct result of energiewende policies) and Berlin hopes to rely on renewables for more than four-fifths of its power by 2050—a remarkably ambitious goal.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最近发布的一份简报上搜集的数据,“过去十年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了三倍。”这种新增发电能力大部分来自于新建的风力发电厂和太阳能发电厂(这正是“能源转换”政策的直接成果),而且柏林还期望到2050年时其电力需求的五分之四能够依赖可再生能源——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目标。 But as much of a reach as that mid-century target appears to be, what Germany has already accomplished is nothing short of striking. Most of the time when we hear about the growth of renewables, the numbers only look impressive when you discuss them in terms of growth, and tend to pale in significance when you place them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an energy mix. 虽然这个截至本世纪中叶的目标看起来很宏伟,但德国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十分夺目的。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听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时,只有在当你讨论增长时数字才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把这些数字放到能源结构这一更大的背景中去,它的重要性往往就会相形见绌。 For example, there have been plenty of headlines recently about the stellar year renewables ha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5, with wind and solar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41 and 26 percent of new electricity generation capacity. But looking under the hood, we find that after all of that growth,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till account for just 7 percent of our nation’s overall power generation (wind is at 4.7 percent while solar produces a measly 0.6 percent), a pittance next to real green workhorses like nuclear power (20 percent) or natural gas (33 percent). 比方说,我们已经在报纸上看过很多头条文章,谈论2015年是美国可再生能源的闪亮年份——风能和太阳能分别占到新增发电能力的41%和26%。但是揭开帽子一看,我们就会发现,在经历所有这些增长之后,可再生能源在全国发电总量中仍然只占有7%(风力发电占4.7%,而太阳能发电更是只有可怜的0.6%),与真正的绿色老马如核电(20%)或天然气(33%)相比差距甚远。 However in Germany, renewables contributed to a whopping 31 percent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2015, and on particularly windy or sunny days that number spiked much higher. Environmentali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jumping up and down, pointing at this progress as evidence that renewables’ day has finally come. Still, most other countries aren’t exactly chomping at the bit to replicate energiewende strategies. Why is that? 但是在德国,可再生能源为2015年发电量贡献了31%,占比非常之高。而且,赶上风特别大或光照特别充足的日子,这个数字还能爬得更高。全球的环保主义者都手舞足蹈,认为这种变化正是可再生能源全盛之日终于来临的证据。然而,大部分其他国家却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要复制“能源转型”这一战略。原因何在? The growth of renewables didn’t occur because of market forces—wind and solar aren’t out-competing fossil fuels on price. Rather, Berlin had to subsidize their growth through the use of feed-in tariffs, which essentially guaranteed wind and solar producers privileged grid access and long-term, above-market rates for their power. The costs of these feed-in tariffs have been passed along to German consumers in the form of a green surcharge on their electricity bills. 因为,可再生能源的增加并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风力和太阳能并不是通过价格优势而战胜化石燃料的。为了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柏林必须通过强制价回购政策(feed-in tariffs)对其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政策实质上为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提供了入网特权,并且让他们能在很长时间内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售电。这类强制价回购政策的成本被转嫁到德国消费者身上,他们的电费账单上因此增加了一种绿色附加费。 You don’t have to be a beltway insider to see how politically poisonous a policy predicated on higher power bills might be to leaders looking at their own energy mixe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At a time when oil and gas markets are fairly flooded with supplies and prices are correspondingly low, it’s an even harder sell for policymakers: “never mind that cheap (and relatively clean burning) natural gas. Here, have some expensive wind power.”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领导人来说,面对他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这种只能由更高的电费账单才能维持的政策在政治上将会多么有害,你无需是个官场老手也能想明白。特别是,现在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供给泛滥,因此价格相应很低,要说服政策制定者接受上述政策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别理那些便宜(且相对而言更能清洁燃烧的)天然气了。来,用用更贵的风力发电。” These aren’t nominal price hikes, either. Feed-in tariffs double the average German household’s power bill, and according to the EIA, they’re spiraling up: 而且,这并非名义物价上涨。强制价回购政策使得德国家庭的平均电费上涨了一倍。根据EIA,目前它还在螺旋上升:
[O]ne surcharge for renewable electricity increased from 8.8% of the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price in 2010 to 17% in 2013…In 2014, the average sales-weighted retail price for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in Germany was about 35 cents/kWh, while the average residential retail pr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bout 13 cents/kWh. Along with Denmark, Germany has among the highest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prices in Europe. “民用电价格中因可再生能源而产生的一项附加费从2010年的8.8%上涨到2013年的17%……2014年,德国的民用电零售价格依销售额加权平均后为35美分/千瓦时,而美国的民用电平均零售价约为13美分/千瓦时。在民用电价格方面,德国与丹麦同居全欧之首。”
Cheap energy is foundational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expensive electricity can be seen as a regressive tax on poorer households. Upper class homes might not notice their power bill doubling as a result of green surcharges because it makes up a much smaller slice of their monthly budget, but for working class families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paying off that eco-premium can be devastating. 廉价能源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昂贵的电费则可以被看作是加于贫困家庭身上的一种累退税。电费账单因为绿色附加费而上涨一倍,这一点上层阶级家庭可能不会注意到,因为电费在他们的每月开支中只占到很小一部分,但对于工人阶级家庭而言,持续支付这种生态附加费的累积后果则非常大。 And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ergiewende‘s problems. Wind and solar power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intermittent energy sources, meaning they can only supply the grid when the wind is blowing or the sun is shining. That’s a big problem for grid operators, because above all else, society needs its electricity supply to be dependable. 而这在“能源转型”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还只是个开头。就其性质而言,风能和太阳能都只是间歇性的能量来源,只有刮风或出太阳的时候才能给电网供电。这对电网运营企业来说是个大麻烦,因为社会需要其电力供应稳定可靠,这一点至关重要。 Moreover, wind and solar farms tend to be much smaller and more numerous than coal- or gas-fired power plants or nuclear reactors (more on those later).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se renewables and their more distributed siting pattern both pose big challenges to grids, and Germany hasn’t updated its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systems at the same pace as it has incentivize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nergy. 另外,相较于燃煤或燃气发电厂或者核电站(下文再详述),风力发电厂和太阳能发电厂一般都更小、更多。这些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不稳定,以及更为分散的选址,都对输电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德国虽然一直在刺激绿色能源发展,但并没有同步更新其电力输送网络。 As you might expect, that’s proving problematic. As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any new energy project, NIMBY-ism reared its head. Local German communities vigorously proteste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that would have brought power from offshore wind farms in the Baltic and North Seas southward. 不难预料,这必定是个麻烦事。跟几乎任何新建能源项目都会遭遇的一样,邻避一族首先出来阻扰。为了将电力从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海边的离岸风力发电厂往南输送,需要修建高压输电线,而这在德国遭到了各地方社区的猛烈抵制。 Grid problems extend beyond the country’s borders to Germany’s neighbors, too. The Czech Republic and Poland have had to spe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o protect their own grids from surging German power on those especially sunny and breezy days. As the Czech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EU, Martin Povejšil, put it last summer, “if there is a strong blow of the wind in the North, we get it, we have the blackout.” 电网问题还越过国界,影响到了德国的邻国。为了保护各自的电网抵御大风或烈日天气里来自德国的电压突增问题,捷克共和国和波兰都已经花费了数亿美元。捷克驻欧盟的常任代表Martin Povejšil去年夏天就说:“如果北欧刮大风,我们有体会,我们会停电。” As Germany’s energiewende leads it down that road to 80+ percent renewables, these intermittency issues will become even more extreme. To get an idea of just how unreliable the German power supply has become, intraday energy trading in the German power market is now too volatile for humans to keep up, so traders have to rely on algorithms to do their jobs for them. 随着德国的“能源转型”政策朝着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80%以上的目标一路进发,上述因发电间歇而导致的问题将会愈演愈烈。为了了解一下德国的电力供应已经变得多不稳定,我们可以看个例子。德国电力市场的当日能源交易波动之大,单凭人脑已经无法跟踪,所以交易员们只能依靠计算机算法来做事。 But wait! There’s more. In some bizarre twist of tortured green logic, Germany’s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also included the shuttering of the country’s only source of baseload (read: consistent) source of zero-emissions power: its fleet of nuclear reactors. This move was hastened by the 2011 Fukushima disast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Germany, unlike Japan, straddles no tectonic boundary and therefore faces none of the sam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at the island nation does. 等一下!这还没完。在扭曲的绿色逻辑的古怪推理之下,德国的“清洁”能源转型还包括关闭该国唯一的零排放基载(即稳定可靠)电力来源——核反应堆机组。因2011年福岛事件爆发,这一举动得以加速,尽管德国跟日本不同,并不位于任何地质构造边界之上,因此也并不面临日本这一岛国所面临的任何类似环境挑战。 Whether you ascribe Berlin’s decision to snub nuclear power to fear or base political pandering to clueless environmentalists that have long held an anti-nuclear bias, the end result has been a loss of clean power, and most of that lost capacity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dirtiest fossil fuel around, coal—and not just any coal, but one of the dirtiest varieties of the sooty rock called lignite. 不管你认为柏林作出停止核能发电的决策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对愚蠢的环保主义者(他们从来都在偏执地反对核能)的可耻政治迎合,最终结果都很明白,那就是清洁电力变少了,而损失的发电量绝大多数又是由各种化石燃料中最脏的一种来填补的,那就是煤——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煤,而是这类乌黑矿石中最脏的一种,叫做褐煤。 Coal accounted for a plurality of Germany’s power production last year, a whole 44 percent of it, and until researchers discover a technological fix for the intermittency of wind and solar power, there’s not a great deal renewables can do to encroach on Old King Coal’s fiefdom. 煤炭在德国去年的电力生产中占比最高,总共达到44%。而且,除非研究者找到了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间歇性问题的技术解决办法,否则可再生能源要想蚕食“煤炭老国王”的领地,恐怕将无处下手。 energiewendeIf Germany was really serious about working towards a clean energy mix, they’d be spending less on propping up today’s generation of renewables and more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wind turbines, solar panels, and energy storage options that could allow those green energy sources to compete with fossil fuels on their own merit. 如果德国确实真的想要塑造出一个清洁能源结构,他们就应该少在扶持这一代可再生能源发电上花钱,多在研究开发下一代风轮机、太阳能电池板和储能设备等方面花钱,以便这些绿色能源能够凭自身的长处和化石能源进行竞争。 If Germany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acting as an eco-friendly exampl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would be embracing nuclear power (and investing i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nuclear technologies) with both arms, rather than shunning it in favor of lignite coal. 如果德国确实真的有心想要为世界其他地方做一个生态友好的典范,它就应该张开手臂拥抱核能(并在下一代核技术上增加投资),而不是有意回避核能,偏向褐煤。 Berlin hoped to set an example for the world with its energiewende, and there’s no denying that it has done just that—ten years ago, most would have scoffed at the notion that Germany could grow its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as quickly as it has. However the German example isn’t a positive one, but rather a cautionary tale to world leaders of what can happen when you let environmentalist biases guide strategic energy planning. 柏林意图将“能源转型”政策树立为全世界的典范,而且无可置辩实现了这一目的——十年前,如果有人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速度会有实际这么快,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但是,德国的样本并不是正面的。对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来说,它更像是一则警示寓言,提醒他们一旦让环保主义偏见主导战略性能源规划会有什么后果。 We can applaud the motivations of the energiewende—creating a sustainable energy mix is going to be a top priority not just for Germany but for our species over the coming decades—while still criticizing the tools it has tried to use to accomplish that goal. Regrettably, for all the impressive (and costly) progress Germany has made growing its renewable energy sector, it hasn’t seriously committed itself to the pursuit of an actually sustainable energiewende, hype be damned. 我们赞赏“能源转型”政策的动机。在未来数十年内,创建一个可持续的能源结构不但将是德国,而且将是整个人类种族的头等大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批评德国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尽管德国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取得了引人注目(且昂贵的)长足增长,但遗憾的是,德国并没有认真地致力于追求一个真正可持续的“能源转型”,该死的炒作!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沐猿而冠·第2章·男女·导言

作为有性繁殖生物,两性关系自然对人类有着头等重要性;和其他有性生物一样,过去的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ies)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它在我们的身体、心理和文化上都留下了深刻烙印,许多习俗和制度元素也都是实施这些策略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且富有启发却往往被忽视的事实。

用生物学眼光看,这种烙印比比皆是:睾丸重量显示男性间的精子战争曾相当激烈,永久性乳房则显示男性也曾有机会挑剔配偶,发情期和性肿胀的消失表明,我们祖先迫切需要某种机制将夫妻天天栓在一起,大量分布的性敏感区似乎也是为了配合这一需要,其尺寸在灵长类中傲视群雄的阴茎,或许暗示了男性在求偶中曾广泛使用强迫手段的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时,性策略的痕迹同样明显:我们有许多发达的第二性征,也努力装扮自己以求吸引异性,同时却又用衣物遮掩最具性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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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性繁殖生物,两性关系自然对人类有着头等重要性;和其他有性生物一样,过去的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ies)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它在我们的身体、心理和文化上都留下了深刻烙印,许多习俗和制度元素也都是实施这些策略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且富有启发却往往被忽视的事实。 用生物学眼光看,这种烙印比比皆是:睾丸重量显示男性间的精子战争曾相当激烈,永久性乳房则显示男性也曾有机会挑剔配偶,发情期和性肿胀的消失表明,我们祖先迫切需要某种机制将夫妻天天栓在一起,大量分布的性敏感区似乎也是为了配合这一需要,其尺寸在灵长类中傲视群雄的阴茎,或许暗示了男性在求偶中曾广泛使用强迫手段的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时,性策略的痕迹同样明显:我们有许多发达的第二性征,也努力装扮自己以求吸引异性,同时却又用衣物遮掩最具性刺激的部位,如此构造了一个精心调控收放自如的信号系统,因为我们的性魅力是定向投送的,适当遮掩才能避免在错误时机向错误对象发送性信号,那会带来严重后果,这表明我们对配偶相当挑剔,也会因交配而承担巨大责任。 这一可调控信号机制,将我们的性魅力表达与感知能力塑造得极为精妙,创造出了从最大胆奔放到最含蓄微妙的种种性吸引和性暗示方式,这些元素也渗透进了服饰、语言、戏曲、文学等等创造物中,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创作。 人类性心理中另一些机制则更为特别,女性对配偶出轨的细微线索异常敏感,也对任何潜在对手在配偶面前的出现表现得十分警惕,而且忍不住会对其竞争实力进行评估,并与自己做一番比较;男性的敏感点不太一样,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只要有适龄女性出现,就会表现得更要强好斗争胜;这些特性,都和我们的觅偶策略与婚配模式有关。 抚养孩子的需要,迫使我们建立固定配偶关系,但同时我们的性策略又相当机会主义,并不那么专一,所以在觅偶过程中,两性都需要以某种方式让对方相信自己的承诺,男性用一种看起来高度非理性的颠狂状态来证明其难以自拔的迷恋和不顾一切的许诺,女性则用羞怯和矜持来证明其贞洁和自爱。 雄性历来倾向于广种薄收的数量策略,但人类婴儿的脆弱性和沉重抚养负担却迫使男性经营长期关系,他们为此作出了巨大投入,实际上,这是促使男性辛勤劳作和在社会竞技场的拼搏奋斗的主要动机,对于这样的巨额投资,他们自然会寻求某种保障来控制亲子关系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反过来,女性也会寻求一种机制来确保男性履行其持续投入于长期关系的承诺。 这场博弈的结果是一整套婚姻契约和与之配合的性伦理规范,要求双方忠诚守诺;然而,此类规范赋予两性的责任是不对称的,一方面要求女性贞洁专一,同时却往往容许男性寻求更多性伙伴,只要不影响他们继续履行对已有婚姻的责任,在基督教文明主导世界之前,多数社会的性伦理都正式接受多妻关系。 但这又明显不同于狮子或海豹那样的多偶关系,而是一种允许男性在确保履行既有责任的前提下,按其资源能力决定配偶数量的弹性多妻制,这一安排或许是因为,人类若要成功狩猎,并在相邻群体的争斗中取胜,必须依靠团队合作,因而不能接受海豹那样的赢家通吃局面,而必须在合作团伙内分享性资源,但分享比例不必是均等的,可以随个体在团队内地位而异。 这一局面将雄性间古老的配偶竞争引向了全新方向,尽管人类男性也会像雄孔雀那样展示优良禀赋,或像公鸡那样一对一搏斗,但更多采用的是组织化竞争手段(正如他们在狩猎和战争中所做的),其中最古老也最普遍的,是父系家族组织,从凭借对共同祖先的个人记忆而维系的小型家族,到依靠符号、仪式和神话而维系的氏族、宗族、部落等更大规模血缘组织,组织化竞争推动着社会结构和制度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 由于父系家族常与外婚制([[exogamy]])相搭配,因而通婚关系往往成为不同父系群体之间建立合作联盟的基础,而适当选择通婚对象,也是个人、家族和部落经营其合作网络以扩大自身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长期持续的通婚关系,既是超越父系家族之上的更高层政治共同体得以维系的纽带,也是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共同文化的重要途径。 一旦通婚有了这样的功能,族内的待嫁女性以及她们的禀赋和声誉,便成了家族经营其政治实力的宝贵资源,因而具有了家族公共资产的性质,这便为家族(尤其是从家族势力中获益较多的上层人物)严格执行其性规范以维护家族声誉提供了强大激励;不难发现,越是宗族组织发达、宗族间竞争激烈的地方,对贞节牌坊的需求和惩罚越轨者的冲动便越是强烈。 通婚在维系合作纽带和建立共同文化上的作用,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并不同步,每个层次上的跨群体合作与文化融合,总是首先在这些群体的上层人物之间发生,而下层大众的通婚和交往范围都更为局限,结果是,任何一个多层次大型共同体的任一层次上,无论在语言、知识、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上,都会出现上层融合而下层分异的情况。 婚姻的上述社会性功能,也促使父母们强化了对子女婚姻的控制,导致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广为流行:童婚、攀附婚、买卖婚、政治婚,等等;此时,一桩婚姻的缔结不再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关系的全面整合,相应的,离婚将是这一关系网的一次大撕裂;如此一来,青年男女便逐渐丧失了恋爱婚姻自由,并被束缚在日益严苛的性伦理之中。 直到近代(西方更早些)以来,家族的社会结构功能逐渐被教会、学校、企业、社团、政府等其他组织所取代,社会变得更富流动性,个人才得以从那张严丝合缝、笼罩一切的伦理之网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和自主,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才与公共生活隔离开来,成为闲人莫入的私属领地,一个避风港。